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zhuan) 訪張新民：集眾(zhong) 螢之火共亮

來源：《尋城跡：貴陽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二）》），廣西師大出版社2022年

時間：2020年12月2日 

地點：貴州大學老校區 

口述者：張新民

訪談人：王小梅 

參訪人：龔妮麗(li)  白文浩 楊波 葛春培 

文本寫(xie) 作：李隆虎 王小梅 

稿件審校：龔妮麗(li)  

圖片拍攝：白文浩 

攝像：楊波 

錄音時長：3小時44分52秒 

錄音整理：葛春培

張新民先生

人物小傳(chuan) ：

字止善，號迂叟，生於(yu) 貴陽，祖籍滁州，先世武進。現為(wei)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教授兼榮譽院長、孔學堂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長、貴州省文史館館員。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hui) 名譽常務理事、中國明史學會(hui) 王陽明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儒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委員、貴州省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長期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曆史文化的研究，治學範圍廣涉文史哲多方麵的領域。撰有《貴州地方誌論綱》《貴州地方誌考稿》《貴州：傳(chuan) 統學術思想世界重訪》《中華典籍與(yu) 學術文化》《陽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與(yu) 體(ti) 悟》《儒學的返本與(yu) 開新》等十多種學術專(zhuan) 著，主編《天柱文書(shu) 》（22冊(ce) ）和《黔靈叢(cong) 書(shu) 》《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中國文化世家·嶺南卷》等多種文集，另有《法華經今譯》《華嚴(yan) 經今譯》《淮海易談》《黔誌》《黔遊記》《錦江禪燈》等多種古籍整理專(zhuan) 書(shu) ，創辦並主編《陽明學刊》《人文世界》，在《民族研究》《文史哲》《漢學研究》《孔子研究《中華文史論叢(cong) 》《文獻》《中國文化》《南國學術》等刊物發表論文三百餘(yu) 篇。 

田野劄記

帶著貴陽市文化名人口述史第二期訪談與(yu) 采集工作任務，我們(men) 再次去貴州大學教授張新民先生家拜望。一進門，先生就要帶我們(men) 看他的書(shu) 房。夫人龔妮麗(li) 在旁邊說，張老師有四個(ge) 書(shu) 房！似乎讀書(shu) 人都想把整個(ge) 家變成大書(shu) 房。先生的家裏，樓上樓下各有兩(liang) 個(ge) 書(shu) 房，書(shu) 櫃、床頭邊桌子上擺滿了各類圖書(shu) ，包括黔版圖書(shu) 在內(nei) 的文史哲圖書(shu) 共計9000多冊(ce) 。

新民先生把父親(qin) 遺留的二十四史古書(shu) 都端放到客廳的書(shu) 架上，以報紙包裹，防止蟲蛀。每年擇日曬書(shu) 。先生說，一個(ge) 沒有線裝書(shu) 的家不能成為(wei) 文化之家，雖然父親(qin) 留下來的這些書(shu) 不算最好的書(shu) ，但都是父親(qin) 當年百般尋找、拚拚湊湊搜全的各類用於(yu) 研究閱讀的書(shu) 籍。這些古籍傳(chuan) 承到他這兒(er) 已曆經年輪的洗禮，泛著古老斑駁的色彩，在先生的客廳裏閃著光。我仿佛看見了不同時代在書(shu) 房安靜做學問的兩(liang) 位先生。他們(men) “享受”寂寞，清苦讀書(shu) ，成就父與(yu) 子之間傳(chuan) 承的文脈。實在很難想象，這個(ge) 時代還有人甘於(yu) 寂寞，每日在書(shu) 堆裏轉，不管外界如何變化，一頭紮進中國文化浩瀚的曆史深處。我頓時對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一些年輕人的不精進有了幾分抱怨和心疼。

小時候，先生對自然科學有興(xing) 趣，一度認為(wei) 自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天文學家，被下放到農(nong) 村時還自己組裝過收音機。那時候，懵懂少年並不知道父親(qin) 是教師，印象裏父親(qin) 總是坐在書(shu) 房裏讀書(shu) ，家裏有好吃的，母親(qin) 總是要優(you) 先給父親(qin) 吃，才輪到其他人吃。有一次先生和父親(qin) 一起出門，父親(qin) 點菜，先生忍著饑餓不吃，把最好吃的留給父親(qin) 。這是受勤儉(jian) 持家的母親(qin) 潛移默化的影響。父親(qin) 曾經想過讓新民先生繼承他的衣缽，有一次回家就要求他開始背《論語》，後麵看時下學文科也不被推崇，還擔驚受怕，也就放棄執念，任由孩子自由成長。

新民先生說他一輩子和父親(qin) 一樣，在兩(liang) 個(ge) 大學（貴州師範大學和貴州大學）轉。在師大期間，用一年時間沒日沒夜去圖書(shu) 館查詢資料，完成了《貴州地方誌考稿》，因抄錄資料太多，看字太多，壞了一隻眼睛，到後來幾乎看不見東(dong) 西——一隻眼睛奉獻給了師大。這部書(shu) 十年後才在比利時得到資助出版。

先生早年酷愛魯迅，後麵放棄了魯迅，回到儒學傳(chuan) 統，他看到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裏的仁愛、深情、生命的動力和激情，認為(wei) 在中國文化裏遊走，宇宙萬(wan) 物都有創生的意義(yi) 。所謂天地之大源於(yu) 生，這裏是一個(ge) 有情有義(yi) 的世界。但是也有大家提出，儒家文化隻剩一個(ge) 遊魂飄蕩在天空。他在反思，除了研究中國文化以外，現實世界裏自己能有什麽(me) 實際行動。後來，先生在貴州大學創辦中國文化書(shu) 院，就是心懷理想，希望建立一個(ge) 載體(ti) 讓中國文化的魂能夠回歸。其中艱辛非三言兩(liang) 語可盡。先生說，人生除了知識的積累很重要，意誌力的鍛煉也是很重要的。

年已七十，曆時近十年，剛剛主持完成重大招標課題、2000多萬(wan) 字的清水江文書(shu) 文獻整理與(yu) 校勘之後，先生每日蟄居書(shu) 房八小時，與(yu) 夫人對坐讀書(shu) ，回到自己心係的儒學大傳(chuan) 統研究中來。新民先生認為(wei) ，傳(chuan) 統是一個(ge) 民族精神的積澱，是活潑潑創造生機的來源，僅(jin) 靠我們(men) 當下經驗是不夠的。幾十年、幾百年發展史，在人類曆史中不過是短短瞬間。大到國家的智力，小到個(ge) 人的智慧，談論它們(men) 的生長性，傳(chuan) 統這個(ge) 資源是不能丟(diu) 掉的。

因此，我們(men) 要記住曆史，要從(cong) 更廣大的時間和空間維度看問題，避免局限於(yu) 一個(ge) 短暫的時間維度。如果能這樣，我們(men) 的路會(hui) 走得更好，從(cong) 個(ge) 人修養(yang) 、家庭倫(lun) 理到國家發展，更好地維係一個(ge) 國家和民族的命脈。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ge) 國家的文化像中國文化一樣，把倫(lun) 理看成一個(ge) 廣大世界的生命經驗。而倫(lun) 理必須看發端處，它從(cong) 心裏麵生發出來，孩提時代的倫(lun) 理發端於(yu) 父母親(qin) 。難以想象，一個(ge) 從(cong) 小連父母都不愛的人，怎麽(me) 愛天下眾(zhong) 生？從(cong) 這個(ge) 價(jia) 值判斷出發，每一個(ge) 人都是天生的儒家。最後他也胸懷廣大 :“天下都是我的同胞，萬(wan) 物都是我的朋友。”從(cong) 個(ge) 人對親(qin) 人的關(guan) 心中，生發出“天下一家，天下人都是我們(men) 兄弟”的情懷。

現代社會(hui) 高科技方便了生活，但是人還是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關(guan) 係而存在。處理好現代社會(hui) 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是人要學會(hui) 感恩。你的存在是以他人的存在為(wei) 前提的，要讓自己的存在有助於(yu) 他人。沒有天地，沒有我們(men) 。我們(men) 的基本能源是太陽，太陽自然是地球生命最好的母親(qin) 。我們(men) 的小生命從(cong) 父母那裏得來，以後還要傳(chuan) 宗接代，個(ge) 人要對世界有責任，不能說我們(men) 死了，就不管世界了。人去世了，還會(hui) 留在別人的記憶中，這是存在的價(jia) 值。盡管物質發展了，但人的溫情不能不要。並且要把人與(yu) 人之間更好的關(guan) 係展現出來，建立新型的朋友關(guan) 係、夫妻關(guan) 係，傳(chuan) 遞溫情。社會(hui) 發展了，但是基本的社會(hui) 價(jia) 值是在的，傳(chuan) 統並沒有過時，重要的是怎麽(me) 樣實現它，如何實現現代性的轉換。

他希望，如果還有三個(ge) 十年，有一個(ge) 十年用於(yu) 交友，有一個(ge) 十年用於(yu) 雲(yun) 遊山川，還有一個(ge) 十年用於(yu) 沉心做儒學研究。

穿過貴州大學擁擠不堪熙熙攘攘的小吃街，一片人間煙火，而來到先生靠山而居的家，就進入一個(ge) 超凡脫俗的安靜世界。書(shu) 房外就是先生看風景的地方。四季變化，萬(wan) 物生長，仿佛就在大自然裏，心生歡喜，精神世界也變得無限豐(feng) 富。

一、兒(er) 時記憶

我一生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母，因為(wei) 我的祖籍是安徽滁州，就是歐陽修《醉翁亭記》所描述的地方，所以，我父親(qin) 晚年寫(xie) 詩經常以醉翁亭內(nei) 歐陽修手植的梅樹來作隱喻——梅樹風雨霜寒已近千年了，見證了不少社會(hui) 變動和人世滄桑，積澱了大量的曆史內(nei) 容及生活故事，用它來寄托鄉(xiang) 愁當然是最好的象征物。我自己出生在貴陽，貴陽和滁州都是我的家鄉(xiang) ，雖從(cong) 未見過祖父母，但一想到家鄉(xiang) 就會(hui) 想到歐陽修手植的梅樹，尤其是寒冬梅花綻放的時候便會(hui) 引發無限的鄉(xiang) 愁。

祖父大概是 1960年代初去世的。祖父去世的時候，我隻知道父親(qin) 一人關(guan) 在書(shu) 房裏，不出門也不吃飯，或許他在哀思中也想起了歐陽修手植的梅樹，他想用梅樹盛開的潔白梅花來獻祭給我的祖父。我對祖父的所有印象都來自父親(qin) 平日的閑談。我知道他在滁州城內(nei) 是一個(ge) 大家族的族長，不僅(jin) 是家族長老，也是地方權威，很有一點個(ge) 人威信。因此，父親(qin) 小的時候，祖父對他要求極嚴(yan) ，但或許是聰明頑皮的緣故，也很得祖父的寵愛。譬如祖父隻要外出做客，總要將父親(qin) 帶在身邊，用餐時常用筷子沾一點酒在他的嘴裏，以至於(yu) 父親(qin) 一生都有每日淺酌微飲的生活習(xi) 慣。

往上追溯我們(men) 的家族先世，明代的張可大也是我們(men) 的先祖。他是萬(wan) 曆二十九年（1601）武進士，曾做過南京右軍(jun) 都督的官，《明史》說他守瓜洲、儀(yi) 真時，“江洋大盜斂跡”，似乎有一點地方聲望。他刻過王陽明的《傳(chuan) 習(xi) 錄》，也能作一點詩。他的《書(shu) 邊事詩》：“無端小草出登壇，壯士徒歌易水寒；枉把全師輕一擲，遂將宿將盡三韓。腐儒誤國由房琯，野老吞聲恨賀蘭(lan) ；豈是胡人開殺運，隻因中國自摧殘。”稍讀即可知他對朝政亂(luan) 局頗有無可奈何的感慨，即便在今天也會(hui) 有一種時代的惆悵悲涼。或許是由於(yu) 明末國變殉職的緣故，南京至今還有一座祭祀他的香火廟。

我的童年記憶完全離不開生養(yang) 我的貴陽故土，滁州的家鄉(xiang) 對我來說始終是個(ge) 遙遠的陌生異地。記得是 1980年吧，我陪同父親(qin) 回過一次家鄉(xiang) 。當時父親(qin) 的《史通箋注》仍有待完稿，我們(men) 的目的主要是到南京圖書(shu) 館查閱稀見善本古籍，順便到與(yu) 南京隻有一江之隔的滁州祭祖。我們(men) 經武漢乘江輪先至蕪湖，在安徽師範大學宛敏灝先生家小住了幾日。宛先生是全國有名的詞學家，“文革”結束後仍住在一間簡陋狹小的小屋內(nei) 堅持寫(xie) 作，父親(qin) 與(yu) 他聯床夜話的情景我至今還記憶猶新。在南京，我們(men) 早晚出入於(yu) 圖書(shu) 館，大量的善本書(shu) 真令人飽眼福。趁周末圖書(shu) 館放假，我們(men) 去了滁州，我第一次祭拜了祖父和祖母。祖父、祖母的塋塚(zhong) 就鄰近醉翁亭，後麵就是“蔚然深秀”的琅琊山，野芳佳木，景色誘人。我遵父親(qin) 之囑在墳塋上掛了青，可惜錯過了時節，不能摘下歐陽修手植的梅花祭奠於(yu) 祖父、祖母的靈前。但心香一瓣似乎也引發了感應，好像聽見了天地雷鳴般轟響的呼喚，算是生時無緣見麵，死後幽明感通，全身精神血氣凝聚，仿佛觸摸到了他們(men) 的靈魂和心跳。父親(qin) 後來在歸途中口占了一首《浣溪沙》：

七十歸程路七千，華堂萊舞杳如煙，高拱墓木掛紙簽。

親(qin) 友死生虧(kui) 負盡，骨肉聚散一瞬間，慰情喜看兒(er) 孫賢。

父親(qin) 從(cong) 來不對子女說教，一生和藹溫潤而極富生活情趣，但給予了我們(men) 最重要的生命情感教育，我後來深切地體(ti) 會(hui) 到傳(chuan) 統中國詩教和樂(le) 教的重要，似乎也與(yu) 家庭的教育及影響有很大的關(guan) 係。

家鄉(xiang) 對我來說一切新鮮，在父親(qin) 看來則是物是人非。老家的舊屋大多拆了，隻剩一棟四進的老房，是我從(cong) 未謀麵的姑媽住在裏麵，其他就沒有任何親(qin) 人了。父親(qin) 還有一個(ge) 哥哥，早年大夏大學畢業(ye) ，以後長期在上海執教。舊中國長期社會(hui) 動亂(luan) ，一家人天各一方，長期缺少聯係，最終則音訊全斷。記得大伯的兒(er) 子是學醫的，上海醫科大學畢業(ye) 後分到杭州，“文革”結束後曾來過一次信，父親(qin) 收到信十分高興(xing) ，現在也像斷了線的飄蕩風箏，無論何種方式都聯係不上了。

父親(qin) 早年離家，後來又遇上抗日戰爭(zheng) ，一家人同根而發，流落四方，四海飄零，一個(ge) 普通家庭的社會(hui) 遭遇，無論是離是合，是憂是喜，今天回頭看起來，似乎也是一個(ge) 時代的縮影。父親(qin) 大學畢業(ye) 後，就輾轉到了貴州。他說他去跟老師姚永樸先生告別時，姚先生還以為(wei) 是到附近的“徽州”，連聲說：“好，好，好！”後來知道是西南的“貴州”，才詫異道：“為(wei) 何去這麽(me) 遠的地方？”父親(qin) 在貴州一段時間後，中間又轉到南京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hui) 任過職，參與(yu) 主辦過《蒙藏月刊》，一度擔任過新疆日報社的社長兼總編，同時在新疆女子學院兼課。1947年再度回到貴州，執掌貴州大學曆史係教席，後半生就長期在黔中，實際早把貴州看成自己的第二故鄉(xiang) 。

我念中學時，才知道父親(qin) 為(wei) 什麽(me) 以貴州為(wei) 第二故鄉(xiang) 。那是因為(wei) 他的前半生漂泊不定，東(dong) 西南北四處奔走，尤其抗戰爆發後生活極為(wei) 艱苦，不能不時時發出“烏(wu) 鴉失棲常不定”的人生喟歎。後半生長期耕耘黔中教壇，才算有了潛心治學的安寧社會(hui) 環境，甚至晚年仍有“護花不惜化泥滓”的無私宏願。讀他的《歸探六一居士手植古梅》：“醉翁亭畔一株梅，風雨經年八百回；待得霜林紅染遍，燼餘(yu) 蠟燭照斜暉。”便可看到他晚年心境的寄托和家國社會(hui) 的關(guan) 懷，而醉翁親(qin) 手植下的古梅，枝老葉新，宛如虯龍，實際也成了我們(men) 家族父輩子孫賡續綿延、精神文化薪火不斷傳(chuan) 承的符號象征了。

我一生主要在兩(liang) 個(ge) 大學的校園生活。一是貴州大學，再即貴州師範大學，校園的文化氛圍似乎已浸入了我的骨髓。我的出生地就在老貴州大學的靜暉村，距離花溪公園不過一裏路。1953年全國院係大調整，拆掉貴州大學，文科並入貴陽師範學院（即後來的貴州師範大學），我們(men) 舉(ju) 家隨父親(qin) 一起遷入城區，安家在照壁山麓校園。童年時代，父母管教十分開明，因而整天都在校園內(nei) 外與(yu) 童年玩伴無憂無慮地嬉戲。稍後就讀鄰近的市東(dong) 路小學，連父親(qin) 是幹什麽(me) 的也不知道。一次在校園與(yu) 玩伴打鬥胡鬧，猛然抬頭看見父親(qin) 正在教室內(nei) 給學生授課，模樣似乎與(yu) 平時有別，一副莊嚴(yan) 肅然的樣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學裏的教書(shu) 先生。我後來也在同樣的教室為(wei) 本科生講課，天地還是那個(ge) 天地，校園還是那個(ge) 校園，但學生一代換了一代，眼前便會(hui) 浮現出父親(qin) 當年授課的身影，難免不與(yu) 懸隔千年的夫子一樣，發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感悟慨歎。

1959年重新恢複已經撤銷了的貴州大學，父親(qin) 再次調回貴州大學曆史係任教，我們(men) 全家也跟著他搬回了花溪。盡管校園換了新址，但依然與(yu) 花溪公園毗連，環境依山傍水，宛如我的天然樂(le) 園。少年的生活總是與(yu) 山水為(wei) 伴，山水自然清新的空氣涵養(yang) 了我的靈性生命，但記憶更深的是校園生活各種活動的情景，學校的文化氛圍顯然豐(feng) 富了我好奇沉思的理性生命。花溪靈山秀水的每一偏僻角落，都留下了我與(yu) 玩伴尋幽探勝的足跡；校園課餘(yu) 每日播放的歌曲，首首都能不學自唱。總結自己的一生，除了作為(wei) 知青下鄉(xiang) 三年、與(yu) 鄉(xiang) 民一起生活勞作外，無論學習(xi) 成長或執教上課，我的生活世界始終離不開校園，當然最意想不到是讀書(shu) 、教書(shu) 成了一種職業(ye) ，不知不覺就成了自己終生的生活方式。校園富有青春生命活力的人文氛圍似乎影響了我一生，但真正能化為(wei) 人格力量的仍是自己長期鍾愛的中國文化精神。

但是，無論家庭或校園，甚至我常常徜徉其中的山水自然，都不可能成為(wei) 逃避社會(hui) 或時代影響的避風港。在我三歲時的模糊記憶中，就曾聽到過解放軍(jun) 圍剿土匪的槍聲；從(cong) 郊區花溪用馬車搬家到貴陽城區，我一人昏昏欲睡地坐在馬車上，後麵一個(ge) 用草包裹著的大水缸，似乎就是家中最重要的財產(chan) 了。後來我近三十歲父親(qin) 還在世時，每周一次陪父親(qin) 乘專(zhuan) 門接送他的吉普車，到剛建成的省社科院為(wei) 研究生授課，腦中泛起幼時乘坐馬車的情景，則恍如電影蒙太奇剪輯的鏡頭，一起匯聚為(wei) 複雜多樣的幸與(yu) 不幸的故事，反映時代和社會(hui) 的風雨變遷，積澱壓縮在我與(yu) 更大的外部世界相連的往事記憶大海之中。

我從(cong) 小對父親(qin) 的印象，就是他成天關(guan) 在書(shu) 房裏讀書(shu) 或寫(xie) 作，閑暇時也時常會(hui) 聽到他吟詩，聽他講一些有趣的曆史典故。不時也會(hui) 有師友或學生在他的書(shu) 房聚談，我則喜歡插在中間當旁聽生。大人們(men) 似乎都不在意，成年後回想起來，那其實就是最好的課堂，因為(wei) 話題總不離學問，也有好聽的趣聞逸事。我始終認為(wei) ，無論家庭、學校或社會(hui) ，都是人生學習(xi) 或接受教育的重要場所。廣義(yi) 的教育甚至還包括人與(yu) 自然相處的態度和方式，這當然與(yu) 自己的家庭環境和生活經曆密切相關(guan) 。

不過，家庭的影響固然很大，但我小時候的誌向卻並非是研習(xi) 文史，那時整個(ge) 社會(hui) 的文化氛圍是重理輕文，多數人都以為(wei) 學自然科學才有出息，最容易獲得各種冠冕，反之學人文科學則多有風險，動輒就會(hui) 遭到各種批判。晚上與(yu) 玩伴躺在校園的草地上仰望星空，感到浩瀚無邊的宇宙很神奇，一度曾想學天體(ti) 物理學——少年的夢想浪漫而天真，但從(cong) 來沒想到自己會(hui) 學文史，甚至以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終老一生。改變我的想法的是三年多的鄉(xiang) 下耕鋤生活，因為(wei) 當時自學環境所能允許的條件隻能是大量閱讀文科書(shu) 籍。

我的父親(qin) 早年畢業(ye) 於(yu) 國立安徽大學（現安徽大學）中文係，應該是安大成立後的第二屆畢業(ye) 生。桐城派的老先生姚永樸 (1861—1939) 當時在校內(nei) 任教。另有周予同（1898—1981）、羅根澤（1900—1960）等一批青年教師也在學校任教。其中周予同先生曾兼任中文係主任，治學已注意吸收西方現代方法，上課很受學生歡迎。父親(qin) 受他的影響很深。“文化大革命”期間，把周先生作為(wei) 當代最大的“孔老二”來批判，甚至學生也有反目相向的。父親(qin) 談起時頗不以為(wei) 然，盡管當時他的處境也十分艱難。父親(qin) 說他晚年目力昏衰，但仍在家中靠窗亮光之處堅持每天看書(shu) 。

父親(qin) 一度希望我學文史，主要是曆史係的一位書(shu) 記私下與(yu) 他交談，認為(wei) 子女都學自然科學了，自然應該選擇一人接班學文科。但他內(nei) 心明顯又很矛盾，有鑒於(yu) 自己 1950年代被“拔白旗”的經驗教訓，擔心我學文科會(hui) 遭遇政治風險，尤其時代氛圍越來越敏感，因而私下要我背誦“四書(shu) ”，僅(jin) 僅(jin) 一年就停了下來。他固然希望子女將來有出息，但更不願意看到子女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間，父親(qin) 受到衝(chong) 擊，出門必須掛上“反動學術權威”的黑牌。我無意中發現，終生難忘。

1982年，一家三代的合影。張新民父親(qin) 也是貴州大學曆史係教師

1968年，我十八歲，成了第一批下鄉(xiang) 插隊知青，三年的農(nong) 村生活磨煉了我的意誌，如同王陽明千裏投荒“龍場悟道”一樣，我始終以為(wei) 我下鄉(xiang) 的後寨灣就是我人生轉變的“龍場”。從(cong) 鄉(xiang) 下回來以後，成分不好不能讀大學。父親(qin) 仍在“牛棚”中，靠著擁擠的床頭，一人一個(ge) 小板凳，為(wei) 我講《說文》和史部目錄學。我自己則從(cong) 《書(shu) 目答問》和《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入手，慢慢走上了學術的道路。由於(yu) 時代的陰差陽錯，也可說是逆增上緣，我拚命地閱讀了大量書(shu) 籍，也勉強算是接了父親(qin) 的班。後來我想從(cong) 貴州師大調到貴大繼續從(cong) 事教學工作，父親(qin) 內(nei) 心始終不太同意，或許曆史的陰影需要時間來消解，他總擔心有人會(hui) 用“文革”歧視的眼光來看待我。

我讀書(shu) 的時候，無論小學或中學，都談不上用功，真正發奮讀書(shu) 是在下鄉(xiang) 當農(nong) 民以後。但從(cong) 小學到中學受家庭的影響，也讀了不少課外書(shu) 籍。或許因為(wei) 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一次英語老師在課堂上用教鞭指著我連稱“大博士”，於(yu) 是“大博士”的稱號就在全校流傳(chuan) 開來，弄得我心中好―段時間惴惴不安。幸好當時重“紅”輕“專(zhuan) ”，成績好並非就意味著受重視，當時也沒有什麽(me) 人來特別讚歎，甚至下鄉(xiang) 後連自己也遺忘了。去年無意中看到新編的《花溪人物誌》，居然把我和內(nei) 子都收進去了，文中提及我中學讀書(shu) 時的情況，遺忘了的“大博士”三字竟赫然跳入眼簾，我才重新想起讀中學時那段往事。

中學讀書(shu) 的時候，我各科的功課都很好，當時普遍流行的說法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加上我讀顧炎武的書(shu) ，震撼於(yu) 他所說的“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又受揚雄“通天地人者曰儒”之說的影響，所以如果不是“文革”，我也可能跟著潮流學自然科學了，可能學的就是天文或物理學，因而整個(ge) 人生就會(hui) 改變。麵對現實，個(ge) 人隻好改變選擇；而選擇一旦成為(wei) 曆史，似乎就是宿命了。

因為(wei) 父親(qin) 受到“造反派”的迫害，我上學的地方又離家很近，所以或多或少也受了一些牽連。我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參與(yu) 其中的尷尬處境，隻好做了個(ge) 邊緣的“逍遙派”的自我選擇，整天躲在家裏讀書(shu) 和裝收音機，自己的零花錢大多用在買(mai) 收音機零件上了。自己首先做了一個(ge) 電烙鐵，是裝收音機的必用品，後來裝了一個(ge) 四管的收音機，隨身帶到插隊的農(nong) 村去，雖然效果不太好，但每天仍可聽新聞，在與(yu) 世隔絕的寂寞環境中，也算與(yu) 外部世界有了一點聯係。隻是以為(wei) 我可以學天文或物理學的夢，從(cong) 此就斷了念想並化為(wei) 泡影。

我本來讀書(shu) 的興(xing) 趣就極為(wei) 廣泛，“大博士”的稱謂未必就是濫封，自己既然已經邊緣，幹脆就蝸居整天看書(shu) 。父親(qin) 見狀擔心我太消沉，總是趕我出去參加運動，“大串聯”時去了好幾個(ge) 城市，其實是在父親(qin) 催逼下才出門的。當時裝收音機的成就特別令人興(xing) 奮，後來放棄學理科還真有些痛苦。

我從(cong) 小就看見家中收藏不少線裝古書(shu) ，但其實隻是父親(qin) 藏書(shu) 的極少一部分。父親(qin) 曾對我說，抗日戰爭(zheng) 爆發以後，一度東(dong) 奔西走，他的藏書(shu) 丟(diu) 失很多。日本人打到滁州老家，家中親(qin) 戚將書(shu) 裝在棺木中，暫時淺埋在地下，重新打開時，全部黴爛了。現在家中的藏書(shu) 雖有好幾架，都是在貴陽一點一滴慢慢購置的。

張新民家客廳書(shu) 架上的線裝書(shu)

貴陽的古籍舊書(shu) 店原在城區的金沙坡。有時候父親(qin) 逛舊書(shu) 店也會(hui) 帶著我一同前往。他的“二十四史”是散佚後又重新慢慢配齊的。“文革”剛結束時購到《清史稿》，記得書(shu) 到家時他十分高興(xing) ，畢竟最後“二十六史”也置齊了。家中的書(shu) ，史部最多，集部有也不少。善本並不多，但都很實用。我在家中隨便亂(luan) 翻，也增廣了見識。後來按照目錄學的方法找書(shu) 讀書(shu) ，更獲得了按圖索驥獲取知識的人生快樂(le) 。

我最初通讀《資治通鑒》，就是用家中的四部備要本，作為(wei) 日課一天讀一卷，用紅鉛筆在上麵斷句。父親(qin) 看到後告誡我說斷錯處頗多，認為(wei) 將來不能將此書(shu) 見人。現在回頭看真是訛誤不少，不能不感到滿臉羞愧。但逐字逐句圈點通讀，也打下了紮實的學問功底。我的不少知識直接來源於(yu) 古籍，能夠獨立思考，判斷別人立論的堅實與(yu) 否，從(cong) 不跟風時髦作文，顯然也與(yu) 早年打下的文獻學基礎有關(guan) 。

我的母親(qin) 是舊式的家庭婦女，一輩子相夫教子，雖有各種社會(hui) 機會(hui) 的選擇，卻從(cong) 不出去工作。母親(qin) 的祖籍可溯至江西，出生地卻在貴陽。她有好幾個(ge) 師母朋友，形成了一個(ge) 師母朋友圈，都是名門大家出身，也是大學教授的內(nei) 眷，有時在校園內(nei) 散步，也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觀。

出身於(yu) 舊式的詩書(shu) 家庭，母親(qin) 多不工作，母親(qin) 與(yu) 父親(qin) 主內(nei) 主外分工很清楚，家中的事務完全靠母親(qin) 一人操持，長大成人有了孩子後我才感到母親(qin) 的不容易。我們(men) 兄弟五人，姐姐離家很早，兩(liang) 個(ge) 哥哥很調皮，兄弟姊妹全都讀書(shu) ，母親(qin) 一人的辛勞可想而知。

從(cong) 早到晚忙著操持家務，我很少看到母親(qin) 有休息的時候。她的勤勞節儉(jian) ，使得經濟並不寬裕的一家人，卻生活得十分充實豐(feng) 盛。有時候遠客來了，明明家中一無所有，她卻像魔法師似的能做出一桌好菜，弄得父親(qin) 和我們(men) 都很㤞異。“忍嘴待客”是她時常叨念的名言，對自己能節儉(jian) 即盡量節儉(jian) ，對別人當用則用從(cong) 不吝嗇，其實是要我們(men) 與(yu) 人相處學會(hui) 吃虧(kui) ，不能處處窮相，也不能隨意奢華，以生活的節製均衡為(wei) 美德，必須堂堂正正地做人。家中日常生活總是先照顧父親(qin) ，好菜總要優(you) 先父親(qin) 吃，剩下的才是我們(men) 大家分。她說吃飯用筷子總是一頭大一頭小，不能大小顛倒弄錯了長幼秩序。這實際是一種孝道倫(lun) 理的灌輸，但聽起來卻特別親(qin) 切有情味，一點也沒有生硬的說教式的氣息。

母親(qin) 一生最愛整潔幹淨，她特別看不慣別人的拖衣落飾。她靠每月吃飯剩下的一點錢，讓我們(men) 兄弟幾人都穿得很體(ti) 麵，其實衣服也是她親(qin) 手補了又補，但在別人看來都幹幹淨淨。住貴州師大時與(yu) 張宗和先生家互鄰，老先生夫婦總愛拿別家的小孩與(yu) 我們(men) 家互比，說別的富有人家小孩穿得爛爛的，我們(men) 家兄弟幾個(ge) 反倒穿得整整潔潔，衣著素樸而不失富貴氣象，接物待客不簡不慢，追問其中有什麽(me) 生活秘訣，著實都是母親(qin) 勤儉(jian) 和教育的結果。

母親(qin) 給予我們(men) 的是日常生活中做人的教育，我的不少儒學知識其實是從(cong) 母親(qin) 那裏獲得的。記得我陪父親(qin) 到南京查書(shu) 時，路途費用全靠籌借，在外麵館子吃飯開銷很大，每次點菜我都讓父親(qin) 吃，自己忍著盡量少吃，以為(wei) 父親(qin) 並不知道，回來後他悄悄跟我母親(qin) 講：“新民點菜啊，他不吃，總是留給我吃。”這其實是母親(qin) 教給我的品質，以為(wei) 就是人生原當如此的本分事。我後來讀鄭珍的《母教錄》，發現這正是中國文化一貫固有的家風，母親(qin) 身上所體(ti) 現的正是傳(chuan) 統中國婦女常見的美德，但潛移默化影響了我的整個(ge) 一生，決(jue) 定了我的處世態度和生活方法。

因此，父母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和綜合性的。透過母親(qin) 的身教，我獲得了愛物惜物、珍惜一切生活事物的人生品質；憑借父親(qin) 的引導，我擁有了好奇探問、掌握各種有用知識的精神向往。前者是生活世界的日常教育，讓我學會(hui) 了如何應對難以回避的各種人生困難和社會(hui) 挑戰；後者是知識世界的興(xing) 趣培養(yang) ，使我即使在消沉困頓的時候也從(cong) 未放棄讀書(shu) 的求知功夫。我的父母親(qin) 都是深受中國固有文化熏陶的人，身上都有一種特殊的氣韻和風骨。年紀較長記得他們(men) 的人談起來，常說貴大有一批老知識分子即所謂“民國人物”，他們(men) 的行為(wei) 舉(ju) 止都有一種特殊的吸引人的風範，我的父母當然也是他們(men) 話題中的重要人物，兩(liang) 位老人在校園散步往往就是一道風景線。

二、知青歲月

我曾有一段瘋狂胡亂(luan) 讀書(shu) 的歲月，主要是下鄉(xiang) 和剛返城後不久，找書(shu) 十分困難，因而找到什麽(me) 書(shu) 就讀什麽(me) 書(shu) ，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小說，其餘(yu) 亂(luan) 七八糟什麽(me) 都讀。有一回我從(cong) 鄉(xiang) 下返家探親(qin) ，正好碰上貴大圖書(shu) 館搬家清書(shu) ，我主動前去幫忙，弄得滿身灰垢，圖書(shu) 管理員看了十分感動，同意我選了一大摞幾乎抱不動的書(shu) 回家，讓我快活地讀了足足大半年。

現在回憶起來，魯迅的書(shu) 我當時讀得最多，有的甚至讀了好幾遍，甚至他與(yu) 許廣平通信的《兩(liang) 地書(shu) 》，一般人因枯燥不會(hui) 去讀，我也從(cong) 頭到尾通讀了一遍。有段時間在外地工作的大哥與(yu) 我通信，發現我的文風都有點像魯迅，表現得很激憤和消沉，十分擔心，開導勸勉，不希望我再讀魯迅的書(shu) 。我也清楚自己身上彌漫著一種悲觀的氣息，那是時代的各種怪象造成的心理苦悶。但悲觀未必就不是一種力量，苦悶也可引導人探索上進。我其實是在思考人生應有的發展方向，常常因疑惑而引起思想行為(wei) 上的彷徨。

書(shu) 荒渴求知識的年代，最容易找到的是俄羅斯的書(shu) 籍，因而我讀了大量俄羅斯的小說。普希金、果戈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我都讀得愛不釋手。托爾斯泰的長篇巨著《戰爭(zheng) 與(yu) 和平》花了一個(ge) 多月才讀完。四大本《靜靜的頓河》好不容易才弄到手，很佩服天才肖洛霍夫的大手筆。為(wei) 了讀書(shu) ，我在鄉(xiang) 下主動要求去守碾坊，據傳(chuan) 碾坊鬧鬼，農(nong) 民都不願去，我在那裏靜靜地讀了好幾個(ge) 月的書(shu) ，沒見鬼卻見老鼠在房梁上打架，摔下來後即被碾石滾過重重壓死。記得傍晚室內(nei) 光線陰暗，我幹脆跑到外麵田埂上，坐著讀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正好讀到他描寫(xie) 黃昏風景的一大段文字，就一邊比對他的細膩描述，一邊觀看落日霞輝，直到太陽完全沉入遠山，天空浸入無邊的黑暗，陣陣寒氣已經上身，才抱著書(shu) 回到那個(ge) 可能鬧鬼的碾坊。

曹禺的三個(ge) 劇本——《日出》《雷雨》《北京人》——完全可當小說讀。戲中的人物出場前都有一段介紹文字，寫(xie) 得很精練簡括，我幹脆抄下來大聲朗讀。後來很想模仿寫(xie) 劇本，找來易卜生的戲劇集，通過閱讀也算觀察了世態百相，好像人生的各種悲歡離合故事折射在心裏，也就慢慢滿足或化解了精神渴求引發的思想饑餓和認知困惑。

當然，最給我精神力量的有三部書(shu) ：《牛虻》《居裏夫人》和《約翰·克利斯多夫》。那時有的書(shu) 隻能避開人躲著看，但這三部書(shu) 的確給了我奮鬥的力量。萊蒙托夫的詩集，因為(wei) 喜歡而能背誦他的《孤帆》。平時最愛在心中默念的幾句是：“在大海淡藍色的濃霧裏，一隻帆在孤獨地閃耀白光……它尋求什麽(me) ，在這遙遠的異地？它拋下什麽(me) ，在這可愛的故鄉(xiang) ？而它不安地，不安地在祈求風暴，仿佛在風暴中才有安詳！”似乎很符合我在鄉(xiang) 下風雨勞作時的心境，也傳(chuan) 達了我在困厄中刻苦奮鬥的精神向往。

哲學類的專(zhuan) 書(shu) ，最易找到的是馬列著作。我讀過《青年馬克思》，一部重要的人物傳(chuan) 記專(zhuan) 書(shu) ，也很激勵人上進奮鬥。其他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以及列寧的《哲學筆記》等等，我們(men) 也讀過。其中，《自然辯證法》講到心理暗示法，說人熟睡時將銅幣貼在他身上，暗示是燒紅滾熱的鐵塊，會(hui) 引起生理上皮膚燙傷(shang) 的反應。我好奇，就在一起下鄉(xiang) 的同室知青身上做試驗，結果根本就不成功，但也引發了不少思考，知道心理素質的鍛煉對於(yu) 人生的重要。而因為(wei) 好奇辯證法，又去讀黑格爾的書(shu) ，一步一步深入，也擴大了閱讀視野，深化了理論思維。

我後來研究地方誌乘，也可追溯到當知青的時候。因為(wei) 下鄉(xiang) 到甕安一個(ge) 偏僻的村落，急於(yu) 了解當地更大區域的情況，走了五十多裏地到甕安縣城，找到一部《桑梓述聞》，是清儒傅玉書(shu) 私撰的縣誌。傅氏是乾隆年間舉(ju) 人，在清代學人中文名頗盛，撰有《黔風舊聞錄》和《黔風鳴盛錄》，可說是貴州詩歌的重要集大成之作。《桑梓述聞》雖不以縣誌名，實已具一方誌乘的完整規模。我能了解中國史學除了紀傳(chuan) 體(ti) 、編年體(ti) 、紀事本末體(ti) 之外，還有一種綜合性的地方誌史書(shu) 體(ti) 裁，或許就是因為(wei) 讀了《桑梓述聞》的緣故。我從(cong) 傅氏之書(shu) 中獲取了不少地方掌故知識，後來想不到竟花了大量時間專(zhuan) 門研究地方誌書(shu) 和區域文化。

回想下鄉(xiang) 當知青與(yu) 父母臨(lin) 別的那一天清晨，十多輛解放牌大卡車，把我們(men) 像裝貨一樣，分別裝好就長程運走了。父親(qin) 和母親(qin) 站在停車的操場上遠遠含淚送別，我隻感到心中一陣絞痛。我們(men) 是到了甕安才知道要轉車漁河，到了漁河步行九裏地後，才知道目的地是後寨灣。

畢竟僻處鄉(xiang) 村無書(shu) 可讀，一旦找到書(shu) 籍便很興(xing) 奮，也會(hui) 相互傳(chuan) 閱，思考一些社會(hui) 人生的問題。我能在鄉(xiang) 下發奮讀書(shu) 而彌補損失，現在想起來也算是幸運了。一天，勞累之餘(yu) ，幾個(ge) 知青聚在一起，常常會(hui) 爭(zheng) 論一些哲學難題，激烈時會(hui) 拚命大鬧，好像自己已成了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畢竟放棄不了家國天下情懷，而“懷疑一切”本身就是馬克思的名言，我們(men) 不可能不在懷疑中形成自己的批判精神。

1969年，甕安，張新民（右二）和生產(chan) 隊隊長、農(nong) 民和同學在一起。圖中的狗狗和張新民感情最好，因此得名“張賽虎”

1969年春節，甕安，下鄉(xiang) 知青們(men) 在一起（左一為(wei) 張新民）

更重要的是，海德格爾不是講人是被“拋”到世界上來的嗎？我們(men) 不僅(jin) 在毫無自覺選擇能力的情況下被“拋”到了世上，而且在世有了自覺選擇能力以後依然被“拋”到了鄉(xiang) 野，人像物件一樣被動受支配，那又如何回歸人應有的主體(ti) 性呢？下鄉(xiang) 前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下鄉(xiang) 後才開始意識到各種人生社會(hui) 問題的嚴(yan) 峻。記得我一生唯一一次醉酒，就是因為(wei) 思想太苦悶，幾個(ge) 朋友一起喝醉後，先把家具砸爛，然後裹著被子跑到外麵狂呼：“國家都成這樣了，我們(men) 又能幹什麽(me) ？”那還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前，“林彪事件”之後不久。人生的痛苦就在看不到前途，而個(ge) 人的前途又離不開國家民族的前途。回想我一生中僅(jin) 有的那次醉酒，無論憂樂(le) 其實都是因為(wei) 關(guan) 心家國天下。

當然，長年的農(nong) 村生活也鍛煉了自己的意誌，而鍛煉的過程也是化被動為(wei) 主動自覺改變命運的過程。記得在鄉(xiang) 下下大雪不能外出的冬天，躲在令人冷得發抖的小屋裏讀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me) 辦》，很想模仿小說中塑造“新人”的浪漫方式，或幹脆就以“革命”的苦難實踐生活，來改變當時缺少變化氣息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遂把鄉(xiang) 村艱苦的日常生活，比喻為(wei) 作者所描繪的主動自覺地“睡釘子床”，刻意用各種吃苦的方法，多方麵鍛煉自己的意誌，幹起活來有時真比農(nong) 民還耐勞。

我不斷在書(shu) 中尋找人生意義(yi) 的答案，後來讀普列漢諾夫（1856—1918）的《論個(ge) 人在曆史上的作用問題》，書(shu) 中講個(ge) 人成才的三個(ge) 條件：一是長期的、持續不斷的、大量知識的積累，二是越早越好地認定人生發展的目標或方向，三是必要的社會(hui) 條件和曆史性機會(hui) 。否則，缺少了人生目標及與(yu) 之相應的知識積累，機會(hui) 來了也隻能因為(wei) 自己的無能而站在曆史的大門之外歎息；而機會(hui) 的曆史大門如果永遠向你關(guan) 閉，人生的發展方向和知識的積累也會(hui) 受到致命的壓抑。曆史的機會(hui) 固然不由自己決(jue) 定，但人生的發展方向仍可由自己把握，知識的積累也離不開個(ge) 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鄉(xiang) 下的磨難還多方麵地強化了我的意誌力，憑借堅韌的意誌力我必須有計劃、係統性地發奮讀書(shu) 。我想走一條徹底認知中國曆史與(yu) 現實社會(hui) 的學術道路，能不能成功則交給具有偶然性和多變性的曆史機遇。

我既然清楚地明白社會(hui) 給不給予機會(hui) 不由自己決(jue) 定，但如何擴充和積累知識則完全可以自作主張，於(yu) 是就把讀書(shu) 作為(wei) 每日必做的功課，即便一天農(nong) 活勞累之餘(yu) ，也必須在煤油燈下讀完自己計劃的書(shu) 。生活的苦難完全改變了我的少爺習(xi) 氣，我明顯意識到自己心中那股時時泛起的存在勇氣，仿佛天地造化般有了精神力量。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為(wei) 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ge) 秋。我在國家民族憂患的沉思中宛如有了新的生命覺醒，決(jue) 心永不為(wei) 個(ge) 人的無病呻吟而讀書(shu) 或作文。

農(nong) 村生活的磨難足以使應對它的人獲得一種自我能力，那就是自我克製和戰勝一切外部挑戰的意誌力。我後來雙眼視網膜脫離，醫生告誡隻能改行不再看書(shu) ，但我一直堅持每天看書(shu) 寫(xie) 作至少八小時，顯然也與(yu) 自己下鄉(xiang) 後經曆的苦難及有意鍛煉意誌品質的生活過程有關(guan) 。這當然也可說是一種男子漢氣概，但還需要智慧和學識來滋養(yang) 。一生認定不能不改變的東(dong) 西始終沒有改變，盡管人世滄桑，外部世界早已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因而無論成功或失敗，一切都可以不加計較。我以王陽明悟道的“龍場”來比喻我的下鄉(xiang) 地，嚴(yan) 格講也是因為(wei) 在苦難的心路跋涉曆程中，產(chan) 生了與(yu) 古人同處一境界的強烈的生命共鳴。

就像魯迅的小說作品集《彷徨》所表明的一樣，因為(wei) 看不到前途可預料的目標或道路，隻能在充滿偶然性的世界上漂泊沉浮。我在內(nei) 心深處也一度陷入了生命緊張所引發的焦慮和彷徨。大量魯迅作品的閱讀，越加催化了我的苦悶情緒。人生經曆了痛苦又超越痛苦，那是後來告別了魯迅才發生的事。

魯迅的作品如《肥皂》《離婚》等未必篇篇都好，但《阿 Q 正傳(chuan) 》《祥林嫂》等的確是一流的小說。我讀他的《孤獨者》《在酒樓上》等，心中會(hui) 有一種灼傷(shang) 式的痛苦。同時閱讀的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一部《被侮辱與(yu) 被損害的》，僅(jin) 僅(jin) 因為(wei) 它揭示了人生有價(jia) 值的東(dong) 西是如何被摧毀的，就讓我讀後足足難過了一星期。悲劇當然也給了我生存的勇氣與(yu) 力量，我至今仍喜歡悲劇而非喜劇，玩世不恭或調侃取鬧的作品，我一律拒斥不看。但魯迅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激進批判，畢竟與(yu) 我的家庭生活氛圍矛盾衝(chong) 突，我雖讀了他的大量思想作品，卻無法接受他用“吃人”兩(liang) 字來表達中國文化的整體(ti) 特征，尤其難以認同他否定一切的過激文化批判態度，認為(wei) 他的說法容易誤導世人陷入曆史虛無主義(yi) 的泥坑，配合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將自我無限膨脹放大。我欣賞魯迅的深刻，並不否認他在文學上的貢獻，但也厭惡他的尖刻，認為(wei) 不應該捧得過高。與(yu) 魯迅相較，胡適就顯得寬容，盡管他也反傳(chuan) 統，不是很深刻，但人品無可挑剔，也有開風氣之功。二人作一個(ge) 綜合，或許更完美。

我真正從(cong) 內(nei) 心深處告別魯迅，是在大量閱讀了中國古代典籍以後。我看到中國曆史演進過程中的確發生過不少悲劇的場麵，但也欣賞詩教傳(chuan) 統所一貫強調的溫柔敦厚，以為(wei) 批判與(yu) 否定固然重要，但溫情與(yu) 敬意也不可丟(diu) 棄。人類畢竟還是需要慈悲、仁愛、同情和寬容，美好的天性也需要用美好的文字來澆灌、滋潤和表達，我們(men) 總不能整天生活在暴力、恐懼、仇恨和憤懣之中。缺少愛和關(guan) 懷的惡濁世界是無法培養(yang) 出美好的事物來的。而大量閱讀中國古代的典籍文獻，尤其是集部的文學作品，比如屈原的《離騷》或杜甫的詩歌，則可觸摸到每一個(ge) 體(ti) 乃至整個(ge) 民族集體(ti) 的心靈，不能不說它是憂患深刻的，但同時也是滿腔仁愛的。我之所以要告別一度十分醉心或喜歡的魯迅，乃是因為(wei) 有一個(ge) 更廣袤的精神世界在吸引我。

我徜徉在中國古典文化的世界中，當然也能欣賞它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為(wei) 主的剛健篤實的人文主義(yi) 精神，包括天道、仁愛、正義(yi) 、公平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道德操守行為(wei) ，表現在人格形態方麵則完全可與(yu) 西方宗教徒一比高下，必須麵對新的世界格局和社會(hui) 環境進行有本有源的現代性創造和轉化發展。

由於(yu) 在鄉(xiang) 下整天與(yu) 自然打交道，熟悉農(nong) 事的四季變化及耕稼收割，我感到即使是中國文化有情的、人文化的宇宙觀，相對於(yu) 西方文化機械物化的宇宙觀，也更能引發自己精神上的偏好和心理上的共鳴。我願意對天地萬(wan) 物做更多的溫厚善意的觀察和了解，當然也樂(le) 於(yu) 深入中國文化的內(nei) 部展開各種合理的分析與(yu) 判斷。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極力強調創生或創造的生存生活大義(yi) ，我必須深入體(ti) 認並尋繹蘊藏於(yu) 其中的可以活潑展開的“理”，同時也甘願受其涵泳熏陶來豐(feng) 富自己頗有興(xing) 味神韻的“情”。縱觀世界各大主流文化，無論孔子、釋迦、耶穌，都是主動承擔天下苦難，同時又無限同情關(guan) 愛世俗人類，顯得十分寬容、慈善和厚道；我們(men) 隻有直麵人生的苦難，多方麵地同情關(guan) 愛他人，能夠寬容善待一切弱者，才能回歸儒家聖賢正學。我清楚地意識到那個(ge) 一心一意想學自然科學的“舊我”已經完全死掉，而一個(ge) 全身心陶醉於(yu) 人文學科領域的“新我”剛剛誕生。從(cong) 舊生命脫胎換骨般地轉變為(wei) 新生命，我自己也奇怪怎麽(me) 變化如此巨大！

出於(yu) 中西文化比觀互照的需要，我也讀了不少西方哲學著作，當然也逐漸學會(hui) 了如何展開各種評判和分析，以求索出各自的優(you) 長或特點。我後來較為(wei) 欣賞英國保守主義(yi) 的著述，也是因為(wei) 感到現實世界畢竟都不圓滿，但依然不能立刻強行將其改造躍入天堂，在積極有效地謀求創造性轉化和發展的同時，也有必要對固有傳(chuan) 統抱持尊重和寬容的認知態度。因為(wei) 一個(ge) 延綿久遠生機勃勃的偉(wei) 大文明傳(chuan) 統，不僅(jin) 其本身即有存在的合理價(jia) 值和意義(yi) ，而且它也是激活未來創造力必須時時取用的靈性源泉。當然，尊重和寬容並非就意味著放棄或降低自己的理想世界，以理想世界為(wei) 現實批判的參照物，仍應以順應民族自我的選擇及世界主流文明的發展為(wei) 基本前提，循序漸進或客觀有效地謀求現實世界的變革，時刻警惕各種激進主義(yi) 或時髦話語可能造成的不必要的人類災難。

我能走進色彩繽紛的中國文化思想世界，受晚清以來一批老輩學人的影響也很深。記得一次下鄉(xiang) 回家探親(qin) ，見父親(qin) 案頭有一本毛邊紙印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梁啟超先生的大著，一讀就像磁石一樣被緊緊吸住，於(yu) 是又找來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兩(liang) 書(shu) 合觀讀得更有滋味。讀他的書(shu) 不僅(jin) 受到了其清新活潑、生動典雅文字的濡染，極為(wei) 反感當時罵架味十足的官氣八股文章，而且初步了解了有清一代學術發展的大勢，尤其是清代學者與(yu) 政治時勢有關(guan) 的整理舊學的總成績。後來又讀錢穆先生同一書(shu) 名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yu) 梁啟超多以今文經立場發論不同，錢先生偏重從(cong) 宋學精神立言，從(cong) 中正可了解宋學與(yu) 漢學實有變化發展的內(nei) 在脈絡關(guan) 係。而更早者尚有章太炎的《訄書(shu) 》，參照閱讀也頗受啟發。

不過，最讓我心儀(yi) 向往的是陳垣、陳寅恪兩(liang) 位大師，或許是受父親(qin) 文史兼治學風的影響，自以為(wei) 得到兩(liang) 位陳先生“以詩證史”方法的啟迪也最深，讀他們(men) 的書(shu) 也讀得最慢最細。又因為(wei) 父親(qin) 在家中時常提起，所以中學時代就知道了南北二陳的大名。其中陳垣先生強調“史源學”的重要，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後來很想給研究生開一門“史源學”的課，因學校的書(shu) 籍條件不具備而隻好作罷。顧頡剛先生的書(shu) 也讀了不少，他是我的導師周春元先生的老師，以為(wei) 不讀就是對前輩的不尊重，盡管後來我已疏遠了先秦史。父親(qin) 說他不到二十歲時，讀梁啟超的書(shu) ，就曾與(yu) 後來曾任教育部部長的杭立武（1904—1991）辯論。他們(men) 爭(zheng) 辯的問題為(wei) 國家究竟是有機體(ti) 還是無機體(ti) ，意思是國家算不算一個(ge) 由人組成的生命共同體(ti) ，該不該在管理或製度層麵上充分人性化。我起步較晚，自以為(wei) 遲鈍，但大量的閱讀不但豐(feng) 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引導自己步入了學術殿堂，不能說有任何一點成就，但也以為(wei) 值得慶幸。

我讀宋儒朱子的書(shu) ，他強調讀書(shu) 要“逐句玩味，反複精讀，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有一段時間，我按照他的方法，每天背兩(liang) 首詩，對著山川空穀，大聲朗讀。讀《史記》《漢書(shu) 》《三國誌》，也時常回環念誦。而嚴(yan) 謹治學的同時，與(yu) 古人交往，宛如心靈共鳴，此問彼答，仿佛也有一種寬裕溫厚的人格氣象，與(yu) 天地精神合為(wei) ―體(ti) ，生命勁氣彌漫四周。我想長期浸泡在一種悠久的文明傳(chuan) 統中，必定會(hui) 從(cong) 生命中涵養(yang) 出自己的人格氣象，隻是必須溫火慢慢燉，久久才能見出學問的真功夫。而對固有曆史文化有了通透的認知後，我們(men) 才能更加合理準確地判斷和把握現實。學問當然必須擴充知識，但更應該升華境界。“萬(wan) 物靜觀皆自得”，生命一層一層開放，如果真與(yu) 萬(wan) 物有所感通了，自然就能湧出敞亮宏闊的氣象。一旦生命完全封閉起來，卷裹在狹小的黑漆桶子中，不僅(jin) 天地萬(wan) 物會(hui) 離開遠去，甚至本真的自我也會(hui) 遺忘丟(diu) 失，於(yu) 是心智一片昏昧黑暗，又如何能待人視物寬容，更談不上擁有真正的智慧。我後來讀唯識學，講到轉染為(wei) 淨，轉識為(wei) 智——知識的世界固然重要，但還要更上層樓進入智慧的世界。無論理智的渴望或情感的滿足，都在逼著我擴大探索的範圍，名言所涉及的形下領域已難以滿足我的認知興(xing) 趣，我還好奇於(yu) 非名言所涉及的形上領域，不是要否認前一問題對人生的重要，而是感到後者似乎更與(yu) 人的整個(ge) 存在奧秘密切相關(guan) 。

正因為(wei) 如此，我還讀了不少佛教哲學的書(shu) ，特別注意唯識學方麵的著作，譯注了《法華經》和《華嚴(yan) 經》。從(cong) 佛教哲學的角度看，現實存在的人大多是很可憐的，因為(wei) 我們(men) 都被自己的私欲、偏見、妄念、習(xi) 氣捆綁得緊緊的，必然化染為(wei) 淨才能如實了解生命存在的真諦，這也是本體(ti) 論智慧不斷開化的過程，所以轉染為(wei) 淨與(yu) 轉識為(wei) 智是一體(ti) 兩(liang) 麵之事，德性的生命與(yu) 智慧的生命是不能打成兩(liang) 橛的，儒家類似的思想也表現得十分突出。我在鄉(xiang) 下當農(nong) 夫，修溝清渠，犁田打耙，挑糞施肥，什麽(me) 髒活都幹過。但換來綠油油的菜地，滿眼金黃色的稻田，也有一種天地造化大爐，不斷化染為(wei) 淨，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以此來比附人的生命，人作為(wei) 天地精神的自覺者和維護者，當然也要不斷主動淨化自己的生命，並從(cong) 中淬礪出智慧的善良的力量，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要成就他人，乃至不斷推展，不忘整個(ge) 人類。

我的大量閱讀，說來說去，無非都是為(wei) 了更好地了解關(guan) 係未來發展的既往民族文化，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共同體(ti) ，曆史上吸收了不少外來文明的成果，並將其轉化為(wei) 自身內(nei) 部多元結構不可或缺的文化建構因子，外來的佛教徹底中國化，從(cong) 而自創出天台、華嚴(yan) 等係統龐大的哲學思想體(ti) 係，形成璀璨絢麗(li) 的禪宗文化，就是極為(wei) 重要的曆史證明。我要認知傳(chuan) 統中國固有文化，自然不能繞過佛教，佛教的“無分別智”尤其能激發出形上的智慧洞見，當然也豐(feng) 富了中國文化寬裕溫厚的生命氣象，增加了中國文化多元生態結構的色彩。回過頭來再看魯迅及魯迅文化現象，我愈加感到他隻是一個(ge) 特例，一個(ge) 特殊時代產(chan) 生的特殊文化現象。

三、文明互鑒

我們(men) 今天講中國文化，但文化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套觀念，靜靜地作為(wei) 對象等待人去研究。相反地，文化是一個(ge) 動態的結構，是可以化人即改變人的存在狀態或生活方式，在各種變量因素的互動過程中轉化發展的。我自己也感到不知不覺中，長期浸淫在其中的文化也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嵌入了自己精神生命最難以言說的內(nei) 部，自然不能不感慨其移人之巨且深了。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當然是各種思想融為(wei) 一體(ti) 的產(chan) 物，例如先秦的諸子百家，他們(men) 相互爭(zheng) 論和相互交鋒，同時也相互吸收和相互整合，對中華文明共同體(ti) 的形成意義(yi) 極為(wei) 重大。春秋戰國時期，儒、墨兩(liang) 家都是顯學，但為(wei) 什麽(me) 後來儒學廣泛流傳(chuan) ，墨家就消歇遁跡了呢？我在讀書(shu) 的過程中，從(cong) 現實與(yu) 曆史的雙重角度出發，也想回答上麵的問題，是不是與(yu) 《論語》《中庸》所體(ti) 現出來的思想有關(guan) 呢？大家看儒家認為(wei) 中道就是德性，強調“執兩(liang) 用中”的重要，在《論語》中就有所體(ti) 現，在《中庸》中更有反映。我觀察先秦墨家與(yu) 楊朱兩(liang) 派學說，可說是極為(wei) 對立的兩(liang) 端。一方講“兼愛”和“平等”，強調“愛人之親(qin) 若愛其親(qin) ”，從(cong) 而極大地突出了“一同天下之義(yi) ”；另一方主張“貴己”“為(wei) 我”，以致“輕物重生”，嘲笑孔子救世是徒勞無益。在儒家看來，二者一左一右，正好陷入兩(liang) 極端，因而采用“執兩(liang) 用中”的方法，即孔子所說的“我叩其兩(liang) 端而竭”（《論語·子罕》），不僅(jin) 立足於(yu) 最根本的“為(wei) 己之學”，強調實現人自身一切價(jia) 值及所有潛能的重要，而且認為(wei) 在此實現過程中，又要從(cong) 近到遠、從(cong) 親(qin) 至疏，將生命內(nei) 部本有的愛層層向外推展，亦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當然就像一塊石頭丟(diu) 到水中，它必然有一個(ge) 同心圓，同心圓始終以自我為(wei) 中心，決(jue) 不否定每一個(ge) 體(ti) 存在的重要，但也需要推己及人不斷向外擴大，不僅(jin) 逐層開拓自身價(jia) 值實現的空間，同時逐層擴大關(guan) 愛的範圍，最終遍及每一地區，涵蓋每一存在，完全沒有邊界。儒家思想後來長期壓倒墨學，顯然也是曆史的過濾淘汰機製主動選擇的一演進結果。

我自己在治學的過程中，能欣賞、認同或尊重主流儒家思想，主要是因為(wei) 它符合現實人生“情”與(yu) “理”的存在訴求或生命需要。我們(men) 看儒家的“執兩(liang) 用中”，亦即《中庸》所講的“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其說從(cong) 來都反對任何“過”或“不及”的做法，必須以涵蓋兩(liang) 端大全式的“中道”來把握社會(hui) 發展的方向。與(yu) 儒家的看法類似，亞(ya) 裏士多德也認為(wei) 中道就是德性，因為(wei) 無論任何政治理論主張或社會(hui) 生活實踐，一旦采用“過”或“不及”的極端做法，都有可能釀造出各種人為(wei) 製造的苦果。而“中”既是宇宙生成論或本體(ti) 實踐學意義(yi) 上的“道”“一”及“太極”，也是不與(yu) 他物相待的“大全者”“絕對者”或“終極存在”。“大全”必能涵蓋一切，“絕對者”也存在於(yu) 相對者之中，“終極存在”更不離現實存在，因而“中”作為(wei) 一種本體(ti) 存在方式，必然也能經由人的智慧把握，轉化為(wei) 生活實踐的客觀技藝。具體(ti) 說，就是依據天道人性本體(ti) 恰到好處地把握社會(hui) 生活實踐的“度”，動態靈活地應對一切社會(hui) 生活實踐的變化，不斷把握、調整、糾正人類社會(hui) 或左或右隨時可能偏離中道（正道）的錯誤方向，實現人類生存、生活、生產(chan) 和發展的和諧、健康、幸福，最終實現“明明德於(yu) 天下”即人性光輝充分彰顯或全幅落實的價(jia) 值理想。

我希望國家社會(hui) 都在有序化的運作過程中不斷向前發展。我所要做的學術工作便是盡可能地挖掘傳(chuan) 統中國秩序建構的資源，尋找秩序建構的正義(yi) 原則或道義(yi) 基礎。我始終認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功力來自和諧創生而非暴力鬥爭(zheng) ，或者說和諧創生是持續發展的根本前提條件，即使矛盾鬥爭(zheng) 也必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走向更高一層的和諧，隻有不影響任何自由競爭(zheng) 而又高度和諧化的秩序才是最合乎人道又能發抒人的性靈的秩序。這正是中國文化的精彩處。我在埋頭梳理探索固有文化寶藏的過程中獲得了心智的愉悅，在情感上也因為(wei) 有了源頭活水的滋養(yang) 而十分滿足。我當然願意做它的守護人或發揚者，盡管有時候顯得極為(wei) 孤單和寂寞。

從(cong) 先秦原始儒學算起，儒學已有了三期的發展，但實際上，還可將分期的範圍擴大，不能將漢唐儒學排斥在外。例如董仲舒、王通都是開風氣的大儒，韓愈也有承上啟下之功，算不算一期雖有爭(zheng) 論，但治中國思想者決(jue) 不可忽視。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一度弘傳(chuan) 盛行，“儒門淡泊”是唐宋儒家學者的共識。但佛教的挑戰也刺激了儒學的發展，尤其在宇宙論、形而上學、心性論方麵，儒家也建構了可與(yu) 佛教媲美的一套哲學體(ti) 係，強化了高於(yu) 世俗權力的一整套超驗價(jia) 值，而又必須將其落實於(yu) 社會(hui) 生活的實踐化經驗之中。這就不得不逼著我在讀書(shu) 的過程中認真思考，今天如何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推動儒學的現代性新發展。如同宋明儒學徹底吸收消化了佛教而建立了新理學一樣，我們(men) 今天也有必要徹底吸收消化西學以建立一套自己的學理新體(ti) 係。

當代新儒學主要是五四運動以後，麵對西方思想挑戰應時而生的產(chan) 物。與(yu) 佛教形而上學單方麵的挑戰不一樣了，今天西學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涉及形上、形下各個(ge) 層麵，廣涉思想文化一切領域。從(cong) 最早一批儒家讀書(shu) 人接觸西方文化，反觀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以尋求思想的突破，經過四五代人的不懈努力，應該說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其中哲學上成績最突出者，如熊十力、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牟宗三、唐君毅、方東(dong) 美、徐複觀等，都明顯受到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震蕩的刺激，能夠發揚宋明理學的傳(chuan) 統而有所突破。我雖無緣與(yu) 他們(men) 見麵，但與(yu) 他們(men) 的學生多有接觸，也讀了他們(men) 的不少著述，隻是在治學的路徑上更接近曆史學派的錢穆，雖重視形上義(yi) 理而始終不忘形下的經驗世界，總想上承前後兩(liang) 司馬——司馬遷、司馬光——的史學傳(chuan) 統，似乎也與(yu) 自己早年的生活經曆及讀書(shu) 經驗有關(guan) 。史學家是要在曆史中分清善惡並彰顯正義(yi) 的，當然就更需要一本理性和良知開展學術批判的工作。或許未來的學術發展是多元的，即使儒學內(nei) 部也不例外。以中國文化本位為(wei) 基本預設，一個(ge) 曆史意識最豐(feng) 富最頑強的民族，不能不有曆史派學者群體(ti) 性的崛起，事實上我看到了不少相關(guan) 的發展走向或勢頭。

現代新儒學有極強的現實意義(yi) ，盡管早期並不受人重視，但今天認同的人已越來越多，我有幸目睹了這一過程，或多或少有一些參與(yu) ，隻是更願意以邊緣的身份自處。

與(yu) 此相應，西方保守主義(yi) 也逐漸受到人們(men) 的重視，一改過去隻關(guan) 心法國激進派的做法，更願意吸收借鑒英國保守主義(yi) 的思想。思想界不知不覺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自己就是身在其中不自覺的過來人。

英國保守主義(yi) 認為(wei) 現代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其本身也是從(cong) 傳(chuan) 統中逐漸演化而來的，因為(wei) 傳(chuan) 統本身就是生機勃勃創造性思想的重要來源。傳(chuan) 統當然可以轉化為(wei) 現代性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即所謂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但前提是必須先繼承再發展，繼承之後才談得上真正的轉化和發展，才真正有富有生命活力的精神文化產(chan) 品的創造，否則一切摧毀殆盡如同荒漠廢墟，又如何能賡續發展和持久創造呢？何況固有的文化母體(ti) 並未喪(sang) 失生生不息的自強創化功能。因而無論移植任何外來文化或外來價(jia) 值，都應該盡可能地與(yu) 自己固有的文化因子或價(jia) 值因子對接，從(cong) 而催生出人道的、合理的、充滿了創造活力與(yu) 性靈精神之光的秩序係統。

我在閱讀西方哲學著作的過程中，也時常回頭反思或比較中國固有的文化，以為(wei) 與(yu) 西方保守主義(yi) 類似的思想或價(jia) 值資源，其實在儒家思想傳(chuan) 統中也很豐(feng) 富。比如孔子講“天生德於(yu) 予”（《論語·述而》），即可見不僅(jin) 人的內(nei) 在德性是天賦的和不可剝奪的，甚至據此也可斷定與(yu) 德性生命相關(guan) 的個(ge) 體(ti) 人格尊嚴(yan) 也是天賦的和不可剝奪的。中國文化曆來強調天地間人最貴，認為(wei) 即使不識一個(ge) 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人；讀書(shu) 士子大多看重人格氣節，強調養(yang) 浩然之氣的重要，以為(wei) 人格氣節一虧(kui) ，便不再是天地間的完人，其實都是維護本真人性及生命尊嚴(yan) 的表現。而人的尊嚴(yan) 問題恰好是西方“人權”思想不可或缺的一大重要內(nei) 涵。至於(yu) 孔子講“三軍(jun) 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孟子稱“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孟子·公孫醜(chou) 上》)，“說大人則藐之”（《孟子·盡心下》），本質上也是對人的自由意誌和獨立精神的讚揚或肯認。大量閱讀宋明儒學的書(shu) ，也可看到先秦儒學的思想獲得了極大的發揚，實際已構成了一個(ge) 獨立自由的精神傳(chuan) 統，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他對專(zhuan) 製王朝的激烈批判本身就是自由意誌和獨立精神的表現。程朱的“天理”說是一切人都可以自覺和享有的，陸王的“心性”論更把人的主體(ti) 性拔到了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高度。人性的本質、生命的社會(hui) 實踐價(jia) 值及人文意義(yi) ，始終是曆代儒家學者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慕其人而樂(le) 其道，樂(le) 其道而好其學，盡管自我充實與(yu) 自我更新永遠都為(wei) 時代所必需，毫無合理的批判精神也是為(wei) 學之大忌，但我在閱讀和治學的過程中，仍與(yu) 古人有著心靈感通式的共鳴，不時受到他們(men) 生命涵養(yang) 的精神鼓舞，當然就能以同情了解的態度，予以反思性的理性分析和客觀評價(jia) 了。

回顧過去自己的人生經曆，我們(men) 多受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影響，隻要一提到“保守”就將其與(yu) 落後掛鉤，對“保守主義(yi) ”更多有誤讀誤解。其實“保守”並非就意味著落後，梁啟超就有過“以複古為(wei) 解放”的說法，“複古”固然是“保守”，但“解放”則有進步意義(yi) 。他舉(ju) 了好多曆史上的例證，雖未必都準確，仍可見“保守”往往也意味著進步。保守主義(yi) 實際也以人類社會(hui) 合理、健康、人道的進步為(wei) 其根本訴求，隻是認為(wei) 這種進步必須基於(yu) 人類既有的一切曆史經驗才有可能。而既有的曆史經驗總有一些永恒的價(jia) 值值得我們(men) 捍衛或守護，即使批判或改革當下不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使人免於(yu) 自私、狹隘、虛偽(wei) 、狂妄、墮落，救治社會(hui) 發展必然吊詭性滋生出來的各種病痛，也必須盡可能地調動一切傳(chuan) 統中的資源及隱藏在背後的價(jia) 值。而固有傳(chuan) 統文化中的仁愛、道義(yi) 、天理、良知等以人性為(wei) 出發點的基本原則，當然也可透過創造性的詮釋獲取新的意義(yi) 內(nei) 涵，化為(wei) 社會(hui) 秩序建構積極正麵的思想資源，決(jue) 不會(hui) 與(yu) 西方文明主流價(jia) 值矛盾衝(chong) 突。中國文化曆來都強調“先富之，再教之”，“富”和“教”都關(guan) 係到人類自身的整體(ti) 福祉，而整體(ti) 的福祉必須以每一個(ge) 體(ti) 的生活幸福及人格尊嚴(yan) 為(wei) 前提預設。因此，我們(men) 不能隻追求富裕而忘記了教化，否則缺乏了人本來即有的德性，也不配或不能享有人生應有的幸福，更遑論文明新境域的建構或開出。我自己寧願在時代潮流麵前做一個(ge) 寂寞的邊緣人，也要堅持守護心中珍惜的各種美好事物和價(jia) 值。

我長期生活在貴州，貴州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故鄉(xiang) ，盡管慎終追遠，可以追溯到遙遠的滁州。前麵講到儒家的推己及人，其實關(guan) 愛鄉(xiang) 邦也一樣，你必須先熱愛自己的家鄉(xiang) ，然後層層超越性地推出去，才能愛國家、愛天下。否則家鄉(xiang) 都不能愛，又怎麽(me) 能愛國家天下呢？

我熱愛自己的家鄉(xiang) ，當然要了解她的風土人情和曆史文化。無論情感或理智，都驅動我必須去研究和了解貴州。這好像是地緣生活的宿命，其實也是人的自我主動選擇。

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我們(men) 看孔子以三代為(wei) 對象，在理性上選擇了最具人文性特征的周文化，但在情感上仍最親(qin) 近自己的家鄉(xiang) ——魯國。他修《春秋》即“據魯、親(qin) 周、故殷”，實際就是以魯國來編年記事，但更重要的是以事明義(yi) ，托事言道，從(cong) 而彰顯其褒貶筆削大義(yi) ，表現出一種普遍性的人道價(jia) 值關(guan) 懷。屈原熱愛楚國，所謂“狐死首丘”，他是何等熱愛自己的祖國啊！畢竟人人都有自己紮根的土壤，人心無不依戀故土，那就是自己生活成長的地方，不能不將一腔熱血和情感寄寓其中。

貴州的儒學思想資源也極為(wei) 豐(feng) 富，從(cong) 漢三賢（舍人、盛覽、尹珍）到清三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不僅(jin) 儒家主流文化不斷向邊地民族地區影響拓展，而且邊地民族也主動向儒家主流文化靠攏接近，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一大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優(you) 秀人物，同時也強化了作為(wei) 文明共同體(ti) 的國家在邊地多元族群中的認同與(yu) 建構。我關(guan) 心這一曆史發展的過程，也嚐試性地做了一些研究，不能說有什麽(me) 成績，但也引起了學界的注意。

但是，研究貴州並不是我早年的願望，因為(wei) 早年跟著父親(qin) 研讀《史通》，父親(qin) 完成《史通》的校釋工作後，心力精神已經耗盡，很希望我接續他的事業(ye) ，撰寫(xie) 一部中國史學史的專(zhuan) 書(shu) ，以後再慢慢擴大研究範圍，一步一步收獲學術耕耘的成果。但我當時正在按照導師的要求，撰寫(xie) 與(yu) 貴州方誌有關(guan) 的研究生畢業(ye) 論文，也注意到地方儒學發展的前後源流，不僅(jin) 引發了探討興(xing) 趣，也耗費了不少精力時間。史學史專(zhuan) 書(shu) 的撰寫(xie) 一耽誤就是三十多年，不知道晚年是否有精力和時間來加以彌補了。

1985年，張新民的研究生畢業(ye) 答辯現場

四、心路跋涉

儒家在向西南地區輻射傳(chuan) 播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形成自己特殊的地域形態，因而關(guan) 注貴州儒學發展的前後源流，必然也會(hui) 注意到區域族群關(guan) 係的特點。貴州是氐羌、苗瑤、百越、百濮四大族係遷徙交匯的重要區域，四大族係沿江河水道及山陵驛路進入貴州高原，一般而言都是遷徙族群，很難說哪一個(ge) 是土著——通常認為(wei) 仡佬族是土著，但畢竟所占比例不大——因而都在一定的區域框架內(nei) 碰撞交流或整合融通，形成了一個(ge) 以不同生計方式生存發展並展示自身文化特征的族群生態大熔爐。大家在這個(ge) 地方你來我往嵌合在一起，互相交往上千年，融通整合，生息消長，各有特色，不失故我。加上漢文化的長驅直入，漢人移民集團數量的不斷增多，更加跌宕起伏 , 色彩繽紛，表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但又能為(wei) 更大的國家文明共同體(ti) 所包容，並未引發西方宗教戰爭(zheng) 式的激烈衝(chong) 突，這不能不引起我的關(guan) 注興(xing) 趣，也是我投入精力展開研究的重要動因。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一方麵極為(wei) 重視文獻，以為(wei) 中國是世界上罕見的文獻大國，一地必有一地之文獻積累，不摸清文獻積累的情況，離開了前期紮實可靠的解讀工作，研究工作必然就會(hui) 因缺乏資料的支撐和解讀的恰當而顯得空疏浮泛；另一方麵則是由於(yu) 多年鄉(xiang) 村生活的實際體(ti) 驗或感受，遂特別強調山川地理和風物人情實地遊曆或踏勘的必要，認為(wei) 必須以身曆目見的知識來彌補單純書(shu) 本知識的不足。例如顧炎武一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潘次耕《日知錄序》）。他撰寫(xie) 《天下郡國利病書(shu) 》一書(shu)  , 凡所到之處，必“呼老兵逃卒，詢其曲折，或與(yu) 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shu) 而對勘之”（全謝山《亭林先生神道碑銘》）。古人能做到的，我們(men) 今天交通更為(wei) 便利了，當然也能做到。我年輕時曾立下宏誌“十年讀書(shu) ，十年交友，十年著述”，也可說是想要以生命的三分之一時間來潛心讀書(shu) ，三分之一的時間來遊曆交友，三分之一的時間來從(cong) 事撰作。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讀書(shu) 的時間最多，遊曆交友的時間最少，但總是朝著認定的方向前行，俯仰天地並不感到後悔。

不過，我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也感到，立論堅實與(yu) 否，廣泛搜考相關(guan) 材料固然重要，但眼界、胸襟、氣度、格局等史識問題更不可忽視。西方學者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不是提倡視野交融嗎？我據此也強調四個(ge) 方麵的視野交融。一是國家與(yu) 地方的視野交融，即國家是有地方的國家，地方是有國家的地方，我們(men) 不能隻知國家不知地方，更不能隻知地方不知國家。二是大、小傳(chuan) 統的視野交融，原因是中國大、小兩(liang) 種傳(chuan) 統長期融通互動，相互吸收對方的營養(yang) ，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切，“雅化”與(yu) “俗化”並行不悖，取一廢一，缺乏整體(ti) 的眼光，必然造成視野的缺損，便很難全麵認知完整的中國文化。三是古今視野交融，此點古人早有強調，“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我們(men) 隻有知古知今，透過古今交融的視野，才能更好地為(wei) 自己的研究對象分析定位，否則難免不會(hui) 造成“陸沉”“盲瞽”兩(liang) 種認知缺失，影響突破性研究成果的獲得。四是中西視野交融，其較諸古今視野交融，它主要依據同一文化內(nei) 部時間縱向軸意義(yi) 上的前後不同，來觀察和分析自己的研究對象，前者顯然更關(guan) 心東(dong) 西方文化空間橫向軸意義(yi) 上的差異，並以此來觀察了解或分析詮釋自己的研究對象。因此，也可說中西視野交融是借助他者的眼光來更好地反觀審視自己，根據全球性的大格局視野來更加全麵地分析評判自我，從(cong) 而客觀如實地發現兩(liang) 種文化之間必有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揭示自身文化多種複雜麵相合為(wei) 一體(ti) 的豐(feng) 富性與(yu) 特殊性，不避諱缺點，更要發揚優(you) 點，依事實說話，並不輕率比附。

當然，視野交融的範圍也可以隨時隨地調整或補充，例如我們(men) 多年關(guan) 注清水江文書(shu) 的搜集和整理，除了其本身因規模龐大而顯得極有史料價(jia) 值外，也想在上層精英或中原文化視野之外，再多加一重下層鄉(xiang) 村與(yu) 本土鄉(xiang) 民的觀察眼光，簡單說就是苗族怎麽(me) 自己看自己，侗族怎麽(me) 自己看自己，當地人怎麽(me) 自己看自己，他們(men) 自己的記錄自覺不自覺地總有生活氣息的滲入，視野交融顯然不能障蔽其觀察眼光的進入，從(cong) 而導致缺少研究者必需的多維度視角的盲點。尤其長期未納入帝國行政體(ti) 係的“苗疆”地區，雍正間開辟之後才設置了“新疆六廳”，逐漸加快了其內(nei) 地化和國家化的曆史發展進程，因而開辟之前漢文典籍曆來殊少記載當地的史跡，但也決(jue) 不能據此認為(wei) 當地人民就沒有自己的曆史，隻是重新發現他們(men) 的曆史，則必須開展多方麵的田野調查。他們(men) 自己的文字記錄和曆史記憶也是一種文化資源，無論任何時候都不可輕易忽視，搶救、保護、整理、出版等一係列工作，在我看來作為(wei) 一項學術工作也義(yi) 不容辭。

中國傳(chuan) 統學問的取向可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種是“專(zhuan) 家之學”，再即“通人之學”。前者強調打井式的深耕，成為(wei) 某一領域的專(zhuan) 家，也可稱為(wei) 專(zhuan) 門之學，即所謂“專(zhuan) 才”；後者重視廣采博通，盡可能地突破畫地為(wei) 牢的人為(wei) 學術邊界，成就其難得的通人之學，也可稱為(wei) “通才”。當然最為(wei) 理想的人才典範，是既博又精，專(zhuan) 而能通。我早年受父親(qin) 和梁啟超的影響，認為(wei) 以中國之大，一時難以貫通，必須先做分省分地的研究，了解一地必旁涉與(yu) 之交往的他地，或一個(ge) 時代選擇一個(ge) 重要人物仔細分析，分析一人即通曉一個(ge) 時代，然後再從(cong) 縱橫兩(liang) 個(ge) 方麵求其貫通，自然容易形成整體(ti) 的觀點，同時也不費專(zhuan) 精深研的功夫。最後仍要由博返約，以博馭專(zhuan) ，打破學科畛域，不存門戶之見。隻是深感才疏力薄，越入老境越感到局限，雖然耕耘還算勤奮，每以宋人鄭樵“會(hui) 通之義(yi) 大矣哉”之說為(wei) 最終歸宿，始終不放棄一家獨斷之學，但目標懸之太過高遠，自以為(wei) 根本談不上什麽(me) 成就。

我在貴州師範大學工作時，有段時間高校裏也有人主張學校市場化。師大不少院係掛了公司的牌子，有位省領導來視察，問為(wei) 何公司的牌子比院係的牌子多？那時各個(ge) 係都在忙於(yu) 搞創收，我無法反對，隻好埋頭看書(shu) 。因此，當時傳(chuan) 說師大有兩(liang) 個(ge) “書(shu) 呆子”，我自然難逃其外，幹脆就與(yu) 世無爭(zheng) ，以“書(shu) 癡”自居。

市場化辦大學，有段時間甚至表彰大學教授賣燒餅，但我隻埋頭讀自己的書(shu) ，凡是人人爭(zheng) 搶能賺錢的事一概不參與(yu) ，其中也包括高考閱卷這樣有報酬的事，別人為(wei) 多了競爭(zheng) 空位而高興(xing) ，我則慶幸又有了自己享用的讀書(shu) 時間。

我在貴州師大講授中國曆史文選和曆史文獻學，上課從(cong) 來不點名，學生坐得滿滿的，後來才知道點名是防止學生逃課的一種方法，而這種方法對於(yu) 自己來說根本就不必用。

我的《貴州地方誌考稿》一書(shu) ，是在讀研究生期間完成的。或許是因為(wei) 早年找書(shu) 不易的創傷(shang) 性記憶，每天工作時間幾乎達到十二小時。導師周春元先生告誡我，年輕時盡量少發文章，讀書(shu) 積累才最重要，大概是借鑒他的老師顧頡剛先生的經驗，一再說少年文章老來悔，年輕時多讀好書(shu) 才是第一要義(yi) 的事。

因此，每天堅持讀好書(shu) ，實際已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而幾次搬家，最高興(xing) 的是又增加了堆書(shu) 的空間。記得最美好的讀書(shu) 時間，是在師大校園內(nei) 的四棟宿舍，兩(liang) 扇雙開的窗戶十分敞亮，窗外可見藍天白雲(yun) 及隱約的青瓦屋，樓下不知誰種的金瓜帶著綠葉爬入了窗內(nei) ，陽光照耀下金光閃閃。我讀書(shu) 稍有會(hui) 心即眺望藍天青瓦，沉思心中以為(wei) 應該解決(jue) 的積疑問題，不時會(hui) 感到一種與(yu) 哲人大賢對話的快樂(le) 。然而一旦看到大城市的刺眼霧霾，水泥大樓的成片拔起，又加倍痛惜藍天白雲(yun) 的消失、青瓦翠竹的損毀。我後來主動要求調入地處郊區的貴州大學任教，一部分原因便是想回歸童年時代就熟悉的山水自然。

但是，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個(ge) 人盡管在學問的天地中獲得了慰藉，但作為(wei) 民族集體(ti) 共享的文化仍需要載體(ti) ，正好有台灣的學者來尋求合作，希望在校園的照壁山上辦一所書(shu) 院，無奈校方缺乏遠見卓識，以為(wei) 我是在搞“封建迷信”。而貴州大學又急於(yu) 引進我，教授住房空著等了好幾年，我就決(jue) 心舉(ju) 家遷往郊區受聘任教。

我調到貴州大學後，受海內(nei) 外學界朋友的鼓勵，向學校提出創辦書(shu) 院的想法。陳叔平教授從(cong) 浙大轉入貴大，剛上任校長不久，急於(yu) 改變學校現狀，作為(wei) 引進人才必須有配套政策，因而也就慷慨答應了我的要求。但實際卻遭受了各種阻力，碰到的困難遠比想象的大。

我為(wei) 什麽(me) 要創辦書(shu) 院呢？或許是痛感民族集體(ti) 對自身文化傳(chuan) 統的遺忘，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已成遊魂，四處飄蕩而無家可歸。我的任務就是要證明人心未死，中國文化也是活的，就像靈魂需要一個(ge) 身體(ti) 一樣，中國文化也需要一個(ge) 載體(ti) 。創辦一個(ge) 活的充滿生命創進力量的書(shu) 院，便是要為(wei) 中華文化的遊魂找回它本來應有的身體(ti) 。

2005年，張新民（左四）帶的第一屆貴州大學研究生畢業(ye)

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盡管曆史上也遭遇了不少困境，但由於(yu) 全麵影響人的社會(hui) 生活，安排了各種日常生活需要的良善秩序，因而與(yu) 其有關(guan) 的各種象征符號或物質載體(ti) 無處不在。比如我們(men) 整理清水江苗侗村寨文書(shu) 時，發現兄弟拈鬮分家所形成的分關(guan) 書(shu) ，往往就以“仁義(yi) 禮智信”作為(wei) 財產(chan) 分割的表征符號，表示家族財產(chan) 可分而道義(yi) 情感不能分。這說明人心本有的情理世界即是儒家文化的安身之地，“仁義(yi) 禮智信”已深入族裔邊地，成為(wei) 與(yu) 鄉(xiang) 民社會(hui) 與(yu) 秩序建構有關(guan) 的祖訓。現在我們(men) 先要以建築的方式找回它的有形物質載體(ti) ，然後再以學術研究或講學活動的方式激活無形的人心載體(ti) 。我始終以為(wei) 無論任何價(jia) 值都必須與(yu) 人心結合，才是真實的可靠的有生命的，但外緣性的環境的改變及一套整象征符號的提煉和展示也不可忽視。我理想中的書(shu) 院不僅(jin) 是一座錯落有致的建築物，更重要的是還能顯示或傳(chuan) 達出中國文化特有的精神氣韻。盡管最初隻是沙漠中的一塊綠洲，但最終會(hui) 遍地錦繡春色，一切都歸本於(yu) 人的當下現實，以人的生命受用為(wei) 根本目的。

在創辦書(shu) 院以見證中國文化乃是有生命的活的存在的同時，我也極力提倡以個(ge) 人修身為(wei) 本的“微型革命”。因為(wei)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men) 無力在宏觀層麵上改變整個(ge) 社會(hui) 或民族集體(ti) ，卻可以在微觀層麵上改變個(ge) 人或小單位的精神品質。無論是個(ge) 人修身還是單位環境的淨化，都有助於(yu) 自我存在的變化氣質，在本質上不就是“微型革命”？通過個(ge) 人修身影響家庭，又匯眾(zhong) 多家庭影響社會(hui) ，當然也是一種“微型革命”。我在學校體(ti) 製內(nei) 創辦書(shu) 院，通過書(shu) 院來彰顯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提升整個(ge) 學校乃至周圍環境的人文氛圍水平，自己始終認為(wei) 就是一種能夠轉移社會(hui) 風氣的局部性“微型革命”。書(shu) 院是當時學校唯一沒有設黨(dang) 委的地方，我自己的院長職位也是聘請而非任命的。既然是聘請的，與(yu) 校長就非上下級關(guan) 係，一旦與(yu) 理想發生衝(chong) 突，我隨時都可以拒聘走人。建設書(shu) 院的初期就用我自己的人才引進費買(mai) 了一套古典家具，開始有了講學活動，居然就有上層領導來參觀，不是我自己有什麽(me) 特殊本領或能力，而是中國文化本身即內(nei) 含著巨大的攝受力。

由於(yu) 四麵八方朋友的支持，一座新古典主義(yi) 的書(shu) 院終於(yu) 在校園中心區建成了。台灣朋友聞訊後捐贈了上萬(wan) 冊(ce) 書(shu) ，幾個(ge) 老先生花了一周時間來裝箱，僅(jin) 運費就花了十一萬(wan) 元人民幣。與(yu) 此同時，正安縣政府贈送了一尊先賢尹珍的石雕坐像，錦屏縣政府贈送了“貴山書(shu) 院”大型石刻，貴陽市文化廳贈送了“貴山書(shu) 院進士題名”的石碑。其他民間社會(hui) 團體(ti) 和個(ge) 人捐書(shu) 捐物者，場景或事跡均令人極為(wei) 感動。最難忘的是孔子七十七代嫡孫從(cong) 台灣給我們(men) 寄來了他的題聯：“崇儒尚易民主頌，有教無類自由風。”我們(men) 托人感謝他，他回答說：“大家都在為(wei) 文化做事，應該的。”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也捐贈了一尊孔子銅像，他是陳煥章先生的學生，也可說是康有為(wei) 的再傳(chuan) 弟子。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在海外有很大的影響，乃是以儒家觀點立論的一大經濟學學派。湯先生曾專(zhuan) 程到貴州大學考察，我自己找了一部私車將他接到學校，他踏著稀泥到書(shu) 院工地上考察，事畢即匆匆告辭走了。我根本就沒有什麽(me) 款待，似乎茶水一杯也談不上，心中感到非常不安。但不久他就打電話告訴我孔子銅像已運出，還配了大理石的基座，派了專(zhuan) 門負責安裝的師傅，在我們(men) 這裏開創了西南地區孔子銅像進高校的首例。我無從(cong) 報答，自己花錢買(mai) 了一套《康有為(wei) 全集》送他，他喜歡得不得了，勉強算是未破“禮尚往來”的禮俗。

書(shu) 院建成後開展了不少公益講學活動，不僅(jin) 在校內(nei) 麵向師生經常舉(ju) 行各種類型的講學活動，而且支持一批校外知識精英成立了“知行論壇”，定期禮聘海內(nei) 外名家赴築講學，市民反響極為(wei) 強烈。同時又先後設立了四個(ge) 獎學金，經費分別由香港、台灣和美籍華人朋友資助，獎學金發放受益人數達好幾千人，解決(jue) 了不少貧困學生讀書(shu) 求學後顧之憂的問題。我同時還創辦了兩(liang) 個(ge) 碩士點和一個(ge) 人文社科基地，自以為(wei) 也有力地推動了學校人文學科事業(ye) 的發展。

作為(wei) 大學體(ti) 製內(nei) 別開生麵的書(shu) 院，當然必須重視功底紮實的學術研究，不過稍有區別的是，我們(men) 更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倡導自由討論的學風，並創辦了《書(shu) 院文化論壇》《人文世界》《陽明學刊》幾種刊物。其中《陽明學刊》為(wei) 國內(nei) 首家以研究陽明學為(wei) 中心的刊物，在學界的影響也最大。

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要創辦《陽明學刊》呢？主要是深感陽明學在日本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不但學術研究成果頗豐(feng) ，而且社會(hui) 影響也大，即在更早的明治維新時期，幾乎達致家家收藏陽明著述的程度。相較之下，國內(nei) 的研究則顯得相對冷寂，不僅(jin) 負麵的評價(jia) 多，難以跳出唯心唯物的分析框架，偶有個(ge) 別學者主動糾偏，也難以產(chan) 生社會(hui) 影響。因此，我發奮要創辦一份專(zhuan) 業(ye) 學術刊物——《陽明學刊》。編輯時我的右眼與(yu) 左眼一樣也患上了視網膜脫離，術後發現尚有醫院漏診的黃斑病變血管增生，雙眼蒙住不能視物，即使視物也幾同盲人。病中隻好由內(nei) 子念稿進行編輯，居然就辦出了國內(nei) 第一家陽明學專(zhuan) 刊。

創辦刊物自然需要經費，書(shu) 院最初是無編製無級別的單位，學校不可能撥款，隻有設法自籌。一次開會(hui) ，我恰好與(yu) 省財政廳廳長李隆昌鄰座，居然說動了他，但所撥經費隻夠維持第一期，以後又得四處“化緣”。現在回想能連續出刊真不容易，退休移交編務後才感到無比輕鬆。

今天研究和傳(chuan) 播陽明學已成為(wei) 學界及社會(hui) 的熱點，我們(men) 早期的辦刊工作也算有了社會(hui) 影響方麵的回報。但我仍然懷念冷清而艱苦的辦刊過程，一旦形成社會(hui) 熱潮反而想抽身逃逸。當初辦刊心中發動的一念，其實還牽涉民族集體(ti) 精神貧乏反思總結後的不忍，以為(wei) 心性學實際也可稱為(wei) 精神哲學，自孔孟以迄王陽明已形成了一個(ge) 極為(wei) 重要的思想傳(chuan) 統，不僅(jin) 高度張揚了人生應有的主體(ti) 性，而且也豐(feng) 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內(nei) 容，作為(wei) 一種生命的學問，當為(wei) 人類社會(hui) 永遠之必需。我們(men) 在冷清的環境中從(cong) 事研究反而感到很心安，一旦其成為(wei) 名利場中的炒作物又極想淡然退出。

創辦《陽明學刊》其實隻是希望有一個(ge) 傳(chuan) 播中國文化的窗口，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要接續中國文化的道統，即做韓愈當年所欲做的事，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雖表麵“談心說性”，也“兼能濟世安民”之意，要奠定“後來宋代新儒學之基礎”。隻是麵對與(yu) 韓愈完全不同的時代，我們(men) 要重建符合時代需要的新道統，碰到的問題完全不同於(yu) 前人，似乎加倍艱難和錯綜複雜。或許與(yu) 錢穆、唐君毅等創辦新亞(ya) 書(shu) 院的情況類似，我們(men) 要維護綿延中國文化的真血脈。

我們(men) 內(nei) 心的文化理念，很少有人能理解。一次，我與(yu) 陳叔平校長一起參觀陽明精舍，事後他突然對我說：“你們(men) 所要做的我知道就是當年錢穆先生在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所做的。”我驚詫於(yu) 他的睿智及洞察力 , 竟然能窺見我內(nei) 心隱藏的想法。香港被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不僅(jin) 大學授課全講英文，甚至中文內(nei) 容也被逐出了校園。新亞(ya) 書(shu) 院則在香港開出了一片中國文化的綠洲，不僅(jin) 從(cong) 《中庸》拈出“誠明”兩(liang) 字為(wei) 校訓，即辦學宗旨也以人文主義(yi) 為(wei) 訴求，強調“上溯宋明書(shu) 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製度，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wei) 人類和平、社會(hui) 幸福謀前途”。這與(yu) 我們(men) 的理想頗為(wei) 契合，當然值得借鑒或效法。

今天的大學由於(yu) 缺乏人文主義(yi) 教育，往往是有知識缺文化，有文化少智慧。因此，要改變目前學校的現實現狀，就必須強化人文主義(yi) 的教育，至少知識與(yu) 人文應該同時並重。這當然不是排斥知識，隻是強調在追求知識的同時，我們(men) 還應該注意個(ge) 人生命的完善、人文理想的達致，必須開展人性自我認知的教育，培養(yang) 人實現自身內(nei) 在美德的能力。而我之所以重視傳(chuan) 統心性學，也是希望通過心性體(ti) 悟的實證功夫，使人自知人性的高貴，而能真正返本真實的自我，不致迷失在外部的物質叢(cong) 林之中，忘記了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真正意義(yi) 。

我們(men) 想以書(shu) 院來為(wei) 社會(hui) 樹立典範，盡可能調動―切傳(chuan) 統文化資源，講明人之所為(wei) 人的正道或正理，讓生命敞亮和幹淨起來。蘇格拉底講“洞穴”，禪宗講“黑漆桶子”，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應從(cong) 欲望和偏見的“洞穴”或“黑漆桶子”中走出來，呼吸或享受理性與(yu) 良知的清新空氣及燦爛陽光。這當然不是排斥西方文化，隻是希望中國文化的精華能夠與(yu) 西方文化的精華圓融結合。因為(wei) 一切時代和民族共通的智慧和價(jia) 值，都為(wei) 人類社會(hui) 共同的生活所必需，誠如梁啟超所說：“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倘若連自身文化的精華都丟(diu) 棄了，我們(men) 又怎麽(me) 能吸收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呢？遺憾的是當時能理解我們(men) 的人並不多，不少人甚至把書(shu) 院看成是體(ti) 製內(nei) 冒出的一個(ge) “怪物”。

書(shu) 院的修建並非一帆風順，僅(jin) 選址一項就爭(zheng) 論了很久。修好以後如何布置也花費了不少精力。我們(men) 是聽從(cong) 內(nei) 在心靈根源性的深層呼喚不斷向前走的，否則稍有其他功利性的念頭即有可能放棄一切已有的努力和作為(wei) 。

嚴(yan) 格地說，在學校體(ti) 製內(nei) 創辦書(shu) 院，我們(men) 的想法是“立道以傳(chuan) 教”“傳(chuan) 教以化人”。王夫之早就說過，“道”是不能寒磣的，我們(men) 要盡可能布置得素樸和莊嚴(yan) ，“新古典主義(yi) ”的設想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標準，也要求必須在古典中透出現代性的氣息，現代性的氣息也葆有古典化的神韻，從(cong) 而反映“舊邦新命”——有古有今、可久可大——的中國文化精神。譬如剛才提到的“誠明”作為(wei) 一種本體(ti) 實踐的功夫，該用什麽(me) 精神符號來表示？“天下歸仁”作為(wei) 一種價(jia) 值理想，應用什麽(me) 文化符號來象征？一切都必須慎重而頗費思量，幸得陳福桐、楊祖愷等老先生主動來幫忙。那時他們(men) 都是年過九旬的耄耋老人了，一生浸淫在中國文化之中，雖飽經人世滄桑，受盡摧殘折磨，仍滿含“天不喪(sang) 斯文”的悲願和仁愛情懷，不辭勞苦，多方謀劃，參與(yu) 了書(shu) 院的裝修設計和布局工作。今天兩(liang) 位文化老人已經逝世，掛在書(shu) 院的不少楹聯都出自他們(men) 的手筆，既是曆史的生動見證物，也是留給後人的精神遺產(chan) ，在我心中占有的分量是永遠抹不去的。

創建書(shu) 院剛一開始，就怪話滿校園流傳(chuan) ，後來慢慢看到效果和成效了，又一改原來的口碑，讚揚之聲不絕於(yu) 耳。說明人心是能辨別是非善惡的，曆史最終也是公正的。至於(yu) 慕名前來參觀的人，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可謂絡繹不絕。後來政府又主動修建孔學堂，規模遠比書(shu) 院雄闊宏大，但二者一前一後，仍可說是相得益彰。我們(men) 畢竟開了風氣之先，但也冒了極大的受謗風險。

書(shu) 院要在體(ti) 製內(nei) 生存發展，固然要重視知識教育，但作為(wei) 一種文化理想，我們(men) 更重視生命教育。或者說二者必須齊頭並進地發展，如車之兩(liang) 輪、鳥之雙翼，才構成了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全麵完整的教育。為(wei) 此，我專(zhuan) 門製定了學規，鐫刻於(yu) 書(shu) 院門牆右側(ce) ，便於(yu) 師生銘記踐履。後來嶽麓書(shu) 院的鄧洪波教授編纂《中國書(shu) 院學規集成》，將我們(men) 的學規收了進去，成為(wei) 傳(chuan) 統書(shu) 院學規下限的最後一個(ge) ——也可說是自洋務運動推動教育體(ti) 製現代性轉型以來，學校體(ti) 製內(nei) 最後收尾的一個(ge) 學規。現在回想起來，我們(men) 的學規似乎也有兩(liang) 重象征意義(yi) ：一方麵上承宋明兩(liang) 代書(shu) 院人文精神傳(chuan) 統，顯示其生命活力仍在不斷延續；另一方麵則昭告來者接踵繼起，預示書(shu) 院發展必將薪火綿延壯大，或多或少總有一點承上啟下的曆史意義(yi) 。隻是我們(men) 的“承上”不隻是接著講，更多的是接著做，“啟下”也意味著繼起者除了接著講之外，還要接著做，實踐的維度在我們(men) 心中始終占據著極重要的位置。

學規雖然出於(yu) 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個(ge) 人精神理想的寄托，但也可視為(wei) 跨越地域多數道友共同意誌的體(ti) 現，是尚友古人和道交感應的必然結果。它主要強調人要使自己成為(wei) 人是第一要義(yi) 的大事，做人的學問與(yu) 求知的學問應該圓融統一，沒有偉(wei) 大的人格便談不上偉(wei) 大的事業(ye) 。而“一切學問知識，均以對國家社會(hui) 人類之貢獻為(wei) 其目標”，無論個(ge) 人生命的善或社會(hui) 整體(ti) 的善，都是我們(men) 長期關(guan) 心的重要問題。

以“善”為(wei) 出發點的學問，必須激活人先天本有的心靈稟賦，提升人的道德理性與(yu) 道德情感，不僅(jin) 自己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且推動社會(hui) 整體(ti) 的進步和完善。這當然是一種生命的學問，生命的學問離不開生命的教育，因此我們(men) 除了重視課堂上的知識講授外，還要有意發揚傳(chuan) 統中國的詩教和樂(le) 教傳(chuan) 統，將德育與(yu) 美育巧妙地融合為(wei) 一體(ti) 。書(shu) 院的設計除勉學堂、勵道樓外，尚有遊藝亭、琴軒。“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四個(ge) 方麵，在建築設計上也有所反映。更重要的是，我們(men) 還支持學生成立古琴社和書(shu) 法協會(hui) ，多次舉(ju) 辦古琴雅聚和書(shu) 法展覽活動，目的是要把知識教育與(yu) 生命教育統一起來，做到“情”與(yu) “理”的圓融升華及良性互動。大學不僅(jin) 授人以知識，更要教人有涵養(yang) 。生命需要意義(yi) 的滋養(yang) ，意義(yi) 的世界固然需真，但也不能缺乏善和美，真善美都不是空洞的說教，必須活化為(wei) 人的具體(ti) 實踐行為(wei) 。書(shu) 院恰好提供了相應的活動場域，我們(men) 當然發自內(nei) 心地感到高興(xing) 。

生命的學問提示我們(men) ，人生不可或缺的兩(liang) 大發展方向：一是認識自己，把握自己，改造自己；再即認識外部世界，把握外部世界，改造外部世界。二者無論任何時候都同等重要。古希臘神廟就有“認識你自己”的古訓，老子也講“自知者明，自勝者強”。所以我常常告誡自己和學生：隻有自己徹底了解了自己，你才能成為(wei) 真正的智者；隻有自己能完全戰勝了自己，你才能成為(wei) 真正的強者。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因為(wei) 人如果不能自己認識自己，又如何能了解自己？人連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又如何能把握自己？而自己都不能把握自己，又如何能自己戰勝自己，克服先天後天一切生命中的弱點，徹底掌握自己的命運或前途呢？自己都不能戰勝自己，嚴(yan) 格講也不能戰勝外部世界。無論亞(ya) 曆山大或秦始皇，他們(men) 可以征服一個(ge) 龐大的世界，但未必能征服自己，表麵看是勝利者，其實最終仍是失敗者。

我始終認為(wei) 個(ge) 人生命隻是一點點螢火，其實放到更大的範圍看，創辦書(shu) 院也是一點點螢火，但一點點螢火也希望長久地留在曆史之中。梁漱溟晚年曾問美國學者艾愷：“這個(ge) 世界會(hui) 好嗎？”我們(men) 借助心靈的一點點熒光展望未來，當然希望世界會(hui) 一天天好起來。

曆史是吊詭的，社會(hui) 也是複雜的，書(shu) 院寄托著我們(men) 的理想，我也想追問它未來會(hui) 好嗎？

儒學作為(wei) 一個(ge) 全麵完整的思想係統，曾無處不在地維護和發展了人間社會(hui) 的正常秩序，安排或調整了人的日常社會(hui) 生活，兩(liang) 千多年來影響可謂既深且遠。我因為(wei) 早年插隊下鄉(xiang) ，密切接觸了農(nong) 民的日常生活，諳熟一年四季的農(nong) 事勞作實踐，在情感上已與(yu) 他們(men) 融為(wei) 一體(ti) ，建立起了永遠難以割斷的精神聯係；後來讀鄭樵《通誌》中的“二十略”，很感佩他“結茅夾漈山中，與(yu) 田夫野老往來，與(yu) 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的治學精神，故始終對鄉(xiang) 村生活和民間社會(hui) 有一種特殊的關(guan) 懷，治學過程中也會(hui) 不時留心注意。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來搜集整理清水江文書(shu) ，很大一部分原因即與(yu) 此有關(guan) 。

我在插隊下鄉(xiang) 的地方，能夠清楚地感受到儒家倫(lun) 理在當地民眾(zhong) 中的影響。但西南地區還分布著大量非漢族村落，不少族裔並沒有自己專(zhuan) 屬的文字，漢字的進入及儒學的傳(chuan) 播，顯然也是不可忽視的曆史事實。我長期關(guan) 注“文字入邊”和“儒學下鄉(xiang) ”的問題，清水江文書(shu) 的分布地恰好為(wei) 苗侗民族地區，無論何種類型的文書(shu) 均一概用漢字書(shu) 寫(xie) ，儒家思想的影響在文書(shu) 中也時有反張映。盡管也有漢字記苗音侗語的現象，巫文化的特征也很突出，但正好說明曆史與(yu) 現實情況的複雜，提供了觀察分析和解決(jue) 問題的個(ge) 案。這不能不引起我好奇探究的興(xing) 趣，隻是必須老老實實地做好原始資料的整理工作。我以深山采銅來做比喻，盡管已出版了 22冊(ce) 大部頭的《天柱文書(shu) 》，但要將其鑄成美錢尚有待時日，真正的研究工作實際才剛剛開始。

在漢武帝經營開發西南夷的同時，儒學在兩(liang) 漢時期即已傳(chuan) 入了西南地區。以後時張時弛，或速或緩，儒家思想始終在一點一滴地影響，而以明清兩(liang) 代達至高潮，最終構成了地方社會(hui) 的主流價(jia) 值和文化，同時也發揮了建構地方社會(hui) 多元秩序，擴大中華文明共同體(ti) 涵蓋範圍的作用。從(cong) 儒學在西南邊地的傳(chuan) 播可以清楚看出，儒學除了向上層權力階層不斷移動，成為(wei) 國家籠罩一切的意識形態，化為(wei) 製度體(ti) 係不可或缺的思想構成因素外，尚有另一條向下影響地方精英，又由地方精英輻射傳(chuan) 播至下層社會(hui) ，從(cong) 而強化國家認同及邊地秩序建構的重要下行路徑。明清兩(liang) 代的不少儒家學者，他們(men) 重視教化甚至超過了政治，關(guan) 心社會(hui) 有時也超過了朝廷，認同主流文化成為(wei) 社會(hui) 發展的趨勢。西南民族地區不斷內(nei) 地化的發展過程，顯然也是儒學不斷傳(chuan) 播並紮根邊地的過程。而無論“文字入邊”或“儒家下鄉(xiang) ”，顯然都與(yu) 這一發展趨勢或過程有關(guan) 。清水江文書(shu) 無疑是“文字入邊”的文本化產(chan) 物，從(cong) 中也可找到不少“儒家下鄉(xiang) ”的曆史發展線索。我的關(guan) 注似乎也是人生的一種宿命，偶然之中好像也隱藏著一層神秘的必然。

明清兩(liang) 代儒學日常人生化的曆史發展大趨勢，尤其泰州學派學者重視民間社會(hui) 教化活動的實踐性取向，使我清楚地意識到關(guan) 心精英思想的內(nei) 在發展脈絡及理論建樹成就實屬必要，但也應該將一部分精力和時間移來研究邊地基層社會(hui) 儒學下移及民間化傳(chuan) 播的曆史過程。事實上，儒學教化或傳(chuan) 播活動中所形成的地域形態和民間形態，尤其是其滲入地方族群後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生態結構與(yu) 多元文化景觀，學術界迄今為(wei) 止仍研究得不夠。因為(wei) 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的成果逐年增加，我多年來一直呼籲和提倡建立清水江學，一部分的原因便是想以地緣性的文化區域為(wei) 分析框架，來更好地探討儒學傳(chuan) 播的地域分布變異形態，尋繹其下移基層後的民間化曆史發展特征。

不過，最重要的仍是清水江文書(shu) 本身具有的價(jia) 值吸引了我。隻要看看其散落在清水江下遊兩(liang) 岸的萬(wan) 千自然村寨，自明清以迄民國不斷層累堆積，原有的自然生態結構樣態始終未受到人為(wei) 破壞，數量之多可能已達到 50件以上，無論係統性或歸戶性均足以令人歎羨，當然就值得任何正直的學者加倍重視和珍惜。而日本東(dong) 京外國語大學率先出版了三大冊(ce) 《貴州苗族林業(ye) 契約文書(shu) 匯編》，國內(nei) 學術界卻始終反應遲鈍而未奮力追上。正是有鑒於(yu) 此，我才多次往返於(yu) 台江、劍河、三穗、黎平、天柱、錦屏幾個(ge) 縣，通過各種形式展開田野調查，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多方奔走呼籲，希望政界、學界共同重視，做好搶救、保護、征集、整理和出版的工作，實際耗在上麵的精力遠比具體(ti) 的研究多得多。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men) 花費的功夫並沒有白費，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清水江文書(shu) 的搶救整理工作終於(yu) 引起了政、學兩(liang) 界的高度重視，現在公開出版的文獻整理專(zhuan) 書(shu) 雖隻是當地文書(shu) 的冰山一角，但成績已極為(wei) 可觀。其中稍可一提的是，2006 年我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曾談到清水江文書(shu) 搶救保護工作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記者後來遂以《貴州“錦屏文書(shu) ”流失嚴(yan) 重亟待搶救》為(wei) 題，將采訪內(nei) 容刊登在當年的《國內(nei) 動態清樣》第 407期上，國務委員陳至立閱後立即作了重要批示。批示要求地方領導重視文書(shu) 的搶救保護工作，並明確提出“有困難找中央”。這件事後來促成了由分管副省長負責的貴州省錦屏文書(shu) 搶救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的成立，並由中央政府和貴州省政府共同撥款，修建了一座大型錦屏文書(shu) 特藏館。三年前，我到錦屏參加文書(shu) 學術研討會(hui) ，會(hui) 前應邀參觀了新建不久的文書(shu) 特藏館，隻見一座具有侗族鼓樓風格的 11層大樓，高高聳立在兩(liang) 座跨江風雨橋的中心。站在樓前回想往事，感到無限欣慰。大會(hui) 主題發言時，即以此為(wei) 題暢談感想，以為(wei) 也算多年的努力給地方政府和社會(hui) 帶來的一份意外收獲。

現在，我與(yu) 一批年輕的學者通力合作，已整理並出版了 22冊(ce) 的大型文獻專(zhuan) 書(shu) ——《天柱文書(shu) 》，44冊(ce) 的《清水江鄉(xiang) 民家藏文書(shu) 考釋》也全部編纂完畢，研究性的專(zhuan) 著成果也擬匯集為(wei) 叢(cong) 書(shu) ，陸續交孔學堂書(shu) 局出版。清水江文書(shu) 的研究已成為(wei) 學界的熱點，海內(nei) 外都有學者參與(yu) 其中，從(cong) 而形成了一支涵蓋麵極廣的研究隊伍，每年發表的學術成果直線上升，由此引發了難得的研究熱潮，與(yu) 已有長足發展的敦煌學和徽學相較，不能不說是令人矚目的又一地域性的新興(xing) 顯學。

我與(yu) 我的學術團隊之所以取得不少學術成績，也與(yu) 四麵八方熱心人士的幫助分不開。最難忘的是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會(hui) 的支持，它由一批青年博士籌劃組建成立，是省外最早認識到清水江文書(shu) 重要性的社會(hui) 公益組織，曾十多次往返於(yu) 南京與(yu) 貴陽之間，與(yu) 我們(men) 協商討論並給予了多方麵的支持。複旦大學曆史係也組建了以老友朱蔭貴為(wei) 首的研究團隊，與(yu) 我們(men) 開展了多方麵的成功有效的合作。他們(men) 的團隊以研究經濟史為(wei) 主體(ti) 力量，發表的學術成果數量不少，並以清水江文書(shu) 為(wei) 題召開專(zhuan) 門會(hui) 議，引發了不少學者關(guan) 心和研究的興(xing) 趣。

通過高校與(yu) 高校之間的強強合作，我們(men) 也培養(yang) 了―批青年優(you) 秀人才。例如在與(yu) 朱蔭貴教授帶領團隊的合作過程中，我們(men) 有兩(liang) 名碩士生考上了複旦大學的博士，畢業(ye) 論文均以清水江文書(shu) 為(wei) 基本材料支撐展開分析討論。其中一名學生畢業(ye) 後好幾個(ge) 高校爭(zheng) 要，最後他的選擇是在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執教。他的博士論文和多篇期刊文章主要研究典當回贖，在方法論上即利用了清水江文書(shu) 特有的歸戶性，得出了不少學術界極少涉及的有關(guan) 研究典當回贖率的結論。歸戶性隻是清水江文書(shu) 價(jia) 值特征的一個(ge) 方麵，但已可讓人了解到其有待挖掘和獲得突破性研究成果的空間之大。

從(cong) 大量清水江文書(shu) 提供的曆史信息可以看出，當地典當贖回率是很高的，說明當地的貧富分化或對立並非以往想象的那麽(me) 大。而團隊中林芊教授的研究成果也清楚地告訴我們(men) ，當地在經濟結構上完全是一個(ge) 自耕農(nong) 社會(hui) ，不僅(jin) 大地主極少，即便是雇農(nong) 也不多見，中農(nong) 才是土地占有者的主體(ti) ，土地兼並或集中的現象並不嚴(yan) 重，兩(liang) 極分化並非十分突出，階級對立也不明顯，過去對地主土地占有量比例的評估實有所誇大。與(yu) 其相應的是，長期性的小農(nong) 經濟社會(hui) 很難出現財富或資本大量積累的現象，鄉(xiang) 村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也就顯得極為(wei) 遲緩，所謂資本主義(yi) 的萌芽或現代生產(chan) 方式的產(chan) 生也顯得十分艱難，當然也就提示我們(men) 隨意濫用西方模式分析中國社會(hui) ，完全有可能產(chan) 生各種各樣誤讀誤解的生硬錯誤。盡管清水江流域的社會(hui) 結構模式當如何總結，尚有不少實證問題需要客觀分析和解決(jue) ，利用當地文書(shu) 展開研究畢竟起步較晚，但大量文書(shu) 的公布出版仍為(wei) 進一步尋求答案提供了可能。一切嚴(yan) 肅認真的學術結論都必須以大量充分的實證材料的擁有為(wei) 基本前提，我當然為(wei) 自己的整理編纂工作能轉化為(wei) 社會(hui) 化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感到高興(xing) 。

由於(yu) “ 文革”與(yu) 下鄉(xiang) 多年鍛煉的經曆，與(yu) 普通工人、農(nong) 民長期接觸，我也十分關(guan) 注民間社會(hui) 的現代性轉型，深知民間社會(hui) 的現代性轉型不能脫離固有的社會(hui) 或文化的傳(chuan) 統。曆史是與(yu) 人的生命存在及現實需要對應的多種多樣社會(hui) 活動的整體(ti) ，我們(men) 從(cong) 整體(ti) 規模上分析把握清水江文書(shu) ，從(cong) 人的出生到自然老死，舉(ju) 凡社會(hui) 生活中的各種事相都有所反映。僅(jin) 以文書(shu) 類型而言，便有土地（林地）買(mai) 賣契約、土地（林地）租佃契約、析產(chan) 分家合同、納稅單、魚鱗冊(ce) 、賬簿、婚書(shu) 、休書(shu) 、過繼書(shu) 、占卜書(shu) 、訴訟書(shu) 、日記本、家規族譜、摩崖碑銘、鄉(xiang) 規民約、政府文告等等，也可說是以百科全書(shu) 的方式積累或反映了民間社會(hui) 大量的日常生活狀況，其中不乏可資借鑒的社會(hui) 公益活動及行為(wei) 組織模式，是各種現實的或想象的共同利益在驅動著人的行為(wei) ，包括家庭、宗族及跨村寨族群內(nei) 部協調解決(jue) 問題的機製等，無論曆史學、社會(hui) 學、經濟學、法律學、民族學或人類學等，都可以從(cong) 中找到可供研究利用的文本素材，從(cong) 而推動多種學科齊頭並進地發展。而傳(chuan) 統民間社會(hui) 要成功有效地轉化為(wei) 現代民間社會(hui) ，再由現代民間社會(hui) 進入具有公共文化和公共道德精神的公民社會(hui) ，當然也有必要利用文書(shu) 資料展開多方麵的研究，從(cong) 而摸清傳(chuan) 統民間社會(hui) 形式繁多的生態結構方式和行為(wei) 模式特點，調動其內(nei) 部各種值得充分肯定的積極因素和有用資源，提供各種社會(hui) 氣候醞釀催化條件，促使其朝著現代公民文明社會(hui) 轉型。

清水江是沅江的上遊，清水江—沅江注入洞庭湖後，又與(yu) 流經地域更為(wei) 廣袤的長江相連，由於(yu) 河流滋養(yang) 人類生存生活的重要和水道交通運輸提供的方便，當地自然也創造和發展了自身燦爛悠久的文明。加上清水江文書(shu) 涉及的問題整體(ti) 而豐(feng) 富——均與(yu) 完整立體(ti) 即大全式的社會(hui) 結構吻合對應，因此借鑒敦煌學、徽學的成功研究經驗，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清水江學”這一重要概念，認為(wei) 契約文書(shu) 的研究也應朝著區域學建構的方向發展，否則缺少了區域學立體(ti) 完整的宏闊眼光，文書(shu) 的個(ge) 案性研究也會(hui) 減損其價(jia) 值和意義(yi) 。我們(men) 稍關(guan) 注一下法國的年鑒學派，就會(hui) 知道他們(men) 以一定區域的“總體(ti) 史”為(wei) 目標預設，綜合運用地理學、經濟學、社會(hui) 學、曆史學、人類學、心理學及語言學等方法，不僅(jin) 關(guan) 注人的生存發展必需依賴的氣候、環境、生態、土壤、物產(chan) 等自然因素，更重要的是還以此為(wei) 基礎，全麵研究民眾(zhong) 日常生活必有的交往關(guan) 係、經濟行為(wei) 、血緣組織、社會(hui) 合作、宗教信仰等人文特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yu) 腓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一書(shu) ，他主要以地中海為(wei) 區域單位 , 盡可能地揭示當地地理、經濟、社會(hui) 、思想、政治、軍(jun) 事、宗教等多方麵的現象，可說是最能反映其整體(ti) 曆史觀的一部區域學敘事傑作。我們(men) 不必照搬西方學者的做法，但讀一讀曆代正史及地方誌乘便不難知道，類似的敘事方法我們(men) 的史學傳(chuan) 統早已有之，因而完全可以利用全麵而豐(feng) 富的文書(shu) 資料展開跨學科、多層麵的研究，盡可能還原傳(chuan) 統中國區域社會(hui) 的完整麵貌，揭示區域社會(hui) 百姓生活的整體(ti) 圖景，看到圖景內(nei) 部各個(ge) 生活領域或交往環節的互動性功能結構關(guan) 係，撰寫(xie) 與(yu) 人的多種多樣的生存、生活、生產(chan) 活動形式有關(guan) 的整體(ti) 曆史。這是一項極有意義(yi) 的學術工作，隻是如同年鑒學派那樣經過四代人的努力才得以發展成熟，清水江區域學的建構也必須經過好幾代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功。我已開始進入衰暮遲鈍之年，隻能將希望寄托於(yu) 後來者了。

嚴(yan) 格地說，我隻是做了一些架橋鋪路的前期工作，何況文書(shu) 的考釋工作也極為(wei) 艱難，大量手寫(xie) 俗體(ti) 字、異體(ti) 字、自創字的辨識，都頗耗精力和時間；一些特殊族群的習(xi) 俗知識和鄉(xiang) 土文化知識，也非深入調查即不能透徹了解。我們(men) 隻能以愚笨自處，紮實做好文獻整理的基礎工作，為(wei) 未來的深入研究和大批成果的產(chan) 生做準備。我的好幾位北京朋友批評我，要我趕緊回過頭來專(zhuan) 注自己的儒學思想研究，但我意識到自己一旦放棄，整個(ge) 團隊就會(hui) 解體(ti) 癱瘓，因為(wei) 文獻資料的整理，學校是不算考核成果的，年輕學者出於(yu) 壓力都將精力放在如何發表文章上了，以下地獄來比喻枯燥繁雜的文書(shu) 資料整理工作，隻有癡到極點的人才會(hui) 心甘情願、責無旁貸地去做。隻要有人願意做，即意味著曆史不會(hui) 終結，它永遠在迎接未來。我們(men) 的犧牲是值得的。

五、麵向未來

我大半生都在書(shu) 齋中生活，讀書(shu) 生活陪伴了我一生，但書(shu) 齋其實也聯係著社會(hui) ，現實社會(hui) 最缺少的就是書(shu) 齋，即使社會(hui) 也應該多有一點書(shu) 卷氣。社會(hui) 的書(shu) 卷氣其實就是公民道德的集體(ti) 顯現，因而我仍必須繼續過好我的書(shu) 齋生活。書(shu) 齋藏書(shu) 品類數量越積越多的變化，當也濃縮了我一生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與(yu) 過去明顯不同的是，現在住房條件改變了，我可以有兩(liang) 個(ge) 書(shu) 房了——一個(ge) 用來寫(xie) 學術專(zhuan) 著，一個(ge) 用來寫(xie) 雜文。又因為(wei) 住房是東(dong) 西向，所以必須避開太陽光刺射眼睛，我通常上午在西屋寫(xie) 作，下午則轉到東(dong) 屋看書(shu) 。一天西往東(dong) 來，三個(ge) 書(shu) 桌，四壁放書(shu) ，與(yu) 書(shu) 結伴，視書(shu) 為(wei) 友，書(shu) 在那裏人就在那裏，我說再也不想搬家了。

書(shu) 房多了也可以回避吵鬧，尤其外孫調皮喧鬧的時候，我可以在兩(liang) 個(ge) 書(shu) 房中進行躲避式的選擇。現在的問題是家中滿屋堆書(shu) ，有時也在家中為(wei) 學生授課，老伴嫌我書(shu) 籍放置淩亂(luan) ，我也自認一生癡性難改。

回憶我早年研究地方誌時，乃是因為(wei) 吉林省的金恩輝先生組織全國各地的專(zhuan) 家，擬出一套地方誌研究叢(cong) 書(shu) 。他們(men) 很希望我寫(xie) 一本，導師周春元先生也動員，我不能抗命，一埋頭就是好幾年。父親(qin) 則希望我從(cong) 史學名著入手，一部一部好書(shu) 讀下來，打下通讀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的功夫後，再作史學史專(zhuan) 史的研究。當時中國文學史的著述很多，中國史學史的專(zhuan) 書(shu) 則很少，父親(qin) 希望我跟著他先研究《史通》，接著研究章學誠的《文史通義(yi) 》和鄭樵的《通誌·二十略》，同時整理高似孫的《史略》。這是研究史學史很好的一套計劃，但因為(wei) 研究地方誌而完全打亂(luan) ，以後再回頭就困難重重了。

但是，有關(guan) 史學史的專(zhuan) 書(shu) ，我的確讀了不少，也發表了一些相關(guan) 文章，因而特別能欣賞儒家的曆史智慧。儒家的曆史智慧出現甚早，至少可上溯至孔子所修的《春秋》。宋明諸大儒受外來佛教的影響，又創造性地發展出一套可與(yu) 曆史智慧媲美的形上智慧，但形上智慧也可在先秦儒家的經典中找到源頭，中國人長期持有的天道信仰也可說明此點。形上的抽象世界與(yu) 形下的具象世界，二者都應為(wei) 關(guan) 注現實而又懷抱理想的人所重視。形上與(yu) 形下兩(liang) 個(ge) 世界非一非二，不能截然分割；曆史智慧與(yu) 形上智慧相得益彰，也應合為(wei) 一體(ti) 。我一生受益於(yu) 前賢並感到生命自有其存在的現實意義(yi) ，完全得力於(yu) 中國文化曆史智慧與(yu) 形上智慧的滋養(yang) 。我長期的讀書(shu) 生活其實就是散步漫遊在民族集體(ti) 悠久燦爛的文明長河中，得其久久濡染沾溉，仿佛源頭活水滋養(yang) 不斷。

1992年，在貴州地方誌研究班做學術報告

極為(wei) 有趣的是，我還注意到中國人長期一貫的致思取向：並非僅(jin) 僅(jin) 耽溺在柏拉圖的理想王國之中，也決(jue) 不以印度人所擅長的形上玄思為(wei) 認知滿足，而是始終都有自己理想世界與(yu) 現實世界打成一片的憂患和關(guan) 懷，注意尋繹可以麵向未來的人類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我的想法當然與(yu) 大量閱讀史家著述大有關(guan) 係。中國人強烈的曆史意識感染了我，曆史智慧的呼喚吸引了我，心靈承載了太多的先哲教誨，我隻能用敬意來表達感激。

形上世界落實於(yu) 行下世界，當然要具化為(wei) 人生的實踐行為(wei) ，更要轉化為(wei) 社會(hui) 的建構力量，既可說是有理想關(guan) 懷的現實主義(yi) ，也可說是有現實關(guan) 懷的理想主義(yi) 。曆史智慧本質上也是中道智慧，它反對一切“過”和“不及”的偏頗做法，事實上，我們(men) 也吃夠了各種忽左忽右偏頗激進主義(yi) 的苦頭。因此，如果天假我以年，源頭活水不斷，我還想在晚年將中國的曆史智慧揭示出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國人的真信仰，它隻能是曆史文化中的不朽。不朽即是永恒和超越，必須將自我的小生命融入曆史文化的大生命之中，與(yu) 在曆史文化中安身立命的民族集體(ti) 同一共在，才能實現永恒性超越。

《周易》“既濟”之後是“未濟”，人生永遠有做不完的事，晚年隻能不急不緩慢步前行。張載所說的“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現在也成了我的座右銘。作為(wei) 一生心路跋涉曆程的總結，我常想自己究竟還能做些什麽(me) 事？

或許我仍應該回到自己原有的儒學研究上來，但不少人生的欠債(zhai) 總得先還。比如整理父親(qin) 的遺著，撰寫(xie) 追思先輩的文章，完善一些有待係統化的舊作，回答長期積悶在心中的不少理論難題，化身成為(wei) 青年學者成長的“增上緣”……年輕時不少外地未謀麵的學者以為(wei) 我早已是老先生了，現真成了老先生反而有人以為(wei) 我是年輕學人了，從(cong) 早年的癡迷考據學到晚年的醉心思想史，一生變化太大，可能也是別人改變看法的原因。考據固然可以使人博學，義(yi) 理更能怡神養(yang) 心。我在“漢學”“宋學”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都有所受益，自然以辭章、考據、義(yi) 理三者的統一為(wei) 學問的歸依。

然而生死無常，旦夕禍福，一呼一吸之間也會(hui) 有所變化，既入老境就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我現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父親(qin) 的遺著，其中《史通箋注》擬由中華書(shu) 局收入名著叢(cong) 書(shu) ，同時推出繁體(ti) 、簡體(ti) 兩(liang) 個(ge) 再版本。《史通箋注》的校勘工作量很大，幸得兩(liang) 個(ge) 年輕老師助我反複核對，我每天工作時間總在八個(ge) 小時以上，視其為(wei) 死前唯一必做之事，否則就是孝道有虧(kui) 。或許年底就可出書(shu) ，算是略有交代。至於(yu) 以後的晚年人生道路，隻要氣息未停就繼續努力。

附錄

共憶往昔

龔妮麗(li) （張新民夫人）：我的父母也是貴州大學的老師，我與(yu) 新民都是貴大的子弟，所以小學、中學都在同一所學校。他原來比我高一級，後來我跳了一級，就與(yu) 他成了同班同學。在學校時，我們(men) 的性格完全不同，我經常參加文藝演出，又打籃球、排球，特別活躍。新民不多話，特別是不和女生說話。以至於(yu) 後來同學們(men) 聽說我們(men) “好了”，簡直不相信，說“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根本不是一種人”！

張新民：我愛看書(shu) ，也踢足球，打籃球，喜歡遊泳，但從(cong) 不出風頭。“文革”剛開始，我父親(qin) 被停課審查，掛黑牌，挨批鬥。中學同學們(men) 不知道，全班舉(ju) 手表決(jue) 推我上北京，報上去學校沒有批準，他們(men) 這才曉得我父親(qin) “有問題”。過了好久，到了“大串聯”的後期，被父親(qin) 動員多次，我才出省去串聯。

龔妮麗(li) ：在學校時我幾乎沒有同新民說過話。有一次他的腿被同學玩自製槍 ( 裏麵裝的是紙做的子彈 ) 打傷(shang) 了，我看見他倒在地上，他們(men) 班熱心的同學請大家湊錢送他上醫院，我身上隻有兩(liang) 角錢，都拿出來了。後來他將兩(liang) 角錢還給了我。

我們(men) 是花溪中學（現貴陽市清華中學）第一批下鄉(xiang) 的知青，1968年 12月，我們(men) 一起到了甕安縣漁和公社。我與(yu) 新民在一個(ge) 知青點，知青點當時稱為(wei) “家”，我們(men) 也算是一個(ge) “家”的成員了。

張新民夫婦是花溪中學（現清華中學）校友

張新民：在鄉(xiang) 下時我們(men) 也很少說話，我常與(yu) 同去的男知青討論哲學問題，她不好意思參與(yu) ，就躲在隔壁的房間聽——其實是自己設定的規矩太多。她會(hui) 拉小提琴，下鄉(xiang) 兩(liang) 年後就考上了文工團，我們(men) 五人中，我在鄉(xiang) 下待的時間最久。有一年天氣久旱不雨，那時農(nong) 村無水源的“望天田”眼看就要顆粒無收。鄉(xiang) 民焦急地來找我，我先是跑到公社找來一台抽水機，但抬上山田一看沒有汽油不能用。我反正是知青什麽(me) 也不怕，就跑到縣城厚著臉皮到處找人要，終於(yu) 買(mai) 到一桶汽油，走五十裏路抬了回來。有了汽油又日夜幹活加班提水，一台抽水機抵得上全村人用木桶人工提水，救活了幾百畝(mu) 的水稻。秋季分糧食的時候，農(nong) 民認為(wei) 我立了功，特意照顧我多分點糧食，回想起來當時能弄到汽油真不容易。但我早與(yu) 農(nong) 民們(men) 在情感上融為(wei) 一體(ti) ，急他們(men) 所急就是急我所急。而在俗世中也可錘煉出自己的純銀真金，這是我在鄉(xiang) 下艱苦生活中慢慢體(ti) 會(hui) 出來的人生哲理。

龔妮麗(li) ：在鄉(xiang) 下當知青時，有一段時間我加入了知青文藝宣傳(chuan) 隊，到縣城參加樣板戲會(hui) 演，後又到各個(ge) 公社去普及樣板戲。下鄉(xiang) 的第二年，我們(men) 五個(ge) 知青的家分成了三家，嵇家兩(liang) 兄弟一家，我和另一個(ge) 女生一家，我們(men) 邀請新民與(yu) 我們(men) 一家，他說怕人家亂(luan) 講我們(men) ，就幹脆一個(ge) 人一家，挺有意思的。不久我考上了銅仁文工團，離開了農(nong) 村，我與(yu) 新民開始書(shu) 信往來，很有共同語言。

我離開甕安農(nong) 村後，在銅仁文工團一待就是八年。我們(men) 這批新進去的學員，我的年紀最大。沒過幾年，那些學員一個(ge) 個(ge) 都開始談戀愛了，我還沒有對象。團裏的人說：“她肯定要找一個(ge) 大學生。”我對他們(men) 說：“我要找一個(ge) 不是大學生，比大學生還厲害的。”他們(men) 覺得不可思議，我說：“因為(wei) 我自己不是大學生，我不願找個(ge) 大學生來欺負我，但是我喜歡的是有真才實學的人。”那時，我一直與(yu) 新民通信，但並沒有談情說愛。

得知大學開始招工農(nong) 兵學員了，我特別想上大學，請新民幫我打聽貴大外語係能不能到銅仁招生，他回信說像我們(men) 這種人很難得到推薦。在共同的命運和渴望上進的苦悶中，我們(men) 的通信更加頻繁了。我們(men) 終於(yu) 在“兩(liang) 地書(shu) ”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們(men) 水到渠成地成了戀人。我們(men) 留下來的信件已有十多萬(wan) 字。可惜我從(cong) 銅仁搬回貴陽時丟(diu) 失了新民的少部分信件，我的信他全部都保留得很好。後來我在比利時留學，我們(men) 又恢複了往返通信的“兩(liang) 地書(shu) ”。我們(men) 的“兩(liang) 地書(shu) ”大概已有二三十萬(wan) 字。退休後，我開始整理我們(men) 的信件，“兩(liang) 地書(shu) ”可見證我們(men) 這一代人奮鬥的曆史。

1988年，張新民一家三口在花溪公園

張新民：結婚後她在比利時留學，我周末就幹兩(liang) 件事，寫(xie) 信和洗衣服，女兒(er) 太小，課務又多，想起來也真累。“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dong) 西。”即使“兩(liang) 地書(shu) ”的既往文字，也隻是雪泥鴻爪而已。

龔妮麗(li) ：1978年 8月，我與(yu) 新民結婚了。我們(men) 的婚禮很簡單，結婚當天就是兩(liang) 家人在他二哥家一起吃了一頓飯，請親(qin) 朋好友到我們(men) 的新房——一間十多平方米的舊房子——吃糖。以後我媽媽又請他們(men) 一家人到我家吃飯，是我媽媽親(qin) 自下廚做的菜。1979年 10月，我們(men) 的女兒(er) 婷婷出生了，那時候就是我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自己帶孩子。新民工作太認真，我生婷婷的那一個(ge) 月，他就隻請了一個(ge) 星期六下午的假（當時還沒有實行雙休日）。

1978年，張新民和龔妮麗(li) 的結婚照

張新民：學校不能臨(lin) 時換老師，我也不願耽誤學生，累得真夠嗆，但也熬了過來。就是這麽(me) 一個(ge) 死腦筋的人，我拿自己也沒有辦法。

龔妮麗(li) ：我十分幸運，雖然沒有進貴大念書(shu) ，但我得到貴大最好的曆史教授——新民的父親(qin) 上課。新民的父親(qin) 多次給我一個(ge) 人講課，至今我還記得他給我講“六國論”的場景。我寫(xie) 的文章得到他的表揚，我真正對自己有了信心。我在鄉(xiang) 下自學外語，扁擔上寫(xie) 滿了英文單詞，我到銅仁文工團仍繼續自學。我把做好的作業(ye) 寄回貴陽，新民的父親(qin) 將我的作業(ye) 交給貴大外語係的老係主任田乃釗先生，他早年留學英國，翻譯了不少作品，我的作業(ye) 經他批改進步不少。我回貴陽時與(yu) 新民一道去拜望田先生，田先生建議我將英語作為(wei) 工具，為(wei) 自己的專(zhuan) 業(ye) 服務。他的建議對我一生都有影響。後來我又自學了法語，到比利時列日大學進修。曆史學和外語的確對我後來從(cong) 事的音樂(le) 美學專(zhuan) 業(ye) 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後來從(cong) 貴大藝術學院調到貴大人文學院中文係，擔任美學碩士點的指導教師，從(cong) 事文藝美學的教學與(yu) 研究。

張新民：我從(cong) 小生活在校園環境，父親(qin) 交往的朋友多在高校任教，我或多或少也受到他們(men) 的影響，可說從(cong) 小就在學術圈“混”，“混”到今天已經一輩子了（大笑）。

龔妮麗(li) ：我調回貴陽後在貴州省藝術學校工作，且一直都是新民家裏的“學術秘書(shu) ”。我的公公——新民父親(qin) 的那部《史通箋注》是我幫助謄抄的，抄寫(xie) 的過程中，學到了不少的東(dong) 西。新民讀研究生時，為(wei) 撰寫(xie) 《貴州地方誌考稿》（以下簡稱《考稿》），騎個(ge) 自行車，每天早出晚歸，天天泡圖書(shu) 館，圖書(shu) 館的管理員都被感動了。那時沒有複印機，沒有互聯網，隻能靠抄寫(xie) 做卡片。他剛完成六十萬(wan) 字的《考稿》就患了視網膜脫落的眼病，到上海去治療。回來後眼睛需要休息，六十萬(wan) 字書(shu) 稿的謄寫(xie) 任務全部落在我的身上。孩子全托在托兒(er) 所，我一邊工作，一邊讀電大，一邊抄書(shu) 稿，眼睛 1.5的視力，下降到 0.7。

新民的《考稿》完成後，一直擱置沒有出版。我父親(qin) 當時是省政協委員，他聯合了文化界的其他兩(liang) 位委員向政協提案，出版這部重要的地方誌著作，但是沒有得到滿意的回複，還是不能出版。1990年，我到比利時留學，通過清華大學的一個(ge) 朋友幫忙，認識了比利時根特大學的漢學家魏查理教授，他看了我帶去的油印稿，十分欣賞新民的這部著作，願意在根特大學出版社幫他出版。1993年，這部擱置了九年多的著作終於(yu) 在國外出版。後來也有多家國內(nei) 出版社來聯係，希望再出這部書(shu) 的國內(nei) 版，但時間又過了 20多年，新民的其他學術任務太繁重，無暇整理這部書(shu) ，出版的事隻好再往後推了。

張新民：20世紀 80年代出書(shu) 好困難， 我也沒有四處找人的能力。但1984年仍由貴州師大分裝五冊(ce) ，油印了上百套我的《考稿》，分送全國各高校和研究藏書(shu) 機構。南開大學的來新夏先生看了來信讚不絕口，傅振倫(lun) 一生治方誌，撰文評價(jia)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三項方誌學成就，《考稿》有幸列在其中。比利時出的書(shu) 當時覺得裝幀好大氣哦，現在國內(nei) 水平已趕上，又覺得一般了。十年前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就想出版國內(nei) 版，我一直忙於(yu) 國家重大招標課題“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的工作，抽不出時間來做進一步的修改。現在稍有了點自己的時間，又忙著整理父親(qin) 的舊著——人生曆來就是這樣，遇事得自己讓步。

西方人透過《考稿》來了解貴州，首先就了解了相關(guan) 的曆史典籍。不少人類學學者來貴州開展田野調查，先讀這本書(shu) 找到典籍線索，熟悉了相關(guan) 文獻資料，我接觸到的人都說會(hui) 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撰寫(xie) 《考稿》時，相關(guan) 的著作隻有洪煥椿的《浙江方誌考》，《考稿》的出版也算稀奇的事，國內(nei) 未能出版難免有遺憾。

我研究地方誌的時候，“文革”剛剛結束，學術界百廢待興(xing) ，方誌作為(wei) 一種文本概念也被大家遺忘了，更談不上整理和纂修，一派荒漠景象。後來才成立了省誌辦，開始有了省級行政編纂機構，由秦天真來負責，逐步推動各個(ge) 縣也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陳福桐先生帶著我寫(xie) 的五大冊(ce) 油印本《考稿》，一個(ge) 縣接著一個(ge) 縣地去介紹當地曆史上修誌的情況， 推動編修新方誌的工作。我後來與(yu) 老先生的交往十分密切，就是因為(wei) 共同研究地方誌的因緣。

《考稿》後來好幾個(ge) 出版社想出，我隻答應了國家圖書(shu) 館出版社，因為(wei) 倉(cang) 修良先生的學生在那裏任主編，我與(yu) 倉(cang) 先生認識已有四十年，他是史學史和方誌學的大家，我信其人必也信其學生。整理我父親(qin) 的舊作是應中華書(shu) 局的約稿，他們(men) 從(cong) 總編到責編都重視。手邊等著要做的各種事太多，“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屬我個(ge) 人的則隻能一拖再拖。

2020年，口述史采集小組訪談張新民先生時的合照

（來源：貴陽市文旅局發起和指導出版書(shu) 籍《尋城跡：貴陽市文化名人口述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