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召公身世
    
    
    召公是周朝一位重要而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姓姬名奭，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陝西岐山縣西南），故稱召公，亦稱邵公，是中華邵姓的始祖。
    
    召公經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個時期，輔佐王室，功勳卓著，是興周滅商和開創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在武王滅商和周公居攝之時起了與周公相當的作用。成王之後，康王繼位，周公已逝，召公又為顧命大臣，主持了康王繼位的冊命。
    
    關於召公的身世，或說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或說他僅僅是一般周室同宗。
    
    認為召公僅是周王室宗親的史料有：《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穀梁傳》莊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範寧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楊士勳：“分者，別也。燕與周同姓，故知別子孫也。”；《史記·燕世家集解》引譙周曰：“周之支族”。
    
    直接指出召公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詩雲：‘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之子也。”；王充《論衡氣壽篇》：“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謐《帝王世係》：“邵公為文王之庶子。”推測召公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逸周書作雒解》：“周公、召公內彌父兄，外撫諸侯。”；《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據《左傳·僖四年》記載：僖公四年，齊以諸侯之師侵蔡伐楚，楚子使輿師詰難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說：“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這裏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薑太公，他是滅商興周的謀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給他下命令、賦予他征伐和輔政的權力，可見召公的顯赫地位遠非一般周室宗親可比。
    
    現有學者從各個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觀點。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在解《君奭》時，支持曆史上皇甫謐所持的“召公為文王之子”的觀點，並引用近代於省吾先生的考證，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長子的論點。
    
    劉起釪先生的論點應該比較符合史實。
     
    
    二、周召並重
    
    
    文王之時，周召二公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人稱周公；召公奭食邑於召，故稱召公。召公是與周公地位相當的輔政大臣。
    
    《公羊傳·隱公五年》：“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何休注：“陝者，蓋今宏農陝縣是也。”；《史記·燕世家》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陝是當時重要的地標，在今河南三門峽。自陝以東雖是“周公主之”，但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領軍隊征討。周公八師東征，召公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山東黃縣萊陰出土了《旅鼎》（亦稱《太保鼎》），銘文作：“唯公太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師，公賜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參與了對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確鑿可征。
    
    經過三年戰爭，東方諸國的叛亂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遺誌要營建東方的都城，於是命召公去選址勘測，最終確定城址為雒。雒邑營造完成後，召公委托周公上書，戒勉成王“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惟不敬厥德，而早墜厥命”隻有敬德保民，“其疾敬德”，才能“受天永命”。（《尚書-召誥》）
    
    《召誥》篇總結夏、商、周更替的曆史教訓，說“天亦哀於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墜厥命”，體現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建國思想----這也是周公製禮作樂的指導思想。
    
    西周盛世，“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孔子由衷讚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召二公，皆儒家聖賢，二公的政治實踐相輔相成，二公的思想精神一體相通。“五聲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於和也。聖賢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語）周召二公相互配合，合奏出一曲中華文明的華彩樂章。
    
    周公、召公承堯舜文王及先王之德風，教化自岐周而行於南國，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將《周南》、《召南》列在《國風》開篇，以之為“民風之正者，風化之正者”，並對伯魚說：“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充分體現了孔子對周召之道的重視。
    
    關於《周南》和《召南》的區別，《詩序》（孔穎達《毛詩正義》）曾以“王者之風”和“諸侯之風”，鄭玄以“得聖人之化者”和“得賢人之化者”來分別“二南”，認為這都和周公召公道德的“級別”有關。
    
    蘇轍的看法則不同，認為《周南》和《召南》的分別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時，以周公主內，召公主外。二者的區別隻是周召二公的職事不同，與其孰聖孰賢無關。蘇轍釋《大雅·召旻》時說：“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裏’雲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耳。”（蘇轍《詩集傳》）
    
    《史記·燕世家》又載：“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於上帝，巫鹹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意思是說，成王年幼，周公輔政，召公對周公有疑而不悅，經過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釋才消除了芥蒂。這種說法在戰國時就流行。《列子·楊朱篇》雲：“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西漢成帝時出現的《書序》、東漢時馬融鄭玄及之後唐宋時期的解經之書和類書多承此說。
    
    程頤認為召公不悅，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擔任了師保的職務，責任重大，所以不悅。朱熹及蔡沈等亦從文本出發, 提出《君奭》乃召公告老、周公慰留之文,文中實未見不悅之意。王安石指出：
    
    “成王，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周公既複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焉。夫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為憂也。”（《召公論》）
    
    我讚同王安石的觀點。
    
    《君奭》篇周公引召公的話說：“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曆。”又按《墨子·非命中》說：“於召公之非執命亦然，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自我得之。”聯係這兩則引文來看，可推知召公並非不悅周公，而是不悅周王子孫不求進取的思想。
    
    西周初年，東方各國的叛亂平定以後，天命說又有所滋長，周王子孫也受了影響。召公反對“執命”之說，認為這種思想妨礙周王朝光大昌盛，周公讚同召公的意見。史官記錄周公這篇重要誥詞，名為《君奭》，可分四段：第一段周公強調事在人為，讚同召公非命之說；第二段周公廣泛征引史事，說明輔臣的重要作用；第三段希望召公同心同德輔助成王；第四段勉勵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業。
    
    另外，“召公疑之”，還可以理解為召公憂自己重任在肩做的不好，疑自己不能為周公分勞。《初學記》卷十七引《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栗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 
    
    
    三、《甘棠》詩旨
    
    
    至今膾炙人口的召公問政阡陌、甘棠遺愛的故事和勞己不勞民、為公不為私的精神，都是召公敬德保民思想的具體體現。召公被尊為後世清風之源、廉吏之祖、勤政之根、民族之魂。《史記》載：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率，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史記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詩經-召南》中的《甘棠》詩表現了周人思念召公，愛其甘棠的主題。甘棠這一樹木與召公事跡聯係在一起，極富象征意義。孔子通過此詩，倡導一個上下有序、官民互愛的德治社會。詩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鄭箋：“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論及《甘棠》雲：“《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害(蓋)曰：童(終)而皆賢於其初者也。”(第十簡)
    
    “保”，報也，意為甘棠曾是召公休息過的樹木，為報答召公的恩情，請大家不要砍伐。孔子用一個“報”字總括《甘棠》詩旨，即《孔子家語·廟製解》所謂“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毛詩傳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是也。
    
    《孔子詩論》還有兩次論及《甘棠》，第十五簡雲：“……及其人，敬愛其樹，其保厚矣。《甘棠》之愛，以召公……”；第二十四簡雲：“吾以《甘棠》得宗廟之敬，民性固然。甚貴其人，必敬其立(位)；悅其人，必好其所為，惡其人者亦然。”
    
    第十五簡意為，老百姓因愛戴召公而愛護他休息過的樹木，今後的報答必然豐厚；第二十四簡意為，從《甘棠》中體會到祭祀宗廟時的敬仰之情，這是由民性所決定的。人們尊敬一個人，必會敬重他停留過的地方；愛戴一個人必會喜愛他的作為；反過來，討厭一個人也必會討厭他的行為。
    
    《孔子家語》亦論及《甘棠》。《孔子家語-好生》“孔子曰：吾於《甘棠》，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注：《孔子家語·好生》與《孔子詩論》第二十四簡語言相近，唯於《甘棠》“宗廟之敬”下多了一句“民性固然”。）
    
    《孔子家語-廟製解》：“子羔問曰：《祭典》雲：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雲：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左傳》亦將《甘棠》詩旨定義為“報”。《左傳-襄十四年》傅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左傳-昭二年》季武子“遂賦《甘棠》”，韓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又，《左傳·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雲：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關於《甘棠》詩旨，另有下列文獻資料，特錄供參考。
    
    劉向《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白虎通·巡狩》：“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應劭《風俗通義》：“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美德，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為作也。”
    
    這裏說召公壽百九十餘，不知是否屬實，但召公相當長壽是可以肯定的。東海有《“仁者壽”說》一文，詳細解說壽命與道德關係的密切。
    
    揚雄《法言-先知》：“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王符《潛夫論-忠貴》：“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潛夫論?愛日》：“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雍，而致刑錯。” 
    
    王充《論衡-須頌》：“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
    
     《淮南子-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馳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   
    
    《易林-師之蠱》：“甘棠聽斷，怡然蒙恩。”《易林-複之巽》：“甘棠之人，解我憂凶。”桓寬《鹽鐵論·授時》：“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不妨農業之務也。”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誌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戔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漢書-韋玄成傳》引劉歆《廟議》曰：“《詩》雲：‘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四、棠苑記遊
    
    
    在三門峽市，召公的遊魂有了一個優美的棲息地：甘棠苑。這是在原召公祠的遺址上重建的人文景觀。
    
    苑裏主要建築有召公殿、清風亭、淨心橋、靜心橋、清心橋、廉風洞、洗麵池、清風亭，另有大量的詩壁碑廊、戒石銘石、幽徑曲水、怪石修竹、浮雕名匾等等。召公大殿有座芙蓉紅大理石召公塑像，高6米餘，峨冠博帶，麵容慈祥，含笑微微；殿內有一黃楊木雕，甘棠樹下，召公在處理政務。徘徊久之，神馳千古。
    
    苑裏充盈著濃鬱的文化氛圍，尤其是召公殿內保留有了許多後人紀念歌頌召公的詩篇，並請了名家書寫。三空君大量別出心裁的畫作，更增添了苑裏的畫意詩情。三空惠贈兩幅畫作：一《釣雲圖》，清高而孤獨；一《禦風而行》，境界空靈，意在言外。回以一聯曰：運水搬柴燒飯去，釣雲奔月禦風行。
    
    甘棠苑係吳啟民君個人出資修建。在《甘棠苑記》中，吳啟民先生說明了建苑的目的：
    
    “民族興盛，匹夫有責。蹙眉問天之際，深惡汙濫虐民之行；痛心疾首之餘，潛補苴罅漏之念。不攢金錢著遺恨，有興詩書共人生。然散盡千金能救幾多貧困？說破鐵唇能誡幾許官商！終決計擲金，修鍾鼓樓，建甘棠苑。矢在彰古賢以揚正氣，遏人欲以複天理。”
    
    《甘棠苑記》感情沉鬱，文字典雅，氣韻生動，短短的千餘字，深度傳達了召公的品行及作者的情懷。裏麵不少好句子如：“芸芸眾生，有為者幾何？蒼蒼林木，名貴者幾許？”、“但信民心所尊，必萬古流芳，甘棠風範，定永世長存。”、“不叫金錢攢遺恨，有興詩書共人生”等等，富有哲理，過目難忘。
    
    與啟民君聊及《孟子》手援和道援的話題。少數人溺水，可以援之以手，麵對數以百萬、千萬、億萬計的落水者，就要援之以道。儒家之道，是正理真理、良知良製，包括政治和教化。我說過，在這個時代，樹起中華文化，推動政治改良，都是“道援天下”的大善。誰若致力於這兩方麵的工作並有所成就，那將為中華民族立下大功勳，十億人民及子孫後代俱蒙其惠。
    
    吳啟民君愛民憂世，熱心慈善和文化事業，可謂手援和道援雙管齊下。重建召公祠，創辦甘棠書院，弘揚召公精神，舉辦各種文化活動，都可以視為一種“道援”。啟民之名，大有深意。似乎“名”中注定他這輩子要從事啟迪民智、啟蒙民眾的工作。特題贈一嵌名聯曰：心向召公，魂係中華，激濁揚清啟民智；苑建甘棠，樓鳴鍾鼓，推心置腹會賢人。
    
    “推心置腹會賢人”，非虛語也，啟民君既有文化意識又有商業頭腦，雄心勃勃，一再表示求賢若渴之意，歡迎廣大儒者及有誌、有識、有德之士與之聯係。
    
     
    
    召公的精神感召和甘棠苑的熱情邀約，給了我一夜的美好。夜漸漸深了，似是站在召公像前，又似是侍立於召公身邊，而召公正在甘棠樹下處理政務。忽有一大一小兩頭猛犬從黑暗中躍出，與我對峙，吠叫不休。我斥之無效、踢之不去，幸召公口發大雷音，將它們趕跑了，天隨之大亮……
    
    君子道其常不道其怪，但這個怪夢頗有象征意義，值得記錄下來。犬為人所養，本為忠誠的象征，但某些時候，掙脫鎖鏈的猛犬也有可能凶性大發，危害人類。夢中的猛犬，可以象征某種反儒家、反道德、反聖賢的不良勢力。儒家文化和召公精神的弘揚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做召公精神的“護法”和使者，則是東海的責任，也是廣大儒者的責任。2011-5-24
    
    東海儒者餘樟法
    
    參考資料：村塾著《也談召公》；張強《孔子詩論》與《魯詩》考論；周鳳五《孔子詩論》釋文及注解；無名氏：蘇轍《周南》、《召南》考；2011年2—3號（總第49號）《明珠》甘棠苑專輯以及《史記》、《左傳》、《孔子家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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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