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筵講義(yi) ：宋代理學研究的新視域

作者：王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shu) 》經筵講義(yi) 研究”負責人、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zhuan) 刊”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十一月十九日甲辰

          耶穌2021年12月22日

編者按：

“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專(zhuan) 刊”是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辦公室與(yu) 主流媒體(ti) 《光明日報》和《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聯手打造的欄目，它旨在發揮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示範引領作用，宣介優(you) 秀研究成果，團結凝聚廣大專(zhuan) 家學者，服務黨(dang) 和國家工作大局。“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專(zhuan) 刊”主要麵向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各類項目的承擔者進行征稿，對所登文章具有較高的要求：除了“觀點鮮明、條理清晰、文風樸實、語言精練、可讀性強”，還需具備“突出學理、人文性、思想性和原創性，體(ti) 現國家水準”。

經筵講義(yi) 作為(wei) 宋代興(xing) 起的一種新經學體(ti) 例，是儒家士大夫詮釋經旨義(yi) 理並對君主進行教育的講稿，它不僅(jin) 促進了宋代學術從(cong) 傳(chuan) 統章句之學向義(yi) 理之學的轉型，而且還是理學思想向最高層傳(chuan) 播的重要載體(ti) 。宋代主要學派的領袖人物大多曾入侍經筵，尤其是程朱一係學者進講《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經筵講義(yi) ，極大地促進了《四書(shu) 》學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與(yu) 理學思潮的興(xing) 盛。經筵講義(yi) 與(yu) 理學發展密切相關(guan) ，然學界對此少有涉及。以經筵講義(yi) 為(wei) 切入點，無疑可以為(wei) 理學研究提供新的視域。

經筵講義(yi) 與(yu) 宋代學術轉型

為(wei) 重振世道人心，重建“治道”，宋代實施了崇文尊儒的治國方略，不僅(jin) “勸宰臣以讀書(shu) ，戒武臣以知學”，重用讀書(shu) 人，而且要求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身為(wei) 典範，帶頭讀書(shu) 。據《帝學》記載，“太宗始命呂文仲侍讀，真宗置侍講、侍讀學士，仁宗開邇英、延義(yi) 閣，日以講讀為(wei) 常”，在禦前講讀經史的經筵製度逐漸成熟與(yu) 完善。由於(yu) 經筵講學對象的特殊性，其講學的目的、重點與(yu) 詮釋方式必然與(yu) 普通的士大夫之學不同，所以範祖禹說：“人君讀書(shu) ，學堯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可舉(ju) 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謂學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異同，專(zhuan) 記誦，備應對而已。”《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裏也記載了宋高宗關(guan) 於(yu) 兩(liang) 者為(wei) 學重點不同的言論：“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yu) 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wei) 文也。”宋人普遍認為(wei) 與(yu) 以章句記誦備應對求利祿的士大夫之學不同，在經筵講學應采取“義(yi) 理”詮釋的方式，以闡發經典中的堯舜聖王之道而成天下之治為(wei) 重點，“發明正理，開啟上心”，這就必然要求經筵官在經義(yi) 闡發中突破傳(chuan) 統章句注疏的束縛。如果說仁宗初年，經筵講學依然沒有擺脫漢唐章句之學的遺緒，那麽(me) 至慶曆年間，隨著胡瑗、歐陽修、劉敞、王安石等一批批疑經惑傳(chuan) 、鄙薄注疏、推崇“義(yi) 理”的士大夫入侍經筵，學風整體(ti) 為(wei) 之一變。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記錄了宋代學術的這一轉型過程：“自漢儒至於(yu) 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chuan) 》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yi) 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嚐有講義(yi) 也。元豐(feng) 間，陸農(nong) 師（陸佃）在經筵始進講義(yi) 。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wei) 支離曼衍之詞。”經筵講義(yi) 應運而生，以“義(yi) 理”解經的方式自此風行天下，成為(wei) 一種學術風尚，從(cong) 而推動了宋代學術由章句之學向義(yi) 理之學的轉變。

“四書(shu) ”在經筵的傳(chuan) 播與(yu) 理學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

宋代“四書(shu) ”超越“五經”成為(wei) 儒學的核心經典，是理學與(yu) 儒學發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於(yu) “五經”偏重於(yu) 政典與(yu) “治術”，文字大多晦澀難懂，為(wei) 學入門不易；“四書(shu) ”則相對簡易，不僅(jin) 為(wei) 世人修己治人、內(nei) 聖外王提供了係統的為(wei) 學次第與(yu) 成德功夫，而且有著豐(feng) 富的心性思想資源，可以同時滿足成就君德聖治、教化世道人心與(yu) 應對佛道衝(chong) 擊、複興(xing) 儒學等多重需要，因而宋儒力圖回到先秦儒學，重新挖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資源，開啟了一場新的經典詮釋運動，並借助經筵講學，將其向最高層傳(chuan) 播，在進講前後撰寫(xie) 經筵講義(yi) 進呈，力圖為(wei) 君德聖治成就、社會(hui) 秩序重建提供理論依據與(yu) 經驗借鑒。如呂公著、楊時、王十朋、徐元傑、劉克莊、袁甫、方逢辰撰有《論語》經筵講義(yi) ；程俱有《論語》《孟子》經筵講義(yi) ；陳傅良有《孟子》經筵講義(yi) ；朱熹、真德秀有《大學》經筵講義(yi) ；邢昺為(wei) 真宗講述《中庸》“為(wei) 天下國家有九經”之義(yi) ，真德秀為(wei) 理宗講《中庸》等。此外，馮(feng) 元、孫奭、馬龜符、楊安國、程頤、範純仁、孫覺、司馬康、趙彥若、吳安詩、範百祿、黃履、傅堯俞、孫近、唐懌、尹焞、魏杞等亦曾在經筵講過《論語》或《孟子》等。

隨著“四書(shu) ”在經筵的進講，《論語》《孟子》的地位不斷提升，《大學》《中庸》得以獨立成篇，理學思潮蓬勃發展，這其間均離不開最高層對其思想價(jia) 值的認可與(yu) 推崇。如，天聖五年，仁宗以《中庸篇》賜新及第進士；天聖八年，“賜新及第進士《大學》一篇。自後與(yu) 《中庸》間賜，著為(wei) 例”。這是宋代《大學》與(yu) 《中庸》從(cong) 《禮記》中獨立出來的最早記錄，極大地提升了其地位和影響力。仁宗為(wei) 什麽(me) 會(hui) 如此重視《大學》《中庸》？據《玉海》《續資治通鑒長編》等記載：從(cong) 天聖三年至五年，孫奭等講官曾為(wei) 仁宗通講了全部《禮記》，《中庸》《大學》也在其中。如沒有對其思想價(jia) 值的深切認同，則很難解釋仁宗從(cong) 《禮記》中抽取《大學》《中庸》的行為(wei) 。又如，高宗倡導以“孔孟為(wei) 師”，借助皇權對“非孟”的晁說之、鄭厚進行打擊，並禦書(shu) 《論語》《孟子》等經典，將其“刻石於(yu) 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便和他在經筵長期研讀《論語》《孟子》密切相關(guan) 。理宗時，在徐僑(qiao) 、徐介、真德秀、徐元傑、劉克莊等努力下，尤其是真德秀在經筵講讀朱熹的《大學章句》與(yu) 自撰的《大學衍義(yi) 》，對周敦頤、二程、朱熹等先儒尊崇備至，從(cong) 而促使朱熹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獲得了官方認可，程朱一係大儒得以從(cong) 祀孔廟，進而推動了理學新經典體(ti) 係的形成及官學化、社會(hui) 化，成為(wei) 中國儒學發展的新形態。

經筵講學與(yu) 宋代學派的發展

在理學發展與(yu) 學派興(xing) 起的過程中，有一個(ge) 十分重要的現象鮮為(wei) 學界所關(guan) 注，那就是宋代講義(yi) 理之學的主要學派：新學、朔學、洛學、蜀學、閩學、湖湘學、永嘉學等領袖人物王安石、司馬光、程頤、蘇軾、朱熹、胡安國、張栻、陳傅良等均曾入侍經筵。那麽(me) ，經筵講學對學派發展及其學術傳(chuan) 播有何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呢？

呂中在《宋大事記講義(yi) 》中說：“自古經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zi) 選。蓋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yi) ，文詞之著見於(yu) 講磨麗(li) 習(xi) 之間，有薰染浸灌之益，此豈謏聞單見之士所能辯？”從(cong) 選任標準而言，經筵官多為(wei) 品德高尚、博古通今、才華出眾(zhong) 之人，在學界或政界均有較大的影響力。而入侍經筵，則被視為(wei) 儒者一生的榮耀，曆來為(wei) 世人所矚目。程頤說：“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yu) 人主之前，言信則誌行。自昔報道之士，孰不願之？”每次講學經筵官都會(hui) 精心準備，借助經典的義(yi) 理闡發與(yu) 論證說理，或以古喻今，或聯係時政，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他們(men) 在經筵的所言所講所感，往往是其一生學術思想與(yu) 政治理念精髓的濃縮。像司馬光在經筵所講的《資治通鑒》、朱熹的《大學》經筵講義(yi) 、真德秀的《大學衍義(yi) 》等，凝結了他們(men) 十多年甚至一輩子的心血。如朱熹從(cong) 紹興(xing) 三十二年首次以《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上封事，到淳熙九年將以《大學章句》為(wei) 首的《四書(shu) 章句集注》合刊於(yu) 婺州，再到紹熙五年為(wei) 寧宗講《大學》，至臨(lin) 終前對《大學》“誠意”章的修改，可謂平生精力盡在《大學》。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視《大學》，就在於(yu) 這部經典承載了他以理學思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道濟天下的理想。

同時，宋代士大夫普遍具有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政治主體(ti) 意識，對於(yu) “願得一麵天顏，罄陳所學”的“千載之遇”，他們(men) 都十分重視，將之視為(wei) 得君行道的最好機會(hui) ，經常會(hui) 就經筵講學的內(nei) 容、方法、策略等，向同道征求意見，彼此討論，互相支持。因此，經筵講義(yi) 的經義(yi) 詮釋，不僅(jin) 是其個(ge) 人思想與(yu) 觀點的呈現，甚至凝聚了士林的群體(ti) 意識。如張栻在擔任侍講或被召對時，與(yu) 朱熹、呂祖謙就有不少書(shu) 信往來，討論如何“講道至理，以開聖心”。朱熹除煥章閣待製兼侍講之際，諸儒對其到來翹首以盼，充滿期待。據《續編兩(liang) 朝綱目備要》記載，當朱熹行至六和塔時，永嘉諸賢畢至，“各陳所欲施行之策”。其罷經筵，樓鑰、劉光祖、陳傅良、孫逢吉、吳獵等紛紛上書(shu) 言事，掀起了一場挽留朱熹的行動。而朱熹離開經筵後，仍然不忘寫(xie) 信給劉光祖等，囑咐他和陳傅良、彭龜年、章穎、黃度等諸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期望他們(men) 繼續通過集體(ti) 力量與(yu) 相互支援，以“經術”經“世務”，為(wei) 重建治道而努力。

各學派領袖人物入侍經筵，不僅(jin) 使其所進讀的經典與(yu) 撰寫(xie) 的講義(yi) 成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注與(yu) 學習(xi) 的對象，而且促進了學派學術宗旨、思想觀點與(yu) 價(jia) 值理念的傳(chuan) 播，擴大了學派的社會(hui) 影響力與(yu) 吸引力；而士大夫之間的交流切磋，則又加速了學派之間的學術交融與(yu) 思想碰撞，共同推動了宋代學術的蓬勃發展與(yu) 思想爭(zheng) 鳴。因而研究宋代理學與(yu) 學派的發展，經筵講義(yi) 是不可或缺的一個(ge) 新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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