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為(wei) 什麽(me) 是通的——作為(wei) 政書(shu) 範例的《通典》與(yu) 國家治理傳(chuan) 統

作者：沈蜜；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

來源：《學海》2021年第6期

摘要：政體(ti) 思維主導下的二元政製觀趨向於(yu) 突出憲法與(yu) 一般性製度之間的差別，推崇政體(ti) ，尤其是民主政體(ti) 的判準價(jia) 值，強調憲法塑造政治秩序的決(jue) 定性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傳(chuan) 統政製被納入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範疇類型之中，經受了偏於(yu) 消極的評論。而作為(wei) 政書(shu) 範例的《通典》顯示，中國傳(chuan) 統強調政製的古今兼容性和係統融合性，同時又與(yu) 立國原理相配適，製度演進離不開這三方麵的配合與(yu) 製約。基於(yu) 政製傳(chuan) 統的本土化路徑，治體(ti) 論提供了更為(wei) 恰切的思考框架，透過大一統、禮法秩序等視角揭示出製度何以貫通並演進成為(wei) 典章，這有利於(yu) 我們(men) 理解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特質和現代啟示。 

關(guan) 鍵詞：《通典》；治體(ti) 論；大一統；禮法；國家治理傳(chuan) 統；

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命題不僅(jin) 需要我們(men) 注重西方數百年現代化的經驗教訓，也需要我們(men) 認真梳理自身的國家治理傳(chuan) 統。國家治理現代化以製度化為(wei) 主要關(guan) 切，因此，國家治理的政製傳(chuan) 統無疑應該得到更多關(guan) 注。在政製傳(chuan) 統的曆史積累中，諸如“三通”“九通”等經世文獻提供了源遠流長的探析視野，有利於(yu) 我們(men) 進行古今貫通的考察和鑒別。本文致力於(yu) 反思現代西學啟蒙塑造的政體(ti) 思維和二元政製觀，透過《通典》從(cong) 曆史演變的治體(ti) 論視野探究中國政製傳(chuan) 統的涵義(yi) 與(yu) 啟示。明確政製傳(chuan) 統所代表的國家治理機理是探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智識起點。

二元政製觀與(yu) 作為(wei) 政書(shu) 範例的《通典》

現代轉型以來，學界往往基於(yu) 政體(ti) 論範式將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歸為(wei) 專(zhuan) 製主義(yi) 類型。基於(yu) 此，牟宗三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進行概念提煉，提出政道不足、治道發達的論點。【1】在牟宗三看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缺乏有序更迭政權從(cong) 而產(chan) 生治權、並以成文憲法為(wei) 表征的“第一義(yi) 之製度”。相對來說，在公共事務上因事製宜、屬於(yu) “第二義(yi) 製度”的法度律令十分詳盡。【2】這一將政製予以二元劃分的傾(qing) 向突出了憲法與(yu) 一般性製度之間的差別。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歸屬與(yu) 分配問題成為(wei) 懸置在各項製度上的第一義(yi) 問題。這也意味著，隻有憲法製定完備，此下所有的第二義(yi) 製度才有可能措置得當。

政體(ti) 思維主導下的二元政製觀固然提供了中西政治研究的路徑，但卻在相當程度上限製了我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認識與(yu) 辨析。【3】受專(zhuan) 製主義(yi) 論的影響，傳(chuan) 統政治中的典章製度往往被視為(wei) 專(zhuan) 製統治的工具，現代學者罕能充分正視其中的政治理論思考，大多將其視作史學研究的文本材料或者用以佐證具體(ti) 論點的史實依據。

這一狀況在《通典》研究中亦有表現。一般認為(wei) ，《通典》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書(shu) 的範例，【4】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典章製度通史。【5】新史學代表人物梁啟超肯定杜佑是“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用之才”的六人之一，在《通典》一書(shu) 的價(jia) 值定位上指出：“《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製度”【6】，“有《通鑒》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製通”【7】，“製度於(yu) 國民全體(ti) 之關(guan) 係，有重於(yu) 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6】。正如有學者指出，梁啟超對製度的理解與(yu) 杜佑並不相同。“任公這裏所謂‘事’與(yu) ‘製度’的分別與(yu) 對立，以及‘製度’高於(yu) ‘事’的地位，已與(yu) 杜佑的表達頗有距離。浮現於(yu) 梁任公腦際的史學記述對象，已是人/事/製度鼎足而三，而在杜佑眼中，不過是人/事兩(liang) 類。”【8】在《通典》序言中，李翰評價(jia) 杜佑編纂的曆代政製：“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yu) 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cong) ，舉(ju) 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yu) 事。”【9】梁啟超在寫(xie) 作《中國曆史研究法》一書(shu) 時也注意到了《通典》序文中的這段話，但這段話隻是被梁啟超用來證明《通典》“統括史誌”。【7】類似的，呂思勉認為(wei) 《通典》在“搜采貴博，分類貴詳”方麵不如馬端臨(lin) 的《文獻通考》，但“論創作的精神，自以《通典》為(wei) 優(you) ”。【10】

受現代學術思潮的影響，製度脫離傳(chuan) 統政製中與(yu) 人事緊密聯係的實踐內(nei) 涵，開始與(yu) “事”“類”分離，逐漸被視為(wei) 獨立的存在來規範現實政治。與(yu) 此同時，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被定性為(wei) 專(zhuan) 製主義(yi) ，其中大量的製度安排被降格為(wei) 二元政製觀中的第二義(yi) 製度，隻能體(ti) 現治道層麵的完備，卻始終無法解決(jue) 第一義(yi) 的政道問題。梁啟超在《中國專(zhuan) 製政治進化史論》中就曾指出：“專(zhuan) 製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ju) 天下萬(wan) 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11】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們(men) 秉持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的原則，嚐試從(cong) 社會(hui) 科學角度對傳(chuan) 統學術進行解釋，對《通典》的認識注重其編纂邏輯和取材立意。朱維錚指出，製度是特定曆史時期人們(men)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凝聚形態，《通典》考察的是“封建主義(yi) 運動過程中相對靜止的斷麵”【12】。白壽彝認為(wei) 《通典》全書(shu) 結構上的邏輯是按照杜佑政治思想中的先後、本末、緩急來安排的，其中占有一半篇幅的《禮典》反映了杜佑所處階層的思想感情。【13】瞿林東(dong) 則從(cong) 史學是如何反映一個(ge) 時代的政治、經濟這一思路出發指出，杜佑“食貨為(wei) 先”的史學思想體(ti) 現了曆史與(yu) 邏輯的一致性。【14】葛兆光分析了《通典》與(yu) 中唐史學的關(guan) 係，認為(wei) 《通典》“力圖將史學和政治更緊密地聯係起來，以發揮史學為(wei) 現實服務的作用”【15】。王錦貴同樣注意到《通典》作為(wei) 典製體(ti) 史書(shu) 出現的首創意義(yi) ，認為(wei) 《通典》蘊含的經世致用原則是其享譽學林的重要原因之一。【16】值得注意的是，謝保成在分析《通典》的性質時，以製度變遷作為(wei) 落腳點，雖然大體(ti) 還是將製度視為(wei) 社會(hui) 結構變遷的反映，但特別指出《通典》的目的並不在於(yu) 以帝王一人之得失闡發規諫，而是從(cong) “體(ti) 要”出發探究政理，透過製度的古今沿革探求施政規律。【17】

大體(ti) 而言，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研究認為(wei) ，杜佑《通典》在以下三個(ge) 方麵做出了創新：一是書(shu) 誌體(ti) 例的創新；二是“食貨為(wei) 先”的史學思想創新；三是與(yu) 政治現實緊密結合的理論思考。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在考察中國傳(chuan) 統政製時往往注重其與(yu) 社會(hui) 條件、政治環境、經濟基礎之間的關(guan) 聯，將中國傳(chuan) 統製度視為(wei) 特定曆史時期的產(chan) 物，尤其關(guan) 注《通典》中《禮典》所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傳(chuan) 統政製被視為(wei) 封建社會(hui) 政治經濟結構的規範表征。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馬克思主義(yi) 史學深受二元政製觀的影響，研究視野始終被限定在特定的時代條件和曆史環境中，對於(yu) 深層次政理未予探究。

近代以來的製度思維受製於(yu) 二元政製觀，將憲法視為(wei) 最高級製度，此下各項製度都低於(yu) 前者。“‘神聖政製論’的製度崇拜鑄造了多種變革型意識形態，把外來製度作為(wei) 本土政治發展的不二標準，努力改造所處社會(hui) 的現實人事以遷就理論主張，再配合以終結論意義(yi) 上的烏(wu) 托邦想象。”【18】政體(ti) 思維裹挾了許多意識形態維度，如自由主義(yi) 、科學主義(yi) 、高調民主觀等，導致政製傳(chuan) 統評價(jia) 陷於(yu) 被批判和被打倒的逼仄境地。部分地出於(yu) 應對這種思緒的考慮，錢穆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高明之處正是在於(yu) 不高談主義(yi) ，而將主義(yi) 落實在具體(ti) 可行的製度上。【19】在《中國曆史上的政治製度》一文中，錢穆提出“中國曆史上，無憲法，有製度”【20】。政體(ti) 思維影響下的二元政製觀過分拔高政體(ti) ，尤其是民主政體(ti) 的價(jia) 值，強調憲法塑造政治秩序的決(jue) 定性作用，傳(chuan) 統政製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被納入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範疇類型中，趨於(yu) 被消極評價(jia) 。在錢穆看來，對於(yu) 中國而言，“政府中各種職權之分配，皆有詳密之規定。精細周到，遠非西方憲法可比”【20】。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的政體(ti) 區分並不構成政治秩序及其政製的終極評價(jia) 標準。錢穆有意降低主義(yi) 之爭(zheng) ，目的是將我們(men) 對政治的思考落腳在製度化實踐層麵。

在《中國史學名著》一書(shu) 中，錢穆分兩(liang) 章敘述了以《通典》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曆史意義(yi) 與(yu) 時代價(jia) 值：“這部書(shu) ，可說在中國史學裏是一個(ge) 大創辟。而這一種大創辟，也可以影響時代。”【21】在《國史大綱》中，錢穆也評價(jia) 道：“此為(wei) ‘政書(shu) ’之創作。以製度為(wei) 骨幹之新史，非政體(ti) 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22】錢穆晚年更是指出：“杜氏此書(shu) 並非其私人之政治哲學。根據曆史事實，敘述其各項製度之先後演變，上自創製時之爭(zheng) 議，下及演變中對此各項批評。一切意見，詳羅無遺。利病得失，無所隱遁，可供後人之參考與(yu) 抉擇。”【20】陳寅恪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一書(shu) 在謀篇布局和理論用意方麵，大體(ti) 承接杜佑《通典》的學術旨趣。【23】章太炎在評價(jia) “九通”時認為(wei) ：“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jin) 考史有關(guan) ，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shu) 也。”【24】

理解中國傳(chuan) 統政製到底應該依據什麽(me) 樣的標準？在現代二元政製觀的視野下，我們(men) 往往隻能看到傳(chuan) 統政製不足的一麵。錢穆對《通典》的分析則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思考傳(chuan) 統政製的本土化路徑，以此為(wei) 基礎，我們(men) 可以進一步窺視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精義(yi) 所在。

《通典》憲製視野的展開：基於(yu) 國本原理的古今兼容與(yu) 係統融合

在《進〈通典〉表》中，杜佑論其撰述《通典》的旨趣：“將施有政，用乂邦家。”25可見，杜佑編纂曆代典章製度，不是一種純文獻的處理，而是秉持對現實政治有所助益的原則進行史料的選擇與(yu) 評述的。【26】以往對曆代政治製度得失的輯錄，在杜佑看來，“率多記言，罕存法製”，“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25】錢穆評價(jia) 中國“記言”方麵的曆史著作時指出：“時代變斯曆史變，而其變之機擴，則主持在人，不在事。”【27】杜佑在這裏將“製”的視角納入“人”與(yu) “事”的關(guan) 係之中，通過考察製度因革損益，把握其間的種種曆史人事變遷。李翰在《通典》序言中進一步指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9】錢穆在評價(jia) 《通典》時指出：“一切製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時每一製度，又必互相通。”【21】經邦、立事、師古、隨時，這顯示出中國傳(chuan) 統政製在縱向維度上聚焦古今一體(ti) 的貫通，同時橫向強調各類製度間的相互關(guan) 聯，以國家治理為(wei) 總綱實現係統融合。

《通典》共分九個(ge) 門類，《食貨》居首。這樣一種編排方式在《通典》以前的正史“書(shu) 誌”類撰述中並不常見。【28】錢穆指出《通典》九個(ge) 門類的先後順序，可以看出“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21】。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闡述食貨第一的理念：“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29】治理的關(guan) 鍵在於(yu) 教化百姓，但在此之前，更重要的是使百姓豐(feng) 衣足食。這樣一種現實性的製度考量，既源於(yu) 杜佑經受的時代刺激，安史之亂(luan) 後的唐王朝百廢待興(xing) ，急需經世致用的學風來革除此前浮華虛靡的社會(hui) 風氣；也有杜佑自身思想進路的影響，杜佑曾作《管子指略》二卷，《通典》全書(shu) 多處引用管子論述。【15】

《食貨》卷開篇，杜佑就提出“農(nong) 者，有國之本也”的國本論。【30】以農(nong) 為(wei) 本成為(wei) 國家各項製度的基本立足點，蘊含了國家治理的基本原則。錢穆就曾指出，中國以農(nong) 立國，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即建基於(yu) 此。【31】緊接著，杜佑以“國用備”“人食足”“徭役均”作為(wei) 國家經濟治理的各項製度目標，“知此三者，謂之治政”。【29】實現理想政治秩序的基礎需要在民生和國力（徭役均可以涵括進這兩(liang) 者之中）這兩(liang) 個(ge) 基本要素上得到合理恰當的製度安排，社會(hui) 民生和政府財政既要兼顧平衡，民眾(zhong) 的國家義(yi) 務也要平均分配。

杜佑在之後的史料編排上，特別選取了晁錯的《論貴粟疏》。漢文帝時期，輕徭薄賦，休養(yang) 生息，土地和人口相較過去都有增長，糧食卻未見增長。晁錯在《論貴粟疏》中向孝文帝建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nong) 而已矣。欲民務農(nong) ，在於(yu)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yu) 使民以粟為(wei) 賞罰。”【29】隨後，以農(nong) 為(wei) 本在基本經濟製度上得到貫徹。但是製度的古今延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簡單遵循，而是隨著人事變遷而變化。到了漢武帝時期，“外事四夷，內(nei) 興(xing) 功利，役費並興(xing) ”，百姓背本趨末，董仲舒上言建議勸民務農(nong) ，但在當時未得到漢武帝的采用，直至武帝末年，武帝下詔：“方今之務，在於(yu) 力農(nong) 。”【29】自此，以農(nong) 為(wei) 本成為(wei) 秦漢至隋唐的基本經濟製度。杜佑在此強調：“工商雖有技巧之作，行販之利，是皆浮食不敦其本，蓋欲抑損之義(yi) 也。”【32】

以農(nong) 為(wei) 本不僅(jin) 是基本經濟國策，也是立國之本。《通典》以《食貨》作為(wei) 第一，本末之辨在此明白揭示。國本就是國家形態的基礎，指向民眾(zhong) 群體(ti) 的經濟社會(hui) 文化結構之特質。作為(wei) 國本的重農(nong) 不僅(jin) 僅(jin) 在經濟製度上得到貫徹，也是處理其他製度輕重緩急的關(guan) 鍵。

如《食貨》開篇論曆代土地製度。秦朝商鞅變法，“廢井田，製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29】。土地私有製度的確立，收到了富強崛起的國家實效。但隨著時代發展，製度弊端也愈加凸顯，“雖獲一時之利，而兼並逾僭興(xing) 矣”【29】。製度改變人事，人事發展又進一步影響製度。當製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原先塑造製度的人事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就會(hui) 出現新的治理困境，需要設計新製度去調解。抑製兼並就成為(wei) 日後曆代王朝主要的經濟政策目標。這也與(yu) 以農(nong) 立國的國本原理相一致。

杜佑在處理土地兼並這一製度問題時，著重分析了武帝、漢末哀帝和王莽時期的土地政策。武帝時期，董仲舒在現有土地製度基礎上提出“限田”主張：“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並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29】漢末土地兼並問題嚴(yan) 重，師丹輔政，認為(wei) 製度應有所改革，但改革也應有限度：“蓋君子為(wei) 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於(yu) 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限田：“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guan) 內(nei) 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29】之後，王莽篡位，直接下令全盤恢複井田製，由此導致“農(nong) 商失業(ye) ，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yu) 市道”【29】。中郎區博上諫：“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今欲違人心，追複千載絕跡，雖堯舜複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29】之後，關(guan) 於(yu) 兩(liang) 漢間的土地製度改革，杜佑引荀悅之論：“雖古今異製，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29】製度改革需要調和曆史傳(chuan) 統與(yu) 現實人事之間的張力。改革不是沒有限度的，一旦超過限度，過度複古或是超前創新，都會(hui) 造成社會(hui) 動蕩失序。這其中的根本原理即所謂“紀綱大略”，是立國者需要反複探明的關(guan) 鍵。

曆代沿革和創製，一方麵要重視以農(nong) 為(wei) 本的國本，具體(ti) 製度設計不能偏離治理大綱，古今製度間的一貫性源於(yu) 此一立國原理；另一方麵，製度變革需要考慮現實條件，包括每朝每代的人事環境及各項製度間的聯係與(yu) 影響。錢穆在論述中國曆史上的土地政策時，認為(wei) 古人一方麵要追尋井田製度下對土地的平均占有；另一方麵又主張耕者有其田，兩(liang) 種觀念相互衝(chong) 突，關(guan) 聯的戶籍稅收等製度也一直得不到很好地解決(jue) 。【33】此外，杜佑在《選舉(ju) 》篇中特別指出，漢朝為(wei) 了敦行以農(nong) 為(wei) 本的國策，惠帝、文帝、景帝時期製定的選舉(ju) 製度也與(yu) 重農(nong) 的經濟製度相關(guan) 聯。【34】

“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ju) ”【29】，《通典》以《食貨》為(wei) 第一，《選舉(ju) 》為(wei) 第二，在杜佑看來，國計民生和人才選拔構成國家治理的兩(liang) 大支柱。秦以後中國人才選拔製度的確立，大體(ti) 可以追溯到西漢的文帝、景帝和武帝時期。【35】杜佑在《選舉(ju) 》篇開篇依次記錄了漢高祖、惠帝、高後、文帝、景帝時期對察舉(ju) 的標準和方式所進行的實踐摸索。【34】閻步克從(cong) 長時段的製度變遷角度指出：“漢代這種察舉(ju) 體(ti) 製的形成，首先有一個(ge) 漸變過程作為(wei) 基礎。它與(yu) 戰國之時業(ye) 已流行的薦舉(ju) 選官之法，有著密切的淵源關(guan) 係。”【36】在古今兼容性方麵，製度變遷不是簡單的事件積累，而是隨著人事變化不斷調整，並注重古今製度的對照銜接。

杜佑對東(dong) 漢時期察舉(ju) 製度的摘錄，特別選取了陽嘉元年尚書(shu) 令左雄議改察舉(ju) 之製的史料。左雄實施了三項製度改革：“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34】左雄對察舉(ju) 對象提出年齡限製，確立儒生、文吏二科取士，並建立了經學、章奏的考試製度。左雄“限年試才”的察舉(ju) 改製雖然得到了推行，但在傳(chuan) 統察舉(ju) 製推行百年的人事環境中，原先的製度慣性依然存在。因而在此之後，杜佑專(zhuan) 門記載了侍中張衡上疏反駁左雄改製的意見：“自初舉(ju) 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yu) 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shu) 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wei) 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34】之後，黃瓊擔任尚書(shu) 令，在左雄設置的儒生、文吏二科之外，又增加了“孝悌及能從(cong) 政者”【34】，稍稍降低了左雄改製的力度。在這裏，杜佑引用範曄對左雄改製的評價(jia) ：“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左雄改製，針對時弊，切合時宜。從(cong) 察舉(ju) 製度的長時段發展來看，左雄改製的重點在於(yu) 確立了考試製度，察舉(ju) 逐步由以推薦為(wei) 主轉向以考試為(wei) 主，在一定意義(yi) 上，開日後科舉(ju) 取士之先。

漢末天下紛亂(luan) ，察舉(ju) 製依賴的大一統的製度環境不複存在，杜佑特別指出這一時期的社會(hui) 環境：“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37】在此基礎上，漢獻帝延康元年，吏部尚書(shu) 陳群創立九品中正製，“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wei) 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37】。在此之前，漢末的名士清議與(yu) “鄉(xiang) 裏月旦”就已逐步被納入政府選舉(ju) 製度中，為(wei) 九品中正製的出現奠定了基礎。【38】此後，“南朝至於(yu) 梁、陳，北朝至於(yu) 周、隋，選舉(ju) 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37】。

相較察舉(ju) 製，九品中正製的產(chan) 生具有十分明顯的“救弊”特征。也就是說，九品中正製與(yu) 一時的人事關(guan) 係密切，但是與(yu) 傳(chuan) 統選舉(ju) 的製度精神有一定距離。這就使得九品中正製在相當程度上隻能作為(wei) 一時權宜之法，一旦社會(hui) 整體(ti) 秩序歸為(wei) 一統，這樣的製度則會(hui) 被淘汰。但這並不是說現實政治製度沒有可取之處。杜佑論及這一時期的種種製度現象時選取了西晉尚書(shu) 仆射劉毅對九品中正製的評價(jia) ：“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sang) 亂(luan) ，是軍(jun) 中權時之製，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複古鄉(xiang) 舉(ju) 裏選之法。”【37】始平王文學李重的上書(shu) 指陳也被杜佑選錄：“九品始於(yu) 喪(sang) 亂(luan) 軍(jun) 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37】察舉(ju) 製經曆三百年演變，最根本的製度精神在於(yu) “選賢舉(ju) 能”，九品中正製在這一點上和察舉(ju) 製相比存在不足。杜佑指出：“於(yu) 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製，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37】可見典章製度的存續與(yu) 風教關(guan) 係緊密，九品中正製雖然不是“典製”，施行時期的社會(hui) 清議尚能夠支持現實製度運轉。創製立法固然不能嚴(yan) 恪製度理想而否定製度的現實損益，同樣也不能因循製度現實而忽視製度理想的規範價(jia) 值。

《通典》往往通過一時一地的製度評價(jia) 彰顯古今製度的內(nei) 在兼容性。也就是說，當製度脫離典章本旨、背離傳(chuan) 統典範精神之際，製度評價(jia) 就會(hui) 蘊含一種潛在的理想理念，其保存下來不斷影響後世製度改革。西魏宇文泰執政時期，蘇綽進行製度改革，製定“六條詔書(shu) ”，其中就有對兩(liang) 漢選舉(ju) 製度精神的恢複：“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製。其所察舉(ju) ，頗加精慎。”【37】之後，北周武帝和宣帝時期，都有恢複傳(chuan) 統選舉(ju) 精神的製度改革：“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dong) 諸州舉(ju) 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ju) 高才博學者為(wei) 秀才，郡舉(ju) 經明行脩者為(wei) 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37】值得一提的是，杜佑在編纂這兩(liang) 條史料時，將其特別置於(yu) 對三代製度典範的評價(jia) 之後。這裏的史料編排沒有遵循曆史的時間順序，而是以製度間對典範精神的貫徹為(wei) 線索，以此強調這三個(ge) 時期製度精神的古今兼容性。

“唐代以後，種種政治製度，多承《通典》來。惟其政府全由社會(hui) 高級知識分子經由選舉(ju) 考試而拔擢任用以組成。故此政府乃得成其學術性，而非權力性。”【20】士人政府的成就源於(yu) 選舉(ju) 製度始終秉持選賢舉(ju) 能的製度精神。與(yu) 以農(nong) 立國的國本一樣，選賢舉(ju) 能也構成立國之本，不僅(jin) 體(ti) 現在曆朝選舉(ju) 製度的創製變更上，也在製度間相互貫徹融通。

錢穆在評價(jia) 《通典》時指出：“一切製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時每一製度，又必互相通。”【21】於(yu) 《通典》而言，一方麵是製度傳(chuan) 統的古今兼容性，另一方麵是製度間的係統融合性。這兩(liang) 者又與(yu) 以農(nong) 立國（經濟社會(hui) 文化結構特質）、選賢舉(ju) 能（政治結構人事取向）的國本原理相呼應。國本原理是一個(ge) 國家得以奠立的基礎性原則，塑造其國家形態特質。近代以來形成的二元政製觀在處理中國傳(chuan) 統政製時很難觸及這三方麵的會(hui) 通融合、一體(ti) 相資。二元政製觀強調製度等級的高低之分，憲法與(yu) 普通製度之間具有位階差別，憲法的統領性暗示著一般性製度的從(cong) 屬性與(yu) 工具性。而在《通典》彰顯的政製觀中，政製的古今兼容性、係統融合性與(yu) 立國原理息息相關(guan) ，任何一個(ge) 層麵的製度演進都離不開另外兩(liang) 者的配合與(yu) 製約。

曆代政製的沿革創新，麵對的往往是一個(ge) 時代的治理挑戰、困境或危機。在解決(jue) 問題的過程中，製度變遷的主要動力或者來自對製度精神和立國原理的繼承與(yu) 重構，或者源於(yu) 處理人事問題時所發揮的創製力。與(yu) 立國原理相配適的政製之古今兼容性和係統融合性提醒我們(men) 既要反思二元政製觀的不足，也應該再思大國治理的憲製視野應從(cong) 何處展開。

大一統與(yu) 禮治：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秩序基源與(yu) 典範模式

如《通典》所顯示，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演進往往是在古今兼容性與(yu) 係統融合性上同時表現，又需要與(yu) 立國原理相配適。其間，人事環境的種種客觀需求是影響政製演進的重要因素。要理解製度變革的範圍、方式、程度及其原理精神轉換，又需要引入以治國實踐者為(wei) 本位的視角。這就關(guan) 聯到中國既有的治體(ti) 論傳(chuan) 統。39在治體(ti) 論傳(chuan) 統中，治道、治人與(yu) 治法是實現優(you) 良治理的三類核心要素，分別對應秩序係統中的政治原則、政治主體(ti) 和製度方略。三者以一種整合視角和衡平邏輯塑造了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憲製關(guan) 係。《通典》代表的政製傳(chuan) 統屬於(yu) 治法維度，其定位和特質需要我們(men) 從(cong) 治體(ti) 論視野加以認知，如此才能解釋清楚製度為(wei) 什麽(me) 是通的，而且能夠貫通古今、兼攝彼此，最終形成典章憲製。

大一統是中國治體(ti) 論傳(chuan) 統演進形成的秩序基源，對《通典》政製發揮著首要影響。也就是說，唐代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杜佑這樣的政治家以及《通典》這樣的作品？錢穆認為(wei) ：“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興(xing) ，自然有它直通古今與(yu) 通籌全局之一套遠大的氣魄與(yu) 心胸，始得肇此盛運。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隨時而變，而曆朝之典章製度、大經大法，則必貫古今，通彼此，而後始可知其所以然與(yu) 當然。”【21】從(cong) 外在視野來看，唐代新一統秩序的建立為(wei) 《通典》的出現提供了時代條件。在此基礎上，《通典》撰述的一係列中心性製度安排才獲得其實踐語境。“中國曆史始終最主要的乃是一個(ge) 大一統政府下之曆史。在一個(ge) 大一統的政府之下，則必然有其相通合一的統一性的製度。製度有多方麵，有法律、經濟、軍(jun) 事等一切。但既是在一統一的政府之下，它當然得彼此相通。”【21】

就內(nei) 在視野而言，《通典》將以農(nong) 為(wei) 本和選賢舉(ju) 能作為(wei) 國本原理，與(yu) 大一統中心統合主義(yi) 的秩序機理相一致，即首要注重並確立國族凝合與(yu) 政府體(ti) 製的雙重構造特質。【40】國族凝合重視共同體(ti) 的團結整合，中國自古以來的基本地理條件和經濟合作模式促使廣土眾(zhong) 民在內(nei) 部形成了統一凝合的格局，我們(men) 從(cong) 杜佑的“食貨”為(wei) 先就能領會(hui) 到這個(ge) 經濟政治結構的統合原理。食貨以下的選舉(ju) 、職官、禮、樂(le) 、兵、刑、州郡、邊防等門類編排，又基本與(yu) 大一統的政府體(ti) 製相對應。我們(men) 對於(yu) 這些中心性製度安排的理解，需要緊密結合“統”所指向的中心統合主義(yi) 原則，從(cong) 融凝聚合的立國原理來審視其政製精神。

除了大一統總綱，禮法秩序提供了治體(ti) 論傳(chuan) 統的典範治理模式。“禮者，體(ti) 也。故禮必成體(ti) ，即兼容並合此政治、倫(lun) 理、與(yu) 經濟之三方麵而成為(wei) 一治體(ti) 也。惟其必融凝此三者而始成為(wei) 一治體(ti) ，故於(yu) 政治製度之背後，有倫(lun) 理道德焉，有經濟實利焉。”【41】中國政治傳(chuan) 統注重禮法混融，塑造了政製係統的傳(chuan) 統精神，錢穆認為(wei) 其實質在於(yu) 政製與(yu) 倫(lun) 理、經濟的融凝合一。《通典》兩(liang) 百卷，其中一半的篇幅是《禮》。杜佑指出：“製禮以端其俗。”【29】禮作為(wei) 政製典範，以人之性情為(wei) 普遍的大群連結，所謂“積世相傳(chuan) 道一風同之共同標準”【20】，即是禮法傳(chuan) 統的主導原則。錢穆在評價(jia) 秦漢隋唐製度變革和人文創造時說：“中國文化在秦漢時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礎，即政治社會(hui) 方麵一切人事製度之基礎。在隋唐時代則更進而完成其第二基礎，即文學藝術方麵一切人文創造的基礎。這在孔子書(shu) 裏特別提出的‘仁’與(yu) ‘禮’之兩(liang) 字，即包括了此一切。‘仁’是人類內(nei) 在共通之一般真情與(yu) 善意，‘禮’是人類相互間恰好的一種節限與(yu) 文飾。政治社會(hui) 上一切製度，便要把握此人類內(nei) 在共通之真情，而建立於(yu) 種種相互間恰好之節限與(yu) 文飾上。”【42】相較法治側(ce) 重於(yu) 治法層麵的製度方略，禮治更強調從(cong) 治人與(yu) 治道層麵對治法予以規範調適，充分發揮政治主體(ti) 和政治原理在憲製結構中的能動性。【43】

以《通典》為(wei) 例，傳(chuan) 統政製的因革損益，在古今兼容性與(yu) 係統融合性上與(yu) 立國原理相配合，而這其中的運行樞紐，往往來自實踐主體(ti) 的能動性。杜佑在《通典》“選舉(ju) ”部分最後評論道：“凡為(wei) 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係乎官政。”【44】曆代典章製度的因革損益，治人主體(ti) 發揮的關(guan) 鍵作用不僅(jin) 體(ti) 現在治法的製度變遷過程中，還與(yu) 治道原則的損益相聯係。《通典》選舉(ju) 部分共分六章，後三章杜佑專(zhuan) 門記錄了關(guan) 於(yu) 選舉(ju) 的曆代議論。其中，漢末哀帝初立之時，意欲匡正成帝之政，丞相王嘉上疏指出二千石高級官吏地位的變化所可能引發的社會(hui) 治理變化：“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shu) 章下，眾(zhong) 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lin) 難，莫肯伏節死義(yi) ，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shu) ，二千石不為(wei) 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wei) 國家有急，取辦於(yu) 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45】魏明帝在位時，在職官員的考核並沒有一個(ge) 客觀詳當的製度準則。於(yu) 是，散騎常侍劉劭製定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散騎黃門侍郎杜恕進一步指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46】禮臣、體(ti) 貌大臣頗能體(ti) 現政製傳(chuan) 統中禮治的一麵，“威權”“尊重”則顯示出政治主體(ti) 的風度與(yu) 政府製度方略之間的緊密聯係。【47】這些例子指向政治生態中習(xi) 俗、慣例、風尚與(yu) 政府法令製度之間的互動轉化，治人與(yu) 治法關(guan) 係的悠久爭(zheng) 辯，需要放在治體(ti) 論框架中予以闡釋。

製度為(wei) 什麽(me) 是通的？這有賴於(yu) 政製變遷體(ti) 現古今兼容性與(yu) 係統融合性，並與(yu) 立國原理關(guan) 聯呼應。那麽(me) ，製度又是如何成為(wei) 典章的？錢穆指出：“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禮也。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禮，古今一貫。朝代有變，而典禮相通，讀杜佑書(shu) 可知。”【20】禮兼治道和治法而言。一代之政，若能夠成為(wei) 一代之禮，不僅(jin) 僅(jin) 是在具體(ti) 治理環境中實現製度方略的因承損益，還需要政治原理和政治主體(ti) 層麵的應對配搭與(yu) 引領互動，在悠久深厚的曆史文明語境中實現融通。王安石在《周禮義(yi) 序》中曾言：“製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48】明代費宏在《對製策》中也指出：“法之立也，本無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則存乎其人。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修德。’又曰：‘救弊者，莫如責實。’”【49】這就意味著治人主體(ti) 圍繞政製方略、結合政治原理和價(jia) 值進行轉換與(yu) 調適。解析《通典》，應該從(cong) 治體(ti) 論架構去不斷追問政製的典章形成機製，才能進一步領會(hui) 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中心機理。錢穆認為(wei) 中國政製傳(chuan) 統重學術性而輕權力性，體(ti) 現學治精神，值得我們(men) 深入品味。【20】

自現代轉型以來，以變革批判為(wei) 主要基調的二元政製觀成為(wei) 主流，並在政體(ti) 至上的思維引導下強調體(ti) 製中心性。在《通典》代表的政製傳(chuan) 統中，治法與(yu) 治人的關(guan) 係被置於(yu) 一種更為(wei) 衡平的考量中，政製變遷需要注重多維因素的互動製約。近年來，關(guan) 於(yu) 國家治理傳(chuan) 統的研究大多立足於(yu) 治法層麵的製度和組織邏輯進行古今治理範式的轉型解讀。【50】《通典》政製傳(chuan) 統與(yu) 強調最高權力歸屬和分配的政體(ti) 論不同，體(ti) 現出傳(chuan) 統與(yu) 係統雙重兼容的立國治體(ti) 論，更能解釋傳(chuan) 統國家治理的內(nei) 在機理。這樣一種政製類型顯示出更為(wei) 開放和多維的國家治理機製，需要今人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建構起經久遠大的學理謀劃。

注釋
 
1 任鋒：《“作為天理的民主”:從〈政道與治道〉到政治儒學的開展》，《天府新論》2015年第3期。
 
2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0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第24—25頁。
 
3 侯旭東：《中國古代專製說的知識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 王錦貴：《試論通典的問世及其經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另可見於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62頁。
 
5 王文錦：《通典·點校前言》，《通典》卷1，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5頁。
 
6 梁啟超：《新史學》，《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第46、46頁。
 
7 梁啟超撰，湯誌鈞導讀：《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21頁。
 
8 侯旭東：《“製度”如何成為了“製度史”》，《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1期。
 
9 李翰：《通典序》，《通典》卷1，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2、1頁。
 
10 呂思勉：《史學與史籍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7、第120頁。
 
11 梁啟超：《梁啟超論中國法製史》，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43頁。
 
12 朱維錚：《論“三通”》，《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5期。
 
13 白壽彝：《說六通》，《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
 
14 瞿林東：《論〈通典〉的方法和旨趣》，《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15 葛兆光：《杜佑與中唐史學》，《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6 王錦貴：《試論通典的問世及其經世致用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
 
17 謝保成：《論〈通典〉的性質與得失》，《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8 任鋒：《“曆代政治得失”的微言隱義》，《讀書》2020年第10期。
 
19 錢穆：《主義與製度》，《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255頁。
 
20 錢穆：《晚學盲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245、245、250、250、233、257—258、250頁。
 
2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59—186、165、176、165、165、166頁。
 
22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28頁。此處所言“政體”，自非專製論可言。
 
23 顧濤：《漢唐禮製因革譜》，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第5頁。
 
24 章太炎講演，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記錄：《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3年，第223頁。
 
25 杜佑：《通典·進通典表》，《通典》卷1，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1、1頁。
 
26 杜佑：《通典·禮二》，《通典》卷42，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1157頁。
 
27 錢穆：《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中國學術通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49—150頁。
 
28 例如，在《史記·八書》《漢書·十誌》《晉書·十誌》《隋書·十誌》中，《食貨誌》都位次較後。
 
29 杜佑：《通典·食貨一》，《通典》卷1，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1、3、8、9、6—7、3、9、11—12、12、12、13、1、1頁。
 
30 杜佑：《通典·食貨十二》，《通典》卷12，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298—300頁。
 
31 錢穆：《晚學盲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663頁。相關論述還可見於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4—15頁。
 
32 杜佑：《通典·食貨四》，《通典》卷4，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71頁。
 
33 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18頁。
 
34 杜佑：《通典·選舉一》，《通典》卷13，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313、313—314、319、320、320頁。
 
35 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曆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87—90頁；另可見於閻步克《察舉製度變遷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頁。
 
36 閻步克：《察舉製度變遷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頁。
 
37 杜佑：《通典·選舉二》，《通典》卷14，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329、329、331、333、335、333、344、344頁。
 
38 張旭華：《九品中正製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第80頁。
 
39 任鋒：《立國思想家與治體代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任鋒：《治體論的思想傳統與現代啟示》，《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5期；任鋒：《中國政學傳統中的治體論：基於曆史脈絡的考察》，《學海》2017年第5期。
 
40 任鋒：《大一統與政治秩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曆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誌》2021年第8期；李歡、任鋒：《民主集中製與大一統國家的現代建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4期。
 
41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周公與中國文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57頁。
 
42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5—156頁。
 
43 任鋒：《大一統與政治秩序的基源性問題：錢穆曆史思維的理論啟示》，《人文雜誌》2021年第8期。
 
44 杜佑：《通典·選舉六》，《通典》卷18，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458頁。
 
45 杜佑：《通典·選舉四》，《通典》卷16，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383頁。
 
46 杜佑：《通典·選舉三》，《通典》卷15，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2016年，第369頁。
 
47 任鋒：《重溫我們的憲製傳統》，《讀書》2014年第12期。
 
48 王安石：《周禮義序》，《臨川先生文集》卷84，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第878頁。
 
49 費宏：《對製策》，吳長庚、費正忠點校《費宏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46—154頁。
 
50 曹錦清、劉炳輝：《郡縣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係的傳統及其當代挑戰》，《東南學術》2016年第6期；周雪光：《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曆史線索》，《開放時代》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