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於(yu) 《孔子家語》的再認識

作者：張濤

來源：孔子研究院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九月十六日壬寅

          耶穌2021年10月21日

編者按：10月16日，“《孔子家語》與(yu) 中國文化新認識”高端學術論壇在孔子研究院舉(ju) 行。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張濤教授發表題為(wei) “關(guan) 於(yu) 《孔子家語》的再認識”的主旨演講，現予以摘選，以饗讀者。

時至今日，對於(yu) 《孔子家語》，已經很少有人再堅持王肅偽(wei) 作的說法，也很少有人無視其文獻價(jia) 值和學術意義(yi) ，這是學術研究特別是孔子和儒學研究的重大進展。當然，在這個(ge) 問題上，目前學術界仍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見解，甚至還有激烈的爭(zheng) 論。這也很正常，因為(wei) 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家語》的具體(ti) 作者和成書(shu) 年代，還有待人們(men) 發現、占有更多、更直接的文獻和考古資料，繼續做大量艱苦、細致的研討工作。盡管目前已有大量相關(guan) 出土文獻被發現、被釋讀，但還是要認真、審慎地加以對待，絕不可一錘定音，一斷於(yu) 出土材料而將傳(chuan) 世文獻和前人成果束之高閣、棄之不顧，更不必也不能將以往的“疑古”成果打翻在地、悉數推倒。在這個(ge) 問題上，我們(men) 完全接受日本學者池田知久先生的如下觀點：“隨著新出土數據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出土問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現了有目的有意識地對‘疑古派’研究成果予以否定的風潮。這股風潮認為(wei) ，應該相信經書(shu) 等中國古典文獻的作者、時代和內(nei) 容就是曆代傳(chuan) 承下來的麵貌，應該相信古典文獻所描繪的內(nei) 容反映了各個(ge) 時代的曆史事實。我不讚成這種輕率的‘信古主義(yi) ’。相反，我主張，要繼承‘疑古派’研究成果中傑出的部分，並批判地超越之。”池田知久先生的這段論述，我們(men) 認為(wei) 也適用於(yu) 對《孔子家語》的認識和研究。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yu) 新發見。”可以說，當今的古籍整理和文獻研究，也已經離不開對出土文獻的關(guan) 注和研究，離不開對“二重證據法”的傳(chuan) 承和應用了。但另一方麵，這些年出土文獻的頻頻發現，相關(guan) 研究不斷強化，又使學術界出現了某種不正常、不健康的現象或勢頭，那就是對出土簡帛及其研究成果的過度信從(cong) ，而對傳(chuan) 世典籍及其研讀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有所輕視，甚至認為(wei) 整理研究出土材料高人一等，是所謂“預流”，而一心沉潛於(yu) 傳(chuan) 世文獻的人則根本“不入流”。當然，其依據看似也是有的，那就是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還有陳寅恪先生當年為(wei) 陳垣先生《敦煌劫餘(yu) 録》所作序文中說的那段話：“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yu) 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wei) 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yu) 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yi) ，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裏，我們(men) 不得不說的是，對陳寅恪先生所謂“新材料”、對“二重證據法”，有些學者存在著狹義(yi) 的甚至是片麵的理解，隻是我們(men) 不確定這種理解是由於(yu) 眼界、視野和格局有限，或者是由於(yu) 其他什麽(me) 原因。

根據我們(men) 的理解，陳寅恪先生所論是對“二重證據法”的進一步發揮、發展，而陳先生所謂“新材料”，不單單是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shu) 等出土資料，還應包括從(cong) 常見的傳(chuan) 世文獻中讀出新意、得到新解，找到前人未加珍視、不曾措意的某些“新材料”。就陳寅恪先生而言，他一生的主要學術貢獻和影響還是運用新方法、新眼光來看舊典籍，從(cong) 常見書(shu) 中讀出別人看不出、想不到的重要材料，而他本人並沒有因為(wei) 少用或不用出土材料而研讀常見書(shu) 就“未入流”了。所以說，從(cong) 常見書(shu) 中發掘出新材料、體(ti) 悟出新認識、開拓出新學問，同樣也是“二重證據法”的一個(ge) 應有之義(yi) 。

進而言之，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亦有狹義(yi) 與(yu) 廣義(yi) 之分。我們(men) 知道，陳寅恪先生曾從(cong) 3個(ge) 方麵概括王國維先生的學術貢獻，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yu) 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shu) 與(yu) 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yu) 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狹義(yi) 的“二重證據法”，僅(jin) 指第一個(ge) 方麵，即以出土文獻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相互釋證，其精準概括則見於(yu) 王國維先生的《古史新證》：“吾輩生於(yu) 今日，幸於(yu) 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shu) 之某部分全為(wei) 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wei) 之，雖古書(shu) 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廣義(yi) 的“二重證據法”則以新發掘、新發現的材料來與(yu) 原有的材料進行相互比較、相互補益、相互釋證，新材料中既包括出土材料，也包括傳(chuan) 世的文獻典籍。這種廣義(yi) ，涵蓋了上述陳寅恪先生所概括的王先生研究方法和學術貢獻的所有三個(ge) 方麵。實際上，王國維先生並非專(zhuan) 重出土文獻，對於(yu) 傳(chuan) 世文獻亦頗為(wei) 關(guan) 注和重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中，王先生曾總結道：“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wei) 孔子壁中書(shu) ；二為(wei) 汲塚(zhong) 書(shu) ；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xie) 本書(shu) 卷，內(nei) 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shu) 籍、檔冊(ce) 。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塚(zhong) 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shu) 籍於(yu) 學術有大關(guan) 係者，尚不與(yu) 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可見，就王國維先生而言，除了甲骨文、敦煌文獻等材料，不屬於(yu) 地下出土範圍的明清內(nei) 閣大庫檔案及其重要價(jia) 值，也是他推出“二重證據法”的文獻依據和學術動因之一，不應忽略。

基於(yu) 以上認識，我們(men) 認為(wei) ，應該全麵、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二重證據法”，它並非僅(jin) 僅(jin) 涉及出土文獻，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yi) 的研究方法、學術規範，乃“天下之公器”。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說，出土文獻亦並非絶對萬(wan) 能，不應過分誇大其價(jia) 值和作用。具體(ti) 到《孔子家語》，現在僅(jin) 僅(jin) 依靠出土文獻及其研究成果似乎並不能為(wei) 其作者、成書(shu) 等問題推出最終的結論，達成最後的共識。所以，目前有些學者仍然糾結於(yu) 《孔子家語》的真偽(wei) 問題，不認同《家語》內(nei) 容的真實性，不承認《家語》在孔子和儒學研究上的權威性，甚至堅持認定《家語》是王肅偽(wei) 作，對此我們(men) 也隻能表示理解，並將問題的徹底解決(jue) 寄望於(yu) 未來大雅君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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