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政教思想的內(nei) 在理路

作者：李會(hui) 軍(jun) （湖南女子學院副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郭嵩燾：《使西紀程》，朝華出版社2018年版）

內(nei) 容摘要：郭嵩燾是晚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一名頗有現代觀念的傳(chuan) 統士大夫。無論為(wei) 官從(cong) 政，還是為(wei) 師從(cong) 教，他都具有強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識和一體(ti) 化的政教關(guan) 懷。

作為(wei) 對晚清政教危機的積極回應，他一方麵繼承發展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教思想，試圖從(cong) 傳(chuan) 統智慧中尋求經國懷遠之略，另一方麵又勤於(yu) 考求西學和西政，試圖從(cong) 西方經驗中尋求富強文明之道。

郭氏的政教思想呈現了前後相連又有所區別的兩(liang) 個(ge) 階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二是出使之後提出的“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

可以說，正是基於(yu) “道一心同”的哲學基礎和一脈相承的思想理路，郭嵩燾協調了士大夫亦官亦師的雙重身份，融通了中西兩(liang) 種政教文化，實現了其政教思想兩(liang) 個(ge) 階段的有機聯結和質的飛躍，初步形成了一種既有內(nei) 在張力又辨證統一的“政教相維”的思想形態。

關(guan) 鍵詞：郭嵩燾；政教思想；身份意識；思想淵源；內(nei) 在理路

郭嵩燾（1818－1891年）是晚清知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政教為(wei) 本”被學者們(men) 認為(wei) 是郭嵩燾向西方學習(xi) 的三個(ge) “為(wei) 本”思想之一，頗受重視，但其具體(ti) 指涉和形成過程卻常被忽略。因此，本文擬就此展開探討。

一、郭氏雙重身份與(yu) 政教關(guan) 懷

郭嵩燾的一生，在“仕”與(yu) “隱”兩(liang) 條道路上交錯行進，往來反複，其中一以貫之的則是堅持士大夫的出處之義(yi) 。他具有明確的士大夫身份意識，“風氣之囂陵，人心之澆薄，其源皆在士大夫，則亦吾輩之咎也。”

他認為(wei) ，士大夫是人心風俗之源：“吾輩守之，仕不必求進，祿不必求豐(feng) ，苟得行其誌焉斯可矣。萬(wan) 鍾之祿，不以為(wei) 泰；不得行其誌而退，終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筆耨，取給一身而無所歉。……天地廣大，塗轍紛歧，要歸於(yu) 守正，為(wei) 益於(yu) 人而已。”

士大夫無論仕隱進退，還是為(wei) 學從(cong) 教，都要介然守正，有益於(yu) 人。就其推行厘金政策而言，郭嵩燾思想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強烈的士大夫身份意識；而從(cong) 他晚年力主廢除厘金政策來看，郭嵩燾實為(wei) 頗能接受西方現代觀念的傳(chuan) 統士大夫。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士大夫具有官僚和知識分子的二重角色，他們(men) 常把從(cong) 政從(cong) 教視為(wei) 本業(ye) 。郭嵩燾亦是如此。他明確提出了“為(wei) 政莫先善教”的觀點，表達了政教一體(ti) 化的關(guan) 懷。實際上，他的政治實踐亦有鮮明的教化意識。

鹹豐(feng) 八年（1858年），郭嵩燾被薦值南書(shu) 房。他認為(wei) ，君子犯義(yi) 、小人犯刑，都是失去先王之教的緣故。同治元年閏八月，郭嵩燾接蘇鬆糧道印，為(wei) 上海“廣方言館”擬定章程十四條，努力推進教育改革。

同治二年九月，郭嵩燾出任廣東(dong) 巡撫，由先儒“讀書(shu) 在能變化氣質”引申出“當官行政在能挽回風俗人心”的觀點。後來，裴蔭森在《湘陰縣圖誌序》中對郭氏的教化之功大為(wei) 稱讚：“巡撫廣東(dong) ，期年而教化大孚，訟衰盜逸，殊方海國，懾不敢驕。”

光緒二年十月，郭嵩燾受命大清欽差大臣出使英國，成為(wei) 中國首位駐外公使。在任期內(nei) ，郭嵩燾以禮部左侍郎的身份上書(shu) 請求將王夫之從(cong) 祀文廟，以式士林。他更對出使人員製定了“五戒”的工作紀律和行為(wei) 規範，實為(wei) “中國出使西洋立教之祖。”可見，郭氏在從(cong) 政期間頗為(wei) 關(guan) 注“政教”中的“教”這一維度。

另一方麵，郭嵩燾的社會(hui) 教化活動也不乏政治關(guan) 懷。光緒五年，郭嵩燾出使歸來，在湘倡複湘水校經堂，以陶成人才。光緒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思賢講舍正式開館，郭嵩燾擔任主講，闡述了其將為(wei) 學、立身、接人、應務融為(wei) 一體(ti) 的辦學宗旨。其時有肄業(ye) 生21人，後有3人科舉(ju) 中式。

（清末鴉片的泛濫）

郭嵩燾還提議成立禁煙公社，力圖通過聯合同道，教導子弟，闡明義(yi) 理，使人恪守恭敬之心。禁煙立學亦可期教化之效，“笙叔亦乞取思賢講舍學規、禁煙公社講約，意求闡揚此義(yi) ，以啟佑永定之隸學籍者，以期稍裨於(yu) 教化。用此為(wei) 心，是亦司學職者之一義(yi) 也。”

興(xing) 教化、育人才，本是學官的職責所在。可見，郭嵩燾的社會(hui) 教化活動對“政教”中的“政”這一維度亦有所關(guan) 照。

王興(xing) 國先生曾提到，郭嵩燾長期的閑居時間，使他更能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清醒認識晚清吏治腐敗的真實情形。應該說，郭嵩燾的確是以士大夫批判性的眼光，認清了晚清中國吏治腐敗、紀綱法度鬆弛、人心風俗敗壞的嚴(yan) 重問題。這一切，對於(yu) 郭嵩燾來說，都意味著“失養(yang) 失教”的政教困境。

“宋儒蘇文忠公之言：國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yu) 弱；曆數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而不係乎富與(yu) 貧。若是者，強而無道德，富而無風俗，猶將不免於(yu) 危亂(luan) 。今吾民之弱極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貧極矣，而風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為(wei) 可憂也。”

民眾(zhong) 極度貧弱，是為(wei) “失養(yang) ”；社會(hui) 道德淪喪(sang) 和風俗敗壞，是為(wei) “失教”。郭嵩燾對晚清“失養(yang) 失教”的政教危機深為(wei) 憂慮。

二、郭氏兩(liang) 種政教思想的淵源

置身於(yu) “萬(wan) 國梯航成創局”的時代，郭嵩燾研經考史，試圖從(cong) 傳(chuan) 統智慧中尋求經國懷遠之略，又廣求博取西學西政，試圖從(cong) 西方經驗中尋求富強之道。

（一）傳(chuan) 統淵源：中國傳(chuan) 統政教思想

先秦儒家的民本、德治、禮法諸說，構成了郭嵩燾政教思想的底色。他認為(wei) ，孔子以斯文為(wei) 己任，是為(wei) 了守護“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他將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觀點作了新的詮釋：“人心所歸向即是助”。

他重視孟子關(guan) 於(yu) 先王之教道的觀點，“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君子犯義(yi) ，小人犯刑’。舉(ju) 世昏然，不以為(wei) 意，由失其教故也。”他也重視荀子的禮法思想：“荀卿有言：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其與(yu) 。”

郭嵩燾繼承了宋明理學的修養(yang) 論、製度論。郭嵩燾注重政治人才“知恥”的品格：“周子雲(yun)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朝廷之上，銷磨人才久矣，得一知恥者，其庶矣乎。”

（張載）

郭氏以張載的“大心觀”自律，“張子言：‘人苟誌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益。’有限之心，隻可求有限之事。欲致博大之事，必以博大之心求之。所謂智周乎萬(wan) 物而道濟天下者也。”

他又認同張載的“變化氣質”說和重視道德修養(yang) 之社會(hui) 條件的觀點。他讚同朱子的德刑觀：“朱子亦言：為(wei) 政以寬為(wei) 本，大體(ti) 規模當如此。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不作威而自嚴(yan) 也。但其意一本愛人耳。施之政事，紀綱法度亦自截然而不可犯。今之所謂寬者，乃縱馳，非寬也。”

郭嵩燾從(cong) 概念範疇到理論方法都繼承了王船山“理勢合一”的社會(hui) 進化原理和公天下利天下的製度論。

郭嵩燾繼承了道鹹經世實學的改革精神和開放精神。他接續了龔自珍從(cong) “人心世俗”出發來振興(xing) 王運挽救衰世的改革思路。魏源強調變的理念，認識到西洋水戰火器是中國的必師之技，其餉兵之厚、練兵之嚴(yan) 、馭兵之紀律，更是綠營水師的對治之藥，“塞其害、師其長，彼且為(wei) 我富強。”

郭嵩燾正是沿著這個(ge) 方向，在循習(xi) 西洋政教、師夷以致富強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曾國藩理學經世的學術誌趣、忠信篤敬的馭夷之道、取法西洋的自強之策等，對郭嵩燾都頗有影響。

（二）近代淵源：西方政教文化

郭嵩燾將西方政治理解為(wei) 中國的經世之學，“經濟之學，洋語曰波裏地科爾（Political）”。他頗能接受西方的政治觀，其筆下的“外政”“商政”“路政”“船政”“郵政”“礦政”等，顯然已突破了傳(chuan) 統“吏治”觀。總之，凡屬關(guan) 係到國計民生的內(nei) 政外交事務，都是政治的題中之義(yi) 。

郭嵩燾考察研究了英國政治體(ti) 製。光緒二年十二月廿六日，郭嵩燾首次到英國上議院旁聽會(hui) 議，深感英國法律之威嚴(yan) 。光緒三年二月三十日，他受邀赴下議院旁聽議會(hui) 辯論，讚賞其自由與(yu) 秩序。十一月十八日，郭氏較為(wei) 全麵地梳理了英國議會(hui) 製的曆史源流。

（英國議院）

他又追溯了英國議會(hui) 製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兩(liang) 黨(dang) 製、民選市長製、律師製度等，從(cong) 而得出了一個(ge) 基本結論：君民相維是英國的立國之本。他在出使前就模糊意識到了西洋立國之本在於(yu) 朝廷政教，至此，“政教”之“政”的實質內(nei) 涵可以進一步明確下來，這就是君民相維的民主政治體(ti) 製。

他還注意到了西方各項具體(ti) 的政治製度。如他對西方兩(liang) 黨(dang) 製有所認識：兩(liang) 黨(dang) 辯駁既能直抒胸臆，務實去虛，又能堅持多數原則，可謂用意至美。他對“所用必賢”的英國選官製度大為(wei) 讚賞。他還考察研究了勞動改造製度、律師製度、陪審製度、監獄製度等司法製度，對西方法治社會(hui) 很是向往。

郭嵩燾頗能接受萬(wan) 國公法及其法理觀念。光緒二年二月，郭嵩燾約京師同文館教習(xi) 丁韙良討論《星軺指掌》譯稿，郭氏稱讚該書(shu) 第四十九節、五十節“尤多見道之言”。

是年底，郭嵩燾與(yu) 外籍隨員馬格裏論及“西洋交兵，不殺俘虜”，郭氏以為(wei) “即此足見西洋列國敦信明義(yi) 之近古也”。這是肯定萬(wan) 國公法對於(yu) 戰爭(zheng) 行為(wei) 的規定具有合理性，接近於(yu) “三代”理想政治。

在光緒四年八月到九月間，郭氏先後研讀了屠威斯的《公法論》和費利摩的《萬(wan) 國交涉公法論》，大致掌握了公法的源流派別，分期分類以及各國公法學者的“立言之旨”。

期間，他又在倫(lun) 敦旁聽了公法會(hui) 討論法蘭(lan) 克福大會(hui) 所議條款，不由感慨道：“其議論之公平，規模之整肅，使人為(wei) 之神遠……雖使三代至今存可也。”這就將萬(wan) 國公法視為(wei) 三代之禮的現實依托了。

同理，郭嵩燾也將西方學校製度視作三代學校製度的現實存在。在他看來，西方實行“學仕兩(liang) 途相倚”的學校教育製度，培養(yang) 的學生不僅(jin) 能入仕從(cong) 政，也能以所學自謀生計，頗為(wei) 符合“三代”政教理想。

郭嵩燾通過對西方各項政教製度的考察和思考，從(cong) 而獲得了對西方政教文明的總體(ti) 性認識，即西方近代文明是政治體(ti) 製與(yu) 法律製度、學校製度、社會(hui) 風俗等相互銜接、相互促進、聯為(wei) 一體(ti) 的整體(ti) 性結構。

“世安有無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者哉？”默查文意，“世”是泛指世界各國，“政治教化”是世界各國的普遍性原則，隻是居於(yu) 世界一隅的近代西方國家更為(wei) “政教修明”。無疑，中國本來具有“政治教化”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這就是郭嵩燾即使身處異國仍念茲(zi) 在茲(zi) 的“三代禮樂(le) 政教”。

概言之，郭嵩燾從(cong) “政治教化”的傳(chuan) 統政教理念出發，通過對西方政治體(ti) 製及其具體(ti) 製度的現實考察和理性思考，逐步認識到了西方民主、法治、科學、教育的合理性和優(you) 越性。

三、“以政教為(wei) 本”思想的分期

本文認為(wei) ，郭嵩燾“以政教為(wei) 本”思想具有兩(liang) 個(ge) 前後相連又有所區別的發展階段。一是出使之前提出的“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二是出使之後提出的“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

（一）“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

光緒元年，郭嵩燾上奏朝廷，“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這就是學界所概括的“以政教為(wei) 本”“政教為(wei) 本”或“西洋立國本於(yu) 政教”說。

從(cong) 目前出版的《郭嵩燾全集》來看，“朝廷政教”的提法，有且隻有這一次。那麽(me) ，怎樣理解郭嵩燾所說的西洋立國之本在於(yu) 朝廷政教呢？從(cong) 文本語境來看，郭嵩燾超出了總理衙門原定的練兵、製器、造船、用人、理財、持久六條之議的討論範圍，標舉(ju) 了“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

（總理衙門）

換言之，郭嵩燾將總理衙門提議的練兵、製器、造船、理財統統歸之於(yu) 立國之末，而將朝廷政教作為(wei) 立國之本。郭嵩燾認為(wei) ，中國的自強之本是“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擇人而任之。”

按照他在該折中提出的“推求中外情勢所以異同”的思想方法和論證邏輯，西洋朝廷正是中國朝廷的映照，而西洋政教正可作為(wei) 中國政教的參照。因此，對於(yu) 郭嵩燾關(guan) 於(yu) 西洋立國本於(yu) 朝廷政教的獨特言說，可從(cong) 他對中國政教和西洋政教的基本觀點來解讀。

就中國政教而言，郭嵩燾中年閑賦時期的讀書(shu) 閱世，使他對晚清吏治腐敗頗有觀察和思考。鹹豐(feng) 年間，他曾與(yu) 何伯英談到：“天下受敝之由，必官吏先失其職。”其後，郭嵩燾向鹹豐(feng) 皇帝提出了以吏治為(wei) 本的施政綱領。

同治年間，郭氏權撫廣東(dong) “以整飭戎行為(wei) 攘除寇盜之實，仍以講求吏治以肅清禍亂(luan) 之源。”光緒初年，他在海防之議中仍堅持己見：“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紀綱廢馳，民氣鬱塞，盜賊橫行。”

在人心風俗方麵，郭嵩燾在鹹豐(feng) 年間就表現了對社會(hui) 人心無從(cong) 維係的深深憂慮，“江浙風氣，靡蕩偷惰，重以浮詐，人自為(wei) 心，無禮讓聯屬維係之意，極為(wei) 可慮。”同治年間，郭氏認識到社會(hui) 風俗因為(wei) 吏治敗壞而日趨頹廢，“至於(yu) 吏治，敗壞已極，風俗益因之而波靡。”在掌教城南書(shu) 院時，他對士林風習(xi) 之壞亂(luan) 、湘人造謠誹謗之能事，多有領教。

所以，郭嵩燾在光緒元年的這次海防之議中又強調：“求人才，尤以挽回積習(xi) 為(wei) 先。朝廷念念以培養(yang) 人才為(wei) 心，邪正公私較然不能掩，則士大夫之精神自振，而吏治之功效亦必月異而歲不同。”據此，以整頓吏治、挽回積習(xi) 、培養(yang) 人才、提振士風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朝廷政教”才是晚清中國的自強之本。

就西洋政教而言，在出使西洋之前，郭嵩燾對此了解並不太多。他在鹹豐(feng) 六年的上海之行中，對西洋兵船、巨炮等西方器物有所了解。期間，他結識了“著書(shu) 甚勤”的麥都事（W.H Medhurst）、“專(zhuan) 攻數學”的偉(wei) 烈亞(ya) 力（Alexander Wylie）和“學問尤粹”的艾約瑟（Joseph Edkins），又稱讚洋人印刷書(shu) 報“務為(wei) 巧妙如此”。

此後，郭嵩燾頗為(wei) 留意洋務和西學。但就目前所見的郭嵩燾日記、書(shu) 信、奏稿等材料來看，他在光緒元年之前並未留下對西洋政教情況的明確記載。

（魏源：《海國圖誌》，嶽麓書(shu) 社1998年版）

或許是得益於(yu) 閱讀《海國圖誌》《瀛寰誌略》《申報》等書(shu) 籍報刊，接觸羅伯遜、丁韙良、赫德等西方人士和馮(feng) 桂芬、王韜等新學人士，他在該折中對西洋政教之源作了一個(ge) 概括性說明：“西洋之法，通國士民一出於(yu) 學，律法、軍(jun) 政、船政下及工藝，皆由學升進而專(zhuan) 習(xi) 之。”

這一洞見，令人驚奇，但也並非無跡可尋。如，他於(yu) 同治元年目睹了英國與(yu) 日本的通商條約，以為(wei) 足增中國之愧。又如，他於(yu) 同治二年接受了船主幹勾蕩的照片一張，並縱觀所藏儀(yi) 器、輿圖。

再如，他於(yu) 光緒元年拜會(hui) 了英國總稅務司赫德、英國公使威妥瑪、傳(chuan) 教士丁韙良等人。可見，郭嵩燾對西洋軍(jun) 政、律法、船政、工藝人才及其學養(yang) ，是有所接觸和認識的。

（二）“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

郭嵩燾在出使英法時明確提出了“風俗人心為(wei) 立國根本”的思想觀點。更完整的說法是：“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為(wei) 富強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人心風俗是也。”這是將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兩(liang) 者共同作為(wei) 國家富強之本。

應該說，光緒二年底，郭嵩燾出使海外，是其思想形成的重大契機。郭嵩燾出使英國抱有“專(zhuan) 務考求其製度規模可以取法者”的製度意識，故能以政治家之眼光來考察西方政教文明。

在西洋政治方麵，郭嵩燾從(cong) 現實與(yu) 曆史的結合上廣泛考察了以政黨(dang) 製度、自由選舉(ju) 、法治原則為(wei) 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製度。他以“公天下”“利天下”“政教相維”等儒家政治理念來把握西方近代文明的根本精神：

（憲章運動）

國家的根本政治觀念是“公天下”，君民相維是“公天下”的政治體(ti) 製；各項具體(ti) 製度都按照“利天下”的政治原則來設計，如行政製度務求便民，經濟製度利國利民等；他還注意到了西方國家的“上下相維之道”。

在社會(hui) 教化方麵，郭嵩燾出使英國之初，還曾勸說英國人理雅格要從(cong) “仁義(yi) 禮智信”五個(ge) 方麵來看待中國聖人之教的長處。然而，在實際地了解西方政教之後，他發現中國的仁義(yi) 禮智信都不及西方。

西洋政治文教、科技製造等，無一不是源自於(yu) 學術和學校。近代西方學術的根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而西方學仕兩(liang) 途相倚的學校製度也遠勝於(yu) 中國科舉(ju) 製統製之下的學校製度。

如果將政教風俗作為(wei) 一個(ge) 文明國度的衡量標準，那麽(me) ，郭嵩燾也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觀，將西方看作是有教化的，而中國隻是“半教化”的。因此，晚清中國要順應天下大勢，本末兼顧、循序漸進地學習(xi) 西方，變法自強。這些思想的確立和定型，都是緣於(yu) 郭嵩燾出使西國的人生機遇。

綜上，郭嵩燾的“以政教為(wei) 本”思想呈現出既前後相繼又有明顯差別的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階段的“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已經具有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的思想內(nei) 涵。

同治年間，郭嵩燾認識到紀綱法度事關(guan) 國家治亂(luan) 安危，“吾謂朝廷所以駕禦天下，督撫所以駕禦官民，一州一縣所以駕禦數十百萬(wan) 生民，無他，紀綱法度而已矣。今盡壞其紀綱法度，求以立國，難哉。”“自古世治則正氣必昌，世亂(luan) 則戾氣先積。在官為(wei) 紀綱法度，在民為(wei) 風俗人心，皆可以察其陰陽消長之機，以知治亂(luan) 之本。”以紀綱法度和風俗人心為(wei) 立國之本的思想觀點，已經呼之欲出。

另一方麵，第二階段的“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吸收了西方政教風俗的合理成分，因而至少在四個(ge) 方麵有所突破和發展。

一是“朝廷”置換成了“國家”，使該說更有近代民族國家觀念的蘊涵。“中國國家”的習(xi) 慣性用法，或明或暗流露了西洋國家的背景存在。

二是按照“上而紀綱法度，下而風俗人心”的總體(ti) 思路，該說更有借鑒西方上下相維之道或政教相維之道的意義(yi) 。如西方軍(jun) 事實力強大，其實跟“上下一心”的政教風俗密不可分。“中土用兵與(yu) 泰西異，泰西用兵，教之有其本，習(xi) 之有其程，君臣上下，並心一力，以講武為(wei) 事，風俗成而人心亦定矣，是以其兵練而愈精。”

三是“紀綱法度”多少滲透了西方“治民以法”的民主法治觀念。他頗為(wei) 關(guan) 注西方國家的紀綱法度，“或為(wei) 君主，或為(wei) 民主，或為(wei) 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yu) 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ju) 目張，粲然可觀。”

四是“中國人心風俗”總有西方“政教風俗”的參照係之存在。他在出使期間聽聞中國留學生的不端行為(wei) ，“益傷(shang) 中國人心風俗之敝，殆不複可挽救。”歸國後，他仍有意或無意地使用“中國人心風俗”的字眼。

（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華書(shu) 局2013年版）

如他論晚清官場的官官相衛現象，“人心止各顧其私誼，無為(wei) 大局起見者，此中國人心風俗所以日趨於(yu) 偏私偷薄而不複可挽救也。”又如，他對一味推卸責任的官場習(xi) 氣極為(wei) 憤慨：“蓋中國人心風俗之敝極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能與(yu) 持久乎？可為(wei) 痛哭！”

郭嵩燾的人心風俗論，蘊含著借鑒西方優(you) 良道德的現代意義(yi) ，開啟了人心風俗改革建設或謂國民性改造的先聲。

四、郭氏政教思想的形成理路

郭嵩燾政教思想的形成與(yu) 其人生閱曆有密切關(guan) 係。第一，豐(feng) 富多彩的政治生活，的確為(wei) 郭嵩燾的政教思想提供了豐(feng) 富的素材。如出任蘇鬆糧道、兩(liang) 淮鹽運使、廣東(dong) 巡撫、福建按察使的短暫時期，他廣泛涉及到軍(jun) 政、鹽政、漕政、獄政等傳(chuan) 統政治領域，也初步涉及了外交、船政、郵政等近代政治領域。

第二，擔任朝廷命官，為(wei) 其政治思想的實踐運用提供了平台和機會(hui) 。如出任兩(liang) 淮鹽運使實行鹽政改革，出任福建按察使整頓獄政等。

第三，研經讀史、考求西學的學術活動和從(cong) 教辦學的生活體(ti) 驗，為(wei) 其持續關(guan) 注學校教育、社會(hui) 風俗問題，豐(feng) 富完善政教思想提供了內(nei) 在動力與(yu) 理論支撐。

第四，首任公使的獨特經曆，在許多方麵推動了他的思想產(chan) 生質的飛躍。如深化了對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認識，抓住了西方政教文明的根本，批判了中國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等。

融通中西政教文化為(wei) 郭嵩燾政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學理基礎。一方麵，郭嵩燾憑借深厚的中學根底，順利接受了近代西方以民主、法治、科學、教育為(wei) 核心的政教文明，同時又理性批判了西方的民氣過甚、兩(liang) 黨(dang) 爭(zheng) 權、奢侈浪費之風等。

（洋務運動）

另一方麵，郭嵩燾在西方經驗的映照下，更堅定了三代之治的政治理想、政教相維的整體(ti) 文明觀，同時又深刻反思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教思想和製度的弊端，觸及了晚清政治改革的敏感話題。

郭嵩燾政教思想的形成有其一脈相承、前後發展的思想理路。一方麵，出使英法是郭嵩燾政教思想演進的重要契機。郭嵩燾對英法為(wei) 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教文明的現實觀照和曆史溯源，為(wei) 其政教思想的深化發展提供了現實依據和曆史依據。

另一方麵，郭嵩燾對晚清吏治、紀綱法度、人心風俗等“朝廷政教”問題的持續關(guan) 注，為(wei) 其後提出“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提供了思想前提。後者又因滲入西方現代性色彩而極大提升了前者的思想內(nei) 涵和現代價(jia) 值。

合而觀之，貫穿其中的則是郭嵩燾“道一心同”的道論哲學和思想邏輯。郭嵩燾畢生追求的王道，本是“禮樂(le) 刑政……其道一也”的政教文明體(ti) 。因此，郭嵩燾無論為(wei) 官從(cong) 政，還是為(wei) 師從(cong) 教，都具有一體(ti) 化的政教關(guan) 懷。

“道一”的追求調諧了他作為(wei) 傳(chuan) 統士大夫的雙重身份，或官或師的單一社會(hui) 身份從(cong) 未讓他放棄亦官亦師的士大夫身份意識及其價(jia) 值構建和政治治理的雙重責任。

與(yu) 此同時，郭嵩燾秉持“天下之人心亦同”的道德哲學理念，承認西人具有與(yu) 國人相同的人心乃至人性，又順利接引了西方民主、法治、科學等政教觀念，成為(wei) 其時最具現代意識的士大夫。相應地，郭嵩燾出使前的“朝廷政教為(wei) 本”說，最終發展成為(wei) 出使後的“紀綱法度和人心風俗為(wei) 本”說，實現了政教思想的質的飛躍。

總之，正是基於(yu) “道一心同”的哲學基礎和連貫發展的思想理路，郭嵩燾以獨特方式協調了他亦官亦師的雙重身份，融通了中西兩(liang) 種政教文化，實現了其政教思想兩(liang) 個(ge) 階段的有機聯結和質的飛躍，從(cong) 而初步形成了一種既有內(nei) 在張力又辨證統一的“政教相維”的思想形態。

本文係2017年度湖南省哲學社會(hui) 科學基金年度項目“湖湘哲學視域下郭嵩燾的哲學精神研究”（17YBA30）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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