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馮(feng) 友蘭(lan) 新理學的意義(yi) ——馮(feng) 友蘭(lan) 新理學研討會(hui) 致辭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當代儒學》第2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

注：這是作者於(yu) 2021年6月24日在“馮(feng) 友蘭(lan) ‘新理學’研討會(hui) ”上的致辭。

我簡單講一下今天這個(ge) 會(hui) 議的意義(yi) 問題。我想，我們(men) 可能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件僅(jin) 僅(jin) 關(guan) 乎我們(men) 這個(ge) “情理學派”[1]的事情，因為(wei) 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是我們(men) 的師爺、祖師爺。不能這麽(me) 看問題，因為(wei) 這樣就大大降低了馮(feng) 先生的哲學思想的普遍意義(yi) 。所以，我想講三點，即三組關(guan) 鍵詞，以及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第一組是關(guan) 於(yu) “照著講”與(yu) “接著講”的問題；第二組與(yu) 第一組的問題密切相關(guan) ，我想講講關(guan) 於(yu) “鄉(xiang) 下人”和“城裏人”的問題；第三組，我再講講關(guan) 於(yu) “情感”和“理性”的問題。最後我再補充一點其他的問題。

一

首先來看第一組關(guan) 鍵詞，即關(guan) 於(yu) “照著講”與(yu) “接著講”的問題。“照著講”與(yu) “接著講”這樣的話語，大家當然都很熟悉，但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我剛才講了，我們(men) 來研究馮(feng) 先生的哲學與(yu) 思想，並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他是情理學派的開創者。我們(men) 都知道，現代“中國哲學”的基本範式，實際上就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開創的；而且對於(yu) 這個(ge) 範式，雖然有很多人不斷地提出反思或者異議，但到現在為(wei) 止，都超越不了、擺脫不了。擺脫不了的原因，我們(men) 可以去探究，比如說，過去的所謂“反思”是不是有太過頭的地方？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至今還是走不出這個(ge) 範式呢？可能它裏麵還蘊含著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意義(yi) ，是否定不了的，需要加以揭示。

我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照著講”與(yu) “接著講”這個(ge) 話題呢？因為(wei) 我們(men) 知道，最近這些年，在中國哲學界，特別是儒學界，出現了一股原教旨主義(yi) 的思潮、複古主義(yi) 的思潮。這是很危險的傾(qing) 向。當然，按照馮(feng) 先生的話語來說，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照著講”，但實質上是試圖把古代的東(dong) 西照搬到今天來；或者反過來講，把今天的中國人拉回到古代去。這樣的“照著講”，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能隻是“照著講”，更需要“接著講”。

那麽(me) ，怎樣接著講？我從(cong) 兩(liang) 個(ge) 維度來談這個(ge) 問題：

一個(ge) 維度是：馮(feng) 先生接著講的是什麽(me) ？馮(feng) 先生的哲學，大家都認為(wei) 是接著程朱理學來講的。其實，在我看來，他不僅(jin) 僅(jin) 是接著程朱講的。讀馮(feng) 先生的書(shu) ，特別是他的《貞元六書(shu) 》，就會(hui) 發現，他絕不是簡單地接著程朱講的，而是接著整個(ge) 的中國哲學傳(chuan) 統或者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來講的。這一點，可以專(zhuan) 門地做一些深入的發掘，就是破除大家的一個(ge) 陋見：馮(feng) 先生就是照著程朱講的。事實遠遠不是這樣。從(cong) 中國哲學的縱向脈絡來看，他不僅(jin) 僅(jin) 是接著程朱講的，因為(wei) 程朱理學本身也不是憑空而來的東(dong) 西，它本身也是“接著講”的，即是接著整個(ge) 中國哲學傳(chuan) 統講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另一個(ge) 維度是：馮(feng) 先生接著講的實質意義(yi) 何在？所謂“接著講”，就是要推進、要發展、要轉化，這裏有一個(ge) 時代轉化的問題。這個(ge) 問題，我沒有時間展開談，隻能點到為(wei) 止：它就是我經常講的“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2]。“照著講”主要是屬於(yu) “民族性表達”的問題；但是這個(ge) 民族性表達有一個(ge) 現代轉化的問題，也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這才是“接著講”的時代本質。否則，就成了複古主義(yi) 、原教旨主義(yi) 。因此，我們(men) 特別要注意繼承和發揚馮(feng) 先生的這個(ge) 基本精神，就是：不僅(jin) 要傳(chuan) 承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哲學傳(chuan) 統，而且要轉化、要發展、要推進；不是簡單地“照著講”，而要“接著講”。

二 

第二點是關(guan) 於(yu) “鄉(xiang) 下人”和“城裏人”的問題。這是馮(feng) 先生的一個(ge) 很重要的說法，它跟剛才那個(ge) 問題有密切的關(guan) 係，就是說，所謂“接著講”，要轉化、要推進、要發展，是有一個(ge) 大的時代背景的。馮(feng) 先生明確地講，我們(men) 現在的問題，並不是或遠不僅(jin) 僅(jin) 一個(ge) “中西”關(guan) 係的問題，而是“鄉(xiang) 下人”和“城裏人”的關(guan) 係問題；用今天的一般的話來講，它是“前現代”與(yu) “現代性”的關(guan) 係問題。這也是我這些年反複強調的一個(ge) 觀點。現在有很多學者，特別是儒家學者，他們(men) 把“古今之變”的問題處理成了“中西之異”的問題，即處理成了一個(ge) 狹隘的民族主義(yi) 問題，那是不對的。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知道，馮(feng) 先生有一個(ge) 著名的說法，是用《詩經》裏麵的話來說的，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3]。我們(men) 是“舊邦”，而且要繼承這個(ge) “舊邦”，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要“傳(chuan) 承”文化傳(chuan) 統，這就是“民族性表達”的問題；但是同時，這個(ge) “舊邦”需要“維新”。新在哪裏？這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

當然，馮(feng) 先生當時提出這個(ge) 問題的時候，有一個(ge) 特殊時期的背景，那就是抗戰，所以，“維新”有一些特定時期的含義(yi) 。但是，這個(ge) “時期”算不上“時代”，要超越、跳出這個(ge) 時期來看“維新”問題。我們(men) 絕不能把馮(feng) 先生講的“維新”、“舊邦新命”理解成民族主義(yi) 的表達。絕不能這麽(me) 去理解。“舊邦新命”的實質，說白了，就是“現代性訴求”的問題、現代轉化的問題；回到他那個(ge) 話語，就是從(cong) “鄉(xiang) 下人”轉變為(wei) “城裏人”的問題。在這個(ge) 問題上，尤其需要注意糾偏，這些年我在很多文章裏都在不斷地糾正這一點：“舊邦新命”不是“中西之際”的問題，而是“古今之變”的問題。

三

第三點才是跟我們(men) 這個(ge) 情理學派有直接關(guan) 係的問題，那就是“情感”與(yu) “理性”的問題。我們(men) 知道，從(cong) 現代哲學史來看，揭示情感與(yu) 理性的關(guan) 係、凸顯情感的重大意義(yi) ，這主要是蒙培元先生“情感儒學”的貢獻；我也講過，實際上，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正式出版之前，早在20世紀80年代，蒙先生就已經在講“情感哲學”了。[4] 但是，關(guan) 注“情感”與(yu) “理性”這個(ge) 問題，開啟者無疑是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在這個(ge) 問題上，胡驕鍵的那篇文章，有一節專(zhuan) 門探討這個(ge) 問題，糾正了一些誤解、一些錯誤的看法。[5] 這很重要，還可以繼續做這個(ge) 工作。

但是，我剛才就講過，這其實不僅(jin) 僅(jin) 是情理學派的問題，它的意義(yi) 跟上麵我談的兩(liang) 點都有關(guan) ，就是說，情感這個(ge) 觀念的重新凸顯或複興(xing) ，與(yu) 整個(ge) 中國社會(hui) 的時代轉換之間是有對應關(guan) 係的。這個(ge) 問題，現在學界也已經看得比較清楚了，但是，諸位還可以進一步專(zhuan) 題研討這個(ge) 問題。簡單來說，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前軸心期、中國社會(hui) 第一次大轉型之前的觀念，非常重視情感；然後，時代轉換之後，帝製時代的觀念，才是“性—情”的架構，僅(jin) 僅(jin) 把情感看作一種形而下的、“已發”的、需要去加以規範的東(dong) 西，這就喪(sang) 失了情感的本源性；然後才是伴隨著第二次社會(hui) 大轉型的情感觀念的複興(xing) 。這可以追溯到很遠，至少戴震就在講這個(ge) 問題了，其實還可以追溯得更遠。[6]

我談這些問題，每一個(ge) 點都是可以專(zhuan) 題討論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什麽(me) 意思呢？就是說，情感與(yu) 理性的問題，或者說“情理”問題，它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學派的問題，而是整個(ge) 的“舊邦新命”、整個(ge) 的中國哲學的大問題；在某種意義(yi) 上，這是真正地重新回歸孔孟儒學、甚至孔孟之前的觀念，那就是“事情”與(yu) “情感”渾然不分的那麽(me) 一種本源性的觀念。[7]

四

總的來講，今天來講我們(men) 研究馮(feng) 先生新理學的意義(yi) ，不是要去繼承他的某些具體(ti) 的哲學結論，而是要學習(xi) 他的基本方法，特別是他的那種基本精神和態度，最重要的就是這麽(me) 三點：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不是要做“鄉(xiang) 下人”，而是要做“城裏人”；不是局限於(yu) 情理學派所講的情感與(yu) 理性的問題，而是縱觀情感觀念與(yu) 整個(ge) 中國哲學的兩(liang) 次時代轉換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以此啟示一種複歸與(yu) 重建，即複歸於(yu) 我們(men) 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這種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國哲學。

最後我再補充一點。大家知道，在某個(ge) 特定的曆史時期，馮(feng) 先生曾經犯了很大的錯誤。不僅(jin) 如此，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馮(feng) 先生的這個(ge) 錯誤，與(yu) 海德格爾所犯的那個(ge) 錯誤，兩(liang) 者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一定要重視、要正視，這有助於(yu) 警醒我們(men) 自己。這個(ge) 問題也涉及所謂“王者師”最終卻成為(wei) “王者奴”的問題。當然，海德格爾是至死不悟，死不認賬；而與(yu) 海德格爾不同，馮(feng) 先生在暮年複歸了自己獨立的思想，這也體(ti) 現在《中國哲學史新編》裏麵，說明他通過反省以後，回歸了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也表明，馮(feng) 先生的錯誤與(yu) 他的“新理學”哲學思想之間並沒有內(nei) 在關(guan) 係，這也是馮(feng) 先生與(yu) 海德格爾根本不同的地方。

好吧，我就講這麽(me) 多。

2021年6月24日

注釋：
[1] 關於“情理學派”，參見胡驕鍵：《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以馮友蘭、蒙培元、黃玉順為中心》，《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4期（另一更詳版本《現代中國哲學的情理學派》，《當代儒學》第1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生活儒學在現代中國哲學“情理學派”中的地位》，《當代儒學》第16輯，楊永明、郭萍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2] 黃玉順：《當前儒學複興運動與現代新儒家——再評“文化保守主義”》，《學術界》2006年第5期，第116–119頁；《現代新儒學研究中的思想視域問題》，載《中國傳統哲學與現代化》，易小明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頁；《儒學複興的兩條路線及其超越——儒家當代主義的若幹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第192–201頁；《反應·對應·回應——現代儒家對“西學東漸”之態度》，《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第22–28頁。
 
[3]《詩經·大雅·文王》。
 
[4] 黃玉順：《情感儒學：當代哲學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學》，《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第43–47頁。
 
[5] 胡驕鍵：《儒學現代轉型的情理進路——以馮友蘭、蒙培元、黃玉順為中心》，《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4期。
 
[6] 參見黃玉順：《論“重寫儒學史”與“儒學現代化版本”問題》，《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第97–103頁。
 
[7] 參見黃玉順：《儒家的情感觀念》，《江西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第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