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進超】“四書”如何通?“道”該怎麽講? ——讀劉強先生《四書通講》

欄目:書評讀感
發布時間:2021-11-09 00:54:08
標簽:《四書通講》

“四書(shu) ”如何通?“道”該怎麽(me) 講?

——讀劉強先生《四書(shu) 通講》

作者:汪進超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廿九日乙卯

          耶穌2021年11月3日

 

同濟大學劉強教授的新著《四書(shu) 通講》近期由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上市未及兩(liang) 月,便兩(liang) 度加印,印數達15000冊(ce) ,在讀書(shu) 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該書(shu) 的特色在於(yu) 立足“四書(shu) ”,旁及“五經”,係統而細密地闡發儒家之“道”。作者以現實關(guan) 懷追繹儒學脈絡,使“道”在日用常行間顯現其生命力,又以儒家思想觀照當下社會(hui) ,試圖在時代的“迷途”中指出那扇“道”的“窄門”。可以說,這本兼具學術性、思想性與(yu) 通識性的“四書(shu) 學”著作,既是一位人文學者“問道”心路的真實寫(xie) 照,是儒家經典現代闡釋的一次有益嚐試,同時又可視為(wei) 儒家思想在遭受百年批判後“一陽來複”於(yu) 當代中國的一抹“縮影”。

 

 

宋代之前,儒學重心在“五經”。學者欲明經義(yi) ,須以訓詁考據為(wei) 先。漢唐千餘(yu) 年間,各家注疏層出不窮,解經之作汗牛充棟,故士人治學,有皓首窮經之功。逮至宋朝,批判舊注而另立新說之學風盛行,學者亦苦於(yu) 經注繁雜,欲探求更為(wei) 易簡的義(yi) 理之門。南宋朱子踵武前賢,為(wei) 《大學》“格物致知”章作“補傳(chuan) ”,分《中庸》為(wei) 三十三章並為(wei) 之注解,以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又蒐集前人注釋而編訂《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並於(yu) 淳熙九年(1182)將四種著述並為(wei) 一集刊刻於(yu) 婺州,是為(wei) 《四書(shu) 章句集注》。朱子視“四書(shu) ”為(wei) 進入“五經”的階梯,並傾(qing) 注畢生精力進行校訂原文、修改注釋的工作,進而建構了有著深厚思想性的“綰經學與(yu) 理學而一之”(錢穆著:《朱子學提綱》,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2年版,第181頁)的學術體(ti) 係。這一體(ti) 係的建構,“不僅(jin) 是其‘私淑諸人’‘尚友古人’的偉(wei) 大結晶,更是一個(ge) 有著悠久曆史和宗教心靈的古老民族,在人文價(jia) 值和理性精神上的義(yi) 理釋放和哲學突破”(《四書(shu) 通講·尾聲》)。雖然此後由於(yu) 慶元黨(dang) 禁等原因,朱子思想曾一度遭受打壓,其“四書(shu) ”學亦成為(wei) 反對者攻訐的對象。但在朱子後學的努力下,“四書(shu) ”學逐漸受到學者及官方的重視。元代延佑二年(1315),入主中原的蒙古政權規定士人以《四書(shu) 章句集注》作經問。自此以後,“四書(shu) ”便一直被作為(wei) 科舉(ju) 取士的必考書(shu) 目,朱子的《章句集注》也成為(wei) 官方指定的權威注解。至此,儒學研究逐漸進入“四書(shu) ”時代:“降至清代,‘四書(shu) ’幾乎演變成為(wei) 科舉(ju) 的學問,雖然其間或有消長,但‘四書(shu) ’學無疑成為(wei) 宋代以後經學的主要範圍,特別元明時期圍繞經書(shu) 的議題,絕大多數都是花費在‘四書(shu) ’之上的。”([日]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四書(shu) 學史的研究》,萬(wan) 卷樓圖書(shu)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11頁)

 

然而,在廢除科舉(ju) 及“新文化運動”掀起反帝反封建思潮後,儒學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運。其間雖賴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錢穆等“新儒家”的堅守,使儒學統緒不至斷絕,但在“新青年”們(men) 的激烈攻擊和各種思想與(yu) 主義(yi) 的“擠壓”下,作為(wei) “封建統治階級”藉以取士的“四書(shu) 五經”,也難以避免地成為(wei) “痰盂”和“箭垛”,虛偽(wei) 迂腐、禁錮思想、阻礙生產(chan) 力等非議與(yu) 謾罵何曾斷絕!不過,罔顧事實的狂熱指責並不能解決(jue) 問題,反而暴露出其背後的邏輯謬誤。應當意識到,是統治集團選擇了儒學作為(wei) 鞏固其集權專(zhuan) 製的工具,而非儒學滋生了專(zhuan) 製與(yu) 暴政。劉強先生指出:“很多人帶著這樣的誤解去看待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化,卻完全無視儒學被毀棄之後的最近百餘(yu) 年,功利主義(yi) 、官僚主義(yi) 、權威主義(yi) 等不僅(jin) 沒有在現實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事實。”(《四書(shu) 通講·自序》)確如其言,現實的結果是對那些武斷抨擊的最佳回應。實際上,“正是專(zhuan) 製的政權使儒家的天下為(wei) 公、民貴君輕這樣的政治理念不能在現實社會(hui) 中實現,並不斷被歪曲。而儒家的經世思想則一直保持著對於(yu) 權力的製約”(幹春鬆著:《儒學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頁)。在承載著儒學經義(yi) 的“四書(shu) 五經”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後,我們(men) 卻驚愕地發現:“我們(men) 常常因為(wei) 對現實的不滿,就把責任‘諉過’給了祖宗和傳(chuan) 統,殊不知,現實的種種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毀棄了祖宗和傳(chuan) 統所使然。”(《四書(shu) 通講·自序》)時至今日,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盲目摒棄傳(chuan) 統的做法,意欲重新認識儒家思想。但曆史的隔閡、觀念的割裂,乃至是語言文字的距離,都成為(wei) 橫亙(gen) 於(yu) 儒家經典及其蘊含的思想與(yu) 當代人之間的重重阻礙。因此,如何解讀儒家經典,“激活”古聖先賢思想,更重要的,如何凝聚更廣的“學緣”,使“道”彰顯在當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於(yu) 價(jia) 值體(ti) 係重建之際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是目前儒學研究者的責任與(yu) 使命。而這本嚐試著“破譯”與(yu) “解析”那來自遠古的“道”的聲音,努力地勾勒出那“隱而未顯或者顯而未彰的‘道脈’”的《四書(shu) 通講》,所體(ti) 現出的正是一位當代學者對“人能弘道”“道不遠人”的信念的堅守與(yu) 踐履。

 

 

近年來,儒學雖遠未回到其應有的位置,但令人欣慰的是,坊間相關(guan) 的研究成果也在逐漸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就“四書(shu) ”研究而言,新近著述多是對其中某一種進行單獨注解,以《論語》新注尤眾(zhong) 。這固然是對經典詮釋傳(chuan) 統的延續以及儒學傳(chuan) 播所做出的積極努力,表明了在經過激烈的“批孔反儒”之後,人們(men) 又開始重視原典析讀,嚐試在對先秦儒學的現代詮釋中重新認識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但這種單一的注解與(yu) 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不免造成了儒學整體(ti) 思想脈絡的割裂。如此以來,由朱子建立的“四書(shu) ”義(yi) 理係統及“道統”諸說難以彰明,南宋至清代數百年間以“四書(shu) ”學為(wei) 核心的思想資源也有孤立散亂(luan) 之虞。基於(yu) 是憂,劉強先生在完成《論語新識》(嶽麓書(shu) 社2016年9月版)五年之後,又將醞釀已久的通講“四書(shu) ”的構想付諸筆端。如其所言,寫(xie) 作此書(shu) 的重要目的便是“重新梳理貫穿於(yu) ‘四書(shu) ’中的‘日用常行之道’”(《四書(shu) 通講·後記》)。但這一目標的實現洵非易事,作者需要麵臨(lin) 與(yu) 解決(jue) 的是“四書(shu) ”學中的重要難題,即“四書(shu) ”如何“通”?以及“道”該怎麽(me) “講”?換言之,在“四書(shu) ”體(ti) 係內(nei) 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各有其獨立性,曆來注解也多是在“四書(shu) ”原有框架下進行注解與(yu) 闡釋,故而欲打破文本原貌以重新梳理“四書(shu) ”的思想理路,需要深厚的學養(yang) 與(yu) 較高的理論運用能力。此外,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如何在自我體(ti) 察的基礎上講述“費而隱”的“道”,避免“過”與(yu) “不及”諸弊,絕非易事。就此而言,“通講四書(shu) ”的工作,看似簡單尋常,實則非經一番精研覃思而莫辦。這本三十餘(yu) 萬(wan) 字的《四書(shu) 通講》,誠可謂作者苦心、誠心乃至道心的結晶。

 

首先,與(yu) 以往“或問”“大全”“輯錄”等“四書(shu) ”注解體(ti) 例不同,《四書(shu) 通講》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原有篇章進行重新整合,提煉歸納出為(wei) 學、修身、孝悌、忠恕、仁愛、義(yi) 權、誠敬、正直、中庸、治平、齊家、教育、交友等十三個(ge) 主題,又細分為(wei) 學道、孝道等十八個(ge) 子目。作者分門別類地引述“四書(shu) ”中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在孔、曾、思、孟“四聖”思想的相互參照下,對不同主題條目進行嚴(yan) 謹的辨析論證。如第四講“忠恕之道”中,作者為(wei) 了論證“‘終身行之’唯有‘恕’”的觀點,先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引出孔門關(guan) 於(yu) “忠恕”的討論,而後以《論語·衛靈公》中孔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應答表明“恕道”是人的“底線倫(lun) 理”,接著又依次選取《大學》傳(chuan) 十一章“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中庸》第十三章“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yu) 人”,《孟子·盡心上》之“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等相關(guan) 論述,以印證“恕道”之淵源有自,且較“忠道”更為(wei) 重要。在這種漸次的引述與(yu) 闡釋中,作者對於(yu) “恕道”的討論也逐漸深化,進而在“求仁莫近”的話語邏輯下搭建起“恕”與(yu) “仁”的意義(yi) 橋梁,充分彰明其倫(lun) 理價(jia) 值。可以看出,這種“以義(yi) 類聚”的主題討論並非是簡單的語料堆積,而是在把握不同主題思想脈絡基礎上的融會(hui) 貫通,義(yi) 理的闡發正是在這種融會(hui) 貫通中得以實現。

 

其次,《四書(shu) 通講》以“道”貫通十三個(ge) 不同的主題,也體(ti) 現了作者對“四書(shu) ”如何“通”,“道”該怎麽(me) “講”的思考。孔子曾言:“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裏仁》)朱子解釋曰:“嚐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串穿,這便是‘一貫’。”(程樹德撰:《論語集釋》,中華書(shu) 局2014年版,第339頁)實際上,為(wei) 學、修身、孝悌等不同主題便如朱子所說的“散錢”,而那條串穿這些“散錢”的“索”則非“道”莫屬。故而《四書(shu) 通講》的十三個(ge) 主題後都綴以“道”字,表明了作者對於(yu) “道”貫穿於(yu) 日用常行中的理解。這樣的處理也使得不同主題間形成“既可獨立支持,又能相互勾連,彼此貫通,同時也有一個(ge) 邏輯上的先後次第和首尾呼應的內(nei) 在聯係”的整體(ti) ,以“道”貫之,恰如“索”貫“散錢”,進而“產(chan) 生一種‘整體(ti) 大於(yu) 部分之和’的‘格式塔’效應”(《四書(shu) 通講·自序》)。作者也將這種結構比作一座園子,“回環往複,義(yi) 脈相通,可瞻前顧後,可左顧右盼”(《四書(shu) 通講·本書(shu) 讀法》)。此即所謂“四書(shu) ”之“通”。而以“道”聯結不同主題的過程,也正是“道”得以呈現的絕佳途徑。實際上,我們(men) 幾乎無法單獨地就“道”論“道”,這是由“道”的本體(ti) 特征決(jue) 定的。王船山言“道者器之道”,以及熊十力“體(ti) 用不二”之說也無非是就“道”的這一特征而言的。《四書(shu) 通講》的十三個(ge) 主題,十八個(ge) 子目,涉及個(ge) 人到社會(hui) 的種種關(guan) 係,涵括了修、齊、治、平等諸多層麵,使“道”顯現於(yu) 日用常行中。這種以“道”貫通不同主題,又在不同主題的辨析中彰明“道體(ti) ”的範式,很好地闡釋了“四書(shu) ”所承載的即體(ti) 即用之“道”,較為(wei) 出色地實現了“四書(shu) ”的“通講”。

 

除講論“道體(ti) ”外,本書(shu) 的結構編排也表明了作者在“曆時”維度上對“道統”或曰“道脈”的關(guan) 注。作為(wei) 全書(shu) 的有機組成部分,《自序:道的“窄門”》從(cong) “四書(shu) ”的曆史內(nei) 涵及文化意義(yi) 等方麵帶出朱子“道統”之說,而《尾聲:道脈永傳(chuan) 》則遙應《自序》,在收束十三種“日用常行之道”的同時,細致地梳理了“道脈”傳(chuan) 遞的內(nei) 在理路與(yu) 曆史進程。如此一來,孔、曾、思、孟被放置於(yu) 堯舜以至程、朱、陸、王的思想傳(chuan) 統中,“四書(shu) ”也重新回歸到儒家經典序列中。在如此宏大而深厚的背景下,“四書(shu) ”廣闊的義(yi) 理空間得以展現,而“道”經久不衰的生命力也得以釋放。

 

 

王陽明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如其所言,對於(yu) “四書(shu) ”的閱讀與(yu) 闡釋,也應當以“求自信”為(wei) 首要鵠的。就此而論,《四書(shu) 通講》可謂是一位當代學者對於(yu) “道”的自我確證的實錄。作者自陳:“作為(wei) 一個(ge) 年輕時深受反傳(chuan) 統思想影響的曾經的‘新青年’,我不過是碰巧在人到中年時,通過謙卑的閱讀和思考,隱約聽到了來自遠古的‘道’的聲音,然後鬥膽將這聲音再做‘破譯’和‘解析’,分享給有緣的讀者罷了。”(《四書(shu) 通講·自序》)作者曾有“尚幸中年始欲仁”之句,這不僅(jin) 是與(yu) “四書(shu) ”結緣,與(yu) 先賢“為(wei) 友”之際的感慨,更是其內(nei) 心在久浸經典之後所產(chan) 生的某種確信。故而《四書(shu) 通講》中的大多數討論,實際上首先是作者與(yu) 自己的“對談”。從(cong) 詳盡的字詞訓詁到嚴(yan) 謹的義(yi) 理闡釋,都表現出一種謙卑而誠敬的心態。如第六講“義(yi) 權之道”,作者為(wei) 了探究“義(yi) ”的本義(yi) 與(yu) 真義(yi) ,先後從(cong) 《說文解字》《釋名》《春秋繁露》《孟子》《新書(shu) 》《禮記》等典籍中征引例證,以作字源學的訓詁考論,進而總結出“儀(yi) ”“宜”“我”“理”“禮”“節”等闡釋,在不同含義(yi) 的相互參照中,標舉(ju) “義(yi) 者,宜也”之說。這種“小學”考據雖稍顯枯燥,甚至在一些以義(yi) 理為(wei) 重的學者眼中不值一提,但從(cong) 字詞考據出發的文意解讀與(yu) 義(yi) 理闡釋,自然更為(wei) 厚重,也更令人信服。正如程子所說:“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yi) ,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yi) 而見意者也。”(《讀論語孟子法》)可以說,作者在訓詁考據與(yu) 義(yi) 理闡發中對“道”的自信與(yu) 自證,使得此書(shu) 在某種程度上成為(wei) 一本“證道”之書(shu) 。

 

此外,《四書(shu) 通講》又可視為(wei) 一本“辯道”之書(shu) ,這源於(yu) 該書(shu) 所體(ti) 現出的批判性。在“求自信”的同時,作者又儼(yan) 然成為(wei) 一位“辯者”,隨時“辯難”,處處“反駁”。如討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作者對楊伯峻“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的翻譯提出異議並逐字辯駁,進而得出“專(zhuan) 在偏激反向的一端用力,就會(hui) 有害了”的新解。在談論儒家“民本”思想時,作者又批駁以魯迅諸人“孔子思想為(wei) 統治者服務”的觀點:“這種隻給文字做神奇的‘階級分析’,完全不顧古漢語修辭本有‘錯綜’之法的思路,固然毫不費力地把孔子劃到了奴隸主的幫凶一邊,卻也把好好的學問思想給講歪了,把宅心仁厚的聖賢給抹黑了!”作者還從(cong) “四書(shu) ”及“五經”中大量征引論據,有力地論證了孔、孟等人的“民本”“仁政”思想……此種駁論在書(shu) 中隨處可見。針對“五四”以來對於(yu) “四書(shu) ”及儒家之“道”的俗見、誤見與(yu) 偏見,作者態度鮮明地表示反對,並通過考據、論證及邏輯推理等方式一一辯駁,提出自己的見解。也正是在這種不同觀念的博弈與(yu) 張力中,經典的本義(yi) 得以彰顯。故而作者雖處處“樹敵”,卻又“左右逢源”:引林語堂《蘇東(dong) 坡傳(chuan) 》討論“學緣”,引《老子》以證聖賢之“知不足”與(yu) “自視闕然”,援馬克思·韋伯之言探討“性善”,乃至引《舊約》“孝敬父母”之誡以論“孝悌”……凡此種種,皆可見儒家思想本來蘊涵的某種普適性價(jia) 值。

 

當然,作為(wei) 一本當代的“四書(shu) ”闡釋著作,《四書(shu) 通講》亦是一本現實之書(shu) 。作者謹遵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教誨,在“沿波探源”以闡明儒家思想的過程中,將其置於(yu) 當下社會(hui) 進行審視,以期抉發“道”的現實意義(yi) 。故而其於(yu) “治平之道”之後論述“齊家之道”,看似與(yu) 《大學》“修齊治平”之次第相齟齬,然若稍加研讀,便能發現其用心所在。蓋“齊家”所指,本為(wei) 先秦封建宗法製度下的貴族之家,即顧頡剛所謂“具有左右國之政治之力量者”,故而《大學》所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的理論在當時有其重要意義(yi) 。《四書(shu) 通講》於(yu) 探究“齊家”之前討論“治平”,正是其現實性與(yu) 當代性的體(ti) 現。此外,在對“證父攘羊”這一公案的討論中,作者力證“親(qin) 親(qin) 互隱”之“直”,並以其反思當代刑法,倡讚“容隱權”與(yu) “沉默權”的必要性。這些將儒家思想置於(yu) 當下社會(hui) 進行思考的做法,既體(ti) 現了作者的現實關(guan) 懷,也是其以“時”“中”等原則理解“道”的例證。如其所言:“既然如此,我們(men) 就更應該試著做一張陳寅恪先生所謂‘了解之同情’的答卷。一方麵‘複盤’那些被‘篡改’的經典闡釋係統,一方麵嚐試‘激活’傳(chuan) 統文化中蘊藏的文明基因,‘賦予’其新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四書(shu) 通講·治平之道》)

 

朱子曾批評時人解經的不正之風,說:“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yu) 晦。”(《朱子語類·卷十一》)時至今日,其言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實際上,那未嚐有一息停歇的“道”何曾“遠人”,其隱而不張,晦而不明,乃是人自遠之。當下社會(hui) ,依然有不少人徘徊於(yu) 觀念、價(jia) 值乃至信仰的分岔路口而不知所往。故而如何做好經典的當代闡釋,拉近“道”與(yu) 人的距離,進而在不經意間指明“道”的方向,找到那扇“道的窄門”,無疑是值得深入且長久思考的問題。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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