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給書(shu) 院立了怎樣的學規

作者：張淦 趙連穩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十七日癸卯

          耶穌2021年10月22日

朱熹撰寫(xie) “揭示”

朱熹認為(wei) ，教育是“政事之本，道德之歸”。朱熹一生與(yu) 書(shu) 院有著不解之緣，曾創建、修複了包括寒泉、武夷、嶽麓、白鹿洞在內(nei) 的多所書(shu) 院，白鹿洞書(shu) 院也由此獲得新生。

兩(liang) 宋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理學家，書(shu) 院成為(wei) 他們(men) 傳(chuan) 播自己學說的主要陣地，朱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生活的年代，由於(yu) 多年戰亂(luan) 、政府財力匱乏，導致當時官學“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qing) 圮，齋舍荒廢”。朱熹認為(wei) 當時的科舉(ju) 教育過於(yu) 功利化，淪為(wei) 士子“釣聲名、取利祿”的手段，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未有聞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朱熹試圖以振興(xing) 書(shu) 院來達到使讀書(shu) 人懂得“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目的，扭轉世風日下之局麵。

白鹿洞書(shu) 院位於(yu) 廬山五老峰南麓後屏山下，山川環合，林穀幽邃。北宋初年，白鹿洞書(shu) 院由廬山國學改建而成，此時的書(shu) 院規模不大，影響力也有限。朱熹重修書(shu) 院，製定《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後，白鹿洞書(shu) 院才真正聲名鵲起，躋身四大書(shu) 院之列。呂祖謙《白鹿洞書(shu) 院記》中記載：“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wei) 尤著，天下所謂四書(shu) 院者也。”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曾到訪白鹿洞書(shu) 院，見書(shu) 院荒廢已久、斷壁殘垣，唏噓不已，他認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累聖相傳(chuan) ，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遂下定決(jue) 心複興(xing) 書(shu) 院，為(wei) 書(shu) 院置辦院產(chan) ，征求圖書(shu) 。朱熹又力排眾(zhong) 議，說服宋孝宗為(wei) 書(shu) 院賜額，白鹿洞書(shu) 院正式得到官方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書(shu) 院在荒廢百年後重獲新生，並逐漸聞名遐邇，被後世學者譽為(wei) “天下書(shu) 院之首”。書(shu) 院開學之際，朱熹親(qin) 自講說《中庸》首章，並取聖賢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揭示於(yu) 門楣，即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又名《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白鹿洞書(shu) 院教條》《朱子教條》），希望以此勉勵諸生。《揭示》集中詮釋了朱熹關(guan) 於(yu) 書(shu) 院培養(yang) 什麽(me) 樣的人才、怎樣培養(yang) 人才的教育思想。

正文僅(jin) 百餘(yu) 字

《揭示》簡明扼要，正文僅(jin) 百餘(yu) 字，可分成5方麵內(nei) 容，依次為(wei) “五教之目”“為(wei) 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和“接物之要”，為(wei) 書(shu) 院教育提出明確的目的要求和培養(yang) 途徑。《揭示》正文是朱熹借用先賢言論，結合自身理學思想之精髓歸納而成，實現了創造性詮釋，不愧為(wei) 理學集大成者。

首先，朱熹將以“明人倫(lun) ”為(wei) 核心的“五教之目”列在《揭示》之首，“學者學此而已”，說明“明人倫(lun) ”是書(shu) 院教育的根本所在，體(ti) 現了“明人倫(lun) ”的重要性。“五教”指“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立德是書(shu) 院教育之根本。

其次，朱熹提出了“為(wei) 學之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在朱熹看來，做到學、問、思、辨，便可“窮理”，並且將“為(wei) 學之序”運用於(yu) 書(shu) 院的教學活動中，將其融入讀書(shu) 方法之中。朱熹十分看重讀書(shu) ，他認為(wei) ：“為(wei) 學之道，莫先於(yu) 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yu) 讀書(shu) 。”為(wei) 此提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ti) 察、著緊用力、居敬持誌的六則“朱子讀書(shu) 法”來指導生徒讀書(shu) 。在朱熹看來，學習(xi) 是不斷積累的過程，故要求生徒研讀儒家經典應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wei) 序，而《四書(shu) 》又置於(yu) 《五經》之前，循序漸進、由表及裏。

最後，“窮理”要落實在“篤行”之上，兩(liang) 者構成書(shu) 院教育的兩(liang) 翼。朱熹將“篤行之事”細化為(wei) “修身之要”“處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三部分，足見這位理學集大成者對道德實踐的看重。南宋時逢亂(luan) 世，理學家們(men) 以培養(yang) 經世濟民之人才為(wei) 己任，而抵抗科舉(ju) 利誘，擺脫場屋俗學的關(guan) 鍵則在於(yu) “篤行”。其中，“修身之要”是指“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身”與(yu) “立德”相輔相成，誠實守信、恭敬謹慎、知錯能改是為(wei) 人的基本原則。“處事之要”即“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說：“義(yi) 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yi) 。”他曾邀陸九淵到白鹿洞書(shu) 院講授“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養(yang) 成正確的義(yi) 利觀，提升個(ge) 人品德修養(yang) 。朱熹對“接物之要”亦有要求，“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是孔子在人際交往方麵的經驗之談。處事待人要寬宏大量，與(yu) 人為(wei) 善，以“恕道”精神為(wei) 準繩。而“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強調嚴(yan) 於(yu) 律己，時刻進行自我反思，完善人格。《揭示》充分反映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如果說學、問、思、辨停留在認識層麵，那麽(me) “篤行”則上升至道德踐履的高度。“窮理”與(yu) “篤行”缺一不可。通過上述努力，就能實現理學家們(men) “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的遠大抱負，開創河清海晏的盛世局麵。

“揭示”影響海外

理學注重培育人的內(nei) 在道德修養(yang)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所要達成的目標是“講明義(yi) 理，以修其身”而後“推己及人”。“修身”是“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基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朱熹對白鹿洞書(shu) 院生徒的真切希望，也是古之哲人對修身、處事、接物等多方麵內(nei) 容的深刻思考，更是千百年來書(shu) 院精神的真實寫(xie) 照。

由於(yu) 《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揭示的是“聖賢所以教人為(wei) 學之大端”，因而具有宏觀性、綱領性，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所以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評價(jia) 《揭示》：“夫為(wei) 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shu) 院，將《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趙昀視察太學，手書(shu) 《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或摹寫(xie) ，或刻石，或模仿，《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遍及全國書(shu) 院及地方官學。於(yu) 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

明代白鹿洞書(shu) 院多位洞主都曾參考《揭示》，擬定新規，其中最為(wei) 著名的是明代理學家胡居仁所作的《續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明末東(dong) 林黨(dang) 領袖顧憲成對朱熹的《揭示》極力推崇，“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ju) 不出此矣。”他為(wei) 東(dong) 林書(shu) 院製定的《東(dong) 林會(hui) 約》，就是在《揭示》基礎上完成的。

清代經學家李文炤任嶽麓書(shu) 院山長期間，曾編寫(xie) 《嶽麓書(shu) 院學規》，其中“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wei) 歸”等思想與(yu) 《揭示》可謂一脈相承；嶽麓書(shu) 院另一位山長王文清所編訂的學規則對學子提出尊敬師長、明辨義(yi) 理、崇尚節儉(jian) 等道德要求，將《揭示》中德育內(nei) 涵係統化。

《揭示》還名揚海外，如朝鮮著名學者李退溪的《伊山書(shu) 院學規》、日本陽明學鼻祖中江藤樹的《藤樹規》，均是以《揭示》為(wei) 藍本所創。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