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平生功業(ye) ”與(yu) “憂困書(shu) 寫(xie) ”

——兼論蘇軾“和陶”之緣起及其晚年心境

作者：劉強

來源：《孔學堂》2021年第3期

【內(nei) 容摘要】本文通過對蘇軾《自題金山畫像》、“經學三書(shu) ”、“和陶詩”之緣起及其晚年心境的深入探析，認為(wei) 蘇軾在貶謫之地開始並最終完成的經學及文學創作，本質上是一種致敬聖賢、砥礪人格、征服厄運、超越體(ti) 製的“憂困書(shu) 寫(xie) ”，其最終的指向，乃是“文格”與(yu) “人格”上的自我救贖和最終完成。蘇軾一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一是孔子，一是陶淵明。“經學三書(shu) ”的撰寫(xie) 是為(wei) 了向“聖人”孔子致敬，而曆時近十年終告完成的“和陶詩”一百數十首，則是向“賢人”陶淵明看齊。故蘇軾所謂“平生功業(ye) ”，絕非仕途功名之功業(ye) ，而是人格生命之功業(ye) 。這種對“世俗功業(ye) ”和“體(ti) 製榮寵”的排拒和否定，與(yu) 其生平一以貫之的聖賢誌向密不可分，尤其在晚年的顛沛困頓中，更為(wei) 自覺地表現出對“勢統”的疏離與(yu) 對“道統”的皈依，也即從(cong) “外王”走向“內(nei) 聖”。蘇軾臨(lin) 終前的種種表現，足可見其一生雖出入佛、老二氏，但其思想之源頭和人格之根柢，依舊與(yu) 儒家聖賢之道未曾須臾或離。

【關(guan) 鍵詞】蘇軾；憂困書(shu) 寫(xie) ；平生功業(ye) ；和陶詩；晚年心境

蘇軾晚年，迭遭磨難，顛沛流離，其所處雖無囹圄，其所感則不啻楚囚。尤其謫居海南儋耳期間，“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yu) 胸中……猶獨喜為(wei) 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1]。可以說，奠定蘇軾在中國文學史上偉(wei) 大作家地位的詩文，大多是其人生遭遇重創、壘塊縱橫、憂思無以排遣時心血之所凝聚，我們(men) 姑且將這一類創作稱為(wei) “憂困書(shu) 寫(xie) ”。所謂“憂困書(shu) 寫(xie) ”，蓋指詩人寫(xie) 作時之處境與(yu) 心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可能與(yu) 其處境與(yu) 心境適成比照甚至正相反對的作品風貌和藝術境界。猶如“蚌病成珠”，越是生命憂困之寫(xie) 作，反倒越是能夠超越於(yu) 現實之憂困，形成詩文情境與(yu) 意境之反轉，從(cong) 而在藝術創造與(yu) 人格淬煉上登峰造極，臻於(yu) 化境。就蘇軾而言，如果沒有這些艱苦卓絕的“憂困書(shu) 寫(xie) ”，其精神生命便無以高蹈輕舉(ju) ，遺世獨立，其人格氣象也難以瑰瑋灑落，超邁時流，其詩文風格更無從(cong) 精深華妙，奪胎換骨。

今人對蘇軾的接受，常常迭經輾轉，道聽途說，故其人生遭際雖可考諸史傳(chuan) 篇籍，而其晚年心境究竟如何，其生命境界究竟有何轉進，則恐怕未必能夠細體(ti) 深知。我們(men) 慣於(yu) 在一般的文學接受中，去與(yu) 那位灑脫豪放、樂(le) 觀豁達、百折不撓、飄飄若仙的坡翁“約會(hui) ”，向他投以欽敬、歆羨和愛慕的目光，卻忘記了他也不過是和我們(men) 一樣在人世的艱辛和苦難中掙紮前行的人。蘇軾與(yu) 我們(men) 的不同在於(yu) ，我們(men) 常在“憂困”中失去鬥誌，自甘平庸，日益沉淪；而他，卻在“憂困”中修行，在“憂困”中書(shu) 寫(xie) ，並最終通過蘸著血淚寫(xie) 下的文字完成了自我的救贖。當大多數人隨著生命的“自由落體(ti) ”運動而銷聲匿跡時，這個(ge) 叫蘇軾的人卻還“活著”。然而，這個(ge) 活在詩文中或者說精神時空中的蘇軾，還是當初那個(ge) 短暫存活於(yu) 物理時空中的蘇軾嗎？對於(yu) 這一點，我真的很懷疑。既然按照莊子的觀點，經書(shu) 不過是“古人之糟粕”（《莊子·天道》），荀粲之徒更以“六籍乃聖人之糠秕”（《三國誌·魏誌·荀彧傳(chuan) 》），蘇軾本人也說過“誰知聖人意，不盡書(shu) 籍中”（《嘲子由》）[2]，我們(men) 又該怎樣去理解蘇軾之“為(wei) 文”與(yu) 蘇軾之“為(wei) 人”之間的真實關(guan) 係呢？一個(ge) 無須證明的常識是，盡管我們(men) 隻能通過“文”去了解“人”，但“文”與(yu) “人”究竟並非一物。所謂“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譚獻《複堂詞錄序》），一旦涉及今人對古人的跨越時空的神交冥會(hui) ，就不得不麵臨(lin) 一個(ge) “以意逆誌”“沿波討源”的方法論問題。正是在此一意義(yi) 上，透過蘇軾晚年的“憂困書(shu) 寫(xie) ”，去探尋其文學上的“平生功業(ye) ”，就不再僅(jin) 僅(jin) 具有文學史的意義(yi) ，而更須在心靈史、精神史以及思想史的視域中予以探析和研判了。

一、蘇軾的聖賢誌向與(yu) “憂困書(shu) 寫(xie) ”

說到“憂困書(shu) 寫(xie) ”，蘇軾寫(xie) 於(yu) 人生最後一年（1101年）的《自題金山畫像》極具典型意義(yi) ，值得反複推敲：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e) ，黃州惠州儋州。[3]

這首短小精悍的六言詩，幾乎是蘇軾晚年心境披肝瀝膽式的裎露與(yu) 朗現，既可做“詩史”讀，又可當“心史”看。顧愷之雲(yun) ：“傳(chuan) 神寫(xie) 照，正在阿堵中。”（《世說新語·巧藝》）這首詩，正是蘇軾一生的“傳(chuan) 神阿堵”，凝結著極具終極意義(yi) 的人生哲學和價(jia) 值判斷。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讀不懂此詩，也就讀不懂蘇軾。“功業(ye) ”二字，幾乎可謂全詩的“詩眼”。蘇軾將三處貶謫之地當做其“平生功業(ye) ”所在，無形中構成了對世俗“功業(ye) ”的微妙反諷與(yu) 尖銳批判——這一近乎自嘲的決(jue) 絕姿態，既有形而下的修辭學張力，又有形而上的哲學詮釋能量，值得大書(shu) 特書(shu) 。王水照先生在《蘇軾選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解此句說：“對於(yu) 興(xing) 邦治國的‘功業(ye) ’來說，這是一句自嘲的反話；而對於(yu) 建樹多方麵的文學業(ye) 績而言，這又是自豪的總結。”斯言可謂誠哉；但如果思考僅(jin) 止於(yu) 此，又難免讓人覺得意猶未盡。果然多年後王先生又做補充雲(yun) ：“黃州、惠州、儋州的十多年貶居生活，不僅(jin) 是他文學事業(ye) 的輝煌時期，也是他人生思想範型發展、成熟乃至最後完成的關(guan) 鍵時期；沒有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練與(yu) 玉成，也就不成為(wei) 蘇東(dong) 坡了。”[4]這一補充堪稱“畫龍點睛”，為(wei) 我們(men) 由“文心”而入其“人心”，由“文格”而探其“人格”，更加全麵深入地解讀和探測蘇軾晚年心境打開了一扇窗口。蓋蘇軾所謂“平生功業(ye) ”，非仕途功名之功業(ye) ，實人格生命之功業(ye) 也。更重要的是，這首短詩還僅(jin) 隻是其生命長卷扉頁上的一則“題記”，打開蘇軾的全部詩文，我們(men) 看到的是，在這如夢幻泡影般虛空的天地囹圄之中，詩人用極具“心史”和“詩傳(chuan) ”特質的錦繡詩文——即“憂困書(shu) 寫(xie) ”的結晶——不僅(jin) 完成了其自我人格的最終確認、突圍、升華和救贖，也給了旨在拘囿身體(ti) 和心靈的“貶謫流放”（廟堂威權）一個(ge) 極大的嘲諷。“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yu) 窮達俱存亡”。[5]此之謂也。

所以，蘇軾之為(wei) 蘇軾，就絕不僅(jin) 僅(jin) 是一文學問題，而是一人學和哲學問題了。表麵看來，蘇軾對於(yu) 廟堂“功業(ye) ”的否定，似乎是超越了儒家“外王之學”的藩籬，從(cong) 相對於(yu) “君”的“臣”之自我定位，回到了更為(wei) 獨立自由的“人”之價(jia) 值厘定，從(cong) 逼仄詭譎的“廟堂”回到了廣袤堅實的“大地”[6]；但如果我們(men) 擺脫對儒家的“現代性成見”，仔細尋繹蘇軾生平思想演進之軌跡，則不難發現，其思想的最終落腳點，依舊是儒家的“內(nei) 聖之學”。要知道，蘇軾所處的正是理學和道學最為(wei) 興(xing) 盛的時代，一般士大夫和讀書(shu) 人——且不管其最後的發展如何，至少在其誌學出仕之初——大多都懷有誌在聖賢、致君堯舜的理想和抱負。蘇軾雖然出入於(yu) 儒、釋、道三教，其思想複雜豐(feng) 富之程度古今少有，但終其一生都不失為(wei) 一個(ge) “誌在行其所學”[7]的偉(wei) 大儒者；其平生最大的人格偶像不是出世離塵的佛、老，而是心係天下蒼生、誌在傳(chuan) 經弘道、為(wei) 生民立人極、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並最終達到“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不怨天不尤人”“無可無不可”之聖人境界的孔子。蘇軾一生，對老、莊、楊、墨，甚至孟、荀、揚、韓，皆不無譏刺排詆，唯獨對孔子，幾無一字之褒貶。尤其在貶居黃州、惠州、儋州時，論者多注意到佛、老思想在此時乘虛而入，卻往往忽略了在蘇軾的精神世界中孔子一直所處的中心地位，而且，越是艱苦憂困之時，孔子的精神遺產(chan) 就越是被其高密度地“借貸”，有時幾乎到了“透支”的地步。孔子之於(yu) 東(dong) 坡，幾乎可謂如影隨形，不離不棄[8]。可以說，蘇軾內(nei) 心深處，一直給儒家推崇的“聖人”留著不可褫奪的主腦地位，“聖人之道”也一直是其黽勉求之的價(jia) 值歸趨所在。沒有這一份矢誌不渝的聖賢誌向，也就無所謂“憂困書(shu) 寫(xie) ”。換言之，“憂困書(shu) 寫(xie) ”僅(jin) 憑一己之力實在難以完成，必須憑借古老而又強大的聖賢人物作為(wei) 精神奧援、人格支撐與(yu) 行動指南，方可曲徑通幽，水到渠成。

從(cong) 這一角度說，“憂困書(shu) 寫(xie) ”的範圍就絕不僅(jin) 限於(yu) 詩詞文賦，蘇軾在貶謫“三州”陸續撰成的“經學三書(shu) ”，在其晚年總結自己的“平生功業(ye) ”時，所占的地位或許更為(wei) 重要。且看下麵幾則材料：

某自謫居（黃州——引者注）以來，可了得《易傳(chuan) 》九卷、《論語說》五卷。今又下手作《書(shu) 傳(chuan) 》。迂拙之學，聊以遣日，且以為(wei) 子孫藏耳。子由亦了卻《詩傳(chuan) 》，又成《春秋集傳(chuan) 》。閑知之，為(wei) 一笑耳。[9]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zhuan) 治經書(shu) 。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shu) 》《易》，舍弟已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yu) 世，瞑目無憾也。[10]

某年六十五矣，體(ti) 力毛發，正與(yu) 年相稱，或得複與(yu) 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shu) 》《論語傳(chuan) 》數十卷，似有益於(yu) 骨朽後人耳目也。[11]

蘇軾之所以“專(zhuan) 治經書(shu) ”，必欲“了得”而後快，既與(yu) 其對經典的無上崇敬不無關(guan) 係，亦可理解為(wei) 對“先師”孔子的遙遙致敬。在寫(xie) 於(yu) 惠州的尺牘中，蘇軾說：“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凡人為(wei) 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嚐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chu) 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wei) 得也。”[12]這裏，“著成一家之言”絕非是指詩文上的成就，而是經學或子學上的建樹；前者已令東(dong) 坡“悔其少作”，後者才是“不容有所悔”的名山事業(ye) 。蘇轍在為(wei) 蘇軾所撰的《墓誌銘》中說：

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chuan) 》未完，疾革，命公述其誌。公泣受命，卒以成書(shu) ，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複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shu) 傳(chuan) 》，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shu) ，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13]

此又可與(yu) 前引諸說相發明，是知蘇軾之撰“經學三書(shu) ”，蓋有繼誌先父、紹述孔聖、推明先儒、俟諸來者之宏偉(wei) 抱負也！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雲(yun)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東(dong) 坡之所以傳(chuan) 經，實即弘道耳。而生命處境的“憂困”之所以能夠激發豪情，轉化為(wei) 文化創造的蓬勃動能，正賴其胸中有此一種守先待後、永續斯文之聖賢誌向。就此而言，蘇軾晚年對“世俗功業(ye) ”的排拒和否定，還可以理解為(wei) 對“勢統”的疏離與(yu) 對“道統”的皈依，這正是對原始儒家“道尊於(yu) 勢”之價(jia) 值理念的推崇與(yu) 持守所使然。蘇軾所謂“平生功業(ye) ”，正在此耳。

二、作為(wei) “憂困書(shu) 寫(xie) ”的“和陶詩”

關(guan) 於(yu) 蘇軾“平生功業(ye) ”與(yu) “憂困書(shu) 寫(xie) ”之關(guan) 係已如上述，以下試論蘇軾“和陶”詩在其“憂困書(shu) 寫(xie) ”與(yu) “平生功業(ye) ”中之價(jia) 值與(yu) 地位。

上文已說，蘇軾貶居“三州”之“憂困書(shu) 寫(xie) ”與(yu) 其聖賢誌向不無關(guan) 係，而孔子的聖賢氣象與(yu) 偉(wei) 岸人格給了其巨大的精神感召。孔子之外，還有一位給憂困中的蘇軾提供“人格”支撐甚至“文格”典範的偉(wei) 大人物，那就是陶淵明。蘇軾《飲酒四首·其一》雲(yun) ：“聖人驟難得，日且致賢人。”[14]“聖人”高不可攀，“賢人”卻可學而致。陶淵明，正是一位可以寄托自己對人生全部想象的“賢人”。蘇軾寫(xie) 於(yu) 黃州的《江城子》詞雲(yun) ：“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將淵明認作“前生”，就不僅(jin) 是欣賞其詩，更在仰慕其人。因為(wei) 人格精神上想要“學陶”，所以才會(hui) 在詩歌創作上勉力“和陶”。如果說，“經學三書(shu) ”的撰寫(xie) 是為(wei) 了向“聖人”孔子致敬，那麽(me) ，蘇軾曆時近十年撰成的“和陶詩”一百數十首，就可以理解為(wei) 是向“賢人”陶淵明看齊了。在其存世的兩(liang) 千七百餘(yu) 首詩作中，“和陶”詩數量上算不得“蔚為(wei) 大觀”，質量上也未必皆是“上上之選”，但在文體(ti) 上則堪稱廊廡獨具，自成一格，故蘇軾謂之“陶體(ti) 詩”[15]。而且，對於(yu) 蘇軾來講，“和陶”的意義(yi) 不在“文格”或“詩格”的創新上，而在“人格”或“品格”的追摹與(yu) 完成上。蘇東(dong) 坡與(yu) 陶淵明，就如中國文學天空上的兩(liang) 顆遙相呼應的璀璨巨星，他們(men) 之間所發生的近乎“量子糾纏”似的隔代唱和，已然成為(wei) 文學接受史上的一個(ge) “傳(chuan) 奇”或“神話”。從(cong) “憂困書(shu) 寫(xie) ”的視角看，蘇軾的“和陶”詩完全可以被賦予更高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幾乎可與(yu) 上述“經學三書(shu) ”等量齊觀。謂予不信，且看蘇軾在其《和陶東(dong) 方有一士》的一則自注：

此東(dong) 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cong) 之遊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16]

這裏，“了得”二字十分吃緊！“了得”“了卻”雲(yun) 雲(yun) ，正是蘇軾言及“經學三書(shu) ”時多次重複的“話頭”。顯然，蘇軾是把“和陶”看得與(yu) “傳(chuan) 經”同樣重要，認為(wei) “了得此一段”，不僅(jin) “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使“人格”的塑造得以完成，而且還能和“經學三書(shu) ”一樣，藏之名山，傳(chuan) 之後世。所以，“和陶”詩曆經十年的最終“了得”，完全可以被看作令蘇軾“瞑目無憾”的“平生功業(ye) ”！

孤證不立。再看蘇軾在“盡和陶詩”也即“了得此段”後，對胞弟蘇轍怎麽(me) 說：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yu) 東(dong) 坡。吾於(yu) 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臒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並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wei) 我誌之。然吾於(yu) 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wei) 人，實有感焉。淵明臨(lin) 終，疏告儼(yan) 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dong) 西遊走。性剛才拙，與(yu) 物多忤，自量為(wei) 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wan) 一也。[17]

此文前半論詩，後半論人，對於(yu) 我們(men) 了解東(dong) 坡之詩學思想及晚年心境，極為(wei) 重要。其論陶詩之妙，古今論列甚夥(huo) ，這裏姑置不論。而“自謂不甚愧淵明”，“以遺後之君子”雲(yun) 雲(yun) ，則表現出對自己全部“和陶”詩作的價(jia) 值自信，這不是將其視為(wei) “平生功業(ye) ”是什麽(me) 呢？然此文最可注意者還不在“好其詩”，而在“好其人”。由於(yu) 儒家思想的長期浸淫，蘇軾一向以“為(wei) 文”與(yu) “為(wei) 人”不可分割，“人格”的完善比“文格”的形成更其重要[18]。故其不唯追求“文格的創造”，更追求“人格的完成”——本文所謂的“憂困書(shu) 寫(xie) ”更多與(yu) 其“文格的創造”相關(guan) ，而“平生功業(ye) ”則更指向“人格的完成”。蘇軾說：“然吾於(yu) 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wei) 人，實有感焉。”此數語，最能見出東(dong) 坡晚年心境之變化，即“為(wei) 人”逐漸取代了對於(yu) “為(wei) 文”的壓倒性優(you) 勢。毋寧說，其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wan) 一”者，正在於(yu) 他深刻地覺察到，淵明之所以為(wei) 淵明，關(guan) 鍵在於(yu) 其在“為(wei) 人”的修行上已獲得“高度的完成”，而他自己，則分明“還在路上”。淵明的人格完成，在於(yu) 其早已自知“性剛才拙”之病，並能當機立斷，棄官歸田，從(cong) 而成就自己人格上之圓滿——用梁漱溟讚美孔子的話，就是“明白他自己，對他自己有辦法”[19]。而晚年憂困中的蘇軾卻發現，自己“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以至於(yu) “半生出仕，以犯世患”。他分明感到自己尚且不能像淵明那樣“對自己有辦法”，所以才會(hui) 說，“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蘇軾寫(xie) 於(yu) 海南的和陶詩雲(yun) ：“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20]表達的也是同樣的心曲。

本來這一段含血帶淚的“心靈自剖”，隻是東(dong) 坡在與(yu) 弟弟的書(shu) 信中所言，實“不足與(yu) 外人道”，而隻合說與(yu) 子由聽。但令蘇軾倍感遺憾的是，自己晚年曆經磨難才悟出的道理，竟連一向引為(wei) “知己”的子由也茫然不知——後者在《東(dong) 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中，一再“表錯情，會(hui) 錯意”，以至蘇軾不得不“捉刀”修改，就是明證。據費袞《梁溪漫誌》卷四《東(dong) 坡改和陶集引》載：

東(dong) 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濱（蘇轍），使為(wei) 之引。潁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wan) 一也”，其下雲(yun) ：“嗟夫！淵明隱居以求誌，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cong) 官，出長八州，事業(ye) 見於(yu) 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yu) 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yu) 人則然。”東(dong) 坡命筆改雲(yun) ：“嗟夫！淵明不肯為(wei) 五鬥米一束帶見鄉(xiang) 裏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yu) 年，為(wei) 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yu) 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yu) 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yu) 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跡，蓋未足以論士也。”[21]

蘇軾的這一番改動，真是“化腐朽為(wei) 神奇”，境界全出！蘇轍愛兄心切，隻抓住淵明“性剛才拙”四字做文章，本欲以世俗功業(ye) 揚兄而抑陶，不料卻完全不入乃兄“法眼”，必欲“斧正”而後快。如果我們(men) 將此一節理解為(wei) 東(dong) 坡的深自謙抑，適足見其高風亮節，恐怕就會(hui) 失去“觸底捫摸”其晚年心境的絕佳契機。蓋蘇軾之所以“和陶”，正“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yu) 淵明”也。竊謂這裏的“自托”，絕非“自擬”“自比”，而實蘊“托付”“寄寓”之意，其所以“自托”，實乃緣於(yu) “自悔”。“其誰肯信之”一句，何其沉痛！蓋己之深衷，連子由尚且“不信”，遑論他人？子由原文所謂“仕至從(cong) 官，出長八州，事業(ye) 見於(yu) 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簡直如一記耳光打在蘇軾臉上，這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了！正是這句話，讓蘇軾不得不“命筆”刪改，為(wei) 了已經覺悟的自己，也為(wei) 了尚且懵懂的子由[22]。“而子瞻出仕三十餘(yu) 年，為(wei) 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yu) 大難”，這段話正是借子由之口，表達對所謂廟堂“事業(ye) ”的質疑和否定。“悛”者，悔也。蘇軾言下之意，淵明何嚐“才拙”？急流勇退、縱浪大化正見其大智大勇！反倒是我輩，致君堯舜，癡心不改，以至屢遭貶謫，“無所逃於(yu) 天地之間”，身心皆不得自由，即便曾經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又何足道哉！“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wei) 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wei) 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shu) 李簡夫詩集後》）。要說“才拙”，不知“出處進退”“時措之宜”的我們(men) ，才是更大的“才拙”啊！

行文至此，忽然發現，前引《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似乎已在此處埋下了伏筆。也許蘇軾正是要用這首詩，進一步闡發自己“與(yu) 物多忤”的“功業(ye) 觀”。更進一步說，“平生功業(ye) ”是對子由所謂“事業(ye) ”的再次“修改”與(yu) “當頭棒喝”，蘇軾就是要用“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州”，去“覆蓋”和“刪除”蘇轍所津津樂(le) 道的那“八州”，順便也對“寄存”在蘇轍文章中的那段意味深長的話“宣示主權”，“廣而告之”。若不如此，則本來屬於(yu) “前生”的淵明，也就無法與(yu) “今世”的東(dong) 坡高度貼合，從(cong) 而實現“人格的完成”了。

三、蘇軾揚州任上“始和陶詩”之緣起價(jia) 值

既然作為(wei) 蘇軾“人格完成”之標誌的“和陶”詩，可以視為(wei) 其“平生功業(ye) ”的一部分，那麽(me) ，貶謫“三州”之外的揚州，作為(wei) “和陶詩”的開筆之所，必然在其“憂困書(shu) 寫(xie) ”中占據一席之地。揆諸事實，我們(men) 的這一判斷應該不算郢書(shu) 燕說。且看蘇軾貶居惠州時所作的《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六》：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為(wei) 我役。斜川追淵明，東(dong) 皋友王績。詩成竟何為(wei) ，六博本無益。

詩人追憶他在揚州任上時，惆悵於(yu) 自己多年“欲為(wei) 淵明而不可得”[23]，隻能通過諷誦淵明的《飲酒》二十首以排遣憂悶。又加當時“放浪”與(yu) “長閑”，遂有追和陶詩之意，詩成後亦不知有何價(jia) 值，不過如六博一類遊戲，本無大益，但求自適而已。又其詩前小序說：“始，餘(yu) 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複為(wei) 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據此可知，“和陶”雖始於(yu) 元祐七年（1092）揚州任上，但也隻是限於(yu) 《飲酒》二十首——畢竟彼時尚在官場，除了飲酒差可與(yu) 淵明同調外，實在並無“盡和其詩”的心境和精力。直到幾年後謫居惠州，“無官一身輕”，處境和心境與(yu) 陶詩的情境和意境更為(wei) 接近，這才立下“要當盡和其詩”之誌。為(wei) 《蘇軾詩集》做輯注的清人王文誥稱：

誥謂公《和陶》詩，實當一件事做，亦不當一件事做，須識此意，方許讀詩。[24]

王氏對蘇軾和陶詩的注解，多可參酌，但其說東(dong) 坡和陶“實當一件事做，亦不當一件事做”，則不免故作搖曳、自相矛盾了。竊以為(wei) ，蘇軾此時不僅(jin) 把“和陶”當一件事做，而且是當做一件大事來做的！而這一切，當然離不開揚州任上所開啟的“和陶”之旅。所以，要說“平生功業(ye) ”，揚州或可算是僅(jin) 次於(yu) 貶謫“三州”的一處所在；而要說“憂困書(shu) 寫(xie) ”，揚州實在也給詩人帶來了僅(jin) 次於(yu) 貶謫生涯的諸多“憂困”。

蘇軾一生，先後往來於(yu) 揚州不下十次，幾乎每來一次，都要以詩為(wei) 記。寫(xie) 於(yu) 元豐(feng) 二年（1079）的《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雲(yun)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這一年發生的“烏(wu) 台詩案”給詩人帶來極大打擊，彼時所謂“功名”真如過眼雲(yun) 煙了。幾年後，蘇軾又寫(xie) 道：“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次韻孫莘老鬥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海上城”便是揚州，這時詩人已年過半百，歎老還真不是矯情。元祐七年（1092），蘇軾奉詔從(cong) 潁州移任揚州太守的路上，又有詩雲(yun)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淮上早發》）是年蘇軾已五十七歲，確乎是“薄寒中人老可畏”（《九日黃樓作》）了。這次在揚州任上殆將半年，是蘇軾居揚時間最長的一次。揚州不再是借道中轉的美麗(li) 他鄉(xiang) ，而成了其奏議中屢屢提及的“本州”。既是“本州”，心境便大為(wei) 不同：

兩(liang) 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送芝上人遊廬山》）

“兩(liang) 年閱三州”，蓋指兩(liang) 年之內(nei) ，輾轉於(yu) 杭州、潁州、揚州，宦海沉浮，吉凶莫測，疲於(yu) 奔命，身不由己。蘇軾對揚州的情感是複雜微妙的，可謂喜憂參半。元豐(feng) 七年（1084）四月，蘇軾離黃州赴汝州，輾轉經過揚州時，心生歸田之想，決(jue) 定在常州置業(ye) 定居，並且說：“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奔林，不暇擇木也。”[25]元豐(feng) 八年（1085）三月，神宗駕崩，哲宗即位。是年五月蘇軾又過揚州，遊竹西寺時乃題詩一首，不意六年後竟釀成一場風波[26]。始料不及的是，“風波”既定的元祐七年（1092）正月，蘇軾接到詔令，先命其自潁州移知鄆州，尋又改知揚州——如此朝令夕改，且目標最終鎖定在曾有“題詩意存不善”嫌疑的揚州，似乎有點“哪裏跌倒哪裏爬起”之意。可想而知，蘇軾此番來揚州做太守，驚魂初定，故地重遊，未嚐不心有餘(yu) 悸。故其在與(yu) 友人範純夫的尺牘中，雖言“某移揚州，甚幸”[27]，卻又多次提及“衰病日侵”、“老病有加”。[28]再看下麵一則材料：

某拜違期歲，衰病疲曳，書(shu) 問不繼，愧負深矣。到揚數病在告，出輒困於(yu) 迎送，猶幸歲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29]

看來詩人自稱“老病”，確是實情。而“數病在告”“困於(yu) 迎送”，也真是足夠“憂困”了。也正是在這“老病”“憂困”之際，黃州貶居時期便已盤踞在心靈深處的陶淵明，又一次“滿血複活”——這才有了《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作。因為(wei) 對治“老病”和“憂困”，最好的辦法莫過於(yu) 詩與(yu) 酒。

詩固然是東(dong) 坡的最愛，但有“烏(wu) 台詩案”的前車之鑒，其在黃州時便已有詩文之戒：“得罪以來，不複作文字，自持頗嚴(yan) ，若複一作，則決(jue) 壞藩牆，今後乃複袞袞多言矣。”[30]在揚州時又說：“某在京師，已斷作詩，近日又卻時複為(wei) 之，蓋無以遣懷耳。”[31]說明他在京城做翰林時，依舊“持戒”甚嚴(yan) 。可到了揚州後，老病憂困，“無以遣懷”，“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yu) ”，這才破了詩戒，“時複為(wei) 之”。而《到官兵倦，未嚐會(hui) 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差不多可謂“和陶”的前奏。其詩有雲(yun)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wan) 想滅。胡為(wei) 設方丈，養(yang) 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謬為(wei) 淮海帥，每愧廚傅缺。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內(nei) 熱。……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受，知我非輕啜。”[32]此詩以嘲戲之筆，寫(xie) 出揚州生活因為(wei) 衰病而拒絕美味的窘況，可謂“實錄”。既然“色香味”都已“三絕”，所剩大概也隻有酒了。

酒當然也是東(dong) 坡的愛物，甚至愛酒更甚於(yu) 愛詩。而且，對於(yu) 自幼體(ti) 弱的詩人而言，飲酒並非享樂(le) ，實是治病。其所作《說飲酒》一文雲(yun)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日斷酒，酒病皆作。謂酒不可斷也，則死於(yu) 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而不病，一病則死矣。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不多，然未嚐一日不把盞。自去年來，不服熱藥，今年飲酒至少，日日病，雖不大為(wei) 害，然不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33]聯係上文所引“奉使免內(nei) 熱”之句，可知蘇軾在揚州“數病在告”中，必有“熱病”一項，因為(wei) “無酒則病”，故隻能效法淵明，“每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複醉”[34]了。東(dong) 坡之於(yu) 酒，恐怕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成分吧。又其《和陶飲酒二十首》小引說：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wei) 樂(le) 。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為(wei) 醉為(wei) 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yu) 。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因老而病，因病而酒，因酒而詩——這是蘇軾“和陶”必自“飲酒”始的表層原因。所以說是“表層”，蓋因“老病”並非自揚州始，飲酒治病早在黃州時便已為(wei) 人所知，何以在黃州時，隻是“書(shu) 陶”“題陶”“問陶”“慕陶”[35]，而偏偏在揚州卻開始“和陶”了呢？這一問題的答案，可在其與(yu) 趙德麟的尺牘中窺知大概：

宦遊無定，得友君子，又複別去，悵惘可量。……懶不作詩，亦無人唱和也。[36]

這裏，“宦遊無定”而“悵惘可量”，其實已與(yu) 淵明晚年心境漸趨貼近，而真正使其下定決(jue) 心，開始“和陶”之壯舉(ju) 者無他，蓋因“無人唱和也”。因為(wei) “無人唱和”，而又“無以遣懷”，詩心方熾、技癢難耐時怎麽(me) 辦？那就隻有“追和古人”一途了。古今詩人眾(zhong) 多，誌節高古，與(yu) 蘇軾性情最為(wei) 相投者，當然是陶淵明。而存世的一百餘(yu) 首陶詩，蘇軾當然無不熟稔可誦，但真要說命筆“追和”，首選當然是《飲酒二十首》。

由此看來，蘇軾所謂的“平生功業(ye) ”，既包括他在貶謫“三州”陸續“了得”的“經學三書(shu) ”，也理應包括在黃州醞釀、揚州開筆、惠州續寫(xie) 、儋州“了得”的一百數十首“和陶詩”，庶幾可以無疑也。當時的蘇軾也許並未想到，在揚州的這一次“起心動念”，不僅(jin) 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平生功業(ye) ”，同時也使陶詩身價(jia) 倍增，幾乎改寫(xie) 了小半個(ge) 中國詩歌史。

四、“文格”與(yu) “人格”的完成與(yu) 救贖

不過，蘇軾的“和陶”，並非一味“擬陶”，而是自有其“本色”。如《問淵明》詩雲(yun) ：“委運憂傷(shang) 生，憂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為(wei) 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複事此言。”東(dong) 坡自注雲(yun) ：“或曰東(dong) 坡此詩與(yu) 淵明相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於(yu) 道者，未始相非也。”[37]正是這種借“陶意”以顯“本色”之獨特況味，才是蘇軾“和陶”詩的真正價(jia) 值所在。

當然，所謂“憂困書(shu) 寫(xie) ”，除了“經學三書(shu) ”和一百數十首“和陶詩”，蘇軾最為(wei) 擅長的策論和奏疏也應考慮在內(nei) 。隻不過，就其所自詡的“平生功業(ye) ”而言，那些或為(wei) 科舉(ju) 、或為(wei) 仕進、或為(wei) 黨(dang) 爭(zheng) 、或為(wei) 上書(shu) 等目的而寫(xie) 的文字，似乎有些不夠資格，蘇軾“自悔”的“少作”怕有不少就在其中。但不可否認，當我們(men) 展讀蘇軾在揚州所寫(xie) 的八篇奏議[38]，仍舊能夠感受到“憂困書(shu) 寫(xie) ”所帶來的感人力量，以及作者在“文格”與(yu) “人格”上的雙重成長及相互輝映——這恐怕正是其中有些文章成為(wei) 散文史上名篇的深層原因。仔細閱讀這些情真意切的奏疏，不禁為(wei) 東(dong) 坡的仁心和風骨所打動，盡管老病憂困不斷襲來，盡管功名的虛幻和政治的凶險早已讓他向往田園，“歸心似箭”；但這個(ge) 叫蘇軾的太守，並沒有放棄儒者的淑世情懷和為(wei) 民請命的責任，在短短五月的任期內(nei) ，他不辭勞苦、不畏天威，陸續寫(xie) 了八篇奏疏，向皇帝陳情，為(wei) 百姓紓困，實在令人不能不為(wei) 之動容並深感欽佩！其中關(guan) 於(yu) 揚州“積欠”問題的兩(liang) 篇奏疏，與(yu) 其在“和陶飲酒”中的“積欠”書(shu) 寫(xie) ，互文見義(yi) ，使本來純為(wei) “遣懷”的飲酒組詩，部分地擁有了“詩史”的價(jia) 值。可以說，沒有瑰偉(wei) 超絕的人格，是不可能形成彪炳千秋的文格與(yu) 詩格的。

前引蘇轍所撰《欒城集墓誌銘》論蘇軾雲(yun) ：

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shu) ，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其於(yu) 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yi) 勇於(yu) 敢為(wei) ，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yu) 世，然重不以為(wei) 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39]

蘇轍終能以古之仁者賢人擬其兄，庶幾算是情理俱洽，實至名歸。再看蘇軾寫(xie) 於(yu) 臨(lin) 終前的《乞致仕狀》：

今已至常州，百病橫生，四肢腫滿，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餘(yu) 日矣。自料必死。臣今行年六十有六，死亦何恨，但草木昆蟲有生之意，尚複留戀聖世，以辭此寵祿，或可苟延歲月，欲望朝廷哀憐，特許臣守本官致仕。[40]

蘇軾曾稱道杜甫說：“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嚐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41]揆諸東(dong) 坡一生，實亦不負此言，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隻不過，東(dong) 坡臨(lin) 終前，已經不再把“君王”當作精神依托之處，而將自我人格之救贖與(yu) 最終自由之獲得，當做必欲一逞後快之大願。換言之，在其生命的終點，詩人真正在乎的，絕不僅(jin) 是文學史上的“生前身後名”，而是如何從(cong) “名”回到“實”，從(cong) “外”回到“內(nei) ”，從(cong) “為(wei) 人”回到“為(wei) 己”，從(cong) “外王”回到“內(nei) 聖”。在這裏，蘇軾試圖要建立的是一種與(yu) 廟堂崇拜相對甚至是相反的價(jia) 值觀，即通過蝶變涅槃般的“自我肯定”，來取代加官進爵、平反昭雪式的“體(ti) 製榮寵”，用孟子的話說，就是用“天爵”取代“人爵”。於(yu) 是乎，被威權體(ti) 製所否定的“黃州、惠州、儋州”，反倒成了蘇軾最為(wei) 珍視的“平生功業(ye) ”。此又可知，蘇軾一生雖出入佛、老二氏，但其思想之源頭和人格之根柢，依舊與(yu) 儒家聖賢之道未曾須臾或離。如果說，他在黃州、惠州、儋州乃至揚州的“憂困書(shu) 寫(xie) ”，作為(wei) “平生功業(ye) ”早已在“為(wei) 文”上自我完成的話，那麽(me) ，其臨(lin) 終所寫(xie) 的這篇“乞致仕狀”，則是要在“為(wei) 人”上完成救贖——從(cong) 此以後，這個(ge) 叫蘇軾的人，已經獲得了“自由”，可以“瞑目無憾”了！

注釋：
本文係同濟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項目代碼：03002150011）階段成果。
 
[1] 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見《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第1882頁。
 
[2] 《蘇軾詩集》卷四十七，[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23頁。
 
[3] 《蘇軾詩集》卷四十八，前揭書，第2641頁。
 
[4] 王水照：《蘇軾臨終的“終極關懷”》，見氏著《蘇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1頁。
 
[5] 蘇軾：《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蘇軾詩集》卷四十一，前揭書，第2245頁。
 
[6] 參見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長江文藝出版社，2019年，第446-448頁。
 
[7] 宋孝宗趙昚《蘇軾文集序》稱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誌在行其所學”。見《蘇軾文集》卷七十三，第2385頁。
 
[8] 這裏僅舉幾例。如《與陳季常十六首》雲：“到惠州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雲：‘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用前韻再和孫誌舉》詩雲：“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夜夢》：“棄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和陶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九：“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過黎君郊居》：“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先覺四黎之舍三首之二》：“莫作天涯萬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舞雩，蓋取《論語·先進》篇“風乎舞雩詠而歸”之義。其在海南的最後一首詩《六月二十日渡海》雲：“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日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又如《千秋歲·次韻少遊》詞曰：“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魯叟乘桴”蓋用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之典，以申自己守死善道之誌。
 
[9] 《與王定國十一》，《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前揭書，第1519頁。
 
[10] 《與騰達道二十一首》，《蘇軾文集》，第1482頁。
 
[11] 《答李端叔十首其三》，《蘇軾文集》，第1540頁。
 
[12] 《與張嘉父七首之七》，《蘇軾文集》卷五十三，1564頁。
 
[13] 蘇轍：《欒城集墓誌銘》，參見《蘇軾詩集》附錄一《銘傳》，前揭書，第2813頁。
 
[14] 《飲酒四首·其一》。《蘇軾詩集》卷四十九，前揭書，1982年，第2729頁。
 
[15] 《與程正輔七十一首》二十一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蘇軾文集》卷五十四，前揭書，第1597頁。
 
[16] 《蘇軾詩集》卷四十一，第2266頁。
 
[17] 《蘇軾文集》，前揭書，第2515頁。
 
[18] 如蘇軾《答黃魯直五首其一》有“觀其文以求其為人”之說（《蘇軾文集》，第1532頁）。又《晁君成詩集引》稱：“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輙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同書，第320頁。其例甚多，茲不贅舉。
 
[19] 梁漱溟：《孔子學說之重光》，見《鄉村建設》旬刊第4卷第5期，1934年9月16日。
 
[20] 《和陶怨詩示龐鄧》，《蘇軾詩集》卷四十一，第2272頁。
 
[21] 轉引自《蘇軾文集》，前揭書，第1882頁。
 
[22] 清人王文誥曰：“子由作敘，以陶為拙，公刪去之，蓋其意既以陶自托，又豈肯與之較事功論優劣也。”見《蘇軾詩集》卷三十九，前揭書，第2107頁。
 
[23]  蘇軾《跋陶詩》雲：“陶彭澤晚節躬耕，每以詩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黃州二年，適值艱歲，往往乏食，無田可耕，陶彭澤晚節躬耕，每以詩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黃州二年，適值艱歲，往往乏食，無田可耕，蓋欲為淵明而不可得者。此二篇最善，偶親錄之。見《蘇軾文集》，第2671頁。
 
[24] 《蘇軾詩集》卷三十九，前揭書，第2107頁。
 
[25]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十六》雲：“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子，歲可得百餘碩，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奔林，不暇擇木也。”《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前揭書，第1522頁。
 
[26] 元祐六年（1091）八月二日，侍禦史賈易論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揚州題詩意存不善，執政呂大防、劉摯等論奏延和殿前，擬蘇軾、賈易兩罷。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萬般無奈，蘇軾隻得寫一篇《辨題詩劄子》為自己辯護：“是歲三月六日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至五月初，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道旁語笑，一人以手加額雲：見說好個少年官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雲：‘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扔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蘇軾文集》卷三十三，第937-938頁。
 
[27] 《蘇軾文集》卷五十，前揭書，第1454頁。
 
[28] 《蘇軾文集》卷五十，前揭書，第1455頁。
 
[29] 《與劉仲馮六首其二》，《蘇軾文集》卷五十，前揭書，第1471頁。
 
[30] 《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前揭書，第1536頁。
 
[31] 《與林子中五首》其四。《蘇軾文集》卷五十五，前揭書，第1657頁。
 
[32] 《蘇軾詩集》卷三十五，前揭書，第1879-1880頁。
 
[33] 《蘇軾文集》卷七十三，前揭書，第2371頁。
 
[34]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並序》。龔斌：《陶淵明集校箋》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4頁。
 
[35] 按：蘇軾黃州貶居時，自友人處借得陶淵明詩集，“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這是蘇軾對陶詩的迷戀期。書陶如《書淵明飲酒詩後》，題跋陶詩，如《跋自書赤壁二賦及歸去來辭》；或檃括為之，如《哨遍》；或與淵明對話，如《問淵明》。
 
[36] 《與趙德麟十七首·十》，《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前揭書，第1546頁。
 
[37] 《蘇軾詩集》卷三十二，前揭書，第1716頁。
 
[38] 八篇奏議見於《蘇軾文集》卷三十四，分別是：《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論倉法劄子》《論綱梢欠折利害狀》《乞罷轉般倉㪷子倉法狀》《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及《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39] 蘇轍：《欒城集墓誌銘》，《蘇軾詩集》，前揭書，第2813頁。
 
[40] 《蘇軾文集》附錄前揭書，第2431頁。
 
[41] 《蘇軾文集》卷五十二，前揭書，第15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