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與(yu) 內(nei) 外：《論語》管仲評價(jia) 發微

作者：顧家寧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6期

摘    要：《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微妙而複雜。孔子一方麵肯定管仲有仁之事功，“不死糾難”並不構成對其“未仁”的質疑；另一方麵，亦未許管仲為(wei) 仁者，批評其“器小”。上述評價(jia) 凸顯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兩(liang) 個(ge) 基本問題，即事君之義(yi) 與(yu) 內(nei) 外之辯。就前者而言，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效忠關(guan) 係並不構成一種絕對理念，君臣之義(yi) 從(cong) 屬於(yu) 天下大義(yi) 。就後者而言，事功成就在孔子對政治人物的評價(jia) 中具有某種優(you) 先性，但內(nei) 外合一仍然是一種作為(wei) 儒學共識的理想狀態。至於(yu) 內(nei) 外之間的連結方式，則開啟了後世理學、事功學派的差異，體(ti) 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內(nei) 在豐(feng) 富性。

作者簡介：顧家寧，男，1986年生，浙江金華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

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一直是古今學者聚訟的一個(ge) 焦點論題。人物品評原本是古代思想史上的常見話題，不過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不同於(yu) 一般意義(yi) 上的人物臧否，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yi) 。一方麵，它涉及對“仁”這一儒學核心價(jia) 值的理解；另一方麵，由此引出的一係列問題，如關(guan) 於(yu) 忠君之義(yi) 、內(nei) 外之辯的探討，亦關(guan) 涉到儒學政治理念中的核心問題。

《論語》中孔子對管仲的評論共有四條，分別位於(yu) 《憲問》篇和《八佾》篇。其中《憲問》篇三處皆為(wei) 正麵評價(jia) ，而《八佾》篇則批評管仲“器小”。上述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評價(jia) 態度，構成了理解孔子管仲評價(jia) 的最大懸疑。古今學者一直試圖從(cong) 文獻版本、思想主旨等角度對此給出解釋，能夠部分說明問題，但仍有未盡之處【1】。本文考察的重點不在於(yu) 對孔子管仲評價(jia) 的褒貶結論本身，而重在通過分析其中蘊含的矛盾張力，探究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某些關(guan) 鍵意蘊。

一、管仲仁否？

《論語》中涉及孔子管仲評價(jia) 的章句共有四條，分別位於(yu) 《憲問》篇和《八佾》篇。其中《憲問》篇三處的評價(jia) 態度皆為(wei) 正麵：

或問子產(chan) 。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yu)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yu)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wei) 諒也，自經於(yu) 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

以上三章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其中“或問子產(chan) ”章肯定管仲有治才，賞罰得當而能服人，語意顯明少有爭(zheng) 議【2】。至於(yu) 後兩(liang) 章孔子與(yu) 子路、子貢關(guan) 於(yu) “管仲仁否”的爭(zheng) 論，則是《憲問》篇乃至整部《論語》中管仲評價(jia) 聚訟的焦點與(yu) 難點。古今學者對此的解讀也是態度各異，僅(jin) 就評價(jia) 結論而言，大體(ti) 形成了肯定、半肯定與(yu) 否定三種意見，足見其複雜性【3】。孔子管仲評價(jia) 的意義(yi) 並不僅(jin) 僅(jin) 關(guan) 乎曆史人物本身，而更在於(yu) 儒家政治倫(lun) 理價(jia) 值中內(nei) 在張力的呈現。正如學者指出，“孔子仁學的多維性特點決(jue) 定了孔子對此表述的多向性和豐(feng) 富性，直接認定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為(wei) ‘仁’，都有簡單化、呆板化之嫌疑。”【4】因此，問題的關(guan) 鍵不在於(yu) 對孔子的管仲評價(jia) 作出某種定性判斷，而在於(yu) 對文本中呈現的思想問題的解析。

《憲問》篇中的難點在於(yu) 孔子與(yu) 子路、子貢的兩(liang) 段對話。子路、子貢同為(wei) 孔門重要弟子，其與(yu) 孔子討論管仲的兩(liang) 段對話不僅(jin) 篇次相連、主題一致，且在問答邏輯上也存在明顯的承接與(yu) 連續性，因此有理由推測，這兩(liang) 段對話乃發生於(yu) 同一語境之中，需要在一種整體(ti) 視野中考察。

子路首先以“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提出管仲“未仁乎”的質疑，而孔子則答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這番對話中頗多值得注意之處。就提問者而言，子路的質疑其實包含了兩(liang) 個(ge) 層麵的問題。首先，“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對其“無勇”的批評；其二，召忽殉主而管仲不能，是對其“不忠”的指責。所以在子路看來，一個(ge) “無勇”而“不忠”的管仲，自然不可稱之以仁。再看孔子的回答，並未正麵回應子路對管仲“無勇”“不忠”的批評，而是應之以“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功，乍看之下未免答非所問。有學者指出，子路簡單地把赴死無懼之勇等同為(wei) 仁，這是孔子所不能認同的，所以孔子要特別告誡子路“不以兵車”即是仁。這段對話的實質是孔子對弟子的教育，“其目的旨在勸戒子路克製自身的好勇、尚勇，而非直接肯定管仲。”【5】是說點出了此章蘊含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即“仁”與(yu) “勇”的關(guan) 係，可謂獨具隻眼。不過，如果說孔子的答語隻在教育弟子而非肯定管仲，不免言之過當。因為(wei) 孔子對子路的教育正蘊含在對曆史人物的評價(jia) 討論之中，二者難以割裂，更何況孔子這裏已經明確給出了“如其仁”的判斷。

“如其仁”三字無疑是理解本章的關(guan) 鍵。此處的“如”字，古今學者大致有兩(liang) 種解釋路徑。一是以“如”為(wei) 比較意，如何晏引孔安國注雲(yun) ：“誰如管仲之仁？”皇侃雲(yun) ：“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6】朱子《集注》亦采此說。不過，此說的最大問題在於(yu) 增字解經，同時義(yi) 理上亦有窒礙之處，如清儒黃式三指出，“孔注雲(yun) ：‘誰如其仁。’‘誰’字添設。且雲(yun) ‘誰如’，許之過當矣。”7除此之外，清代學者從(cong) 文字訓詁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即將“如”作“乃”字解。黃式三雲(yun) ：“如，猶乃也。《詩》‘如震如怒’，《揚子法言·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問道》篇‘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皆‘如’訓為(wei) ‘乃’之證也。”【7】王引之雲(yun) ：“如，猶乃也。......《論語·憲問》篇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8】質言之，“如其仁”意謂桓公事業(ye) 乃是管仲之仁。較之前說，此說不僅(jin) 語義(yi) 更加順暢，也避免了增字之病。

再來看“仁”字。較之“如”字解釋的分歧，曆代學者對此處“仁”字的理解總體(ti) 上較為(wei) 一致，即以之為(wei) 孔子對管仲政治事業(ye) 的描述而非個(ge) 人品質的讚美。如皇侃雲(yun) ：“孔子答子路，說管仲有仁之跡。”9朱子雲(yun) ：“蓋管仲雖未得為(wei) 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10】李光地謂：“猶雲(yun) 似乎亦可稱仁也，蓋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沒也。”【11】《論語》中“仁”乃至上之德，夫子從(cong) 未輕易許人，更未以之自許。對於(yu) 管仲這樣一位才能出眾(zhong) 功績卓著，但私德有闕的政治家的評價(jia) ，“仁”字之評不免突兀，自然不能不引起後世的疑問與(yu) 爭(zheng) 議。《朱子語類》即記載了朱子與(yu) 門人對此的討論：

問：“仁以理言，通乎上下”。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ti) 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國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隻是仁及一家者是仁之小者，仁及天下者是仁之大者。如孔子稱管仲之仁，亦是仁，隻是仁之功。”【12】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13】

朱子將仁德區分為(wei) “一事之仁”與(yu) “全體(ti) 之仁”，由此解釋管仲何以有仁之功而未為(wei) 仁者。事實上，倘若從(cong) 一種連續視角考察孔子與(yu) 子路、子貢的兩(liang) 段對話，可以發現上述思路實已蘊含於(yu) 《論語》孔子與(yu) 子路、子貢對話的問答邏輯之中。

以子路、孔子的問答為(wei) 背景來看後一章子貢與(yu) 孔子的問答，可以發現兩(liang) 段對話的邏輯連續性。子貢善辯，位列孔門言語之科，“子貢為(wei) 學的最大長處是善問、善於(yu) 推理、善於(yu) 比較異同。他每問一事，必窮源竟委而後已。”【14】這一特質在本章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從(cong) 提問看，子貢“管仲非仁者與(yu)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的問話，顯然針對上章結尾處孔子對管仲“如其仁”的評語而來，是有的放矢的追問。子貢的這一追問，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進一步明確了子路的問題。首先，如果說子路的批評重在“無勇”而隻是隱含了“不忠”的質疑，那麽(me) 子貢“不能死，又相之”的指責就明確指向了“事君以忠”的問題，從(cong) 而將基於(yu) 君臣倫(lun) 理的批評維度明確凸顯出來。其次，針對上章孔子基於(yu) “仁之功”而對管仲的回護，子貢於(yu) 是明確追問管仲“非仁者與(yu) ”，顯然意在把問題的重心從(cong) 管仲的政治功業(ye) 拉回到人格評價(jia) 上來，迫使孔子作出直接、明確的回應。

由此可見，子貢的發問針鋒相對、直指要害。對於(yu) 孔子而言，如何回應子貢的犀利追問顯然是一個(ge) 更費思量的問題。所以較之上章，本章篇幅更長、言說技巧也更加細膩。分析孔子的回應，其中大體(ti) 包含了三層含義(yi) ：其一，依然延續了以“仁之功”為(wei) 管仲辯護的思路；其二，仍然避免直接回應“管仲非仁者與(yu) ”的問題；其三，在“仁”與(yu) “忠”的關(guan) 係上，明確指出忠君殉主並不構成仁德評價(jia) 的必要條件。先看第一點，孔子延續了上章以管仲之功稱其仁的論說思路，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的功業(ye) 之外，更進一步指出管仲事業(ye) 對於(yu) 存續華夏文明的重要意義(yi)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祍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wei) 諒也”，存續文明、捍衛華夏的大業(ye) 遠重於(yu) 執守君臣小義(yi) 。這裏孔子采取了效用主義(yi) 的回應邏輯，以政治實踐效果的權衡考量作為(wei) 取舍的關(guan) 鍵，正如顧炎武所言，“君臣之分，所關(guan) 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係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yu) 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yu) 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wei) 心也。”【15】

再來看第二點。孔子答語中仍舊未及“仁”字，表明他不願對子貢“管仲非仁者與(yu) ”的追問給出明確的正麵回應。這一問題早已為(wei) 曆代學者所指出，清人黃培芳雲(yun) ：

子路問：“管仲未仁乎？”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yu) ？”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於(yu) 仁，俱置之不論。蓋所答非所問，與(yu) 答孟武伯問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雲(yun) 雲(yun) 者，是虛擬之詞，存而不論，與(yu) 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貢則並無一字及仁。【16】

黃氏的觀察可謂細致，本章孔子之言的確“並無一字及仁”，但若因此謂孔子“答非所問”“至於(yu) 仁俱置之不論”，但取管仲之功而不論其仁，則未免支離，割裂了仁與(yu) 事功、事君等問題的關(guan) 聯。對於(yu) 管仲這樣的政治人物，其“仁否”的評價(jia) 顯然是無法脫離事功、事君等具體(ti) 問題而空頭討論的。因此，更合理的理解或許是，孔子這裏雖然沒有直接回應子貢的問題，但並非以“置之不論”乃至“答非所問”的方式簡單回避之，而是意在轉移對話聚焦的重心，引導弟子將目光從(cong) 管仲的個(ge) 人評價(jia) （“仁否”）引向更深層次的問題，即什麽(me) 才是評價(jia) 政治人物“仁否”的條件與(yu) 標準？由此，也就引出了第三點問題，即“仁”與(yu) “忠”關(guan) 係的辨析。

如前所述，孔子並未正麵回答子貢“管仲非仁者與(yu) ”的追問，其回應意在有針對性地反駁子貢認定管仲“非仁者”的理由。換言之，孔子巧妙轉移了話題的重心，將問題從(cong) “管仲非仁者與(yu) ”的結論式判定，轉化為(wei) 對“不死子糾又相桓公”是否構成否定管仲為(wei) 仁者之理由的思辨性追問，由此而將話題的焦點從(cong) 人物評價(jia) 本身引向了對“仁”與(yu) “忠”關(guan) 係的思考。這裏孔子強調的是，管仲是否仁者或許見仁見智，但子貢以“不死子糾又相桓公”為(wei) 由否定管仲為(wei) 仁者，則顯然不能成立。這也意味著，對於(yu) 君臣人身性關(guan) 係的絕對遵從(cong) 並不構成評價(jia) 政治人物“仁否”的必要條件。

至此，我們(men) 可以用一種整體(ti) 性的視野來重新審視《憲問》篇孔子與(yu) 子路、子貢關(guan) 於(yu) 管仲評價(jia) 的兩(liang) 段對話。就對話邏輯而言，兩(liang) 章文字存在明確的連續性，同時亦各有側(ce) 重。在孔子與(yu) 子路的對答中，子路就事而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舉(ju) 事而答，以“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肯定管仲事功之仁，意在平抑弟子的好勇之氣，重點在討論“仁”與(yu) “勇”的關(guan) 係，所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意在告誡“好勇力，誌伉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的子路勿以不懼赴死的意氣之勇為(wei) 仁。至於(yu) “如其仁”的評價(jia) ，也隱含了“仁功”與(yu) “仁人”的區分。孔子與(yu) 子路的問答引發了子貢的進一步追問，子貢一方麵通過“管仲非仁者與(yu) ”的追問，將問題明確指向對管仲個(ge) 人品質的評價(jia) ，另一方麵又將“不事二主”的質疑明確化，討論的重心在於(yu) “仁”與(yu) “忠”的關(guan) 係。為(wei) 此，孔子在回答中采取了巧妙的言說策略，他並未明確回答子貢“管仲非仁者與(yu) ”的問題，而是重在反駁子貢立論的理據，意在說明“不死子糾”並不構成論定管仲“非仁者”的充分依據。

綜上所述，在《憲問》篇中，一方麵就管仲評價(jia) 問題本身而言，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行（仁之事功），但對其是否堪稱“仁者”並未給出明確答案；另一方麵，在與(yu) 弟子的對話中，孔子實際上是在循循善誘，將問題一步步抽離單純的人物評價(jia) 本身，而逐步引向對於(yu) 與(yu) “仁”相關(guan) 的一係列問題的探討，如仁與(yu) 勇、仁與(yu) 忠、仁與(yu) 事功等等。

二、“器小”之辯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行，反對將“不死子糾”作為(wei) 其“非仁者”的理由。從(cong) 邏輯上說，反駁理由顯然不等於(yu) 否定結論，前者隻是後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所以僅(jin) 就《憲問》篇三章而論，孔子其實並未對“管仲非仁者與(yu) ”的問題給出明確結論。為(wei) 此，需要結合《八佾》篇來進一步考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jian)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jian)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wei) 兩(liang)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此章孔子批評管仲的關(guan) 鍵詞在於(yu) “器小”。從(cong) 下文的問答看，“器小”的批評乃針對管仲行為(wei) 上的驕奢與(yu) 僭禮，所謂三歸、官事不攝、樹塞門等等，皆指大夫對諸侯國君的禮製僭越。對於(yu) “器小”的不同理解，開啟了後世不同的詮釋路向。朱子《集注》雲(yun) ：

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yu) 王道。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jian) ，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jian) 。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複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yu) 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yu) 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nei) 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17】

朱子認為(wei) “器小”的實質是“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奢而犯禮”隻是“器小”的表現，“度量規模”的局限才是其根源。不過，究竟何謂“度量褊淺，規模卑狹”，《集注》並未展開，《語類》則作了詳細討論：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隻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liang) 句，便是有意。”……先生曰：“必兼某上麵兩(liang) 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犯禮，便是它裏麵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ye) ，便以為(wei) 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隻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wei) 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yu) 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wei) 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yi) 以為(wei) 之，欲其功盡歸於(yu) 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yu) 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複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wei) 功利之心，而非出於(yu) 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xi) ，此不可不省察也。”【18】

朱子之論管仲“度量褊淺，規模卑狹”，關(guan) 鍵在於(yu) 其奢僭之舉(ju) 背後的內(nei) 在動機。王者以道德為(wei) 動機，“無一毫之私心”，誌於(yu) 至公而無懈，故度量深、規模大；功利者基於(yu) 私心計較，故度量淺、格局狹。所謂“奢而犯禮”原本是禮製等級層麵的問題，但朱子在這裏不重“論位”而重“論心”，認為(wei) 衡量政治人物格局的關(guan) 鍵首在心誌公私而非對禮製等級的循守，“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yu) 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wei) 王道”。管仲之失不在以諸侯行王者事，而在以私心假借仁義(yi) 。由此，朱子將管仲之病歸於(yu) 德行稟賦與(yu) 為(wei) 學之功的欠缺，從(cong) 而將其還原到個(ge) 體(ti) 修身層麵：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隻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yi) 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隻去寬大處看了。人隻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為(wei) 。惟其器小，故所為(wei) 亦展拓不開。”【18】

朱子強調所謂“度量”並非僅(jin) 指氣度寬宏，而是形容其資質見識。管仲“器小”源於(yu) 見識不足而不學，故功業(ye) 亦拓展不開。“小器”的反麵為(wei) “大器”，即理想的政治家人格，朱子對此亦有詳說：

問管仲小器。曰：“隻為(wei) 他本領淺，隻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揚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隻做得這一件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平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隻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yi) 理中流出。”【19】

朱子認為(wei) 理想的政治事功當“自自家心地義(yi) 理中流出”，正心、誠意、修齊治平內(nei) 外一貫，而非出於(yu) 功利智謀。修己與(yu) 治人、內(nei) 聖與(yu) 外王是一以貫之的連續體(ti) ，政治人物內(nei) 在的德性修為(wei) 正是外在事功的本源和基礎。王道政治不僅(jin) 在於(yu) 事功之盛，更在於(yu) 其道德表率性與(yu) 感召力，“自自家心地義(yi) 理中流出”而非從(cong) 智謀功力中做來。判定政治事業(ye) 品質軒輊的關(guan) 鍵在於(yu) 其精神原則，而後者根本上取決(jue) 於(yu) 政治人物的德性心智。

此種個(ge) 體(ti) 德性與(yu) 政治事功綰合為(wei) 一的政治觀念體(ti) 現了鮮明的理學特質。正如丸山真男指出的，“連續性思維”構成了朱子哲學的最大特色，“天理與(yu) 人性、氣與(yu) 人欲、法則與(yu) 規範、物與(yu) 人、人與(yu) 聖人、知（格物窮理）與(yu) 德（修身齊家）、德（修身齊家）與(yu) 政治（治國平天下），等等，這些全部都直線式地連續著。所有這些紐帶，在上述的道德性優(you) 位（理、誠）之下，都顯示出一絲(si) 不亂(luan) 的排列。”【20】

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理學政治觀念往往遭遇內(nei) 在與(yu) 外在、理念與(yu) 現實的斷裂。政治事業(ye) 並不全然等同於(yu) 個(ge) 體(ti) 的修身工夫，後者可以無待於(yu) 外，而前者必須將客觀世界中的曆史形勢、製度環境、力量對比、手段選擇、時機把握等等因素納入考量，故而絕不僅(jin) 僅(jin) 是道德心性的外在化。仁者之心未必能致仁者之功，而仁者之功亦不必盡出於(yu) 仁者之心，由此隱含了德性與(yu) 事功、手段與(yu) 目的背反的可能。就此而言，《論語》的管仲評價(jia) 正凸顯了這一困境。《語類》記載了朱子與(yu) 弟子的如下對話：

亞(ya) 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dong) 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yu) 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個(ge) 功業(ye) 。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21】

這裏朱子將管仲歸為(wei) 與(yu) 漢高祖、唐太宗一類的政治人物，承認即便其心未臻乎仁，但在曆史因緣的際會(hui) 之下仍可以有仁者之功。由此，也就觸及到孔子管仲評價(jia) 褒貶差異背後的中心問題，即政治人物評價(jia) 中心性、事功的緊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yu) 王霸義(yi) 利之辯中重三代抑漢唐、尊心性輕事功的鮮明立場，在管仲評價(jia) 上，朱子一定程度上乃表現出對政治人物之外在事功相對於(yu) 內(nei) 在心性的獨立價(jia) 值的承認。《語類》載：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ju) 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卻當。”【21】

依張栻（南軒）的解釋，管仲有仁者之功而難稱仁人，這就意味著承認政治家的個(ge) 體(ti) 德性與(yu) 外在事功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可分離性。就《論語》的管仲評價(jia) 而言，這未嚐不是一種合理的解說思路，但在理學內(nei) 聖外王一以貫之的思想取向中，這一說法無疑隱含了內(nei) 外斷裂的危險。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wei) 何朱子思慮良久乃肯定其說，這其中既呈現了純粹理念世界與(yu) 現實曆史政治世界的緊張，亦凸顯了內(nei) 聖外王一貫理念的內(nei) 在困結。

較之理學家，南宋事功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的管仲批評乃體(ti) 現出不同特質。葉適首先從(cong) 私德、政德二分的視角，指出管仲雖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卻仍不失為(wei) 政之德：

齊桓管仲，但為(wei) 情欲不製，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師，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爾。至於(yu) 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故天下載其行事，後世想其風烈。……若夫自周衰至於(yu) 後世之君臣，蓋未有如齊桓管仲者，宜孔子以為(wei) “正而不譎”、“如其仁”也。【22】

在葉適看來，個(ge) 人倫(lun) 理修為(wei) 並非政治人物評價(jia) 的關(guan) 鍵所係，管仲私德有闕但政德無虧(kui) ，故孔子謂“如其仁”，體(ti) 現出不同於(yu) 理學家的思路。至於(yu) 為(wei) 何稱管仲“器小”，葉適的解釋同樣頗具特色。在他看來，三代之治“其得之未嚐以智力，其守之未嚐不以禮義(yi) ”，管仲實曉此意，故倡言德禮，然其身不能守禮，故不能使禮複行於(yu) 天下，故孔子謂之“小器”【23】。

葉適指出，管仲明曉禮義(yi) 而未能循禮，雖使禮義(yi) 複振於(yu) 一時，但並未能阻止，某種意義(yi) 上甚至加速了春秋戰國禮治持續崩壞的趨勢：

王政之壞久矣，其始出於(yu) 管仲。管仲非好變先王之法也，以諸侯之資而欲為(wei) 天子，無輔周之義(yi) 而欲收天下之功，則其勢不得不變先王之法而自為(wei) 。然而禮義(yi) 廉恥足以維其國家，出令順於(yu) 民心，而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以異於(yu) 先王之意者！惟其取必於(yu) 民而不取必於(yu) 身，求詳於(yu) 法而不求詳於(yu) 道，以利為(wei) 實，以義(yi) 為(wei) 名，人主之行雖若桀、紂，操得其要而伯王可致。【24】

管仲以利為(wei) 實，詳求於(yu) 法，以禮義(yi) 治民而輕於(yu) 律己，其流弊所及，不免破壞了禮製的德性內(nei) 涵而使之走向形式化，蛻變為(wei) 使“上下習(xi) 為(wei) 辭遜而不可爭(zheng) ”【24】的權力馴化工具。由此，失去了德性內(nei) 涵的禮自然也就難免流為(wei) “多其節目而為(wei) 之法製”【24】的行為(wei) 控製工具，繁重委曲而並不能使人深明義(yi) 理。在此意義(yi) 上，葉適批評管仲之術動搖了王道政治的根基，“故凡為(wei) 管仲之術者，道利之端，啟兵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luan) 益起而不息”【24】。就此而言，王政之壞亦可謂始於(yu) 管仲而成於(yu) 商鞅、李斯。

葉適認為(wei) ，孔子對管仲“器小”的批評中其實充滿了惋惜：

周召為(wei) 政，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管仲為(wei) 政，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自是至孔子百五十年，天下惟管仲之聽，周召之功泯矣。推孔子之誌，將率天下以複周召之功，其道之順，時之易，無如管仲。所以不能者，視聽言動不由於(yu) 禮，敗撓其力，削損其器，大道之喪(sang) ，由此其始，孔子之所深恨也。【25】

管仲缺乏足夠的政治遠見，不思進取於(yu) 大道，舉(ju) 動違禮，錯失“複周召之功”的曆史時機，結果是進一步動搖了崩壞中的禮治秩序，開啟了向法家功利治術的轉軌之途，“所以使後世廓然大變於(yu) 三代”【24】。

與(yu) 理學家相比，葉適的管仲批評更加著眼於(yu) 製度而非道德，體(ti) 現出事功學派的特質。不過，二者仍然共享了某種儒家的共同觀念，因為(wei) 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仍然可以歸結到政治人物的心智。管仲“視聽言動不由於(yu) 禮”，正在於(yu) 政治遠見的匱乏與(yu) 德性的缺失，可以說廣義(yi) 上仍然是一個(ge) “內(nei) 聖”問題。由此，事功學派的批評雖以禮製入手，著眼於(yu) 製度結構，然終須觸及政治人物的內(nei) 在修為(wei) 問題，呈現出與(yu) 理學的思想結構相似性。當然，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理學家那裏，政治人物的修為(wei) 問題主要呈現為(wei) 個(ge) 體(ti) 德性，意味著個(ge) 體(ti) 道德人格主義(yi) 式的呈現、示範與(yu) 推擴，強調德性的感召力量以及政治行為(wei) 的動機取向，而事功學派則更強調政治人物的心智識量、見識格局與(yu) 政治遠見，強調理智與(yu) 知性對於(yu) 個(ge) 體(ti) 行為(wei) 的節製作用。由此，展現出兩(liang) 種“內(nei) 聖外王”的不同形態：一是以朱子為(wei) 代表，認為(wei) 內(nei) 在的心性之德與(yu) 外在的政治德行在內(nei) 容上具有一貫性，邏輯上具有連續性；二是以葉適為(wei) 代表，區分政治人物的政德與(yu) 私德，將智識、格局、循禮作為(wei) 政德的內(nei) 核，以事功成就作為(wei) 衡量外王事業(ye) 的依據。

如果說朱子的思路中透露出純從(cong) 心性角度思考政治事業(ye) 的困結，那麽(me) 葉適的論述中則反映出從(cong) 事功溯源心性的必要，因為(wei) 對於(yu) 事功的把握和理解，根本上無法脫離政治家個(ge) 體(ti) 的思考與(yu) 見識。在綜合二者的整體(ti) 視野中，方能呈現近世儒學對於(yu) 理想政治人格的完整理解。

三、“管仲評價(jia) ”與(yu) 儒家理想政治精神

至此，綜合《論語》關(guan) 於(yu) 管仲“仁否”與(yu) “器小”的討論，可以就孔子的管仲評價(jia) 得出如下認識。首先，就政治家的實踐標準而言，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者之功，體(ti) 現在“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重建禮治秩序並且捍衛華夏文明，其事功兼濟天下且合乎道義(yi) ，具有仁之屬性，意義(yi) 上勝於(yu) 對忠君之義(yi) 的執守。其次，就儒家士君子內(nei) 外貫通的理想要求而言，管仲在德性層麵顯然有所瑕疵，這種不足反過來又限製了其事功的高度。由此可見，管仲評價(jia) 的複雜性源於(yu) 儒家思想評價(jia) 標準的內(nei) 在張力。首先，修己治人、內(nei) 外一貫固然是理想狀態，然而就政治人物而論，實踐標準（外王）與(yu) 德性標準（內(nei) 聖）二者究竟孰先孰後，內(nei) 外德性之間是否連續一貫？其次，忠君是否構成評價(jia) 政治德行的絕對標準？以上種種，都構成了儒家政治倫(lun) 理中的關(guan) 鍵問題。

史華慈曾以“極點”（polarities）指稱儒家學說中的某些重要主題，如修身與(yu) 平天下、內(nei) 外王國、知和行。原始經典本身並非嚴(yan) 格的體(ti) 係化產(chan) 物，而是蘊含了內(nei) 在的緊張關(guan) 係，隨著後代的曆史發展與(yu) 思想詮釋，這種張力便會(hui) 逐漸凸現出來：

始祖自己很少是一個(ge) 一心想建立一種嚴(yan) 格條理化的體(ti) 係的學院哲學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他隻不過是為(wei) 一種他必須說出來的強大的觀念所支配的人。他不一定關(guan) 心他所說的全部內(nei) 容的相互一致性；而且在許多問題上，他的思想可能是意義(yi) 豐(feng) 富而模棱兩(liang) 可的。其中可能隱藏著使他偉(wei) 大的一個(ge) 秘密。……當儒家學說成為(wei) 一個(ge) 中央集權官僚國家的官方哲學，一個(ge) 幾乎並不代表夫子自己理想政體(ti) 觀念的國家的官方哲學時，這樣的問題就出現了。在保衛和運用這種思想的過程中，其中蘊含的許多問題都會(hui) 變得明晰，而其內(nei) 在的許多極點也呈現到表層上來。【26】

《論語》的管仲評價(jia) ，正是凸顯儒學中一係列思想“極點”的經典問題，像仁與(yu) 忠、內(nei) 與(yu) 外，這些富於(yu) 張力的論題都能在其中找到根源。後世思想史上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正使上述“極點”變得清晰。由此，《論語》管仲評價(jia) 的相關(guan) 章句及其詮釋史，就構成了探討儒家理想政治精神的一個(ge) 樣本。

首先來看仁與(yu) 忠，其背後的核心問題在於(yu) 事君之道。孔子主張的君臣關(guan) 係從(cong) 來不是絕對化的，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強調君臣之間雙向性的義(yi) 務—服從(cong) 關(guan) 係。圍繞管仲“不死子糾，又相桓公”的爭(zheng) 論，其中的一個(ge) 核心問題在於(yu) 君臣之間的人身性關(guan) 係是否構成儒家政治倫(lun) 理的首要基石。“君臣父子”的倫(lun) 理秩序無疑是孔子所珍視和維護的，即所謂“克己複禮為(wei) 仁”（《論語·顏淵》）。不過值得追問的是，對某種具體(ti) 、特定的倫(lun) 理秩序的維係是否可以等同於(yu) 仁道本身，其間仍有辨析的餘(yu) 地。從(cong) 孔子與(yu) 子路、子貢的反複論辯中，不難發現忠君在他看來並非絕對的理念，君臣之間的人身性關(guan) 係並非顛撲不破，而需要在大義(yi) 、小義(yi) 之間審慎權衡。由此彰顯了“仁”對於(yu) “忠”的統攝，反映出春秋時代從(cong) 封建等級秩序中破殼而出的士人政治主體(ti) 精神的躍動。

隨著後世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的建立，基於(yu) 維護統治秩序的需要，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效忠關(guan) 係被不斷強化，由是而有“三綱”觀念的確立。不過先秦時代由孔子創發的以仁攝忠、強調士君子政治主體(ti) 意識的思想精神並未消匿，而是成為(wei) 一條思想隱線，構成了對於(yu) 君主集權政治的批判性資源而被後人不斷發掘。就此而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故我之出而仕也，為(wei) 天下，非為(wei) 君也；為(wei) 萬(wan) 民，非為(wei) 一姓也”【27】的觀念，顯然可以在孔子的管仲評價(jia) 中找到先聲。

再來看內(nei) 與(yu) 外。修己治人內(nei) 外貫通一直是儒家對於(yu) 士君子的理想期待。史華慈指出，“像《論語》這樣的作品中的一個(ge) 中心的極點就是自我修養(yang) （修身、修己）導致個(ge) 人的自我實現（最高品德‘仁’或‘誠’的獲得），以及天下的有序和和諧（治國平天下）的極點。這個(ge) 極點隻能充分關(guan) 係到那些具有政治與(yu) 文化領袖稟賦的人——即君子。”【28】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封建秩序的瓦解與(yu) 官僚製國家的建立，儒者的身份同樣處在變化與(yu) 分化之中。在朝的政治家與(yu) 在野的士君子，內(nei) 外評價(jia) 的側(ce) 重顯然有所不同。孔子對於(yu) 管仲的評價(jia) ，正觸及了上述分化帶來的問題：應當如何把握、平衡政治人物評價(jia) 中的內(nei) 外張力？這一問題又可以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層麵，一是內(nei) 外之間的先後輕重，二是內(nei) 外之間的連結模式。首先來看第一點。綜合《論語》各篇章，可以看出孔子在對管仲的評價(jia) 中大體(ti) 遵循兩(liang) 條基本原則，一是基於(yu) 實踐的身份原則，二是基於(yu) 理想的最高原則。所謂身份原則，即著眼於(yu) 管仲的政治家身份，認可其政治事業(ye) 的功績與(yu) 道義(yi) 性。所謂理想原則，即在肯定管仲政治事功的基礎上，進而以更高的標準提出批評。“器小”的批評，即指向其修身與(yu) 事功、內(nei) 在與(yu) 外在的割裂。在孔子看來，管仲不愧為(wei) 春秋時代的偉(wei) 大政治家，然而內(nei) 在修為(wei) 的不足使其事功成就的高度與(yu)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態終有距離。總而言之，夫子對管仲的定位止於(yu) 功臣、賢大夫，這也符合先秦儒者的普遍認識【29】。再來看第二點。《憲問》篇與(yu) 《八佾》篇管仲評價(jia) 的差異凸顯了內(nei) 外之間的緊張。修己與(yu) 治人之間的連貫無疑是孔子所強調的，然而對於(yu) 管仲這樣的政治人物而言，內(nei) 外之間的連結究竟如何可能，夫子並未明示。在宋明儒那裏，這一問題得到了進一步的討論與(yu) 詮解。理學家對於(yu) 內(nei) 外關(guan) 係的解釋更強調內(nei) 在德性與(yu) 道德動機的決(jue) 定性意義(yi) ，將外在事功視為(wei) 人格精神的外化擴展，追求政治人物德性品質與(yu) 行為(wei) 動機的純粹性。相比之下，事功學者更強調政治家對於(yu) 禮製規則的循守以及個(ge) 體(ti) 的政治遠見與(yu) 識量格局，由此體(ti) 現出政治德性相對於(yu) 修身之德的獨立內(nei) 涵。

綜上所述，《論語》中孔子管仲評價(jia) 的核心在於(yu) 對理想政治人格與(yu) 政治事業(ye) 的探討。一方麵，孔子肯定管仲有仁者之功，“不死子糾”並不影響對其人格、事功的總體(ti) 評價(jia) 。另一方麵，孔子亦指出管仲德行有瑕，“器小”違禮，難稱仁者。總體(ti) 而言，孔子對管仲的評價(jia) 定位止於(yu) 功臣、賢大夫而非仁者。孔子對於(yu) 管仲的肯定是真誠而有限度的，反映了夫子對於(yu) 理想政治人格的思考，由此亦涉及儒家政治倫(lun) 理中兩(liang) 大“極點主題”的探討，即事君之義(yi) 與(yu) 內(nei) 外之辯。

首先，事君之義(yi) 是《憲問》篇孔子與(yu) 子路、子貢的兩(liang) 段對話討論的關(guan) 鍵問題。孔子在與(yu) 弟子的論辯中提示，“不死子糾”並不構成質疑管仲人格與(yu) 功業(ye) 的充分理由。這也意味著君臣之間的人身性服從(cong) 義(yi) 務在孔子那裏並非絕對的政治倫(lun) 理，其價(jia) 值排序低於(yu) “仁”，並為(wei) 後者所統攝。其次，就內(nei) 外之辯而言，《論語》中孔子並未直接回應管仲“非仁者與(yu) ”的問題，而是肯定其仁者之功但不許之以仁人，表現出一種折中態度，由此呈現出政治人物德性品質與(yu) 事功成就之間的張力，也開啟了後世思想史上一係列論爭(zheng) 。在近世儒學中，圍繞管仲評價(jia) ，這一問題得到了更充分的討論與(yu) 展開，形成了理學、事功學兩(liang) 種內(nei) 外之辯的理解進路。理學家強調心性之德與(yu) 政治事功的一貫性，事功學者則對政治人物的政德與(yu) 私德進行區分，強調循禮與(yu) 智識作為(wei) 政德的核心內(nei) 涵。

關(guan) 於(yu) 何為(wei) 儒家理想政治精神，從(cong) 不同經典文本出發，答案必然有所不同。若就《論語》中孔子的管仲評價(jia) 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兩(liang) 點結論。首先，人身性的君臣效忠與(yu) 服從(cong) 關(guan) 係並非儒學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忠君之義(yi) 並非顛撲不破的絕對理念，而須接受天下大義(yi) 的檢驗與(yu) 權衡，由此蘊含了士君子的政治主體(ti) 意識。其次，就政治人物的評價(jia) 而言，外在事功相對於(yu) 內(nei) 在心性具有某種優(you) 先性，但內(nei) 外合一作為(wei) 一種理想仍然為(wei) 後世儒家所普遍認可。至於(yu) 對內(nei) 外之間的連結方式的理解，則構成了後世儒學中理學、事功學派的差異所在，體(ti) 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內(nei) 在豐(feng) 富性。

注釋
 
1 如袁枚從文獻版本角度進行解釋，認為《憲問》來自《齊論》，故歌頌管仲；《八佾》來自《魯論》，故批評管仲，所以今本《論語》中出現了前後矛盾的評價。參見袁枚：《〈論語〉解四篇》，見《袁枚全集新編》第六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3-474頁。對於此說的批評，參見閆春新：《從〈論語〉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再探》，《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第25-27頁。 
 
2 如皇侃雲：“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伯氏食邑時，家資豐足。奪邑之後，至死而貧，但食粗糲，以終餘年，不敢有怨言也。所以然者，明管仲奪之當理，故不怨也。”(梁)皇侃：《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56頁。 
 
3 參見馮浩菲：《關於孔子論管仲的爭議》，《文史哲》2006年第2期，第48-52頁。 
 
4 管宗昌：《論孔子對管仲評價的一致性--兼及孔子仁學理論的多維性》，《北方論叢》2018年第3期，第65-69頁。 
 
5 王世巍：《學界對〈論語〉“如其仁”的誤讀》，《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第45-48頁。 
 
6 黃懷信：《論語匯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74頁。 
 
7 黃式三：《論語後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404，404頁。 
 
8 王引之：《經傳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4-145頁。 
 
9 (梁)皇侃：《論語義疏》，第366頁。 
 
1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53頁。 
 
11 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73頁。 
 
1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3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47頁。 
 
1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4，第1127頁。 
 
14 蔡仁厚：《孔門弟子誌行考述》，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80頁。 
 
15 (明)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2頁。 
 
16 程樹德：《論語集釋》，第1272-1273頁。 
 
1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7頁。 
 
1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5，第629，629-630頁。 
 
1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5，第631頁。 
 
20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第18頁。 
 
2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4，第1128頁。 
 
22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10《左傳一》，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32-133頁。 
 
23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7《周禮》，第90頁。 
 
24 《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05，706，706，706，706頁。 
 
25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13《論語》，第177-178頁。 
 
26 [美]本傑明·史華慈：《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點》，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48頁。 
 
27 (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見《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頁。 
 
28 [美]本傑明·史華慈：《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點》，許紀霖、宋宏編：《史華慈論中國》，第49頁。 
 
29 如《荀子·臣道》雲：“齊之管仲，晉之咎犯，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禮記·雜記》雲：“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