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始”的時間政治建構與(yu) 道義(yi) 價(jia) 值詮釋——以公羊學“元年春，王正月”為(wei) 中心

作者：餘(yu) 治平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21年第4期

【內(nei) 容摘要】公羊家提倡改製，“元年春，王正月”寓意新王即位當更元建始，以示稟受天命、王權合法、一統於(yu) 君。重新紀年，賦予其“天地之始”、“歲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國之始”，傾(qing) 注以王道正義(yi) 的價(jia) 值理念，傳(chuan) 遞“天下更始”、“鹹與(yu) 維新”信息。從(cong) “天端”、“王政”，到“諸侯即位”、“境內(nei) 之治”隱藏的是王道邏輯。《春秋》“王魯”、“據魯”，假托魯國為(wei) 王道理想，符號意義(yi) 甚大。建“文王之正”不過是作為(wei) 道義(yi) 之王而非實指。孔子編《春秋》，發明一套時間政治，蓄意把王道正義(yi) 的主張滲透到年、月、日、季節時間刻度中去，注入仁義(yi) 規定和禮法價(jia) 值，因而使中國古代的紀元製度具有意識形態管理功能與(yu) 鉗製作用。時間係於(yu) 君之下，王者即位則當敬授人時，以便天下民眾(zhong) 有所適從(cong) 並聽命於(yu) 君。而君則係於(yu) 天之下，必須聽命於(yu) 天。君臣之間、君天之間皆有秩序要求，尊王、尊天之義(yi) 盡顯。以新王之正月為(wei) 大，則體(ti) 現王者對時間製度的決(jue) 定權和領導權。

【關(guan)  鍵 詞】元年春 王正月 五始 大一統 時間政治

【作者簡介】餘(yu) 治平，上海交通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董仲舒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董仲舒研究委員會(hui) 會(hui) 長。

儒家“大一統”之說最直接、最明確的起源是公羊家們(men) 對《春秋經》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計時方式所做的義(yi) 理詮釋和形上發揮。《穀梁傳(chuan) 》隻言“雖無事必舉(ju) 正月，謹始也”，僅(jin) 強調“《春秋》貴義(yi) 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卻避而不談“大一統”之事。《左氏》也隻說“王周正月。不書(shu) 即位，攝也。”[1]唯有到了公羊家這裏，卻硬生生挖掘並伸張出“大一統”之義(yi) ，競相揭櫫和闡述，代不絕人。“《春秋》公羊學之義(yi) ，首推‘大一統’”。[2]可見，“大一統”的思想觀念與(yu) 政治哲學在公羊學係統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春秋經》開篇第一句話即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家傳(chuan) 之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3]這裏，借助於(yu) 公羊學的詮釋和發揮，儒家第一次在學術層麵上明確提出了所謂“大一統”的概念與(yu) 理念。班固《漢書(shu) 》卷五十六《董仲舒傳(chuan) 》所抄錄的“天人三策”原始文本中，也有“大一統”一詞，盡管“隻在本傳(chuan) 中雖然隻出現一次，但該思想是貫徹全《傳(chuan) 》始終的”[4]，它甚至直接構成了董學天人係統之中的一個(ge) 核心理念和一個(ge) 重要理想。何休《解詁》釋“大一統”曰：“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yu) 天下，自公侯至於(yu) 庶人，自山川至於(yu) 草目昆蟲，莫不一一係於(yu) 正月，故雲(yun) 政教之始。”[5]這一句話的蘊意無窮，其包含則廣博浩大，時間、禮製、法度、王政、教化、宗教信仰、天地宇宙、自然萬(wan) 物，存在論、宇宙論、本體(ti) 論、君道、臣道、治民之道、哲學、政治學、道德學、倫(lun) 理學、天人關(guan) 係論等內(nei) 容，渾然一體(ti) ，可以釋放出無比開闊的解釋空間，縱橫之捭闔，上下、左右之交叉，而經得起多層麵、多角度的意義(yi) 挖掘。儒家的政治哲學在先秦時期主張天子尊天，天比君高；而到漢代之後，則多為(wei) 君、天同尊，甚至，天子僭越，直接等同於(yu) 天，君、天一體(ti) 而不二。按照何休的解釋，包括人在內(nei) 的天地萬(wan) 物都應該一統於(yu) 天子，一無遺漏。“要真正體(ti) 現天子之‘大一統’，就須將自王侯至於(yu) 庶人，以至山川萬(wan) 物，統統置於(yu) 天子的治理之下”。[6]在孔子、孟子、荀子那裏，天子還需要“正名”，君君，臣臣，亦即君要像個(ge) 君的樣子，不行就放一邊去，找人替代算事，早期儒家顯然都是要主張“湯武革命”的。即便到了漢初，董仲舒也依然強調“以君隨天”，“屈君而伸天”[7]，要以天製君，而不斷用災異係統警示天子。但後來，天子卻一下子就被賦予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人管空氣的無限權限和能力。

一

新王即位，按照公羊家的道理要求，當更元建始，以示重新紀年，又有一個(ge) 開端。何休以“始”解“統”，盡顯一種管綰、抓鋼、攝能、總領的張力欲望，而呈現出抑製不住的操控話語霸權的內(nei) 在要求。人為(wei) 設置一個(ge) 時間刻度，對一個(ge) 時間節點賦予“一國之始”、“政教之始”的意義(yi) ，傾(qing) 注以王道正義(yi) 的理念與(yu) 價(jia) 值，則彰顯出公羊家的基本人文追求。劉逢祿釋曰：“建始者，受命改元之大要也”，所試圖傳(chuan) 遞的則是“天下更始”、“鹹與(yu) 維新”之義(yi) 。[8]而證之於(yu) 史，《史記·暦書(shu) 》則載曰：“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yu) 孟春。於(yu) 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xing) ，秭鳺先滜。物乃歲具，生於(yu) 東(dong) ，次順四時，卒於(yu) 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yu) 醜(chou) 。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xing) ，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yu) 西，起明於(yu) 東(dong) ；月歸於(yu) 東(dong) ，起明於(yu) 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9]司馬遷關(guan) 於(yu) 上古暦法的描述，大多采自《大戴禮記》、《左傳(chuan) 》、《國語》。新王更元，應當首先“建正”。選取孟春之月作為(wei) 歲首之正月，主要想效法於(yu) 天道自然中萬(wan) 物萌發、事值新興(xing) 之意。“正”必須體(ti) 現天道精神（“率天”），循天而為(wei) ，不可違拗。建寅的第一輪循環大致是，從(cong) 正月開始，到十二月結束，“自建寅月而循十二月節，以絕於(yu) 見醜(chou) 月”[10]。而接下來則當然分別是建子、建醜(chou) 的循環。

根據司馬貞《史記索隱》解釋，上古中國很早就有《上元太初暦》，以建寅為(wei) 正，所以稱“孟春”之時。顓頊、夏禹也沿用建寅為(wei) 正，隻有黃帝製《調暦》、殷、周、魯皆建子為(wei) 正。[11]至於(yu) 新王更元的必要性，《曆書(shu) 》則稱：“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12]新王必須為(wei) 自己的政權尋找合法性理由，而訴之於(yu) “天命”，則往往是最好的、最恰當的方式，因為(wei) 從(cong) 蒼天那裏尋找到的根基與(yu) 本源，最容易說服自己，堅定信心，也最容易讓民眾(zhong) 接受，更最容易形成普天之下人們(men) 的廣泛認同。中國曆史上的王朝都是講“氣數”的，新朝稟受“天道元氣”而形之於(yu) 人世間，其產(chan) 生是一種必然，不可懷疑，不可否定。當年孔子著《春秋》、當新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周之時製而另立一新時製”，[13]也是想標榜一下自己所稟受的天命，建構“素王”的正統性與(yu) 合法性。而無論是“改正朔”，還是“易服色”，都是在為(wei) 天下人設置一個(ge) 新的起點，新的開端，以期與(yu) 舊的王朝形成區別，尤其是可以與(yu) 舊的王朝中壞惡、腐朽的人事劃清界限。天下之民統於(yu) 新的王朝，而新的王朝又統於(yu) 天，這是一種曆史的邏輯必然，不服從(cong) 是不行的。

《史記·暦書(shu) 》中新王改正朔、易服色，既出於(yu) 重新紀元的需要，方便民眾(zhong) 生活；又出於(yu) 政治統禦的現實需要，以便能夠鞏固王權秩序。黃帝考定星暦，依據五行之消息，而正閏餘(yu) ，製暦法，使得天地萬(wan) 物各司其序，不相紊亂(luan) ，尤其是，民可以具備信誠的能力與(yu) 品格，神能夠顯明其德化之功能與(yu) 作用。“天之暦數在爾躬”一句，徐彥《疏》曰：“暦數，謂位次也”[14]，則應該是新王稟受天命的最好標榜。漢初的皇帝也已經意識到新王朝確立新正朔的重要性並也已經采取了相應措施。高祖與(yu) 叔孫通已經形成共識，必須“知時變”而定“儀(yi) 號”，“五帝異樂(le)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wei)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於(yu) 是，叔孫通“願頗采古禮與(yu) 秦儀(yi) 雜就之”，[15]初步擬出富有漢室特征的朝儀(yi) 禮製，但尚不涉及正朔、服色之變易。“漢興(xing) 至孝文二十餘(yu) 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xing) 禮樂(le) ，乃悉草具其事儀(yi) 法，色尚黃，數用五，為(wei) 官名，悉更秦之法。”[16]文帝朝還隻是“草具”，未果；至武帝朝，方才正式確立。

二

《春秋》經中，一歲之起始，但凡合法政權則都稱“王正月”。但核心的問題是，按照《公羊》之辭法體(ti) 例，諸侯不得稱元，唯有真命天子才有這個(ge) 資格，[17]殷周的時間製度有明確的規矩要求，不能隨意破壞。但《春秋》經為(wei) 什麽(me) 卻以魯隱公這麽(me) 一個(ge) 諸侯王的即位之年而改口稱“元年”呢？

麵對春秋以來各個(ge) 諸侯王國的計時製度混亂(luan) 而給民眾(zhong) 交往帶來無所適從(cong) 的問題，孔子在著《春秋》時則正本定元，以求統一各個(ge) 諸侯國的暦法，令其有所依據，皆歸於(yu) 周天子的紀年方式。《春秋》經於(yu) 三月之後，一般都不加書(shu) “王”字，而隻記“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之類，皆不係“王”字，而“僅(jin) 於(yu) 春三月每月書(shu) ‘王’，此正經文大一統，用周時、周正之據。”[18]《春秋》開篇，以文王為(wei) 王，則當以周時為(wei) 準，使用“周正”而確立和頒布暦法。“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yu) 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19]原本非常單純的時間概念，“元年春”、“正月”，一下子就被公羊家注入了豐(feng) 富的政治蘊含和王道主義(yi) 的基本主張。有開端，重緣起，應用於(yu) 王政，則為(wei) 尊尊之道。公羊家在“天端”—“王政”—“諸侯即位”—“境內(nei) 之治”之間，設置了一根王道的邏輯鎖鏈，一環扣一環，緊緊相連，有始必有終，有因必有果。隻要抓住“尊王”這個(ge) 大本大根的問題，就可以讓自己的政治行為(wei) 符合王道正義(yi) 。儒家始終是富有天下總係於(yu) 一、天下統攝於(yu) 一的情懷的。大同的理想，也是希望並要求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能夠趨近，都能夠統一，而不至於(yu) 因為(wei) 差異太大而導致出現分裂、分離和各自獨立於(yu) 一方。“溥天之下，土地人民，定於(yu) 一尊之王。王室諸侯、上下內(nei) 外、政治製度、禮儀(yi) 教化，始於(yu) 一、歸於(yu) 一的王道政治。”[20]孔子一生的努力，孜孜矻矻，曆經艱難，就是以恢複周王親(qin) 親(qin) 、尊尊之禮法製度為(wei) 使命和圭皋。

孔子意欲恢複周禮當然是可以理解的，《論語·八佾》篇稱：“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三代之文，匯集於(yu) 周，總結於(yu) 周。但何必以魯隱公為(wei) 紀元之始呢？這就要回到《春秋》經“王魯”、“內(nei) 魯”的出發點上去考察原因了。魯國是周公的封地，其“文獻足征，人事浹備，可以見王法，可以明王道”[21]。而又得益於(yu) 周公、伯禽之教，魯國民眾(zhong) “崇禮尚信”、“仁厚近道”[22]，其文明水平應該超越於(yu) 周邊的諸夏中國，王化程度當數最高。所以，其世風民俗中所傳(chuan) 承和保留的周公禮教成分可能會(hui) 更多一些。孔子在世的時候，他所看到的魯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ge) 衰敗不堪的諸侯國了，力量薄弱，《春秋》所載的十二公或昏庸殘暴，或荒淫篡弑，幾乎沒有一個(ge) 符合儒家王者標準要求的，但孔子明知其爛到極點，卻不惜曲筆予以粉飾，甚至寧可以“內(nei) 無貶於(yu) 公之道”（宣公元年）而蓄意塑造出魯王之高大、光輝的形象，仍然假托魯國為(wei) 天下一切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活動的中樞，設想魯國的禮樂(le) 教化也最為(wei) 昌明、發達，並由此而分出內(nei) 、外，逐次輻射。《春秋》以魯國為(wei) 中心，以魯國為(wei) 京師，諸夏中國環繞在其四周，屬於(yu) 外土諸侯；而夷狄蠻戎則是最周邊的，分布於(yu) 最外圍。但相比於(yu) 夷狄蠻戎而言，諸夏中國則又明顯屬於(yu) 內(nei) ，親(qin) 近於(yu) 魯，有的還是同根同文的本家宗族。正如《說苑·指武》所曰：“內(nei)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於(yu) 是，“《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如果“內(nei) 治未得”，則“不可以正外”。[23]在《春秋》一書(shu) 中，魯國不過隻是孔子王道理想的一個(ge) 寄托而已，魯國一定是想象中的天子之國，十二公也一定是想象中的君王，其符號意義(yi) 遠大於(yu) 實際所指。孔子這麽(me) 做的目的則又無非是要申明王道正義(yi) 。董仲舒概括說：“《春秋》緣魯以言王義(yi) ”[24]，可謂入木三分之見。更何況，魯國越是破敗不堪，其與(yu) 王化的距離越遠，《春秋》一經的價(jia) 值也就越大，因為(wei) 越能夠彰顯出它自身的糾偏功能和匡濟作用。[25]

既然以魯隱公即位之年為(wei) “元年”，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還要強調“文王之正”呢？魯國隻不過是一個(ge) 想象中的文明共同體(ti) ，魯隱公也隻不過是一個(ge) 假托的“真命天子”，所以，孔子才給予他更元的機會(hui) ，讓它享受一次立元之始的高級政治待遇。“托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之王，但欲托之以為(wei) 始也”，[26]孔子隻是假托隱公、借助於(yu) 魯國一君，而為(wei) 《春秋》之開端而已，不能當真。事實上的魯隱公，也非其父魯惠公欽定的接班人，“惠公不早分別”，是其過矣。魯國諸大夫立隱公為(wei) 君，其即位則屬於(yu) 不正。如果序起尊卑秩序來，則以年幼的桓公為(wei) 貴，其當即位。[27]後來公子翬弑了隱公，也不是沒有曆史根據的。隱公八年，何休在《解詁》中曾曆數隱公之微行不肖：“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cong) 公盟，而公反隨從(cong) 之，故使稱人，則隨從(cong) 公不疑矣。隱為(wei) 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沐邑，卒無廉恥，令翬有緣謟，為(wei) 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jin) 能使微者隨從(cong) 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28]代桓而立、輸平、見獲、受邑、與(yu) 微國盟，不一而足，《春秋》以“莒人”之辭，稱人而不稱子，隔山打牛，給予貶抑。然而，及至孔子治《春秋》，一心隻“明王者受命”，而並“不追前事”，曆史的一頁已經翻過，一切就皆從(cong) 隱公開始吧。[29]而在法理邏輯上，站在魯隱公背後的那個(ge) 王，則應該是周文王。“《春秋》據魯，故春係於(yu) 魯君之年，而孔子傷(shang) 文王法度之僅(jin) 存，雖魯君亦無疾不視朔月久矣，故於(yu) ‘正月’之上冠以‘王’”。[30]《春秋》據魯，卻還是回到了周；首元隱公，卻又得從(cong) 文王說起。這個(ge) 矛盾，於(yu) 古來各家都未見妥善解決(jue) 和圓潤詮釋。周文王也隻不過是曆史中的聖君而已，早已不是什麽(me) 現實存在了。於(yu) 是，建“文王之正”也隻不過是利用文王的旗號而已，文王是道義(yi) 之王，千萬(wan) 別把他理解成一個(ge) 實體(ti) 存在者。道義(yi) 之王，隻具有理論上的合法性與(yu) 邏輯上的必然性，所以也稱為(wei) “素王”。後世儒者以“素王”稱孔子，宛如佛教徒以“空王”稱釋迦牟尼，尊敬而已，並非聖人之本意。王充《論衡·定賢篇》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ye) 在《春秋》。”[31]這個(ge) “素王”其實並不是孔子本人的自封，孔子本人也沒想過要做什麽(me) 王，孔子也沒想過自己要爬到九五之尊的位置上去親(qin) 自操刀，他隻不過是借文王之口向世人、向後代頒布王道真理。隱公—文王—素王，在義(yi) 理、邏輯上應該是統一不二的，不必製造出相互對立。

三

“建始”之事一向為(wei) 《春秋》公羊家所伸張，劉逢祿稱其是君王“受命改元之大要也”[32]。何休治公羊，辟出“五始”為(wei) 公羊獨有家法，奉之不移。追究其直接的思想來源，則應該歸之於(yu) 早先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篇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33]這裏，“元之深”、“天之端”、“王之政”、“諸侯即位”、“境內(nei) 之治”五大因素，各自保持莊重嚴(yan) 肅，完成規範化運作，或都能夠得到精當治理，並藉此而順次演繹，逐級推進，就能夠促使王道伸張而催生大化流行局麵之形成。原本隻是一個(ge) 再簡單不過的時間刻度，則被公羊家們(men) 做了一次匠心獨運、非常精妙的政治化處理。時間被賦予王道價(jia) 值和真理蘊意。時間一旦政治化，便可以讓帝王的思想主張能夠非常有效地滲透進民眾(zhong) 的日用生活。因而，中國古代的紀元製度就具有了意識形態的管理功能與(yu) 鉗製作用。何休《解詁》則有曰：“政莫大於(yu) 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wei) 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34]可見，何休在直接繼承董仲舒“正本重始之旨”的基礎上，[35]更進一步重申和強調了“政”自天子出的重要性，明確反對政出諸侯、政出大夫。《春秋》經“先言王”，然後“言正月”，把“王”加在“正月”之上的意圖就是要充分彰顯天子的政治權威性和受命而王的神聖性，以維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

至於(yu) “五始”更早的思想源頭，《禮記·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以使“萬(wan) 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wei) 大也。”鄭玄注曰：“聖人製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36]《中庸》隻講堯舜作為(wei) 人文初祖的開辟禮樂(le) 教化之偉(wei) 大貢獻，而並未涉及“五始”。但鄭玄卻詮釋出“五始”，應該是滲透了當時公羊學影響的。相比之下，《禮記·大學》則是較早強調本末、先後問題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而將其視為(wei) 最接近於(yu) “仁道”的方法與(yu) 路徑。但其曰：“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其本亂(luan)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37]，則顯然以儒家的心性工夫論來詮釋本末、先後，而非立足於(yu) 撥亂(luan) 反正之“五始”。此處乃《大學》與(yu) 公羊家之一大區別與(yu) 分殊矣，為(wei) 治《春秋》學者所不可不察。

作為(wei) “天地之始”的“元年”，何休《解詁》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元年，乃“君之始年”，以一國之侯稱君、以一國之侯即位而紀元天下，濫觴於(yu) 孔子作《春秋》，其本身即已有違禮製，但卻迫於(yu) 伸張王道正義(yi) 之不得已。何休曰：“《春秋》書(shu) 十二月，稱年，是也。”至此，“年”還隻是一個(ge) 時間單位。但接下來，“元”則被賦予一定的存在論、宇宙論和政治學含義(yi) 。“變一為(wei) 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係，而使春係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yi) 於(yu)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yu) 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ang) 成萬(wan) 物。”[38]元即氣，氣即元，起於(yu) 無形，化生有形，萬(wan) 物之母，而成為(wei) “天地之始”。何休指出了“變一為(wei) 元”，而《公羊傳(chuan) 》不稱“隱公一年”、“桓公一年”之類，顯然是把作為(wei) 記數之始的“一”改造成作為(wei) 政教之始的“元”，以文飾單純的時間數字“一”，賦予其宇宙論的創世價(jia) 值和政治哲學的新王要求。何休在力主“以元統天”，元比天大，強調元是天的來源的同時，也把元與(yu) 天並列，“繼天奉元”，天、元一如，皆為(wei) 萬(wan) 物之本初，一切存在者之源始狀態。他一方麵完成了對《公羊傳(chuan) 》進行宇宙論改造，另一方麵，也把上古中國的時間製度賦予並充實了曆史、政治、文化的信息內(nei) 涵。於(yu) 是，看似平淡無奇、再簡單不過的一個(ge) “元年”，瞬間就被注入了世界本體(ti) 的建構和人文價(jia) 值的關(guan) 切。[39]“元”具有先驗、形上的功能，它關(guan) 乎“造起天地”、“天地之始”，而成為(wei) 何休公羊學的“五始”之端。諸侯一旦即位稱君，則必然被賦予王者所應當承擔起來的一切政治功用與(yu) 能力，其中當然包括修改紀元的時間製度體(ti) 係，以此而整合、聚攏天下人心。《春秋》王魯、以隱公為(wei) 紀元之起始年份，完全出於(yu) 孔子“托王”而“受命”建立王道新秩序的理論需要。

作為(wei) “歲之始”或“四時之始”的“春”，何休曰:“以上係‘元年’在‘王正月’之上，知歲之始也。”在“元年”與(yu) “王正月”之間，還有一個(ge) “春”字，也很值得探究。按照自然時間秩序，年與(yu) 月的中間，應該是季節。“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yang) 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鬥，指東(dong) 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萬(wan) 物從(cong) “元”、“天”那裏生發出來，“春”是其走上存在之路的第一站，萬(wan) 物從(cong) 此而呈現出自己的各種表象，現實世界也因此紛繁多樣。徐彥《疏》曰：“春、夏、秋、冬，皆是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顯得很特殊。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wei) 它位居四時之首，是“歲之始”，四時之端。但自然的時間秩序一旦被公羊家賦予王道邏輯，並納入到王權政治的架構體(ti) 係之中，其蘊意也就大不一樣了。“天端即春”，可見，春為(wei) 天時季節之首，公羊家所能夠引申出來的政治邏輯則必定是，王則締造國家社稷，當為(wei) 億(yi) 萬(wan) 人民之首。時重春季，人則尊王，春季、人王都是至關(guan) 重要而值得敬仰和崇拜的。因而，公羊家一向“貴元重始”，其對天地之初、四時之初、人道之初、政教之初、國家之初、心意之初態度之謹慎、虔誠，儀(yi) 式典禮之繁複，幾近於(yu) 一種宗教信仰。而這一切折射、轉換到人世生活的世界裏，則必然是對王權政治、一國之主或最高元首的禮讚與(yu) 謳歌。而這種禮讚與(yu) 謳歌又絕不可以從(cong) 現代政治的視角予以批判和撻伐，好像這就難免有專(zhuan) 製政府或極權統治的幫凶之大危險、難免有為(wei) 獨裁帝王張目而助紂為(wei) 虐之大嫌疑。而實際上，《春秋》經寫(xie) 於(yu) 上古文明發生之初、勃興(xing) 之初，在孔子之所傳(chuan) 聞世、所聞世、所見世，諸夏中國的周邊依然布滿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夷狄部族，他們(men) 無政府、無組織並還不知禮樂(le) ，因而是野蠻的而尚未發展、尚未進化成文明之區。國家的形成、君臣倫(lun) 理的確立，對於(yu) 夷狄而言，似乎還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甚至連設王製、立政府、征稅賦、有大夫、知禮讓、懂仁義(yi) 都是一種莫大而了不起的進步，《春秋》經文時常利用書(shu) 法、辭法予以表彰和鼓勵。早期中國的尊王的要求與(yu) 期待，是奔赴文明、積極向上的曆史呼聲，因而是一種進步的標誌，它一定不同於(yu) 兩(liang) 千多年後帝製爛熟條件下俗儒、陋儒和無骨知識分子對君權獨尊的諂媚，其已構成阻礙中國社會(hui) 進一步發展的愚蠢行為(wei) 。所以，今人解讀公羊家的尊尊，應該顧及背景、時機、前提與(yu) 條件，必須回到當初的發生語境裏去，要有理解之同情，也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避免掉許多空洞乏味、不切要害的無端指責。

四

作為(wei) “人道之始”的“王”，[40]何休《解詁》曰:“以上係‘王’於(yu) ‘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係天端，方陳受命製正月，故假以為(wei) 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yu) 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王命係於(yu) 天，王的出現，是天命在人間正式授予的開端，也是周天子“受命之始”。王隻有經過上天的授命，才可以成為(wei) 上天在人間的合法代言人。儒家、公羊家在政治學意義(yi) 上，一向把民眾(zhong) 當作群氓，“民之號，取之瞑也”，雖然“有其質而未能覺”，就好比“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41]他們(men) 渾然不知王道真理，因而需要聖王進行啟蒙和開智。王一旦確立了，則必須致力於(yu) 教民、化民，故“王”乃為(wei) “人道之始”。有了王，就能夠讓芸芸萬(wan) 民活得像個(ge) 人樣。普天之下，隻有王，才能夠讓人成其為(wei) 人，僅(jin) 僅(jin) 靠民眾(zhong) 自身是不可能實現的。民隻是民，王才是主。必須有王為(wei) 民做主，民才能夠有意義(yi) 地活著。何休“‘重本尊統’的核心，就是要明確樹立君主本位的原則，做到‘一法度，尊天子’。”[42]而文王受命，法度之始。文公九年春，《公羊傳(chuan) 》曰：“繼文王之體(ti) ，守文王之法度。”何休《解詁》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製法度。”[43]確立新紀元，翻開新的曆史一頁，應當成為(wei) 國體(ti) 法度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而既然把“王正月”之“王”解為(wei) 文王，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卻又把“元年”說成是“隱公元年”呢？為(wei) 什麽(me) 要在“元年”與(yu) “王”之間製造斷裂或矛盾呢？於(yu) 是，隻有把“隱公—文王—素王”三者統一起來理解，才可以消除上述疑問。魯隱公顯然不是“周始受命之王”，是諸侯而不是天子，但孔子編纂《春秋》經時卻把“元年”係於(yu) 他的名下，所寄所托，是相當沉重不堪的。按照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對孔子的評價(jia) ，《春秋》不尚“空言”而把王道正義(yi) 皆粘附在“行事”的身上。[44]文王早已逝世，魯隱公卻還活著。先王不再，時王可托，《春秋》屬辭則利於(yu) 比附。所以，孔子便借隱公之名號而還文王之幽魂，“假以為(wei) 王法”是一種道義(yi) 需要。除了指涉文王、魯隱公之外，“王”還可以指任何一個(ge) “時王”。《左傳(chuan) 》即以其為(wei) 是周天子，即周平王。[45]這種解釋顯然遊離出《公羊傳(chuan) 》文本的語境和含義(yi) 都太遠，故不予采納。《春秋》當“新王”，《論語·子罕》中，孔子曾有自命：“文王既沒，文不在茲(zi) 乎！”[46]孔子自命而王，立意行“素王”之事，重開新元，當然也要改製立法，頒布新的時間製度。

作為(wei) “政教之始”的“正月”，王受天命而王，其既已即位，其第一項任務就應該是改正朔，趕緊“製正月”，其意義(yi) 既在於(yu) 標榜新命，又可以授以人時，讓天下民眾(zhong) 尊奉有據。關(guan) 於(yu) 正月的重要性，董仲舒曰：“百禮之貴，皆編於(yu) 月，月編於(yu) 時，時編於(yu) 君，君編於(yu) 天，天之所棄，天下弗佑。”[47]《春秋》一書(shu) 敘述“天子之事”，其所記載的內(nei) 容皆為(wei) 與(yu) 禮有關(guan) 的大事。賴炎元解“編”為(wei) “順次排列”，[48]隻知其表，而不涉其裏，似乎並沒有傳(chuan) 遞出董仲舒所要竭力伸張的旨意情懷。單從(cong) 《春秋》文字在竹簡帛書(shu) 上的編排形式看，月份的確是寫(xie) 在季節的下麵的，但說季節寫(xie) 在君王的下麵，君王寫(xie) 在天的下麵，則不通；而把萬(wan) 千禮儀(yi) 之製皆寫(xie) 在月份的下麵，則更不順，因而必須從(cong) 義(yi) 理的進路予以理解和詮釋。“編”字，本義(yi) 是排列，序次，有秩序地組織起來；引申義(yi) 則為(wei) ，對……進行排序，把……納入次序，符合某種秩序地安排在一起，按照某種目的而維係。孔子在編纂《春秋》的時候，創新發明出一套時間政治，蓄意把王道的思想、正義(yi) 的主張統統滲透到年、月、日、季節這類時間刻度中去，賦予計時單位以仁義(yi) 規定和禮樂(le) 價(jia) 值。這樣，時間係於(yu) 君之下，王者一旦即位則當敬授人時，以便天下民眾(zhong) 有所適從(cong) ，民眾(zhong) 在本質上必須聽命於(yu) 君；君則係於(yu) 天之下，君命天賜，君當然也必須聽從(cong) 於(yu) 天的命令，這一切也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君、臣之間有秩序，君、天之間也有秩序。而這種秩序則是雷打不動、永恒不變的。孔子著《春秋》，其書(shu) 法，“月編於(yu) 時”，“時編於(yu) 君”，“君編於(yu) 天”，已經把王道秩序、政治安排寓於(yu) 時間刻度之中，其蘊意巨深，當慎察之！

十二月份之中，當以正月最為(wei) 緊要。正月之重，非同一般。正月不確定，年就沒法有，王者改製一定是先定正月而後才立元的。孔廣森指出：“《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49]月之為(wei) 正，年歲之首，將主導和統領一年的所有月份。正月的確定，關(guan) 乎新王的法統起源和政教實施。強調正月的作用，突出正月的功能，是《春秋》經謹始、重始的表現。《穀梁傳(chuan) ·隱公元年》曰：“雖無事，必舉(ju) 正月，謹始也。”[50]這或許就是《春秋》不斷書(shu) “正月”的原因，盡管看上去經常顯得刻板而無聊。[51]何休曰：“以上係於(yu) 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製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公羊家絕不迂腐，毋寧識時變，倡更化，而主張“法後王”。所以，“公即位”是“一國之始”，而“政莫大於(yu) 正始”[52]，君王為(wei) 政，處理的事務可謂千頭萬(wan) 緒，但一切都應當從(cong) 源頭上抓起，尋根治本方能切中要害。而異代之新王新受命，則當行新法，遷徙居處，修改正朔，變易服色，改革徽號，更換犧牲，製造不同的禮器與(yu) 兵甲，是必須的舉(ju) 措，而不應該因循守舊。其辦事處物總以因時製宜、因地製宜為(wei) 基本原則，不拘一格。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故意要跟舊製舊法過不去，而是為(wei) 了彰顯王權的合法性根據來自於(yu) 上天，是任何個(ge) 人主觀刻意圖謀所不可能導致的一種必然結果。

而曆代新王建正的具體(ti) 內(nei) 容則為(wei) ：“夏以鬥建寅之月為(wei) 正，平旦為(wei) 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鬥建醜(chou) 之月為(wei) 正，雞鳴為(wei) 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鬥建子之月為(wei) 正，夜半為(wei) 朔，法物萌，色尚赤。”三代建正之不同，不隻是儒學家、思想家的話題，並且，史學家也在談論。其證之於(yu) 史則有：“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yu) 諸侯。”[53]很可能，作為(wei) 漢初顯學的公羊學深刻地影響了作為(wei) 史學家的司馬遷。其《史記·曆書(shu) 》的“三正”記載並沒有太多的文學性渲染，但值得注意的卻是，太史公強調的“三正循環”，運行不竭，而無窮無盡，並不滿足於(yu) 線性的或單向度的進化演繹。而這種循環恰恰是董仲舒的公羊學所沒有明確交待出來的。在太史公看來，歲時有致，有條不紊，應該是“天下有道”的一大標誌，是好的現象。而如果“天下無道”，各諸侯國則一定不遵循、不推行天子的正朔，這是尊尊之道受損的重要表現，不可不警惕啊！把“正月”與(yu) 王道相聯係，向時間製度中滲透政治哲學的邏輯，這不妨看作是公羊家的精神意旨在《史記》一書(shu) 中獲得淋漓盡致的表達和伸張，及至武帝在元封七年一改秦代、漢初建正於(yu) 亥而用《太初暦》、更元太初則是公羊家用曆史哲學改造現實世界的一個(ge) 成功案例。[54]

《公羊傳(chuan) 》是要以周之正月為(wei) 準的。證之於(yu) 《左傳(chuan) ·隱公元年》，其開篇一句即是：“元年春，王周正月”，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不書(shu) 即位”呢？“攝也”[55]。杜預解曰：“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shu) 於(yu) 策，《傳(chuan) 》所以見異於(yu) 常。”[56]《春秋》錄隱公十一年，卻始終“無正月”，《公羊傳(chuan) 》四記“成公意”，極為(wei) 低調、謙遜，彰顯其讓位之心，暫時攝政稱王而已，而必將反政於(yu) 桓公。[57]孔子著《春秋》，對於(yu) 魯君即位的書(shu) 法原則是“繼弑君，不言即位”。在這一點上，《公羊》、《左傳(chuan) 》的立場是相同的。但隱公、定公都不是繼弑君，卻未言即位。《春秋》十二公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皆繼弑君，卻有的言即位，有的不言即位，各有原因。[58]隱公非弑，卻不言即位，大概是因為(wei) 他是魯惠公之庶子，非嫡長子，卻被大夫擁立，當時桓公已經被立為(wei) 太子，隻是年幼不能即位。隱公攝政十年，隻不過充當桓公獲得王位繼承權的中間過渡而已，最終被桓公所弑。“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輯時政，必書(shu) 即位之事”，但隱公元年卻沒有任何記錄，好像壓根沒發生過這檔子事似的，胡安國《傳(chuan) 》指出，是“仲尼削之也”，並且批評道：隱公“內(nei) 不承國於(yu) 先君，上不稟命於(yu) 天子，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與(yu) 爭(zheng) 亂(luan) 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lun) 正矣。”[59]孔子著《春秋》，一上來就行使“素王”之道義(yi) 權力而對隱公予以委婉批評。

隨著新王代替舊王，隨著朝代有所變易，其京師、正朔、服色、徽號、犧牲、禮器、顏色、風俗都得及時改變，不改變則不足以向天下之人展示並證實自身王權的天命必然性與(yu) 現實合法性。公羊家恪守經、常，但又能夠權、變，並不是唯變是從(cong) ，為(wei) 變而變。不同於(yu) 法家的權變，儒家的更化，總是有原則的。所以，徐彥《疏》曰：“止變此等者，其親(qin) 親(qin) 、尊尊之屬不可改，即《大傳(chuan) 》雲(yun)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qin) 親(qin)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也’[60]是也。”王朝可以異代，江山可以易手，新王的年號可以不停地變換，但唯有“親(qin) 親(qin) ”、“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的基本生活秩序不可改變，這或許就是董仲舒所說的“天不變，道亦不變”[61]的真義(yi) 。無論王權怎麽(me) 變化，人類生活的最基本倫(lun) 常法則卻始終不可能丟(diu) 失，世代相傳(chuan) 而綿延不絕。

五

作為(wei) “一國之始”的“公即位”，這個(ge) 政治活動，被當成以單純時間為(wei) 主的“五始”之一，似不協調。因為(wei) “公即位”是事件，是曆史，是真切發生過的生活事實，而不是時間刻度本身。對於(yu) 公羊家之“正”而言，時間之始、紀元之始隻是方式、路徑，而國家之始、政教之始才應該是“建始”的目的與(yu) 歸宿。所以，為(wei) 了便於(yu) 認識和理解，我們(men) 不妨在概念含義(yi) 和語義(yi) 表述上把紀元製度與(yu) 政治活動適當區分開來加以對待。另外，正即位，也應該是公羊家“大居正”的內(nei) 容之一，按照周製，嫡長子繼承，立嫡不立庶，此乃為(wei) 正。隱公元年春，徐彥疏曰：“凡十二公即位皆在正月，是以不問有事無事，皆書(shu) ‘王正月’，所以重人君即位之年矣。若非即位之年，正月無事之時，或有二月王，或有三月王矣，但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複無事，故書(shu) 三月王也，其正月時不得書(shu) 王矣。”[62]《春秋》記魯十二公之史，於(yu) 歲首必書(shu) “王正月”，既表達出尊王謹始之義(yi) ，又昭示著王位繼承的合法性與(yu) 正當性，一般君王在即位初年，《春秋》經都會(hui) 提及這三個(ge) 字。但也有例外，董仲舒曰：“桓之誌無王，故不書(shu) ‘王’。其誌欲立，故書(shu) ‘即位’。書(shu) ‘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shu) ‘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桓不言王者，從(cong) 其誌以見其事也。”[63]魯桓公卻隻有其元年、二年、十八年書(shu) “王正月”，其餘(yu) 14年皆隻書(shu) “春正月”而無加“王”字。無“王”之正月占多數，故一向有“桓公無王”之說。據王引之《經義(yi) 述聞》的統計，《春秋》不書(shu) 王者凡一百有八。[64]何休《解詁》曰“未無王”，似不通。《穀梁傳(chuan) 》則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wei) 無王之道，遂可以治焉爾。”[65]繼承王位即便是喜事，但因為(wei) 有弑在前，孔子斷不予正麵記載。“莊公、閔公、僖公繼弑君，均不書(shu) 即位”。[66]桓公與(yu) 公子翬合謀殺了隱公而自立，沒直接交代其即位，是不忍心喪(sang) 事喜辦而由此遮揜非法奪權的事實。

至於(yu) “加‘王’於(yu) ‘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67]公羊家的時間政治是蘊藏著深刻的話語霸權的，具有極強的內(nei) 在涵攝力量，切切不可小覷。在新王即位之初，確立正月，不僅(jin) 可以說明王權繼承的合法性，而且更有尊王、統管的內(nei) 在要求。在公羊家看來，以王之正月為(wei) 大，更應當以新王之正月為(wei) 大，以滲透進王者對時間製度的決(jue) 定權和領導權。王者受命即位，確立歲首之月，這兩(liang) 件事情已占公羊家“五始”之二始，其重要性可見一斑。段熙仲稱：“正月以存君，王正月以存王，所謂著有天子也。”[68]君、王、天子，盡管稱謂不同，但皆有天之受命，故而也皆得有“正月”。《春秋》每每書(shu) 以“正月”，就是要向人們(men) 強調作為(wei) 上天之子的君王一統天下、總係時間法統的重要性和嚴(yan) 肅性。徐彥《疏》曰：“所以書(shu) 正月者，王者受命製正月以統天下，令萬(wan) 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wei) 始，故言大一統也。”[69]顯然，受命—製正月—統天下之間維係著一根牢固的邏輯鏈條，隨時都能夠彰顯出隻屬於(yu) 君王天子的那種駕馭萬(wan) 物、綰控乾坤的權力欲、決(jue) 定欲和宰製欲。“令萬(wan) 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wei) 始”，就是仁道本體(ti) 走向現象世界與(yu) 現實社會(hui) 的一個(ge) 當然結果。公羊家的大一統是具有本體(ti) 論的決(jue) 定功能和作用的，它具備生發事物的本領與(yu) 能力，如果僅(jin) 僅(jin) 從(cong) 政治哲學、曆史哲學的角度予以詮釋，則還太膚淺。

所以，回過頭來看，作為(wei) 字詞概念的“大一統”，從(cong) 語源學、語用學的意義(yi) 上解釋，其“大”字，當指動詞性的張大，放大，擴大，引申為(wei) 尊尚，突出，強調，重視，伸張，推崇，或以……為(wei) 大，以……為(wei) 最好或最重要，使……變大，把……放在至上位置。而“一統”，即一貫，一串，用一根繩子穿起來，引申指上下統貫，四方集中，全部收攏。並且，連接有核心，貫通有主線。各個(ge) 方麵都統於(yu) 一，而不是多。何休解“統”則比較特殊，能夠開出“始”之義(yi) ，甚為(wei) 新穎、別致。在最基本的語用學意義(yi) 上，作為(wei) 名詞的“統”，可以指頭緒，綱紀，準則，或根本。《釋名》：“統，緒也，主緒人世，類相繼，如統緒也。”[70]許慎《說文解字》曰：“統，紀也。”[71]《淮南子·泰族訓》：“繭之性為(wei) 絲(si) ，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稱絲(si) 。”[72]《荀子·臣道》：“忠信以為(wei) 質，端愨以為(wei) 統。”楊倞注曰：“統，綱紀也。”[73]端正、信實是根本原則。《易傳(chuan) ·彖·乾》：“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乃統天”，《經典釋文》曰：“統，本也”，[74]似不通；但《三國誌·管輅傳(chuan) 》裴注載《管輅別傳(chuan) 》引注曰：“統者，屬也”[75]，指萬(wan) 物源始，本屬於(yu) 天。而作為(wei) 動詞的“統”，則可以指總括，主管，管控，綰攝，綰握，或統領，統禦。《列子·天瑞》：“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76]而何休《解詁》以“始”釋“統”，賦予“統”以時間性、存在論的哲學意義(yi) ，並且在此基礎上，把“統”理解成一個(ge) “總係”之辭，又使“統”自獲得了動詞特性，“總係”即總括、主管、管控、或綰攝、統領，萬(wan) 物歸一，收納百宗，千頭萬(wan) 緒最終都得囊括在自己的手中。[77]於(yu) 是，“統”這一字，顯然是蘊含著一定話語霸權的，不在那個(ge) 尊位上的人、沒有一定權勢的人、沒有資源整合和支配能力的人，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把行為(wei) 對象“統”起來的。所以，“大一統”就是張大一統，以一統為(wei) 大，推崇一統，而不尚分裂，排斥散漫。新王“製正月”的行為(wei) ，乃天道、人道、物道之所繫，顯然具有真理的力量和文化的價(jia) 值。至於(yu) “王權至上、國家統一、天下一家”[78]則應該是其在傳(chuan) 統中國政治層麵的引申含義(yi) 。而把“《春秋》大一統”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春秋》所讚揚的一統（The yitong that the Chunqiu exalts）”則顯然是不恰當的，[79]已經喪(sang) 失了“統”本身所具有的概念規範的功能，缺少了一份主動性和涵攝力，而淪為(wei) 一種靜態的、現象描述性的幹癟語詞。

結語

因生活事件而設立公共時間製度，以政治事件為(wei) 開端的紀年傳(chuan) 統，早在中國的西周時代就已經創置，“共和元年”是中國有確切紀年的開端。周厲王在位之時，昏庸殘暴，治政無方。西元前841年，國都中的平民、中小貴族不堪忍受，群起而反抗，將厲王趕出都城。其後14年，朝廷的當政者，或說是諸侯“共伯和”，所以稱為(wei) “共和”；或說是大臣周定公、召穆公兩(liang) 人共同代理，取“共同執政”之義(yi) 而謂“共和”。稱其為(wei) “元年”，則顯然是一種時間政治，把王道理想滲透進紀年之中，時間刻度被賦予了政治學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及至何休則總結出“同日並見、相須成體(ti) ”的《春秋》“五始”，並且以之為(wei) “天人之大本”。至唐代徐彥，又進一步地把“五始”之中的“元年”、“春”歸結為(wei) “天之本”，而把“王”、“正月”、“公即位”當作“人之本”。[80]前兩(liang) 始，為(wei) 天；後三始，為(wei) 人。天人相與(yu) ，彼此交通、感應，而形成一幅壯漫絢麗(li) 的世界圖景。“五始”又當突破時間政治的話語境地，而直接關(guan) 涉天人之應，後世學者則不可不察也。“元”之氣，其所有蘊含的創造天地的本體(ti) 論指向和生存論意義(yi) 是不可忽視的，公羊家雖聚焦於(yu) “天子之事”、外王之學，但其所已經達到的哲學深度也值得我們(men) 挖掘、整理和闡發。“元年”，作為(wei) “天地之始”，可以“造起天地”，“養(yang) 成萬(wan) 物”，非常真實地構建出我們(men) 的“有形”世界和秩序社會(hui) 。有年才有春，而“春”，作為(wei) “歲之始”、“四時之始”，能夠以一季引導和統領夏、秋、冬三季，非常正確地體(ti) 現了天道之功能與(yu) 作用。把“王”放在“正月”之上，則意味著人事、人道之開端。王者先出，然後才可以製月，正月一經確定，則道統、法統、德運順應則立。製月主體(ti) 不明，則國家不能成立，王政不能成立。托以文王，隻是標誌、符號而已，意欲表明《春秋》乃“始受命之王”，可以“係於(yu) 天端”。“公即位”，指涉“一國之始”，因“天之端”而有“王之政”，而有“竟內(nei) 之治”，順次而出，逐級輻射、外擴，時間政治的功效盡顯殆盡，完成了一次典範操作。

注釋：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董仲舒傳世文獻考辨與曆代注疏研究》（19ZDA027）、上海交通大學“董仲舒學者支持計劃”《春秋“大一統”的觀念興起與曆史影響研究》（HS-SJTU2020A01）的階段性成果。
 
[1]【民國】洪業、聶崇岐、李書春、馬錫用：《春秋經傳引得·隱公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頁。
 
[2] 並且，“西漢穀梁家自江公以下，均與董仲舒公羊學持分庭抗禮的態度”，不讚同把“大一統”直接與“王魯”說相關聯。引文見王葆玹：《今古文經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260、261頁。
 
[3] 顧馨、徐明校點：《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頁。
 
[4] 劉尚慈：《春秋公羊轉譯注·隱公元年》，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3頁。
 
[5]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刁小龍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一二頁。
 
[6]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42頁。
 
[7] 參閱【清】淩曙：《春秋繁露注·玉杯》，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二八、二九頁。
 
[8]【清】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建始》，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二九冊，【清】嘉慶養一齋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五一九頁上。
 
[9]【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六《暦書》，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174頁。
 
[10]【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暦書第四》（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一四四一頁。
 
[11]【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和正義：《史記三家注·暦書》（上），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四九七頁上。
 
[12]【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六《暦書》，第174頁。
 
[13] 蔣慶：《公羊學新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6頁。
 
[14] 轉引自【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暦書第四》（叁），第一四四四頁。
 
[15]【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724頁。
 
[16]【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630頁。
 
[17] 為什麽隻有天子才可以紀元，諸侯可不可以紀元呢？【唐】徐彥《疏》曰：“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見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頁。孔廣森曰：“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或可印證《左傳》之義。引文見【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隱公元年》，嘉慶刻本影印，顧廷龍主編：《續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二九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三頁。
 
[18]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28頁，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19] 十三經注疏（7），【漢】何休，【唐】徐彥：《重刊宋本春秋公羊傳注疏附校勘記》，【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2013年，第9頁下，第10頁上。
 
[20] 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隱公元年》，第2頁。
 
[21]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73頁。
 
[22] 錢穆：《論語新解·雍也》，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59頁。
 
[23]【漢】劉向：《說苑·指武》，見《百子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第654頁。
 
[24]【清】乾隆三十八年抱經堂刻本影印，【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五九頁。
 
[25] 參閱餘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44、45頁。
 
[26]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二一頁。
 
[27] 隱公雖無“受國之心”，也有辭讓不幹之意，但卻經不起大夫的簇擁，最終還是自己即了位。
 
[28]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八年》，第一0二頁。隱公十一年，何休又注曰：隱公“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複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見第一0九頁。
 
[29] 事見《公羊傳》隱公元年。參閱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第一六、一七頁。
 
[30]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29頁。
 
[31] 新編諸子集成，黃暉：《論衡校釋·定賢篇》（下），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一三0三頁。
 
[32]【清】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建始》，見【清】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第一二九冊，第五一九頁上。
 
[33]【清】乾隆三十八年抱經堂刻本影印，【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第三五頁。
 
[34]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一三頁。
 
[35]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建五始》，第437頁。
 
[36]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鄭玄，【唐】孔穎達：《禮記正義·中庸》（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60頁。
 
[37] 陳戍國點校：《禮記·大學》，長沙：嶽麓書社，1989年，第531頁。
 
[38]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6頁。
 
[39] 誠如蔣慶所指出的那樣，“在宇宙萬物與曆史政治之前必須立元，以元來作為宇宙萬物與曆史政治的基始，克服宇宙萬物的自然狀態與曆史活動的自發狀態，從而使宇宙萬物與曆史政治獲得一純正的開端，體現一人文的價值。”見《公羊學引論》，第281頁。
 
[40] “人道之始”亦作“受命之始”，即受命而王的開端。如《漢書·王褒傳》：“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顏師古注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見【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卷六十四下《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清】光緒廿六年虛受堂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69頁上、下。
 
[41]【清】乾隆三十八年抱經堂刻本影印，【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第六一頁。
 
[42] 黃樸民：《文致太平：何休與公羊學發微》，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第107頁。
 
[43]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文公九年》，第292頁。
 
[44]【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944頁。
 
[45]【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隱公元年》稱，“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見【清】顧廷龍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清】嘉慶刻本影印本，第1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四頁上。
 
[46] 這裏的“文”，錢穆說：“指禮樂製度，人群大道所寄發”，應該是三代文明的積澱，上古中國優秀文化的集成與匯總。“孔子深通周初文武周公相傳之禮樂製度，是即道在己身。”顯然，孔子已經把自己看作是三代文明的代表了。但臨死都始終未著一字“空言”，隻在《春秋》242年的各種事件中指點評議，以“新王”、“素王”的身份而向後人尤其是當政者頒布真理，確立王道。
 
[47]【清】乾隆三十八年抱經堂刻本影印，【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觀德》，第五六頁。
 
[48] 賴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譯·觀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二四七頁。
 
[49]【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隱公元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頁。
 
[50] 顧馨、徐明校點：《春秋穀梁傳·隱公元年》，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頁。
 
[51] 參閱楊樹達：《春秋大義述·謹始第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一二四、一二五頁。
 
[52]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10頁。
 
[53]【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六《曆書》，第174頁。
 
[54] 參閱【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曆書第四》（叁），第一四三九頁。
 
[55] 蔣冀騁標點：《左傳·隱公元年》，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1頁。
 
[56]【晉】杜預：《左傳集解·隱公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五頁。
 
[57]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十一年》，第一一0頁。
 
[58] 參閱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隱公元年》，第3頁。
 
[59]【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隱公元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三頁。
 
[60] 陳戍國點校：《禮記·大傳》，長沙：嶽麓書社，1989年，第414頁。
 
[61]【漢】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長沙：嶽麓書社，1994年，第1106頁。
 
[62]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何休，【唐】徐彥：《初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9、10頁。
 
[63]【清】乾隆三十八年抱經堂刻本影印，【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第二0頁。
 
[64] 轉引自鍾肇鵬主編：《春秋繁露校釋·玉英第四》（校補本），第一三六頁。
 
[65] 顧馨、徐明校點：《春秋穀梁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頁。
 
[66] 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桓公元年》，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4頁。
 
[67]【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隱公元年》，第二、三頁。
 
[68] 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24頁。
 
[69] 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10頁。
 
[70] 任繼昉：《釋名匯校·釋典藝第二十》，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348頁。
 
[71]【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糸部》，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第1120頁上。
 
[72] 楊堅點校：《淮南子·泰族訓》，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第202頁。
 
[73] 轉引自【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臣道》，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50頁。
 
[74]【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乾》，宋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七四頁。
 
[75] 轉引自高亨：《周易大傳今注·乾》，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第42頁。
 
[76]【周】列禦寇：《列子·天瑞》，第五冊，長沙：嶽麓書社，1993年，第4633頁。
 
[77] 而動詞性的“統”與作為名詞的“統”，不可混用。【英】M.魯惟一指出：“‘一統’的‘統’與‘三統’的‘統’是有很大差別的。”見《董仲舒：“儒家”遺產與<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戚軒銘、王玨、陳顥哲譯，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第182頁。
 
[78] 張分田：《大一統與政治分合》，見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12頁。
 
[79]【英】M.魯惟一：《董仲舒：“儒家”遺產與<春秋繁露>》（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第193頁。他以為，何休、顏師古、徐複觀、周桂鈿、康有為等人也都是這麽理解的。
 
[80] 張豈之主編：《十三經注疏》，【漢】何休，【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第一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