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社會演進
    ——兼評“儒家憲政主義”之爭 
    作者：袁颺
    來源：互聯網
    
    

    目前，中國社會正在麵臨全麵的轉型升級。隨著生產力的不斷進步，社會存在的經濟基礎已經並繼續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但是對應的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的變化還沒有全麵啟動。在主張變化上層建築的觀點中，存在著如何變化、變化多少等方麵的分歧。其中，儒家文化對中國社會演進的作用以及如何對待儒家文化，成為了爭論的一個焦點。 
    
    大體上，可以將觀點分成正麵評價儒家文化的“挺儒派”和負麵評價儒家文化的“廢儒派”。隨著爭論的發展，可能會出現以 “挺儒派” 為基礎的綜合派和以“廢儒派” 為基礎的綜合派。“挺儒派”和“廢儒派”對於儒家文化的曆史作用爭論熱烈，而對於之後的應對措施的建樹卻略顯薄弱。可以說，撇開了具體社會轉型升級方案“問題”的比較和討論，爭論似乎陷入了空洞的“主義”之爭泥潭。更重要的是，對於儒家文化曆史評價的爭論，占據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以至於對於中國社會的轉型升級問題反而無暇顧及，頗有一些舍本逐末的味道。對於“主義”之爭來說，應該從“問題”之爭上分出優劣。換言之，在盛行於農業文明時期的儒家文化與現在工業文明之間有沒有兼容性、適用性，儒家文化係統及其諸要素與民主憲政係統及其諸要素之間有沒有兼容性、適用性？ 
    
    概而言之，“挺儒派”認為儒家文化構建了一個自由和諧的中國傳統社會，這可能是他從曆史文本中尋章摘句，按照自己的邏輯由概念到概念地編織而成的。而其未來中國的民主憲政也依賴於儒家文化複興的觀點，卻不一定一無是處。相比之下，“廢儒派”認為，儒家文化作為專製政治的基礎，整體而言阻礙了自由民主在中國的實現，其觀點有大量事實與常識作為補充，好像更令人信服。但是，在當今社會現實中，儒家文化傳統破壞慘烈，整個社會有很有一些“禮壞樂崩”、“人心不古”的味道。這個時候批判儒家文化，固然有些“痛打落水狗”的味道，但是與現實的聯係未免有些脫鉤。 
    
    儒家文化複興能否促進未來中國的民主憲政固未可知，但還是很有一些值得研究推敲的地方。試從幾方麵簡述。 
    
    第一，儒家文化強調道德操守，信奉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每每在社會風氣頹壞之時，能夠針砭時弊、揚清激濁。所謂“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比如，孔子本人麵對禮壞樂崩，主張“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東漢末年的“黨人”，明末的“東林黨人”莫不如是。這在當前，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第二，儒家文化之所以大行其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是因為其在穩定人心、重建社會時的特殊作用。這已經被2000年的曆史屢屢證明。雖然孔子本人“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有一些懷舊複古的意味。但是儒家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已經是漢代以後的事了。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夠發揮如此作用，就是因為全體國民都有共同維護“禮法”和“道德”的“精神契約”。一旦社會成功轉型升級，是很需要這種契約作為“穩定劑”的。 
    
    第三，儒家文化強調輿論監督，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為在他們看來，政者，正也。人人都正其位，安其事，才能叫“正治”。否則，君臣失位，長幼失序，倫理失常，社會豈不是要動蕩？所以，對執政者的要求非常高，要求上級比下級更英明，更體恤民情，更有社會責任感，德才兼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果不能做到，就有孔子這樣的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有人說這是等級思想，與平等觀念衝突。其實並不盡然。在中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而西方，最初的民主主要是有一定財產基礎的白種男性才能享有，以後逐步向全社會推廣的。 
    
    第四，儒家文化強調權力製衡，他們主張皇權的使命是替天行道，為人民服務。根據儒家學者解釋，皇帝的統治必須合乎天意。所謂天意，就是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是不是把“天”換成“自然”，基本上就可以繼續用了？儒家以“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來警示統治者，還承認百姓有 “革命權”。 孟子說周武王伐紂之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諸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其實，中華文明幾千年走不出治亂循環，根源並不主要在於等級社會的權力結構，而在於一旦天下太平，統治階級就自覺、不自覺地破壞“精神契約”，突破道德、踐踏法律，從而導致通知體係的崩潰。這就是王朝更迭的“興衰周期律”的根源。“中國發展”要想避免王朝更迭式的革命，必須向民主、平等、法治的憲政體製轉變。如何實現憲政？如何讓防止統治階級、特別是其最高層破壞社會“共同簽約” -- --道德法律？從精神內核特別是要素構成來看，儒家思想與民主憲政，殊途同歸、異曲同工。 
    
    儒家文化中有積極合理的因素。有論者認為，中國幾千年社會是“明儒實法”，它們在構建社會和諧上的邏輯自洽性、曆史合理性，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共同19世紀之前中國經濟、文化、科技領先於世界的曆史。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時代，“正確”的知識也隻存在於少數人頭腦中。這種情況下實施一人一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不僅麵臨巨大的技術障礙，而且蘊含著社會偏離正常軌道的高風險。相比之下，根據政治傳統、人生閱曆、勞動分工（三綱五常）建立的等級治理秩序，反而有利於降低社會合作的不確定性，提高生產效率，擴大國家疆域。這也許是儒家文化造就了一個龐大的中華帝國，並長期領先於世界的根本原因。 
    
    我們今天稱之為“特權”、“專製”的東西，正是2000年來“明儒實法”的中國精神與之鬥爭的2000年。由於生產力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無法催生現代民主政治。中國人追求民主憲政已有百年之久，並必將繼續推進。這一過程不能擺脫曆史文化遺產的影響。以筆者之見，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人人自律、全民監督的治理秩序，是跟現代民主政治相通的，今天是儒家文化複興、國家和平民主崛起和徹底清除封建專製、特權要素的曆史性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