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早晨我便得到皮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實在不敢相信先生這樣突然地離開了我們……

    我與先生在武漢相識。先生是我極為敬仰的學者，是我的良師益友。與先生相處使我受益匪淺，我永遠無法忘懷先生對我的諄諄教導。

    先生以複興中華文化為己任，為推廣儒家文化竭盡心力。先生的品行與學問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先生是我接觸的第一個把修行信仰當事業來做的人，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多麽難得，多麽可貴。先生非常注重自我的修行，為此先生編著《修養提綱》，以警示自我。子曰：“克己複禮為仁。”我想先生稱得上“克己”的君子。

    先生於2007年初來到武漢雲深書院，任書院院長。雲深書院是兩岸分立58年來，第一所兩岸人士共同合作的民間書院，成為國內外儒學同道以文會友的場所。

    先生說，書院的根本精神，實行全人格共起居的師徒製，講究自由討論，重視傳道弘道，日用踐履，讀書不忘勞動，心靈不離克己複禮內聖成德之追求。

    雲深書院地處武漢郊區，先生自己種菜，做飯。每月拿著最基本生活費用慘澹經營。雖然困難重重，但是雲深書院依然得到諸多人士的關注。長江商報、楚天都市報以及湖北衛視、新洲電視台進行了深入報道。書院活動也得到儒學同道與各方友人的支持。

    2007年6月，先生應武漢大學哲學院院長郭齊勇推薦，受到第十五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的邀請，做為正式邀請代表參與在武漢大學的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先生向大會提出《呼喚經學回歸──重建中國學術之核心價值》一文，回應重建經學的時代呼聲，文中論道：

    “中國人的經學慧命，畢竟誕生、成長、壯大在這片五嶽群山，黃土江河之間，一路的綿延不絕，一路的與天地、與山河、與草木風雷、與淑人君子、與匹夫匹婦，相激相蕩，共感共應，蘊藉而釀造成中國人特有的才情與靈魂。中國人要要找回他心靈的故鄉，隻能重新回歸天人一貫、物我同仁的經學傳統，重建一個統整百代，融通西學的新經學。如此才能重新挺立中國學術的核心精神，接通無數先聖先哲心魂匯聚的能量海洋，引無極太極、陰陽共振的能量，以澎湃我人當下的慧命與氣機。通過經學之再造，中華之複興，進一步向世界提出“儒學全球化、全球化儒學”的中國夢想，創生出世界全球化的中國方桉，為生存於核毀滅危機下的所有生靈，盡我們儒學君子的一片仁心。斯即為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德慧夢想之所在！”

    宋代的大儒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慷慨陳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表達了中國士人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先生對中華文化的豪情與胸懷足以與宋儒媲美。

    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血脈，而孔子則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國文化的象征符號。

    先生也是“以孔子誕辰為中國教師節”的發起人之一。2008年8月，我與先生合辦《兩岸儒學》小刊物。這份刊物的策劃、主題皆為先生所定。先生確定的主題有兩個：一、以孔子誕辰為中國教師節；二、四書進中學課堂。

    先生在文中稱道：

    “萬年積成的中華文明，當然有許多聖人，有許多傳承教化的老師，但孔子無疑是所有老師中，最偉大的，成就最高的。因此柳翼謀先生以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他說‘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後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此蓋2000年文化曆史之共識，所以有‘萬世師表’之封銜。” （皮介行《等待春天的消息——以孔子誕辰為中國教師節》兩岸儒學第三版）

    先生認為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可以作為中國人的信仰。因為，信仰對於一個民族是極其重要的。失掉了“信仰”，世界隻是一堆偶然的、無意義的物質存在，與生命毫無關係。這樣的人生是地獄的人生，這樣的民族是地獄的民族。信仰隻在人的一念，一念的產生，並將這一念堅持下去，貫徹、融入自己的生命。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愛”的信仰就在於“我欲”。意念的連續構成了信仰的巨大精神力量，一個人的生命賴此光芒四射，甚至照耀千古。一個民族賴此，其文明生生不息。

    2007年底，先生離開雲深書院後，一直想自建書院，但無財力無資源，苦無良策。2009年初先生轉往嘉興以“光文講堂”名義，與蘇偉剛先生合辦“四書研習班”。講課地點在鴛湖書局二樓，每周六先生就在這裏向公眾免費講述四書。

    鴛湖書局是由蘇偉剛先生開辦的，蘇先生是個生意人，卻有很高雅的人文情懷，願為嘉興文化的傳承做出自己的貢獻，因此開了這個書局。書局前是環河綠化帶，再前則是運河，是南湖公園，在細雨飄墜中，草樹特別迷離蒼翠，很有詩意。我於4月份來嘉興拜訪先生，曾在書局逗留一日。

    先生認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統稱〔四子書〕是中國聖哲心靈與智慧的結晶，經唐韓愈等人的推崇，到朱熹之後確立為儒學核心經典，千百年來，被大多數中國人閱讀與崇敬，成為引導中國人安身立命，建設精神家園的價值主軸。雖然古今曆史背景不同，但是安身立命、格物明德的價值追尋是不變的。

    先生每周都十分認真的準備講稿。參考各種四書注本，寫成講義的形式。內容涉及到禮之用和為貴、知人與自知、德禮與刑政之辨、知天命而悟大道、觀人之道、言與行的關係、克己復禮、仁以養德、君子的風儀等人文性的主題。先生並非照本宣科的講授，在保證學術的準確性的前提下，結合當下現實生活予以適當發揮。每講結束，先生總是很認真的寫總結——《光文講堂手記》，記敘自己的心得體會，總結不足之處，以待下一講改進。

    先生依然沿襲書院自由講學的風格。在期間每周末總是會有些熱愛傳統文化的來聽講，也有學者、教授聞此趕來會講。在這個傳統文化不被重視的時代，能夠真心關注它的畢竟是少數人。然而即便是少數人來此受教，將來成德才兼備的君子，對社會的影響當時不可估量的。先生主講光文講堂持續一年。

    先生是儒學的實踐者，先生一直在探索儒學重建的突破口。先生認為，儒學在教育體製與社會生活中，仍缺乏自己有形的立足點，沒有培育儒者的成形體製，沒有支撐自己的群眾基礎，隻是散兵遊勇式的個人愛好，畢竟不足以支撐儒學的壯大，也不足以支撐中華的複興……什麽才是儒學重建的突破口呢？先生一直思考著……

    經過一番探索，先生受到鄉村建設者晏陽初、梁漱溟二位的啟發，認為農村社會與生態問題，應該可以成為儒學再出發的基點。從而與王寧川、鄒宇澤共同提出“海峽兩岸共建儒學生態文化村”的設想，他們認為隻有農村穩定富足，才有國家的安定強盛。

    為實驗自己的設想，先生搬到莫幹山中居住，並承包土地。重新修養儒學，借勞動及山林勃勃生氣，提升自己的心靈覺悟。如得到兩岸有力人士或當地政府支持，也可以推行“儒學生態文化村的設想”，引入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為中國新農村建設，探索一條儒學生態文化村的道路。

    先生到莫幹山後，我因工作，也未曾去拜訪過先生。2010年冬天，先生來武漢逗留過一段時間，我才得以與先生相見。先生在旅途中也不忘學習，去年我們相見時，先生竟然拿出隨身帶的《四書集注》（中華書局版）跟我談論儒家的學問。

    我也於今年年初離開武漢，不想上次相見竟是永別！ 

                                  辛卯於善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