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liang) 種道統譜係視域下的司馬光

作者：李微（青島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

來源：《東(dong) 嶽論叢(cong) 》2021年第11期

摘    要：“道學”作為(wei) 一種新的儒學形態，因宋儒為(wei) 改變漢儒訓詁注疏之學及反對佛教之挑戰應運而生，“道統”則是作為(wei) 傳(chuan) 播儒家道學的脈絡譜係。中唐伊始即有儒者提出道統論，借以厘清儒學的傳(chuan) 承脈絡，並以此對抗佛教的祖統論。有宋一代的道統論及所列道統譜係主要有兩(liang) 種，一是帶有官方性質的朱熹的道統譜係，二是以《諸儒鳴道集》為(wei) 代表的民間道統譜係。作為(wei) 北宋道學開山者之一的司馬光，在這兩(liang) 種道統譜係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地位：朱熹未將司馬光列入其道統譜係之中，而《諸儒鳴道集》不僅(jin) 將司馬光納入其中，且在其人物序列中位居第二。將司馬光置於(yu) 這兩(liang) 種不同的道統譜係中進行考察，不僅(jin) 有助於(yu) 把握司馬光在宋初道學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呈現了宋代學術發展的概貌。

關(guan) 鍵詞：道學；道統譜係；《諸儒鳴道集》；司馬光；朱熹；

一、道學、理學、新儒學

自漢武帝定儒學於(yu) 一尊，曆代官方都把儒學作為(wei) 統治思想。隨著時代變遷，其表現形態也各不相同，如宋代儒學就有所謂道學、理學、新儒學等稱謂。宋初學術思想多元化發展的傾(qing) 向是很明顯的，章學誠認為(wei) ：“儒術至宋而盛，儒學亦至宋而歧。”【1】厘清道學、理學、新儒學等概念，對於(yu) 理解宋代學術思想的多元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yi) 。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2】據清初學者毛奇齡考證，最早使用“道學”之名的是道家，認為(wei) 所謂“道學”，隻不過是道家之學。後“道學”這個(ge) 概念無論在北宋還是南宋都成了文人常用的概念，甚或有學者以“道學”來指稱佛教。文獻記載中最早使用“道學”這一概念指稱儒家的是北宋學者王開祖。他說：“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3】南宋學者陳謙說：“當慶曆皇祐間，宋興(xing) 未百年，經術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倡鳴‘道學’二字……後四十餘(yu) 年，伊洛儒宗始出。”【4】金代文人傅起還編纂了《道學發源》一書(shu) ，廣為(wei) 流傳(chuan) 。張載曾說：“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yu) 京師，共語道學之要。”【5】司馬光亦曾讚邵雍道：“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wei) 貴，官職不足道也。”【6】在《二程集》中，“道學”一詞在程頤《上韓持國資政書(shu) 》《答楊時慰書(shu) 》《上太皇太後書(shu) 》等文中出現有十數次。胡安國也曾說：“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guan) 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yu) 當世。”【7】可見，道學這一概念最初是指追求三代大道的學問。盡管《宋史·道學傳(chuan) 》並未構建出一套道學的傳(chuan) 承譜係，但就其對文王、周公、孔子等先聖功績的列舉(ju) ，很明顯是以聖人之道為(wei) 道學，即錢穆所謂：“孔子之大道與(yu) 儒學之正統。”【8】南宋李心傳(chuan) 在《道命錄》中記載了聖人之道如何演變為(wei) 官方欽定的道學，從(cong) 曆史角度說明了道學百多年來的興(xing) 廢。此後“道學”這一概念泛指從(cong) 中唐到北宋經曆了演進蛻變之後的儒家學派，也即田浩所謂的廣義(yi) 道學。有學者對此持不同見解，如陳來先生認為(wei) 道學是“宋代理學的主流”，顯然係出於(yu) 對道學的狹義(yi) 界定，即專(zhuan) 指洛學。

“理學”一詞，最早出現於(yu)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寧宗嘉定年間公開使用，理宗時開始流行，盛行於(yu) 元、明、清，且至今沿用。關(guan) 於(yu) “道學”與(yu) “理學”概念的區分，事實上學界一直存在著認知上的不同。馮(feng) 友蘭(lan) 先生認為(wei) “道學”係指稱宋代儒學興(xing) 起的新思潮，他曾說：“在北宋時，‘道學’這個(ge) 名稱就有了，最晚在南宋已經流行。‘理學’這個(ge) 名稱出現比較晚，大概出現在南宋。自從(cong) 清朝以來，道學和理學這兩(liang) 個(ge) 名稱是互相通用的。”【9】李心傳(chuan) 在其所編《道命錄》中認為(wei) “理學之說，隱然於(yu) 唐虞三代之躬行，闓端於(yu) 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yu) 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yu) 漢唐諸儒之論議，而複恢於(yu) 我宋濂溪先生周公。”【10】很明顯，李心傳(chuan) 所謂的理學，即是傳(chuan) 聖人之道的道學。南宋詞人劉克莊在《季父易藳》一文中說：“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shu) 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ju) 世誦習(xi) ，眾(zhong) 說幾廢”【11】，將程朱之學稱之為(wei) “理學”。南宋學者黃震亦說：“本朝之治，遠追唐虞，以理學為(wei) 之根柢也。義(yi) 理之學獨盛本朝，以程先生為(wei) 之宗師也。”【12】又說：“臣嚐竊謂理學至本朝而後大明，至先皇帝而後心契。”13很明顯，黃震是把二程看作是理學的開創者。此後，朱子門人及後學以“理學”一詞來指稱自二程至朱子以來的道統，且元、明、清三朝，程朱理學大盛。

“新儒學”這一概念則是從(cong) 對儒家經典的詮釋方法這一角度而言的。宋儒為(wei) 了改變漢儒訓詁注疏之學與(yu) 反對佛教之挑戰而興(xing) 起了一股儒學更新運動，由於(yu) 其遠離漢唐儒家之風氣，因而稱之為(wei) 新儒學。錢穆在其《朱子學提綱》中亦認為(wei) 宋代儒學有別於(yu) 漢唐訓詁注疏章句之儒學，重視對經典的義(yi) 理闡發，因而可稱之為(wei) “新儒學”，而“理學”則是後起，是宋代新儒學程朱一派發展到南宋時的稱謂。田浩與(yu) 錢穆觀點基本一致，認為(wei) 道學範圍較為(wei) 寬泛，大於(yu) 理學。

總的說來，道學有廣義(yi) 和狹義(yi) 兩(liang) 種理解。從(cong) 廣義(yi) 上說，它是有宋一代儒家學術思想的統稱，其狹義(yi) 的理解則是指程朱以來的道學傳(chuan) 統，即理學。陳榮捷也持這種觀點，認為(wei) 理學是道學思潮中的精髓所在與(yu) 最後完成，因而朱熹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其因之一在於(yu) 朱熹重建儒家道統，不僅(jin) 摒棄了漢唐諸儒甚或部分有宋一代新儒家，包括邵雍、張載、司馬光，甚至其師李桐，確定了從(cong) 古聖以至周、二程的相傳(chuan) 譜係；其因之二在於(yu) 以四書(shu) 係統取代五經係統，在儒家經典的研究上是一種新的取向與(yu) 精神【14】。

二、兩(liang) 種道統譜係

儒家提出道統是為(wei) 了與(yu) 佛教的祖統相對抗。儒家道統是指傳(chuan) 播儒家道學的脈絡譜係。佛教有其明晰的傳(chuan) 法譜係，是謂祖統。天台宗的《摩訶止觀》列舉(ju) 了西天二十三祖，而禪宗的《寶林傳(chuan) 》則提出了西天二十八祖的祖統說。有了明確的祖統，“傳(chuan) 法”便有了根據。隋唐以來，佛教興(xing) 盛，威脅到了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為(wei) 了辟佛，從(cong) 中唐始，儒者開始提出自己的道統說，為(wei) 儒家學說的傳(chuan) 承尋找根據。陳寅恪說：“華夏學術最重傳(chuan) 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征信於(yu) 人。”【15】

孔子之後，儒分為(wei) 八，何為(wei) 儒學之正宗便成了學者爭(zheng) 論的一個(ge) 問題。韓愈為(wei) 了與(yu) 佛教的傳(chuan) 法世係相抗衡，乃仿照佛教祖統，提出了儒家的道統說。在《原道》中，韓愈提出了一個(ge) 道統譜係：“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yu) 佛之道也。堯以是傳(chuan) 之舜，舜以是傳(chuan) 之禹，禹以是傳(chuan) 之湯，湯以是傳(chuan)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chuan) 之孔子，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也。”16韓愈認為(wei) 孟子之後道不得其傳(chuan) ，並認為(wei) 荀子與(yu) 楊雄或“擇焉而不精”，或“語焉而不明”，從(cong) 而把他們(men) 剔除出道統。陳寅恪認為(wei) 韓愈道統思想受到了佛教禪宗祖統說的影響，他說：“退之固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15】

韓愈的這一儒家道統傳(chuan) 承譜係影響了眾(zhong) 多後來的學者，尤其是北宋學者，很多仿照韓愈提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道統譜係。柳開在《應責》一文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17宋初三先生之一孫複認為(wei) ：“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18】後來的石介、蘇洵等人也提出了儒家道統的傳(chuan) 承譜係，這表現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儒學命運的關(guan) 切。南宋時士人依然重視儒家道統譜係的構建，其中，朱熹所提出的道統觀影響最為(wei) 深遠。

考察朱熹的道統觀，所依據的文本主要有《六先生畫像讚》《伊洛淵源錄》《近思錄》《中庸章句序》等。在這些文本中，朱熹的道統觀有不一致之處，其中《六先生畫像讚》通常被視為(wei) 其道統理論的重要文獻。“六先生”指的是北宋道學的六位奠基者與(yu) 先驅，分別是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和司馬光。“六先生”之說並非始自朱熹，但由於(yu) 朱熹的《六先生畫像讚》，因而通常認為(wei) “六先生”接續了儒學之正統，此六人亦被視為(wei) 已列入朱熹的道統譜係中。據束景南考證，朱熹作《六先生畫像讚》的時間是在乾道九年(1173)。同年，朱熹又撰寫(xie) 了代表他道統譜係思想的另一文本《伊洛淵源錄》。此書(shu) 共十四卷，敘述了道學源流並按照傳(chuan) 授關(guan) 係編排了道學譜係，認為(wei) 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接續了孔孟道統。此書(shu) 事實上僅(jin) 有坊間由於(yu) 傳(chuan) 抄而出現的盜版，並未在朱熹本人認可下被真正付梓，因而曾被官方立為(wei) “偽(wei) 學”。《伊洛淵源錄》之所以未被刊行，現據史料可考的一個(ge) 重要原因就在於(yu) 呂祖謙對此書(shu) 有甚多相左的意見。《伊洛淵源錄》初成，朱熹即抄錄了一份寄給呂祖謙，並囑其為(wei) 此書(shu) 作序。呂祖謙認為(wei) 該書(shu) “有欲商榷者”甚多，因而認為(wei) “大抵此書(shu) ，其出最不可早。與(yu) 其速成而闊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19】《伊洛淵源錄》未被刊行，說明朱熹認真考慮了呂祖謙的意見。對該書(shu) 出現盜印版，朱熹甚為(wei) 不悅，認為(wei) 該書(shu) “當時編集未成，而為(wei) 後生傳(chuan) 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20】盡管該書(shu) 是未刊之書(shu) ，但從(cong) 其所收人物基本為(wei) 洛學學者，可以看出朱熹對於(yu) 北宋諸儒的基本態度。在《伊洛淵源錄》中，原本在《六先生畫像讚》中被列入儒家道統譜係的司馬光消失不見，所餘(yu) 五人即所謂北宋五子。從(cong) 《伊洛淵源錄》書(shu) 名可以看出，依朱熹原意，隻是收錄洛學弟子，不僅(jin) 不會(hui) 收錄司馬光，甚至邵雍也不會(hui) 被收錄。但在坊間刊行的版本中卻有邵雍，朱熹認為(wei) 是“書(shu) 坊自增耳。”【21】

與(yu) 《伊洛淵源錄》並未實際刊行不同，《近思錄》作為(wei) 朱熹和呂祖謙合著的為(wei) 初學者編輯的理學基礎讀本，選錄了周敦頤、張載、二程四位道學家的文集、語錄，為(wei) 把握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論提供了一個(ge) 完整的邏輯體(ti) 係。在《近思錄》中，朱熹提供了一個(ge) 新的道學傳(chuan) 承譜係，即認為(wei)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才是道學的真正傳(chuan) 人，邵雍則被剔除。對此，陳榮捷曾有分析，認為(wei) “《近思錄》之所以不采邵子者，無他，以其象數之學道家氣味太濃而已。”【22】很明顯，《近思錄》認為(wei) 周、張、二程才是道學之根本。相對而言，《近思錄》是以一個(ge) 比較嚴(yan) 格狹窄的標準來輯錄道學人物的。

淳熙十六年初(1189)，朱熹編定《中庸章句》。在朱熹的《四書(shu) 集注》中，《中庸章句》居於(yu) 較為(wei) 特殊的地位，因為(wei) 朱熹提出了他的更新也更全麵的道統譜係。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明確了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子、顏回、曾子、子思、孟子、二程這樣的一個(ge) 道統傳(chuan) 授譜係。在這個(ge) 道統譜係中，司馬光、邵雍、張載、周敦頤皆未被列入，說明這個(ge) 道統譜係完全是按照以二程學說作為(wei) 儒學正統的標準而設立的。《中庸章句序》所展現的道統譜係是朱熹道統觀的最終形成，也是被官方認可的儒學道統譜係。隨著朱熹“四書(shu) ”係統取代五經係統，朱熹所提出的道統譜係事實上確立了二程的核心地位。這是一個(ge) 以洛學為(wei) 主線的道學譜係，在這樣的道統譜係中，道學逐漸落入朱熹事先設定好的一個(ge) 既定範式，道學的含義(yi) 逐漸狹義(yi) 化、洛學化。

在南宋，除了朱熹提出的具有官方性質的儒學道統譜係外，還存在著一種民間性質的儒學道統譜係，即以《諸儒鳴道集》為(wei) 代表的道統譜係。

《諸儒鳴道集》是宋人編纂的宋儒語錄集，收藏於(yu) 上海圖書(shu) 館，其具體(ti) 編刻年代與(yu) 編刻者現均難以考證。但據一些學者考證，較為(wei) 可信的成書(shu) 時間當在孝宗年間。《諸儒鳴道集》共七十二卷，作為(wei) 宋代的道學叢(cong) 書(shu) ，其收錄的是宋儒著作的最早版本，包括十二位學人的十五種語錄，集程朱道學開山祖師與(yu) 非程朱學者於(yu) 一體(ti) ，給我們(men) 提供了早期道學人物及其思想流變的諸多資料。其所收錄的道學人物有很多並非二程學派中人，如司馬光和其弟子劉安世，很明顯《諸儒鳴道集》並無門戶之見，發出了一個(ge) 不同於(yu) 朱熹道統的聲音。

《諸儒鳴道集》意在鳴道，對研究宋初道學思想發展具有重要價(jia) 值。在《諸儒鳴道集》中，提出了一個(ge) 不同於(yu) 朱熹的道統譜係。對此，有學者如田智忠認為(wei) ，《諸儒鳴道集》對“道”的表述較為(wei) 寬泛，甚至缺乏明顯的道統觀念。但筆者認為(wei) ，與(yu) 朱熹的道統譜係相比，《諸儒鳴道集》中對道學人物的排序可能更為(wei) 真實的描述了當時道學家在道統譜係中的地位。在《諸儒鳴道集》道統譜係中，其道學人物的順序是這樣的：周敦頤、司馬光、張載，然後才是二程、謝良佐、劉安世、江公望、楊時、潘植、劉子暈、張九成。顯然，這樣的安排與(yu) 朱熹的道統譜係差異很大。在《諸儒鳴道集》中，不為(wei) 朱熹所承認的司馬光的地位僅(jin) 次於(yu) 周敦頤，張載也被列於(yu) 二程之前。從(cong) 總體(ti) 上看，《諸儒鳴道集》顯示了朱熹以前的道學較為(wei) 廣闊的背景，提供一個(ge) 道學發展初期的原始麵貌，也展示了宋代學術多元化的一麵，而不像朱熹僅(jin) 把目光集於(yu) 洛學一線。

三、朱熹道統譜係視域下的司馬光

長期以來，司馬光一直是以政治家和史學家的角色示人，其對道學思想的貢獻卻常為(wei) 人所忽視。學界亦常有司馬光究竟是不是道學人物的爭(zheng) 論，其依據之一即是朱熹對待司馬光的態度。關(guan) 於(yu) 這一點，一些學者認為(wei) 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中是把司馬光納入到他的道統譜係之中的。《四庫全書(shu) 總目》認為(wei) “朱子序列學統，本自有光，後來門戶日分，講學者乃排而去之。”【23】侯外廬亦認為(wei) ：“北宋道學的代表人物，按照朱熹較早的意見，是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司馬光等‘六先生’；但朱熹在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七三年)所撰敘述‘道統’的《伊洛淵源錄》，因了洛學的門戶之見，又將司馬光除去，所餘(yu) 五人即所謂北宋五子。”【24】

事實上，按照朱熹對儒家道統人物的選擇，司馬光絕不會(hui) 進入到朱熹道統譜係的視野。但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和《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中為(wei) 何如此讚美司馬光呢?在《六先生畫像讚》中，朱熹對涑水先生的畫像讚如下：“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25】很明顯，在朱熹那裏，《六先生畫像讚》並非是道學譜係的表述，隻是對先賢學術及政治成就的高度認可。

據《雲(yun) 穀雜記》載：“司馬公薨，京師之民，罷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喪(sang) 者，蓋以千萬(wan) 數……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qin) 。四方來會(hui) 葬者數萬(wan) 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四方皆遣購。”【26】司馬光由於(yu) 受百姓愛戴，其畫像曾廣泛流傳(chuan) 於(yu) 世。朱熹作《六先生畫像讚》十九年之後的紹熙五年(1194)，他在《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中雲(yun) ：“周程授受，萬(wan) 理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複旦。……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奠之禮，以先師兗(yan) 國公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cong) 祀，尚饗！”【27】可以看到，《六先生畫像讚》中的六先生和《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中出現的從(cong) 祀對象是一致的，這絕不僅(jin) 僅(jin) 是巧合。《六先生畫像讚》和《伊洛淵源錄》成書(shu) 於(yu) 同一年，《伊洛淵源錄》被認為(wei) 是朱熹道統譜係的代表作，因此可以斷定，在《六先生畫像讚》中出現的司馬光不是由於(yu) 朱熹道統思想的變化而被剔除出道統譜係，因為(wei) 在同一年裏朱熹的思想不可能出現如此之大的差異。因而合理的解釋就是，《六先生畫像讚》是朱熹對北宋六先生道學功績的表彰以及對六先生聖賢氣象的景仰，而《滄州精舍告先聖文》隻是朱熹通過釋奠儀(yi) 等形式以表達對先聖先師的崇敬之意，僅(jin) 此而已，並非說明六位道學先賢被納入到朱熹道統譜係之中。

那麽(me) ，作為(wei) 宋初道學人物之一的司馬光，為(wei) 何沒有進入到朱熹的道統譜係之中呢?筆者認為(wei) 原因主要有兩(liang) 點：一是朱熹在道統人物選擇上的門戶之見，二是朱熹與(yu) 司馬光二人之“學殊”。

首先，朱熹有著很明顯的門戶之見。宋初，濂學、洛學、關(guan) 學、象數學、荊公新學、涑水學、蜀學等共同構成了學術發展的繁盛景象。當朱熹道統譜係確立，尤其是其“四書(shu) ”係統確立後，可以說程朱之學取得了官方認可的正統地位。此時，隋唐及北宋以來的多元思想文化的繁盛景象為(wei) 之一改，重新回到儒家一統的思想文化形態。錢穆先生認為(wei) ，自中唐韓愈“道統”論提出以來，儒家學術曆經宋明清，日益陷入朱、王的“門戶之見”，其結果即是學術的“單薄”與(yu) “歧出”。韓愈以降，宋明儒家道統是“主觀的，一線單傳(chuan) 的，孤立的，易斷的”【28】。建立道統需要清除異己，有學者評論說：“中國學術所以日衰者，由於(yu) 宗師之一統也。宗師之統一，即學術之專(zhuan) 製也。統一故無競爭(zheng) ，無競爭(zheng) 故無進步。溯其原始，孰非異學消亡之故乎?故道統之名立，始也排斥周末之子書(shu) ，繼也排斥漢儒之考證，又繼也排斥魏晉之詞章，是則道統未立之先，僅(jin) 為(wei) 孔教統一，道統既立之後，更為(wei) 宋學之專(zhuan) 製矣。”【29】

在道統論的提出者中，韓愈曾以道統傳(chuan) 人自居，但朱熹還是沒有給他在儒家的道統譜係中留下任何位置。司馬光也是如此。司馬光雖位高權重，其思想在當時也有重大影響，卻並沒有出現在朱熹的道統譜係中，其因之一就在於(yu) 朱熹的門戶之見。入宋以來的道統理論，其實質就是逐步清除諸家並重的多元化局麵，確立二程在道統譜係中的核心地位，並以一元排外的形式向世人展現。從(cong) 《伊洛淵源錄》到《近思錄》再到《中庸章句序》，可以看出朱熹在建構道統時的門戶之見。為(wei) 了標榜正統，從(cong) 邏輯上來說就必須要有嚴(yan) 格的排他性，這也表明朱熹在道統譜係的選擇上越來越洛學化。而一旦確立了道統，確立了某種一元的正統思想之後，其可能的消極後果則是多元文化的衰落與(yu) 凋零。事實上也正是這樣，隨著程朱理學被定於(yu) 正統，宋代學術多元繁盛的局麵便不複存在。清學者曾批評《伊洛淵源錄》說：“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shu) 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shu) 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 或釀為(wei) 水火之爭(zheng) 。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30】囿於(yu) 門戶之見，因而在朱熹狹義(yi) 的道學譜係中，司馬光被排除在外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朱熹和司馬光二人之“學殊”。朱熹在《六先生畫像讚》中對司馬光的讚賞，也僅(jin) 是從(cong) 人格、學問和聖人氣象上進行讚賞，而與(yu) 學術思想無關(guan) 。在學術思想上，朱熹明顯不讚同司馬光的有關(guan) 觀點。朱熹剔除司馬光於(yu) 道學譜係之外，主要是從(cong) 其哲學體(ti) 係的建立考量的，他說：“周程傳(chuan) 授，萬(wan) 裏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31】很明顯，司馬光在朱熹以“理”為(wei) 本體(ti) 的哲學體(ti) 係中並沒有什麽(me) 份量。在朱熹看來，司馬光、王安石等經世之人，政治實踐上成就斐然，史學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卻不是道學中人。黃宗羲指出：“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於(yu) 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於(yu) 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32】

二人之“學殊”主要在哲學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其一，對於(yu) 本體(ti) 的理解不同。從(cong) 哲學體(ti) 係的建立來考量，朱熹剔除司馬光於(yu) 道學譜係之外是必然的。為(wei) 了和佛教相抗衡，朱熹建立了理本體(ti) 論的哲學體(ti) 係，“理”或“天理”是其哲學體(ti) 係的本體(ti) ，而司馬光則仿楊雄《太玄》而作《潛虛》。《潛虛》是司馬光潛心《太玄》三十年而作的哲學論著，然而此書(shu) “見者不傳(chuan) ，傳(chuan) 者不習(xi) ”【33】，實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在《潛虛》一書(shu) 中，司馬光提出了他以“虛”為(wei) 本的本體(ti) 論哲學思想，認為(wei) “萬(wan) 物皆祖於(yu) 虛，生於(yu) 氣，氣以成體(ti) ，體(ti) 以受性，性以辯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ti) 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34】在此，司馬光提出了他對虛、氣、性、體(ti) 、名、行等北宋新興(xing) 的理學概念的理解，與(yu) 朱熹在哲學本體(ti) 理解上存在根本差異。

其二，人性論上的不同。朱熹是性善論者，認為(wei) 人有天命之性與(yu) 氣質之性。天命之性是天理的體(ti) 現，是純善無惡的；氣質之性來自於(yu) 氣，因而氣質之性有善有惡。他說：“隻是這一個(ge) 心，知覺從(cong) 耳目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cong) 義(yi) 理上去，便是道心。”【35】因而人要追求道心，存天理滅人欲。司馬光在人性論上堅持揚雄的“性善惡混”說，以此反對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他說：“孟子以為(wei) 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wei) 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偏而遺其大體(ti) 也。”【35】由此出發，司馬光把人分為(wei) “聖”“中”“愚”三類，他說：“夫性者，人之所受於(yu) 天以生者也，善與(yu) 惡必兼而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wei) 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wei) 愚人，善惡相半，則為(wei) 中人。”【36】

其三，在對待揚雄及孟子的態度上，二人有著明顯的不同。司馬光對揚雄極為(wei) 推崇，認為(wei) “揚子雲(yun) 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歿，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yun) 而誰？孟子與(yu) 荀殆不足擬，況其餘(yu) 乎？”【37】為(wei) 了維護揚雄的道統地位，司馬光極力為(wei) 揚雄仕莽辯護；而朱熹理學則強化忠節觀念，抓住仕莽一點極力攻擊揚雄。另外，在當時社會(hui) 尊孟大潮中，司馬光的《疑孟》，不僅(jin) 與(yu) 朱熹的尊孟觀點相抵牾，而且其非孟觀點，直接將他擺到了與(yu) 其他尊孟的道學家相對立的地位。

由於(yu) 朱熹和司馬光二人在上述諸多方麵存在差異， 因而司馬光是不可能進入到朱熹的道統一係的。

四、《諸儒鳴道集》道統譜係視域下的司馬光

與(yu) 朱熹的道統譜係不同，《諸儒鳴道集》提供的道學先賢名單裏，司馬光不僅(jin) 赫然在列，而且從(cong) 司馬光本人和周敦頤張載二程的並立序列，足以看出他在道學傳(chuan) 授係統裏的開山地位。很明顯，《諸儒鳴道集》所列道學譜係，作為(wei) 宋代道學中的非主流一脈，並不認可朱子所列道統譜係。這兩(liang) 種道統譜係中，司馬光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諸儒鳴道集》所提供的道學人物序列，卷一是周敦頤。把周敦頤列在第一位，承認並強調周敦頤在道學上的先賢地位，從(cong) 這點上來說，和朱熹的道統說並無二致，這與(yu) 當時的大多學派都宗周子有關(guan) 。《諸儒鳴道集》中，卷二是司馬光，張載列第三位，然後才是二程、謝良佐、劉安世、江公望、楊時等人。

周敦頤終其一生官位不顯，思想不彰，更多是以其人品與(yu) 修養(yang) 贏得人們(men) 的尊敬。黃庭堅說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38】。周敦頤包括二程其名聲雀起皆是由於(yu) 後人，尤其是南宋的胡宏、張栻和朱熹的推崇。張栻認為(wei) “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yu) 五伯功利之習(xi) ，求道者淪於(yu) 異端空虛之說，……唯先生崛起於(yu) 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yu) 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39】魏了翁則認為(wei) 周敦頤乃道學開山，功德甚高，曾上疏寧宗要求表彰周敦頤，其奏疏說：“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這其歸，……敦頤獨奮鬥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shu) ，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40】後寧宗下詔書(shu) ，諡周敦頤為(wei) 元公，程灝為(wei) 純公，程頤為(wei) 正公，以表彰周程開創道學的功績。此後，各地均開始崇尚道學。周敦頤居首，顯然這是以聞道之先後來確定序列的。《宋史·道學傳(chuan) 》說：“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chuan) ，傳(chuan) 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chuan) 。兩(liang) 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yu) 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yu) 舂陵，乃得聖賢不傳(chuan) 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shu) 》，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yu) 天而性於(yu) 人者，了若指掌。”【41】黃百家曾說道：“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chuan) 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若論闡發心性義(yi) 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42】

《諸儒鳴道集》中，被列為(wei) 第二位的司馬光，則是一個(ge) 有明顯爭(zheng) 議的人物。在道學發展過程中，很容易因政治觀點不同、黨(dang) 爭(zheng) 或學術思想的相異等而產(chan) 生排斥異己的情況。在朱熹的道學譜係中，司馬光這樣一個(ge) 道學初創時期的重要人物被剔除在外，就是一個(ge) 明顯的例子。而在《諸儒鳴道集》所列道統譜係中，司馬光被列為(wei) 第二位，這是與(yu) 朱熹道統明顯不同的見解，顯然選編者有其獨有的道學傾(qing) 向。

在北宋的道學人物中，司馬光作為(wei) 一位名儒大賢，其涑水學派也曾領導潮流。但長期以來，司馬光本人隻是被後人當作政治家和史學家，而不是當作一個(ge) 道學先驅人物，沒有在道學發展過程中給司馬光留下一個(ge) 應有的位置，甚或《宋史》中亦未把司馬光列入道學傳(chuan) ，而是列入其他名目。作為(wei) 政治家的司馬光是舊黨(dang) 黨(dang) 魁，是王安石變法的極力反對者。神宗時，王安石推行新法，變法派居主導地位，司馬光因與(yu) 王安石政見不合而退居洛陽，潛心完成了他的史學名著《資治通鑒》。哲宗時司馬光被再度起用，拜相，盡廢新法，此時的司馬光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其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亦足以成就其史學家的名望。但司馬光作為(wei) 道學開山人物之一卻常常為(wei) 人所忽略。

《諸儒鳴道集》把司馬光列為(wei) 道學人物第二位，並把他作為(wei) 道學開山之一，彰顯了司馬光在道統譜係中的地位與(yu) 意義(yi) 。在《諸儒鳴道集》的選編者看來，司馬光作為(wei) 道學初創時期的重要人物，在道學發生時期及在道學的發展過程中有著重要影響。從(cong) 《諸儒鳴道集》所選錄的作品可以看出，其主要是收錄北宋道學家較早期原始資料。相較而言，範圍比《近思示》更為(wei) 廣泛，因而其所列道統譜係，比朱熹的道統譜係要更加開闊完整，而且思想也更為(wei) 深刻。這說明程朱道學即便在後世甚至南宋的學人中影響甚大，也受到了非主流的道統譜係的挑戰，說明朱熹的道學觀點並不就是學人心中唯一可接受的理論。

司馬光究竟在宋初道學思想發展史中處於(yu) 何種地位，司馬光與(yu) 理學究竟有什麽(me) 關(guan) 係，這是學界經久討論的一個(ge) 話題。胡適亦曾提出司馬光是“理學之開山祖師”【43】。《諸儒鳴道集》可以說對此研究本身提供了啟發性的視角。另一方麵，《諸儒鳴道集》的道統譜係不同於(yu) 以往程朱學派，它提供了司馬光學派在南宋道學時期的道學開山地位的證明。在《諸儒鳴道集》中，收錄司馬光《涑水迂書(shu) 》一卷，作為(wei) 司馬光弟子的劉安世被收錄《元城先生語》《劉先生談錄》和《劉先生道護錄》三種共五卷，是諸儒中語錄收集最為(wei) 齊全者。劉安世所創立的元城學派其影響直到南宋不熄。全祖望曾指出，“涑水(司馬光)弟子不傳(chuan) 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安世)得其剛健，範正獻公(範祖禹)得其純粹，景迂(晁說之)得其數學，而劉、範尤為(wei) 眉目。”【44】涑水門人一傳(chuan) 主要有範祖禹、劉安世等，再傳(chuan) 主要有李光、呂本中、孫偉(wei) 、馬永卿，胡珵、劉勉之、趙鼎等，三傳(chuan) 為(wei) 孫蒙正、劉芮、曹粹中、潘畤、朱熹、林之奇，四傳(chuan) 主要有張栻、張枃(張栻弟)、潘友端等。朱熹為(wei) 劉勉之弟子，可見《宋儒學案·晦翁學案》說朱熹為(wei) “元城再傳(chuan) ”是有根據的。當然，《宋元學案》有過於(yu) 強調司馬光與(yu) 洛學關(guan) 係之嫌，但朱熹、呂祖謙以及張栻皆是“元城再傳(chuan) ”卻是不爭(zheng) 的事實。因而在南宋道學中，以朱熹、呂祖謙、張栻東(dong) 南三賢為(wei) 首的三大學派，其師承亦並非僅(jin) 程門一係，而與(yu) 司馬光涑水學派發展而來的元城學派有密切的關(guan) 係。

從(cong) 涑水學派到元城學派再到南宋諸涑水弟子，以及朱熹與(yu) 涑水學派的淵源，足證司馬光、劉安世在北宋道學初期的重要性。鑒於(yu) 司馬光及其後學巨大的學術影響力，因而在道統譜係中為(wei) 司馬光留有位置應該是必然的，而拒司馬光於(yu) 道學譜係之外，顯然是朱熹有意為(wei) 之。

從(cong) 史料記載來看，《諸儒鳴道集》在當時的傳(chuan) 播不廣，影響甚微，南宋學人對這部叢(cong) 書(shu) 接受度不高，甚或朱熹、陸九淵等大儒對此書(shu) 都無動於(yu) 衷。現學界普遍認為(wei) 朱熹和呂祖謙所編《近思錄》無論在傳(chuan) 播還是影響上都搶占了風頭，同時由於(yu) 洛學的盛行，學人普遍接受程朱的道學理論而不願接受《諸儒鳴道集》這樣一部駁雜的叢(cong) 書(shu) 。筆者認為(wei) 可能還有一個(ge) 原因，就是集子的編纂時間過晚。田智忠曾考證認為(wei) 《諸儒鳴道集》的成書(shu) 時間在乾道八年前後，即1172年，《近思錄》成於(yu) 淳熙二年即1175年。但筆者認為(wei) 《諸儒鳴道集》亦有可能不合時宜地成書(shu) 於(yu) 《近思錄》之後，其命運可想而知。

結 語

總的來說，司馬光在兩(liang) 種道統譜係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司馬光作為(wei) 道學的開山者之一，與(yu) 後來的理學肯定有某種思想上的聯係或相通之處，而對這種聯係或相通，在朱熹的道統譜係中，朱熹明顯是視而不見或有意忽視略了。在《諸儒鳴道集》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選編者在對道學人物選擇時的寬泛與(yu) 包容，其所提供的道學人物，較為(wei) 完整地再現了宋代學術的多元傾(qing) 向，從(cong) 中也可以看出司馬光在其道統譜係中的地位以及他在道學發展初期的影響與(yu) 貢獻。

 
注釋
 
1 (清)章學誠：《丙辰劄記》，《章學誠遺書》外編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頁。
 
2 (元)脫脫：《宋史·道學一》卷四百二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709頁。
 
3 (清)黃宗羲撰、(清)黃百家纂輯、(清)全祖望修定：《士劉諸儒學案》，《宋元學案》卷6，《黃宗羲全集》第3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頁。
 
4 (宋)陳謙：《儒誌學業傳》，載(宋)王開祖：《儒誌編》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宋)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382頁。
 
6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00頁。
 
7 (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附錄《奏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49頁。
 
8 錢穆:《朱子新學案》，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版，第14頁。
 
9 馮友蘭:《通論道學》，《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3期。
 
10 (宋)李心傳:《道命錄》卷九，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12頁。
 
11 (宋)劉克莊《季父易稿》，《後村集》卷九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九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3 (宋)黃震:《黃氏日鈔》卷六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 陳榮捷:《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頁。
 
15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5頁，第322頁。
 
16 (唐)韓愈:《原道》，《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頁。
 
17 (宋)柳開:《應責》，《全宋文》卷六，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頁。
 
18 (宋)孫複:《孫明複小集·信道堂記》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 (宋)呂祖謙:《與朱侍講元晦》，《呂祖謙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0頁。
 
20 (宋)朱熹:《答吳鬥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頁。
 
2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47頁。
 
22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19頁。
 
23 (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2頁。
 
24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6頁。
 
25 (宋)司馬光:《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版，第212頁。
 
26 (宋)張淏:《雲穀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7 (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0-4051頁。
 
28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頁。
 
29 梁廷楠:《正統道統論》，轉引自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頁。
 
30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19頁。
 
31 (宋)朱熹:《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0頁。
 
32 (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涑水學案序錄》，《宋元學案》卷七，吳光主編:《黃宗羲全集》第4冊，第333頁。
 
33 (清)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修:《潛虛結語》注，《宋元學案》卷八，吳光主編，《黃宗羲全集》第4冊，第333頁。
 
34 (明)章潢:《圖書編》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 (宋)黎靖徳編:《朱子語類》卷七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09頁。
 
36 (宋)司馬光:《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第360頁，第360頁。
 
37 (宋)司馬光:《司馬光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4頁。
 
38 (宋)黃庭堅:《濂溪詩序》，《黃庭堅全集·正集》卷十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07頁。
 
39 (宋)張栻:《答周允升》，《南軒集》卷三十一，《張栻全集》，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76頁。
 
40 (宋)魏了翁:《奏乞為周濂溪賜諡》，《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1 (元)脫脫:《宋史·道學一》，卷四百二十七，第12709-12710頁。
 
42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濂溪學案·上》，《宋元學案》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2頁。
 
43 耿雲誌:《胡適年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頁。
 
44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元城學案》，《宋元學案》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20-8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