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複興：理想與挑戰
    作者：薑誌勇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1年6月30日
    
    
    
    
    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文化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文化的自信不斷樹立，進入21世紀後，國人普遍意識到，中國要成為世界性的大國，除了要做政治、經濟大國外，還應是文化大國、思想大國，不少人甚至認為，在政治和經濟具備世界性的影響力後，中國崛起的下一個重點是文化的崛起。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了研究、弘揚傳統文化的行列中，特別是儒學的複興運動中。
    
    當前，儒學複興運動在政府偶發性的推動之下有越演越烈之勢，特別是孔子像被安置在了天安門廣場旁，讓不少人大呼“孔子回來了。”而不久後，孔子像被移離天安門廣場又讓許多儒學擁護者哀歎不已。筆者認為，儒學是否複興的檢驗標準不應是孔子像是否放在天安門廣場。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儒學之所以式微，是因為它受到了各種思想的挑戰，而儒學又沒有很好的應對這些挑戰，以至於人們對儒學在今日之中國是否還有作用產生了質疑。因此，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來講，儒學要實現真正的複興，其前提就是能夠有效地應對其他思想對儒學提出的質疑和挑戰，隻有從正麵解決了這些挑戰，打消了人們對儒學在現實中能否發揮有效作用的疑慮，儒學才能真正複興。
    
    一般來說，儒學分為兩個部分：內聖和外王，內聖指的是個人心性修養、養成君子人格，外王指的是經世濟民、治國安邦。儒學麵臨的挑戰主要是外王方麵的，儒學複興的理想也是通過重新詮釋，使其能對治理現實之中國重新發揮作用，而不再是“西化”學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的阻礙。在曆史上，對儒學外王理論提出係統性挑戰的思想主要是兩個：先秦法家思想和現代民主理論。儒學對這兩類思想的挑戰至今沒有提出有效的回應。
    
    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諸侯征戰頻仍的年代，也是思想家輩出的年代。麵對禮崩樂壞的政治局麵，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以“仁”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治國、平天下的“仁治”政治理論，並使得仁學的影響遍及先秦各國，儒學成為世之顯學。儒家的這一套政治理論在先秦時期並沒有得到實行，卻招來了道、墨、法等思想家的批評，其中對儒學最具挑戰性的是韓非子的思想，韓非子從政治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出發充分揭露了仁治的不足，這裏列舉三個方麵：首先，儒家的學說容易導致道德偽善。他認為儒學的仁治思想會使統治者僅好慕仁義的名聲、卻不注重實效，用今天的話叫政治秀，有的人更會嘴上大談仁義，實際行的是另一套。其次，儒家重視情而輕視法，容易“有過不罪，無功受賞”。因此他認為，為政應該嚴格賞罰，對百姓的獎賞因根據功勞而不是出於仁義，對百姓的懲罰應根據罪行而不能以仁愛的名義免除。“故善為主者”“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再次，儒家政治發展觀是倒退的。儒家提倡回到先王之治的三代時期，但韓非子認為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三代和現在的社會發展情況已經很不同了，如果還不根據時代發展進行政治改革，就會容易導致政治衰敗。
    
    韓非子的真知灼見為現代儒學思想家肯定，可惜在後世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後世學者隻是簡單認為韓非子在詆毀仁義。韓非子指出的儒家仁治不足對現代儒學的複興提出了挑戰，如何應對、解決這些不足是現代儒學研究必須正視的課題。
    
    在近代，西方民主理論一經引介到中國來，就與固有的儒學思想產生了嚴重的衝突，如果說韓非子對儒學的批評是中國思想內部的自我反思的話，那麽西方民主理論對儒學的衝擊則是外部挑戰，而且更具顛覆性。1916年，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上發表《吾人最後之覺悟》稱，“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此東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嶺也”“共和立憲製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製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而不能覺悟，則此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徜徉迷離之境。”民主製度與儒家綱常“存其一必廢其一”，這是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要打倒舊道德提倡新道德之依據，這場運動發展為“打倒孔家店”、否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為以後的儒家文化複興提出了一個難題。自此以後，如何應對民主問題便成了複興儒家文化的一個挑戰，一個邁不過去的坎。
    
    與韓非子思想對儒學的挑戰很少受到關注的情況相反，現代西方民主理論對儒學的挑戰則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並竭力尋找應對之方。牟宗三、徐複觀、張君勱、唐君毅等新儒家立誌於從儒家心性之學中找出和西方民主思想對接的因素，1958年，他們在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專門指出了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問題，而他們提出的理由無非是儒道主張限製君權、儒家有天下為公等思想，這些思想和民主思想是兼容的。張君勱在《儒家哲學之複興》中還專門指出，“我考儒家思想之範疇，曰外物之有，曰致知窮理，曰心之同然，曰形上形下相通。此數原則中，何一不可與西方哲學相聯係者乎？何一反於科學者乎？何一妨礙民主政治者乎？”從儒家思想中的某些觀點與民主思想兼容方麵來論述儒家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為儒家文化複興尋找基礎是“五四”以後文化民族主義者或文化保守主義者的主要想法。不過，這種方法隻是用儒家文化去附和西方民主思想，而他們在論述的時候也常常出現比附的情況，還沒有真正找到儒家文化獨立性的基礎和價值。
    
    還有一些人從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點去論證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認為儒家文化是根治西方民主政治缺點的良方，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世界的亂象，讓一些人看到了複興傳統文化的信心。然而他們依然沒有找到複興儒家文化的切入點，西方世界是存在問題，民主製度是不完善，但這些不足是儒學能夠彌補的了的嗎？民主製度存在不足就能夠消解其對儒學的挑戰？答案顯然是不然的。
    
    此外，還有人繞開民主問題，從其他方麵去發掘儒學的價值，特別是儒學的人文主義精神。如，杜維明在《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中認為，“五四以來批判吃人的禮教，認為禮是強製人、要人做循規蹈矩的工作，給人一種強烈的霸權壓製感，這是禮觀念的異化，不是本來的禮的觀念。”杜維明試圖以這種方式來應對民主製度的挑戰，從而肯定儒家禮的價值，肯定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人文主義精神。不過，我認為，杜維明的應對之法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隻是繞開了民主理論的挑戰，而不是解決了這種挑戰。
    
    儒學複興的關鍵點在於如何應對其他思想對外王理論的挑戰，離開了這一點，儒學的複興就可能走彎路。典型的是現代港台新儒家的教訓，現代港台新儒家們著重闡發儒家的心性理論，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這種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批評，儒學是百姓日用的理論，不是少數人的心性哲學式研究，離開了經世日用，無論是哲學式的、還是宗教式的解讀儒學都不符合儒學本身的特性。
    
    現代儒學複興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參與討論的人越來越多，采取的方式也有很多，有的號召讀經、有的提倡穿漢服、有的熱衷祭孔、有的呼籲建立儒教，形式種種，都有利於引起人們都儒學的關注，但從儒學複興來講，如果僅僅停留在以上的形式，而不是直麵儒學理論的挑戰，那麽儒學複興隻能是一種理想，要成為現實將遙遙無期！
    
    雖然如上文所述，儒家學者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應對理論挑戰的方法，但如今，儒學複興已經是大勢所趨的，國人更是千呼萬喚，筆者相信，隻要我們共同努力，眾誌成城，就一定能尋找到應對挑戰之方，重建儒學權威，真正實現儒學複興。
    
    (原載於《深圳商報》6月20日，略有改動)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