哲學以愛智為第一義
    ——王煜《東西方文哲劄記》序
    作者：張新民（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院長）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9月3日
    
     
    
    與王煜教授交往已近二十年。記得最初的見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盛夏，在呼和浩特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王煜先生發表了梁漱溟是新佛家的演講，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我因為長期關注梁先生在現代新儒學思潮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仰慕他傳統士大夫式的生命氣質與人格風範，以為儒佛之間的取舍認同，實構成了他一生思想言說及行為操履之兩大麵相，感到白天的討論尚未盡意，遂於當晚約請華中師範大學的張三夕教授，共同到他的下榻處聚晤，繼續縱論海內外哲學研究的最新發展動態，涉及不少趣人趣事，無論褒貶與奪均直言不諱，夜闌人靜方始散去。會議結束後大家自然各奔東西，緣聚緣散從來都是人生常情。出乎預料的是未及兩月，王煜教授又從香港轉道 築垣，參加黎庶昌國際學術研討會。而我作為主人，亦多有陪同。無論赴修文訪問王陽明遺跡，前往沙灘憑吊黎庶昌古墓，泛舟樂安江遙想鄭（珍）、莫（友芝）舊事，甚至徑往街區鋪肆尋覓小吃，都相互視為至交知己，非特口無遮攔，聚談甚歡，且多曆奇緣，流連忘返。記得同行者尚有南開大學的來新夏先生和湖南師大的成曉軍教授。王煜兄在他後來成文的遊記《貴州八天：從王守仁到鄭珍、莫友芝、黎庶昌》都有提及，已收入他的文集《雜感與隨筆》（台灣水牛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中。而內蒙會議的演講內容也以《梁漱溟是新佛家而非新儒家》為題，見載於他的另一宏著《中西哲學論文集》（台灣水牛出版社1995年再版）。
    
    從此以後，我與王煜教授交往既多，蹤跡亦密，除常在各地召開的學術會議上謀麵外，他曾十餘次專程赴黔，我亦三、四次應邀去港，來來去去，往往返返，幾乎每年均有見麵的機會。而既知其人，必讀其書。他凡有新作出版，都不遺僻遠，必有饋贈，時間一久，書櫥竟已插滿一層，總數達十餘種之多，可說是幾乎每年都有專著出版，令人數月奉讀亦難以竟畢，筆耕之勤，著述之豐，質量之高，範圍之廣，均非一般時流可比，足堪歎奇稱羨。嚐自謂一生皆以多講少讀而不寫為戒，力主勤讀勤寫而少講[①]。其實他長期執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係講席，開設中國哲學史、道家哲學、中國美學、中國文化要義諸多課程，讀書頗多，著述甚夥，講學亦不少，是難得的讀、寫、講三者兼擅並美的學者。我多年與他交往，見麵聚晤時既受惠於相互間的傾心交談，大得所謂“講”之樂趣；闊別遙望時又獲益於其著述的披閱頌覽，會心於所謂“寫”之默應。竊以為廣義之“講”與“寫”本不可分，“講”即無文字之“寫”，“寫”則為有文字之“講”。我們可以“聽”的方式“看”，也可以“看”的方式“聽”。而不能遍覽古今之書，究明天下之理，作到心專慮精，思深養厚，則難以“講”透“寫”通，更遑論啟發靈性，睿浚智慧，使聽者或讀者言下受益，恢廓薪盡火傳之學術事業。足見誠於中者既深厚寬廣，形於外者則高明暢達，讀、寫、講三者本可互通，並非不可粹集於人之一身。
    
    與讀、講、寫相應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晉，範宣子逆之問焉：‘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周策縱認為穆叔（公孫豹）既先以“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為對，則三不朽的重點仍當為立言。有趣的是，周氏尚引及蕭伯納之言“能者做，不能者教”，並以調侃嘲戲之語氣雲：“兩不能者寫。”他特別強調事功活動往往以勢利為果實，盡管為時人所崇拜，但仍多虛偽或幻滅，轉不若著書立說能自適性情，作到立言垂世而千古光芒萬丈[②]。我認為突出“立言”固屬有理，貶低“立功”則無必要。事功活動永遠都為人類所必須。即使“立言”可以獨立為一特殊之領域，也不能完全脫離廣義之事功。原因是立言不但可以永遠保存人類之集體記憶，而且也能夠傳承生活世界必不可少之理論或知識。西哲海德格爾甚至稱語言為存在之家，則立言者之功亦可謂大矣哉！關鍵是如何以“立德”為前提，架構各種製度規範，即自律與他律同時兼顧，防止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避免事功活動為各種邪惡勢力所左右。
    
    進一步分析，也可說人類如果缺少各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立言”活動，則不但世界會因失去記憶而墮入虛無，即“立德”、“立功”亦將由於無從表彰而難以垂後。所謂“三不朽”雲雲，便隻能是空言而已。蔡邕《筆賦》：“書乾坤之陽明，讚三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裏之肆勤，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論。”雖為文人誇張之美辭，亦可見“立言”之重要。無論“立德”或“立功”，凡真能不朽者，必皆以“立言”為依賴。前者為充分條件，後者乃必要條件。惟“立言”者則可依據自身而不朽，故哲人、史家、詩才，往往受到世人之稱讚，構成思、史、詩三大領域，象征文化創造之巨大成就，為人類存在之不可或缺。而倘若真能“立言”不朽者，亦往往讀、講、寫三項活動同時並兼，西哲如蘇格拉底、柏拉圖，東聖若孔子、孟子，均為最佳之例證。尤其軸心時代“立言”之大家作手，大多能建立主體世界，開出價值領域，提出原創命題，樹立學術典範，更甚者則引領文化發展方向，塑造民族精神性格。凡此種種，均殊難以脫離關係個人修身之“立德”，更不能說無關乎涉及人類共業之“立功”。可見希望書生能讀、能寫、能講固為常理，要求立言、立德、立功亦不能視為妄談。至於作者之手勞筆瘁，或亦可稍得慰藉矣。隻是與政治家世上之事功或行動之事功相較，書生事業則為紙上之事功或思想之事功，二者本可相互轉化，古今皆不乏例證焉。
    
    與梁漱溟徘徊於儒、釋之間不同，王煜兄則出入於道、儒之間。但更重要的是，他對西方哲學也頗為熟悉，雖治哲學而仍好文史說部之書，無論昔賢經典或時人著述均無不涉獵，故不但多從儒、道、釋三家比較之角度討論問題，而且也常常對照異域哲學以深化擴大研究之題域，援引東西方粹語有如信手拈來，妙趣哲思恰似水銀瀉地。而哲學史如果不關注古代文豪，在他看來則難免半部之譏。因此，他對文學家之思想言說亦極為重視，除撰寫大量散見文章外，尚匯輯有專著《儒釋道與中國文豪》一書（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版）。我以為中國傳統探討形上之問題，往往以形下之事取譬之，故思想家兼文學家者頗多，說明理趣非僅存在於邏輯抽象思維，亦可見諸詩文具象情景；即使古代純粹以文學名世者，也大多出入於儒、釋、道三家，有其思想智慧可供采擷，應引起治哲學史者之重視。如禪門人物雲：“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③]；既是擬示之美句，充滿靈動生氣，複是詩化之哲學，饒富天然理趣。文字如果真從智慧而生，輒文、史、哲皆可涵蓋之；哲學家既為愛智者，就有必要以更加寬廣之視野加以關注。古代一流思想家如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王夫之等能詩固不必論，即晚近大儒馬一浮亦自負其義理精義主要在詩而非文。無論玄言、禪義或經說，皆可以詩之方式自心性中流出，既如盤走珠靈活自在而不失規矩準繩，又理趣情意交錯行間而足堪反複尋繹玩味。文字般若本可兼賅四部，治哲學史者豈能自小其範圍？
    
    盡管王煜兄之治學範圍極為廣博，有人甚至稱他為當代新雜家，但他的真正得力處仍為道家，有早年之著述《老莊思想論集》可為例證（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版）。他曾撰《研習道家哲學的效益》一文雲：“理學家與新儒家視儒學為中哲主流，道佛（釋老）為旁支，陳鼓應、王葆玹師徒獨宗道家思想為中哲主流，堪稱新道家的成心偏見；李約瑟《中國科技史》側重道教煉丹術是中國化學兼醫學先驅。我認為儒道乃中哲雙璧；讚同吳重慶……所倡儒道哲思在形上、形下的雙層會通，統一‘中庸’與‘高明’。倘若未研習道家哲學，尤其是《老》、《莊》、《列》及《淮南》四子書，根本不可能理解中國文化，特別是文史政法諸多方麵。”[④]我願意補充慧海禪師一段對答公案：“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用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⑤]三教異同曆來爭論不休，然晚近以來皆嚴重受挫而同趨消歇，從重新謀求現代性複興及發展之視域進行觀察，三家之互融互補及創造性轉化仍極為重要，孰高孰低或何輕何重之爭議已屬無謂，否則便難免不墜入器識狹隘之“小機者”窠臼。王煜兄重道而不輕儒，好釋而不廢文，也可說他是內道外儒而多雜，是真正能兼容並包之“大量者”。“內道”（道家哲學）使他生活態度輕鬆，能不斷地旅遊，觀賞自然人文之美，逍遙於世俗世間是非善惡的爭論之外；“外儒”（儒學哲學）讓他嚴肅認真地對己待人，一絲不苟地從事著述大業，認真履行人生責任倫理，絕不逃避任何個人應有的道義擔當；“多雜”（儒道之外的其他思想）則表明他治學興趣廣泛，著述多征引古今中外典籍，常常舉一書而牽連數書，述一事而旁及四、五事，表麵看似汗漫無際，實際則始終不離中心主旨。但無論柏林（Sir Isaiah Berlin）“狐狸型”（博雅型學者）、“刺蝟型”（專精型學者）的分類，或哈耶克（F·A·Hayek）“頭腦清晰型”、“頭腦困惑型”的界劃，似乎都不甚適合於他。他好像從來都不受任何分類或界劃的限製，根本就遊離於二者之間，始終保持著老子所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罕見的現代學人特征，以真實的生命長期不懈地按照自己的性格和知性從事思想探索的工作。
    
    與錢鍾書博雅而未建立體係一樣，王煜兄也從未有心從事體係建構之工作。我曾以此事問過他，他矜慎含笑而未答。其實體係的建構固然重要，因為它可以理論的方式涵蓋更廣泛的範圍，擁有內部自圓一致的完整性和嚴密性，尤其是前後哲理邏輯線索的連續性或通慣性，對宇宙人生作出周延係統的分析或討論；但靈活隨機的創造性解釋也不能忽視，曆代通過注釋疏解成為一流大家的學者亦不少，隻要不流於穿鑿或附會，能在古今中西之間形成相互呼應的合理性張力，一樣能表現洞見慧識，恢複文化發展應有的思想生機，符合哲學“愛智”的本質性要求。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有言：“一條原理盡可以十分近乎正確，在理論方麵值得尊重，然而仍可能產生我們感覺荒謬的實際結論。”[⑥]換成中國式的表述，也可說盡管理論體係或邏輯結構無懈可擊，但仍有可能陷入“理障”或“知識障”之迷陣。如果在體係與智慧之間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我想絕大多數學者必然會選擇智慧而非體係。智慧永遠屬於第一義，服務於智慧的言說形式則為第二義。因此，我們無權苛責一切哲人都像獨立的山峰那樣建立自己的體係，但卻有權要求他們盡可能為人類提供知性的智慧和神明。
    
    《東西方文哲劄記》是王煜教授新近結集的一部重要著述，收入各類文稿凡26篇。與過去已出版之其他撰作一樣，衡哲評文，談古論今，風趣深厚，睿智雅贍。足證他不但始終保持自己一貫之文章風格，堅持特立獨行地走自己的道路，而且創造力也長期處於活躍旺盛之高峰，能夠源源不斷為社會貢獻有分量的新作。書中《滑稽與諧隱》一文開篇即說：“佛門以律宗最嚴肅而禪宗最輕鬆，譬如唐代禪師馬祖道一‘一絲不掛’指心無憂慮而非裸體。佛徒劉勰《文心雕龍·諧隱》主張詼諧必須義正辭嚴以免‘空我滑稽，德音大壞’。”就頗具風趣慧識而能引發讀者不卒讀則不心甘之興趣，一旦竟讀又會掩卷長思以為收獲頗多意外。盡管禪宗之悟道過程仍極為艱辛困難，所謂“小死小活，大死大活”便是很好的說明，但一旦真正大徹大悟又必然通體輕鬆自在，表現出無拘無束、隨緣任運的實存風姿。這是真見本體流行的必然結果，也是“本來無事”轉化為生活態度的自然歸宿。《閱王步高<司空圖評傳>感言三十一則》一文首條則雲：“朱溫諧音豬瘟，何以為他起名的長輩未曾考慮？香港人極喜諧音，如英文vincent譯為瘟神。古代判官常罵人為刁民，恰巧英國姓氏DILLMAN酷肖刁民之粵音。”讀來也讓人忍俊不住大笑，表麵不經意的敘述仍然深藏著博厚。不識古代避諱學頗為發達，禁忌的方式種類亦很多，何以朱溫諧音“豬瘟”取名時竟欠考慮，乃至引起越歲千載的今人的聯類比況和遙想笑談？我隨便舉出以上兩條例證，不僅是想向讀者推薦此書，更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著述雖已有了眾多的港台讀者，但大陸學界知之者仍顯得相對零落稀少，倘若有更多的類似著作引薦給讀者，一定會促進學術空氣的活躍與文化事業的發展！
    
    王煜兄的著述能在大陸出版發行，是我多年來蓄積在心中的一個心願。此書作為先導，必流播士林，嘉惠來學，則斷可知之也。今值剞劂之際，承王煜兄嫂引為同調，屬為一言，因略抒管見，發其奧趣，抉其微旨，以俟玄鑒君子擇焉。
    
    
                         己醜年立春日止善謹識於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勵道樓
    
    
    作者附識：
    
    作文撰就後，曾分增二、三素心好友指疵，雲南簡孝平教授回函，補充部分文字，茲錄之如下，或可供讀者參考。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香港中文大學王煜教授多年從事道家文化研究，將中國哲學的本體論與西方哲學融會貫通，成就了《東西方文哲劄記》一書。雖雲“劄記”，卻頗為可觀。何以？智者心血嘔成，也抱樸守初，不自為大，不居其華，而況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乎？他反對宋儒倡滅欲以壓抑生活情趣，主張廿一世紀的中國哲學還應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與我族中心主義(民族主義)，即可見其宏論之基礎。
    
    與梁漱溟徘徊於儒、釋之間不同，王煜兄則出入於道、儒之間。王煜先生將學界認可的梁漱溟歸入新佛家而非新儒家，其必為新道家乎？新道家以老莊為宗，以現實為基，以國學為本，明達西學，貫通儒佛，意欲重振道家思想體係，療救時代疾病，爭取自然、樸實與和諧的回歸。儒家以“仁”入世而燮理陰陽，道家則以“道”臨（淩）世而批點亂世（象）；哲學是思想的思想，批判是其的生命，思辨是其的鋒芒，沒有批判精神的哲學是沒有生氣的，一切不許人批判或怕人反思的理論及其行為都是虛偽的，因為本真隻有一個。西方哲學從尋找邏各斯λoyos(logos)開始，就不斷進行著批判與否定。正是這種否定的否定，批判的批判，構成了西哲的發展史，孕育了現代科技，促成了人類精神的升華，社會的進步。在這個“廝殺的戰場”上，哲學家們互相討伐，提高哲學思想的價值。故而道家最具哲學精神，王煜先生內蘊莊周而用西學，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一切。其學宏博，其思精微，其法思辨，其語戲謔而略帶諷弄。表現在這本《劄記》中。激發和引導讀者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敞開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間，促進社會的觀念更新，實現人類的自我超越和自我發展。正如王煜教授認為比較哲學常令人吃力不討好，但是富於啟發性，因為兩種文化(包含哲學)必須比較然後融會。
    
    王煜先生常要求學生多讀“原典”，通達訓詁學和文字學，以此深化哲學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研究。並認為“廿一世紀必須由文哲兩係合作，培養比較哲學新秀。當然曆史係亦可出思想家，不限於思想史家”（《廿一世紀中國哲學走向的斷想》），文史哲的合並方能貫通文化領域內的事。
    
    曾有人言：“書無趣不讀”， 趣則顯靈氣，王煜先生豈止如此，許多文章都能體現其訓詁學和文字學的功底。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新儒家寧有不知新道家乎？
    
    
    注釋
    
    
    [①] 參閱王煜《中國學術思想論叢》，台灣明文書局1994年版，第1頁。
    
    [②] 周策縱《棄園文粹》，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頁。
    
    [③] 《大乘玄論》卷三：“若以無所得人，不但空為佛性，一切草木並是佛性。”牛頭禪則將此意發揮為詩話言說，以言文行遠的方式廣泛流傳於後世。又《祖堂集》卷十五“歸宗和尚”：“肇有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則附會為僧肇所說，文字亦略有歧義；又有傳為道生所說者，見《祖庭事苑》卷五；後世爭論則參閱《五燈會元》卷三“大珠慧海禪師”，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冊，157頁。
    
    [④] 王煜《精神探幽》，香港國際學術文化資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頁。
    
    [⑤] 《五燈會元》卷三“大珠慧海禪師”，第158頁。
    
    [⑥]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下冊，第136頁。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