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建運動與(yu) 新鄉(xiang) 賢階層的崛起

作者：趙泓（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yu) 傳(chuan) 播學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文史天地》2022年第4期

1鄉(xiang) 賢與(yu) 鄉(xiang) 村治理

在古代，王權政治隻管到縣一級，廣大鄉(xiang) 村通過自治的方式，以及鄉(xiang) 規民約實現有效管理，體(ti) 現的是宗法製度與(yu) 儒家思想。傳(chuan) 統鄉(xiang) 賢社會(hui) 與(yu) 鄉(xiang) 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製度、鄉(xiang) 紳、鄉(xiang) 約（如北宋呂大鈞返鄉(xiang) 後與(yu) 鄉(xiang) 民訂立《呂氏鄉(xiang) 約》：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鄉(xiang) 學、私塾（村塾）、義(yi) 學、義(yi) 莊、義(yi) 倉(cang) 。

保甲製度最早實施於(yu) 北宋，後一直延續到民國。規定十戶一甲，互相幫助、互相監督。私塾要收學費，村塾則收極少的學費，甚至對貧困家庭學童免費。義(yi) 學是村裏辦的公共教育，招生對象多為(wei) 貧困孩子。義(yi) 莊是古代中國社會(hui) 風俗，是宗族所有之田產(chan) ，始於(yu) 北宋。仁宗時範仲淹在蘇州用俸祿置田產(chan) ，收地租，用以贍族人、固宗族，係取租佃製方式經營，相當於(yu) 農(nong) 村最早的慈善機構。義(yi) 倉(cang) 主要在寺廟等處儲(chu) 備糧食用來救急、扶貧。古代鄉(xiang) 村有一係列互助保障方式，總體(ti) 來看秩序較為(wei) 井然。

鄉(xiang) 賢在古代鄉(xiang) 村治理中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告老還鄉(xiang) 或賦閑休養(yang) 的官員、科舉(ju) 及第未仕的讀書(shu) 人、本地宗族領袖、有文化的中小地主等，構成了鄉(xiang) 賢的主體(ti) 。比如，古代做官的會(hui) 告老還鄉(xiang) 。在任的也會(hui) 因父母去世，在老家守孝一段時間，通常為(wei) 27個(ge) 月。這樣，很多讀書(shu) 人即使外出，也沒有脫離農(nong) 村。但到了清末、民國時期，很多年輕人離開了便不再回來，農(nong) 村的精英不斷流失，甚至有些地方鄉(xiang) 賢被惡霸所取代。到了外擾內(nei) 困的清末，廣大鄉(xiang) 村發生巨變，傳(chuan) 統農(nong) 耕社會(hui) 逐漸向城鄉(xiang) 二元化方向發展，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凋敝。梁漱溟分析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兵禍匪亂(luan) 、苛捐雜稅等；二、經濟屬性的破壞力——外國經濟侵略為(wei) 主，洋行買(mai) 辦等也為(wei) 破壞鄉(xiang) 村的助手；三、文化屬性的破壞力——從(cong) 禮俗、製度、學術、思想的改變而來的種種。 

2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xiang) 建運動

近代以來，由於(yu) 農(nong) 村精英不斷單向流向城市，鄉(xiang) 賢社會(hui) 遭到了嚴(yan) 重破壞。現代鄉(xiang) 建運動實質上是農(nong) 村自救運動，它希望重建開明士紳、知識分子與(yu) 鄉(xiang) 村的和諧共生關(guan) 係，恢複鄉(xiang) 村秩序，進而達到改造鄉(xiang) 村的目的。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ye) 部的調查統計，1934年，全國各地鄉(xiang) 村團體(ti) 達600多個(ge) ，這些團體(ti) 建立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區、實驗點達1000多處。

鄉(xiang) 建運動可以追溯到晚清光緒年間。1904年，河北定縣翟城村鄉(xiang) 紳米鑒三發起村治運動，開展以興(xing) 辦新式教育、製定村規民約、成立自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為(wei) 內(nei) 容的鄉(xiang) 村自治。這可以視作民國鄉(xiang) 建運動的源頭。

王拱璧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鄉(xiang) 建運動承上啟下的人物。他是中國同盟會(hui) 會(hui) 員，河南省鄉(xiang) 村教育的奠基者。曾執教於(yu) 河南大學，新中國成立後任河南省圖書(shu) 館館長。王拱璧在日本留學時即接觸到新村主義(yi) ，與(yu) 武者小路實篤有過交往。回到家鄉(xiang) 後，他目睹鄉(xiang) 村日益衰敗的狀況，在理想與(yu) 現實之間不斷調和，將“新村主義(yi) ”成功“移植”到中原腹地。1920年10月，王拱璧在家鄉(xiang) 河南陳州府西華縣孝武營村（今漯河市召陵區青年鄉(xiang) 青年村）創建青年公學，實行“農(nong) 教合一”，探索新村建設和普及農(nong) 村教育的途徑與(yu) 方法。當年青年公學實施“農(nong) 教合一”的教育製度，著力為(wei) 農(nong) 村培養(yang) 各種人才，在全麵發展基礎上，以“勞動”“健康”為(wei) 中心，力圖把學校和村莊建設成“幸福樂(le) 園”。

▲晏陽初騎毛驢下鄉(xiang) 調查

1924年，教育部給王拱璧頒發了二等金質獎章，河南省政府頒發“惠嘉青年”匾額。1926年9月16日，土匪洗劫了青年村，保衛團及村民死傷(shang) 20餘(yu) 人。這對青年村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1926年，以晏陽初為(wei) 總幹事的平教會(hui) 在河北定縣開展鄉(xiang) 村建設試點。晏陽初（1890—1990）是四川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從(cong) 耶魯大學畢業(ye) 後到了法國，在參戰勞工中普及教育。回國後，他將自己的精力都花在平民教育上，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他後來認識到平民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鄉(xiang) 村，從(cong) 1926年開始，平教會(hui) 的工作重心從(cong) 城市轉移到了鄉(xiang) 村，並將河北定縣作為(wei) 平民教育的試點。晏陽初的鄉(xiang) 建理論的出發點就是針對中國國民素質的狀況，認為(wei) 農(nong) 村的問題可以用“愚、窮、弱、私”四個(ge) 字概括。針對這四大病症，他主張采用學校式、社會(hui) 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達到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的目的。

晏陽初對村民宣講衛生知識，建立保健所並培訓醫生，給村民接種牛痘，培訓新法接生，改造水井，防治傳(chuan) 染疾病，為(wei) 村民引入優(you) 良棉花和蛋雞品種等。平教會(hui) 建立村民自治組織，在高頭村進行鄉(xiang) 村自治試點，成立了村公所，由村中辦公人員共同討論村務，還著手改組縣鄉(xiang) 各級政府。晏陽初的定縣實驗成績顯著，國民政府民政部給予了表彰，擬將定縣經驗向全國推廣。新中國成立後，晏陽初去了台灣和菲律賓等地，推廣他的鄉(xiang) 村實驗。1956年他幫助菲律賓建立國際鄉(xiang) 村改造學院，繼續他的鄉(xiang) 村改造實驗。

梁漱溟（1893—1988）是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紀30年代主持了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實驗。他的鄉(xiang) 建理論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本位，認為(wei) 複活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才是複興(xing) 鄉(xiang) 村的唯一出路，他把複興(xing) 儒學以解決(jue) 鄉(xiang) 村問題看作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同時，他指出中國農(nong) 村的問題在於(yu) 基層的腐敗、渙散，解決(jue) 的辦法是村民自治。其方案是把鄉(xiang) 村組織起來，建立鄉(xiang) 農(nong) 學校作為(wei) 政教合一的機關(guan) ，向農(nong) 民進行安分守法的倫(lun) 理道德教育，達到社會(hui) 安定的目的；組織鄉(xiang) 村自衛團體(ti) ，以維護治安；在經濟上組織農(nong) 村合作社，以謀取鄉(xiang) 村的發達，即“鄉(xiang) 村文明”“鄉(xiang) 村都市化”，達到全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的大聯合。

鄉(xiang) 村建設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盧作孚（1893—1952），他早年加入少年中國學會(hui) ，是實業(ye) 救國的傑出代表。盧作孚主張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把交通運輸建設和鄉(xiang) 村城鎮化結合起來，而文化教育是實現這個(ge) 現代化的基礎。1927年，盧作孚開始著手以四川北碚為(wei) 中心的鄉(xiang) 村建設實驗。以交通運輸為(wei) 龍頭的模式進行鄉(xiang) 村建設，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間，就從(cong) 一個(ge) 窮鄉(xiang) 僻壤變成了一個(ge) “具有現代化雛形”的城鎮，創造了鄉(xiang) 村建設的北碚模式。盧作孚這種由鄉(xiang) 村城市化帶動，以文化教育為(wei) 重點的“鄉(xiang) 村現代化”模式使得以北碚為(wei) 中心的嘉陵江三峽地區在較短時間內(nei) 社會(hui) 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盧作孚也因此被譽為(wei) “北碚之父”。

▲20世紀40年代的北碚中正路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陶行知為(wei) 代表的一批教育界人士認識到鄉(xiang) 村教育存在的一係列問題，由改造鄉(xiang) 村教育切入到當時的鄉(xiang) 建領域。陶行知因此發展出了獨特的生活教育理論。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鄉(xiang) 村生活改造派領袖。他早年留學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主修教育學，與(yu) 胡適同為(wei) 實用主義(yi) 哲學家杜威的學生。他創辦了曉莊師範學校、山海工學團，以生活教育理論指導教育和教學活動。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是“生活即教育、社會(hui) 即學校”和“教學做合一”。他於(yu) 1927年創建的曉莊模式為(wei) 此後大批鄉(xiang) 村師範學校和鄉(xiang) 村小學所仿效。生活教育理論認為(wei) ，活的鄉(xiang) 村教育是改造社會(hui) 、建設鄉(xiang) 村的有效方法。活的鄉(xiang) 村教育包括：生活即教育——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的全部內(nei) 容，曉莊學校從(cong) 建立校舍到開設的課程都與(yu) 鄉(xiang) 村實際生活緊密相連，通過鄉(xiang) 村生活鍛煉學生的各種生活能力。社會(hui) 即學校——打破學校與(yu) 社會(hui) 的界線，將學校辦在社會(hui) 裏，使學生在認識社會(hui) 的過程中獲得改造社會(hui) 的各種活本領。在《中國教育改造》 一文中，陶行知大聲疾呼：“中國鄉(xiang) 村教育走錯路了！他教人離開鄉(xiang) 下向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提供了一種有別於(yu) 其他鄉(xiang) 村建設派別的獨特思路。他的鄉(xiang) 村教育實踐具有革命性的意義(yi) 。周恩來曾經回憶說：“那時陶行知先生提倡鄉(xiang) 村運動，惲代英同誌給毛主席寫(xie) 信說，我們(men) 也可以學習(xi) 陶行知到鄉(xiang) 村裏搞一搞。”毛澤東(dong) 稱讚陶行知為(wei) “偉(wei) 大的人民教育家”。

黃質夫（1896—1963）是陶行知最早的追隨者之一。他力倡“生活教育”理論，提出“鄉(xiang) 村學校化，學校鄉(xiang) 村化”的主張。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黃質夫曾以棲霞鄉(xiang) 村師範為(wei) 中心，創辦“棲霞新村”，使棲霞地區鄉(xiang) 村風氣為(wei) 之一變。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xiang) 村建設實踐中，還有一些重要人物，但以往介紹的不多。比如張一麐、李根源等。張一麐（1867—1943），江蘇吳縣人，曾當過袁世凱幕僚、徐世昌內(nei) 閣教育總長、國民參政員。李根源（1879—1965），雲(yun) 南騰衝(chong) 人，曾任雲(yun) 南陸軍(jun) 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總辦，武昌起義(yi) 爆發時，與(yu) 蔡鍔等發動新軍(jun) 響應，成立大漢軍(jun) 政府，任軍(jun) 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雲(yun) 南陸軍(jun) 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jun) 總統。後參加“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和“護法運動”。抗戰時任雲(yun) 南騰衝(chong) 縣縣長，發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書(shu) 》，震動全國。倡導建設騰衝(chong) “國殤墓園”以祭悼國軍(jun) 陣亡將士。

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李根源退出政壇，隱居蘇州。他和張一麐被當地人尊為(wei) “吳中二老”。李根源在離其母親(qin) 闕氏墳塋數十丈處建造了一個(ge) 祠堂，其中最大的一間名曰“闕塋村舍”。為(wei) 了幫這裏的孩子解決(jue) 讀書(shu) 問題，建了五六間平房，辦了一個(ge) 私立闕塋小學，當時招收學童70多人。當地老百姓稱闕塋小學為(wei) “洋學堂”。1931年，張一麐和李根源成立“善人橋農(nong) 村改進會(hui) ”，成立合作社，建立民眾(zhong) 教育館、民眾(zhong) 茶園，還開辦補習(xi) 學校。茶園成為(wei) 村民的集合地，在裏麵說評書(shu) 、喝茶。農(nong) 民不愛洗澡，他們(men) 就建澡堂，還用幻燈片介紹化肥使用、育種等，效果很好。

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段繩武。段繩武（1897—1940），河北省定縣人。1911年入伍，逐漸升至旅長、師長。1927年辭職離開軍(jun) 界。1933年和劉春霖、張清廉等河北開明士紳發起組織“河北移民協會(hui) ”，從(cong) 河北、河南等地大量移民至內(nei) 蒙古地區，建立“河北新村”。段繩武把北平的家產(chan) 變賣後攜家眷一起離開北平，帶了十五六萬(wan) 塊錢，舉(ju) 家搬到他以幾毛錢一畝(mu) 地新買(mai) 的包頭荒原上。段繩武原計劃在這裏建立200個(ge) 新村，在開辦的5年時間裏他建成了3個(ge) 。段繩武自任村長。他脫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農(nong) 民一起勞動，一起開荒。

由於(yu) 出身行伍，新村組織帶有軍(jun) 隊編製色彩，所有行動都整齊劃一。村民們(men) 用土坯蓋房，修建宿舍、教室、禮堂、活動室，還修建戰備工事。在合作化農(nong) 場內(nei) ，一起開工，一起勞作，農(nong) 閑時一起搞軍(jun) 事演練。“河北新村”在解決(jue) 青年村民婚姻大事方麵，也提倡移風易俗。新村建立之初，移民中男多女少，一些青年男子的婚姻就成了問題。段繩武從(cong) 北平救濟院接來30名女子舉(ju) 辦集體(ti) 婚禮。當時條件差，新郎胸戴紅花，新娘則手捧豌豆花參加婚禮。

現代鄉(xiang) 建運動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建設事業(ye)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對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些都是有價(jia) 值的，值得肯定的。他們(men) 的理論和實踐為(wei) 當下國家實施的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3 新鄉(xiang) 賢階層的初現與(yu) 未來崛起

現代鄉(xiang) 建運動誕生了最早的新鄉(xiang) 賢。舊鄉(xiang) 賢是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德高望重、有處理鄉(xiang) 村公共事務的豐(feng) 富經驗、深為(wei) 當地民眾(zhong) 所尊重的賢達人士。它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是相適應的。但鄉(xiang) 土社會(hui) 自清末以來走向衰敗，舊鄉(xiang) 賢階層日漸瓦解。現代鄉(xiang) 建運動顯露了新鄉(xiang) 賢取代舊鄉(xiang) 賢的趨勢。這些新鄉(xiang) 賢既有本土的鄉(xiang) 賢，如創辦青年村的王拱璧，組織“河北移民協會(hui) ”的劉春霖、張清廉等人（劉春霖是清末最後一位狀元，河北籍知名人士），也有外來鄉(xiang) 賢。如李根源祖籍山東(dong) ，出生在雲(yun) 南騰衝(chong) ，後在蘇州推進鄉(xiang) 建試驗。梁漱溟、晏陽初等人則是典型的外來鄉(xiang) 賢，晏陽初更是海歸的新鄉(xiang) 賢。即便是本土鄉(xiang) 賢，他們(men) 在理念和知識結構上，都有別於(yu) 舊鄉(xiang) 賢，如王拱璧就曾留學日本。

▲羞澀的新娘手捧豌豆花參加集婚禮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開始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建設的艱辛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開展村民自治的探索，農(nong) 民的自主性逐漸增強，鄉(xiang) 賢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湖南嶽陽兩(liang) 位鄉(xiang) 賢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代表，一位是告老還鄉(xiang) 的喻傑（1902—1989）。喻傑原任商業(ye) 部副部長、中央監察委員會(hui) 駐財政部監察組組長。1970年離休還鄉(xiang) ，回歸故鄉(xiang) 湖南平江縣麗(li) 江村。平江縣是革命老區。嶽陽市文化館創作員、嶽陽市文聯副主席、作家、張步真於(yu) 1990年在解放軍(jun) 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魂係青山》，反響很大，就是講喻傑的故事。喻傑回老家之後做了很多造福鄉(xiang) 梓的事，比如修水利、處理鄰裏糾紛、幫助鄉(xiang) 親(qin) 們(men) 選購化肥等。當時化肥供應緊張，他出麵解決(jue) 就好辦多了。

另一位鄉(xiang) 賢是毛致用（1929—2019），他曾任湖南省委書(shu) 記、江西省委書(shu) 記、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年離休後回到家鄉(xiang) 嶽陽縣筻口鎮西衝(chong) 村。2006年11月29日《球球人物》報道：“2003年3月中旬，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毛致用，待全國‘兩(liang) 會(hui) ’一結束，就直奔西衝(chong) 村。此前，他自己花錢在老家蓋了三間瓦房，雖然簡陋，但住得舒坦踏實；雖然不如城裏方便，但內(nei) 心安寧；更何況還有‘三好’（空氣好、水好、蔬菜好），還能落葉歸根！”毛致用回老家時帶了一位警衛、一位秘書(shu) ，他很少外出，很愜意自己的退休生活。毛致用當過毛田區的區委書(shu) 記，小時候聽說過毛田經驗，1973年在全國推廣。

毛致用擔任湖南省委書(shu) 記時不到40歲，很年輕。這兩(liang) 位現代鄉(xiang) 賢，繼承的是中國傳(chuan) 統鄉(xiang) 賢文化。他們(men) 歸田養(yang) 老的原因有三點：一是向往田園——中國有耕讀的傳(chuan) 統，正如一副對聯上寫(xie) 的“耕讀傳(chuan) 家久，詩書(shu) 繼世長”。這個(ge) 傳(chuan) 統對文人和官員都有重要影響，對老一輩影響很大；二是葉落歸根——鄉(xiang) 土觀念的影響；三是造福鄉(xiang) 梓——鄉(xiang) 賢文化的影響，做官的、讀書(shu) 的，都強調立德立功，修路興(xing) 學，造福家鄉(xiang) 。在古代，不管是幾品官員，退休後一般都告老還鄉(xiang) 。

進入新時代，中央提出重塑新型城鄉(xiang) 關(guan) 係，加快形成“工農(nong) 互促、城鄉(xiang) 互補、全麵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nong) 城鄉(xiang) 關(guan) 係，鄉(xiang) 村治理凸顯鄉(xiang) 村經濟、政治、社會(hui) 、文化和黨(dang) 的建設的全麵協調發展，自治和法治、德治並行。但也應看到，由於(yu) 種種原因，鄉(xiang) 村治理還有“真空”地帶，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任務和目標還任重道遠。早在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nong) 業(ye) 現代化建設的若幹意見》中提出“創新鄉(xiang) 賢文化，弘揚善行義(yi) 舉(ju) ，以鄉(xiang) 情鄉(xiang) 愁為(wei) 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xiang) 建設，傳(chuan) 承鄉(xiang) 村文明”。《“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鄉(xiang) 賢文化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在鄉(xiang) 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具有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特點。借助傳(chuan) 統的‘鄉(xiang) 賢文化’形式，賦予新的時代內(nei) 涵，以鄉(xiang) 情為(wei) 紐帶，以優(you) 秀基層幹部、道德模範、身邊好人的嘉言懿行為(wei) 示範引領，推進新鄉(xiang) 賢文化建設，有利於(yu) 延續農(nong) 耕文明、培育新型農(nong) 民、涵育文明鄉(xiang) 風、促進共同富裕，也有利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新鄉(xiang) 賢的構成不同於(yu) 以功名身份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鄉(xiang) 紳階層，他們(men) 是各行各業(ye) 的時代精英。新鄉(xiang) 賢除了告老還鄉(xiang) 的官員、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回鄉(xiang) 創業(ye) 的能人，更多的是投身新農(nong) 村建設的客籍人士，有的紮根農(nong) 村，有的作為(wei) 投資者、誌願者參與(yu) 當地建設。同時有藝術家、科學家參與(yu) ，如打造特色民宿、推廣科技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公益組織在古村活化、環境保護、精準扶貧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企業(ye) 家則參與(yu) 投資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ti) 等項目等等，把城市人和鄉(xiang) 村人聚攏在一起，實現城鄉(xiang) 互動，形成一個(ge) 新的社會(hui) 、新的社區，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