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史辯證，持世救偏——章學誠經史觀新論

作者：張城（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部）

來源：《人文雜誌》2021年第11期

摘要：經史關(guan) 係是中國思想史的核心問題，貫穿於(yu) 周秦以來的曆史發展全過程。麵對清代中葉經學訓詁學之迅速興(xing) 起，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論，以重建經史關(guan) 係之視角，力圖對周秦以來儒生所持"六經載道之書(shu) "的曆史成規進行糾偏，進而為(wei) "史"正名，同時給予"經"應有之地位。章學誠之經史觀，核心即六經皆史之經史觀，周孔之分之聖人觀，即器明道之方法論，學於(yu) 眾(zhong) 人之知行觀。章學誠看似尊史抑經，實則為(wei) 尊經前提下納史入經，經史並重。由此，經立基於(yu) 製度實踐之史，史則隨時撰述提升為(wei) 經。信仰基於(yu) 正史，曆史亦有經訓，曆史提升為(wei) 一種曆史哲學，曆史化為(wei) 了信仰。

關(guan) 鍵詞：章學誠；六經皆史；周孔之分；即器明道；道器合一

引言：思想史脈絡中之“六經皆史”

章學誠思想影響最為(wei) 深遠的非“六經皆史”莫屬。就經史之辯證互動關(guan) 係而言，此論並非章學誠首創，前人早有所涉及與(yu) 論述。最具代表性的如大儒王陽明曾對經史關(guan) 係有如下論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1】明末李贄更有六經皆史之明確論斷：“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wei) 穢史矣，何以垂戒監乎？經而不史，則為(wei) 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謂《六經》皆史可也。”【2】二者對經史辯證關(guan) 係雖有所涉及，但皆點到為(wei) 止，並未形成係統專(zhuan) 門之論述。直至浙東(dong) 史學殿軍(jun) 章學誠“六經皆史”專(zhuan) 論應時而生，【3】對經史關(guan) 係作了係統專(zhuan) 門之論述，賦予其新內(nei) 涵。正如周予同所評論：“王通以後，提到‘經’、‘史’關(guan) 係的，還有南宋陳傅良，明宋濂、王守仁和李贄，但他們(men) 說得都較簡單，有的隻是偶爾涉及，並未構成一種係統學說。直到章學誠‘六經皆史’，才真正成為(wei) 一種係統學說，有其‘經世’理論。因此，他的‘六經皆史說’顯然是附有新的涵義(yi) 的。”【4】

凡是在曆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學說，並非無緣無故，皆淵源有自。如能重回曆史現場，從(cong) 思想史內(nei) 在的發展脈絡去觀察分析，即會(hui) 發現章學誠所提“六經皆史”論並非拾人牙慧，而是有其深思熟慮。章氏所處之世為(wei) 乾嘉考據學興(xing) 盛之時，麵對乾嘉經學考證注重字義(yi) 、名物與(yu) 製度的嚴(yan) 峻挑戰，特別是經顧炎武至戴震的“經學即理學”命題，宣稱六經為(wei) 載道之書(shu) ，道畢具於(yu) 六經，訓詁考證則是識解大道的必備功夫。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戴震給段玉裁的信中曾自述道：“仆自十七歲時有誌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cong) 事於(yu) 字義(yi) 、製度、名物，無由能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wei) 之卅餘(yu) 年，灼然知古今治亂(luan) 之源在是。”【5】此即乾嘉考據學之核心觀點，可謂當世之顯學，影響頗大。章學誠對此頗為(wei) 惱火，其“六經皆史”所破所立，所針砭之對象實基於(yu) 此。“六經皆史”論的宗旨即納史入經，經史並重，經世致用。“章學誠與(yu) 經學家們(men) 的根本分歧不在義(yi) 理與(yu) 考據的關(guan) 係，而在六經的位置：在經學家，道自六經出，非由文字訓詁而不得門徑；在章學誠，六經不足以盡道，他試圖在史的範疇中另覓義(yi) 理的途徑。”【6】欲與(yu) 此甚囂塵上之乾嘉考據學針鋒相對，章學誠破立並舉(ju) ，提出“六經皆史”之宏論，自立一套從(cong) 本體(ti) 到方法的更為(wei) 係統徹底之經史理論。對於(yu) “六經皆史”論，島田虔次給予高度評價(jia) ，把它與(yu) 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清朝考證學“實事求是”相提並論，稱其為(wei) “中國學術史上最著名的口號之一。”【7】餘(yu) 英時對此亦十分看重，視之為(wei) 清代學術史上的突破性創見。【8】章學誠“六經皆史”論，讚譽之聲雖然不少，但亦有人將其視為(wei) “末世之音”，認為(wei) “六經皆史”論刻意把“經”降低為(wei) “史”，無形之中逐漸瓦解了人們(men) 把“經”視為(wei) 常道的精神信仰。【9】無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是讚譽，抑或批判，的確在章學誠所處之世，經學逐漸走向式微，我們(men) 隻有重返曆史現場，回到思想史發展脈絡之中，才能進入章學誠的思想世界，真正理解“六經皆史”論之要義(yi) 精髓。

一、“六經皆史”：章學誠之經史觀

“六經皆史”乃章學誠經史關(guan) 係論之基本理論。“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尚書(shu) 》與(yu) 《春秋》也。……若六藝本書(shu) ，即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10】若想對章學誠之經史觀作全麵準確之理解把握，則須對經史概念先釋其義(yi) 。而在章學誠的思想脈絡中，何為(wei) 經，何又為(wei) 史？

許慎《說文解字》言：“經，織也”。即指從(cong) 絲(si) 為(wei) 經，衡絲(si) 為(wei) 緯，凡織，經靜而緯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作了訓解演繹：“織之從(cong) 絲(si) 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經者，常也。即訓常道，指常行之義(yi) 理、準則。而在三代之後，擬經、僭經之事屢出不窮，章學誠可謂痛心疾首，力圖針砭時弊為(wei) 經正名，對何為(wei) 經章氏做了獨特訓解：“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為(wei) 尊稱，義(yi) 取經綸為(wei) 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wei) 經。”【11】經非尊稱，其興(xing) 起並非要尊經顯經，乃勢之不得不然。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憂道之不傳(chuan) ，乃取周公典章，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次第編為(wei) 六藝，與(yu) 眾(zhong) 徒相與(yu) 而申明之，但夫子之時六藝亦不稱經。在章學誠看來，為(wei) 何尊經，一方麵因傳(chuan) 之興(xing) 而始有經，“六經不言經，三傳(chuan) 不言傳(chuan) ，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chuan) ，對人而有我，是經傳(chuan) 人我之名，起於(yu) 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12】一方麵因諸子之興(xing) 而尊經。官師政教分離，諸子處士橫議，私家之言脫離典章政教紛然而起，“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為(wei) 經，則又不獨對傳(chuan) 為(wei) 名也。……六經之名起於(yu) 孔門弟子亦明矣。”【13】“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14】經之名初始之義(yi) 既非尊稱，那在章氏看來，何為(wei) 經之本義(yi) ？“‘《易》曰：雲(yun) 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13可見，“綱紀世宙”乃為(wei) 章學誠所言之經綸本義(yi) ，其引申之意則為(wei) 治國理政。顯然，如此定義(yi) 經，與(yu) “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yu) 空言”【15】一脈相承，六經非聖人之憑空撰述乃是典章政教，六經之跡可依可循，重實踐而輕空言。

章學誠曾言：“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yu) 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16】批評韓愈知經而不懂史。對於(yu) 史學，章學誠抱負極大：“吾於(yu) 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wei) 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yu) 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liang) 途，不相入也。……史學義(yi) 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cong) 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17】由此可見，其不屑於(yu) 與(yu) 唐代大史學家劉知幾相提並論，認為(wei) 對於(yu) 史學義(yi) 例、校讎心法自有獨創，可知其胸中抱負。對當時名噪一時的經學大師戴震，章學誠更因其不諳史學卻又盛氣淩人，非常惱火：“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yu) 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餘(yu) 言史事，輒盛氣淩之。”【18】在章學誠看來，其心目中之史學，非經史子集四部之史部，曾說：“愚之所見，以為(wei) 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yu) 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yu) 天地之間，別為(wei) 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19】此處所言史學非今日之曆史學，僅(jin) 指史料耳。他進一步指出：“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20】“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ti) 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為(wei) 史學，則未之聞矣。”【21】在他看來，史考、史選、史纂、史評、史例雖都可列於(yu) 史部，但通常所謂經史子集之史部，卻並非其理想之史學。章學誠所言之史，非後人所謂之史料，而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背景下闡釋先王之道的“撰述”，即為(wei) “周代官吏所掌守的實際的政製典章教化施為(wei) 的曆史記錄。”【22】他所看重的乃是政典所具之教化功能，而非現代史學的史料價(jia) 值。在章學誠心目中，真史學，須具史德，即“著書(shu) 者之心術也。”23其實即孔子所謂之微言大義(yi)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yi) 昭乎筆削。筆削之義(yi) ……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yu) 一心。”【24】《春秋》之所以能成為(wei) 史之大本大源，即在於(yu) 其集中體(ti) 現了聖人心術，而獨竊取筆削之義(yi) ，“史之所貴者義(yi) 也”。【25】而此史學中所內(nei) 含的筆削之義(yi) ，並非立基於(yu) 空言，而是“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26】體(ti) 現聖人心術之史德，即史家所言之“別識心裁”，唯有如此，方能成一家之言。在《申鄭》篇中，他對宋代史家鄭樵的崇敬之情溢於(yu) 言表：“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yu) 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ce) ，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wei) 經緯，成一家之言也。”【27】不論聖人之心術，抑或史家之別識心裁，其目的都在於(yu) 經世，“知史學之本於(yu) 《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yu) 孔子，先儒以為(wei) 其功莫大於(yu) 《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yi) ，不足言史學也。”【28】因此，在章學誠心目中，真正能稱之為(wei) 史學者，必能垂訓古今，必為(wei) 經世之學，“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學術固期於(yu) 經世……得一言而致用，愈於(yu) 通萬(wan) 言而無用。”【29】學問之宗旨並非故弄玄虛，空言著述，而是切合人事，經世致用。

由此經史之訓解釋義(yi) ，便對《文史通義(yi) 》開宗明義(yi) 之言能深切領會(hui)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shu) ，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30】章學誠認為(wei) ，六經皆先王政典，其有聖人心術，筆削之義(yi) ，亦即有道理在。但又“未嚐離事而言理”，是從(cong) 治國理政實踐中得來之史跡史錄。經非空言教訓，史有筆削之義(yi) 。在此意義(yi) 上，經史“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28】經即史，史亦即經。因此，在討論章學誠經史觀時，我們(men) 要特別注意一種傾(qing) 向，即認為(wei) “六經皆史”論有尊史抑經之傾(qing) 向，如侯外廬所言：“‘六經皆史’論，不但是清初反理學的發展，而且更有其進步的意義(yi) 。他大膽地把中國封建社會(hui) 所崇拜的六經教條，從(cong) 神聖的寶座拉下來，依據曆史觀點，作為(wei) 古代的典章製度的源流演進來處理。”【31】作為(wei) 浙東(dong) 史學殿軍(jun) 的章學誠，重史之地位毋庸置疑，但他並非疑經之人，並未有抑經之傾(qing) 向，對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32】更推崇備至。在晚年《上朱中堂世叔珪書(shu) 》中，曾言及自己飽受時議的經史觀：“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為(wei) 有意爭(zheng) 衡，此不足辨也。……何嚐有爭(zheng) 經學意哉!且古人之於(yu) 經史，何嚐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隻是得半之道。”【33】與(yu) 其說章氏的基本立場為(wei) 尊史抑經，還不如說是在尊經之前提下納史入經，尊史為(wei) 經。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目的是要“為(wei) 千古史學辟其蓁蕪”，【34】正如其晚年自辯：“《通義(yi) 》所爭(zheng) ，但求古人大體(ti) ，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33】內(nei) 含其高亢之三代複古理想，即以史學作為(wei) 一切經典之根柢。正如內(nei) 藤湖南所言：章學誠“認為(wei) 史學並不是單純記錄事實的學問，並對此從(cong) 根本上給以了原理、原則的思考。雖然他的思考方式是哲學的，但是在章學誠看來，作為(wei) 一切學問的根本不是哲學而是史學。”【35】讓經學不再懸無根基，置於(yu) 空言，而是有其史學之堅實基礎。由此，經之地位更加鞏固，同時又把史學提升到作為(wei) 經之基礎的牢固地位。“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就其主要方麵而言，恐怕還不是尚存爭(zheng) 議的尊經、抑經問題，貫穿於(yu) 其間的一個(ge) 中心思想，實為(wei) 複原中國儒學的經世傳(chuan) 統，倡導以史學去經世致用。”【36】因此，經以史為(wei) 基，史亦有經訓，經非空言虛懸，史非材料堆砌，經即史，史即經。就此而言，經史並重，經史並治，才是章學誠經史觀之核心。

二、“求端於(yu) 周孔之分”：章學誠之聖人觀

討論章學誠的經史觀，有一繞不過去的議題，即周孔之關(guan) 係。中國經學史上，一般而言，經今文學宗師孔子，經古文學則祖述周公。章學誠所處之清代中葉，孔子地位明顯高於(yu) 周公，被曆朝曆代統治者不斷加封。由周孔並稱到以孔孟並稱，看似稱謂之簡單變化，實則道出了儒家道統譜係學中周孔地位之實質變遷。牟宗三曾指出：“唐、宋以前都是周孔並稱。由宋儒開始，才了解孔子的獨立價(jia) 值，了解他在文化發展中有獨特的地位，不能簡單地由他往上溯，而作為(wei)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驥尾。宋儒的貢獻在此。所以由宋儒開始，不再是周孔並稱，而是孔孟並稱。這很不同，表示這個(ge) 時代前進了一步，是個(ge) 轉折的關(guan) 鍵。”【37】章學誠把重新檢討周孔關(guan) 係看得非常之重。“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為(wei) 周、孔。”【38】如要把握往聖先賢所傳(chuan) 之道，知曉周孔之分至為(wei) 關(guan) 鍵，這亦是章學誠經史觀一脈相承的內(nei) 在邏輯。《禮記·樂(le) 記》雲(yun)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章學誠認為(wei) ，隻有德位兼備之聖人才有製作禮樂(le) 刑政、典章政教之權責，而被儒生視為(wei) 崇高神聖之六經亦不過“先王之政典”，“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為(wei) 經。”在他看來，周公即六藝之“作者”，六藝乃周公治國理政之典章，其切合於(yu) 當時人事，具有經綸為(wei) 世之效，進而才有立為(wei) 經之可能。而孔子僅(jin) 為(wei) 六藝之“述者”而非“作者”，“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39】

由此看來，章學誠力圖從(cong) 重建經史關(guan) 係之視角，還原“六經皆史”論曆史脈絡中的周孔關(guan) 係，給予各自恰當位置，各安其位。首先，章學誠把周孔都尊為(wei) 聖人，而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言有故意揚周貶孔之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yu) 一人，不複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38】周公孔子之聖符節吻合，如出於(yu) 一人，“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39】特別針對後世儒生罔顧事實不曉真理，想棄周公而獨尊孔子，“援天與(yu) 神而為(wei) 恍惚難憑之說……而盛推孔子，過於(yu) 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yu) 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38】看似尊孔，實則背離孔子尊周公之旨意，亦與(yu) 儒家重經世之宗旨不甚相符。其次，章學誠認為(wei) 周孔之分至為(wei) 關(guan) 鍵，關(guan) 涉古今學術源流。在他看來，周孔雖都為(wei) 聖人，但亦“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wei) 聖不必盡同，時會(hui) 使然也。”【38】所處時代環境有異，為(wei) 聖之方必將有別。“必求端於(yu) 周、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而前人於(yu) 此，言議或有未盡也。”【40】周孔之分並非隻是簡單的地位之別，而是關(guan) 涉古今學術之宗旨，不可不明。再次，章學誠分別周孔關(guan) 係之核心標準在於(yu) 德與(yu) 位。《中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le) 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le) 焉。”(《中庸》第二十八章）章學誠深受儒家德位觀影響，認為(wei) 有位無德或有德無位皆不能製作典章禮樂(le) ，其製作之權隻能歸於(yu) 德位皆備之聖人，“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yu) 道體(ti) 之適然。”【38】“大抵為(wei) 典為(wei) 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lun) 之所製作，今之六藝是也。”【41】在他看來，周公乃有德有位之聖人，可集千古群聖之大成，“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yu) 無可複加之際，故得藉為(wei) 製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38孔子則有德卻無位，即無製作之權。“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即無製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征不信’也。”【42】孔夫子之所以“述而不作”，並非自謙，而是對聖王德位一體(ti) 之觀念有高度自覺。同時，章學誠亦特別申明，孔子雖無位但亦為(wei) 聖人，雖不能列於(yu) 集大成之域，但孔子之聖非遜於(yu) 周公，時會(hui) 使然也。最後，章學誠指出周孔分別之曆史功績與(yu) 地位。周孔為(wei) 何有如此之分，其因如上所言即“時會(hui) 使然”，關(guan) 鍵在於(yu) 三代以上君師治教合一，三代以降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yu) 一。由此君師治教之分，而有周孔之別，“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異於(yu) 前人，此道法之出於(yu) 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為(wei) 先聖，孔子為(wei) 先師，蓋言製作之為(wei) 聖，而立教之為(wei) 師。”【43】由此，從(cong) 經世之經史觀出發，章學誠認為(wei) 周公重於(yu) 孔子，“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43】(但又迫於(yu) 當時環境，特強調乃出於(yu) 天)周公集群聖之大成，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正如有學者所言：“章氏置周公的成就於(yu) 孔子之上，此點不隻與(yu) 絕大多數儒者大異其趣，而且與(yu) 清初君主的評價(jia) 亦不符。……但不可否認的，章氏的評估標準卻是取自‘時代精神’(Zeitgtist)‘理’與(yu) ‘勢’的合一。”【44】孔子立教之極亦本於(yu) 周公之大成，不能出其範圍。但君師既分，又不能盡行周公之道法典章而隻能明其教。“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ti) 矣。”【43】用治統、立教分別周孔，顯示了章學誠聖人觀的匠心獨運之處，事功製作當為(wei) 首，製作才能為(wei) 聖，立教隻能為(wei) 師。後世新儒家牟宗三亦用政教之分以別周孔之地位：“到了孔子，開始政教分離；假定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wei) 主，就是以政治事業(ye) 為(wei) 主，以業(ye) 績為(wei) 主。孔子並沒有作皇帝，沒有稱王，有其德而無其位。所以我們(men) 可以籠統地說，到了孔子，是政教分離；孔子的地位是‘教’的地位，不是‘政’的地位。所以孔子本身含一傳(chuan) 統。”【45】雖同樣討論政教關(guan) 係，但作為(wei) 新儒家代表的牟宗三宗師孔子，其力圖抬高孔子地位之用意甚為(wei) 明顯。而章學誠並非儒門中人，並且對當世儒生並無太多好感，對孔子雖甚為(wei) 尊重但亦說不上宗師孔子，則其目的在於(yu) 凸顯周公之地位。同時，章學誠雖認為(wei) 孔子之學盡為(wei) 周公之道，但“惟孔子與(yu) 周公，俱生法積道備至於(yu) 無可複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出於(yu) 一人，不複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43】在章學誠看來，雖不能有意拔高孔子，但亦不能矮化聖人。而後世儒生欲尊孔子，私立其為(wei) 儒者宗師，卻不知道反而矮化了孔子，“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wei) 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yu) 立儒道之極也？……人道所當為(wei) 者，廣矣，大矣。”【42】孔子立教乃是立普世之人道，而非僅(jin) 立儒家一派之道。與(yu) 此同時，章學誠認為(wei) 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如沒有三代之後官師政教分離，則私言不會(hui) 出於(yu) 世。孔子乃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yu) 萬(wan) 世，此實為(wei) 孔子之不得已。“夫子生於(yu) 東(dong) 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yu) 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yu) 淪失也，於(yu) 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ti) 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跡者，獨與(yu) 其徒相與(yu) 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46】而後世之儒非處衰周之世，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以為(wei) 孔子之本誌，誤欲師孔子而法六經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讬於(yu) 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yu) 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47】因此，章學誠特別鄭重提醒後世儒生：“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48】孔子之所學，乃是倡周公之道，存其治化之跡，以明其教，而非空言著述離其宗旨。

三、“即器而明道”：章學誠之方法論

為(wei) 與(yu) 一時甚囂塵上的乾嘉考據學相抗衡，章學誠發前人之未言，立基於(yu) “六經皆史”論，力圖構建一套完整係統的從(cong) 本體(ti) 到方法之經史觀，對考據訓詁學進行徹底清算。前述的經史觀、聖人論屬於(yu) 本體(ti) 論視域，這裏從(cong) 方法論視角作進一步檢討。“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shu) 耳。”【49】針對儒生根深蒂固的六經乃載道之書(shu) 的理論偏見，章學誠“六經皆史”要旨即為(wei) 道正名，何為(wei) 道，何以求道，又何以明道。

《原道》卷首，章學誠即開宗明義(yi) ，“道之大原出於(yu) 天”，接著講“《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50】認為(wei) 道乃先於(yu) 人而存在，進而從(cong) 曆史哲學視角，由“天地生人斯有道”始，一步步實證“有道而未形”“道形而未著”“部別班分而道著”，而後仁義(yi) 忠孝之名，刑政禮樂(le) 之製皆起的社會(hui) 曆史發展進程。最後雲(yun) ：“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wei) ，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50】在章學誠看來，道即為(wei) 社會(hui) 發展本身蘊含的曆史規律與(yu) 必然趨勢，與(yu) 任何聖人有意為(wei) 之的主觀創造無關(guan) 。“聖人創製，則猶暑之必須為(wei) 葛，寒之必須為(wei) 裘，而非有所容心。”【50】聖人非憑空造作，皆因循道之客觀運行規律而製作。因此，章學誠總結道：“孰為(wei) 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50】故道即不知其然而然矣。

章學誠一生以求道明道為(wei) 誌業(ye) ，時常感歎：“嗟乎!道之不明久矣。”【51】後世之人不曉六經非載道之書(shu) ，而僅(jin) 為(wei) 載道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shu) 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49】“六經皆器”作為(wei) “六經皆史”經史觀之重要支撐，躍然紙上。對如何才能求道，章學誠進一步提出聖人與(yu) 眾(zhong) 人的概念：“道無所為(wei) 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聖人有所見，故不得不然；眾(zhong) 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為(wei) 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50】聖人作為(wei) 體(ti) 道者，有不得不然而須求其所以然。但道無形而不可見，如何道方可求？如老子所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雖不可見，但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一陰一陽之跡，即為(wei) 載道之器，“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48】聖人可藉道之跡即器以見道。“《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51】因此，器以載道，求道必於(yu) 器中，“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49】

由“道器合一”“六經皆器”之本體(ti) 論，自然便能開出“即器而明道”之認識論。六經非載道之書(shu) ，隻是周公之政典，孔子因憂周公之道晦，而表彰六籍立之為(wei) 經，“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49】經本身非道矣，隻是載道之器而已。因此，章學誠明確指出：“夫道備於(yu) 六經，義(yi) 蘊之匿於(yu) 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52】道本源自於(yu) 天，未有斯人而先有斯道，其為(wei) 宇宙萬(wan) 物之所以然。正如列寧所言：“人類思維按其本性是能夠給我們(men) 提供並且正在提供由相對真理的總和所構成的絕對真理的。”【53】章學誠所言之道即可理解為(wei) 列寧所言的絕對真理，而備於(yu) 六經中之道可理解為(wei) 列寧所言的相對真理。道作為(wei) 總體(ti) 的絕對真理，由相對真理總和而成，曆史發展永無止境，相對真理亦不斷發展。對章學誠之論斷，餘(yu) 英時頗有識見：“實齋的本意是說六經但為(wei) 某一階段(即古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易言之，六經皆史而史不盡於(yu) 六經。必須如此下轉語，‘六經皆史’的全幅涵義(yi) 始能顯現。……實齋以‘道’在曆史進程中不斷展現。六經既隻是古史，則最多隻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發展的消息。至於(yu) ‘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六經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隻有求之於(yu) 三代以後之史了。”【54】“義(yi) 蘊之匿於(yu) 前者”，即言六經本身乃周公之政典作為(wei) 載道之器的六經隻能明三代以來之道(相對真理)，而三代以來後續之道則超出作為(wei) 載道之器的六經所能明道之範圍，“事變之出於(yu) 後者”，必須往後看，“隨時撰述以究大道”。尤其針對儒生“求道必於(yu) 六經”之固執，章學誠甚至指出：“離經傳(chuan) 而說大義(yi) ，雖諸子百家，未嚐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55】這裏要強調的是，章學誠並非相對主義(yi) 者，對六經中所義(yi) 蘊之道並非隨時代發展而棄而不顧，相反必須“貴約六經之旨”即今日所言之立場、觀點、方法。但章學誠亦非好古之人，並常以孔子所言之“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自警自勉。同時，對自古及今的經世致用之道，章學誠從(cong) 不敢怠慢，“鄙人不甚好古，往往隨人浮慕而旋置之，以謂古猶今爾。至於(yu) 古而有用，則幾於(yu) 身命殉之矣!”【56】“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yu) 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是則學之貴於(yu) 考征者，將以明其義(yi) 理爾。”【57】“要其一朝典製，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yu) 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58】得其仿佛者亦即“貴約六經之旨”，對此甚為(wei) 重視，以至可為(wei) 其身命殉之。可見章學誠視“六經之旨”為(wei) 指導思想，須闡明其中義(yi) 理，但又非僅(jin) 僅(jin) 墨守經訓，並“隨時撰述以究大道”，通過可見之跡，與(yu) 時俱進地深入揭示“道”之恢宏全體(ti) 。

對於(yu) 六經不能言，而事變之出於(yu) 後者隨時撰述以究之“大道”，章學誠認為(wei) 必須尊重“時會(hui) 使然”即曆史發展之規律。六經乃周公政典，成於(yu) 治教無二官師合一之際。“學者所習(xi) ，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未嚐別見所載之道也。”【59】但其後“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yu) 一，氣數之出於(yu) 天者也。”【60】麵對這種官師治教相分之不得不然，章學誠認為(wei) 不可泥古不化，“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yu) 言夫道矣。”【59】“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zhuan) 家之習(xi) 業(ye) ，然以墨守為(wei) 至詣，則害於(yu) 道矣。……於(yu) 是有誌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yu) 古所雲(yun) 矣。”【61】強調學者不可舍今而求古，抱守殘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為(wei) 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wei) 之外耳。”【62】由此可見，以時為(wei) 大，經世為(wei) 本，這即章學誠“六經皆史”之精髓要義(yi) 。

同時，“六經皆史”又潛藏著一個(ge) 重要論題，即法先王抑或法時王。在討論此問題前，須指出章學誠毫無疑問是一位“權威主義(yi) 者”，對於(yu) 聖人君父，章學誠始終心存敬畏，“夫著書(shu) 大戒有二：是非謬於(yu) 聖人，忌諱或幹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義(yi) ，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63】同時，他進一步以司馬遷、屈原為(wei) 例：“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yu) 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chuan) 乎？夫《騷》與(yu) 《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yu) 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wei) 文辭之宗焉，大義(yi) 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64】極力申說司馬遷、屈原等對在上之君父無絲(si) 毫誹謗之意。在章學誠心目中，三代以前官師合一治教無二，六經皆先王政典未嚐不以之教人，故學者所習(xi) 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天地之大，可以一言盡。……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65】而後私言私學之興(xing) 起，他認為(wei) 乃出於(yu) 勢之不得已。由此便知，對“以吏為(wei) 師”之古製，章學誠自然推崇備至，“以吏為(wei) 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yu) 古者，禁《詩》《書(shu) 》而僅(jin) 以法律為(wei) 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wei) 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ju) 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dong) 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yu) 一，於(yu) 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yu) 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wei) 師，始複古製。而人乃狃於(yu) 所習(xi) ，轉以秦人為(wei) 非耳。秦之悖於(yu) 古者多矣，猶有合於(yu) 古者，以吏為(wei) 師也。”【66】“以吏為(wei) 師”乃是秦僅(jin) 存三代之法的遺跡，章學誠對秦人恢複古製卻深以為(wei) 然，隻是指出了秦人“以吏為(wei) 師”僅(jin) 以法律為(wei) 師略顯不足而已。“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le) ，不知禮時為(wei) 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製者也。”【66】同時，他特別強調不能不加辨別地盲目複古，“以吏為(wei) 師”有其前提，即必須“禮時為(wei) 大”。而對於(yu) 法先王還是法時王，章學誠之選擇毫無疑問在於(yu) 法時王，對其推崇備至。“《傳(chuan) 》曰：‘禮，時為(wei) 大。’又曰：‘書(shu) 同文’。蓋言貴時王之製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製度，是以文為(wei) 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wei) 鬥奇射覆之資，不複計其實用也。”【67】因此，不能舍今求古，舍器求道，時王製度乃是求道之根本所在。“故無誌於(yu) 學則已，君子苟有誌於(yu) 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yu) 人倫(lun) 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yu) 經術精微，則學為(wei) 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ti) 必有用也。”【66】在章學誠看來，言經術而不通掌故，言好古而不知當代，則為(wei) 射覆之學，鞶帨之文，雖極精能，但不能經世致用。對章學誠貴時王當下之製度實踐，錢穆深有體(ti) 悟，認為(wei) 章學誠點出了訓詁考據之學弊病所在：“我們(men) 真要懂得經學，也要懂得從(cong) 自身現代政府的官司掌故中去求，不要專(zhuan) 在古經書(shu) 的文字訓詁故紙堆中去求。這是章實齋一番大理論。清代人講經學卻都是講錯了路，避去現實政治不講，專(zhuan) 在考據古經典上做工夫，與(yu) 自己身世渺不相涉，那豈得謂是經學？”【68】

因此，求道必求之於(yu) 政教典章以切於(yu) 人倫(lun) 日用。而政教典章之跡，即存於(yu) 眾(zhong) 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zhong) 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於(yu) 聖人，斯為(wei) 賢人。學於(yu) 賢人，斯為(wei) 君子。學於(yu) 眾(zhong) 人，斯為(wei) 聖人。非眾(zhong) 可學也，求道必於(yu) 一陰一陽之跡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yu) 眾(zhong) 人之不知其然而然。”65章學誠方法論之真諦由此可謂和盤托出，看似章氏尊奉以吏為(wei) 師，是一個(ge) 徹頭徹尾主張聖人史觀與(yu) 英雄史觀的權威主義(yi) 者。但事實並非如此，他極力駁斥傳(chuan) 統“聖人與(yu) 道同體(ti) ”謬論。“學於(yu) 眾(zhong) 人，斯為(wei) 聖人”可謂道破玄機，充分彰顯章學誠重視民眾(zhong) ，以民眾(zhong) 為(wei) 求道之本，聖立基於(yu) 眾(zhong) ，遵循下層路線，在認識論層麵堅持民為(wei) 本，套用今日之政治修辭即群眾(zhong) 路線，是群眾(zhong) 史觀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徹底否認了聖人史觀。侯外廬稱這一說法為(wei) “乾嘉時代的光輝的命題。”【69】

四、“學於(yu) 眾(zhong) 人”：章學誠之知行觀

“學於(yu) 眾(zhong) 人，斯為(wei) 聖人。”其中深蘊著章學誠之知行觀。“大道之隱也，不隱於(yu) 庸愚”。【70】眾(zhong) 人雖不能體(ti) 道，知曉萬(wan) 事萬(wan) 物之所以然，但在章學誠的視域裏，眾(zhong) 人作為(wei) 包含萬(wan) 事萬(wan) 物之當然的總體(ti) 性概念，卻包含著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此為(wei) 道之跡，經世之道即蘊含於(yu) 此跡中。同時，他強調之所以要學於(yu) 眾(zhong) 人即在於(yu) 有“公是成於(yu) 眾(zhong) 人”，“天下有公是，成於(yu) 眾(zhong) 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71】聖人必須藉此跡，道才方可見，“非眾(zhong) 可學也，求道必於(yu) 一陰一陽之跡也。”同時，在章學誠看來，“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72】由此，對眾(zhong) 人日倫(lun) 常用如此眾(zhong) 多的一陰一陽之跡即道之跡，聖人必須悉心領悟，以經世為(wei) 標準，把眾(zhong) 跡之中“窮變通久之理”進行“經綸製作”，提煉總結集大成，變成載道之器如六經等經典文獻以垂訓於(yu) 後世，此即道之器。並且此道之器皆取於(yu) 國家政教官司典守，而非空言著述私說爭(zheng) 論，“司徒敷五教，典樂(le) 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yu) 製度。彼時從(cong) 事於(yu) 學者，入而申其占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為(wei) 授受也。”【73】作為(wei) 載道之器如六經等，經曆史實踐之反複檢驗，又可對其進行持續的理論提純，“貴約六經之旨”即今日所言立場、觀點、方法，用以指導眾(zhong) 人，即變成道之理。在章氏理論中，錢穆最為(wei) 看重“聖人學於(yu) 眾(zhong) 人”，認為(wei) 此條義(yi) 理最深，對之讚譽有加推崇備至：“儒家的價(jia) 值係統並不是幾個(ge) 古聖昔賢憑空創造出來而強加於(yu) 中國人的身上的。相反的，這套價(jia) 值早就潛存在中國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過由聖人整理成為(wei) 係統而已。正是由於(yu) 儒家的價(jia) 值係統是從(cong) 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它才能反過來發生那樣深遠的影響。”【74】綜上而言，章學誠知行觀的內(nei) 在邏輯已清晰可尋：聖人學於(yu) 眾(zhong) 人，從(cong) 人倫(lun) 日用中體(ti) 會(hui) 眾(zhong) 人之感性材料即道之跡→經由聖人經綸之製作即道之作→編輯為(wei) 經典文獻即道之器→上升為(wei) 指導的思想即道之理，由是一步步伴隨曆史之發展，隨時撰述以究大道。這即章學誠知行觀內(nei) 蘊之邏輯，實際上承繼了中國古典哲學傳(chuan) 統中的知行合一觀，更為(wei) 重要的是，它有一種承前啟後的曆史功能。章學誠是浙東(dong) 史學殿軍(jun) ，章太炎是浙東(dong) 史學的傳(chuan) 人，而範文瀾曾師從(cong) 章太炎門人黃侃，這為(wei) 範文瀾後來轉向以實踐論為(wei) 基礎的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汪暉即指出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為(wei) 重新理解經史關(guan) 係確立了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視野”。【75】

同時針對漢學、宋學之流弊，章學誠作出針鋒相對之尖銳批評。“君子之學術，為(wei) 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yu) 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yu) 義(yi) 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yu) 偏，必取其精者為(wei) 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為(wei) 正，必襲其偽(wei) 者為(wei) 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76】所謂持世，就是為(wei) 當時的典章政教人倫(lun) 日用服務，用以經世；所謂救偏，就是指斥漢學、宋學等的各執一偏。【77】

首先，對漢學誤以器為(wei) 道之流弊提出批評：“訓詁章句，疏解義(yi) 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78】漢學知即器以求之，而其用思致力之途，初不出乎字義(yi) 、名物、製度、章句、訓詁之間，以為(wei) 所有學問均在此，而不知這乃明道之器而非道之本體(ti) 。在章學誠看來，六經即器，雖非載道之書(shu) ，但隻有存是器方能識其道。由此之故，便不能走向另一個(ge) 誤以器為(wei) 道之極端。章句訓詁，製度鑽研，義(yi) 理疏解，名物考求，皆不足以言道。因此，意圖以考據訓詁之學以通經，其實是南轅北轍離道甚遠，實不可取。“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yi) ，而執形跡之末，銖黍較量，小有異同，即囂然紛爭(zheng) ，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79】特別針對後世經學家固守門戶，範圍狹窄，隻陷於(yu) “一經之隅曲”而不能窺見古人之全體(ti) ，章學誠認為(wei) 求道須六藝並重而不可止守一經，即使治一經而經旨閎深亦不可限於(yu) 隅曲，故專(zhuan) 攻一經之隅曲必與(yu) 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相悖，“訓詁章句，疏解義(yi) 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chuan) 其學者又複各分其門戶，……門徑愈歧而大道愈隱矣。”【78】這即針對以戴震為(wei) 首的以訓詁才能通經致道的漢學之激烈批評，並揶揄此為(wei) “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80】正因對漢學之反動，章學誠特別強調“讀書(shu) 觀大意”亦未嚐非學問求道之方，否則一味崇奉考據訓詁，則“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si) 。”【81】“騖於(yu) 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82】而其最後之結果隻能是道不明而爭(zheng) 於(yu) 器，實不足而競於(yu) 文，空言製勝，華辯傷(shang) 理。

其次，對宋學離器而言道之流弊更為(wei) 不滿：“世儒言道……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wei) 之外耳。”83此離器而言道，故宋學之弊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nei) 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也。”【84】在他看來，這些表麵終日以誦法聖人之言為(wei) 誌業(ye) 的儒生雖汲汲於(yu) 先王之道，但其實乃脫離世事而空言道矣，“專(zhuan) 於(yu) 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85】如套用今日術語即為(wei) 教條主義(yi) 者。“《詩》、《書(shu) 》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wei) 效法也。”故不能死守教條，須與(yu) 實踐結合，求道既不可盲目複古，亦不能輕易舍己從(cong) 人，必須隨時保持求道者之主體(ti) 性。“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cong) 我也。……故效法者，必見於(yu) 行事。”【85】

因此，在章學誠看來，世儒之患在於(yu) 學而不思，諸子百家之患起於(yu) 思而不學。“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xi) 於(yu) 事者也。”【86】因此，必須學思結合，如夫子作《春秋》之原則“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既不能如漢學式的誤以器為(wei) 道，更不能像宋學之流離器而言道，“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yu) 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xi) 於(yu) 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49】在章學誠看來，道不在人倫(lun) 日用之外，習(xi) 於(yu) 事乃是思之本，學之原。他針砭時弊地指出了漢、宋之學的思想弊端，漢宋之爭(zheng) 究其實質而言，乃爭(zheng) 名而矣也，於(yu) 事無補，於(yu) 道更是無益。章學誠通過道器合一，學思合一，知行合一，力圖“持世而救偏”。正如周予同所言：“我們(men) 可以說‘六經皆史說’是章學誠的‘經世’理論，是他的曆史哲學的核心。‘六經皆史說’是在乾嘉時代漢學盛行、宋學仍占優(you) 勢的曆史條件下提出的，並以之反對漢學、宋學的偏失的。在當時，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大膽地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建立道器合一的哲學，反對風靡一時的漢學和高據堂廟的宋學，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的。”【87】作為(wei) 浙東(dong) 史學殿軍(jun) 秉承經世傳(chuan) 統的章學誠，在曆經漢宋之爭(zheng) 後，特別是麵對所處之世的時代境遇，他深刻意識到對經史關(guan) 係必須進行一次從(cong) 本體(ti) 到方法更為(wei) 徹底的重塑。就此而言，理解章學誠之經史觀，核心即六經皆史之經史觀，周孔之分之聖人觀，即器明道之方法論，學於(yu) 眾(zhong) 人之知行觀，宗旨即經史並重，經世致用。

餘(yu) 論：經史關(guan) 係中之曆史與(yu) 信仰

“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88】在章學誠看來，六經皆先王政典，“切合當時人事”，經即古史，史即新經。章學誠“六經皆史”論，表麵看似有尊史抑經之傾(qing) 向，但縱觀其一生，其並非疑經之人，對經可謂甚為(wei) 篤信尊奉。“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wei) 治者。……未有不於(yu) 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89】章學誠對堯、舜以來至周公古先聖王所傳(chuan) 之道，始終畢恭畢敬不敢懈怠，對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90】更是推崇備至，讚譽有加。章學誠一生尊奉典章政教，對於(yu) 聖人君父，更是始終心存敬畏。對於(yu) 學者之著述，他曾立有如下明確之規矩：“夫著書(shu) 大戒有二：是非謬於(yu) 聖人，忌諱或幹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然人苟粗明大義(yi) ，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91】對於(yu) 把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定格為(wei) 尊史抑經，筆者認為(wei) 不符合章學誠之本意，與(yu) 其說抑經尊史，不如說章氏立足大局，在尊經前提之下，納史入經，尊史為(wei) 經，經史並重。“六經皆史”蘊含著章學誠的苦心孤詣，即力圖重構經史關(guan) 係，恢複經史關(guan) 係的曆史源流與(yu) 本來麵目，以史為(wei) 經之根柢，讓對經之尊崇信仰更為(wei) 紮實牢靠。由此，經之地位更為(wei) 鞏固，同時，史中又可凝練出新經，進而又把史之地位抬升。因此，經非空言著述，史非材料堆砌，信仰立基於(yu) 典章政史，曆史中亦有道理經訓。正如汪暉所言：“從(cong) 活生生的生活實踐內(nei) 部來理解世界，從(cong) ‘自然’之中理解‘不得不然’。這就是章學誠的曆史觀。”【92】由此，經立基於(yu) 源源不斷的製度實踐之史，史成為(wei) 經牢不可破的堅實地基。有了真實曆史支撐的信仰便不再空洞，而豐(feng) 富的曆史過程本身，經過“隨時撰述”，其自身便不斷會(hui) 凝練成新的信仰，經即古史，史即新經。曆史成為(wei) 經典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由此，在豐(feng) 富的實踐發展過程中，曆史提升為(wei) 一種曆史哲學，曆史化為(wei) 了信仰。

注釋
 
1 王陽明：《傳習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2 李贄：《焚書·卷五·經史相為表裏》，《李贄文集》，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
 
3 作為浙東史學後輩傳人之範文瀾，特別看重由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史學經世致用之傳統，認為章學誠深得黃宗羲思想之精髓：“經學可以經世，不通經，便是迂腐之儒，而學經必須同時學史。……章學誠都是傳黃學的。……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造詣很深。”見範文瀾：《經學講演錄》，《範文瀾曆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331頁。在談及章太炎的思想淵源時，周予同亦指出太炎“受浙東史學派的影響，兼祧了章學誠、全祖望、萬斯同、黃宗羲一派的學統。……浙東史學派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嚴種族之別，以異族入主中原，為漢族奇恥；其二，是尊崇曆史，以曆史與民族的興亡有密切的關係。”見周予同：《康有為與章太炎》，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頁。
 
4 戴震:《與段若膺論理書》，《戴震全集》第1冊，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13頁。
 
5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59頁。
 
6 [日]島田虔次:《六經皆史說》，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7)，中華書局，1987年，第184頁。
 
7 餘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52、61頁。
 
8 有學者即指出:“經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價值判斷，一旦將它引入事實判斷中，就可能帶來負麵的效應，即將經降而為史，將經混同於一般的 ‘史’，就有解構經典價值信仰體係的危險。”見薑廣輝、鍾華:《章學誠“六經皆史”論批判》，《哲學研究》2018年第8期。
 
9 章學誠:《文史通義·論修史籍考要略》，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433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0頁。
 
11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6頁。
 
12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7、26頁。
 
13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9頁。
 
14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頁。
 
15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16 章學誠:《文史通義·家書二》，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18頁。
 
17 章學誠:《文史通義·記與戴東原論修誌》，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95頁。餘英時即言:“‘六經皆史’之說，實為針對東原‘道在六經’的基本假定而發。”見餘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59頁。
 
18 章學誠:《文史通義·報孫淵如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22頁。
 
19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70頁。
 
20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朱大司馬論文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68頁。
 
21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第178頁。
 
22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65頁。
 
23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52頁。內藤湖南指出:“什麽叫‘史學’，僅僅對史料進行整輯排比、參互搜討是不能成為史學的，隻有對史料作出某些處理才稱得上為史學。由此，章學誠還十分推崇所謂‘獨斷’之學。這裏所說的獨斷，並非不考慮材料的空談空論，而作為對材料的處理方法，應該是經過自己頭腦思考的產物。這是章氏反複主張的獨斷的學問。”見[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8頁。
 
24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65頁。正如吳懷祺所言:“章學誠倡史學通識的用心，意在糾學風之弊，複古人治學求義之精神。通史之‘通’，不在於形式上的貫通，而在於有史家‘一家之言’、‘獨斷之學’貫穿史書之中。”見吳懷祺:《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5 章學誠:《文史通義·報孫淵如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22頁。
 
26 章學誠:《文史通義·申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49頁。
 
27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69、170頁。
 
28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林》，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27～228頁。
 
29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頁。
 
30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7頁。內藤湖南認為其實並非如此，並為其進行了辯護:“章學誠所提出的‘六經皆史’口號，對一般中國學者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關於‘六經皆史’，有時會招致經學者的誤解，甚至引起反感的情況也不少。經學者認為所謂‘經’是高聳於所有著述之上的，所以將其視為‘史’的話是對經的玷汙，誤認為是將聖人所立言之經與後世學者文人所書之史置於了同等地位。其實，章學誠所說的‘六經皆史’並不是這個意思，他隻是認為:由於《六經》都是對古來前言往行的記錄，因此《六經》所體現的隻不過是記載聖人之道的器而已。”見[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5頁。
 
3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9頁。
 
32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朱中堂世叔》，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60、761頁。
 
32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34 [日]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79頁。
 
35 陳祖武:《清儒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頁。
 
36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7頁。就在之前的1959年，牟宗三在台南神學院的講辭中亦有類似提法:“聖人製禮盡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有其嚴肅的意義。周公製禮，因而演變成五倫，孔子就在這裏說明其意義，點醒其價值。故唐朝以前都是周孔並稱。到宋朝因為特重義理，所以才孔孟並稱。”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6頁。
 
37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7、36、36、36、35、35頁。
 
38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1頁。
 
39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陳鑒亭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19頁。
 
40 章學誠:《文史通義·傳記》，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73頁。
 
4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7、38頁。
 
42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6、35、36、36頁。
 
43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第104頁。由此黃進興提出了這樣一個儒家悖論:“兩千多年來縈繞於儒生內心的‘懷鄉病’(nostalgia):期待‘聖君’的來臨。但‘聖君’的來臨卻使他們付出昂貴的代價，因為儒者得以批判政治權威的立足點亦隨之煙消雲散。這豈非儒家思想內在真正的糾結？”同書，第105頁。
 
44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第397～398頁。
 
45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7頁。
 
46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頁。
 
47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陳鑒亭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19頁。
 
48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9、38、38、38頁。
 
4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3、33、34、34、34頁。
 
50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客問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53頁。
 
5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1頁。
 
52 [蘇聯]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5頁。
 
53 餘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60頁。餘英時還特別指出章學誠“約六經之旨”對其師錢穆的深刻影響:“他從不肯摭取經典中一二語來概括儒家思想，而再三關注於儒家在各曆史階段的新發展，其根據便在這裏。中國人的生活在兩千多年中不斷變化，儒家思想自然也不可能靜止不動。但這並不是說，儒家思想僅僅被動地反映生活現實，而是說，儒家在各曆史階段都根據新的生活現實而更新其價值係統，使之能繼續發揮引導或規範的作用。因此他一再推重朱子注《四書》以取代《五經》是儒學史上一件大事。這一見解也顯然受到章學誠的啟發。章氏雲:‘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原道》下)事實上，錢先生的許多著作也都可以作如是觀，即‘約六經之旨’以闡發儒家在20世紀的意義。”見餘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12年，第529頁。
 
54 章學誠:《文史通義·吳澄野太史〈曆代詩鈔〉商語》，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01頁。
 
55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阮學使論求遺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57頁。
 
56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林》，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09頁。
 
57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70頁。
 
58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8、39頁。
 
5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6頁。
 
60 章學誠:《文史通義·〈鄭學齋記〉書後》，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82頁。
 
61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邵二雲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65頁。
 
62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辛楣宮詹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58頁。
 
63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68頁。
 
64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6、34頁。
 
65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70、70、69頁。
 
66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69頁。餘英時即認為:“把‘六經皆史’說涵義推拓至極，實齋便無可避免地會得到‘貴時王之製度’的結論，因為時代愈近便愈可見‘道’的最新麵貌，而時王之‘政典’也必然將成為後世的‘六經’也。”見餘英時:《“六經皆史”說發微》，《論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12年，第60頁。
 
67 錢穆:《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中國史學名著》，三聯書店，2018年，第350頁。
 
68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8頁。
 
6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9頁。
 
70 章學誠:《文史通義·砭異》，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92頁。
 
7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4頁。
 
72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4頁。
 
73 餘英時:《錢穆與新儒家》，《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12年，第528頁。
 
74 六經皆史“命題的內在邏輯:知識應該與實踐合一，實踐總是內在於製度的實踐，製度又總是存在於自然的過程之中;知識是對自然過程的認識，而認識過程又是自然過程的一部分。……這就是知行合一，這就是作為倫理與政治的反思的史學，這就是以史學形式出現的實踐論。”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85～486頁。
 
75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6頁。
 
76 正如周予同所言:“‘漢學’專治曆史而不講義理，‘宋學’空談義理而不顧曆史;‘漢學’講考據而脫離實際，‘宋學’好空言而‘離事言理’，實在各有所偏。章學誠‘六經皆史說’中的‘經世’理論是對準當時這兩種學風而予以針砭，正所謂‘有的放矢’!”見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0～721頁。
 
77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0頁。
 
78 章學誠:《文史通義·〈說文字原〉課本書後》，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80頁。
 
79 章學誠:《文史通義·又與正甫論文》，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09頁。
 
80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汪龍莊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94頁。
 
81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6頁。
 
82 章學誠:《文史通義·與邵二雲論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65頁。
 
83 章學誠:《文史通義·家書五》，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823頁。
 
84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4頁。
 
85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學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45頁。
 
86 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24頁。
 
87 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70頁。
 
88 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70頁。
 
89 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9頁。
 
90 章學誠:《文史通義·上辛楣宮詹書》，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658頁。
 
91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1部，三聯書店，2015年，第482頁。
 
92 周予同:《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