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加拿大哲學家、中華圖書(shu) 特殊貢獻獎得主貝淡寧：理解儒家思想傳(chuan) 統及其當代發展

受訪者：貝淡寧

采訪者：薑紅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21年11月11日

貝淡寧（Daniel A.Bell），加拿大人，畢業(ye) 於(yu) 麥吉爾大學和牛津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政治學和政治哲學。曾任清華大學教授，現為(wei) 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複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著有多部關(guan) 於(yu) 儒家文化、中國政治的學術專(zhuan) 著，代表作包括：《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5；中信出版社，2016）、《中國新儒家》（China’s New Confucianism,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上海三聯，2010）、《超越自由民主》（Beyond Liberal Democrac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6;上海三聯，2008）、《東(dong) 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上海三聯，2010），還有合著《城市的精神》(The Spirit of Cities，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1；重慶出版社，2012）、《正義(yi) 層秩論：為(wei) 何社會(hui) 層秩對中國和世界如此重要》（Just Hierarchy: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0）。2019年獲第十三屆中華圖書(shu) 特殊貢獻獎。

繼其博士論文探討社群主義(yi) 對於(yu) 自由主義(yi) 的反思之後，加拿大政治哲學家貝淡寧又看到儒家與(yu) 社群主義(yi) 之間的很多共通之處，因而對儒學產(chan) 生濃厚興(xing) 趣。他所提出的中國賢能政治模式可以彌補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以及和諧相比於(yu) 自由的重要性，都在國際學界引起熱議。在儒學發展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儒學的有益價(jia) 值及其對於(yu) 當代社會(hui) 的啟示。杜維明將儒學視為(wei) 全球共同體(ti) 的一大重要思想來源，並且認為(wei) “文化中國”的概念也可以用儒學思想貫穿起來。而儒學在當代有何新發展？儒學又如何適應現代化？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貝淡寧教授。

從(cong) 社群主義(yi) 到儒學研究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長期從(cong) 事儒學研究，也已經在中國工作、生活多年。您在來中國之前對儒學思想的認識與(yu) 長期在華定居後相比，有什麽(me) 變化？

貝淡寧：我想，多介紹一下我的學術背景可能會(hui) 有所助益。我在牛津的博士論文，最終形成《社群主義(yi) 及其批評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一書(shu) 出版，試圖展示和捍衛當代“西方”社群主義(yi) 理論，反對其自由主義(yi) 批評者。

社群主義(yi) 認為(wei) ，人類身份主要由不同類型的構成性社群（或社會(hui) 關(guan) 係）塑造，這種有關(guan) 人性的概念理應為(wei) 我們(men) 的道德和政治判斷以及政策和製度提供信息。我們(men) 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社群中，類似於(yu) 生活在社會(hui) 群體(ti) 中的獅子，而不是像大部分時間獨居的老虎那樣。這些社區塑造了而且應該塑造我們(men) 的道德和政治判斷，我們(men) 有強烈的義(yi) 務去支持和滋養(yang) 這些為(wei) 我們(men) 的生活提供意義(yi) 的特定社區。沒有這些社區，我們(men) 就會(hui) 迷失方向、極度孤獨，無法作出明智的道德和政治判斷。

為(wei) 了我的第一份學術工作，我搬到了新加坡。我的同事們(men) 傾(qing) 向於(yu) 辯論“亞(ya) 洲價(jia) 值觀”。雖然我當時不太信服這樣一個(ge) 模糊術語有什麽(me) 實用性，不過，當辯論聚焦在儒家價(jia) 值觀時，我產(chan) 生了興(xing) 趣。我了解到儒家與(yu) 社群主義(yi) 的主題有很多共同點，例如自我關(guan) 係的觀念和對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普世理想的批判。但是，我將儒家視為(wei) 具有數千年曆史的更深刻、更豐(feng) 富的傳(chuan) 統，而不像社群主義(yi) 那樣，更多是針對自由主義(yi) 而新近衍生出來的。此外，儒家傳(chuan) 統中的一些主題，包括禮的重要性、和而不同、賢能政治等，在社群主義(yi) 的辯論中是缺失的，值得我們(men) 進行係統地詳細探討。所以我的研究興(xing) 趣轉移到了儒學。隨著中國儒家傳(chuan) 統的弘揚，自然而然有必要來到中國更多地了解相關(guan) 辯論。最終我來到了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山東(dong) 省。

2004年移居中國後，我意識到儒學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抽象的哲學，它還影響著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和倫(lun) 理觀。在某種程度上，對於(yu) 儒學理論家來說，這是一個(ge) 幸運的時期——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後，儒家思想在教育體(ti) 係和學術界已經明顯興(xing) 起。我在《中國新儒家》一書(shu) 中追蹤了其中的一些發展。

儒家思想的政治影響也使我開始質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其他在西方出生、長大的人一樣，我曾理所當然地認為(wei) ，一人一票是選拔公職人員唯一的道德上合法的方式。但是，在清華大學，我發現同事們(men) 經常探討如何選拔和提拔德才兼備的公職人員——我稱之為(wei) 賢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這方麵的辯論深深吸引了我。在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討論中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辯論。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對賢能政治的辯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wei) 具有曆史價(jia) 值的文本，而不是旨在激發當今政治改革的文本。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選賢任能的思想可謂中國古代的一大傳(chuan) 統思想。而當代中國是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

貝淡寧：我意識到，關(guan) 於(yu) 賢能政治的爭(zheng) 論在中國曆史悠久——至少從(cong) 孔子時代就已經開始。孔子擴展了君子的含義(yi) ，從(cong) 出身優(you) 越、類似於(yu) 西方的貴族（aristocrat）觀念，擴展至道德模範，即能力出眾(zhong) 、（特別是）美德出類拔萃之人。甚至可以誇張一點地說，此後中國的主流政治辯論主要是圍繞著公職人員應該具備怎樣的能力和品德、才與(yu) 德的關(guan) 係，以及如何德才兼備。

在現代社會(hui) ，我們(men) 當然重視民主，因而問題就是如何協調賢能政治與(yu) 民主之間的關(guan) 係。我決(jue) 定就這個(ge) 問題寫(xie) 一本書(shu) ，就是《賢能政治：為(wei) 什麽(me) 尚賢製比選舉(ju) 民主製更適合中國》，該書(shu) 2015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沒有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就不會(hui) 寫(xie) 出那本書(shu) 了。

從(cong) 2017年開始，我在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擔任院長，長住青島。我們(men) 經常需要思考社會(hui) 層秩，比如正式用餐場合的座位排列，正式拍照的時候怎麽(me) 站位。許多這種社會(hui) 層秩是由儒家價(jia) 值觀所決(jue) 定的。我決(jue) 定就這個(ge) 話題寫(xie) 一本書(shu) ，最後和複旦大學的汪沛共同撰寫(xie) 了《正義(yi) 層秩論：為(wei) 何社會(hui) 層秩對中國和世界如此重要》。我們(men) 認為(wei) ，任何現代社會(hui) 都需要層秩，而且我們(men) 試圖分辨道德意義(yi) 上不良的層秩，例如基於(yu) 種族、性別或階級的等級製度，將它們(men) 與(yu) 適合現代世界的、道德上合理的層秩進行區分。我們(men) 經常依靠儒家倫(lun) 理來證明我們(men) 的觀點。同樣，如果沒有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我肯定寫(xie) 不出這本書(shu) 。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進行了長期探索與(yu) 爭(zheng) 論。20世紀初興(xing) 起的新文化運動抨擊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提倡以科學和民主為(wei) 代表的西方文化。您對此如何看待？

貝淡寧：20世紀中國的主流一度是反傳(chuan) 統主義(yi) 。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改良派和革命派將中國在經濟和軍(jun) 事上落後於(yu) 西方歸咎於(yu) 以儒家思想為(wei) 中心的“封建”價(jia) 值觀。但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這個(ge) “診斷”：例如，梁漱溟就是一個(ge) 例外。

這種“診斷”本身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受到廣泛質疑，當時韓國、新加坡和日本等具有儒家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在政治還算穩定的情況下經曆了快速的現代化過程。很顯然，儒家的一些觀點和價(jia) 值觀，有助於(yu) 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而非帶來阻礙，比如入世的生活方式、對家庭成員長期福祉的關(guan) 注、對教育和努力工作的高度重視等。

選取儒家傳(chuan) 統的一些精華，同時對於(yu) 其糟粕——例如父權製——進行重新闡釋，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做法。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yu) 儒家傳(chuan) 統有了更多認同，最終政府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儒家價(jia) 值觀，例如，和諧有助於(yu) 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的發展。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即便是到了21世紀的今天，既有完全否認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完全推崇西方文化者，也有打著儒家的旗號、實則是狹隘的民族主義(yi) 者。如何調和二者的矛盾？

貝淡寧：當然，目前也有對儒學的抵製。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wei) 儒家隻有在融入和回應其他傳(chuan) 統和觀點的情況下才能進步。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與(yu) 法家、墨家、道家進行了辯論，並吸收了他們(men) 的一些見解。在宋代，儒家與(yu) 佛教思想進行交流，也吸收了後者的一些見解。

在過去一個(ge) 世紀左右的時間裏，儒家也參與(yu) 了對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者、自由主義(yi) 者和女權主義(yi) 者的評判，因而獲得進一步發展，為(wei) 適應現代社會(hui) 作出了思想上的調整。

所以，儒家應該歡迎來自其他思想傳(chuan) 統的批評，隻要我們(men) 可以自由辯論不同的思想和價(jia) 值觀。戰國時期，齊國都城臨(lin) 淄的稷下學宮是儒家與(yu) 其批評家之間進行辯論和研討的場所。荀子是儒家傳(chuan) 統的集大成者，他不僅(jin) 引領了稷下學宮的辯論，還從(cong) 中學習(xi) 。

我有一個(ge) 暢想，希望中國可以重建現代形式的稷下學宮，供儒家和其他觀點的捍衛者之間進行討論和辯論。這不僅(jin) 有利於(yu) 儒家，也有利於(yu) 批評家！

儒學的當代發展與(yu) 和諧價(jia) 值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如何評價(jia) 當今中國的儒學？哪些舉(ju) 措有利於(yu) 其發展？

貝淡寧：儒學在過去的15年裏才深入發展，因此，對於(yu) 中國大陸受儒家啟發的教育者而言，這是一個(ge) 激動人心的時刻。盡管如此，我們(men) 需要更多地討論不同的闡釋，與(yu) 我們(men) 的批評者互動。我們(men) 要進步，就需要確保傳(chuan) 統不要僵化、教條。

儒家思想可以作為(wei) 價(jia) 值觀讓孩童進行學習(xi) 和背誦，因為(wei) 他們(men) 的記憶能力很強。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在小學和非正式教育環境中越來越多地教授儒學是件好事，即使在此階段主要是死記硬背，我覺得也不用擔心。然而，當學生進入大學後，就需要理解儒家的傳(chuan) 統，對其進行思考、辯論、闡釋和革新。這方麵需要我們(men) 進一步努力。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如何增強儒家等傳(chuan) 統知識對學生的吸引力？您在教學活動中是怎麽(me) 做的？

貝淡寧：教授傳(chuan) 統知識時，有多種方法可以提升學生的興(xing) 趣。例如，在山東(dong) 大學，我舉(ju) 辦了一個(ge) 關(guan) 於(yu) 荀子政治思想的小型研究生研討會(hui) 。我們(men) 每周隻閱讀幾段文字，而且我要求學生在每次研討會(hui) 之前都要提交六個(ge) 問題或評論——有兩(liang) 條評論是關(guan) 於(yu) 他們(men) 同意文中哪些觀點並說明理由，還有兩(liang) 條評論是關(guan) 於(yu) 他們(men) 不同意哪些觀點、為(wei) 什麽(me) 不同意，最後是提出他們(men) 不明白的部分。然後，我根據學生的問題和評論來準備研討會(hui) ，突出不同學生的不同視角，並要求他們(men) 在課堂上討論和辯論。學生們(men) 了解到，荀子的思想非常精彩，值得學習(xi) 和討論。

研討會(hui) 結束後，我帶著學生參觀了位於(yu) 山東(dong) 省南部蘭(lan) 陵的荀子墓。當地的學者和官員對於(yu) 荀子及其思想遺產(chan) 頗為(wei) 自豪，他們(men) 主辦了這次活動。學生們(men) 再一次了解到，儒家思想是一種活生生的傳(chuan) 統，具有多重解釋，對當今世界仍然很重要。

當然，這種教學方式的問題在於(yu) ，它隻適用於(yu) 小班。在大班上很難與(yu) 每個(ge) 學生充分地討論，而且大班的旅行成本會(hui) 更高。因此，要讓眾(zhong) 多大學生對儒學感興(xing) 趣是一個(ge) 很大的挑戰，我們(men) 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做到這一點。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有鑒於(yu) 儒學思想中的精華和糟粕，再加上對於(yu) 儒學的多重闡釋，您認為(wei) 儒家哪些傳(chuan) 統最具啟示意義(yi) ？

貝淡寧：儒家傳(chuan) 統豐(feng) 富多樣，不同的闡釋者對此問題會(hui) 有不同的認識。如前所述，我自己的觀點是，賢能政治的傳(chuan) 統需要發揚，當然它需要符合目前的某些民主價(jia) 值觀和實踐。我還認為(wei) ，我們(men) 應該倡導儒家的“和而不同”。和諧價(jia) 值不僅(jin) 適用於(yu) 中國，也適用於(yu) 世界大部分地區。

很多全球指標根據自由、財富或幸福等有價(jia) 值的指標對國家進行排名，但都有一個(ge) 共同的缺陷：它們(men) 忽視了豐(feng) 富多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對人類福祉的重要性。建立和培育和諧的社會(hui) 關(guan) 係、不要破壞環境，是世界上大多數文化、倫(lun) 理體(ti) 係和宗教的共同目標，而和諧指數可以而且應該成為(wei) 衡量社會(hui) 進步還是倒退的關(guan) 鍵指標。

因此，我與(yu) 清華大學學生莫映川合作設計了和諧指數（Harmony Index）來彌補這個(ge) 缺陷。我們(men) 衡量對人類福祉至關(guan) 重要的四種關(guan) 係：家庭和諧、國內(nei) 和諧、世界和諧、自然和諧。我們(men) 試圖衡量每種關(guan) 係中和平秩序和尊重多樣性的程度——儒家思想家稱之為(wei) 和諧——並根據整體(ti) 和諧的分數對國家進行排名。

我們(men) 發現，相對富裕的小國往往是更和諧的國家。然而，與(yu) 其他主要的全球指數相比，和諧指數受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和國家民主程度的影響較小。我們(men) 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社會(hui) 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上，引起了人們(men) 相當大的興(xing) 趣，但由於(yu) 時間和資金不足，我無法繼續這項工作。

和諧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是人類繁榮的關(guan) 鍵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西方主流的價(jia) 值觀是自由平等，但是您卻提出，自由不一定比和諧更重要。能否具體(ti) 談談這個(ge) 問題？

貝淡寧：我在和諧指數的背景下探討過這個(ge) 話題。在過去20年左右的時間裏，根據人類福祉的不同衡量標準對國家進行排名的社會(hui) 指標激增。不管它們(men) 有何不同，最有影響力的指標都有一個(ge) 共同的缺陷：如前所述，它們(men) 忽視了豐(feng) 富多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對人類繁榮的重要性。

人類與(yu) 其他群居動物（例如獅子，但有別於(yu) 老虎）一樣，在公共環境中方能茁壯成長。如果沒有家庭成員的支持、和諧的社會(hui) 和健康的生態係統，我們(men) 中有多少人可以蓬勃發展？但我們(men) 又不僅(jin) 僅(jin) 是社會(hui) 動物。與(yu) 獅子不同的是，我們(men) 的社交生活有一個(ge) 重要的道德維度：我們(men) 關(guan) 心也理應關(guan) 心其他人的利益。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大多數人感到自由但不關(guan) 心他人的幸福，那麽(me) 從(cong) 道德的角度來看，這個(ge) 社會(hui) 肯定是有問題的。

簡而言之，人類福祉的指標應考慮界定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社會(hui) 和道德維度。然而，很多指標將個(ge) 人自由看得高於(yu) 一切，仿佛無論我們(men) 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後代或自然環境要付出什麽(me) 代價(jia) ，我們(men) 都可以在一個(ge) 重視個(ge) 人自由的社會(hui) 中蓬勃發展。這可以被稱為(wei) “個(ge) 人主義(yi) ”偏見。

這種偏見在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1972年以來每年進行的“世界自由”調查中表現得最為(wei) 淋漓盡致。該調查根據各國對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承諾進行排名，其明顯的假定是，自由是人類福祉最重要的價(jia) 值，並以此對各國進行讚揚或批評。但是，如果家庭成員之間關(guan) 係惡劣，我們(men) 的社會(hui) 處於(yu) 混亂(luan) 狀態，我們(men) 的國家與(yu) 鄰國處於(yu) 不斷交戰的狀態，我們(men) 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對自然竭澤而漁地剝削之上，那麽(me) 自由還有什麽(me) 意義(yi) ？

自由可能是豐(feng) 富多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的一種重要手段，但人類福祉的指標不應忽視的事實是，社會(hui) 關(guan) 係是人類繁榮的關(guan) 鍵。而且，自由本身無法在社會(hui) 真空中實現。不隻是馬克思主義(yi) 者，還有很多人也都認為(wei) ，在和平、物質充裕的社會(hui) 環境中才最有可能培育出有意義(yi) 的自由。然而，“自由之家”忽視了行使自由所必需的社會(hui) 背景。“自由之家”聲稱其“不持有受文化約束的自由觀”，理由是其標準已載入《世界人權宣言》。但是，它排除了《世界人權宣言》中的社會(hui) 和經濟權利。

更準確地說，“自由之家”以美國憲法中保護和強調的權利作為(wei) 道德框架，從(cong) 《世界人權宣言》中選擇相關(guan) 權利。這樣一來，美國就一直被列為(wei) “自由”國家。

我並非否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重要性，但大多數情況下，沒有物質基礎的自由會(hui) 失去意義(yi) 。

我並不是說儒家不關(guan) 心自由，恰恰相反，儒家的和諧思想也重視多樣性。中國每一個(ge) 知識分子都知道孔子《論語》中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重視多樣性是有美學原因的：單一成分，例如鹽，本身味道很平常，然而它與(yu) 其他成分混合在湯中會(hui) 變得美味，就如同樣的樂(le) 器在與(yu) 其他樂(le) 器和聲時可以更加悅耳。重視多樣性也有道德方麵的原因。“和諧”與(yu) “一致”的對比源於(yu) 《左傳(chuan) 》，其中明確提到統治者應該對其幕僚的不同政治觀點持開放態度。容忍和尊重不同的觀點很重要，這樣才能揭露和糾正錯誤。因此，一個(ge) 相對自由和開放的社會(hui) 是展示和表達各種政治觀點的先決(jue) 條件。

自由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要實現美好生活、滋養(yang) 有價(jia) 值的社會(hui) 關(guan) 係，自由是一種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手段。但是，我現在發現一個(ge) 問題：如果和諧的關(guan) 係不重視幸福，也是問題。將來也應該衡量和諧與(yu) 幸福的關(guan) 係。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您如何評價(jia) 杜維明等新儒家的主張？例如，杜維明將儒家倫(lun) 理闡釋為(wei) 正在湧現的全球共同體(ti) 之精神資源，而且他提出“文化中國”理念，在世界語境中理解“中國人”的含義(yi) 。

貝淡寧：我非常欣賞杜維明的作品，我認為(wei) 他在幫助中國恢複儒家傳(chuan) 統方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多。我也讚同他的觀點，成為(wei) 儒家主要是文化身份問題，而無關(guan) 民族或種族背景。原則上，我們(men) 都可以成為(wei) 儒家。

不過，在實踐中，儒家思想更容易產(chan) 生共鳴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重視孝道和社會(hui) 和諧等儒家價(jia) 值觀的地方，比如中國。在個(ge) 人自主權高於(yu) 一切的文化背景中，要使儒家思想聽起來很有吸引力，雖然不是不可能，但確實很有難度。從(cong) 政治上講，我更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要判斷中國的政治實踐和製度是否在道德上合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應成為(wei) 唯一或主要的判斷標準。

許多散居海外的受儒家啟發的知識分子，包括杜維明教授，或多或少都認為(wei) 儒家的道德價(jia) 值觀，如修身養(yang) 性，仍適用於(yu) 現代世界，但我們(men) 都應該在政治上采用某種形式的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有很多優(you) 點，我們(men) 應該從(cong) 中學習(xi) 。但是，如前所述，我認為(wei) ，某種形式的賢能政治也適合中國，因為(wei) 它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可以彌補選舉(ju) 民主的一些缺陷，例如隻關(guan) 注短期前景的缺陷。現代世界非常需要選拔和提拔具有超凡能力和美德的公職人員，他們(men) 需要具備豐(feng) 富的政治經驗。而且，對於(yu) 不僅(jin) 影響當代而且影響後代以及他國人民的政策，應當有長遠的目光，比如氣候變化方麵的政策。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盡管中國做了很多努力加強與(yu) 世界的溝通，但是仍然遭到不少誤解。除了語言障礙之外，這是否也與(yu) 一部分人對於(yu) 中國文化所持有的偏見有關(guan) ？如何破除這種偏見？

貝淡寧：我確實認為(wei) 西方對中國存在很深的偏見，而這種偏見又導致誤解乃至更糟糕的情況。不過，從(cong) 自身的角度來看，我們(men) 需要在國內(nei) 樹立一個(ge) 更好的模式，更多地依賴儒家式的軟實力，更少依賴法家式的硬實力。

我想討論一個(ge) 更容易解決(jue) 的問題：我們(men) 有時會(hui) 因誤譯而誤事。中國的關(guan) 鍵政治概念被翻譯成英文時，常有誤譯的情況，這加劇了對中國形象的誤解問題。在中文中本來是正麵的術語，如果翻譯不當，在英文中就可能是負麵的。

一個(ge) 明顯的例子是漢字“和”，通常（誤）譯為(wei) harmony。“和”是儒家倫(lun) 理中的一個(ge) 關(guan) 鍵概念。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hui) 開幕式上，“和”字也因為(wei) 代表中國文化的核心而得到了強調。我記得在美國電視頻道上觀看這個(ge) 開幕式，一位播音員對儀(yi) 式上“和諧”的士兵表現出的紀律和秩序表示驚歎——他們(men) 的行動看起來完全一致。

但我意識到，把“和”翻譯成英語中的“harmony”會(hui) 給人造成錯誤的印象，因為(wei) 它聽起來像是“統一”“一致”。“Harmonious society”（和諧社會(hui) ）指的是人人行為(wei) 一致、思想一致的社會(hui) 。但這幾乎與(yu) “和”的意思相反。如前所述，“和”的理念即使不是頌揚、至少也是重視多樣性和多元化。尊重多樣性應該在和平的政治秩序中進行，在這種秩序中，通過學習(xi) 互鑒而互相交流、豐(feng) 富彼此。因此，“和”的更好的譯法或許是“diversity in harmony”（和而不同）。至少，我們(men) 需要說明中國人對“和”的用法是尊重多樣性的，而不是強調同一性。和聲的音樂(le) 理念，意即不同的音符相互作用，產(chan) 生比部分的簡單總和更加美妙的東(dong) 西，更接近中文中“和”的含義(yi) 。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請您談談更多其他的例子。

貝淡寧：原則上，在國外推廣中國思想並沒有錯，這樣外國人就可以更好地了解——即使不是讚賞——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但“宣傳(chuan) 部”這幾個(ge) 字可謂因誤譯而有損於(yu) 自己的使命。多年來，它一度被翻譯為(wei)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而這個(ge) 說法在英文中頗有貶義(yi) 。幾年前，“宣傳(chuan) 部”的官方翻譯改為(wei) “Publicity Department”，但是這幾乎等於(yu) 沒有什麽(me) 改進。在英語中，私人公司可以通過“publicity”來銷售他們(men) 的產(chan) 品，但政府應該更加中立。何妨使用“Communication”（溝通）或“Public Engagement”（公共參與(yu) ）等更中性的術語來翻譯“宣傳(chuan) ”呢？雖不能保證政府信息百分百的有效溝通，但它開啟了成功的可能性。

又如統一戰線，正式譯法為(wei) “United Front”。“統一戰線”旨在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等機構為(wei) 民盟等民主黨(dang) 派提供發聲的政治平台。在政協中，民盟等民主黨(dang) 派對旨在改善社會(hui) 的提案進行詳細商榷。統一戰線還有針對海內(nei) 外華人推廣中國文化、提高身份認同的使命。

然而，對於(yu) 說英語的人而言，“United Front”聽起來很有問題。它是對於(yu) “統一戰線”的直譯，但是這種譯法卻無法正確傳(chuan) 達相關(guan) 部門的職能信息。這個(ge) 詞來自戰時——當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敦促與(yu) 國民黨(dang) 合作、建立統一戰線以對抗日本帝國主義(yi) ——今天它仍然讓人聯想到某種秘密使命的形象，即與(yu) 外敵進行浴血奮戰、推廣共產(chan) 主義(yi) 。

如果“統一戰線”聽起來像是一個(ge) 戰時組織，旨在分清敵我以打敗敵人，西方人怎麽(me) 能看到它的好處呢？何不把英文譯名改成“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utreach”（文化和政治外聯部）之類的說法？這樣的術語能更好地反映“統一戰線”的工作內(nei) 容。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