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從經學到史學——現代《尚書》學的開創與發展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2-03-28 14:34:57
標簽:《尚書》
王學典

作者簡介:王學典,男,西曆1956年生,山東(dong) 滕州人。現任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教授。2018年3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hui) 常務委員。著有《曆史主義(yi) 思潮的曆史命運》《20世紀中國曆史學》《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翦伯讚學術思想評傳(chuan) 》《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men) 》等。

從(cong) 經學到史學——現代《尚書(shu) 》學的開創與(yu) 發展

作者:王學典(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山東(dong) 大學講席教授)

來源:《國際儒學》2022年第1期


摘要:《尚書(shu) 》學由古而今,在學術和思想領域,經曆了一個(ge) “化經為(wei) 史”的“古今之變”,現代《尚書(shu) 》學研究在這條路徑上取得了豐(feng) 碩的成果。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隱現著曆史學與(yu) 思想史研究兩(liang) 條道路的分歧。“化經為(wei) 史”是以學科化知識的形態,以專(zhuan) 業(ye) 化的現代學術方式,過濾掉了經學所曾包含的、在中國古典社會(hui) 綿延了數千年的傳(chuan) 統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信仰體(ti) 係。在現代《尚書(shu) 》學的構建過程中,在經學轉化為(wei) 史學的過程中,經典的注解和敘事被現代學術的學科研究形式所取代,傳(chuan) 統價(jia) 值倫(lun) 理體(ti) 係失去了文獻依托,這一盲區使儒家思想的表達方式和傳(chuan) 播途徑麵臨(lin) 著根本性的挑戰。


關(guan) 鍵詞:《尚書(shu) 》學;現代學術;經學;“化經為(wei) 史”;古今之變

 

我今天報告的題目是《從(cong) 經學到史學——現代〈尚書(shu) 〉學的開創與(yu) 發展》。這是一個(ge) 學術史的題目。題目設計的問題意識,是想嚐試著在對現代《尚書(shu) 》學的產(chan) 生和發展有了一個(ge) 相對概括和全麵的認識之後,幫助我們(men) 發現我們(men) 該怎麽(me) 利用好現代《尚書(shu) 》研究的已有成績,又該注意什麽(me) 問題,從(cong) 而幫助我們(men) 與(yu) 時俱進,更好地從(cong) 《尚書(shu) 》中獲益。

 

如果是一個(ge) 唐代以後的古人讀《尚書(shu) 》,那麽(me) 他最大可能性是會(hui) 讀《尚書(shu) 正義(yi) 》,如果我們(men) 今天讀《尚書(shu) 》,那麽(me) 我們(men) 會(hui) 首先找一本《尚書(shu) 》的白話文譯本;如果一個(ge) 古人讀《尚書(shu) 正義(yi) 》,那他可能要花三年的時間,古人說“皓首窮經”,並非虛言,如果我們(men) 今天讀《尚書(shu) 》的白話文譯本,那便不需要太長時間就能看完。這兩(liang) 種讀書(shu) 方式的不同,就是近現代以來,《尚書(shu) 》學從(cong) 經學向史學轉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成果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men) 在讀《尚書(shu) 》時,要了解一點經學到史學轉化的這一現代學術研究的成果及其特點。


一、化經為(wei) 史——現代《尚書(shu) 》學的開創

 

《尚書(shu) 》學由古而今,在學術和思想領域,經曆了一個(ge) “化經為(wei) 史”的“古今之變”,而這個(ge) 過程,實際上就是現代《尚書(shu) 》學的開創時期的根本特征。或者說,現代《尚書(shu) 》學實際上就是圍繞著這一核心主題來進行的。我們(men) 要全方位地理解《尚書(shu) 》在自古及今的思想意義(yi) 和學術價(jia) 值,更好地借助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盡最大可能地讀通《尚書(shu) 》這本經學當中最為(wei) 難讀的“天書(shu) ”,對於(yu) 《尚書(shu) 》學這一由經學到史學轉變的“古今之變”,不可不了解。

 

現代《尚書(shu) 》學與(yu) 古代《尚書(shu) 》學最大的差異,是古代《尚書(shu) 》的性質為(wei) 經書(shu) ,現代《尚書(shu) 》的性質是史書(shu) 。中國古代經、史、子、集四部書(shu) 籍,以經部地位最高;而經部典籍,又以《尚書(shu) 》地位最尊。《尚書(shu) 》為(wei) “五經”之一,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具有“與(yu) 天地為(wei) 終始”的神聖地位,是曆代帝王和士大夫牧民治國的政治和倫(lun) 理軌範,是中國古代社會(hui) 道統、政統、學統的根基所在。作為(wei) 經學的《尚書(shu) 》不僅(jin) 僅(jin) 是一部文獻,它還蘊含或催生了中國古典學術的諸多部類,比如,《尚書(shu) 》中的《洪範》篇陳九疇、說五行,開後世五行之學;《大禹謨》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句,被宋儒稱作是堯、舜、禹相授的“十六字傳(chuan) 心訣”,是與(yu) 聖人之道緊密相連的“密旨”和“心法”,由此遂開宋代理學之宗;《禹貢》篇分九州、導山水、別土田、製貢賦、分五服,開後世地理之學,這些對於(yu) 中國古代的政治和學術,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唐代劉知幾才將《尚書(shu) 》稱作“六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

 

到了近現代,在現代學術視野中,《尚書(shu) 》又被學界公認為(wei) 我國最古老的史書(shu) 、政書(shu) 、文章匯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曆史文獻,是研究夏、商、周史事的第一手文獻資料,是研究我國古代語言、文字、文學、哲學、文化思想、神話、社會(hui) 生活乃至天文、地理、土壤、物產(chan) 等的重要史料,它保存了我國古代珍貴的人文、自然科學資料。於(yu) 是,《尚書(shu) 》在現代學術視野中,就由經學變成了史學,由修身養(yang) 性、治國理政的指導與(yu) 軌範,變成了最早的曆史文獻匯編,《尚書(shu) 》學性質的這一根本性變化,體(ti) 現的正是古代學術到現代學術的“化經為(wei) 史”的“古今之變”。與(yu) 《周易》《詩經》《春秋》以及三禮等其他經相比,《尚書(shu) 》“化經為(wei) 史”的這種“古今之變”尤其重要,也尤其受到學界重視,這其中的原因,一是無論《尚書(shu) 》作為(wei) 中國古典學術和政治的群經之首、百家之冠,還是現代學術視域中最早的曆史文獻,它都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尚書(shu) 》最晦澀難懂,最為(wei) 難讀,從(cong) 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到近現代最著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再到錢穆,都曾說過《尚書(shu) 》難讀,王國維還在公開演講中說,對於(yu) 《尚書(shu) 》,他隻能讀懂其中三分之一的篇章,有三分之二他是讀不懂的,而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shu) 中,介紹《尚書(shu) 》時,說這“是古代一部大家都讀的書(shu) ”,是“一部很難讀的書(shu) ”;三是紛擾中國學術界兩(liang) 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zheng) ,就是由《尚書(shu) 》《左傳(chuan) 》引起的,並且偽(wei) 古文《尚書(shu) 》又是偽(wei) 書(shu) 中的典型標本——它既被判為(wei) 偽(wei) 書(shu) ,同時又在古代社會(hui) 影響深遠,不僅(jin) 前邊提到的“十六字心傳(chuan) ”出自偽(wei) 古文尚書(shu) ,《尚書(shu) 》中成為(wei) 政治倫(lun) 理典範的內(nei) 容,很多也出自偽(wei) 古文《尚書(shu) 》,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史學價(jia) 值在偽(wei) 古文《尚書(shu) 》中產(chan) 生了劇烈的碰撞,也因此在“化經為(wei) 史”的學術古今之變中,《尚書(shu) 》學的地位最為(wei) 特殊。


二、結構性轉換的樞紐——顧頡剛的《尚書(shu) 》學成就

 

“化經為(wei) 史”是中國現代學術的發端,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標誌與(yu) 使命,由於(yu) 《尚書(shu) 》學在這一學術的古今之變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王國維、郭沫若、楊樹達、陳夢家、於(yu) 省吾、楊筠如、辛樹幟等眾(zhong) 多著名學者,都曾以現代學術思想和現代科學方法或對《尚書(shu) 》作出校釋,或對《尚書(shu) 》進行相關(guan) 考證,或對《禹貢》等專(zhuan) 篇展開專(zhuan) 門研究。同時,許多考古與(yu) 天文學研究者在各自的領域裏的相關(guan) 研究,也都有助於(yu) 現代《尚書(shu) 》學的創立和發展。在所有這些學者當中,對於(yu) 《尚書(shu) 》學“化經為(wei) 史”的現代學術轉變,對於(yu) 現代《尚書(shu) 》學創立和發展,貢獻最令人矚目、最具有代表性也最能展現《尚書(shu) 》學在經史轉型過程中所取得的成績的,莫過於(yu) 顧頡剛和劉起釪兩(liang) 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作為(wei) 現代中國史料批判運動的發起人、領導人和主要推動者,作為(wei) 由古典學術範式至現代學術範式轉換的樞紐式人物,顧頡剛對曆史學最為(wei) 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他奠定了曆史考據或史料批判作為(wei) 現代史學基本紀律的地位。顧先生和“古史辨”派的最大成績,就是按照現代史學的規範,啟動了對《尚書(shu) 》為(wei) 代表的古典文獻的考察程序,使這批文獻在現代語境下煥發出新的意義(yi) 。

 

現代曆史學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強調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而古史辨派對於(yu) 人文學術的範式意義(yi) ,就在於(yu) 重申了“第一手材料”這一曆史學的原則。所謂“第一手”的本質含義(yi) ,是指當時人記當時事。比如,為(wei) 什麽(me) 大家都懷疑夏代的存在?因為(wei) 沒有記錄夏代存在的第一手資料。又比如,研究秦漢三國曆史,要使用《史記》等前四史的材料,使用《資治通鑒》,就被認為(wei) 不是第一手材料,而研究南北朝至唐五代史,則《資治通鑒》才可被作為(wei) 第一手材料使用。為(wei) 什麽(me) 檔案受到現代曆史學研究的重視?就因為(wei) 它是當時人寫(xie) 的當時的材料,是最典型的“第一手材料”。

 

《尚書(shu) 》存在的問題,是堯、舜、禹等上古聖王的記載都是後人的追述,《堯典》不是堯時載記,《禹貢》也不是夏時版圖,但在經學觀念中,這些後人的追述就是信史。不僅(jin) 《尚書(shu) 》,所有的上古記載都存在這一問題。由於(yu) 兩(liang) 千多年來,“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千古一係的君統,“三聖傳(chuan) 心”“堯舜孔孟”的道統,以及以經學為(wei) 主體(ti) 的學統,都建基於(yu) 《尚書(shu) 》學,顧頡剛對《尚書(shu) 》學的清理,首次將君統、道統、學統這“三統”,置於(yu) 現代曆史學視野下進行考察。

 

對顧頡剛以及諸多現代《尚書(shu) 》學研究的學者來說,《尚書(shu) 》學的最大意義(yi) ,是其中存有“建設真實的古史”的寶貴資料,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就需要“化經學為(wei) 史學”“化經書(shu) 為(wei) 史料”,也就是借助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辨偽(wei) 學、校勘學、版本學、目錄學、金石學,乃至考古學、天文學、土壤學、農(nong) 學、科技史等廣泛的現代學術研究成果,對《尚書(shu) 》今文二十九篇進行考釋。

 

顧氏對《尚書(shu) 》學研究的傑出貢獻之一,是對其中主要篇章成文年代的考訂。《尚書(shu) ·虞書(shu) 》中的《堯典》《皋陶謨》,以及《夏書(shu) 》中的《禹貢》《甘誓》篇,一直被認為(wei) 是虞夏時代的文獻,顧頡剛率先對此提出質疑。徐旭生認為(wei) ,把“《尚書(shu) 》中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的寫(xie) 定歸還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初寫(xie) 在春秋、寫(xie) 定在戰國)”,是“古史辨”派“最大的功績”,而顧頡剛考訂《禹貢》非禹時書(shu) ,所述非禹時事,《禹貢》篇實際成書(shu) 於(yu) 戰國時期,尤為(wei) “一大發明”(呂思勉語),影響學界至深至遠。轟轟烈烈的“古史辨”運動由此發端! 


《大誥譯證》是顧頡剛為(wei) 整理《尚書(shu) 》所作的一個(ge) 典範。前麵說過《尚書(shu) 》是最“難讀”的典籍,而《大誥》又是《尚書(shu) 》中最難讀的一篇。顧頡剛以70萬(wan) 字的《大誥譯證》考訂600餘(yu) 字的《大誥》篇,調動了幾乎所有的古文獻和相關(guan) 的傳(chuan) 、注材料,將校勘、考證、訓解、章句和譯述有機綜合起來,廣泛采納前人研究成果,結合考古學、古文字學材料,從(cong) 曆史方麵考訂周公東(dong) 征迫使東(dong) 方少數民族大遷徙的史實,許冠三曾高度評價(jia) 《大誥譯證》一文,認為(wei) “其造詣之高,無論就規模、見識、方法、資料與(yu) 體(ti) 例的全體(ti) 或任何一方麵看,已遠在王國維的《尚書(shu) 》研究之上”。

 

在《尚書(shu) 》整理的帶動下,顧頡剛還有功於(yu) 古籍整理新典範的鑄造。古籍整理一直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顧頡剛的疑古事業(ye) ,承緒鄭樵、姚際恒、崔述等人的辨偽(wei) 傳(chuan) 統及乾嘉以來的考證風氣,由辨偽(wei) 書(shu) 而辨偽(wei) 史,為(wei) 辨偽(wei) 史而考古籍,古史辨與(yu) 古書(shu) 辨就這樣二位一體(ti) ,而所謂的古書(shu) 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啟動了一場全麵顛覆經學古史係統的“史學革命”的同時,顧頡剛還開啟了古籍整理事業(ye) 的嶄新時代。整理前代古籍是曆代學者的一項重要使命,隻是到了顧頡剛,陳陳相因的古籍整理麵貌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科學打敗了經學。其中,考辨典籍的成書(shu) 時代,尤具特殊意義(yi) 。由經書(shu) 而諸子,老子、墨子、楊朱、荀卿等紛紛被列入考辨的視野。雖然對於(yu) 諸典籍的年代考索還有種種爭(zheng) 議,有的至今未能定論,但是,經書(shu) 與(yu) 諸子的年代終於(yu) 作為(wei) 一個(ge) 問題擺到了人們(men) 麵前!在“層累說”的理論視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書(shu) 的造作年代,連所述內(nei) 容等等,都必需經過科學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認。如同餘(yu) 英時所說,在史料學或曆史文獻學的範圍之內(nei) ,顧頡剛的“層累說”“的確建立了孔恩所謂的新‘典範’”“開啟了無數‘解決(jue) 難題’的新法門”。這一典範的鑄就,是顧頡剛對於(yu) 古籍整理事業(ye) 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貢獻。


開白話翻譯《尚書(shu) 》之先河,是顧頡剛對《尚書(shu) 》整理的另一貢獻。正是有此開創,同時又有此後兩(liang) 代乃至三代、四代學者的不斷努力,我們(men) 今天才有基本曉暢明白的《尚書(shu) 》白話譯本可供閱讀,從(cong) 而使在古代詰屈聱牙如天書(shu) 般難讀的《尚書(shu) 》,成為(wei) 人人隻要願意讀,便可以閱讀的書(shu) 籍。早在1925年,顧頡剛已做《盤庚》與(yu) 《金縢》今譯,先後刊載於(yu) 《古史辨》第一、二兩(liang) 冊(ce) 。1950年開始,顧頡剛再次強調並致力於(yu) 《尚書(shu) 》的今譯與(yu) 簡注工作。顧頡剛的《尚書(shu) 》今譯,是對於(yu) 《尚書(shu) 》進行徹底整理與(yu) 全麵總結之後的“裁斷群言”,楊寬曾評價(jia) 顧頡剛的今譯工作,認為(wei) 真正做到了王國維所說的“著為(wei) 定本,使人人聞商周人之言,如今人之相與(yu) 語,而不苦古書(shu) 之難讀”。


以古史重建為(wei) 核心,顧頡剛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實踐方麵多有開創,並屢屢製訂富有遠見卓識的古籍整理規劃。雖然這些古籍整理規劃中的大部分由於(yu) 時代限製,無法在他生前落實,但在他身後卻都成為(wei) 學界古籍整理的重點。如20世紀40年代,顧頡剛就曾提出編輯“經藏”的設想,並為(wei) 此製訂了係統的整理計劃,今天學術界對於(yu) “儒藏”的整理,可以說是顧頡剛“經藏”計劃的延伸。

 

與(yu) 《尚書(shu) 》學研究密切關(guan) 聯的第三項成果,是現代曆史地理學的創建。將傳(chuan) 統的沿革地理推進到現代曆史地理學,是顧頡剛對中國現代學術史的不朽貢獻之一,而他對於(yu) 現代曆史地理學的成績,正是以《尚書(shu) 》學研究為(wei) 基礎。顧頡剛在清理《尚書(shu) 》的《堯典》《禹貢》時,感到問題複雜,幾乎涉及中國古代全部地理,遂移師曆史地理,於(yu) 是有了《禹貢》雜誌的創辦及禹貢學會(hui) 的成立。《禹貢》半月刊之英文譯名“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翻譯成漢語,即“中國曆史地理”,可以說,從(cong) 名稱到研究內(nei) 容,中國現代曆史地理學的奠基,都與(yu) 禹貢學會(hui) 密切相關(guan) ,而顧頡剛本人則在這個(ge) 過程中,成為(wei) 中國現代曆史地理學的創始人。

 

三、多向發展——現代《尚書(shu) 》學的展開

 

現代《尚書(shu) 》學的研究與(yu) 整理,由顧頡剛發其端、示其例,而劉起釪不僅(jin) 在顧頡剛最後18年中協助他研究《尚書(shu) 》,更在顧頡剛逝世之後堅定地繼承顧學,總結並發揚師學,完成了《尚書(shu) 校釋譯論》這一艱巨任務。顧頡剛和劉起釪師徒二人薪火相承,第一次廓清了籠罩《尚書(shu) 》兩(liang) 千餘(yu) 年的重重經學霧障,不僅(jin) 使這部曾經的“聖經”真正恢複了它古文獻匯編的性質與(yu) 麵貌,還在徹底整理與(yu) 全麵總結前人兩(liang) 千餘(yu) 年成果的基礎上,對這部曆史文獻匯編做出了新的考索與(yu) 釋讀,從(cong) 而為(wei) 現代《尚書(shu) 》學與(yu) 其他經學研究樹立了樣板與(yu) 標本。現代經學研究由此步入新的曆史階段。


《尚書(shu) 學史》是劉起釪《尚書(shu) 》學與(yu) 學術史研究的力作之一。劉起釪自雜亂(luan) 無章、糾葛紛繁的原始材料中,提煉出《尚書(shu) 》學演進與(yu) 變遷的線索,第一次全麵理清了《尚書(shu) 》學的發展過程,使研究者得以全麵了解曆史上《尚書(shu) 》學的研究麵貌,並為(wei) 其他專(zhuan) 題經學史的寫(xie) 作提供了範例。劉起釪對於(yu) 《尚書(shu) 》學的最大成就,是將顧頡剛《大誥譯證》的研究方法與(yu) 體(ti) 例,全麵推展至今文《尚書(shu) 》的全部篇章。今文共28篇,顧僅(jin) 完成了其中一篇,劉起釪積30餘(yu) 年之力,依據《大誥》體(ti) 例,對其餘(yu) 27篇逐篇進行了清理與(yu) 研究,其清理之全麵、之徹底是前無古人的。170萬(wan) 字的《尚書(shu) 校釋譯論》,是顧頡剛未竟之業(ye) 的主體(ti) 著作。饒宗頤稱此書(shu) 為(wei) “《尚書(shu) 》之學集大成的總結性之作,顯將成為(wei) 以現代學術觀點研究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古代文獻史料的要著”。林小安盛讚“這一工程對中國的學術發展,無疑是裏程碑式的貢獻,它為(wei) 科學地整理古代文獻,科學地研究古代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顧頡剛曾就《尚書(shu) 》的徹底整理與(yu) 全麵總結做過數次規劃,最具代表性的是“《尚書(shu) 》十種”,包括《尚書(shu) 文字合編》《尚書(shu) 通檢》《尚書(shu) 校文》《尚書(shu) 集釋》《尚書(shu) 今譯》《尚書(shu) 學史》《尚書(shu) 學書(shu) 目》《偽(wei) 古文尚書(shu) 集證》《尚書(shu) 學論文選》《尚書(shu) 簡注》。其中,《尚書(shu) 文字合編》由顧頡剛和顧廷龍先生合編;《尚書(shu) 通檢》由顧頡剛自己編成;劉起釪所撰《尚書(shu) 源流及傳(chuan) 本考》與(yu) 《尚書(shu) 學史》涵蓋了其中的《尚書(shu) 學史》《尚書(shu) 學書(shu) 目》兩(liang) 種;《尚書(shu) 校文》《尚書(shu) 集釋》《尚書(shu) 今譯》三種則合為(wei) 《尚書(shu) 校釋譯論》一書(shu) 。亦即劉起釪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顧頡剛“《尚書(shu) 》十種”計劃中的五種。未完成的《尚書(shu) 簡注》可以由《尚書(shu) 校釋譯論》簡化而成,而在電子檢索日益發達的今天,《尚書(shu) 學論文選》已非急務。除去《偽(wei) 古文尚書(shu) 集證》,顧頡剛的《尚書(shu) 》研究規劃,可以說已大致實現。

 

《古文尚書(shu) 》25篇與(yu) 《今文尚書(shu) 》28篇一樣,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思想資源,對《尚書(shu)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徹底整理,必須包括《古文尚書(shu) 》,顧頡剛生前所做的八年工作規劃,已包括“指導劉起釪同誌從(cong) 事偽(wei) 古文廿五篇的疏證工作”,然而劉起釪因年事已高,最終無力繼續《古文尚書(shu) 》的整理工作,為(wei) 學界留下了遺憾。就《今文尚書(shu) 》來說,盡管劉起釪先生對部分篇籍時代的考訂、文字的釋讀,以及若幹史實的考索,並非沒有進一步探討的餘(yu) 地,但《尚書(shu) 校釋譯論》確實在某些方麵達到了相關(guan) 研究的頂峰,無論今後的學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劉起釪,他的《尚書(shu) 》學成果都已成為(wei) 巨人的肩膀,所有的研究都必須立於(yu) 其上,這是現在可以斷言的。

 

現代《尚書(shu) 》學研究和整理的推進,我們(men) 還要鄭重介紹錢宗武先生的研究成果。錢先生曾整理宋代《尚書(shu) 》學研究的集大成者蔡沈的著述,出版了第一個(ge) 標點本《書(shu) 集傳(chuan) 》,還有《尚書(shu) 入門》《今文尚書(shu) 語言研究》《今文尚書(shu) 句法研究》《今文尚書(shu) 詞匯研究》等專(zhuan) 著,如此精深的《尚書(shu) 》專(zhuan) 研功夫,使錢先生的《今古文尚書(shu) 全譯》成為(wei) 人們(men) 了解和研究《尚書(shu) 》的必讀書(shu) 。


隨著民俗學、天文學等各科現代學術的迅速發展,現代《尚書(shu) 》學還出現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成果。如劉宗迪《〈尚書(shu) ·堯典〉:一篇古老的儺(nuo) 戲“劇本”》(《民族藝術》2000年第3期),采用民俗學的成果,將《尚書(shu) ·堯典》的敘述與(yu) 驅儺(nuo) 儀(yi) 式相對照,證明《堯典》是關(guan) 於(yu) 歲末大儺(nuo) 儀(yi) 式的寫(xie) 照:舜巡四嶽(以及羲和授時)是對曆法演示儀(yi) 式的描述,而舜放四凶則是四門磔除儀(yi) 式的反映。與(yu) 《堯典》所述情節如出一轍的儺(nuo) 戲至今仍在山西曲沃的《扇鼓儺(nuo) 儀(yi) 》中完整地保留著。此說如果成立,則中國戲劇史的有史記載應從(cong) 兩(liang) 千多年前的《堯典》開始,同時,它也再次證明了關(guan) 於(yu) 儺(nuo) 戲的民俗學考查對重建中國戲劇發展史的重要意義(yi) 。

 

又如楊寶珠、楊慶存《〈尚書(shu) ·堯典〉“黎民於(yu) 變時雍”經解勘誤 ——兼論經典訓釋變化與(yu) 社會(hui) 時代訴求轉變之關(guan) 係》(《文史哲》2018年第5期),則采用了天文、曆法以及農(nong) 學研究的成果,考訂《尚書(shu) 》開篇《堯典》“黎民於(yu) 變時雍”一句的原始含義(yi) ,應與(yu) 農(nong) 耕時令有關(guan) ,應釋義(yi) 為(wei) “百姓在時令變換這件事上不清楚”,此後,隨著時代訴求發生的變化,隨著生產(chan) 力水平的提高,當農(nong) 耕技術不再是困擾人們(men) 的第一難題時,取而代之的突出的人的生存問題和社會(hui) 問題是對生產(chan) 關(guan) 係與(yu) 社會(hui) 結構的重塑與(yu) 維護,於(yu) 是後儒將此句釋義(yi) 為(wei) “百姓在堯政下變得雍和”,並為(wei) 曆代學者所遵循沿用。

 

關(guan) 於(yu) 《尚書(shu) 》現代研究的成果還有很多,時間關(guan) 係,不能介紹更多。接下來我們(men) 重點談一下現代《尚書(shu) 》學創立之初“化經為(wei) 史”的盲區,以及與(yu) 此相關(guan) ,我們(men) 應怎樣讀《尚書(shu) 》。

 

四、“化經為(wei) 史”的盲區及我們(men) 今天應怎樣讀《尚書(shu) 》

 

顧頡剛等先生以“化經為(wei) 史”的路徑開創了現代《尚書(shu) 》學,但我們(men) 也應該看到,在“化經為(wei) 史”的過程中,始終隱現著曆史學與(yu) 思想史研究兩(liang) 條道路的分歧。對於(yu) 曆史學來說,“拿證據來”便是鐵則,一切文獻記載,無論是經學,還是子學,都要在“真”的標準下接受檢驗,不能被這一鐵則檢驗過關(guan) 的,便被宣稱為(wei) “偽(wei) ”,從(cong) 而失去價(jia) 值;然而對於(yu) 思想史研究來說,一段文本,不管它是否能經受得住所謂“真”的考驗,它隻要在曆史上,曾經對人們(men) 的思想、信仰、生活,對社會(hui) ,對政治等發生過影響,那麽(me) 它就是有意義(yi) 的。從(cong) 這一個(ge) 角度看,所謂“偽(wei) 古文《尚書(shu) 》”與(yu) “今文《尚書(shu) 》”的區劃,意義(yi) 並不是很大,“偽(wei) 古文《尚書(shu) 》”的名稱是否恰當,也值得再思考。


“化經為(wei) 史”對於(yu) 以《尚書(shu) 》為(wei) 代表的經學最大的傷(shang) 害,是以學科化知識的形態,以專(zhuan) 業(ye) 化的現代學術方式,過濾掉了經學所曾包含的、在中國古典社會(hui) 綿延了數千年的傳(chuan) 統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信仰體(ti) 係。經學時代結束了,這是時代的進步,但是,在現代《尚書(shu) 》學的構建過程中,在經學被現代學術逐漸攘奪和全麵置換的過程中,失去了神聖性的經學被曆史學“化”為(wei) 了文獻史料,經典的注解和敘事被現代學術的學科研究形式所取代,同時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信仰體(ti) 係也失去了文獻依托,這一盲區使儒家思想的表達方式麵臨(lin) 著根本性的挑戰,甚至在某種意義(yi) 上造成了傳(chuan) 統的斷裂,使儒學在思想的傳(chuan) 遞方麵遇到了空前的危機。盡管史學之外,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從(cong) 哲學角度入手開一條新理路,試圖對儒家思想進行新詮釋,但很可惜中國哲學研究從(cong) 開始即以子學為(wei) 重心,這一習(xi) 慣性思路延至今天,包括《尚書(shu) 》學在內(nei) 的經書(shu) 中所包含的哲學、倫(lun) 理學、政治學等精義(yi) ,仍沒有得到很好的開掘,而我們(men) 的倫(lun) 理體(ti) 係的重建,也仍任重道遠。

 

我們(men) 今天讀《尚書(shu) 》麵臨(lin) 的另一巨大問題,是應該如何看待“經學”特別是五經的地位。一段時間以來,對於(yu) 經學的最大誤區,就是重四書(shu) 而輕五經。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牟宗三等新儒家,都是重四書(shu) 而輕五經,直到今天,重四書(shu) 、輕五經仍是當下的主流學風。四書(shu) 重心性修養(yang) ,五經則包含更多的政治內(nei) 容,而實際上,四書(shu) 則隻是讀五經的入門讀物,經學才是中國古代學術最核心的部分,具有基礎性地位。五經蘊含著重大價(jia) 值,不應該被忽略。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hui) 第六次全體(ti) 會(hui) 議公報》中指出:“在文化建設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全黨(dang) 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全社會(hui) 凝聚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為(wei) 新時代開創黨(dang) 和國家事業(ye) 新局麵提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文化是一個(ge) 國家的靈魂,文化自信是一個(ge) 國家的底氣,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對中華民族曆史的認知和運用,而對中華文化源頭曆史的認知,離不開對《尚書(shu) 》的閱讀和學習(xi) 。我們(men) 應以一種自信的眼光來讀《尚書(shu) 》,對於(yu) 《尚書(shu) 》性質的認識,既要明確《尚書(shu) 》是彌足珍貴的中國古代第一部曆史文獻散文集,又要清楚地認識到,《尚書(shu) 》同時又是中華民族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經典的代表作,隻有把握好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基礎認知,才能更好地從(cong) 《尚書(shu) 》中汲取中國古代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滋養(yang) ,使這部古老的經典在現代社會(hui) 發揮它應有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以上是我在現代學術背景下對於(yu) 《尚書(shu) 》閱讀的粗淺認識,不當之處,敬請各位批評指正。

 

謝謝大家!

 

(本文為(wei) 王學典教授在全國政協“國學”讀書(shu) 群專(zhuan) 題導讀發言的錄音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