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以後的帝國治理體(ti) 係：儒法互補、王霸並用

作者：朱漢民

來源：《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學意義(yi) 》

編者按：

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三代國家治理的霸道和王道”“儒家的國家治理目標：民意”“法家的國家治理目標：效能”“漢以後的帝國治理體(ti) 係：儒法互補、王霸並用”“中國傳(chuan) 統治理思想與(yu) 現代管理理論”五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學意義(yi) 》以饗讀者。

現代政治學特別關(guan) 注政治治理的兩(liang) 個(ge) 方麵：能效和民意。這既是政治治理的目標，也是政治合法性依據。政治學家亨廷頓稱其為(wei) “政體(ti) 能力”和“政體(ti) 類型”。當然，無論是傳(chuan) 統國家還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政治治理的能效和民意之間，即“政體(ti) 能力”和“政體(ti) 類型”之間既可能相互補充促進，又可能相互影響幹擾。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治理理念主要由儒、法兩(liang) 家構成，並且形成了儒法互補、王霸並用的國家治理結構。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長期穩定，就因為(wei) 這一套獨特的儒法互補的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效能和民意兩(liang) 個(ge) 目標。這一套儒法互補的治理理念、治理結構的曆史經驗，可以為(wei) 現代管理學建構提供思想資源。

4、《儒、法政治治理思想及管理學意義(yi) 》之《漢以後的帝國治理體(ti) 係：儒法互補、王霸並用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與(yu) 法家分別繼承了三代先王的王道和霸道。儒家的政治治理思想強調了政治的民意基礎和治理目標，但是卻非常缺乏治理能效而不為(wei) 任何諸侯國所采用。而法家繼承三代先王的霸道，主張富國強兵以統一，嚴(yan) 刑峻法以製民，這適應了諸侯國希望統一天下、強化集權的政治需求，故而得到有效的實踐。但是秦王朝統一中國後卻突然崩塌，證明法家也是一種有嚴(yan) 重缺陷的治理思想。可見，儒家或法家、王道或霸道，任何一方均不能形成相對平衡的治理結構。

漢代吸取秦亡教訓，漢武帝崇拜三代先王的治理，故而推崇《五經》而尋求新的統治思想。西漢名義(yi) 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融通儒家和法家，奠定了“王霸雜之”的新的治理結構。漢代以法家製約民眾(zhong) 與(yu) 保障王權，以儒家道德製約王權與(yu) 體(ti) 現民意，達成了相對平衡穩定的政治治理體(ti) 係。所以，漢在秦統治基礎之上建構起的多元一體(ti) 治理模式。考察三代與(yu) 漢代的治理體(ti) 係，我們(men) 發現其內(nei) 在的治理結構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漢代形成儒、法互補、王霸雜之的多元一體(ti) 的治理體(ti) 係，奠定了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漢帝國建構起穩定的治理秩序延續兩(liang) 千多年，其國家治理模式貫穿了的古代中國。

儒、法互補模式體(ti) 現在許多方麵，這裏隻列舉(ju) 其攻、守互補。

古代的王朝政治總是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攻”的一麵，即開創新皇朝、建立國家；“守”的一麵，即安定社會(hui) 、治理國家。在運用儒、法兩(liang) 家政治學說時，因處於(yu) “攻”和“守”的不同階段而有不同側(ce) 重。一般而言，在開創皇朝、建立霸加時，主要偏重法家學說，因法家那種講現實、重效率、崇權勢的精神，更有益於(yu) 霸主創建事功；而在安定社會(hui) 、平治國家時，則主要偏重儒家學說，因儒家講仁義(yi) 、重禮教、崇道德的精神，更有益於(yu) 穩定民心、維護秩序。建立中國第一個(ge) 中央集權大帝國的秦始皇，所以能夠成功地統一中國，成就了曆史上輝煌的霸業(ye) ，同他成功地運用法家學說分不開。但是，由於(yu) 他不懂得儒、法互補原理，在統一中國後仍迷信權勢，實行嚴(yan) 刑酷法、橫征暴斂等法家政策，造成“赫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的局麵，很快被農(nong) 民起義(yi) 所推翻。西漢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開創霸業(ye) 和平治天下的策略與(yu) 方法是不同的，開創霸業(ye) 要用暴力，而平治天下要用仁義(yi) 。他在分析秦皇朝迅速滅亡的原因時說：“秦王懷貪鄙之心，引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視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shu) 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yi) ，以暴虐為(wei) 天下始。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yu) 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推崇暴力、刑罰、權勢，這是法家的理論；提倡仁義(yi) 道德，則是儒家的理論。賈誼認識到“攻守之勢異”，認為(wei) “攻”與(yu) “守”必須運用不同的方針與(yu) 策略，這實際上就是儒法互補的問題。“外王之道”既包括攻，又包括守，因而需要儒、法兩(liang) 家學說相互補充。秦始皇因沒有把握儒法互補原理而迅速滅亡，但它畢竟給後世留下一個(ge) 巨大的曆史教訓。以後的王者不再敢那樣迷信權勢、暴力了，其中許多人認識到儒、法互補的道理。劉邦很明白“馬上得之”的政權並不可以“馬上治之”的道理。曹操相信：“治定之化，以禮為(wei) 首；撥亂(luan) 之政，以刑為(wei) 先。”（《三國誌·魏誌·高柔傳(chuan) 》）儒、法互補結構在自發地調節著社會(hui) 政治的運轉。

王、霸雜之模式也體(ti) 現在許多方麵，這裏也隻略說。

最早把政治分最早把政治為(wei) “王道”與(yu) “霸道”的是儒家，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公孫醜(chou) 上》）王與(yu) 霸正好是儒、法兩(liang) 家的不同治理模式，儒家的理想政治以仁義(yi) 道德作為(wei) 統治原則和目的，是“王道”；法家的政治理想則強調以效能作為(wei) 政治原則和政治目的，是“霸道”。但在曆史活動和政治實踐中，僅(jin) 僅(jin) 以“王道”或僅(jin) 僅(jin) 用“霸道”，皆不能夠實現長治久安的政治治理。中國曆史上那些正視現實、注重實際的思想家、政治家，皆是肯定這一點的。如東(dong) 漢初年的桓譚曾提出“王霸並用”的政治原則，他認為(wei) “王道”就是“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義(yi) ，使知好惡去就”；而“霸道”則是“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新論·王霸》）“王道”重德，關(guan) 心民意；“霸道”重功，關(guan) 心權位。但兩(liang) 者都有益於(yu) 國家治理，故而“王道”和“霸道”須並用。對唐初“貞觀之治”產(chan) 生很大影響的魏征，也是以“王霸並用”為(wei) 政治原則，他主張：“德、仁、功、利，……兼而行之。”（《貞觀政要·君臣鑒戒》）德、仁體(ti) 現了“王道”的政治原則，功、利體(ti) 現了“霸道”的政治原則，而德、仁、功、利兼行，也即是王霸兼行。從(cong) 曆史學、哲學的角度論證“王霸並用”原則的是南宋事功學派的陳亮。當時，理學盛行，理學家朱熹認為(wei) 漢唐以來政治家皆行“霸道”，其“心乃利欲之心，跡乃利欲之跡”。他們(men) 希望以義(yi) 利之辨、理欲之辨來批判現實政治推行霸道，主張恢複三代的王道。陳亮認為(wei) ，漢唐以來的政治家們(men) 雖然奉行“競智角力”的“霸道”，但他們(men) 也有“王道”之心，他們(men) 的“霸道”是以實現“王道”為(wei) 目的的。如漢高祖劉邦，“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yi) 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製天下之命。”（《陳亮集》卷3）反過來說，“三代”的“王道”中也同樣體(ti) 現著“霸道”，沒有征伐、謀位的“霸道”，禹、湯、文、武等人也無法成就“王道”。陳亮又從(cong) 義(yi) 利統一的道德哲學論證了“王霸並用”的觀點，肯定義(yi) 必須體(ti) 現為(wei) 利，故義(yi) 利雙行，缺一不可。因而，“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陳亮集》卷3）盡管程朱理學發展了“內(nei) 聖之學”，常常以“內(nei) 聖”的標準衡量“外王”，但儒家本質上要求“內(nei) 聖”與(yu) “外王”統一起來，所以，即使是理學家，也不能不考慮一些經邦濟世的問題。十分有趣的是，理學家們(men) 一涉足於(yu) 經世的問題，也不能不是“王霸並用”的，如激烈反對“霸道”的朱熹，在論述具體(ti) 的政治問題時，也主張“王霸互補”。他說：“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朱文公文集·答程允夫》）他並不反對“以政道民”的霸道和“以德道民”的王道並用。理學家王陽明甚至帶兵打仗，毫無顧忌地行使其“霸道”。

（2015年11月參加湖南國學踐行英倫(lun) 行，在牛津大學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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