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年代學研究的新視野

作者：杜勇（天津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二月廿二日丙子

          耶穌2022年3月24日

西周年代學是一個(ge) 富有恒久魅力的學術課題。自漢代劉歆利用三統曆和《武成》曆日資料推考武王克商之年始，從(cong) 事此項工作的學者代不乏人。20世紀以來，中外學者苦心孤詣、上下求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擬定的《西周金文曆譜》（以下簡稱《曆譜》）即是一項重大的標誌性成果，把西周年代學研究推向了一個(ge) 新高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資料的不斷發現，《曆譜》修訂與(yu) 調整的必要性日漸凸顯。在這方麵，各種意見紛然雜陳。朱鳳瀚對新出金文年曆資料的及時推介和深刻分析，把《曆譜》的修訂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具有導夫先路的前沿性和創新性。本文擬對西周年代學研究相關(guan) 進展略作述評，以期有所助益。

覺公簋與(yu) 西周早期年代的突破

覺公簋是近年公布的一件西周早期銅器，銘文雲(yun) ：“覺公作妻姚簋，遘於(yu) 王命唐伯侯於(yu) 晉。唯王廿又八祀。”意即覺公為(wei) 妻姚作簋，時值王命唐伯為(wei) 侯於(yu) 晉，事在王二十八年。朱鳳瀚首次公布此器時，提出“王命唐伯侯於(yu) 晉”，有成王和康王兩(liang) 種可能性，但更傾(qing) 向於(yu) 成王。（《公簋與(yu) 唐伯侯於(yu) 晉》，《考古》2007年第3期）周初成王年幼即位，由周公攝政，七年後致政成王。關(guan) 於(yu) 成王在位的時間，先秦典籍未見明確記載。西漢學者劉歆推得成王在位計三十年，不含周公攝政七年。周公攝政是否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紀年單元，學界有不同意見。成王崩，康王繼立，《帝王世紀》謂其在位計26年。工程《曆譜》擬定成王在位22年、康王25年。不管覺公簋是成王或康王時器，都無法容納覺公簋銘文所記時王二十八年。李伯謙、彭裕商等讚同覺公簋為(wei) 成王時器，意味著成王在位時間需要修訂。李學勤主康王說，也認為(wei) 銘文紀年有助於(yu) 工程《曆譜》的進一步修正。（《論覺公簋年代及有關(guan) 問題》，《慶祝何炳棣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覺公簋為(wei) 一件在香港私人收藏家處所見青銅盆形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較淺且稍外鼓，略顯束頸，圈足較高，直足壁微鼓，雙獸(shou) 首半環形耳的下部有圓角長方形小珥。頸部紋飾帶的正、背麵中間均有對稱的獸(shou) 首，獸(shou) 首兩(liang) 側(ce) 各有兩(liang) 渦紋（正、背麵共有8個(ge) ），渦紋與(yu) 獸(shou) 首之間飾對稱的“立刀形”紋（實際上是龍紋肢體(ti) 變形），渦紋間夾以顧首龍紋；腹部飾豎條棱紋；圈足紋飾帶的正、背麵中間有對稱的低平的雙“立刀形”突棱，兩(liang) 側(ce) 各飾兩(liang) 個(ge) 對稱的勾喙變形夔龍紋（正、背麵共有8個(ge) ）；頸與(yu) 圈足的紋飾帶上下均界以凸弦紋。（郭飛/整理）

重訂西周早期《曆譜》，不隻涉及某一王年，武王克商之年的時間定位才是關(guan) 乎全局的核心問題。工程擬定公元前1046年為(wei) 武王克商之年，過於(yu) 倚重《國語》所載伶州鳩後推的“歲在鶉火”天象，又誤判武王在位四年，可信度大打折扣。在西周年代框架大體(ti) 不變的情況下，我們(men) 認為(wei) 以公元前1045年（公曆1月15日）作為(wei) 商王伐紂之年似更合理。（參見杜勇、沈長雲(yun) ：《金文斷代方法探微》，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杜勇：《武王伐紂日譜的重新構擬》，《古代文明》2020年第1期）

這種微調僅(jin) 供參考，覺公簋的發現卻使問題顯得嚴(yan) 重起來。武王克商之年若不加修訂，覺公簋銘“唯王廿又八祀”則難於(yu) 妥善措置。故朱鳳瀚《武王至康王年曆表》擬定公元前1061年為(wei) 武王元年，成王在位37年（前1058—前1022），康王26年（前1021—前996）。盡管他一再聲明此表屬於(yu) 試驗性質，實際上卻是運用新的年曆資料，對工程《曆譜》進行修訂調整的最早也最有根據的嚐試。李學勤對《曆譜》的修正意見是，成王在位19年（前1042—前1024），康王在位28年（前1023—前996），餘(yu) 仍其舊。陳久金堅決(jue) 反對改動《曆譜》所定武王克商之年，認為(wei) 這是許多人認真研究和論證的結果，不能輕易否定。陳久金是工程《曆譜》的擬定者，堅持原定年代框架，將成王在位年數調整為(wei) 32年（前1042—前1011）、康王為(wei) 15年（前1010—前996），覺公簋列入成王紀年。（《對西周諸王王年的最終修正意見》，《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為(wei) 了壓縮康王在位年數，陳久金把學界公認的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並入成王曆譜，方法不免失當，很難令人接受。王占奎近期新擬年表，將克商之年改訂為(wei) 公元前1029年，成王在位12年，康王在位28年，以覺公簋為(wei) 康王二十八年器。（《西周列王紀年的構擬——宣王元年即BC826年方案》，《考古與(yu) 文物》2021年第3期）此方案所擬成王在位年代明顯偏短，多有窒礙。近出清華簡《金縢》稱“成王猶幼在位”，與(yu) 各種傳(chuan) 世文獻相印合。若成王在位隻有12年，死時則不過25歲左右，其子康王繼位必為(wei) 幼童。然《尚書(shu) ·顧命》等文獻全無康王身為(wei) 稚子繼位的跡象。且成王卒年四月甲子入譜為(wei) 三十日，與(yu) “哉（始）生霸”含義(yi) 翩然相反。該年表又以作冊(ce) 夨令簋為(wei) 昭王十五年器，亦與(yu) 史實相遠。

近出曾公編鍾所記為(wei) 成王時代之事，說明其銘中的“康宮”並非康王之廟。夨令諸器有“康宮”字樣，且有周公、明保的相關(guan) 活動，應為(wei) 成世器，當非昭世物。（杜勇：《曾公編鍾破解康宮難題》，《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20年6月8日第5版）有的學者以為(wei) 曾公編鍾所記非實，或從(cong) 類型學的角度堅持肯定康宮原則的正確性，（劉樹滿：《再論令方彝為(wei) 西周昭王銅器》，《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22年3月10日第4版）尚須通盤檢視相關(guan) 資料，才能把康宮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過去學界對工程《曆譜》的質疑，不少人主張采用古本《竹書(shu) 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積年說。但是，依此將公元前1027年作為(wei) 武王克商之年，不僅(jin) 與(yu) 《武成》《召誥》等相關(guan) 曆日不諧，而且需要大幅度壓縮西周列王的在位年代，致使不少金文曆日難於(yu) 入譜。覺公簋的發現再次表明，這條路可能是行不通的。

㽙簋與(yu) 西周中期年代的調整

新見㽙簋對於(yu) 修正《曆譜》西周中期年代的必要性，也是朱鳳瀚首先發現並詳加論說的。（《關(guan) 於(yu) 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㽙簋銘文言稱“顯考共王”，是知時王為(wei) 懿王或孝王。《史記·周本紀》說：“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wei) 孝王。孝王崩，諸侯複立懿王太子燮，是為(wei) 夷王。”此言孝王與(yu) 夷王為(wei) 叔祖與(yu) 侄孫關(guan) 係，不少著述采信其說。然孝王的王位來自侄叔相傳(chuan) ，夷王的王位來自叔祖與(yu) 侄孫相傳(chuan) ，世所罕見。如此混亂(luan) 不堪的王位更迭，曆史上幾乎無人懷疑，即使以疑古著稱的清儒崔述也隻是表示不解，結論仍是不可考究。

事實上，孝王並非懿王叔父，而是懿王之弟。這不僅(jin) 有《世本》和《史記·三代世表》可以為(wei) 證，而且《周本紀》也可能原本如此。《詩·大雅·民勞》孔疏：“《世本》及《周本紀》皆雲(yun) ……恭王生懿王及孝王”，說明唐代《史記》即謂孝王為(wei) 懿王之弟。近出清華簡《攝命》反映了這一事實。《攝命》開篇即雲(yun) ：“王曰：劼姪，毖攝。”此“劼”訓嘉，與(yu) 姪形成偏正結構。“姪”是女子對兄弟之子的稱呼，此處當讀為(wei) 侄，指時王兄弟之子。“毖”依《說文》可釋作“慎”，言伯攝做事勤謹。《攝命》篇中時王還以第三者口吻稱伯攝為(wei) 王子，知非己出，與(yu) 前稱“劼姪”相應。西周兩(liang) 代君王具有叔侄關(guan) 係者，隻有孝王與(yu) 夷王見諸文獻記載，可知《攝命》篇中的王為(wei) 孝王，冊(ce) 命對象伯攝即是後來繼位的夷王燮，“攝”與(yu) “燮”音近相假。孝王與(yu) 夷王既為(wei) 叔侄關(guan) 係，則懿、孝二王當以兄弟行。（杜勇：《清華簡〈攝命〉人物關(guan) 係辨析》，《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以此觀之，㽙簋言稱“顯考共王”，則“唯十年正月初吉甲寅”，不是懿王十年就是孝王十年。

然而，工程《曆譜》擬定懿王在位8年、孝王在位6年，同樣無法容納㽙簋關(guan) 於(yu) “唯十年”的紀年。若從(cong) 懿王元年（前899）順推10年，其月相曆日也不相合。美國學者夏含夷運用一王雙元年說，順推12年為(wei) 前888年，取醜(chou) 正正月乙卯朔，甲寅先天一日基本可合。（《由〈㽙簋〉銘文看“天再旦於(yu) 鄭”》，《曆史研究》2016年第1期）隻是這種雙元紀年方式在西周金文中並無可靠證據，看不出相關(guan) 紀元應有的區別，令人生疑。筆者曾擬孝王元年為(wei) 前897年，順推十年亦為(wei) 前888年。不過這個(ge) 證據不算有力，㽙簋的年代是懿是孝，尚可再做研究，但工程《曆譜》關(guan) 於(yu) 西周中期的年代須加修正，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朱鳳瀚《關(guan) 於(yu) 西周金文曆日的新資料》（《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一文指出，㽙簋的銘文發表於(yu) 2012年出版的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編號為(wei) 05386，該器為(wei) 某私人收藏，器形圖像未刊。朱鳳瀚通過釋讀銘文記錄王冊(ce) 命語中“今朕不顯考龏（共）王既命女（汝）更乃且考事”句，認為(wei) 時王即共王之子懿王。銘文既記王年為(wei) “十年”，則懿王在位年必不會(hui) 少於(yu) 十年。（郭飛/整理）

西周中期《曆譜》的修訂，受到懿王元年這一重要年代支點的製約。古本《竹書(shu) 紀年》稱“懿王元年天再旦於(yu) 鄭”，自近人劉朝陽視作日食後，信從(cong) 者眾(zhong) 。工程通過天文計算方法確定這次日全食發生在公元前899年，懿王元年的時間定位由此確定。朱鳳瀚強調㽙簋為(wei) 懿王十年器，實際是要突破《曆譜》懿王元年的藩籬，否則不隻㽙簋年曆無法入譜，新近發現的一批高王年銅器如三十四年吳盉、二十四年簋、二十四年簋、二十四年簋等器，入譜也麵臨(lin) 極大困難。因此，朱氏擬定穆王55年、共王35年、懿王20年、孝王3年、夷王7年，其中懿王元年定為(wei) 公元前907年。陳久金、王占奎堅持工程《曆譜》對懿王元年的定位，㽙簋年曆列入孝王曆譜，新見高王年銅器列入相應曆譜。陳久金擬定穆王在位53年、共王24年、懿王3年、孝王15年、夷王4年。王占奎擬定穆王在位37年、共王31年、懿王8年、孝王32年、夷王18年。真是“無邊光景一時新”！

關(guan) 於(yu) 西周中期《曆譜》的修訂工作，涉及的問題很多，這裏不妨略加討論。

其一，懿王元年的天象問題。由於(yu) “天再旦”用語過於(yu) 簡略，不定因素太多，是否確為(wei) 日食，張培瑜認為(wei) 很難判定。趙光賢根據自己的親(qin) 身經曆，認為(wei) 也可能是大風揚塵蔽日而後天色重開的天象。（《周懿王元年“天再旦於(yu) 鄭”為(wei) 日食說質疑》，《人文雜誌》1993年第4期）工程《曆譜》對懿王元年的定位，懿、孝、夷三王在位僅(jin) 22年，與(yu) 厲王元年相距太近，不利於(yu) 懿王前後高王年銅器的入譜，似乎也暗示這個(ge) 方案可能存在問題，至少不能急於(yu) 視為(wei) 定論。

其二，穆王在位年代問題。《史記》明言穆王繼位50歲，在位55年。這是共和以前關(guan) 於(yu) 周王年歲和在位年代的唯一記載，彌足珍貴。司馬遷是一位嚴(yan) 肅而又富有理性的曆史學家，對天子年壽這種非要害問題，若無實據恐怕不會(hui) 多此一筆。由懷疑穆王高壽進而對其在位年數隨意增減，未必妥善。

其三，共王年代長短問題。從(cong) 穆王壽過百年的情況看，共王在位時間不可能太長。即使不考慮穆王30歲左右生共王，保守假定穆王40歲生其嫡長，共王繼位時也已65歲。若共王在位30年以上，死時亦成百歲老人。父子兩(liang) 代壽高如此，概率不大。不過，共王在位時間也不會(hui) 太短，趞曹鼎紀年顯示絕不低於(yu) 15年。將明言“共王”十五年的趞曹鼎置於(yu) 孝王或宣王時代，或定共王在位10年，（金宇飛：《西周諸王年代的新推定》，《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均屬錯誤。

其四，夷王在位時間問題。《左傳(chuan) 》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說：“至於(yu) 夷王，王愆於(yu) 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惡疾也。”夷王繼位後惡疾纏身，體(ti) 質孱弱，執政時間不會(hui) 太長。有的新擬曆表定孝王、夷王在位50年，又波及厲王年代將其調整為(wei) 15年，似與(yu) 事實相扞格。

逨鼎與(yu) 西周晚期年代的疑思

2003年，陝西省眉縣楊家村出土的宣世逨鼎，使已有定論的西周晚期年代麵臨(lin) 巨大挑戰。兩(liang) 種逨鼎銘文一記“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曆日入譜在五月二十五日；一記“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曆日入譜在六月四日。二者皆與(yu) 四分月相不合，也與(yu) 斷代工程的月相二係說一合一不合，從(cong) 而成為(wei) 西周年代學上的一大難題。

天文曆法專(zhuan) 家張培瑜首先考慮將宣王元年移後一年，即從(cong) 公元前826年起算，兩(liang) 種逨鼎的既生霸曆日可排入曆譜前半月，一在朔日，一在十日。為(wei) 此，張氏放棄了一貫堅持的月相四分說，進而提出西周晚期以初吉為(wei) 朔，既生霸指上半月，既望、既死霸指下半月的新說。（《逨鼎的王世與(yu) 西周晚期曆法月相紀日》，《中國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朱鳳瀚將宣王元年後移一年，試排相關(guan) 銅器曆日，以說明其可行性。（《陝西眉縣出土窖藏青銅器筆談》，《文物》2003年第6期）王占奎近擬年表，也采用公元前826年為(wei) 宣王元年說，積年46年（含共和14年）。陳久金堅持傳(chuan) 統說法，新擬曆譜未列逨鼎曆日，但早先認為(wei) 逨鼎為(wei) 厲王時器，共和時期可以繼續使用厲王紀年，故將四十二年逨鼎置於(yu) 共和6年，四十三年逨鼎置於(yu) 共和7年。（《吳逨鼎月相曆日發現的重大科學意義(yi) 》，《自然科學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學勤推測宣王後期曆法可能發生了錯亂(luan) ，或因十四月的設置不是一個(ge) 整月，隻有若幹日，造成了逨鼎曆日的失序（《眉縣楊家村器銘曆日的難題》，《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逨鼎的出土，給學者帶來許多困惑，二十年來一直沒有較好的解決(jue) 方案。問題出在司馬遷對共和以後列王年代的整理上，還是出在以往對月相曆日的認識上，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確實頗費思量。司馬遷整理出的《十二諸侯年表》，使中國古代曆史自共和元年（前841）以後有了確切紀年，是一項重大的學術貢獻。工程的實施，也正是有效利用這個(ge) 基礎才得以向前推進的。如果對此加以調整，勢必牽一發而動全身，造成新舊年代體(ti) 係的巨大波動。當然，這不是說司馬遷對兩(liang) 周之際年代的考訂就絕對正確，但錯誤的發生應該不在共和、宣王、幽王的紀年上，因受資料限製更有可能在諸侯在位年代及與(yu) 王年的對應關(guan) 係上。如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等幾位助力平王東(dong) 遷的諸侯，《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其在位年代與(yu) 古本《竹書(shu) 紀年》不合，也與(yu) 清華簡《係年》《鄭文公問太伯》不合，這是需要仔細考究的，可留待另文討論。但是，對兩(liang) 周之際諸王的紀年，司馬遷所掌握的材料遠勝於(yu) 列國諸侯，其可靠性要大得多，如何調整須持謹慎態度。

逨鼎有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2003年出土於(yu) 陝西省眉縣楊家村。其中四十二年逨鼎共兩(liang) 件，紋飾、銘文相同，隻是大小有別。四十三年逨鼎共十件，該組器形、紋飾、銘文全同，大小相次。因第九、第十號兩(liang) 件器形較小，不能通篇記鑄，而將全文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分鑄於(yu) 兩(liang) 件器物內(nei) 壁，其餘(yu) 八件鼎每鼎鑄一篇銘文。銘文中年、月、幹支、月相俱全，為(wei) 研究西周曆法提供了新資料。（郭飛/整理）

第一，宣王元年是否需要下調。下調一年似乎可以解決(jue) 逨鼎曆日不合譜的問題，但實際相合的隻是月相二分說。若下調兩(liang) 年，其曆日一在五月七日，一在六月十五日，可合於(yu) 月相四分說。月相四分說經得起純曆理檢驗，（杜勇、沈長雲(yun) ：《金文斷代方法探微》，第225—228頁）月相二分說卻存在種種矛盾。比如宣世晉侯蘇鍾，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同出一銘，設若既望、既死霸都表示下半月，何需兩(liang) 種月相名詞並用？既生霸指前半月既已包括朔日，何需再用初吉？銘文重在記事，並非文人雅士抒情寫(xie) 意的美文，並不存在月相詞語交錯使用的修辭問題。這是月相二分說不好解釋的。至於(yu) 說初吉屬於(yu) 另一記時係統，或以九天作為(wei) 循環周期，也違背王國維早就提示過的“一器之中不容用兩(liang) 種記日法”的邏輯規則。雖然宣王元年的時間定位可以再做研究，但以逨鼎曆日作為(wei) 上調或下移的決(jue) 定性因素似不可取。

第二，共和時期是否可以並入厲宣紀年。如所周知，周厲王是在國人大舉(ju) 暴動的情況下被趕跑的。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無不切齒痛恨厲王的虐政，何以還要繼續用其紀年？厲王既已外逃，又怎麽(me) 可能像逨鼎銘文中的“王”那樣置身王庭、冊(ce) 命大臣、頒行賞賜？厲王流彘後，太子靜的性命倒是被召公保住了，但一時匿不敢出，用以紀年的宣王名分又從(cong) 何而來？這些情況表明，共和必是一個(ge) 獨立的紀年單元，將其並入厲王或宣王時期都是不合適的。

第三，厲王是否在位37年。陳夢家曾利用《史記》衛、齊、陳《世家》有關(guan) 年代資料，提出厲王統治在14—18年之間，影響甚巨。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不自厲王始，並非太史公對厲王在位37年不敢自信，而是緣於(yu) 諸侯國年代資料的欠缺，無法整齊入表，隻好選擇共和元年作為(wei) 起點。即使如此，共和元年以後的諸侯年代也是一片混亂(luan) ，不能與(yu) 王年準確對應。如“犬戎殺幽王”一事，《魯世家》說在孝公二十五年，《十二諸侯年表》卻記在孝公三十六年，相差不是一年兩(liang) 年，而是11年。《周本紀》記千畝(mu) 之戰在宣王三十九年，《十二諸侯年表》卻記在晉穆侯十年（即宣王二十六年），同一戰役的時間竟然相差13年。（杜勇：《千畝(mu) 之戰析疑》，《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十二諸侯年表》以王年為(wei) 綱，諸侯紀年為(wei) 目，以綱統目，主次分明。若謂諸侯紀年的準確性高於(yu) 王年，恐怕正好把事情弄反了。改訂史有明文的厲王在位年代，似宜謹慎從(cong) 事。

科學無止境。覺公簋、㽙簋、逨鼎等紀年銅器的發現，對於(yu) 工程《曆譜》的修訂與(yu) 調整，更準確地擬定西周王年，具有重要的坐標意義(yi) 。但工程《曆譜》修訂工作牽涉麵廣，難度甚大，尚須曆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等眾(zhong) 多學科密切配合，疑義(yi) 相析，探賾索隱，才能多幾分真相，少一些失誤，真正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西周年代方案來。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9）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