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ju) 製與(yu) 基層治理

作者：顧春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二十日丙午

          耶穌2021年10月25日

科舉(ju) 製度不僅(jin) 在隋唐以降重新整合了政治權力結構，也使社會(hui) 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尤其體(ti) 現在基層社會(hui) 運轉上。

在基層治理方麵，科舉(ju) 製推動形成官不下縣、官紳共治的基層治理體(ti) 係。在中央集權製度下，統治階級通過郡縣製和編戶齊民，把全社會(hui) 的官和民都統管起來。在編戶齊民下，以男耕女織得以維係的一家一戶成為(wei) 社會(hui) 細胞，是傳(chuan) 統社會(hui) 及其經濟組織的最基本單位。一家一戶在組織形式上十分鬆散，在經濟方式上十分簡單，這種小農(nong) 經濟與(yu) 中央集權製度所要求的政令暢通、上下一致的政治特性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於(yu) 整個(ge) 傳(chuan) 統社會(hui) 。後來，統治階級逐漸找到了一個(ge) 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就是利用長期存續的宗族組織和人所共知的祖先崇拜觀念，把一家一戶組織起來，就好像用一條線把眾(zhong) 多的銅錢串起來一樣。在這其中，科舉(ju) 製度發揮了作用。

科舉(ju) 製度鼓勵百姓讀書(shu) 做官，使天下人通過讀書(shu) 習(xi) 君臣之理，學治國之道，行忠孝之德。統治階級給做官者以種種特權，這既符合等級社會(hui) 的觀念，也提高了官員的權威和做官的吸引力。個(ge) 人做官，宗族榮光且受益，於(yu) 是各宗族為(wei) 了光大門庭，就大力提倡子弟讀書(shu) 。這些讀書(shu) 人出仕之前，可以影響族人和鄉(xiang) 裏，科甲及第後，則受事管理百姓。而久考不中的秀才，則因享有平民所沒有的見縣官不跪、免除差徭、因公事可稟見縣官等特權，往往成為(wei) 宗族的族長。未考中的讀書(shu) 人和返鄉(xiang) 的退休官員逐漸形成了士紳階層，並在明清時期達到極盛。士紳階層不僅(jin) 大多掌握著宗族的人權和財權，在本宗族起著決(jue) 定性作用，而且在地方擁有很大的號召力，成為(wei) 影響鄉(xiang) 村百姓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力量。

日益發達的士紳階層的長期存續，為(wei) 縣以下的官紳共治提供了可能。從(cong) 利害上講，由於(yu) 統治階級長期實行官不下縣，縣以下沒有朝廷命官，所以縣官就必須要借助士紳並通過宗族組織把百姓管理起來。而士紳及其所代表的宗族更是需要依靠縣官來提高本人和本宗族的政治地位，獲取旌表、獎勵等政治榮譽和其他利益，因而必然要服從(cong) 並維護縣官的管理和執政。從(cong) 思想意識和價(jia) 值觀念上講，因為(wei) 官紳同源，都是讀書(shu) 人，讀的又都是同樣的四書(shu) 五經等儒家經典，都認同一樣的價(jia) 值觀，具有共同的政治和道德觀念。有了以上兩(liang) 條，就自然形成官紳共治的基層管理格局。官紳共治是一種有溫度的管理辦法。它的基本精神有：主張以德治家、以德潤身、以和為(wei) 貴、人和人有了矛盾要首先商量著辦；處理問題和矛盾按照“天理、國法、人情”三條而折中以斷。

在科舉(ju) 的激勵和刺激下，社會(hui) 上的讀書(shu) 人大量增加。大量增加的讀書(shu) 人，既可應舉(ju) ，也可為(wei) 師，因而既是文化普及的表現，又會(hui) 促進文化的進一步普及，從(cong) 宋朝開始的蒙學和書(shu) 院的大興(xing) 就是明證。在蒙學方麵，一直到明清還在使用的蒙學教材“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中，有兩(liang) 種就是由宋人編纂的，並在宋朝廣為(wei) 流行。最早的書(shu) 院始於(yu) 唐代，本是私人讀書(shu) 講學的地方，到宋代，發展為(wei) 聚徒講學和學術研究的所在，最為(wei) 著名的有所謂六大書(shu) 院，其中，聞名於(yu) 世的白鹿洞書(shu) 院和嶽麓書(shu) 院一直弦歌至今。到清朝，全國的書(shu) 院達到兩(liang) 千多所，幾乎每個(ge) 縣都建有書(shu) 院。各級各類學校的發展，推動了文化普及，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

科舉(ju) 不僅(jin) 促進了文化普及，還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作為(wei) 中國文學史上的兩(liang) 顆明珠，唐詩宋詞取得的巨大成就，與(yu) 科舉(ju) 是有關(guan) 係的。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它的意思是說，在所有科舉(ju) 考試科目中，以進士科最難考取，也最為(wei) 貴重，非在詩賦方麵有很深造詣者難以考取。直到明朝，人們(men) 還一直認為(wei) “唐以詩取士，故詩盛”。科舉(ju) 還推動了儒家思想的飛躍，促進了道學的誕生和成熟。我們(men) 可以看到，道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中過進士，如張載、程顥、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等，而心學的集大成者、明代的王守仁也是進士。

文化普及和繁榮的過程，同時也是弘揚主流道德的過程。其中，尊師重教和重視讀書(shu) 成為(wei) 中華民族普遍認同的價(jia) 值觀念，耕讀傳(chuan) 家的思想久傳(chuan) 不衰、深入人心，至今我們(men) 還能從(cong) 不少古宅中看到“耕讀傳(chuan) 家久，詩書(shu) 繼世長”之類的楹聯。儒家思想中所倡導的孝順父母、敬愛老人、以和為(wei) 貴、勤儉(jian) 持家、讀書(shu) 明理等內(nei) 容被宗族組織自覺納入族約、族規、族訓之中，成為(wei) 人人應該遵守的人間正道。以上所舉(ju) ，都逐漸被百姓所接受和認同，並成為(wei) 中華民族家風家教和良好社會(hui) 風尚的重要組成。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