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已無李澤厚——懷念李澤厚先生

作者：楊國榮

來源：“澎湃新聞—上海書(shu) 評”2021年11月4日

從(cong) 友人處獲悉，李澤厚先生於(yu) 美國當地時間11月2日逝世。盡管知道李先生年事已高，前兩(liang) 年又不慎摔跤，身體(ti) 狀況每況愈下，但得知此訊，仍感到有些愕然和茫然。也許，這是因為(wei) 在意識深處，既不願意，也沒有準備好接受世間已無李澤厚這一事實。

初知李澤厚之名，是1979年，也就是我考入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第二年。記得這一年的某日，書(shu) 店中一部《批判哲學的批判》，讓我眼前一亮。雖然此前已略知康德，但此書(shu) 卻以觀點的獨到、文字的雋永、理論的深沉，給我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後，《美的曆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等相繼問世，一時間，洛陽紙貴，士林爭(zheng) 說李澤厚。此種盛況，學界已言之甚多，毋庸這裏贅述。當然，那一時期，雖然李澤厚先生的著作近在手邊，但其人卻似乎遙不可及，作為(wei) 彼時的學界宗主，他儼(yan) 然是仰視的對象。

然而，1985年夏，在廬山討論馮(feng) 契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時，我卻有機會(hui) 與(yu) 李澤厚先生近距離接觸。會(hui) 議期間，李澤厚先生依然保持其獨立特行的學術風格，雖然是討論馮(feng) 契先生的著作，但他卻直言不諱地表達了不同的學術立場，這與(yu) 一些學人在此類場合每每趨於(yu) 頌揚迎合形成了對照。雖然他的看法我不盡讚同，但這種不輕易附和的學術取向，給我留下了頗深印象。在參觀廬山的名勝與(yu) 人文景觀時，我與(yu) 李澤厚先生也作了若幹交談。那時我隨馮(feng) 契先生讀博士，此前我的碩士論文以乾嘉學派與(yu) 胡適的關(guan) 係為(wei) 題，對清代學術變遷下過一些工夫，同時，我對曆史一直深有興(xing) 趣，早先通讀過《資治通鑒》等著作，這種曆史學背景也自然地滲入於(yu) 言談間。記得當時交談時，除了我和李澤厚先生之外，還有《光明日報》的一位馬姓年輕人，好像剛剛從(cong) 南開大學畢業(ye) 。李澤厚先生對我的曆史學“素養(yang) ”似乎略感意外，隨口說道：你對曆史倒有點了解。其時我尚年輕，聞此評語，不免有點自得。

1985年廬山會(hui) 議期間，李澤厚（中）、楊國榮（左）與(yu) 《光明日報》馬姓記者合影。

廬山會(hui) 議後，我與(yu) 李澤厚先生之間短暫的聯係也隨之中斷。2003年，差不多18年後，我們(men) 才得以“重逢”，當然，李澤厚早已不記得廬山的初遇，我也無意“重續前緣”。自1992年後，李澤厚移居美國，但幾乎每年都要回北京住一段時間。2003年下半年，我以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名義(yi) ，通過美國友人林琪（Katherine Lynch）向李澤厚先生表達了邀請他來華東(dong) 師範大學訪問的意向。李先生欣然同意，並於(yu) 當年冬天攜夫人前來。此時我已非當年青澀的學生，在哲學史與(yu) 哲學領域多有涉獵，因而與(yu) 李澤厚先生之間有了更多的理論話題。當時我的倫(lun) 理學著作《倫(lun) 理與(yu) 存在——道德哲學研究》出版不久，見麵時特呈上一冊(ce) ，請他指正。他後來是否翻閱此書(shu) ，我不得而知，但此後每次遇見，談到相關(guan) 哲學話題，他總是說：你是倫(lun) 理學家，或：你是研究倫(lun) 理學的，亦即將我主要定位於(yu) 倫(lun) 理學領域，這使我多少有些無奈。那幾天交談的很多具體(ti) 內(nei) 容多不記得了，但在談到倫(lun) 理學問題時，我特別提到了休謨哲學的意義(yi) ，尤其是在道德動力的理解方麵，我認為(wei) 康德將形式因作為(wei) 動力因，對道德行為(wei) 的發生難以提供合理說明，這方麵需要關(guan) 注休謨對道德情感的肯定。這些看法，我在《倫(lun) 理與(yu) 存在》一書(shu) 中也有所論及，之所以在交談中特別強調休謨，主要是鑒於(yu) 李澤厚先生當時在倫(lun) 理學主要推崇康德，基本上忽視休謨。順便提及，李澤厚先生後來對休謨有所關(guan) 注，相對於(yu) 此前談康德而不及休謨，這多少是一種變化。

2003年，李澤厚訪問思想所，與(yu) 楊國榮合影。

在華東(dong) 師範大學訪問期間，李澤厚先生專(zhuan) 門做了一次公開的學術演講。本來演講地點放在文科大樓的會(hui) 議室，但聽眾(zhong) 實在太多，隻能臨(lin) 時移到圖書(shu) 館的報告廳，雖然空間擴展了不少，但依然人滿為(wei) 患。那天講座由我主持，李澤厚的講題是“談談情本體(ti) ”，這可能是他第一次以講演的形式公開提出這一論題。講座結束後，本來擬將錄音整理的內(nei) 容刊發於(yu) 思想所的輯刊《思想與(yu) 文化》，但李澤厚先生在看了記錄稿後，覺得內(nei) 容過於(yu) 單薄，未同意刊發。我們(men) 尊重他的意見，隻能割愛。確實，根據我當時的印象，相對於(yu) 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情本體(ti) ”的演講內(nei) 容似乎不甚豐(feng) 富，事實上，後來他雖然反複提及此論題，但總體(ti) 上仍有過於(yu) 簡單的問題。在情與(yu) 理的關(guan) 係上，李澤厚往往顯得比較糾結：對“理”，往往欲拒還迎；對“情”，則每每欲迎又拒。

2003年的訪問之後，我與(yu) 李澤厚先生的聯係也變得比較經常。有時他會(hui) 打來電話，談論相關(guan) 問題。記得一次在寧波參加會(hui) 議，李澤厚先生忽然來電，具體(ti) 所說，已經淡忘。在他來北京時，我們(men) 的電話交談時間往往較長，有時幾乎達一個(ge) 多小時。印象中，李澤厚先生比較關(guan) 注國內(nei) 學界的情況，因為(wei) 客居異域，他也需要通過不同渠道了解國內(nei) 的學術動態。同時，他對他本人在國內(nei) 學界所處地位或受到的關(guan) 注度，也比較在意。二十一世紀初，國內(nei) 很少有人談到李澤厚，如果談及，也每每是負麵性的，一些人物常以批評李澤厚來顯示自己的新進或“高明”，但其實，這種批評者無論在眼光、學養(yang) ，還是具體(ti) 的見解上，往往遠遜於(yu) 他們(men) 所批評的對象。當然，在與(yu) 李澤厚先生的言談中，也常可以感受到他此時的寂落心態，而我則以上述看法（批評者遠不如被批評者）為(wei) 他作學術回護。以後，隨著李澤厚先生頻頻以不同方式亮相，特別是不時提出一些新的學術見解，他在國內(nei) 學界逐漸得到了重新關(guan) 注，在某種意義(yi) 上，甚至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現了第二次李澤厚熱。

2005年，李澤厚先生應上海社科院之邀，再次到訪上海。其間，我曾與(yu) 他作了一次學術交談，內(nei) 容主要涉及超驗、理性以及情本體(ti) 等，交談的記錄經李澤厚先生審定，刊發於(yu) 《學術月刊》（2006年第一期）。2006-2007年，我作為(wei) 富布萊特學者在斯坦福大學做了近一年的學術研究，其間除了與(yu) 邀請者羅蒂接觸之外，常常與(yu) 遠在科羅拉多的李澤厚先生作電話交談，一談就是一個(ge) 多小時。所談內(nei) 容既涉及當時歐美的哲學，包括分析哲學、現象學，也關(guan) 乎國內(nei) 的學術趨向。在我的印象中，李澤厚先生雖然身處北美，但其關(guan) 切重心始終在國內(nei) 。他既無意“融入”歐美哲學界，也不以海外華人自居，在意識深處，他依然是中國學者。從(cong) 他一直持中國護照而沒有入籍美國，也可以注意到這一點。如果作一比較，則不難看到，李澤厚先生的以上立場，與(yu) 林毓生、餘(yu) 英時等海外學人顯然有所不同：作為(wei) 入籍美國的華人，他們(men) 一方麵以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另一方麵又作為(wei) 美籍華人或海外學者而著述，盡管形式上兩(liang) 者也許可以並行而不悖，但在實質的層麵，顯然無法完全擺脫文化認同與(yu) 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從(cong) 法律的意義(yi) 上說，入籍意味著宣誓歸屬相關(guan) 國度。李澤厚先生作為(wei) 文化和法律上都沒有放棄中國身份的學人，則超越了以上張力，從(cong) 而可以更融貫地立說。雖然因寓居異邦，晚年的李澤厚先生不免有孤寂之感（事實上，孤獨也許是長期伴隨著他的感受），但在他那裏，看不到流亡海外的悲蒼。

2014年，在多次邀請之後，李澤厚先生又一次訪問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並開設以倫(lun) 理學為(wei) 主題的課程。這是李澤厚先生數十年間第一次公開講課，因而受到比較多的關(guan) 注。作為(wei) 邀請者，我本當主持第一講，但不巧的是，其時因事在廣東(dong) ，故改為(wei) 主持第二講。在此次講座中，李澤厚又將我稱為(wei) 倫(lun) 理學的“專(zhuan) 家”，並認為(wei) 我有“優(you) 先發言權”，我則本著“從(cong) 命”的精神，提出了若幹看法。此次講課結束後，我與(yu) 李澤厚就倫(lun) 理學問題作了一次交談，與(yu) 前一次一樣，交談記錄特意交李澤厚先生，由他作出審定，之後先由《中華讀書(shu) 報》刊發了交談節錄，爾後在《社會(hui) 科學》（2014年第九期）刊發了全文。交談的內(nei) 容涉及李澤厚提出的兩(liang) 德論、倫(lun) 理與(yu) 道德的關(guan) 係、權利與(yu) 善、以及轉識成智等問題。

2015年，我自己經曆了生命曆程中的重大折變，後飛赴波士頓。其間，我與(yu) 李澤厚先生也多次通話。他得知我的狀況後，表示十分關(guan) 切，並對我比較從(cong) 容平靜的人生態度表示讚賞。在後來的郵件中，李澤厚先生就此寫(xie) 道：“吾兄倫(lun) 理學已化為(wei) 修身實踐，非空頭義(yi) 理而已，包括對待人生境遇，坦然處之，盡人事而聽天命，均令人仰佩無已。”這些言辭當然有些過譽。我們(men) 交談的話題依舊圍繞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展開。當時我正考慮權利與(yu) 義(yi) 務、儒學的核心等問題，我們(men) 的討論也涉及這些方麵，相對於(yu) 麵對麵的論辯，電話中的交談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和溝通。在對儒學的理解方麵，我們(men) 的共識多於(yu) 分歧，對當代哲學的建構，則表達了不同於(yu) 分析哲學、現象學的進路。記得閑談中，還兼及對李澤厚先生學生的品評，李澤厚先生自己當然一如以往，幾乎很少對自己的學生作具體(ti) 評議，我則比較隨意地提及其中一位已在學界頗具影響的學生，認為(wei) 他智力甚高，但在治學進路上存在兩(liang) 個(ge) 問題，其一是學術上略有調侃、戲說的傾(qing) 向，不如李澤厚先生那麽(me) 認真，其二是對哲學史有些輕慢，不甚敬畏，似乎諸事皆可從(cong) “我”說起。李澤厚先生對此表示同意，但未作更多評說。在我看來，哲學之思不僅(jin) 僅(jin) 需要靈明覺知意義(yi) 上的聰明，而且更需要渾厚而誠敬的智慧，李澤厚先生本人似乎庶幾近之。

2014年，李澤厚在華東(dong) 師大。

當然，作為(wei) 有血有肉的人，李澤厚先生也有其個(ge) 性特點。這裏或可提及與(yu) 2014年我們(men) 所作的學術交談相關(guan) 之事。該交談在《社會(hui) 科學》全文發表之後，李澤厚先生又將其收入他的對話集（《李澤厚對話集》，中華書(shu) 局，2014年）。2015年，我從(cong) 波士頓治病返回上海後，一位學生向我提及，對話集中收入的我們(men) 之間的交談，結尾部分有些費解。我此前未曾看到此對話集，便向中華書(shu) 局索取了該書(shu) ，翻閱之後，發現原文最後被增加了二行此前並不存在的話，大意是，我關(guan) 於(yu) 馮(feng) 契先生轉識成智以及廣義(yi) 智慧的闡發，他（李澤厚）“始終聽不明白”，並認為(wei) 我“需要自備一把奧康剃刀”。如前所述，此交談記錄已在先前經李澤厚先生審定（他在記錄稿上的修改，現在仍被保存著），此前在《社會(hui) 科學》正式發表時，即以這一審定稿為(wei) 依據，在這種情況，增加文字顯然既不合乎原來的文稿，也有違談話的具體(ti) 場景。我當時既感意外，也甚為(wei) 困惑，便去信了解相關(guan) 情況，李澤厚先生對此作了如下回複：“國榮兄，來信收到。該句是在特殊情況下的產(chan) 物，雖內(nei) 容在他處向你講過，但不符合當時對話事實，應予刪除，並致深深的歉意。此信亦可向外公布。”我收到此郵件後，除了對他的理解表示感謝之外，還特別提到：“恕我好奇和冒昧，未知此‘特殊情況’具體(ti) 為(wei) 何？若方便，尚祈惠示。”對此，李澤厚先生的回複是：“特殊情況非電郵幾句所能說清，抱歉暫不能滿足吾兄之‘好奇’也。”經此溝通，我已對此事已基本釋然，無意細究對話集中新增文字的具體(ti) 原委，隻是遵李澤厚先生“此信亦可向外公布”之囑，將我們(men) 的相關(guan) 來往郵件轉中華書(shu) 局的責任編輯申作宏博士。回溯起來，該學術交談的文本，原由我“洋洋灑灑”的一大段話結尾，從(cong) 對話的內(nei) 容和結構看，這既蘊含著與(yu) 李澤厚先生不同的學術取向，也似乎使李澤厚先生在對話中處於(yu) 某種“從(cong) 屬”性地位，二者可能都讓他很難接受，通過增加若幹批評性的文字，則可改變這種狀況。事實上，如果這些文字出現於(yu) 實際的對話過程，顯然完全沒有任何問題，我當時不解的是：在實際對話已經結束、對話的記錄稿業(ye) 已發表的情況下，“單方麵”地增加實際對話中未曾出現的內(nei) 容，有些不合“學術規範”。2017年元旦前夕，李澤厚先生又來信，再次提及此事：“不知你還在生我的氣否。該書(shu) 如重印，定當刪除那句不恭敬的話。駟不及舌，悔之已遲，再次致歉。千萬(wan) 保重身體(ti) 。”收到此郵件，我不禁甚為(wei) 感動：李澤厚先生在年齒和學術上都是我的前輩，但對增字之事卻一再致歉，讓我多少有些情何以堪之感。

今年2月，我從(cong) 網上看到一標題式的新聞，其中引了李澤厚先生之語。出於(yu) 對他的尊重，我隨即去信，其中提及：“今日覽網，見《李澤厚集》的介紹中有如下文字，即李澤厚已解除了‘自封的馬克思主義(yi) 者’之稱號，雲(yun) 雲(yun) ，未能打開睹其詳。私下以為(wei) ，這種標題及提法，似有損先生之形象，故覺得有責任向先生提及。不妥之處，尚祈海涵。”李澤厚先生收到郵件後，即回複：“成灰之年，必遭惡咒， 吾兄相勸， 實屬難得，浮一大白，敬謝忠告。”李澤厚先生對此事的實際想法，現已無法詳知，但我之所以去信提醒，是基於(yu) 他的學術進路和貢獻，實質上無法離開馬克思主義(yi) 的背景。我也曾向相關(guan) 學人表達過此意：離開了馬克思主義(yi) ，則李澤厚先生將或近於(yu) 康德、羅爾斯，或近於(yu) 牟宗三式的儒家，馬克思主義(yi) 是李澤厚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構成，也是使李澤厚先生區別於(yu) 康、羅、牟等輩的根本所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共產(chan) 主義(yi) 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近二百年後，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意識形態領域常常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這也許構成了李澤厚先生試圖脫鉤的曆史背景。不過，後來，李澤厚先生似乎也未再堅持作切割，這與(yu) 我去信提醒是否有關(guan) ，現已不得而知。

在與(yu) 李澤厚先生與(yu) 其他學人的交談中，我曾不止一次地提及，二十世紀的後半葉，中國哲學界中有二位哲學家特別值得關(guan) 注，一位是馮(feng) 契，另一位則是李澤厚。馮(feng) 契以智慧說獨樹一幟，其哲學融合了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哲學，以及西方哲學的智慧之思，李澤厚的思想構成也表現出某種相似性。不過，馮(feng) 契更多地關(guan) 注於(yu) 認識世界與(yu) 認識自己的廣義(yi) 認識過程，李澤厚則賦予曆史本體(ti) 以某種優(you) 先性。在形式的層麵，馮(feng) 契上承金嶽霖所代表的清華學派，始終表現出哲學思維的邏輯嚴(yan) 密性，李澤厚則在注重以美啟真的同時，又時時以近於(yu) 詩人的直覺展示其理論的洞見。

晚年的李澤厚，學術關(guan) 切之點已有所轉換。早先他以美學與(yu) 中國思想史研究名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美的曆程》，便曾在學界被爭(zheng) 相傳(chuan) 閱。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他的學術興(xing) 趣更多地轉向哲學理論，所謂“該中國哲學登場了”的看法，也表明了這一點。2013年，在推薦思勉原創獎時，我曾擬將《美的曆程》列入候選名錄，並就此征詢他的意見。李澤厚先生的回複是：“《美的曆程》乃卅年舊著，千萬(wan) 不要列入候選，徒令人笑掉大牙也。厚情心領，謹致謝意。”對該書(shu) 的這一自我評價(jia) 自然有些過謙，但從(cong) 中也可看到他對早年在美學領域的研究已不甚滿意。李澤厚先生晚年雖然沒有推出學術上的鴻篇巨製，但卻往往在哲學理論，包括倫(lun) 理學領域提出獨到見解。事實上，如前麵所提及的，李澤厚先生在哲學的不同領域，每每具有思想的洞見，其看法常言簡意賅而發人深省。當然，在我看來，哲學研究應該區分體(ti) 係性建構和係統化的考察。體(ti) 係總是追求包羅萬(wan) 象的形態，同時常常追根刨底，尋找所謂最後的支點或原點，這種體(ti) 係化進路往往難免陷於(yu) 思辨哲學，並終究要被解構，李澤厚先生顯然並不試圖作這方麵的努力。然而，盡管不必追求體(ti) 係化的建構，但哲學還是要係統化的研究，這意味著對提出的見解和相關(guan) 觀點需要從(cong) 不同方麵加以論證，對為(wei) 何可能、如何可能等等進行係統闡釋，而不是僅(jin) 僅(jin) 提出某種觀念。由於(yu) 各種緣由，李澤厚先生晚年的哲學思考在係統性的論述方麵，似乎多少有些不足。當然，思想的火花在展開之後，可能會(hui) 顯得瑣碎甚至乏味，後者與(yu) 李澤厚先生的治學風格顯然格格不入，或許，這是李澤厚先生不屑於(yu) 作係統論述的緣由之一。不過，從(cong) 學術演進的視域看，他的一些重要看法未能充分展開，這多少有些遺憾。

李澤厚先生對未來充滿樂(le) 觀的信念，與(yu) 他接觸中，他曾一再提到，中國的學術未來可期，對年輕一輩，則每每寄予厚望。每論及此，我總是說，曆史地看，重要的哲學家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盡管當代及後世在學術條件、物質境遇上遠超過去，但卻未必一定會(hui) 出現如他這樣有創見的哲學家。這當然不是奉承之語，而是我的真實想法。

世間已無李澤厚。與(yu) 其說這表達了一時的感傷(shang) ，不如說其中寄寓著無盡的思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