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的撒謊與秋風的失禮
    作者：徐柯建新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1年5月31日
    
    
    
    5月30日，自由主義儒者秋風先生在他的新浪微博說：複旦上海論壇閉幕式，鄭永年“奢談中國當下政治模式為人類最好，簡直完美無缺”。秋風“實在不能忍受這種侮辱眾人智力的行徑”，“起身離開。經過主席台，手指鄭氏，高聲痛斥撒謊三聲，臨出門再斥一聲，方覺痛快。我想不明白，什麽可以讓一個人如此變態？”這條微博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支持秋風的人甚至說“鄭就是個政治理論混混，秋風說其撒謊，是客氣了。我將稱之為吹簫客、說是求被包養的麵首也行”，反對的人甚至說秋風“隻是揮著意識形態大刀胡亂砍殺而已。這種人說白了就是當代十字軍，眼裏都是幻象”。雙方針鋒相對，我仔細研讀了速記稿《鄭永年在上海論壇的演講》https://blog.sina.com.cn/s/blog_6204b97b0100rhd9.html ，發現秋風先生的言行雖然有些不妥，但是他批評鄭先生“撒謊”甚至“變態”，卻是有根有據的。
    
     
    
    1、任期長短問題
    
     
    
    鄭認為中國不會發生類似阿拉伯世界的mlh革命，中國有最高領導人的卸任製，雖沒有西方的民主形式，但已有西方的製度形式，阿拉伯世界盡管有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但它基本上是一個人統治，一統治就二三十年，一個人如果在台上呆二三十年誰也不會喜歡你，不管你做得多麽好，中國因為卸任製很好地避免了這個缺陷。
    
    鄭在撒謊，黨國沒有發生mlh恰恰是因為不像阿拉伯世界已經有了一些西方模式的民主，公民社會的力量嚴重缺乏，容忍表達抗議的空間非常有限。十多日前，黨國剛剛警告了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黨國此舉恰恰暗示他們很明白阿拉伯世界mlh的發生與西方模式的民主大有關係。其二，朝鮮最高權力是赤裸裸的父子相承，極權的程度幾乎是舉世無雙的，但是朝鮮為何沒有發生mlh革命呢？至少，朝鮮短期內比黨國更沒有mlh革命的威脅。可見民眾是否樂意接受統治者，並不是能否發生mlh革命的唯一重要原因。其三，墨西哥憲法規定的總統任期隻有四年，但這並不足以否定墨西哥的這一事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墨西哥是權威主義專製，社會抗爭乃至革命也持續了幾十年。
    
    可見，假如某國沒有發生mlh革命，與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長短並沒有根本的關係，而且也不意味著民眾樂意接受非西方自由民主的現政權，而是民眾根本就沒有機會、沒有力量去反抗。將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問題偷換成任期長短的問題，此鄭永年彌天大謊之一也。
    
     
    
    2、代際更換能力強弱問題
    
     
    
    鄭認為中國的代際更換能力非常強，比任何一個國家的都強。這裏，鄭先生又在誤導我們的思路。黨國官員的代際更換能力是不是這樣強大並不重要，代際更換能力的強弱與一個國家的治理是否良好，民眾是否自由是否幸福，沒有什麽必然的關係。一個合理的政治製度，並不用刻意去限製官員的年齡，而是要去限製官員的權力，限製權力才是根本，官員的權力得到限製，民眾的自由才有保證，有自由才有活力與繁榮。
    
    威權主義下的年齡限製，一到35、40、55、60就得靠邊站等等，不但不能解決社會治理的問題，反而會造成更多的可恨或可笑的問題，比如，吃皇糧者的膨脹，與這個年齡限製很有關係。更重要的，何止是浪費人才，簡直是折磨在那些本想推行善政、做些實事的精英，過多的年齡限製反而限製了政治智慧。美國有的國會議員八十幾歲、九十幾歲，這並不是什麽大問題，許多時候，久經自由民主政治曆練的老人也能夠帶來卓越的經驗智慧。
    
    將多大程度的自由民主問題偷換成代際更替能力強弱的問題，此鄭永年彌天大謊之二也。
    
     
    
    3、執政黨基礎問題（所謂的“開放”）
    
     
    
    鄭永年先生說：執政黨不是一個家族性的政治，而是一個群眾性政黨，其根據是執政黨慢慢變成一個向各群體、各階層開放的政黨，以前共產黨的目標是要消滅資本家的，但九十年代向私營企業家開放，民營企業家可以入黨，可以當幹部，做官。而西方的多黨製，一個黨左一點、另一個黨右一點，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據此，鄭先生認為，執政黨的基礎甚至比很多西方類型的政黨製度要廣泛得多。這個論證很有意思，我再給鄭先生增加一點意思，幾乎所有的兒童都要加入少先隊，大多數的青少年是共青團員，依照鄭先生的邏輯，黨國的基礎其實比先生想到的要廣泛得多。而且，隻要執政黨願意，他這個基礎還可以擴大好幾倍，比如，將黨員擴充為兩三個億，那麽執政黨的基礎大概就可以空前絕後了，完全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好幾次了。
    
    但是，黨員的多少、黨員的階層成分並不能有效地改變黨國的性質，資本家能夠入黨不過是黨國“創新社會管理”的一種手段罷了，不過是不走極權主義、改走威權主義罷了，這有什麽可傲人的。威權主義者可以根據需要，引誘某些人入黨，必要時甚至可以強迫入黨。政治學的常識是，能夠掌握國家社會權力的人總是少數人，黨國的黨員越多，並不意味著黨國權力的分享者越多。威權主義之下黨員證向全民的開放與擴充並不意味著合法性的增加、並不意味著執政者所代表的基礎越廣，隻是意味著執政者集團的內部調整，或許有時候還意味著可以收取的黨費更多，身不由己的人更多，人格分裂的人更多，能夠保持正常情感智慧的人更少。
    
    而自由民主之下的政黨，各政黨無論人數多少、無論或左或右，他們想取得某屆政權，都得努力討好民眾，在政權的輪替過程中與各派相互妥協的公共政策中，多數民眾的利益得到了表達與維護。一個政黨傾向於自由民主與否，與其黨員多少沒有必然的關係。
    
    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一個人隻要不是自我封閉，隻要多接觸一些信息，就能弄懂黨國是哪些人在統治：不過是幾十個家庭（或幾百個）而已，其家族政治性質與美、英、日等國相比，隻會更加顯著。將政權基礎問題（合法性）問題偷換為執政黨黨員的階層問題，此鄭永年彌天大謊之三也。
    
     
    
    4、競爭與參與的問題
    
     
    
    鄭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開放”與“競爭”等，“開放”問題上文說了，這裏看看競爭：鄭認為中國的政治領域也講競爭，但不是說完全自由的競爭；如果沒有競爭，社會參與也不可能，中國經濟的改革成功就是有各個社會階層的參與，政治上也是這樣，中國現在不同層次也在做，像地方選舉已經進行了，各個地方在黨內的公推、公選；中國有它的好處，就是把選舉跟選拔結合起來。
    
    這更是在赤裸裸的撒謊，把走走樣子的“選舉”說成是中國模式中的“競爭”，真是如秋風所說的，是在侮辱眾人的智力。至於選舉跟選拔的結合，不僅選舉是走走樣子，許多時候選拔也是秀秀給大家看的，對黨國確實很有好處。
    
     
    
    5、政策調整問題
    
     
    
    鄭認為：現在西方社會各派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政策調整比較慢。而中國從八九十年代到現在，政策變化還是非常快的，重大的幾次政策調整還是非常及時，“現在我們看到政策調整有困難，我自己個人相信，如果共產黨領導一旦有他堅強的意誌力，做政策調整是可能的，這個非常好。”
    
     
    
    其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西方文明已基本成熟，不要大調整，哪怕有時反對派真是為反對而反對也不會造成多大的問題。而黨國目前不但是政策需要大調整，製度也是需要大調整，但最近十年卻沒有什麽重要的調整，甚至還在走回頭路。許多老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我們看到的似乎是，執政者似乎有堅強的意誌力將既定的社會權力結構、利益結構固定化下來，而不是有堅強的意誌力去做重大調整，“這個非常好”！鄭先生說的反話真的非常好！
    
     
    
    6、符合自己文化習慣
    
     
    
    鄭先生說：“我覺得一個政黨製度還是要符合自己文化的習慣”。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東方文化與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不大兼容，東方人就習慣威權統治。如果是這樣，那麽日本、韓國、台灣的自由民主該如何解釋？新加坡最近選舉中反對黨的突破該如何解釋？
    
    退一步說：何為符合自己文化的習慣？注重民生、不與民爭利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但是黨國是否做到了呢？傳統文化強調執政者要關注底層民眾的呼籲、聽取社會精英的批評，執政者是否做到了呢。不客氣地說，在許多方麵，現政權的專製蠻橫程度比傳統帝製還要嚴重。
    
     
    
    7、誰在空想
    
     
    
    鄭說：“對未來的中國政治模式怎麽發展、應當怎麽發展，我覺得不應當空想，要從中國的實際裏麵去尋找它的本身的發展客觀規律。”“既然大家都是學者，在這些方麵，對各個方麵都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我覺得中國還是要走出自己一條獨特的政治模式道路來。”
    
    這裏鄭先生本身才是空想：第一，試圖尋找中國本身的發展客觀規律，將某種客觀趨勢當作政治理想，黨國的權力政治看起來像是客觀規律一樣不可動搖，鄭似乎希望在權力政治尋找可以讚美和改進的東西。其實，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什麽必然的客觀的發展規律，頂多隻有某個時段某個區域看起來像是規律其實是趨勢的東西，而任何社會政治趨勢都是可以改變的，隻要有足夠的社會政治動力。人類的社會政治動力就是人的追求，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多了，占了主導地位，自由民主就成為一種新的趨勢。
    
    另外，鄭先生的意思好像是說中國走了自由民主之路，就喪失了獨特性，這也是一種彌天大謊，西方自由民主的列國，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現在的模式也不盡相同，東方的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也一樣。邁向自由民主並不需要照搬某國的模式，也不會喪失中國的獨特性。無論是執政黨所說的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的儒家傳統，都是堅持普世價值的。我們麵對的是一些其他國家或多或少也麵對過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會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
    
    鄭先生的第二個空想是所謂的“理性思考”，用網友的話說是“鄭先生是冷靜的客觀分析，基於現實的強權政治，提出漸進的改良方法”。麵對的確實是強權，但鄭先生並沒有客觀分析，他給人的那種理性客觀的外表，不過是因為他試圖將權力衝突、利益衝突的問題轉化為探索獨特政治模式的問題，仿佛那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整天呼籲“走出自己一條獨特的政治模式道路來”，那不過是一種掩飾。他的所謂客觀來自於他的行文不同於黨國腐朽的八股文，並且他對黨國有一些溫順的批評。
    
    旨在追求更多自由民主的政治改良，如果能夠獲得多多少少的成功，從來都是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進行的，哪怕是台灣較為順利的民主轉型，也不盡是因為遇到了開明的蔣經國，而是首先有強大的輿論抗爭、社會抗爭。而社會沒有強烈的批評，強權政治就沒有壓力，就不會有什麽動力去改進。不敢揭示真實的所謂理性態度與低調言論，根本就不能帶來所謂漸進的改良，完全是空想。
    
     
    
    結語
    
     
    
    當然，我也要承認秋風先生的此次言行，在某種程度上也違背了儒家、違背了自由主義，其一是他批評鄭永年“奢談中國當下政治模式為人類最好，簡直完美無缺”，確實有些誇張，但是如果我們說鄭永年先生“奢談中國當下政治模式之優良，甚至比西方還要好”，這還是可以成立的。其二是他在複旦上海論壇閉幕式的言行，確實比較刺眼，如果秋風先生能夠在鄭永年演講結束之後再表達自己的嚴厲批評，似乎更合乎禮儀。
    
    盡管如此，我仍然認同秋風先生對鄭永年的指責。這個社會，勇於直麵暴政、醜陋、虛偽的人太少了，太少了。太多人，太多的學術名流，與鄭先生一樣，避重就輕、不敢直麵權力政治的現實，反而熱衷於製造一些虛假的理論與模式，來粉飾權力、美化現實，他們也有所謂的批評，不過是小打小鬧。學者們要說真話，說實話，否則既誤導執政者、又誤導民眾。中華民族曆史上，那麽怕是跪著向皇上進言的儒臣，也是要說真話、說實話的，所謂“事君有犯而無隱”。今天，學者們在理論上處於比曆史上的儒者更為優越的位置，那就是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普世價值，是黨國也不敢公然反對的，學者們理應站起來，比舊時的儒臣更為坦率才行。至於鄭先生，乃新加坡人，更不需要看著黨國執政者的臉色吃飯，他為什麽也能如此地彌天大謊（不止這一次，以前還有很多次，可在選舉網、共識網等搜索查看），那實在是“我想不明白”。
    
     
    
    徐柯建新，2011/5/31，有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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