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清初三大思想家對張謇的影響

作者：梁林軍(jun) （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十八日甲辰

          耶穌2021年10月23日

晚清時期，沉寂兩(liang) 百餘(yu) 年的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重新為(wei) 經世致用的士人群體(ti) 所推崇。在這樣的氛圍中，自青年時代起，張謇就開始接觸、研讀《日知錄》《明夷待訪錄》及《王船山遺書(shu) 》。在張謇的論述中，多次提及顧、黃、王三人，時間跨度近五十年之久。可以說，張謇正是深受顧、黃、王氣節和思想的影響，在士人擔當上追求救亡圖存，在思想學問上追求實用，二者疊加作用，決(jue) 定了他對“實學”與(yu) “實業(ye) ”的追求。

實學與(yu) 實業(ye)

顧、黃、王三人在學術上都主張回歸儒家經典，以弘揚儒家學術為(wei) 己任。顧炎武開樸學新風，是清學開山之祖。張謇說“亭林絕學今先河”，稱讚顧炎武在學術上的開創之舉(ju) 。顧炎武明確提出“理學，經學也”，認為(wei) 經學才是儒學正宗，主張“治經複漢”，號召人們(men) “鄙俗學而求六經”，即摒棄理學家的語錄，回到儒家經典。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至今仍是研究宋明理學最重要的著述之一。他提出“一本而萬(wan) 殊”的編纂原則，所謂“一本”，即“一本之先師，非敢有所增損其間”，即孔子和孔子思想。王夫之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cong) 天乞活埋”。張謇有言：“船山不死社猶存”，即王船山在學術上的構建是不朽的，華夏文化因其守護而不絕。張謇雖然鼓吹積極學習(xi) 西方，但是始終堅持“中學為(wei) 立身始基”，認為(wei) 沒有“中學”，國將不國。

明清之際的劇變促使士人群體(ti) 對政治、思想與(yu) 學術上的種種弊端進行深切反思，而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弊首當其衝(chong) ，顧、黃、王在批判宋明道學空疏之弊的同時，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顧炎武認為(wei) ，宋明學問的根本弊端是“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而明朝亡於(yu) 空談誤國。“知之盡，則實踐之。”王夫之鮮明地主張行重於(yu) 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創造性地提出“實踐”的概念和範疇。張謇曾說：“我在家塾讀書(shu) 的時候，亦很敬佩宋儒程朱闡發的‘民吾同胞，物吾同與(yu) ’的精義(yi) ，但後來研究程朱的曆史，他們(men) 原來都是說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矯其弊，做一點成績，替書(shu) 生爭(zheng) 氣。”對於(yu) 儒家思想的闡發和解釋，張謇更注重“經世致用”之“用”，知行合一之“行”，看重儒家思想在日用平常、現實社會(hui) 的實踐和事功。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張謇在學問上師法顧炎武，走樸學的路子，誌於(yu) 實學。樸學研究像“采銅於(yu) 山”，重學術規範，與(yu) 西方的學術方法較為(wei) 接近。張謇所作《周易音訓句讀》一書(shu) 力求通過音韻訓詁方法達到對易經本義(yi) 的準確理解，其中引顧炎武音韻訓詁成果較多。張謇認為(wei) ，樸學是講真理實用，確能恢複儒理的本真，掃除道學的虛頑；凡是讀書(shu) 人，都應該往求實用的路上走。但張謇最終從(cong) 治“實用的學問”轉向從(cong) 事“實用的事業(ye) ”。張謇認為(wei) “樸學的理論，固然超過道學萬(wan) 萬(wan) ，但是講求樸學身體(ti) 力行的結果，也隻能做到一個(ge) 人的堅苦風格和實用的學問，於(yu) 是仍無關(guan) ，與(yu) 人更無關(guan) ，依舊是實用的空言”。樸學雖然是實用的學問，但是與(yu) 社會(hui) 和民生無關(guan) ，因此仍是實用的空言，張謇最終投筆從(cong) 商，追求“實用的實用”。

救國與(yu) 實業(ye)

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顧炎武的話敲擊人心。明亡後，顧炎武誌存恢複，因敬仰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改名炎武。清廷多次招致，顧炎武“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地下相逢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黃宗羲之父黃尊素為(wei) 東(dong) 林名士，因彈劾宦官被迫害致死。黃宗羲青年時代繼承父輩遺誌，聯絡東(dong) 林子弟，組成“複社”，堅持與(yu) 宦官的鬥爭(zheng) 。清兵入關(guan) 後，黃宗羲毀家紓難，聯合抗清誌士，組成“世忠營”，進行武裝抵抗。明亡後，隱居著述，屢拒清廷征召。張謇在著述中多次引用顧炎武的興(xing) 亡論，詩文中不時追慕亭林，認可其“一日不死，不得不引以為(wei) 恥”的愛國精神。麵對列強的侵辱，張謇一直主戰，反對議和。“比常讀《日知錄》《明夷待訪錄》，矢願益堅，植氣彌峻。”顧黃二人的士人誌氣一直激勵著張謇，使得他棄官從(cong) 商，立誌為(wei) 百姓服務，於(yu) 社會(hui) 有益。

“國之存亡，已不忍言，不亡亦必與(yu) 之爭(zheng) ，既亡尤必與(yu) 之爭(zheng) 。”張謇認為(wei) ，其時之中國“國不亡而日演亡國之事”，即清王朝雖然沒有滅亡，但是每天都有可能滅亡，因此再討論國家的存亡已無意義(yi) ，可見他的萬(wan) 般無奈。因此，中國最緊要的是保持文化和精神，認識到自強之道——實業(ye) 救國。整個(ge) 民族如果都不能適應工業(ye) 化，那隻能被工業(ye) 文明所淘汰、滅絕；但是，如果整個(ge) 民族能夠積極學習(xi) 工業(ye) 化，精神上又有儒家思想支撐和維係，即使國家被滅亡也能恢複國家。

《馬關(guan) 條約》簽署之後，外國大量的洋紗、洋布傾(qing) 入中國市場，中國的棉紗、棉花、棉布進口呈幾何級數增長，清王朝的主權雖然勉強維持，但市場和“利權”已全麵淪陷。張謇認為(wei) ，中國真正自強的基礎就是實業(ye) 和教育；而教育需要大量財政和社會(hui) 資金投入，也需要強大的實業(ye) 基礎作為(wei) 前提和支撐。因此，當務之急的救亡之道就是發展工商業(ye) ，振興(xing) 實業(ye) 。

“識得禹功兼賈策，船山不是一經儒。”張謇在讀完《王船山遺書(shu) 》之後有此感慨：王夫之不僅(jin) 是大儒、大經學家，而且對治水和商業(ye) 如此有研究。王夫之提出“大賈富民，國之司命”，即大商人和富裕的百姓是國家的命脈，認為(wei) 閉關(guan) 是“自困之術”，反對利用關(guan) 卡盤剝商人。“民享其利，將自為(wei) 之。”顧炎武清醒地看到，個(ge) 體(ti) 追求私利的欲望才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因此要發展經濟，人民“自為(wei) ”即可，無須官員督導，“善為(wei) 國者，藏富於(yu) 民”。王夫之也提出“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的觀點，肯定個(ge) 體(ti) 追求私利的動機和自謀其生的能力。此外，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與(yu) 張謇融農(nong) 、工、商為(wei) 實業(ye) 的思想甚為(wei) 契合。

民生與(yu) 實業(ye)

天地以生為(wei) 德。王夫之重視易經中“生”的哲學和思想，說：“天地之間，流行不息，皆其生焉者也”，“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人繼承天地精神治理萬(wan) 物、利用萬(wan) 物，必盡性而利天下之生。張謇以“大生”為(wei) 工廠命名，“大生”一詞，正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德，在於(yu) 使萬(wan) 物生生不息。張謇的公司名稱中常見“生”字，比如“廣生油廠”“資生冶廠”“頤生酒廠”。張謇曾對劉厚生說：“我們(men) 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動搖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句話的解釋就是說一切政治及學問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數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線上的生活。”在張謇看來，儒者的本分是讓百姓有飽暖，即孟子所謂“黎民不饑不寒”。

王夫之認為(wei) ，真正的聖賢應該“不專(zhuan) 於(yu) 己之天”，而應貼近人民，體(ti) 察民心，扶助百姓，反對“舍民而言天”。“我之出而仕也，為(wei) 天下，非為(wei) 君也；為(wei) 萬(wan) 民，非為(wei) 一姓也。”黃宗羲也強調為(wei) 民出仕做官。這些思想對於(yu) 張謇看透官場和仕途，決(jue) 意實業(ye) 救國有促進作用。張謇提出“願為(wei) 小民盡稍有知見之心，不願廁貴人受不值計較之氣；願成一分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張謇立誌為(wei) 百姓盡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是服侍所謂貴人，當不能為(wei) 百姓有所作為(wei) 的可恥之官。

顧、黃、王三人精神、氣節、學問、擔當一直激勵著張謇，凡事隻要有利於(yu) 鼓新氣、祓舊俗、保種類、明聖言，張謇都不畏艱難，勇於(yu) 擔當，全力以赴。“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明清之際經世致用思潮發展的極致之一就是士人從(cong) 事實業(ye) ，通過做事改變自己、改造社會(hui) ，張謇是其中集大成者，開風氣之先。

1904年，張謇給學生出過這樣的作文題：《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誌業(ye) 與(yu) 田子泰孰近論》，將黃、顧、王三人與(yu) 田子泰相比。所謂誌業(ye) ，即誌向和事業(ye) ，“近”即切近時弊。田子泰即田疇（169年—214年）。在東(dong) 漢末年的亂(luan) 世當中，田子泰率領宗族及一同依附的幾百人進入徐無山中，耕種興(xing) 學，教書(shu) 育人，百姓安居樂(le) 業(ye) ，路不拾遺；周邊百姓紛紛聚攏，幾年間聚集了五千多戶人家，烏(wu) 桓和鮮卑也派遣使者送貢求和，不再侵擾邊境。田子泰是儒家士人，他的亂(luan) 世自治成效卓著，因為(wei) 人民自強不息，連夷狄都不再侵擾；張謇相信實業(ye) 可以救國，國家如果自強，外敵也不再侵犯。

張謇出作文題時，心中顯然已有答案，即在顧、黃、王不斷反清複明，誌不得而隱居著述之外，還有“田子泰式”的經世致用路徑，即帶領一方百姓，實業(ye) 自強，墾荒興(xing) 學。其時，張謇的紗廠事業(ye) 蒸蒸日上，張謇地方的威望、社會(hui) 的名望也迅速抬升，張謇興(xing) 奮於(yu) 找到新的聖賢模範。他將創辦的墾牧公司廳堂題為(wei) “慕疇堂”，追慕田子泰為(wei) 榜樣。此後的二十多年間，他父教育、母實業(ye) ，力求把家鄉(xiang) 南通建成全國模範縣，像田子泰一樣聚攏百姓、扶助民生，更為(wei) 重要的是，他誌在做“開路先鋒”，希望更多有識之士效仿，致力於(yu) 實業(ye) 和地方民生，為(wei) 社會(hui) 做出一些實用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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