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在經學史上的地位變遷及其當代價(jia) 值

作者：丁鼎（孔子研究院特聘專(zhuan) 家、濟寧市尼山學者、山東(dong) 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華瑰寶》2021.12

在儒家經典體(ti) 係中，《禮記》是一部非常特殊而且非常重要的經典著作。它全麵、集中、係統地論述、闡釋了儒家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天道人倫(lun) 觀念、心性教養(yang) 的途徑和原則，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產(chan) 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禮記》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學術價(jia) 值。

《禮記》在經學史上的地位變遷

《禮記》本來不在儒家經典之列。在孔子整理並傳(chuan) 承下來的儒家“六經”（《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中《禮》是《儀(yi) 禮》十七篇，而不是《禮記》四十九篇。《禮記》是西漢中期禮學博士戴聖為(wei) 輔助諸生研習(xi) 《儀(yi) 禮》而編纂的一部禮學文獻匯編，是對《儀(yi) 禮》的補充和闡釋。終西漢一代，《禮記》都不在經典之列，隻是作為(wei) 《儀(yi) 禮》的附庸而存在。到東(dong) 漢末期，經學大師馬融、鄭玄先後為(wei) 《禮記》作注，《禮記》影響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到曹魏時，朝廷甚至將《禮記》正式升格為(wei) “經”，並設立了博士。到唐代孔穎達等奉詔編纂《五經正義(yi) 》時，《禮記》更是喧賓奪主，直接取代了《儀(yi) 禮》“五經”之一的地位，完成了對《儀(yi) 禮》地位的超越。

《禮記》為(wei) 什麽(me) 能夠由“記”升格為(wei) “經”，並從(cong) 《儀(yi) 禮》附庸的地位完成對《儀(yi) 禮》“五經”之一地位的取代和超越？這主要取決(jue) 於(yu) 《禮記》在儒家經典體(ti) 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主要取決(jue) 於(yu) 其思想內(nei) 容的重要性。相較於(yu) 《周禮》《儀(yi) 禮》而言，《禮記》全麵、集中、係統地論述、闡釋了儒家的社會(hui) 政治思想、天道人倫(lun) 觀念、心性教養(yang) 的途徑和原則，等等。可以說，儒家的思想精髓和核心價(jia) 值觀在《禮記》中得到了全麵的展示和闡釋。正如清代學者焦循所說：“《周官》《儀(yi) 禮》，一代之書(shu) 也。《禮記》，萬(wan) 世之書(shu) 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yi) 禮》。《記》之言曰：‘禮以時為(wei) 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wan) 世製禮之法可矣。”（《禮記補疏·序》）

《禮記》的思想內(nei) 容非常豐(feng) 厚而廣博。上自治國方略、社會(hui) 發展規律，下至社會(hui) 倫(lun) 理和道德修養(yang) 準則，都在《禮記》中得到多方麵論述和闡釋。《禮記》四十九篇較係統、完整地記述和闡釋了先秦時期社會(hui) 生活中的冠、婚、鄉(xiang) 、射、朝、聘、喪(sang) 、祭諸禮，而且對其他先秦文獻較少記述的封國製度、爵祿製度、封禪製度、明堂製度、宗法製度、昭穆製度、學校製度等也有較詳細的記述。從(cong) 學術體(ti) 係說，《禮記》四十九篇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曆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曆法、地理等諸多方麵。在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禮記》四十九篇是我們(men) 探尋先秦曆史文化必經的津梁，對於(yu) 我們(men) 學習(xi) 和認識中國古代社會(hui) 有著非常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

《禮記》的當代價(jia) 值

《禮記》不僅(jin) 在儒家經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產(chan) 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直至今天，《禮記》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學術價(jia) 值。下麵我們(men) 就以《禮記》的一些篇章為(wei) 例來討論《禮記》的當代價(jia) 值。

《禮記·禮運》集中體(ti) 現了儒家在社會(hui) 政治思想方麵的價(jia) 值。它所提出的“大同”“天下為(wei) 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可以說至今影響猶在。它以孔子的口吻提出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大同”社會(hui) 理想，並從(cong) 不同維度論述了禮的起源、發展、演變，以及禮製的運行規律和社會(hui) 發展規律。通過對“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社會(hui) 的理想化描述，展現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社會(hui) 理想。

《禮記》許多篇章從(cong) 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儒家禮樂(le) 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義(yi) 。《禮記·儒行》明確提出“禮之以和為(wei) 貴”，體(ti) 現了儒家禮樂(le) 文化最主要的價(jia) 值取向就是崇尚和追求“和”。這裏所謂的“和”，包括人與(yu) 社會(hui) 的和諧和人與(yu) 自然的和諧。這一基本價(jia) 值取向主要體(ti) 現了儒家學派主張通過“禮”的實施來協調社會(hui) 各階層的關(guan) 係，實現整個(ge) 社會(hui) 和諧發展的社會(hui) 思想。這種“貴和”的價(jia) 值取向主張社會(hui) 各個(ge) 階級和階層的人都應當自覺接受“禮”的約束，當人與(yu) 人之間、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之間發生矛盾與(yu) 衝(chong) 突時，應采取寬容、謙讓的態度，求大同存小異，從(cong) 而使整個(ge) 社會(hui) 形成安定有序、和諧發展的局麵。

《禮記》中的《大學》與(yu) 《中庸》兩(liang) 篇對我國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影響特別深遠，因而宋代大儒朱熹將這兩(liang) 篇抽出來與(yu) 《論語》《孟子》並列為(wei) “四書(shu) ”。《大學》所提出的“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yu) 至善）和“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際上是對儒家“內(nei) 聖外王”之道的分解和闡述，從(cong) 多個(ge) 向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價(jia) 值取向。而《中庸》從(cong) 揭示天、命、性、道和教的關(guan) 係入手，說明“道”原於(yu) 天（天命）而內(nei) 在地具於(yu) 人（性），人應以“慎獨”的修養(yang) 工夫，時時體(ti) 現天道（教）。這可以被看作是對“內(nei) 聖”的形而上學化的揭示。《大學》提出的“三綱領”“八條目”和《中庸》提出的“不偏”“不易”、中正、平和的為(wei) 人處世之道，激勵著我國古代眾(zhong) 多學人努力修身養(yang) 性、弘揚社會(hui) 公德、積極入世，兼濟天下，服務於(yu) 社會(hui) 。毋庸置疑，《禮記》所倡導的“大學之道”和“中庸之道”對於(yu) 我們(men) 當今的每一個(ge) 社會(hui) 成員的自我修養(yang) 和自我完善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yi) 和指導意義(yi) 。

《禮記·學記》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篇教育學專(zhuan) 論，也是世界教育史上較早集中係統地論述地教育問題的教育學著作。宋代理學家程頤非常推崇《學記》。他說：“《禮記》除《中庸》《大學》，唯《學記》最近道。”《學記》比較全麵係統地總結了我國先秦時期的教學經驗和教育理論，既對當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與(yu) 缺點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又提出了許多合理的、符合教育規律的意見。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學記》認為(wei) 教育不僅(jin) 是對文化知識的傳(chuan) 承，而且應該把思想品德的教化置於(yu) 首要地位，從(cong) 而通過道德教化達到移風易俗、治國安民的目標。顯然，《禮記·學記》所體(ti) 現的教育思想對於(yu) 我們(men) 當今的文化教育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jia) 值。

總之，《禮記》在儒家經典體(ti) 係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集中體(ti) 現、闡釋了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學派“修己安人”的思想，亦即“內(nei) 聖外王”之道。它全麵、係統地闡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lun) 理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和導向性作用。它不僅(jin) 具有多方麵的思想和學術價(jia) 值，而且在推進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今天，對於(yu) 我們(men) 批判地繼承傳(chuan) 統文化，培育和弘揚當代中華民族精神和推動社會(hui) 主義(yi) 精神文明建設都有重要的啟迪和借鑒意義(yi) 。

曆代《禮記》注本

《禮記》自西漢編纂成書(shu) 後，即得到了曆代學人的普遍重視和推崇。對其進行研究注釋者，代不乏人。現今傳(chuan) 世的最早、最權威的注本是東(dong) 漢鄭玄的《禮記注》。鄭玄的《禮記注》摒除今、古文門戶之見，博綜兼采，擇善而從(cong) ，要言不煩，又多真知灼見，從(cong) 而使《禮記》大行於(yu) 世。唐朝初年，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奉詔撰定《禮記正義(yi) 》。孔穎達《禮記正義(yi) 》采用鄭玄注，基本堅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整合南朝皇侃《禮記義(yi) 疏》和北朝熊安生《禮記義(yi) 疏》，為(wei) 《禮記》作出新的權威注本。孔穎達《禮記正義(yi) 》迄今仍是最權威、最常用的《禮記》注本。

南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禮記》學著述當推衛湜的《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本書(shu) 卷帙浩繁，采擇廣博，除了引用鄭注和孔疏之外，還博采其他經說一百四十二家。元代最有代表性的《禮記》學著述是陳澔的《禮記集說》（與(yu) 衛湜《禮記集說》同名）。與(yu) 衛湜《禮記集說》相比較，陳氏此書(shu) 的特點是精練，要言不煩，甚便學人。明代科舉(ju) 考試，指定陳氏《禮記集說》為(wei) 考試標準用書(shu) 。明代的《禮記》學著述當以胡廣《禮記大全》和郝敬的《禮記通解》最有代表性。《禮記大全》是胡廣於(yu) 永樂(le) 年間奉敕編撰，處處體(ti) 現了宗宋學之取向。從(cong) 治學方法上看，《禮記大全》僅(jin) 采納成說，於(yu) 文字、名物、製度等皆無考證，體(ti) 現了明人空疏的學風。郝敬《禮記通解》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禮記》學著作，對鄭玄的《禮記注》多有駁難，並提出許多新見。

清代影響最大的通釋全經的《禮記》學著作者當推乾隆“三禮館”撰定的《禮記義(yi) 疏》、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和朱彬的《禮記訓纂》。乾隆十三年（1748年），欽定《禮記義(yi) 疏》兼采漢、宋，第一次以朝廷的名義(yi) ，打破了元明以來宋學對《禮記》學的壟斷。孫希旦《禮記集解》通例是先引鄭玄之說，次引孔穎達之說，再引述宋、元、明、清諸儒之說。由此可見其漢、宋兼采的治學特點。朱彬的《禮記訓纂》與(yu) 孫希旦的《禮記集解》一樣，皆是漢宋兼采之作，沒有門戶之見，不僅(jin) 多征引鄭玄、孔穎達及王念孫、王引之、江永、劉台拱等漢學家的成果，亦多采宋學之釋義(yi) 。

此外，當代出現了多種專(zhuan) 門以幫助今人學習(xi) 《禮記》為(wei) 目的以現代漢語譯注《禮記》的著作，如王夢鷗的《禮記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78年）、楊天宇的《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呂友仁與(yu) 呂詠梅的《禮記全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錢玄等人的《禮記》（嶽麓書(shu) 社2001年）、王文錦的《禮記譯解》（中華書(shu) 局2001年）、呂友仁的《禮記講讀》（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丁鼎的《禮記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這些用現代漢語撰寫(xie) 的譯注《禮記》的新著各有千秋，共同特點是簡明易讀，頗便於(yu) 初學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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