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學的團體(ti) 化：宋儒結黨(dang) ，明儒結社

作者：衷鑫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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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衷鑫恣《道學的團體(ti) 華：宋儒結黨(dang) ，明儒結社》，載《原道》第40輯（湖南大學出版社，2021），頁79-88

[提要]儒家有一個(ge) 遊離於(yu) 政治權力體(ti) 係之外的結社傳(chuan) 統，從(cong) 孔子攜門人周遊列國，儼(yan) 然流亡團體(ti) ，到東(dong) 漢太學生以名節相尚釀成黨(dang) 錮，再到宋明道學講學成風開宗立派，不絕於(yu) 史。宋儒歐陽修公然提出君子有黨(dang) 論，為(wei) 現實政治服務。至朱子，已慣於(yu) 以“吾黨(dang) ”“吾徒”號召誌同道合的道學同仁。朱子之喪(sang) ，即便遭遇政治高壓，仍有千人會(hui) 葬。宋代黨(dang) 爭(zheng) 頻繁，元祐黨(dang) 禁、紹興(xing) 黨(dang) 禁、慶元黨(dang) 禁，道學集團一再被打擊。明儒繼續書(shu) 院講學活動，規模、頻率更上層樓，會(hui) 講遞進為(wei) 講會(hui) 。東(dong) 林講學，士林活躍，為(wei) 當權的閹黨(dang) 所不容。王陽明一門小心避開政治，有結社無結黨(dang) ，談心性不談朝政。程朱之徒著儒服深衣自為(wei) 標誌，而陽明之徒力避衣冠之異俗。雖如此，陽明一門下沉於(yu) 民間弘道路線，至顏鈞、何心隱等俠(xia) 者出，無黨(dang) 心卻成黨(dang) 勢，權臣如嚴(yan) 嵩輩仍然忌憚之。

[關(guan) 鍵詞]理學、團體(ti) 、黨(dang) 錮、朱子、儒服

儒家有一個(ge) 遊離於(yu) 政治權力體(ti) 係外的結社傳(chuan) 統，從(cong) 孔子攜門人周遊列國褒貶諸侯，儼(yan) 然流亡團體(ti) ，到東(dong) 漢太學生以名節相尚處士橫議，釀成黨(dang) 錮，再到宋明道學講學成黨(dang) 開宗立派，不絕於(yu) 史。其特點，團體(ti) 中人因相同或相似的學問、信仰、抱負而結交而標榜，以若幹大儒為(wei) 率，社會(hui) 聲望高，甚者能左右天下輿論。

一、從(cong) 東(dong) 漢太學黨(dang) 到宋明道學黨(dang)

以下是發生於(yu) 宋明兩(liang) 代的三次“黨(dang) 錮”（對反對黨(dang) 的鎮壓）：北宋“元佑奸黨(dang) 碑”，錄97人；南宋慶元“偽(wei) 學逆黨(dang) ”，籍59人；晚明天啟的東(dong) 林“點將錄”，點108人。某種意義(yi) 上，這就是政敵們(men) 製作的“黨(dang) 員名冊(ce) ”。這些“黨(dang) ”，都是持異議的士大夫集團，且都是道學階段的儒士集團。

宋儒是不憚於(yu) 結黨(dang) 的，宋代黨(dang) 爭(zheng) 也於(yu) 曆代最頻繁。歐陽修作《朋黨(dang) 論》，從(cong) 儒家義(yi) 理係統出發，論證君子有黨(dang) ，是宋代士大夫黨(dang) 派政治的宣言。此論誕生於(yu) 慶曆黨(dang) 爭(zheng) 的曆史背景中，領導慶曆新政的範仲淹曾當著宋仁宗的麵，為(wei) “朋黨(dang) ”正名。[1]熟悉政治的朱子，這方麵有充分的自覺，屢稱“吾黨(dang) ”，宣揚“以吾黨(dang) 致力於(yu) 吾道”。朱子不是不知道孔子之教，“君子矜而不爭(zheng) ，群而不黨(dang) ”。[2]然而“無黨(dang) ”猶如“大同”，是一種理想，在君子小人雜處的現實政治中，擇友與(yu) 站隊是難免的。因此朱子嚴(yan) 厲斥責無條件的無黨(dang) 論：“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dang) ’，是大亂(luan) 之道。”[3]

東(dong) 漢與(yu) 兩(liang) 宋都是養(yang) 士（培養(yang) 優(you) 容士大夫）的美好時光，士大夫之交遊與(yu) 互相標榜也相當一致。史家述桓靈黨(dang) 錮前的東(dong) 漢士人交遊之盛：“太學諸生三萬(wan) 餘(yu) 人，郭林宗、賈偉(wei) 節為(wei) 其冠，並與(yu) 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ju) ，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4]又，“（郭泰家世貧賤，學成後）遊於(yu) 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yu) 是名震京師。後歸鄉(xiang) 裏，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liang) 。”[5]

朱子之世，與(yu) 此相似。如會(hui) 葬，王懋竑《朱子年譜》載：“（朱子）葬於(yu) 建陽縣唐石裏之大林穀。會(hui) 葬者幾千人。”[6]此事發生在黨(dang) 禁之恐怖氣氛中。此前，當朱子之卒，尚有言者奏言“偽(wei) 徒會(hui) 送偽(wei) 師朱某之葬”，乞嚴(yan) 行約束。陳榮捷《朱子門人》統計親(qin) 炙朱子者有629人。[7]會(hui) 葬者既大逸此數，且並非所有門人皆到，可知朱子的社會(hui) 影響不是“學術小圈子”一語能夠概括。

又如太學生之與(yu) 名士結為(wei) 共同體(ti) ，有孫逢吉之例媲美之。紹熙二年（1191），孫逢吉（慶元黨(dang) 錮中曾論救朱子）論劾結交近幸的官僚，光宗不從(cong) ，他堅決(jue) 求去，離開臨(lin) 安時，“兩(liang) 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guan) 外”。[8]宋代太學規模不及東(dong) 漢，難以動輒萬(wan) 人，但兩(liang) 學之士數百人送行因諫諍去國的孫逢吉，是帶著強烈的政治姿態的，意義(yi) 非凡。

又，慶元二年（1196），受朱子“偽(wei) 學逆黨(dang) ”案牽連，蔡元定發配道州，徒步上路，朱子“與(yu) 嚐所遊百餘(yu) 人，會(hui) 別蕭寺”。[9]要知道，慶元二年、三年是黨(dang) 錮洶湧之際。樹倒猢猻散是常有的，朱子也遇到過。他落職罷祠後，往日從(cong) 遊之巽懦者，有些也是“變異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dang) ”。[10]但竟也有那麽(me) 多“不散”的，甘冒風險，圍在已是布衣的朱子身邊，這就是一種有別於(yu) 利益共同體(ti) 的信仰共同體(ti) 了。所謂利益共同體(ti) ，南宋的職業(ye) 官僚集團是，明末的閹黨(dang) 也是。當然，相比信仰共同體(ti) /利益共同體(ti) 這樣的概念範疇，歐陽修依義(yi) 利之辨劃分的君子之黨(dang) /小人之黨(dang) 用在這裏也許更貼切；“利益共同體(ti) ”與(yu) “小人之黨(dang) ”同義(yi) ，但“信仰共同體(ti) ”卻不一定是“君子之黨(dang) ”。需要辨明的是，即使是南宋理學集團這個(ge) “君子之黨(dang) ”，有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葉適這些君子，其成員卻也不是個(ge) 個(ge) 君子。大量依附者，正如反對黨(dang) 的奏文所言，是名利之徒：說利，是因為(wei) 道學也有得勢之時；說名，是因為(wei) 道學家本以道德為(wei) 標榜，以名為(wei) 重。這些投機分子的存在，也與(yu) 東(dong) 漢類似。漢末徐幹譴責俗士之交：“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wei) 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詳察其為(wei) 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yu) 朝，而稱門生於(yu) 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wei) 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ye) 。然其於(yu) 事也，至於(yu) 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11]如清初士人多以黨(dang) 爭(zheng) 為(wei) 宋明滅亡之由，徐幹也有一概否定士人交結為(wei) 黨(dang) 之意，落腳點是以黨(dang) 群為(wei) 私利之門。其確否，茲(zi) 不論，我們(men) 隻想借徐幹的觀察得知，郭泰、李膺等的附合者中也存在大量漁利之徒。實際上，投機者被大量吸引，正是黨(dang) 勢形成的表現。反過來，投機者成批離去，則是黨(dang) 勢不再的表現。

大體(ti) 上，漢末之太學黨(dang) （姑且這麽(me) 叫），南宋中期之道學黨(dang) ，明末之東(dong) 林黨(dang) ，最初都是由於(yu) 達到了規模效應的清議行為(wei) 而引發權力不安與(yu) 彈壓。它們(men) 自有政壇人物為(wei) 之扶植，但更需要精神領袖為(wei) 號召，這些領袖純靠道德學問為(wei) 魅力，政治上往往不得意。太學生領袖郭泰，終生不仕；理學之魁朱熹，立朝僅(jin) 四十日；東(dong) 林書(shu) 院主盟顧憲成，講學是在被革職之後。他們(men) 身在江湖，但心係天下治亂(luan) 。這些精神領袖的存在，完美演繹了儒家道尊於(yu) 勢的傳(chuan) 統。郭泰時代的精神動力叫做名教，標榜名節；朱子、顧憲成時代的精神動力叫做道學（或理學），標榜道德；道學未嚐不是名教。這些往往由異己的政治力量逼出來的“黨(dang) ”，也不是沒有“施政綱領”。統說是先王之治、三代之治；分說的話，太學黨(dang) 的綱領首在五經（漢儒一般相信，孔子以《春秋》為(wei) 大漢立法），理學黨(dang) 首在四書(shu) （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這對應不同的理論形態：漢儒的五經政治學，立足後天經驗（典章文物），是綜合型的，是史學；宋儒的四書(shu) （加周易）政治學，立足先天理念（天理良知），是分析型的，是哲學。

不管怎麽(me) 說，無論太學黨(dang) ，還是道學黨(dang) ，還是東(dong) 林黨(dang) ，黨(dang) 諍（有黨(dang) 有諍）是一樣的。這不是巧合，因為(wei) 它們(men) 都隻是繼承了孔子開創的私學幹政模式。有人也許會(hui) 說，郭泰遊太學，不能稱之為(wei) 私學活動。殊不知，桓靈之際，太學基本上已成士族的自治領（好似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設想的那種“學校”），不受皇帝與(yu) 宦官控製，因此靈帝才有光和元年（178）的“鴻都門學”之設，以抗衡太學。其時之太學，名為(wei) 官學，實為(wei) 私學。孔子的言論著述，固然對後世影響巨大，但其有教無類、弟子環繞、周遊弘道的生平事業(ye) ，對後世儒者更是親(qin) 切的感召。如南宋敵道學者林栗曾抨擊朱子：“熹……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xi) 為(wei) 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曆聘之風。”[12]語帶汙蔑，但反映了一些事實。一句話，宋明道學講學成黨(dang) ，從(cong) 整個(ge) 儒學史來看，繼承性畢竟是第一位的。其講學交遊、標榜品題，與(yu) 東(dong) 漢相當，故受禁錮也相似。隻有孔子之黨(dang) ，因遠處秦製建立之前，故未遭難。而秦製一旦建立，儒學也就迎來第一次大禍，即焚書(shu) 坑儒。

二、程朱道學與(yu) 陽明道學團體(ti) 化之異

現在來說說程朱道學與(yu) 陽明道學在團體(ti) 化上的差異。有兩(liang) 個(ge) 詞，政黨(dang) 化、社團化，二者同中有異。政黨(dang) 化意味著主動參與(yu) 權力製衡或鬥爭(zheng) ，社團化則無。套到餘(yu) 英時先生所闡發的宋儒“致君行道”、明儒“覺民行道”的兩(liang) 條路線之分，可以說宋儒是自覺結黨(dang) 的（政黨(dang) 化），明儒隻做到自覺結社（社團化）。鑒於(yu) 明朝敵視士人的政治氛圍，王陽明一門的弘道獨辟蹊徑，繞著政治走，雖然同樣大力講學授徒，自成團體(ti) ，其表達卻是很內(nei) 斂的。學界的相關(guan) 研究已多（如餘(yu) 英時等人著作），不須從(cong) 頭說起，這裏隻補充一點服飾細節的內(nei) 容，以印證程朱黨(dang) 性的張揚，與(yu) 陽明學派的不敢示人以黨(dang) 性。

宋代敵道學者攻擊道學時，往往提到道學者獨特的著裝——寬衣、博帶、緇冠、幅巾、黑履等等——也就是朱子《家禮》力圖複活的周禮“深衣”製度。南宋初年言者稱程頤之徒“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可見朱子之前的道學群體(ti) 已因服飾之故而被當成另類。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九載：“司馬溫公依《禮記》做深衣、冠簪、幅巾、縉帶。”[13]這些被朱子所繼承；有意思的是，司馬光的幅巾在形製上遙遙呼應了“林宗巾”——太學領袖郭泰戴的頭巾、東(dong) 漢黨(dang) 爭(zheng) 的一個(ge) 視覺標誌。朱子的服飾繼承程頤多少，則有疑問。古代服飾中確有名“程子巾”（實為(wei) 冠）者，但程頤是否推廣過曆史悠久、格外醒目的幅巾，尚無更多史料可資佐證。朱子毫無疑問為(wei) 道學人士設計了十分獨特的服飾。《道命錄》卷七“言者論偽(wei) 徒會(hui) 送偽(wei) 師朱某之葬乞嚴(yan) 行約束”載一位言官的反感之語：“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沉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蹁躚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為(wei) 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絇，而為(wei) 不正之履。”[14]所謂“婆娑其巾幘”、“華巧其綦絇”，不是空穴來風，它們(men) 是吻合朱子《家禮》的設計的。[15]朱子閑居時，每天“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yu) 家廟以及先聖”。[16]這位言官的話所透露的重要信息是，朱子門人也廣泛接受這套服飾。著裝的製式化，是道學團體(ti) 化的強烈表示。

如說道學家刻意求新，那肯定是錯的。他們(men) 所做的，實為(wei) 複古——真的複古。司馬光是要複原《禮記》中的衣冠製度，朱子《家禮》又是基於(yu) 司馬光的《書(shu) 儀(yi) 》以及三禮。這套東(dong) 西在宋代之所以格格不入，是因為(wei) 如宋人沈括所說，“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17]起碼到漢末，以儒服為(wei) 主體(ti) 的中華衣冠都還是常見的，所以上引徐幹文中才有“冠蓋填門，儒服塞道”之語。宋代已不是這個(ge) 樣子，所以人們(men) 反以儒服為(wei) 怪。朱子等人所為(wei) ，是要複興(xing) 久已失傳(chuan) 的一個(ge) 東(dong) 西。這又是宋儒承接漢儒的地方，不同的是，宋儒要麵臨(lin) 詫異的目光。

同樣是在禮樂(le) 崩壞之時，孔子之黨(dang) 已經有了因衣冠不合俗而被嘲弄的先例。《禮記•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哀公見孔子，先問：“夫子之服，其儒服與(yu) ？”鄭玄注：“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yu) 士大夫異，又與(yu) 庶人不同，疑為(wei) 儒服而問之。”孔穎達疏裏說：“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孔子的話似乎告訴我們(men) ，他的衣冠是殷周衣冠舊製。魯哀公不之識，以為(wei) 異類。他見麵不問儒行，反對古怪的儒服大起興(xing) 趣，從(cong) 心理學上講，乃由於(yu) 一般人的注意力最容易留駐於(yu) 視覺。孔子的遭遇，就是後來朱子等人的遭遇；不同的是，孔子尚未遇到黨(dang) 禁。前麵之所以說“孔子之黨(dang) ”，是因為(wei) “儒服”確是孔門通服，非孔子獨服。這可從(cong) 子路初“冠雄雞，佩豭豚”，後“儒服委質”，請為(wei) 孔子弟子一事推知。[18]

幾百上千人，主張統一，著裝統一，已足以令人側(ce) 目，何況其服裝上不與(yu) 朝服、公服同，下與(yu) 百姓雜服異。越直觀而具象的變動，越引人注目，如不能被接受，即生爭(zheng) 端。對一個(ge) 幹政團體(ti) 來說，單純這條簡直已足以取禍。然而縱有紹興(xing) 黨(dang) 禁批程子的先例，道學新領袖朱子還是堅持獨特的道學著裝；他有著強烈的“法服”意識，[19]認定服裝也有服統。前麵說過，朱子落職罷祠後，有部分從(cong) 遊者遂“變異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dang) 。這清晰地透露，服飾成為(wei) 當時劃分黨(dang) 內(nei) 黨(dang) 外的標記。

需要特別澄清的是，朱子戮力衣裝形製，動機原不在製造彼我鴻溝，樹旗以立門戶，而是儒家製禮作樂(le) 傳(chuan) 統下的一個(ge) 具體(ti) 作為(wei) 。禮樂(le) 理想上須覆蓋天下人，所以本於(yu) 禮經的法服是要推廣到從(cong) 天子到庶人的所有人的。換句話說，變革朝野服色（例如消除朝服中的胡服元素），原在理學黨(dang) 的政治理想之內(nei) 。隻不過時勢所限，隻能率先實施於(yu) 自己的團體(ti) 。

構成鮮明對比的是，王陽明一門在衣冠要求上極端低調，也相應地在製禮作樂(le) 這一環上表現遜色。明嘉靖至萬(wan) 曆期間，從(cong) 世宗、嚴(yan) 嵩，到神宗、張居正，指責王陽明及其門人朋友者不一而足，卻從(cong) 未提到他們(men) 有“奇裝異服”。這隻能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本來在服飾上就中規中矩。

考陽明門下，唯王艮頗有意於(yu) 古禮。《心齋年譜》載，王艮三十七歲：“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絛絰、笏板，行則規圓矩方，坐則焚香默識。”這與(yu) 程朱學人的做派相類，與(yu) 流於(yu) 放蕩的泰州後學反而迥異。三十八歲：“入豫章城，服所製冠服，觀者環繞市道。”後來又依孔子車製自創蒲輪，行至都下，“冠服言動，不與(yu) 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20]可見，與(yu) 朱子一樣，王艮不憚於(yu) 違俗，並因而被人視為(wei) 異類。然而王艮在王門是孤獨的。在豫章，陽明門人問陽明：王艮“異服者與(yu) ？”陽明曰：“彼法服也。舍斯人，吾將誰友？”陽明的回答說明，他了解儒家法服之事，且能包容王艮的駭俗之舉(ju) 。而整個(ge) 對話透露，當時王門包括陽明本人都不穿古儒服（法服）。換句話說，陽明是知而不為(wei) 。即使是陽明對王艮的支持，其實也有限。當王艮的“乖張”震驚京城後，陽明也坐不住了，所以才有“亦移書(shu) 責之”，謂王艮“行事太奇”之事。歸根結底，他是害怕帶來他認為(wei) 不必要的政治麻煩。我們(men) 知道，被貶龍場（1506）後，陽明就刻意保持低調。[21]何況王艮去北京在1523年，而1522年十月剛發生過給事中章僑(qiao) 、禦史梁世驃請禁心學之事。陽明、心齋的年譜都提到，陽明事後裁抑王艮。但裁抑到何等程度，王艮最後有無改換服裝，我們(men) 不得而知。朱舜水回答日本人問明朝深衣，說：“僅(jin) 見《家禮》耳。明朝如丘文莊（丘浚，1420-1495）亦嚐服之，然廣東(dong) 遠不可見。王陽明門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見。”吾妻重二猜測，朱舜水提到的王陽明門人就是王艮。[22]不管王艮是否堅持穿深衣，他都是明代極少數的特例，而且是被壓抑的特例。

小中見大，陽明對儒家服製的不作為(wei) ，背後是陽明學對整個(ge) 儒家禮製的淡漠。陽明本人在南贛等地推行過呂氏鄉(xiang) 約，固然是禮樂(le) 教化的一種，但此外便好像沒了。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陽明學對禮學的貢獻也的確乏善可陳。明清鼎革之際，遺民往往批評明末士風浮薄，拙於(yu) 踐履；特別地，在學術領域，有心性之清談，無經世之實學。[23]陽明學對這些現象要負主要責任。

嘉靖大禮議是明代涉及禮樂(le) 製作的極重大事件，陽明一門對它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禮議焦點是，嘉靖帝以藩王（興(xing) 獻王）之子入繼大統，則其宗廟所奉祀的“皇考”將是本生父，還是前任皇帝？換句話說，是血緣關(guan) 係重要，還是繼承關(guan) 係重要，特別是對作為(wei) 天下楷模的天子來說？依據儒家宗法，血緣不是那麽(me) 重要，嘉靖帝好比過繼，不應當再以本生父為(wei) 尊。宋英宗與(yu) 明世宗有類似情況，而且也發生過經年不息的“濮議之爭(zheng) ”。感情上誰都更愛親(qin) 生父母，宋英宗也是堅持尊本生父，並取得了最後勝利。然而儒家公論無不以為(wei) 英宗是破壞宗法。想不到曆史重演，明世宗仍是堅持尊本生父，而且一意孤行，也取得最後勝利。然而後果是很嚴(yan) 重的。明世宗血腥鎮壓反對派（以“左順門”一案為(wei) 尤），藉此愈發專(zhuan) 斷，士大夫愈發不敢有異議。《明史》作者即以世宗為(wei) 明朝綱紀淪壞的起點：“明自世宗而後，綱紀日以淩夷，神宗末年，廢壞極矣。”[24]

在這樣攸關(guan) 製度化儒家的生命的事件中，當時已德高望重的王陽明其態度如何？首先，他沒有參與(yu) 禮議，在公共領域對大禮儀(yi) 全程緘默。其次，據學者任文利勾稽，他私下的真實意見，與(yu) 世宗及世宗支持者一致。[25]這樣的態度，固然與(yu) 陽明相對偏向人情的哲學有關(guan) （世宗尊本生父的理由，就是孝子的自然之情）。這裏，理論上可對他的緘默做兩(liang) 種理解，一是純粹不想惹麻煩，二是變相支持世宗的主張。根據我們(men) 對陽明的整體(ti) 把握，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若然，那就是對儒家典章實際運用的不作為(wei) 。然而就算是第二種（其實幾乎不可能），等於(yu) 他有意借世宗之手調整儒家禮製，是一種積極作為(wei) ，那麽(me) 至少從(cong) 後果來看，也是很有問題的。章太炎評價(jia) ：“大禮議起，文成（王守仁）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shu) 、方獻夫、霍韜、黃綰爭(zheng) 以其術為(wei) 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謅麵諛，導其君以專(zhuan) ，快意刑誅，肆為(wei) 契薄。且製禮之化，流為(wei) 齋醮，糜財於(yu) 營造，決(jue) 策於(yu) 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yu) 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為(wei) 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26]責備不可謂不嚴(yan) 。[27]儒學不反對變革禮樂(le) ，隻是如《中庸》所言，此事惟許之“聖王”。陽明門下的席書(shu) 、方獻夫、霍韜、黃綰是不是佞臣，且不論，但主導禮議的張璁、桂萼，無疑是奉承希旨之輩。特別地，世宗本人的專(zhuan) 斷，快意刑誅，中年後的耽於(yu) 仙術，絕是事實。無論世宗還是他的執政集團都夠不上“聖王”資格，而陽明卻把製禮作樂(le) 的權柄完全交給了他們(men) ，以致遺禍無窮。

陽明小心翼翼地避免衝(chong) 撞現有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秩序。總結起來，朱子之政黨(dang) 是努力複興(xing) 禮樂(le) ，即在衣裝細節上也不惜抵牾權力集團及社會(hui) 習(xi) 俗的慣常審美；王子之社團是努力回避禮樂(le) ，即在衣裝細節上也不敢與(yu) 人不同。王學少招嫌，少被譏，不亦宜乎？外在行為(wei) 中規中矩，減少社會(hui) 及政治的異樣目光，能達到保護自由講學的目的。既如此，自然就不是建黨(dang) 幹政這一路。

三、陽明學派無黨(dang) 心卻成黨(dang) 勢

問題是，沒辦法或不願意結黨(dang) 的陽明一派為(wei) 何最後仍被打擊？[28]簡單說，是因為(wei) 清初唐甄在《潛書(shu) •除黨(dang) 》裏說的：“聚眾(zhong) 講學，其始雖無黨(dang) 心，其漸必成黨(dang) 勢。”各種資料都顯示，王門的講學規模勝過宋儒。這樣的話，即使全然在野，終將發展為(wei) 不可忽視的力量，何況其圈子中本有大量士子與(yu) 朝廷命官。如內(nei) 閣首輔徐階（1503-1583），就是嘉靖末隆慶初講學大盛的第一推手。

單論團體(ti) 純粹在基層膨脹，從(cong) 而引起政權警惕，陽明後學中也有跡可尋。那就是泰州門下的顏鈞一脈。王世貞《嘉隆江湖大俠(xia) 》載：“嘉、隆之際，講學之盛行於(yu) 海內(nei) ，而至其弊也，借講學而為(wei) 豪俠(xia) 之具，複借豪俠(xia) 而恣貪橫之私，其術本不足動人，而失誌不逞之徒相與(yu) 鼓吹羽翼，聚散閃倏，幾令人有黃巾、五鬥之憂。蓋自東(dong) 越（陽明）之變泰州，猶未大壞，而泰州之變為(wei) 顏山農(nong) ，則魚餒肉爛，不可複支。”[29]這段批評的話透露的一個(ge) 事實是，顏山農(nong) 的講學活動已經“令人有黃巾、五鬥之憂”，弦外之音是，易引發自下而上的動亂(luan) 。這是儒家發展出的民間宗教新模式，雖然還是社團，卻是令當政者害怕的特殊社團，其顛覆政權的風險比政壇朋黨(dang) 有過之無不及。顏山農(nong) 終因行事“張皇”，被政客以他事下獄。[30]萬(wan) 曆年間，首輔張居正下令禁學，毀天下書(shu) 院，“凡講學受禍者不啻千計”，顏山農(nong) 門人何心隱也是在此間被捕，死於(yu) 獄中。[31]

總而言之，王陽明一門小心避開政治，有結社無結黨(dang) ，談心性不談朝政。程朱之徒著儒服深衣自為(wei) 標誌，而陽明之徒力避衣冠之異俗。雖如此，陽明一門下沉於(yu) 民間弘道路線，至顏鈞、何心隱等俠(xia) 者出，無黨(dang) 心卻成黨(dang) 勢，勢必為(wei) 權臣所忌。陽明先生恐怕也沒有料到這樣的結局。

注釋
 
[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慶曆四年》載：“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範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2]從孔子、歐陽修到朱子的黨論，詳見衷鑫恣：《君子之黨與一黨政製》，《原道》2016年第2輯。
 
[3]見《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1頁。
 
[4]範曄：《後漢書•黨錮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86頁。
 
[5]範曄：《後漢書•郭符許列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225頁。
 
[6]王懋竑：《朱熹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附錄，第271頁。
 
[7]陳榮捷：《朱子門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頁。
 
[8]樓鑰：《媿集》卷九《孫公神道碑》，四庫全書版，第22頁。
 
[9]李心傳：《道命錄》，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版，卷七上，第70頁。
 
[10]黃榦：《朝奉大夫文華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形狀》，載王懋竑：《朱熹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附錄，第515頁。
 
[11]徐幹：《中論》卷下《譴交第十二》，四庫全書版，第10頁。
 
[12]衷鑫恣：《敵道學史：從北宋到二十世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版，第28頁。
 
[13]司馬光傳世畫像中有一副就戴著幅巾。見吾妻重二：《朱子〈家禮〉實證研究》，吳震、郭海良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書末附圖一。
 
[14]李心傳：《道命錄》，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六年版，卷七下，第85頁。
 
[15]吾妻重二：《朱子〈家禮〉實證研究》，吳震、郭海良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213頁。
 
[16]黃榦：《朝奉大夫文華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形狀》，載王懋竑：《朱熹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版，附錄，第518頁。
 
[17]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頁。
 
[18]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191頁。
 
[19]見《朱子語類》卷九一。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4頁。
 
[20]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10頁。
 
[21]參閱餘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載餘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6頁。
 
[22]吾妻重二：《朱子〈家禮〉實證研究》，吳震、郭海良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頁。
 
[23]參閱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二章《禮製秩序的重建與“士”“君”關係的重整》。禮學是很重要的實學。
 
[24]張廷玉等：《明史•熹宗本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06頁。
 
[25]任文利：《治道的曆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章《大禮議與王陽明》。
 
[26]章炳麟：《王文成公全書題辭》，載《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630頁。
 
[27]據上揭任文利研究，陽明的及門弟子中與世宗唱反調的倒不止鄒守益一個，另有二三人（但分量輕）。
 
[28]詳見衷鑫恣：《敵道學史：從北宋到二十世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版，“明代的政治敵道學”一節。
 
[29]王世貞：《嘉隆江湖大俠》，載容肇祖整理：《何心隱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附錄，第143頁。
 
[30]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704頁。
 
[31]鄒元標：《梁夫山傳》，載容肇祖整理：《何心隱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附錄，第1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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