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怎樣講“四書(shu) ”

作者：李文文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廿四日庚戌

          耶穌2021年10月29日

唐代以前，儒學以五經為(wei) 經典，《論語》和《孟子》尚未正式列為(wei) 經書(shu) ；《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兩(liang) 篇，未有特殊地位。四書(shu) 並重始於(yu) 北宋，而正式結集則成於(yu) 朱熹。在宋代理學家心中，四書(shu) 亦是經學，與(yu) 其他諸經相比，四書(shu) 的地位更為(wei) 重要。《四書(shu) 集注》包括《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是朱熹一生用力最勤的著作。錢穆先生稱四書(shu) 學乃朱熹全部學術之中心或其結穴，可見在朱熹的學術體(ti) 係中，四書(shu) 學所占分量之重。

四書(shu) 是一個(ge) 整體(ti)

朱熹將四書(shu) 視作一個(ge) 整體(ti) ，其間的聯係甚是緊密。依朱熹言，人之所以為(wei) 人、人不能不學的道理，以及正確的學習(xi) 次序，都可以在四書(shu) 中找到答案。他多次強調讀四書(shu) 的次序，先看《大學》，次《論語》《孟子》，次《中庸》。如果在四書(shu) 上真正下功夫，涵泳於(yu) 字字句句，再聯係自身看透徹，將一生受用不盡。

對於(yu) 四書(shu) 各自的特點及其整體(ti) 聯係，朱熹闡述精妙。在《朱子讀書(shu) 法》中，朱熹談道：《大學》，是先聖先賢流布萬(wan) 世、施行教化的至高經典，它麵向全體(ti) 天下後世人而講；《論語》《孟子》，為(wei) 一時、一事而闡發道理，記錄著隨機變化、具體(ti) 討論問題的觀點；至於(yu) 《中庸》，是儒家傳(chuan) 授的至高思想，後世學人恐不能輕易領悟。朱熹認為(wei) ，《大學》貴在提挈綱領，如果沒有對於(yu) 《大學》綱領的總體(ti) 把握，將很難理解《論語》《孟子》的精微要妙；如果不學習(xi) 《論語》《孟子》，做不到融會(hui) 貫通，將無法理解《中庸》的歸旨意趣；如果達不到《中庸》高度，又如何能立定天人之際的大本大經，進而參論天下大事呢。

所以，要從(cong) 整個(ge) 上認識四書(shu) 、理解四書(shu) 、領悟四書(shu) 。通過《大學》，提挈綱領地學習(xi) 垂世立教之大典；通過融會(hui) 貫通《論語》《孟子》，理解應機接物之精微；接下來，體(ti) 悟《中庸》的高度，立定根本，籌謀大業(ye) 。因此，依朱熹言，讀四書(shu) ，不能泛泛而看，須“循環不住溫習(xi) ，令其爛熟”。

論《大學》

《大學》因何而作？朱熹《大學章句》序言談到，《大學》一書(shu) ，正是古代大學的教人之法。在古代，大學之教盛行，教學的節目次第甚為(wei) 詳細，為(wei) 人君者能躬行君子，所教之事多在民生日用綱常倫(lun) 理之內(nei) ，於(yu) 是世人皆學。古昔盛時，治隆於(yu) 上，俗美於(yu) 下。

時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周道衰頹，教化、風俗皆頹敗。孔子取諸先王之法，以誦以傳(chuan) ，詔明後民。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朱熹認為(wei) 唯曾子之傳(chuan) 得其宗，再至孟子。孟子沒後，書(shu) 雖存，知其意者不多。這裏講到的“曾子之傳(chuan) ”，正是《禮記》本《大學》，又稱《大學》古本。自孟子後，出現了很長時間的空檔期，直至北宋二程接孟子之傳(chuan) ，尊信《大學》。

關(guan) 於(yu) 《大學》的章次，二程認為(wei) 有錯簡處，重新編定了次序。從(cong) 二程那裏，朱熹不僅(jin) 繼承到發明《大學》的旨趣，同時也關(guan) 注《大學》的編次。他重新調整了次序，分別章節，並做出了自己的解釋，稱為(wei) 《大學章句》。與(yu) 《大學》古本相比，朱熹本《大學》區分了經、傳(chuan) ；調整了部分順序；增補了傳(chuan) 文，以使其書(shu) 看起來“序次有倫(lun) ，義(yi) 理通貫，似得其真”。

在四書(shu) 中，朱熹認為(wei) 要首讀《大學》。因為(wei) 《大學》一書(shu) ，說古人為(wei) 學大方；《大學》是為(wei) 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wei) 學首末次第。做人做學問，皆貴在先掌握綱領，綱舉(ju) 目張。朱熹多次闡明《大學》就是綱領、綱目所在。這個(ge) 綱領正是《大學》所言三綱八目。“三綱”即“明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八目”為(wei)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三綱八目”中，朱熹又尤其在意“格物致知”的方法論，以此作為(wei) 《大學》的最初用工處、最初下手處。

論《論語》《孟子》

朱熹常將《論語》《孟子》並談，此二書(shu) 不可或缺，相參而讀為(wei) 妙。他教導弟子，將《大學》讀得十分熟了，便可讀《論語》《孟子》，他說《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

關(guan) 於(yu) 讀《論語》《孟子》之法，朱熹引用程子之言，置於(yu) 《論語集注》正文之前。他繼承發展了程子的思想，將“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yu) 聖人所以用心”作為(wei) 讀聖賢書(shu) 的要旨所在。引發人們(men) 思考聖之所以為(wei) 聖，而吾何以未至未得。圍繞這個(ge) 中心命題，句句以求，晝誦其味，中夜以思，在一幅與(yu) 聖人同在的全景畫麵中，以求見得“聖人之意”。

與(yu) 六經相比，朱熹言：“《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這是因為(wei) 《語》《孟》“文詞平易而切於(yu) 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在他看來，在聖人留下的經典中，隻有《論語》《孟子》用詞平實易懂，和每個(ge) 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an) ，讀了之後疑問少而收獲大。朱熹建議人們(men) 看文字要看平易正當處。由此也見《論語》《孟子》的行文特點，在於(yu) “文詞平易而切於(yu) 日用”。

做人和做學問，朱熹皆強調“做工夫”（同“功夫”）。在他看來，孔、孟皆在教人做工夫，《論語》《孟子》正是教人做工夫的典籍。朱熹認為(wei) 今人讀孔、孟之言，看得有點草率了。草草看過，就容易從(cong) 字麵上去看他們(men) 的不同，用心去讀，會(hui) 讀到他們(men) 的一脈相承，體(ti) 用一貫。以“言忠信，行篤敬”為(wei) 例，好像隻言平實之事，未及根本是何。等到學者自己將工夫做到位，自然會(hui) 見得“體(ti) ”大概就是如此。什麽(me) “體(ti) ”？至孟子，又恐人讀不懂，就講得更直接，如“惻隱之心”“學問之道，求放心”，心即體(ti) 。心之所在，言行自然忠信篤敬。朱熹讀出其中的真滋味，認為(wei) 孟子說得“漸漸親(qin) 切”，原其本質隻是一事。孔孟教人做工夫，即以心行事，事在心中；以事驗心，心在事中。

論《中庸》

讀《中庸》，朱熹直言《中庸》學習(xi) 難度很大。《中庸》講述“天命”“性”“道”“已發”“未發”“誠”等範疇，學理深奧，沒有一定的基礎，難以讀懂。朱熹提醒他的學生，讀《中庸》要做一個(ge) 準備，即先下功夫去讀《大學》《論語》《孟子》，將此三書(shu) 搞明白了，《中庸》也就懂了一半。

《中庸》為(wei) 何而作？朱熹認為(wei) 子思作《中庸》，乃孔門傳(chuan) 授心法。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提及道學、道統。道學正是誠誠懇懇地奉行中道之學；傳(chuan) 繼道學的傳(chuan) 統是謂道統，這樣的傳(chuan) 統由來久矣。自上古以來，堯、舜、禹、成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聖聖相承。至孔子時，續接道統之傳(chuan) ，顏子、曾子得其宗，曾子再傳(chuan) 至子思。至子思時，學術與(yu) 時勢皆已是“去聖遠而異端起”的局麵，這引發了子思深深的憂懼，懼時間愈久愈失其真。於(yu) 是，他推本堯、舜以來相傳(chuan) 之意，憶及祖父孔子、老師曾子之言，加上自己的理解，作《中庸》。

如何奉行中道，朱子談及道心和人心。《尚書(shu) 》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上古時期的聖哲對於(yu) 人心、道心基本性質的描述。人心，深不可測；道心，精微深奧。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唯有以精一的態度，誠誠懇懇地奉行中道。

朱熹談心，將其定義(yi) 為(wei) “虛靈知覺”，虛靈之物，有知有覺。人本是隻有一心，何以會(hui) 產(chan) 生人心和道心的不同？朱熹認為(wei) 在由理到氣化生萬(wan) 物的過程中，若生於(yu) 性命之正，此是道心；若生於(yu) 形氣之私，是謂人心。此心雖有人心、道心之別，卻是同一心。到每個(ge) 具體(ti) 的心，沒有誰的心全然是純粹無雜的道心，這是因為(wei) 人在成形的過程中，或多或少總是會(hui) 有形氣之私，所以雖上智之人也不能無人心；也沒有誰的心盡是私欲人心，這是因為(wei) 人皆有其仁義(yi) 禮智之性在，即使是下愚之人也有道心。這樣看，道心和人心相間相雜，組成同一心。朱熹提醒世人，人心、道心的相間相雜甚是微妙，僅(jin) 在方寸之間，今言一念之間，如果不知道如何治之，就會(hui) 使人欲盡占上風，天理敗下陣來。

如何解決(jue) 這樣的問題？朱熹言“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ge) 心，然後方可學”。發揮心的“精一”之功，以其“精”來體(ti) 察道心，使人心緊緊追隨道心；以其“一”來守住本心之正，不偏不離。在“精一”上用功，無少間斷，道心成為(wei) 人身的主人，人心聽命而行，於(yu) 是“危者安、微者著”，道心昭昭。《中庸》正是這樣一部典籍，教人變化氣質，遵循本性之自然，光複道心。

鎔鑄群言，於(yu) “述”中“作”

對於(yu) 朱熹注四書(shu) ，《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關(guan) 注到一個(ge) 細節。朱注《論語》“瑚璉”一條與(yu) 《禮記·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與(yu) 《春秋傳(chuan) 》不合，這引發了人們(men) 的疑問。但是卻不知道朱注“瑚璉”，用的是東(dong) 漢經學家包鹹注；注“曹交”，用的是東(dong) 漢經學家趙岐注，並不是朱熹的杜撰。又如“夫子之牆數仞”章，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章，注“八尺曰仞”，看起來存有矛盾，其實“七尺”朱熹用包鹹注，“八尺”采於(yu) 趙岐注。

這個(ge) 細節恰恰反映出朱熹遵從(cong) “述”的傳(chuan) 統，鎔鑄群言，於(yu) “述”中“作”。也正是因為(wei) 其“述”的功底深厚，使其“作”根植於(yu) 肥沃的土壤，進而有了集大成之作。但是，自明代以來，攻擊朱熹者以為(wei) 其疏忽於(yu) 名物度數的考證；而尊朱熹者以為(wei) 這樣的問題隻是枝末小節而回護之，其實，兩(liang) 者均未真正洞悉朱熹本旨，未見朱熹著書(shu) 之意。所以，《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警醒世人“讀其書(shu) 者要當於(yu) 大義(yi) 微言求其根本”。此處所言之根本，正是遵從(cong) “述”的傳(chuan) 統，鎔鑄群言，於(yu) “述”中“作”。

宋理宗寶慶三年下詔：“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提倡士子們(men) 習(xi) 讀朱熹《四書(shu) 集注》等著作。其後直至清末取消科舉(ju) 的七百餘(yu) 年裏，《四書(shu) 集注》成為(wei) 古代文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shu) ，其地位與(yu) 五經相媲美，其理論、思想、觀點成為(wei) 知識界辨別是非正誤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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