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教堂之爭，兩個“殘疾人”的戰爭
    作者：劉國鵬
    來源：《世界博覽》雜誌2011第9期
    
    
    
    　　現代社會的建設，離不開多元文化的共存，這一點基督教和儒家學者均應清醒認識。
    
    　　自2010年12月22日兩岸10名儒家學者聯合發表《尊重中華文化聖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關於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  (以下簡稱《意見書》)之後，儒家龍興之地一—曲阜建基督教大教堂一事遂掀起陣陣“網嘯”。
    
    　　有好事者，幾拔高其為新千年的儒耶“文明衝突”，或將其與20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相提並論。
    
    　　在中華文化聖地建大教堂的話題因時間流逝和快節奏已被許多人淡忘，但其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文明對話、儒家文化重建、基督教本色化、宗教在現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宗教管理和認同等問題，無疑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具有長期有效性和深刻價值。
    
    　　《意見書》的簽署和網上聯合署名行動，折射出儒家之作為中華文化主體意識的複蘇。
    
    　　在當下中國，儒家、基督教同為弱勢群體，一個“魂不附體”，一個被斥為“外來宗教”，因此，筆者曾將此次事件比作“兩個殘疾人”之間的戰爭。
    
    　　基督教因為中國社會基本價值體係的淪喪而因禍得福，使其大範圍快速傳播。但其“本色化”遠未完成，而在傳播心態和方式上保留了曆史上始終一貫的咄咄逼人、唯我獨尊姿態。
    
    　　如今，儒教有了覺醒意識，它雖淪為“遊魂”，但其作為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非但沒有退場，反而極力尋找新的依附體係，隨時準備“借殼上市”。
    
    　　儒家學者對基督教的心懷不滿，非自今日。從曆史上看，儒家士大夫對佛、道二教的攻擊和打壓一直就沒有停止過，隻不過在佛教完全中國化之後，其方式略有改變而已。這一常態性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儒教自身的排他性特質，而這一特質的塑造，很可能與權力體製的結盟和互滲，終至血肉相連不無關係。而伊斯蘭教之能幸免於難，並非歸功於曆史上儒教的寬容，而是其一貫邊緣化的文明地位和角色使然。
    
    　　然基督教則遠未如此幸運。從羅馬天主教的“禮儀之爭”，近代曆史上的種種“教難”，到1949年之前基督教在中國的艱難傳播，除了基督教仗西方殖民勢力欺辱國人這一耳熟能詳的政治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也與其難於突破儒教所依賴的宗、法製度有關。
    
    　　而隨著私塾、科舉製度、帝製命運的終結，以及文化大革命對儒家意識形態的大規模破壞，基督教可以說終於擺脫了儒教在曆史上設置的種種障礙，導致其傳播一日千裏。
    
    　　不過，基督教要想在中國文化中保留一席之地，完全融人中國社會，成為中國文化的血中血、肉中肉，則必須加速其在中國的“本色化”轉型。這一轉型自20世紀20年代起步，迄今尚未完成。
    
    　　試想，如果曲阜的“聖三一國際禮拜堂”的建築風格舍哥特式，轉而采取中國傳統的大屋頂結構，那麽，人們在心理上的抵製態度是否會大大減弱呢?此外，如果有一天，基督教能夠像佛教一樣，變得含蓄而隱忍，成為中國人思想和生活中的內在構成成分，那麽，不但儒家學者、一般大眾，甚至執政者對基督宗教的不信任態度也將會發生根本性轉變。
    
    　　儒教學者對具有“外來氣質”的基督教的極度反感和不信任，折射出其對儒家文化複興乏術的深度憂慮。而儒家文化的真正複興，在許多儒家學者看來，則是能在文化心理結構上有效抵抗基督教的更為可行的方法。但是，就目前眾多以匡扶儒家為己任的知識分子所開出的複興藥方來看，無淪是儒教國教化，還是走建製道路的民間宗教化(如孔教、德教等)，均缺少可行性。
    
    　　儒教失去了皇權的保護和宗法製度的支撐，以及科舉製度所提供的在教育和政治領域當中的壟斷性經營，加之缺乏適應現代社會的生存經驗，很可能會麵臨被其他宗教或社會思想運動所吸收要、從而失去其獨立存在價值的可悲命運。
    
    　　但事實上，公民社會的建設又離不開多元文化的共存。
    
    　　基督教能為儒家的複興和更有效地適應、融入現代社會提供製度和思想資源，而儒家文化則可以與基督教在很多共同價值上達成共識，從而為整個社會的現代轉型提供精神、心理和道德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