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國家福利與(yu) “福利病”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摘自 吳多納新書(shu) 《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許多人可能都會(hui) 以為(wei) ，現代國家福利製度起源於(yu) 1601年英國頒布的《伊麗(li) 莎白濟貧法》。這部法典將貧困人口分成兩(liang) 大類，一類是“值得救濟的窮人”，包括年老及喪(sang) 失勞動力的殘疾人、失去依靠的兒(er) 童，教區負有救濟他們(men) 的責任，如給成年人提供救濟金、衣物和工作，將貧窮兒(er) 童送到指定的人家寄養(yang) ，待長到一定年齡時再送去當學徒工；另一類是“不值得被救濟的人”，包括流浪漢、乞丐，他們(men) 將被關(guan) 進監獄或送入教養(yang) 院，接受強製勞動。

一些學者會(hui) 告訴你，《伊麗(li) 莎白濟貧法》的頒行，意味著英國“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ge) 社會(hui) 救助製度”。這麽(me) 言之鑿鑿的人，肯定不知道，也想象不到，比《伊麗(li) 莎白濟貧法》更完備、更富人道主義(yi) 精神的福利救濟製度，實際上早在11~13世紀已經出現於(yu) 宋代中國。

不相信嗎？請跟著13世紀意大利的商人、旅行家馬可·波羅到杭州看看南宋遺留下來的福利機構。馬可·波羅在到達杭州之前，聽說宋朝設有一種福利性的育嬰機構：“諸州小民之不能養(yang) 其嬰兒(er) 者，產(chan) 後即棄，國王盡收養(yang) 之。記錄各兒(er) 出生時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數處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無子者，請求國王賜給孤兒(er) ，其數惟意所欲。諸兒(er) 長大成人，國王為(wei) 之婚配，賜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養(yang) 男女有二萬(wan) 人。”

等到他來到杭州時，已經元朝了，杭州的育嬰機構早已荒廢多時。不過，他看到了另一種叫做“養(yang) 濟院”的福利機構：“日間若在街市見有殘廢窮苦不能工作之人，送至養(yang) 濟院中收容。此種養(yang) 濟院甚多，舊日國王所立，資產(chan) 甚巨。其人疾愈以後，應使之有事可作。”

我知道，你的心裏還有疑問：馬可·波羅的記述可靠嗎？

國家福利

我們(men) 不妨以宋朝人自己的記錄為(wei) 參證。吳自牧《夢粱錄》載，“宋朝行都於(yu) 杭，若軍(jun) 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

1）“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藥局於(yu) 戒子橋西，委官監督，依方修製丸散【口父】咀，來者診視，詳其病源，給藥醫治，……或民以病狀投局，則畀之藥，必奏更生之效”；

2）“局側(ce) 有局名慈幼，官給錢典雇乳婦，養(yang) 在局中，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yang) ，拋棄於(yu) 街坊，官收歸局養(yang) 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暖，養(yang) 育成人，聽其自便生理，官無所拘”；

3）“老疾孤寡、貧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縣陳請於(yu) 朝，即委錢塘、仁和縣官，以病坊改作養(yang) 濟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給錢米贍之”；

4）“更有兩(liang) 縣置漏澤園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櫝無主者，或暴露遺骸，俱瘞其中，仍置屋以為(wei) 春秋祭奠，聽其親(qin) 屬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員主管”。

《夢粱錄》所載者，是宋政府針對貧困人口而設立的四套福利係統：1）施藥局為(wei) 醫藥機構，代表醫療福利；2）慈幼局為(wei) 福利孤兒(er) 院，代表兒(er) 童福利；3）養(yang) 濟院為(wei) 福利養(yang) 老院，代表養(yang) 老福利；4）漏澤園為(wei) 福利公墓，代表殯葬福利。如果我們(men) 有機會(hui) 到南宋時的杭州參觀，走到戒子橋西，便可以看到施藥局，旁邊則是慈幼局，馬可·波羅聽聞的福利育嬰機構，便是慈幼局。

這些福利機構並非僅(jin) 僅(jin) 設於(yu) 都城杭州。北宋後期，朝廷已經要求“諸城、寨、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凡戶口達到千戶以上的城寨鎮市，都必須設立居養(yang) 院（即養(yang) 濟院）、安濟坊、漏澤園，更別說人口更集中的州縣城市了。南宋時，一些州縣又創設了收養(yang) 棄嬰與(yu) 孤兒(er) 的慈幼局，寶祐四年（1256），宋理宗下詔要求“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將慈幼機構推廣至各州縣。

宋理宗還說了一個(ge) 心願：“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至少在京畿一帶，這位君主的理想已得以實現，因為(wei) 一名元朝文人說：“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shu) 生年月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許來局中取去為(wei) 後。故遇歲侵，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yang) 於(yu) 民，而惠澤之周也。”這一記錄，也可以證明馬可·波羅所言不虛。

北宋時期雖然尚未出現專(zhuan) 設的慈幼局，不過已有針對孤兒(er) 、棄嬰的救濟，宋徽宗曾詔令居養(yang) 院同時收養(yang) 孤兒(er) ：“孤貧小兒(er) 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yu) 常平頭子錢內(nei) 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er) ，雇人乳養(yang) ，仍聽宮觀、寺院養(yang) 為(wei) 童行”。

南宋初，宋高宗又下詔推行“胎養(yang) 助產(chan) 令”：“禁貧民不舉(ju) 子，有不能育嬰者，給錢養(yang) 之。”給錢的標準是：“應州縣鄉(xiang) 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yang) 贍者，於(yu) 常平錢內(nei) ，人支四貫文省”，符合救助條件的家庭，生育一名嬰兒(er) 可獲政府補助4貫“奶粉錢”。宋孝宗時又改為(wei) “每生一子，給常平米一碩、錢一貫，助其養(yang) 育”。許多州縣還設有地方性的“舉(ju) 子倉(cang) ”，由地方政府向貧家產(chan) 婦發放救濟糧，一般標準是“遇民戶生產(chan) ，人給米一石”。

如果說，胎養(yang) 令、舉(ju) 子倉(cang) 與(yu) 慈幼局代表了宋朝貧民“生有所育”的福利，養(yang) 濟院的出現則反映了宋人“老有所養(yang) ”的福利。養(yang) 濟院是收養(yang) 鰥寡、孤獨、貧困老人的福利院，北宋時稱為(wei) “居養(yang) 院”，創建於(yu) 元符元年（1098），這年宋哲宗下詔：“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崇寧五年（1106），宋徽宗賜名“居養(yang) 院”，南宋時則多以“養(yang) 濟院”命名。

按宋人習(xi) 慣，“六十為(wei) 老”，年滿60歲的老人，若屬鰥寡、孤獨、貧困，老無所依，居養(yang) 院即有義(yi) 務收養(yang) 。宋徽宗時還一度將福利養(yang) 老的年齡調低到50歲：“居養(yang) 鰥寡孤獨之人，其老者並年滿五十歲以上，許行收養(yang) ，諸路依此。”按北宋後期居養(yang) 院的救濟標準，“應居養(yang) 人，日給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錢五文省”。

宋人還有“病有所醫”的福利——體(ti) 現為(wei) 福利藥局與(yu) 福利醫院的設置。熙寧變法期間，宋政府成立了營利性的合賣藥所，宋徽宗將它改造成福利性的和劑局、惠民局，南宋相沿，行在臨(lin) 安與(yu) 地方州縣均設有官藥局。官藥局類似於(yu) 現在的平價(jia) 門診部、平價(jia) 大藥房，如江東(dong) 提刑司撥官本百萬(wan) ，開設藥局，“製急於(yu) 民用，……民有疾鹹得赴局就醫，切脈約藥以歸”；建康府的惠民藥局，“四鋪發藥，應濟軍(jun) 民，收本錢不取息”；臨(lin) 安府的施藥局，“其藥價(jia) 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wan) ，朝廷舉(ju) 以償(chang) 之”，施藥局診病配藥，藥價(jia) 隻收市場價(jia) 的三分之二，由戶部發給補貼。有時候，施藥局也向貧困人家開放義(yi) 診，並免費提供藥物。

除了官藥局，宋代還設有福利醫院，即安濟坊。安濟坊配備有專(zhuan) 門的醫護人員，每年都要進行考核：“安濟坊醫者，人給手曆，以書(shu) 所治療痊失，歲終考會(hui) 人數，以為(wei) 殿最，仍立定賞罰條格。”病人在安濟坊可獲得免費的救治和夥(huo) 食，並實行病人隔離製，以防止傳(chuan) 染：“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又作廚舍，以為(wei) 湯藥飲食人宿舍。”

此外，宋朝的一些地方政府還設立了安樂(le) 廬，這是針對流動人口的免費救治機構。如南宋時，建康府人口流動頻繁，常常有旅人“有病於(yu) 道途，既無家可歸，客店又不停者，無醫無藥，傾(qing) 於(yu) 非命，極為(wei) 可念”，政府便設立安樂(le) 廬，凡“行旅在途”之人，發現身有疾病後均可向安樂(le) 廬求醫，“全活者不勝計”。

人生的起點是搖籃，人生的歸宿是墳墓，最後我們(men) 還要看看宋朝在“死有所葬”方麵的福利。曆朝官府都有設義(yi) 塚(zhong) 助葬貧民、流民的善政，但製度化的福利公墓建設要到北宋後期才出現，宋徽宗要求各州縣都要建造福利公墓，取名“漏澤園”：“凡寺觀旅梓二十年無親(qin) 屬、及死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遺骸暴露者，令州縣命僧主之，擇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澤園”。蔡京政府對漏澤園的建設尤為(wei) 得力。

漏澤園有一套非常注重逝者尊嚴(yan) 的製度：“應葬者，人給地八尺、方磚二口，以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若其子娉、父母、兄弟、今葬字號、年月日，悉鐫訖磚上，立峰記識如上法。無棺柩者，官給。已葬而子娉親(qin) 屬識認，今乞改葬者，官為(wei) 開葬，驗籍給付。軍(jun) 民貧乏，親(qin) 屬願葬漏澤園者，聽指占葬地，給地九尺。無故若放牧，悉不得入。仍於(yu) 中量置屋，以為(wei) 祭奠之所，聽親(qin) 屬享祭追薦。”

根據這段記載，可以知道，漏澤園的墳墓有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liang) 塊大方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安葬日期，有親(qin) 屬信息的，也刻於(yu) 磚上，作為(wei) 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政府給予棺木收殮；已在漏澤園安葬者，如果有親(qin) 屬願意遷葬他處，政府將給予方便；貧困家庭的親(qin) 人去世後想安葬於(yu) 漏澤園的，政府也允許——當然，不用收費。漏澤園設有房屋，以便逝者的親(qin) 屬來此祭祀。

總而言之，對於(yu) 貧困人口，宋朝政府試圖給予“從(cong) 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關(guan) 懷，提供的基本福利涵蓋了對“生老病死”的救濟。宋徽宗曾毫不謙虛地說：“鰥寡孤獨，古之窮民，生者養(yang) 之，病者藥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宋代福利之發達，不管跟後來的元明清時期相比，還是與(yu) 近代化剛剛開始時的歐洲國家相較，都堪稱領先一步。

過度福利

更有意思的是，宋朝“濟貧政策所引發的關(guan) 注及批評，已有類似近代國家福利政策之處”。近代國家常見的從(cong) 福利政策衍生出來的“福利病”，同樣存在於(yu) 宋朝。請注意，我們(men) 要說的宋朝“福利病”，是指國家福利製度的衍生問題，而不是管理不善或製度漏洞所導致的弊病。

正如我們(men) 在一些福利國家所看到的情形，宋朝政府的福利政策在推行過程中也誘發了“過度福利”的問題。宋徽宗的詔書(shu) 一再指出過這個(ge) 問題。

大觀三年（1109）四月，宋徽宗在一份手詔上說：“居養(yang) 、安濟、漏澤，為(wei) 仁政先，欲鰥寡孤獨養(yang) 生送死各不失所而已。聞諸縣奉行太過，甚者至於(yu) 許供張，備酒饌，不無苛擾。”有些州縣的福利機構為(wei) 救濟對象提供酒饌，待遇不可謂不優(you) 厚。皇帝要求有司糾正這股“過度福利”之風：“立法禁止，無令過有姑息。”

次年，即大觀四年八月，徽宗重申：“比年有司躡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帳，給肉食，許祭醮，功贈典，日用即廣，縻費無藝。”詔令各州縣停止福利擴張與(yu) 靡費鋪張，除了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之外，不要自行設置其他的福利機構。

十年後，即宣和二年（1120）六月，宋徽宗再次下詔批評了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資給過厚”的做法：“居養(yang) 、安濟、漏澤之法，本以施惠困窮。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當，如給衣被器用，專(zhuan) 雇乳母及女使之類，皆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居養(yang) 院與(yu) 安濟坊不但免費提供一切日常用具，還替接受救濟的人雇請了乳母、保姆與(yu) 陪護，以致政府的財政撥款入不敷出。

《嘉泰會(hui) 稽誌》也記載說，“居養(yang) 院最侈，至有為(wei) 屋三十間者。初，遇寒惟給紙衣及薪，久之，冬為(wei) 火室給炭，夏為(wei) 涼棚，什器飾以金漆，茵被悉用氈帛，婦人、小兒(er) 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給居養(yang) 、安濟等用度，而兵食顧在後。”

這種“縻費無藝”的“過度福利”，顯然跟製度缺陷、監管不力造成的“福利腐敗”並非同一回事。宋代的福利機構當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腐敗問題，不過那是另一個(ge) 話題了。我們(men) 現在看到的宋代“過度福利”，與(yu) 其說是福利腐敗，不如說跟政府的施政偏好密切相關(guan) 。

宋朝福利的鼎盛期是蔡京執政的時期。為(wei) 什麽(me) 蔡京那麽(me) 熱衷於(yu) 推行福利政策？因為(wei) 他是新黨(dang) 領袖王安石的繼承人，用現在的話語來說，北宋新黨(dang) 具有鮮明的左派風格，他們(men) 推動變法的目標之一便是“振乏絕，抑兼並”，希望運用國家的強製力與(yu) 財政資源，救濟貧困人口，抑製兼並，防止貧富分化懸殊。

蔡京拜相執政之年，宋徽宗將年號“建中靖國”改為(wei) “崇寧”，即意味著君臣宣告終止之前調和左右的折中政治，恢複熙寧變法的左翼路線。蔡京政府也確實以“振乏絕，抑兼並”為(wei) 己任。蔡氏曾經告訴徽宗：“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餘(yu) ，厚立價(jia) 以規利；貧者迫於(yu) 不足，薄移稅以速售，而天下之賦調不平久矣。”表達了對貧富差距與(yu) 社會(hui) 不公的關(guan) 切。後來蔡京下台，接任的宰相王黼“陽順人心，悉反蔡京所為(wei) ”，其中就包括“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這反證了蔡京執政時實行過“科抑富戶”的左翼政策。

也因此，蔡京一上台執政，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的建設便迅速在全國鋪開，乃至出現“過度福利”。而當蔡京罷相時，宋朝的福利製度又會(hui) 發生收縮，如大觀四年、宣和二年，皇帝下詔糾正“過度福利”，都是蔡京罷相之時。

養(yang) 懶漢

我們(men) 現在都說，優(you) 厚的福利製度下，很容易“養(yang) 懶漢”。在蔡京執政之際、北宋福利製度迅速擴張的時期，確實出現了“養(yang) 懶漢”的問題，比如一些州縣的居養(yang) 院和安濟坊，由於(yu) 政府提供的生活條件非常不錯，“置蚊帳，給肉食”，甚至還有保姆、做家政的阿姨，所以便有“少且壯者，遊惰無圖，廩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在居養(yang) 院或安濟坊中賴著不走，白吃白喝白睡。

許多到過西歐國家旅遊的人都會(hui) 發現，高福利製度已經深刻塑造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與(yu) 生活節奏：每天工作幾小時，要麽(me) 就成天曬太陽，經常休假旅遊，大街上很少看到行色匆匆的上班族。這種圖享樂(le) 、慢節奏的生活風氣，也出現在南宋時的杭州社會(hui) 。

如果馬可·波羅在南宋時就來到杭州，他將會(hui) 看到，西湖一帶，“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大抵杭州勝景，全在西湖，他郡無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孫，五陵年少，賞心樂(le) 事之時，詎宜虛度？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兌(dui) ，帶妻挾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此邦風俗，從(cong) 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終日遊玩的人，不但有“公子王孫、五陵年少”這等富貴子弟，還有“解質借兌(dui) ”（類似於(yu) 今日城市剛剛興(xing) 起的“貸款旅遊”）的城市貧民，“不特富家巨室為(wei) 然，雖貧乏之人，亦且對時行樂(le) 也”。

這些貧乏的市民為(wei) 什麽(me) 能夠“對時行樂(le) ”，乃至敢於(yu) “解質借兌(dui) ，帶妻挾子，竟日嬉遊”？不怕餓死麽(me) ？不怕。因為(wei) 南宋杭州市民享受到的福利非常豐(feng) 厚。

請看周密《武林舊事》的記載：“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chang) 一鈈。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yang) 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南宋杭州市民所享受到的政府福利（私人慈善不計在內(nei) ）包括：減免賦稅，經常蠲免房屋租金；遇上大節慶，政府會(hui) 發“黃榜錢”，碰上大雪天，發“雪寒錢”，久雨久旱則發放“賑恤錢米”；貧困的病人可到施藥局免費診治取藥，被遺棄的孤兒(er) 會(hui) 被收養(yang) 入慈幼局，貧而無依之人送入養(yang) 濟院養(yang) 老，死而無殮者安葬在漏澤園。

——換成我們(men) 生活在這樣的福利製度下，即使身無分文，也是敢“貸款旅遊”，帶著老婆孩子玩個(ge) 痛快的。對不？

貧者樂(le) 而富者擾

福利製度看起來很誘人，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羊毛最終出在羊身上，不是出在這群羊身上，便是出在那群羊身上。宋政府維持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等福利機構運轉的經費，有幾個(ge) 來源：左藏庫，即國家財政撥款；內(nei) 藏錢，皇室經費的資助；公田的租息收入；國營商業(ye) 機構的收入，比如“僦舍錢”，即官營貨棧的租金收入；常平倉(cang) 的利息錢米。其中常平倉(cang) 的息錢為(wei) 大頭。如果常平倉(cang) 息錢不足用，通常就隻能挪用其他用途的財政款項或者增加稅收了。

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記述了崇寧年間各州縣傾(qing) 財政之力辦理福利救濟的情形：“崇寧間初興(xing) 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為(wei) 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jin) 能枝梧。諺曰：‘不養(yang) 健兒(er) ，卻養(yang) 乞兒(er) 。不管活人，隻管死屍。’蓋軍(jun) 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以蔡京政府的施政偏好，救濟貧民的福利支出優(you) 先於(yu) 軍(jun) 費開銷。軍(jun) 糧缺乏，可以容忍；濟貧不力，則會(hui) 被問責。

這並非陸遊的虛構，因為(wei) 徽宗的詔書(shu) 可以佐證。宣和二年六月十九日，皇帝詔曰：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救濟過度，“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窮民飽食暖衣，猶有餘(yu) 峙；而使軍(jun) 旅之士稞食不繼，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為(wei) 政之道”。難怪當時的民諺要譏笑蔡京政府“不養(yang) 健兒(er) ，卻養(yang) 乞兒(er) ”。

這是占用財政撥款的情況。宋徽宗的詔書(shu) 還提到因“過度福利”而導致民間稅負加重的問題：大觀三年四月二日，皇帝手詔：“聞諸縣奉行（福利救濟）太過，甚者至於(yu) 許供張，備酒饌，不無苛擾。”這裏的“苛擾”，便指政府增稅，騷擾民間。《宋史·食貨誌》也稱，蔡京時代的居養(yang) 院、安濟坊、漏澤園“糜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le) 而富者擾矣”。“率斂”也是增稅的意思。由於(yu) 宋代的賦稅主要由富戶承擔，而福利機構的救濟對象為(wei) 貧民，所以便出現“貧者樂(le) 而富者擾”之譏。

洪邁《夷堅誌》中有一則“優(you) 伶箴戲”的故事，辛辣諷刺了蔡京時代“貧者樂(le) 而富者擾”的福利製度。故事說，三名雜劇伶人在內(nei) 廷表演滑稽戲時，飾演成儒生、道士與(yu) 僧人，各自解說其教義(yi) 。

儒生先說：“吾之所學，仁義(yi) 禮智信，曰‘五常’。”然後采引經書(shu) ，闡述“五常”之大義(yi) 。道士接著說：“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引經據典，誇說教義(yi) 。

輪到僧人說話，隻見他雙掌合十，說道：“你們(men) 兩(liang) 個(ge) ，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wei) 汝陳之。不服，請問我。”

儒生與(yu) 道人便問他：“何謂生？”僧人說：“（如今）內(nei) 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shu) ，盡為(wei) 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shu) 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wei) 卿相。國家之於(yu) 生也如此。”（這裏的“生”，伶人理解為(wei) “書(shu) 生”，指的是國家的教育福利，恰可彌補我們(men) 前述所未及之處。）

又問：“何謂老？”僧人說：“（昔者）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yang) 之終身。國家之於(yu) 老也如此。”

又問：“何謂病？”僧人說：“（生民）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於(yu) 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於(yu) 病也如此。”

又問：“何謂死？”僧人說：“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wei) 漏澤園；無以殮，則與(yu) 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yu) 死也如此。”

最後問：“何謂苦？”僧人“瞑目不應”，神情很是悲苦。儒生與(yu) 道人催促再三，僧人才“蹙額”答道：“隻是百姓一般受無量苦。”

教坊雜劇伶人表演這出滑稽戲，是想告訴皇帝，政府為(wei) 維持龐大的福利支出，變著法子加稅，已經使老百姓“受無量苦”了。看演出的宋徽宗聽後，“惻然長思”，倒也沒有怪罪譏諷時政的伶人。

為(wei) 什麽(me) 是宋朝？

在宋朝濟貧政策的推行過程中，特別是在蔡京政府的“福利擴張”時期，“福利病”的存在是實實在在的，這一點無可諱言。不過，有一個(ge) 道理我認為(wei) 也需要指出來：“過度福利”好比是“營養(yang) 過剩”，一個(ge) 營養(yang) 不良的人是不應該擔心營養(yang) 過剩的；如果因為(wei) 擔心營養(yang) 過剩而不肯吃肉，那就是跟“因噎廢食”差不多的愚蠢了。

宋人的態度比較務實——既不齒於(yu) 蔡京的為(wei) 人，也抨擊過“資給過厚”的“過度福利”，但對蔡京政府推行的福利製度本身，卻是很讚賞，朱熹說：崇寧、大觀之間，“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yang) 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甚至有宋人相信，蔡京為(wei) 六賊之首，獨免誅戮，乃是因為(wei) 他執政之時，“建居養(yang) 、安濟、漏澤，貧有養(yang) ，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可見宋人隻是反感“過度福利”，並不拒絕福利製度。

而在宋朝之外的朝代，我們(men) 就很難見到關(guan) 於(yu) “福利病”的記載了。這當然不是因為(wei) 其他王朝的福利製度更加完善，而是因為(wei) ，宋朝之外的王朝，政府並未積極介入對貧困人口的救濟，沒有建立完備的福利救濟機構。

盡管《周禮》中載有“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養(yang) 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管子》中亦記錄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yang) 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但這隻是帶有福利色彩的政策，沒有證據顯示當時已設立了專(zhuan) 門的福利機構。

南北朝時，南齊出現了免費收治貧病之人的“六疾館”，北魏建立了功能相似的病坊，南梁則設有收養(yang) 孤老與(yu) 孤兒(er) 的“孤獨園”，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福利機構，但不管是“六疾館”，還是“孤獨園”，全國隻有一個(ge) ，象征意義(yi) 大於(yu) 實際效用。而且，建“六疾館”的南齊太子蕭長懋，建“孤獨園”的南梁皇帝蕭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準確地說，他們(men) 是以佛教徒（而非國君）的身份修建福利機構的。政府並沒有創設福利製度的自覺。

唐代從(cong) 京師到一些地方都出現了“悲田養(yang) 病坊”，負責收養(yang) 貧病孤寡，有時也收留流浪乞丐，但悲田養(yang) 病坊是從(cong) 寺院中發展起來的，日常工作也由僧人主持，“悲田”二字即來自佛經，唐政府隻是給予資助並參與(yu) 監督，與(yu) 其說它是國家福利機構，不如說是民間慈善組織。

宋朝之後的元明清三朝，國家福利也出現了明顯的退縮。我們(men) 知道，宋代的貧民福利體(ti) 係包括四個(ge) 係統：1）以官藥局和安濟坊為(wei) 代表的醫療福利；2）以胎養(yang) 令和慈幼局為(wei) 代表的生育福利；3）以居養(yang) 院或養(yang) 濟院為(wei) 代表的養(yang) 老福利；4）以漏澤園為(wei) 代表的殯葬福利。恰好囊括了對貧民“生老病死”的救濟。

這四個(ge) 福利係統，除了醫藥救濟得到元政府的重視之外，其他福利機構在元朝都被廢棄了；明朝的朱元璋雖然重建了惠民藥局與(yu) 養(yang) 濟院兩(liang) 套係統，但惠民藥局在明中期之後基本上已經荒廢，“養(yang) 濟院”則被用於(yu) 控製人口流動，因為(wei) 明政府規定：街上的流浪乞丐要送入養(yang) 濟院收容，候天氣和暖，再遣送回原籍；清王朝隻保留了養(yang) 濟院的設置，並且同樣利用養(yang) 濟院係統控製流民，至於(yu) 對棄嬰、孤兒(er) 的救濟，則被清廷視為(wei) 是“婦女慈仁之類，非急務也”。

總而言之，宋朝政府建立的“從(cong) 搖籃到墳墓”全覆蓋的貧民福利體(ti) 係，我們(men) 在其他王朝是找不到的。沒有發達的福利體(ti) 係，又哪來衍生的“福利病”？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隻有宋王朝懷著極大的熱情投入貧民福利製度的建設？你可能會(hui) 說，因為(wei) 宋朝皇帝推崇儒家的“仁政”。但哪一個(ge) 朝代的君主不是以“推行仁政”相標榜呢？為(wei) 什麽(me) 他們(men) 在實際行動上又提不起興(xing) 建福利機構的勁頭？

我讀過曆史學者梁其姿的大著《施善與(yu) 教化：明清時期的慈善組織》，受其啟發，想提出一點綜合的解釋。

宋代福利製度的建立，首先是近代化產(chan) 生的壓力催化出來的結果。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社會(hui) 經濟結構從(cong) 封建製度過渡至資本主義(yi) 製度之際，無可避免地導致了一個(ge) 後果：由於(yu) 社會(hui) 經濟急劇變化，大量都市貧民被“製造”出來，成為(wei) 迫在眉睫的社會(hui) 問題。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其實就是為(wei) 了應對這一嶄新的社會(hui) 問題。英國政府製訂“濟貧法”之舉(ju) ，即始於(yu) 近代化正在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及至17世紀初，便誕生了完備的《伊麗(li) 莎白濟貧法》。“濟貧法”的出現，意味著英國政府開始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在此之前，英國的濟貧工作主要是由教會(hui) 承擔的。

中國則在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深刻的大變革，曆史學家們(men) 相信，唐朝是“中世紀的黃昏”，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伴隨著均田製的解體(ti) 、貴族門閥的消亡、商品經濟的興(xing) 起、人口流動的頻繁、“不抑兼並”與(yu) “田製不立”政策的確立，一係列的社會(hui) 變遷催生了大量的都市貧困人口，傳(chuan) 統的由宗教團體(ti) 負責的慈善救濟已不足以應對都市貧困問題，政府需要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提供更周全的救濟。而“官方的長期濟貧機構在宋亡後約三百多年間沒有進一步發展，反而萎縮，這當然並不說明元明間的貧窮問題減輕了，而是這三百年間的社會(hui) 經濟發展沒有如宋代一樣使都市貧窮成為(wei) 突出的問題”。

其次，宋朝福利製度的建立也是“大政府”政策取向的結果。縱覽曆史，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宋王朝有著顯著的“大政府”性格，政府不但設置了大量的經濟部門介入商業(ye) 活動，開拓市場，對湧現出來的都市貧困問題，也是傾(qing) 向於(yu) 以國家力量積極解決(jue) ，不僅(jin) 建立了針對貧民“生老病死”問題的福利救濟機構，而且在政府的施政過程中，還出現了接近現代意義(yi) 的“貧困線”概念（之前的王朝是不存在一條一般性的“貧困線”的）：田產(chan) 20畝(mu) 以下或者產(chan) 業(ye) 50貫以下的家庭，即為(wei) 生活在貧困線下的“貧弱之家”、“貧下之民”。貧民可以享有一係列政策傾(qing) 斜與(yu) 政府救濟，如免納“免役錢”，免服保甲之役，獲得“胎養(yang) 助產(chan) ”補助，借貸常平米錢免息，發生災荒時優(you) 先得到救濟，等等。

為(wei) 什麽(me) 宋朝建立的絕大多數福利機構都在元朝消失了？一個(ge) 不容忽略的原因便是，“此後的中央政府不似宋代的積極”。特別是朱元璋締造的明王朝，更是表現出鮮明的“小政府”性格，國家財政內(nei) 斂，公權力消極無為(wei) ，政府職能嚴(yan) 重萎縮，晚明之時，當都市貧困再次成為(wei) 不容回避的社會(hui) 問題，朝廷依然缺乏興(xing) 趣去規劃建設一個(ge) 完整的福利體(ti) 係。梁其姿總結說：“在政治理念方麵，明政權又缺乏宋代的創意。明政府並不曾製定一套長期性的、全國性的社會(hui) 救濟政策。”這個(ge) 評價(jia) 是精準的，不過我們(men) 還要補充一句：以明王朝的內(nei) 斂型財政，即便朝廷有心，也無力發展宋朝式的福利製度。清承明製，清王朝差不多也是如此。

不過，從(cong) 晚明開始，由地方士紳主導的民間慈善力量已發育成熟，“既然政府並不正視新富及貧窮所帶來的社會(hui) 焦慮，地方精英自然而然地接手處理這個(ge) 問題”。這便是自晚明至晚清期間，善會(hui) 、善堂等民間慈善組織勃興(xing) 的曆史背景。

在西方，要等到16世紀下半葉，隨著英國“濟貧法”的出台，政府救濟機構的建立，國家才承擔起向貧民提供救濟的義(yi) 務，之後，英國的福利製度慢慢發展起來，在這個(ge) 過程中，顯然離不開重商主義(yi) 財政的支撐。而中國在宋朝之後，囿於(yu) “小政府”的惰性，福利製度建設非但裹足不前，且比宋朝退步了，此消彼長，到晚清時，便完全落後於(yu) 英國。

遊曆海外的晚清學者王韜發現，英國政府所征之稅，“田賦之外，商稅為(wei) 重。其所抽雖若繁瑣，而每歲量出以為(wei) 入，一切善堂經費以及橋梁道路，悉皆撥自官庫，藉以養(yang) 民而便民，故取諸民而民不怨，奉諸君而君無私焉。國中之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無不有養(yang) 。凡入一境，其地方官必來告曰，若者為(wei) 何堂，若者為(wei) 何院，其中一切供給無不周備。盲聾殘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嗚呼！其待民可謂厚矣。”如此情景，仿佛就是中國宋朝。

宋朝的福利製度盡管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包括福利製度衍生的“福利病”、由於(yu) 監管不力而產(chan) 生的“福利腐敗”，等等，但是，我們(men) 決(jue) 不能因此否則福利製度，一個(ge) 沒有基本福利“兜底”的社會(hui) ，是不可能安寧的。兩(liang) 宋天災頻仍，據學者的研究，其發生災害的“頻度之密，蓋與(yu) 唐代相若，而其強度與(yu) 廣度則更有過之”。宋代的民變也此起彼伏，300餘(yu) 年出現400多起民變，不過都是小股民變，很快平息，如果宋朝沒有這麽(me) 一個(ge) 覆蓋麵廣泛的國家福利係統，恐怕民變早就一發不可收拾。要知道，兩(liang) 宋可是曆史上唯一一個(ge) 沒有發生全國性民變的長命王朝，這裏麵，應有國家福利“兜底”之功。

南宋詩人樓鑰寫(xie) 過一首講述家史的長詩《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裏麵有一句是這麽(me) 說的：“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用這一詩句形容宋朝的福利製度，也是很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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