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隱”與(yu) “曲筆”：對孔子曆史觀的再思考

作者：袁琮蕊（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二月二十日甲戌

          耶穌2022年3月22日

在孔子的思想體(ti) 係中，曆史發揮著特殊作用。對於(yu) 曆史，一方麵，孔子強調曆史記載的真實性，他稱讚“書(shu) 法不隱”的董狐為(wei) “古之良史”；但另一方麵，孔子自身在編纂曆史的過程中，出於(yu) “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的目的，未能完全遵守“書(shu) 法不隱”原則，反而有所“曲筆”。那麽(me) ，如何看待孔子對待曆史的這一矛盾態度？在“不隱”和“曲筆”之間，反映了孔子怎樣的曆史觀？對後世產(chan) 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值得我們(men) 深入探討。

強調曆史的真實性

在探討孔子的曆史觀之前，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曆史在孔子的思想體(ti) 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的政治主張來源於(yu) 真實曆史，是其在深入了解相關(guan) 史實的基礎上提出的。恢複西周時期的禮樂(le) 製度是孔子的核心主張，而周代禮製又是在損益夏商兩(liang) 代禮製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孔子在考察三代禮製的沿革時，盡管曾惋惜於(yu) 夏商兩(liang) 代“文獻不足”，但仍然發出了“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的感歎。由此可見，孔子通過考察曆史，對於(yu) 禮製的沿革和具體(ti) 內(nei) 容都有深入了解，這也讓他在當時獲得了“知禮”的名號。

孔子極力借助曆史闡述恢複西周禮製的必要性，如他通過指出“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且“古之人皆然”，來論述實行三年之喪(sang) 的合法性。由此，孔子十分重視發揮曆史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他在與(yu) 弟子的交流過程中，經常通過點評曆史人物，使弟子意識到仁與(yu) 禮的重要性，以及明白如何才能真正“行仁”“知禮”。例如，孔子讚揚舜禹“有天下而不與(yu) ”、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德行與(yu) 功績，批判季氏“八佾舞於(yu) 庭”、管仲“樹塞門，有反坫”、晉文公“譎而不正”，質疑微生“高直”等，都是在教育弟子們(men) 如何在仁和禮的要求下守而勿失。

正是由於(yu) 曆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來源，是他進行傳(chuan) 道和教化的重要助力，因而決(jue) 定了他必然強調曆史的真實性。建立在虛假曆史基礎上的政治主張是難以服眾(zhong) 的，這正是孔子編纂《春秋》時沒有選擇“載之空言”，而是強調“見之於(yu) 行事”的深層原因。正如清代學者皮錫瑞所指出的那樣，“言理則虛，征事則實”。孔子希望通過具體(ti) 的事例，向人們(men) 展示如何才能真正符合禮的要求，從(cong) 而避免出現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這樣的“天下大過”，而為(wei) 了達到這一目的，必然要使人們(men) 對曆史和現實有著基本的了解。孔子不僅(jin) 在口頭上稱讚曆史記敘真實性的重要意義(yi) ，在實踐中也努力踐行這一原則。如相關(guan) 資料不足時，孔子讚同“史之闕文”的做法，體(ti) 現了他對待曆史的嚴(yan) 謹態度。

曆史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

曆史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來源，然而孔子並不希望他的思想僅(jin) 僅(jin) 停留在筆墨之間。孔子曾感歎道：“如有用我者，吾其為(wei) 東(dong) 周乎。”他希望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以此構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孔子生活的時代，禮樂(le) 製度已經崩壞，“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乃至“陪臣執國命”成為(wei) 普遍現象。麵對這一局麵，孔子希望通過恢複周代禮樂(le) 製度，讓現實重歸有序與(yu) 穩定。為(wei) 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孔子與(yu) 弟子周遊列國，力圖使自己有關(guan) “仁”“禮”“正名”的思想能夠被統治者所接受。然而，由於(yu)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到晚年，他意識到“道之不行”的現實之後，決(jue) 心通過曆史編纂的方式傳(chuan) 達自己的思想主張，由此產(chan) 生了一部偉(wei) 大的曆史著作——《春秋》。

在當時，諸侯國都有各自的史官和曆史記錄，《春秋》是這些曆史記錄的通用名稱之一，墨子就曾表示自己見過“百國春秋”。而在所有這些曆史記錄中，魯國的記錄無疑是最完整的，以至於(yu) 晉國大臣韓宣子在觀看《魯春秋》後，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的感慨。魯國詳備的曆史記錄為(wei) 孔子的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然而，孔子的工作既不是簡單地編纂整理曆史材料，也不是完全脫離曆史實際的創作，而是在尊重曆史史實的基礎上，將自己信奉的倫(lun) 理價(jia) 值灌注其中，正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yi) 則丘竊取之矣”。不僅(jin) 如此，孔子還采用了一種獨特的曆史敘述方式，通過細微之處的遣詞用字來表達愛憎褒貶的態度。他希望借此糾正當時混亂(luan) 的等級宗法和禮樂(le) 製度，達到“正名”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孔子極力批判各種違禮行為(wei) ，司馬遷也稱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但事實上他對處於(yu) 不同地位的人有著顯著不同的批判力度。概而言之，孔子在曆史敘述上具有明顯的“為(wei) 尊者諱，為(wei) 親(qin) 者諱，為(wei) 賢者諱”的傾(qing) 向。如在“踐土之會(hui) ”一事上，晉文公和周天子的行為(wei) 同屬失禮，但孔子顧及周天子的尊嚴(yan) 而諱之曰“天王狩於(yu) 河陽”；在魯昭公被季氏驅逐後，孔子用“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來隱晦地敘述此事，從(cong) 而表達出對季氏僭越的不滿和維護昭公君位的態度。正如《公羊傳(chuan) 》所指出的那樣：“《春秋》錄內(nei) 而略外。於(yu) 外，大惡書(shu) ，小惡不書(shu) ；於(yu) 內(nei) ，大惡諱，小惡書(shu) 。”這種為(wei) 尊親(qin) “隱惡”的做法與(yu) 孔子“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直在其中”的信念不謀而合。從(cong) 這裏可以反映出，盡管孔子強調曆史記錄的真實性，但他並未將真實視為(wei) 曆史的最高價(jia) 值。在孔子看來，曆史更重要的意義(yi) 在於(yu) 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

孔子曆史觀的影響與(yu) 啟示

孔子借助編纂曆史傳(chuan) 達自己的政治理想、抨擊違禮行為(wei) ，以希達到重建禮樂(le) 秩序的目的，為(wei) 此不惜以“曲筆”的方式維護尊親(qin) 者的地位和尊嚴(yan)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絕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對曆史真實性的追求。一方麵，孔子“曲筆”的數量是非常有限的，《春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信史。另一方麵，有證據表明，孔子在“曲筆”之處，往往通過其他方式傳(chuan) 達曆史真實，而非將事實徹底掩蓋。如他在《論語》中稱晉文公“譎而不正”，其原因恐怕與(yu) 踐土之會(hui) 以臣召君脫不開，這相當於(yu) 以另一種方式還原了曆史。

然而，《春秋》作為(wei) 一部曆史著作一經流傳(chuan) ，其以曆史服務於(yu) 政治的做法所產(chan) 生的影響力，遠遠大於(yu) 孔子對曆史真實性的強調。後人對孔子著《春秋》的讚頌，也多是基於(yu) 其政治價(jia) 值。如孟子將孔子著《春秋》的功績與(yu) 大禹治水、周公平天下相提並論，稱“孔子成《春秋》而亂(luan) 臣賊子懼”；司馬遷稱讚《春秋》能夠“撥亂(luan) 世反之正”。自班固以降，正統史家多將義(yi) 理的重要性置於(yu) 真實之上，強調曆史為(wei) 政治服務的功能和價(jia) 值。如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對於(yu) 人們(men) 更好理解《春秋》所記之事原本具有極高價(jia) 值，但與(yu) 闡釋《春秋》義(yi) 理的《公羊》《穀梁》二傳(chuan) 相比，《左傳(chuan) 》在後世遭到巨大非議，朱熹稱其“隻知有利害，不知有義(yi) 理”。

隨著曆史為(wei) 政治服務的意義(yi) 被不斷強調，追求曆史真實性的努力則不斷式微。借《春秋》之義(yi) ，曲解曆史、托古改製逐漸成為(wei) 一種流行做法。漢初的陸賈與(yu) 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便開始借孔子的名義(yi) 宣揚改製訴求，這一做法又被後人反複借鑒，以至於(yu) 人們(men) 對於(yu) 《春秋》義(yi) 理的闡發，成為(wei) 針對當時弊政提出改革方案的合法性來源，一直到清末的康有為(wei) 莫不如是。在這一過程中，曆史逐漸喪(sang) 失了其主體(ti) 性地位，其真實性與(yu) 否也不再被重視，完全成為(wei) 政治的工具。這無疑背離了孔子“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的本意。在這裏，我們(men) 並不想苛責孔子，他已努力保持曆史真實性與(yu) 功能性價(jia) 值之間的平衡，但這一天平最終滑向了後者。然而，失去真實性的曆史，其說服力極為(wei) 有限，也無從(cong) 發揮服務於(yu) 政治的功能。我們(men) 必須將求真作為(wei) 曆史的最高價(jia) 值，隻有真實的曆史，才是能提供智慧和借鑒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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