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異鄉(xiang) ”的聖人

作者：蔡炯昊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11月29日（總第1022期）

過去即異鄉(xiang) ，那裏的人們(men) 有著與(yu) 我們(men) 不同的語言和風俗。曆史學家就扮演著導遊和翻譯的角色，帶領我們(men) 走入被時光阻隔的黑暗之中，尋訪那些隱沒的人與(yu) 事，讓其變得能為(wei) 我們(men) 理解和感知。

“聖人”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代表著儒家思想中一種理想人格，莊嚴(yan) 崇高，但又多少有些顯得超凡脫俗，離一般鄉(xiang) 民的世界甚遠。宋明以降，不少士人開始覺得聖人並非全然不可及的位階。王學流行之後，此種觀念更是經由部分士人宣揚而波及一般民眾(zhong) 。然而，即便如此，平時鄉(xiang) 野中的百姓與(yu) 下層士人，對聖人的態度恐怕更多是“敬而遠之”的。一個(ge) 人 “以聖賢自期”，他的行事和言談在鄉(xiang) 裏便“頗違世俗之道”（第43頁）。在顏元（1635-1704）的行事與(yu) 主張之中，現代人很容易發現其“不近人情”之處：例如夫妻之間不苟言笑，儼(yan) 若朝堂之上的君臣相對，即便是與(yu) 他同時代的普通百姓，其實也會(hui) 覺得異乎尋常。要之，“聖人”與(yu) “鄉(xiang) 裏”之間，多少是具有張力的。一個(ge) 並不居於(yu) 廟堂和學宮之中，青年時代“所見鄉(xiang) 裏人耳”的“聖人”又該是何麵目？他周遭的鄉(xiang) 民又該如何看待和記憶他呢？這些問題並不簡單，而且是以往的思想史論著關(guan) 注較少的。

王東(dong) 傑教授的新著《鄉(xiang) 裏的聖人——顏元與(yu) 明清思想轉型》就嚐試回答上述問題，選取明清之際的思想人物顏元作為(wei) 個(ge) 案，為(wei) 我們(men) 展示了一幅較少為(wei) 人注目的曆史圖景。思想人物各有不同，除思想本身的特質之外，其社會(hui) 性格亦相差甚遠。時過境遷，當他們(men) 的思想和經曆被寫(xie) 入體(ti) 例整齊的學案或者成為(wei) 思想史著作中的一個(ge) 個(ge) 大小不一的章節時，那些多元歧異的特質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其個(ge) 人生命史中獨特的體(ti) 驗和經曆更是容易被統一的術語所遮蔽，進而在更長的曆史時段中被遺忘。這種理解思想史的進路，近乎本書(shu) 主角顏元所采取的一個(ge) 諷刺宋儒的比喻：“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wei) 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出處未到，周行榛蕪矣。”職是之故，近年來，思想史研究者不斷試圖“重訪”思想所處的曆史“地層”，揭櫫“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希冀在邈遠的時空中喚回曆史的現場感和思想的身體(ti) 感。《鄉(xiang) 裏的聖人》聚焦於(yu) 顏元這樣一個(ge) 明末清初的在地思想人物。在寫(xie) 作過程中，作者除使用顏元自己及其師友、弟子的著述，亦曾到顏元、李塨的家鄉(xiang) 實地訪察其祠堂、墓地，訪問當地父老，並親(qin) 睹今天已無房舍遺跡的習(xi) 齋出生地，以獲得更多的“地方性知識”。如果說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儒在明清易代之際的思想界中，如同夜空中最為(wei) 璀璨奪目的幾顆明星，那麽(me) 顏元這顆星星則稍微顯得聲光暗淡，可謂思想人物中的較平庸者。盡管在清代中葉以後，顏元思想在被誤讀中複活，民國初年又經徐世昌等人表彰揄揚，提倡躬行實踐、注重六藝之學的“顏李學派”之名為(wei) 世人所熟知。不過，後世學者多知顏元之名，往往缺乏深入的了解。除了近乎“陳詞濫調”的思想和較為(wei) 尖銳地主張，關(guan) 於(yu) 顏元還能說出些什麽(me) ？似乎關(guan) 注的人並不多。

王東(dong) 傑教授認為(wei) 這固然與(yu) 史學家的眼光有關(guan) ，思想史家更注意那些具原創性的思想者，而晚近的社會(hui) 史家則“眼光向下”，將“匹夫匹夫”納入考察的範圍之中。顏元這類“精英”同時不被兩(liang) 類研究者重視，亦是題中應有之意。如同王東(dong) 傑教授所指出的“和同時代的多數儒者不同，顏元並非書(shu) 香門第出身，而是生長在一個(ge) 基層小吏和農(nong) 民家庭”，他的思想“流露出一種拙樸堅毅的農(nong) 家風味，其長處短處皆在於(yu) 此。長處如重力行，講實用，堅卓自礪；短處則在見書(shu) 不富，眼界不寬，缺乏深湛之思。”（導言，第10頁。）

明清之際思想層麵的轉型，猶如一陣無遠弗屆的大風，吹及之處，原有的思想架構發生形變或者重組。思想者作為(wei) 具體(ti) 的人，他們(men) 會(hui) 依據周遭具體(ti) 的環境，調整自己的姿態，以因應風勢。明清之際的華北鄉(xiang) 間，是一個(ge) 習(xi) 武風氣甚熾、充滿了民間信仰和方術的世界，這無疑會(hui) 影響顏元的思想特質。在導言中，王東(dong) 傑教授分別以地域、職業(ye) 、家庭、身體(ti) 等因素為(wei) 切入點，試圖重訪顏元思想產(chan) 生的切實背景。顏元的家鄉(xiang) 蠡縣明清兩(liang) 朝屬於(yu) 保定府，其地雖不及江南，但明代以來即為(wei) 北直隸的人文淵藪，決(jue) 非窮鄉(xiang) 僻壤，而蠡縣在保定府中，又屬於(yu) 人文繁盛之區。顏元生長其地，能機會(hui) 結交當地名士宿儒。正是因為(wei) 當地相對濃厚的文化氛圍，顏元能夠通過交遊網絡，感知時代風向，進而“承接上更大的儒學傳(chuan) 統”。顏元的思想觀點，有不少與(yu) 時人不謀而合之處，在此基礎上，原創性較少，但主張卻較他人趨於(yu) 極端。也正因為(wei) 習(xi) 齋的鄉(xiang) 土性，使得他在思想史中能扮演一個(ge) 少數精英思想與(yu) 一般鄉(xiang) 民社會(hui) 之中扮演一個(ge) 中介性的角色，盡管思想在傳(chuan) 導過程中會(hui) 因中介的不同和接收方的差別而發生變形。

全書(shu) 的主體(ti) 部分共分為(wei) 三章，分別從(cong) 不同的主題切入顏元的思想史與(yu) 生命史。作者希望在本書(shu) 之中，“做一點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嚐試”。不同的方法分別對應三個(ge) 章節，在第一章中，作者運用心理史學的視角，借用精神分析方法和理論，試圖剖析顏元內(nei) 心世界的幽眇之處。當然，內(nei) 心世界常常要通過外在的生命履跡來把握和追尋。精神分析等心理學說早已指出：非理性層麵的情感亦能作用於(yu) 人的思想。顏元一生曆經人倫(lun) 之厄甚多：“他自己的身世、父親(qin) 的逃亡、母親(qin) 的改嫁、兒(er) 子的夭折，乃至連養(yang) 子也無法生育，運命之蹇，世所罕見”。身世之變和延嗣之苦，顏元生命中的重要體(ti) 驗，都在暗中影響了其思想和行動。在孝道壓力之下的認同危機，等到他三十四歲時在養(yang) 祖母的喪(sang) 禮上得知身世之後，才幡然盡變從(cong) 前為(wei) 學取向，認為(wei) “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而與(yu) 之相對的，其從(cong) 前所服膺的程、朱、陸、王為(wei) 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別開生麵，反對理學，而對朱熹尤其不滿，在其論述中，幾乎處處與(yu) 朱熹唱反調。若從(cong) 心理分析的角度理解，這其中潛藏著他對養(yang) 祖父朱翁的微妙情感態度。此後，顏元改名歸宗，出關(guan) 尋父，皆在此種背景中展開。

第二章則著重分析顏元的身體(ti) 經驗對其思想建構的影響。晚近的思想史研究，借鑒其他學科的成果，關(guan) 注到人的觀念和認知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易言之，身體(ti) 狀況會(hui) 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一個(ge) 人的認識和思考。隻是一部分思想家的思想距離生活較遠，而另一部分思想家的思想則與(yu) 其生活密不可分。顏元提倡力行實踐，無疑屬於(yu) 後者。身體(ti) 對於(yu) 顏元的思想而言，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

顏元早年服膺程朱理學，對於(yu) “變化氣質”之說篤信不疑，至三十四歲時在養(yang) 祖母之喪(sang) 禮中試圖遵循《朱子家禮》，而導致身體(ti) 承受相當的痛苦。隨後，顏元得知自己的身世之變，治喪(sang) 過程中的痛苦體(ti) 驗轉化成對程朱理學的否定。王東(dong) 傑教授敏銳地注意到，所有關(guan) 於(yu) 顏元在這段時間中的經驗，皆來自其自身事後的回憶。講述這些故事，對於(yu) 顏元而言，具有“自傳(chuan) ”的意味。“講故事”也是一種論證的方式，顏元在講述過程中援引身體(ti) 所承受的痛苦，將反思指向程朱理學之中的“氣質之性”。在理學的話語體(ti) 係之中，“氣”是一個(ge) 關(guan) 涉極廣的感念，大致包括了今天所謂“物質世界”的範疇，身體(ti) 在其中僅(jin) 是一個(ge) 方麵。但顏元有關(guan) “氣質”的思考，則基本聚焦於(yu) 身體(ti) 層麵，而且與(yu) 自己的身體(ti) 經驗密不可分。作者援引當代認知語言學研究的成果指出：一個(ge) 概念之中，存在著一些“被認為(wei) 最能代表這一概念的本意”的“原型成員”。而“其他成員則根據各自偏離原型的程度，逐漸向邊緣地區分布”。在不同的社會(hui) 文化語境之中，這些“原型成員”並不相同。事實上，顏元關(guan) 於(yu) “氣質”的思考，所具有的特出之處，就在於(yu) 身體(ti) 成為(wei) 了他思想中“氣質”的“原型”，而對於(yu) 其他人而言，則未必如此。這一洞見，提醒我們(men) 在詞匯和文本所構築的網絡之中，思想者個(ge) 體(ti) 的不同生命曆程，會(hui) 左右他們(men) 使用這些詞匯時的真正意圖。如果忽略了思想者的“體(ti) 溫”對其所使用概念的影響，所描述的思想圖景很可能偏離了曆史現場。作者指出：“不是每個(ge) 思想者都能隨心所欲地從(cong) 抽象層麵進入思想之流。至少對一部分人來說，要想靈活運用一個(ge) 多少有些抽象的感念，大概是需要某些‘原型’幫助的”（第146頁）。因為(wei) 個(ge) 人心目中的“原型”並不相同，使得共享同一概念工具和思想態度的人群之間，其實可能有著微妙差異。若研究者拘泥於(yu) 字詞之間，則思想世界之中那些幽眇隱微，與(yu) 個(ge) 人生命體(ti) 驗密不可分的部分，則可能被遺漏和誤讀。與(yu) 此同時，也提示我們(men) ，平庸思想者的思想，也是具有研究價(jia) 值的，因為(wei) 即便是“陳詞濫調”，經由個(ge) 人體(ti) 悟而被鄭重提出，亦帶有思想者獨特的經驗，從(cong) 中可窺見不少獨特的曆史信息。

對於(yu) 顏元而言，身體(ti) 為(wei) “成聖”提供了基礎和可能，也是德行展示的平台，強調習(xi) 六藝之學而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shu) ，顏元在思想上的原創性並不多，但對於(yu) 身體(ti) 特別是具體(ti) 的肉身的重視，是其有別於(yu) 其他人的一個(ge) 重要特色。

與(yu) 此同時，作為(wei) 一名醫者，顏元對於(yu) 自身和他人的疾痛有著超乎常人的敏感，而他思想當中許多概念工具亦來自傳(chuan) 統醫學之中。顏元最初學習(xi) 醫術是為(wei) 了謀生，但醫學乃“有用之學”，與(yu) 其思想合轍，故一直頗好此道，“儒者之外，醫生是顏元認同的另一身份”（第130頁）。顏元將醫學思想資源運用於(yu) 其對“氣質”的理解和闡發之中。

醫學之外，顏元亦頗為(wei) 尚武，在他的交遊圈子中，不乏一批允文允武的地方讀書(shu) 人，他們(men) 相互切磋琢磨，交往頗密。明季以來地方社會(hui) 中的習(xi) 武風氣，顯然影響到了顏元和他周圍的這群朋友，顏元也頗以知兵和武功自得。在其年譜中，有數處描述其武藝高強的記載，繪聲繪色，頗能見其神采。這些經驗同樣也被整合到他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和闡發之中。

第三章聚焦於(yu) 作為(wei) 在鄉(xiang) 裏“作聖”的顏元與(yu) 其周遭鄉(xiang) 人的互動。晚近史家汲汲於(yu) 在浩如煙海的史料尋找“無名之輩”，而事實上，曆史上的精英名流的生活中，亦存在著大量“無名之輩”，他們(men) 與(yu) “大儒”之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儒家思想並不鼓勵可以標新立異，“庸常”本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價(jia) 值。但是，以聖賢自期的儒者一項重要任務，便是“教化”百姓。以往的研究，大抵較少注意及被“教化”者的反應和認知。王東(dong) 傑教授指出：“一個(ge) 立誌學聖的讀書(shu) 人如何在鄉(xiang) 間自處，那些不識之無的鄉(xiang) 鄰又會(hui) 給他怎樣的回應？我們(men) 仍然所知甚少”（第153頁）。在此章中，作者除利用傳(chuan) 統文獻史料之外，更將目光轉向民間故事和田野訪談。直到今天，顏元家鄉(xiang) 附近的鄉(xiang) 野村落間，婦孺仍稱其為(wei) “聖人爺”。這足以提示我們(men) ，在精英用文字所構築的圖景之下，仍有一個(ge) 麵貌相對模糊但依稀可辨的常民世界，而顏元的形象在這個(ge) 世界中也被記錄和記憶，盡管其中無不加工和改造。在本章中，除了士人方麵對顏元的印象和評價(jia) 外，作者也將鄉(xiang) 裏百姓的眼光納入考察，展現了一意“作聖”的教化者與(yu) 其教化對象的複雜互動，同時指出後者在相當程度上也按照自身的文化塑造了教化者的形象和記憶。

顏元早歲與(yu) 同鄉(xiang) 王法乾定交，彼此以聖人相期。所以自青年時期起，顏元在日常生活中“主敬存誠”而導致“人望而笑之”，因為(wei) 大多數包括讀書(shu) 人在內(nei) 的時人，往往僅(jin) 僅(jin) 對經書(shu) “浮慕”，而非遵之篤行。顏元與(yu) 王法乾則屬於(yu) 少數在生活中一意遵禮而行的人，他們(men) 演禮的行為(wei) 被鄉(xiang) 人視同“做戲”，而嘲諷不斷。而顏元性格中的棱角，亦引起師友的規箴，以至他不斷調適改變對世俗的態度，強調“學如愚”，至晚年已經平和許多。在他實踐和傳(chuan) 播古禮，意圖重建“禮治社會(hui) ”的過程中，所結交的人物逐漸多樣，試圖“放低身段”而求更大範圍地傳(chuan) 播其理念，至晚年已經表示“化人者不自異於(yu) 人”，甚至因為(wei) 交遊過“濫”而引起一些同道不滿。

習(xi) 禮之外，顏元的教化工作亦包括對民間“異端”的批判，但其表述方式則又與(yu) 許多民間信仰的異曲同工。明清之際華北鄉(xiang) 村中的民間思想，成為(wei) 顏元和他所攻擊的異端所共享的資源。甚至顏元本人的身世和社會(hui) 地位，也與(yu) 許多民間教派的領袖高度相似。

作者注意到，在顏元及其學說崛起的過程中有著三股主要推力：官府著重表彰其孝行，但未必肯定其在程朱理學之外別樹一幟，甚至將漢、宋之學一齊推倒的學術主張；鄉(xiang) 民則將“顏聖人”納入固有的敘事結構之中，將其塑造成一個(ge) 類似傳(chuan) 統小說中近乎諸葛亮、劉伯溫一般的多智而有方士氣的形象。譬如某年保定府有婦女“被妖魅”，也想要請“顏聖人”出麵解決(jue) 。雖然顏元本人為(wei) 了避免虛名招禍而拒絕了上述請求，但也可見民間對“聖人”的理解，帶有某些非正統的氣息。顏元生平中行醫、習(xi) 武、占卜等事跡，在當地民間傳(chuan) 說中被進一步演繹附會(hui) 。在這些傳(chuan) 說中習(xi) 齋戲弄權貴、施法滅火、未卜先知甚至被康熙皇帝稱之為(wei) “瘋子”等故事逸聞構成了鄉(xiang) 裏社會(hui) 關(guan) 於(yu) “顏聖人”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當地流傳(chuan) 至今。“聖人”誌在教化鄉(xiang) 民，而自身形象卻不免被鄉(xiang) 民按照他們(men) 的文化塑造。被“教化”者在曆史中的能動性，在這個(ge) 個(ge) 案當中，得以較好地呈現：他們(men) 並非被動接受教化的無知之人，而是擁有自身文化傳(chuan) 統和活力的曆史參與(yu) 者。

與(yu) 鄉(xiang) 民不同，顏元弟子則從(cong) 另一角度記述其形象，營造出一個(ge) 更接近儒家經典的“聖人”形象。其原型來自《論語》中的孔子，記載所采用“文類”與(yu) “格套”都可見對《論語》的模仿。與(yu) 民間認知的方士形象迥然不同，應該更符合顏元本人的行事和認同。

通觀全書(shu) ，三百多年前的一位“鄉(xiang) 裏的聖人”躍然紙上，其言其行，一一曆曆如繪，盡管其中有些層麵未必是顏元自己所願意全然展露的。如果起顏元於(yu) 地下，他會(hui) 如何看待這本書(shu) 中對自己的描述和剖析呢？我們(men) 不得而知，他所念茲(zi) 在茲(zi) 的是：“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成為(wei) 聖人的理想，對於(yu) 現代人而言似乎有些迂遠，但當那些帶著“體(ti) 溫”的思想被喚醒時，我們(men) 仍可表示“了解之同情”以及相當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