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建教堂爭議與儒者憂患意識
    作者：羅秉祥（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宗教及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7月12日
    
     
    
    1. 聖三一堂的建築方案
    
    
    筆者同意曲阜市基督教聖三一堂的建築方案有些問題，譬如說該教堂的建築高度與風格可以斟酌修改。但選址地點應沒有問題，因為該教堂選址是在曲阜古城之外，離孔廟有一段距離，而且也得到曲阜市人民的同意。
    
    但耐人尋味的是山東宗教局為何同意這個方案？曲阜市政府與居民為何同意這個計劃？中國基督教網站有這條消息：“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於2010年7月25日至29日走訪了山東各地教會。27日上午，高峰牧師參加了曲阜市基督教聖三一國際禮拜堂奠基儀式。高牧師在賀詞中提到：‘聖三一國際禮拜堂的落成，不僅為當地信教群眾和中外遊客提供宗教活動的便利，也為推動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交流，提升曲阜市國際的品位，增加城市內涵，擴大曲阜市的影響，招商引資，吸引更多旅遊資源，並為基督教神學思想本土化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https://www.ccctspm.org/news/lo_ex/2010/82/1082786.html）這段話出自中國基督教領導的口，真是可圈可點。引文中畫底線標出的事務與教會何幹？那些都是政府的工作，而不是教會的任務。可見整個聖三一堂的建築計劃，教會隻是其中一個參與者與決定者。對於所謂“不禮貌”的指責，教會可能有一些難言之隱。
    
    但這個聖三一堂的重建始終是中國基督教的事，論爭半年來，中國教會沒有一個代表人物願意進入公共空間講幾句話，給一個說法，反映了他們不願意/不習慣與社會對話，隻躲在政府後麵讓政府來解決問題。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就是在自己的安舒區，“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進會）合辦的中國基督教網站，也沒有就這件事貼出一個正式聲明。在該網站搜索“曲阜”，隻得出三個網頁：1. “誰真正代表孔子與儒學” ？（2011.1.1）；2. “全國政協民宗委舉辦和諧宗教專題座談會，於新粒、單渭祥兩位牧師參加”（2010.12.29）； 3.“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走訪山東教會”（2010.8.2）。在這三個網頁中，隻有第一個是評論這論爭的文章，但作者並非“全國兩會”代表，而是獨立學者，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石衡潭博士；所以嚴格說來此文絕不能當作是“全國兩會”的正式響應文章。第二個網頁中紀錄教會領導一些相關講話，但隻是含糊其辭。第三個網頁就是上文引用的高峰會長講話。
    
    筆者對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這個態度感到非常遺憾。人家對你提出質疑，你采取的態度是沉默是金，不站出來響應，這真的是有欠風度。
     
    
    2. “十學者聯署意見書”及後來一些言論與事實不符之處
    
    
    另一方麵，“十學者聯署意見書”（12月22日）及後來一些言論，有些與事實不符之處，誇大了危機感及不必要地製造恐慌；茲澄清如下。第一、曲阜重建教堂是尼山論壇結的果？不是！曲阜市政府在2008年已確定教堂重建的選址，2010年7月27日已進行奠基典禮。首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是2010年9月26-27日才舉行。
    
    第二、參與尼山論壇的是“死儒”？“活儒”都被邊緣化了？不是！“意見書”的十位簽名者中，其中三位（郭齊勇、顏炳罡、林安梧）都是這個尼山論壇的發言人。請問這三位學者是“死儒”還是“活儒”？
    
    第三、可同時坐3000人的教堂是全中國最大，把最大的教堂建到曲阜來，故意挑戰孔門？不是！全球最大的華人教堂是杭州崇一堂，2005年落成，能夠同時容納5000人禮拜；曲阜聖三一堂的容量隻約是崇一堂的一半，規格還差遠呢。（參https://www.ccctspm.org/jiaotangfengcai/huadong/2008/529/085291141.html）
    
    第四、中國基督徒占人口十分之一？不是！中國社科院《中國宗教報告（2010）》（宗教藍皮書）發布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有關宗教信仰的入戶問卷調查結果，而且詳細交代其調查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課題組，於2008-2009年間，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就我國基督教（僅指基督新教，不包括天主教、東正教等）信徒人數和信仰狀況等主題進行了大規模的全國性抽樣調查。”調查結果之一是基督教徒（包括參與登記場所與未登記場所的信徒）隻“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中國基督教入戶問卷調查報告〉，《中國宗教報告（2010）》，頁190-212。）這本藍皮書的編者甚至說，“在發展態勢上，基督教已經過了一個高速發展期，進入到一個平穩有序的發展階段，目前基督徒人數增長緩慢，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停滯或下降的情況”（頁11）。曾參與這個調查的高師寧研究員的觀察是，當代中國發展得最快的是民間宗教，信徒人數最多是佛教，基督教在這兩方麵都不如他們（2011年4月12日於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再者，經常進行各種社會調查，在國內外享有很高信譽的中國零點調查公司，幾年前作過一個“中國人精神生活狀況”的全國性抽樣調查（2007年5-7月在56個地區），結果顯示，“佛教是中國最大的宗教，有18%的中國人自己宣稱信仰佛教，而認信基督宗教的人隻占3.2%。”（美國普度大學楊鳳崗，〈中國宗教現狀一瞥：一個問卷調查的初步分析報告〉，《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通訊，第3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1。）
    
    在再早一年的宗教藍皮書《中國宗教報告（2009）》內，有一篇文章說，“中國仍是一個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社會，我們無須有過重的危機意識，基督教動搖不了中國社會的根基”（〈“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再研究”報告〉，頁199）。因此，儒教信徒實在不必如此恐慌。
    
    
    3. 儒教“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
    
    
    
    （A）基督教發展與儒學“弱勢”的因果關係沒弄清楚
    
    一些儒者們（如蔣慶、韓星）說：曲阜人要建大教堂，顯示基督教趁儒教元氣大傷，乘虛而入。這個判斷至少有三個值得商榷之處。第一、炎黃子孫要在儒學外尋找精神家園，在中國曆史上已有多個先例，而且都與儒學“元氣大傷”無關。道教的興起，佛教的成功在中國生根，都發生在儒學壯大的漢唐盛世。儒學不能完全滿足國人宗教需要，由來已久。可見全力複興中華文化，不一定能“徹底解決當代國人的精神危機問題”，製止“國人趨奉外來宗教”。客觀的曆史事實是：儒學不能滿足國人的宗教心靈需求。當漢武帝罷聉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炎黃子孫卻發起道教，挖走部分國人的心靈皈依。之後，國人還是覺得不滿足，以致有大批國人相信佛教這個外來宗教，玄奘不理唐太宗的禁製令，私自出關，涉萬水千山，不辭艱苦，要到印度取經，才能滿足宗教心靈饑渴。還有伊斯蘭教，在唐朝開始傳入，信徒（包括漢人）也一直增加。我非常同意要全力複興中華文化，但目的不是“守護中華民族精神家園”，阻止外來宗教在華發展。曆史告訴我們，這個目的不能達到。宋明理學大盛時，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有受到製止嗎？
    
    第二、按蔣慶先生與韓星先生的“乘虛而入”邏輯，“乘虛而入”的宗教其實是佛道二教。事實上，《中國宗教報告（2010）》（宗教藍皮書）還指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佛教界在組織製度建設、舉辦夏令營和禪修活動、投身慈善公益事業等方麵都有新的發展，表現出中國佛教界正處在黃金發展時期。”（頁2）再者，按照上述中國零點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現在中國佛教徒占人口18%，是人數最多的宗教，而民間宗教發展最快。所以說基督教乘虛而入這說法是缺乏事實根據。
    
    第三、儒學在社會影響力式微，始自清朝結束，兩千年來的社會結構發生激烈變化，儒學失去昔日的載體，再加上五四運動等因素。因此，儒學式微留下的信仰真空，已經有一個世紀，不是最近才發生。
    
    （B）儒者該擺脫受害人/弱者情意結
    
    假如把儒學的受到摧殘歸咎於文革，基督教、佛教與其他宗教同樣在文革受到摧殘，所受到的傷害，絕對不在儒學之下。找基督教做靶子，是焦點錯置，過度簡化問題。文革已結束三十多年，是時候擺脫受害人情意結了。再者、在文革重創後，基督教、佛教等皆能恢複元氣。為甚麽儒學不能恢複元氣去占領文革後的信仰真空，而讓基督教“乘虛而入”？這些年來全國高校都有國學熱，儒學熱，儒學出版物非常多，形勢大好；基督教卻完全沒有這個有利條件。在這個獨占鼇頭的優勢下，為甚麽儒學信仰沒有攻下高校學生這個橋頭堡？全國儒學組織不止一個，每年都開年會，人強馬壯，哪裏是“弱者”，哪裏有甚麽生態不平衡？為甚麽聲勢浩大、猛將如雲的儒學沒有重占國人信仰真空？有些儒者說：這些高校的儒學學者很多都是“死儒”，“活儒”隻是少數。既是這樣，儒學信仰不能普及，是儒學群體內部的問題，而不是外在因素了。為甚麽有如此多終身研究儒學的人卻不信仰儒學、不實踐儒學、不傳播儒學呢？此外，學界有不少人還是認為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而且地位比宗教更高（如馮友蘭的學統）。這也是儒學群體內部的問題；把基督教當作靶子泄憤，恐怕隻是找個目標轉移注意力，逃避麵對自家內部的問題。換言之，“十學者聯署意見書”內提到“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沉淪”不能隻歸咎外因（五四運動、文革、外來宗教、政府），儒學信仰者的憂患意識，恐怕需要再深化。針對基督教的暗示指責，既與事實不符，也不利儒教自身的健康發展。
    
    （C）儒學的宗教地位不應本末倒置
    
    儒學要成為受國人信仰的宗教，不能老是要求政府馬上改變宗教政策，把儒教與五大宗教並列。任何宗教都要靠本身力量先發展起來了，人數眾多，有廣泛影響力，然後才要求政府承認；否則是本末倒置。中國政府目前隻承認5個宗教，這個政策肯定不能維持到千秋萬世。問題是當政府要開放更多宗教時（譬如說，開放到10個），儒教本身的發展，準備好了沒有？發展儒學信仰，責任不在政府，而在當代儒學信仰者。任何一個宗教要得到政府承認，都需要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民間力量才是最重要（筆者很高興看到有些言論也持相似論點，如問玉、彭永捷、曹景年等）。筆者愚見認為，台灣的證嚴法師與慈濟功德會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儒教信徒參考的例子。
    
    “十學者聯署意見書”中提到孔廟成為純旅遊觀光點，筆者也同樣深感遺憾。但一方麵，儒教的本質不是拜孔教；另一方麵，遍布全國各城各鄉，大大小小的祠堂，這些都是曆來儒教的宗教場所。儒教要發展，不是沒有宗教場所；能夠靈活生存下去的宗教信仰，才是經得起考驗的宗教信仰。事實上，《中國宗教報告（2010）》（宗教藍皮書）也提到，祭祖與地方宗祠活動目前在民間非常活躍，“有愈演愈烈之勢”（頁8），儒教人士無需妄自菲薄。
    
    曆史上外來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剛到中國時，都分別受到巨大排斥。他們雖然受盡白眼，但仍艱苦經營，最終可以在中國落地生根，靠的是自力更新，而不是靠政府。
    
    （D）儒教成為中國國教
    
    發起這次論爭的一部分人士（如蔣慶、陳明、康曉光、耿硎等），近年來一直鼓吹政府應把儒教定為中國國教。這個構思問題更多，筆者在別的地方已有詳細分析，在此不贅。（〈蔣慶論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必然及永久衝突〉，範瑞平編，《儒家社會與道統複興 – 與蔣慶對話》，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頁118-137。)
    
    4.早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發展可作參考，提供儒基對話與合作的橋梁。
    
    基督教的興起，不是一開始就成為羅馬帝國國教，而是在民間默默耕耘三百年，而且曆盡迫害。這樣一個弱小的“外來宗教”，為何後來能在強大的羅馬文明中立足？我們都知道愛德華•吉本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這個英國的作者仰慕法國的伏爾泰，討厭基督教；在書中他嚐試解釋強大的羅馬帝國之所以走上衰亡的道路，是因為把基督教立為國教的結果。因此，在這書中，他必須交代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壯大的原因。
    
    書中第15章的題目是“基督教成長的五大原因”，而其中第四個原因是“首批基督教徒的嚴厲的道德觀”。按吉本所言，與那個墮落的時代相比，這些基督徒有“顯得更為純潔和更為嚴肅的兩種動力 – 為過去的罪惡懺悔，以及值得稱許的維護自己所屬社團名譽的意願”（《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黃宜思, 黃雨石譯；北京 : 商務, 1997；頁264）。因為前者，很多行為惡劣的人於皈依基督教後，便決心“終生致力於善行而且將終生懺悔”（頁265）。因為後者，“每一個成員都有責任極為警惕地注意他本人的行為，同時也要注意他的同教弟兄們的行為”（頁265）。再者，“他們的嚴肅的獨居生活使他們憎惡當時人的驕奢，而習慣於奉行廉正、淡泊、儉樸，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於大部分教徒都從事某種行業或職業，他們便有責任以最大的誠實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對他們的外表的聖潔極易產生的懷疑。世人對他們的鄙視煆煉了他們的謙虛、溫和和忍耐的習慣。他們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緊密地彼此團結在一起。他們之間的互相關懷和毫無猜忌的信賴使許多非基督教徒都十分感佩，也常給一些假情假義的朋友以可乘之機。…必然不可避免地會博得人民的尊崇”（頁266）。
    
    正如前述，吉本個人不喜歡基督教，他不會對基督教有溢美之詞，所以以上這個對基督教成功原因的分析，一定有充分根據。事實上，羅馬帝國後來的社會道德腐敗，連第四世紀羅馬史家馬奇尼魯斯（Marcellinus）在《功業錄》中也曾哀歎（載於《古羅馬的榮光II – 羅馬史資料選譯》，邢義田譯，台北：遠流，1998，頁707-709。）。因此，二十世紀的美國史家威爾•杜蘭認為吉本倒果為因，他總結說：“道德低落，促成帝國的瓦解，…基督教的成長，與其說是羅馬帝國衰頹的原因，勿寧說是羅馬帝國衰頹所造成的結果，…而基督教對羅馬帝國倫理道德的重整，頗有裨益，就因為羅馬帝國之日漸萎縮，才使基督教快速地發展。” （威爾•杜蘭，《西澤與基督》，北京 : 東方出版社, 2003，頁878-879。）
    
    透過這個曆史視野，我們不禁要問，基督教在今天中國有所發展，是否也有這個道德因素？回到曲阜重建聖三一堂的爭議，按《南風窗》的報導：‘“最近幾年，年輕一代對基督教比以前寬容多了。’在豐宗潔看來，這也是興建基督教堂的一個有利條件。事實上，在記者的采訪中，當地人對這座教堂的寬容出乎意料。孔祥振是曲阜史誌辦副主任，也是孔子第75代後裔，在他看來，基督教近年來在中國尤其是農村，化解矛盾、穩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現在隨著信徒的大量增加，要求建教堂也是合理的，‘隻要不在曲阜古城內建，我覺得都無所謂。’孔祥振說。”（《南風窗》2011.1.12-25，總第428期，頁61；大陸網上版這一段完全消失。）因此，今天基督教在曲阜有所發展，與約兩千年前基督教在羅馬有所發展，有共同的因素。
    
    假如基督教因為促進小區和諧而有所發展，當前中國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其實對儒學也是一個黃金機會。不需總是寄望政府下令儒學班師回朝，能打破“王官學”的情意結，在野的儒學可以自立更新，成為濁世的一股清流。我也希望儒學可以複興，全國小學中學都可以選讀《論語》、《孟子》，培養活潑的道德心靈，建立敬虔而有誠信的人格。儒教也可以透過民辦書院，身體力行，把儒學價值觀實現於“人倫日用”之中，建立口碑。我深信有活力、有生命力的道德文化，必須孕育自民間，出於自發，源於虔誠。中國儒教能產生一個類似台灣證嚴法師般的信仰領袖及社會領袖嗎？
    
    儒學與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可以攜手合作，挽救中國社會道德嚴重滑坡，而不是互不理睬，互相排斥。讓我們致力共建中國和諧社會！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