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製度神聖性消解及其負麵效應——基於(yu) 婚姻解體(ti) 和人口危機的反思

作者：郝海波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湖北社會(hui) 科學》2021年第7期

摘要：當前婚姻解體(ti) 不斷加劇、生育率持續走低，已日益成為(wei) 中國發展麵臨(lin) 的突出現實問題。引發上述問題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婚姻製度神聖性的消解無疑是其重要促成因素。在傳(chuan) 統中國，婚姻製度是人們(men) 安身立命的重要機製，造就了中國人的意義(yi) 世界和人倫(lun) 基礎。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中構建婚姻製度的天道倫(lun) 理，在祖先崇拜的信念中構建婚姻製度的神道倫(lun) 理，在禮樂(le) 儀(yi) 軌中構建婚姻製度的人道倫(lun) 理，由此建構生育繁衍的根本動因。近代以來，伴隨著發軔於(yu) 西方的現代性衝(chong) 擊，中國人的宇宙觀、時空觀和生死觀發生了根本性和顛覆性的裂變。隨著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體(ti) 係和內(nei) 心深層價(jia) 值體(ti) 係的崩潰和重構，婚姻製度的神聖秩序受到懷疑並逐步瓦解，婚姻製度與(yu) 天道分野，婚姻與(yu) 生命延續、家族譜係傳(chuan) 承不再密切相關(guan) ，婚姻也由公共性向個(ge) 人化和私事化的轉變，婚姻製度日漸祛魅並演變為(wei) 純粹的世俗表象。由此，人們(men) 進入婚姻、維係婚姻、生育繁衍的動力機製日趨衰減，隨之而來的是離婚率的居高不下、不婚者日益增多和人口出生率的持續下滑。因此，促進婚姻製度神聖性的回歸和重塑，不僅(jin) 旨在人與(yu) 人的和諧共存，也關(guan) 係國家及人類社會(hui) 的永續發展。

關(guan) 鍵詞：婚姻；神聖性；現代性；婚姻解體(ti) ；人口危機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僅(jin) 為(wei) 1200萬(wan) 人，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wei) 1.3，已經處於(yu) 較低水平。[1]另據民政部統計，從(cong) 1978年至2019年，我國的離婚數量（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由28.5萬(wan) 對上升到470.1萬(wan) 對，離婚率也由0.2‰上升至3.4‰。[2](p141)與(yu) 此同時，中國結婚登記數量已由2013年高峰時的1346.9萬(wan) 對下降至2020年的813.1萬(wan) 對，且中國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已近30歲，不婚主義(yi) 、丁克家庭屢見不鮮。婚姻解體(ti) 加劇、生育率持續走低、老齡化不斷加深，已日益成為(wei) 中國發展麵臨(lin) 的突出現實問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賦予了婚姻製度神聖意象，這也成為(wei) 維護婚姻家庭基本秩序和保證人口快速繁衍的根本動因。近代以來，伴隨著發軔於(yu) 西方的現代性衝(chong) 擊，中國人的宇宙觀、時空觀和生死觀發生了根本性和顛覆性的裂變，婚姻製度也由此逐步失去了神聖性的底色，人們(men) 進入婚姻、維係婚姻、生育繁衍的動力日趨衰減，由此也帶來了婚姻解體(ti) 的加劇和人口危機的加深。解決(jue) 這些新問題，需要重新審視和反思婚姻製度的本質，促進婚姻製度意義(yi) 係統重建。

一、中國傳(chuan) 統婚姻製度神聖性的構建

“每個(ge) 社會(hui) 都設法建立一個(ge) 意義(yi) 係統，人們(men) 通過它來顯示自己與(yu) 世界的聯係，也為(wei) 自己的生存賦予一種價(jia) 值依據。”[3](p287)神聖性無疑是意義(yi) 係統的重要依據之一，同時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信仰領域的核心命題。神聖性的構建一般遵循兩(liang) 重路徑，一條路徑是指事物本身具備神性，另一條路徑則是把事物納入神聖緯度而獲得神性。無論前者抑或是後者，都會(hui) 使事物超越世俗, 從(cong) 而成為(wei) 尊崇或禁忌的對象。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非常注重婚姻製度神聖性的建構，以此來塑造人們(men) 對於(yu) 婚姻的價(jia) 值觀念和思想認同，從(cong) 而激發人們(men) 進入婚姻、維係婚姻、繁衍子嗣的動力。

（一）在“天人合一”的信念中構建婚姻製度的天道倫(lun) 理。

天道和天命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概念，天命信仰是華夏文明的最高信仰。《易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wan) 物資始，乃統天。[4](p1)上天是一個(ge) 人格化、超驗的萬(wan) 能力量，是宇宙萬(wan) 物和社會(hui) 統治秩序的最高主宰，是中國人宇宙觀、價(jia) 值觀、人生觀的終極支撐和決(jue) 定力量。《春秋繁露》有言：“為(wei) 生不能為(wei) 人，為(wei) 人者，天也，人之為(wei) 人，本於(yu) 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5](p54)天人合一是中國人對天道和人道關(guan) 係的體(ti) 悟，天地預先給予人生曆程的原則和規範，天道與(yu) 人道具有內(nei) 在的統一性。而“婚姻”有“男女結合的關(guan) 係”之意，萬(wan) 物化成、男女聯姻、人類繁衍是“天人合一”的一種表現，婚姻製度的神聖性直接來源於(yu) 天。《易經·序卦傳(chuan) 》有言：“有天地，然後有萬(wan) 物；有萬(wan)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4](p331)《易經·係辭》也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4](p287)既然婚姻是天道的體(ti) 認，隻有遵循天道才能符合天命，遵從(cong) 天道既是一種人生境界，也是實現自身超越的途徑。《易經·係辭》有言：“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4](p290)《春秋繁露》有言：“天者，萬(wan) 物之祖，萬(wan) 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yu) 天地參然後生。”[5](p73)“夫為(wei) 陽，妻為(wei) 陰，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zhuan) 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yi) 。”[5](p63)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陰陽之性配合而成，婚姻為(wei) 契合“天地之道”的“人倫(lun) 之本”，如果違背了上天固有秩序關(guan) 係, 逆天而行，就會(hui) 遭到懲罰，社會(hui) 秩序也會(hui) 變得混亂(luan) ，人倫(lun) 關(guan) 係也會(hui) 受到破壞，災難也會(hui) 叢(cong) 生不斷。故《白虎通義(yi) 》有言：“行有玷缺，氣逆於(yu) 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6](p268)

（二）在祖先崇拜的信念中構建婚姻製度的神道倫(lun) 理。

祖先崇拜是中國古人的強烈信仰和精神寄托，祖先崇拜首先是對祖先“生生之德”的感恩和報答。《禮記·祭義(yi) 》有言：“君子反古複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cong) 事，以報其親(qin) ，不敢弗盡也。”[7](p690)孔子也有言：“孝子之喪(sang) 親(qin) 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為(wei) 之棺槨衣衾而舉(ju) 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踴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wei) 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8](p1209)祖先崇拜同時也是中國古人對“彼世”世界的想象和建構。中國古人認為(wei) 人死後會(hui) 去一個(ge) 類似人間社會(hui) 的鬼魂世界，這就是中國人的彼岸，而這個(ge) 彼岸既是現世的彼岸，也是自己最終的歸宿。祖先崇拜還預示著後世子孫將祖先在世時對其所盡的孝道延續到了“彼岸”，而無子嗣也就預示著自己在“彼岸”世界無人掛念，預示了祖先及自己斷了“香火”，愧對祖先，是非常不孝的行為(wei) 和令人想來痛苦的事情。因此，尊生重生是祖先崇拜的基本向度，自己的生命來源於(yu) 祖先，又將傳(chuan) 承到未來，成為(wei) 生生不息的曆史長河中的一環。“不娶無子，絕先祖祀”。[9](p182)隻有進入婚姻、傳(chuan) 承子嗣、延續香火，才算盡到人子之責，才能以“視死如歸”的心境去麵對祖先，中國人生育繁衍的動力也在這裏。如此，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人就能將有限的生命放置於(yu) 過去和未來之間，突破生命長度的有限性，實現生命的超越永恒。對女性來講，父家隻是暫居之地，夫家才是真正的歸宿。《白虎通義(yi) 》有言：“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wei) 家。”[6](p491)一般來說，女人不得葬入父家的墓地，也就預示著她不能不出嫁，否則就成為(wei) 孤魂野鬼，無所歸依。以此觀之，祖先崇拜信念督促個(ge) 體(ti) 懷著使命和責任進入婚姻，承前啟後地保證了家族譜係的延續，形成一個(ge) 死者、生者與(yu) 未出生者的神聖共同體(ti) ，完成子嗣傳(chuan) 承的個(ge) 人也實現了生命的超越，突破了生命的有限。

（三）在禮樂(le) 儀(yi) 軌中構建婚姻製度的人道倫(lun) 理。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五年》有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yi) 也，民之行也。”[10](p1457)《春秋繁露》有言：“禮者，繼天地、體(ti) 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nei) 、遠近、新故之級者也，以德多為(wei) 象，萬(wan) 物以廣博眾(zhong) 多曆年久者為(wei) 象。”[5](p49)由此可知，禮是天道的象征，禮樂(le) 儀(yi) 軌起到溝通天道與(yu) 人道的作用。“一方麵，人必須將禮法秩序視為(wei) 天命的符號化象征形式，對禮法秩序的遵循本就是順從(cong) 天命；另一方麵，禮法秩序構成了天命呈現自身的‘社會(hui) 機製’”。[11](p53-65)如果說“天道”代表了終極關(guan) 懷，“鬼神”代表了生命關(guan) 懷，禮樂(le) 實際代表著現實關(guan) 懷，而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終極關(guan) 懷、生命關(guan) 懷和現實關(guan) 懷都是融會(hui) 貫通於(yu) 一體(ti) 的。婚古為(wei) “昏”，也就是在黃昏之時舉(ju) 辦婚禮，因為(wei) 此乃陰陽交匯之時，預示著人倫(lun) 的陰陽之合。《儀(yi) 禮·士昏禮》就包括了納彩、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qin) 迎等六個(ge) 主要程序，稱為(wei) “六禮”，前五個(ge) 部分，是在女方家的家廟中舉(ju) 行的，顯示禮儀(yi) 的神聖和莊重。[12](p25-54)婚禮中的拜天地環節更具神聖性，這是與(yu) 上天、祖先進行一場超時空的對話，體(ti) 現的價(jia) 值取向。男女雙方既是對上天和祖先的發願，也是對子孫的承諾，上對得起祖宗的在天之靈，下對得起後世延綿的後嗣子孫，從(cong) 而激發人內(nei) 心的神聖感和責任感。

追溯中國傳(chuan) 統婚姻製度神聖性取向，可以說涵蓋了三重意義(yi) 。第一，婚姻是宗教性義(yi) 務，既要積極結婚，也要盡力保持婚姻的穩定性。“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是一種天經地義(yi) 的事，既是合上天的要求，也是對祖先的莊嚴(yan) 承諾。男女結成夫妻後，就應當追求白頭偕老，正如孔子所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長久。”[4](p331)第二，生育是婚姻製度的核心，婚姻製度的神聖構建就是為(wei) 人類的生育繁衍注入動力機製，保證族群的發展壯大。第三，婚姻製度的神聖性在於(yu) 實現自我存在，超越生命有限，進入婚姻是每個(ge) 人的神聖責任和生命意義(yi) 。

二、現代性衝(chong) 擊與(yu) 婚姻製度神聖性消解

現代性是一個(ge) 深刻展現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hui) 發展路徑和價(jia) 值觀念變遷的一個(ge) 概念。現代性的概念是複雜的，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雖然眾(zhong) 說紛紜，但仍有一些顯著的特征。首先，現代性表現為(wei) 理性主義(yi) 的蔓延。理性主義(yi) 是西方啟蒙運動的哲學基礎，理性主義(yi) 認為(wei) 人的理性能掌握世間萬(wan) 物的發展變化和內(nei) 在規律。與(yu) 之相對應，“懷疑，即現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學意識當中，並形成當代社會(hui) 世界的一種一般的存在性緯度。”[13](p3)而信仰則“指在無充分的理智認識足以保證一個(ge) 命題為(wei) 真實的情況下，就對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種心理狀態”。[23](p659)倘若一切以實證科學以“爭(zheng) 奪在場”為(wei) 真實，一切神聖的信仰體(ti) 係必然輸給嚴(yan) 格的理性證明，這也就帶來了信仰體(ti) 係為(wei) 核心的傳(chuan) 統文化被擠壓，甚至逐步瓦解，也就是意義(yi) 世界的坍塌，世俗主義(yi) 的勝利。其次，現代性表現為(wei) 人是一切行為(wei) 的最終目的。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念就是把個(ge) 人的權利和存在放在至高無上的價(jia) 值位階，而“傳(chuan) 統倫(lun) 理對人生意義(yi) 的解說，往往指向一個(ge) 超個(ge) 人、超世俗的神聖價(jia) 值之域”。[15](p54)所以，現代性的一個(ge) 突出特征就是“人本主義(yi) ”逐步取代了“神本主義(yi) ”，此後的所有解釋體(ti) 係和規則體(ti) 係都以此為(wei) 圭臬。第三，現代性把社會(hui) 曆史看成是在時間維度上的單線性發展。現代性認為(wei) 社會(hui) 曆史的發展必然就是由野蠻向文明, 由低級向高級, 是一個(ge) 不斷進步的過程和圖景。“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men) 拋離了所有社會(hui) 秩序的軌道，從(cong) 而形成了其社會(hui) 形態。”[13](p4)因此，現代性是以“悖論”的形式展開的，現代性既是表征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斷裂，也預示著超越性的信仰體(ti) 係日益被邊緣化或者日趨瓦解崩潰。“現代性和極端的懷疑之間的整體(ti) 關(guan) 係就是一旦其被公之於(yu) 眾(zhong) ，那就不僅(jin) 會(hui) 困擾哲學家，而且對普遍人而言也是存在性的煩惱。”[13](p23)現代性在促進人類物質文明發展的同時，也讓人們(men) 強烈地感受到了精神信仰的危機或虛無。

與(yu) 西方相比，中國並沒有產(chan) 生出獨特的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是歐風美雨的產(chan) 物。晚清以來的中國是一個(ge) 思想激蕩、除舊布新的過程，建構一個(ge) 現代性樣式的國家也是近代以來國人的普遍追尋。人們(men) 既熱情的擁抱現代性，又運用西方現代性思想來批判改造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hui) ，以所謂先進的新思想取代落後的舊思想，從(cong) 而實現新舊文化範式的轉換。“若是那個(ge) 態度是向進化方向上走的，抱著那個(ge) 態度的人的思想，是新思想；若那個(ge) 態度是向舊文化的安樂(le) 窩裏走的，抱那個(ge) 態度的人的思想，是舊思想。”[16](p417)在社會(hui) 精英掀起一場又一場意識形態革命和運動的推動下，來自西方的現代性也在一片風雨之勢中迅速滲入中國社會(hui) 的各個(ge) 方麵，導致國人對作為(wei) 原有社會(hui) 秩序合法性依據的信仰體(ti) 係產(chan) 生了懷疑、批判和背離。在以現代性為(wei) 內(nei) 核的各種思潮的指引下，中國傳(chuan) 統文明受到整體(ti) 性批判，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都變成落後和愚昧，傳(chuan) 統信仰也變成了封建迷信，傳(chuan) 統儀(yi) 式也變成了陳規陋習(xi) ，並且皆成為(wei) 中國落後的原因和桎梏。因此，現代性的衝(chong) 擊，既改變了中國人的內(nei) 在心性體(ti) 驗，又重構了中國人的深層價(jia) 值秩序，同時也預示著中國前現代曆史的終結。

（一）天不再是中國人的精神支柱和終極關(guan) 懷，婚姻製度與(yu) 天道分野。

在前現代中國，上天是社會(hui) 秩序合法性的終極依據。“終極存在和真理絕不會(hui) 成為(wei) 任何意義(yi) 上的現成對象，不論是知覺的對象還是名相概念把握的對象。終極並不像概念哲學家們(men) 講的那樣是最終不變的實體(ti) ，而意味著發生的本源。本源是無論如何不會(hui) 被現成化為(wei) 認知對象的，而隻能在直接的體(ti) 驗中被當場純構成地揭示出來。”[17](473)在現代性的衝(chong) 擊下，世界被“祛魅”，作為(wei) 宇宙萬(wan) 物主宰的上天被人所取代，上天逐漸由崇拜和尊奉對象淪為(wei) 被征服和改造的對象，其神聖性和超越性被否定，由此陷入神義(yi) 性困境而喪(sang) 失其至上性。西方前現代曆史的終結是“上帝死了”，從(cong) 此就“確認了‘我’的至上性，排斥了在人之上或者在人之外的事物（上帝、自然）”。[18](p35-40)對中國而言，前現代曆史的終結正是“天塌了”，從(cong) 此以後人們(men) 是按照自己的意誌而不是上天的意誌來生存和生活。與(yu) 此相對應，婚姻製度也就與(yu) 天道無關(guan) ，不再遵守天命的規範和要求，隻受人的自由意誌所支配。

（二）祖先崇拜式微，婚姻與(yu) 子嗣傳(chuan) 承不再密切。

《孝經》有言：“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yu) 神明，光於(yu) 四海，無所不通。”[8](p1206)相信人死後有靈魂的存在是祖宗崇拜最基本的信念，而這一信念得到賡續和強化的是自西周之後中國人普遍實行的喪(sang) 葬習(xi) 俗和祭祀禮儀(yi) 。《禮記·祭統》有言：“禮有五經，莫重於(yu) 祭”；“孝子之事親(qin) 也，有三道焉：生則養(yang) ，沒則喪(sang) ，喪(sang) 畢則祭。”[7](p705)喪(sang) 葬習(xi) 俗和祭祀禮儀(yi) 是維係和彰顯“祖先崇拜”的重要象征符號，而國家和社會(hui) 對喪(sang) 葬和祭祀的敬奉，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維係難以實證的宗教神話。近代以來，首先發起的是對孝道的批判，稱“儒家以孝弟二字為(wei) 二千年來專(zhuan) 製政治、家族製度聯結之根幹，貫澈始終而不可動搖。”[19](p2)接續而來的就是以理性主義(yi) 對彼岸世界的證偽(wei) ，傳(chuan) 統喪(sang) 祭習(xi) 俗被斥為(wei) 封建迷信和中國落後的桎梏而受到批判和打擊。“刨祖墳”“焚族譜”“毀宗祠”“強行起棺火化”等僅(jin) 是現代性衝(chong) 擊祖先崇拜過程中較為(wei) 突出的事件。其他比如，丁憂製度的廢除、喪(sang) 葬儀(yi) 式的簡化、祭祀方式的省略、祭祖的活動越來越少，彼岸世界逐步消亡。當彼岸世界消亡之後，結婚生子與(yu) 家族延續、譜係傳(chuan) 承、香火不斷不再密切相關(guan) ，人們(men) 結婚生子的動力和意願也就減弱。所以，現代性衝(chong) 擊的不僅(jin) 是人們(men) 對祖先神聖不可侵犯的情感和觀念，還有人們(men) 自身存在感與(yu) 不朽感的實現路徑，從(cong) 此婚姻也就不再與(yu) 比自己更恒久的存在聯係起來，僅(jin) 為(wei) 當下的一種生活方式。

（三）婚姻儀(yi) 式由神聖性向娛樂(le) 性轉變，婚姻日趨個(ge) 人化。

《禮記·曲禮上》有言：“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7](p3)加引用《禮記·昏義(yi) 》有言：“敬慎重正而後親(qin) 之，禮之大體(ti) ，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yi) 也。”[7](p914)看似繁文縟節的傳(chuan) 統婚俗禮儀(yi) 背後，是希望通過一整套儀(yi) 式讓新婚夫妻切身體(ti) 驗婚姻的神聖性和莊嚴(yan) 感，從(cong) 而對婚姻產(chan) 生敬慎之心。比如在廳堂裏舉(ju) 辦的拜天地儀(yi) 式，即是新婚當事人對天地祖先的盟誓，體(ti) 驗天地祖先給予的期許。同時，傳(chuan) 統婚禮也是家族成員和親(qin) 友見證下的公共性活動，表示婚姻得到社會(hui) 的認同，新婚當事人也可以體(ti) 驗到眾(zhong) 人給予的維係婚姻的壓力。隨著現代生活方式和價(jia) 值觀念的衝(chong) 擊和祛魅，古老婚禮儀(yi) 式被簡化和省略，人們(men) 越來越不重視婚姻儀(yi) 式，新婚當事人已經不再進入廳堂跪拜祖先，婚姻的神聖性也就在儀(yi) 式的急劇變遷中走向了消散。婚姻儀(yi) 式的省略或簡化也意味著婚姻製度所承載的神聖性減弱甚至喪(sang) 失。由此，婚姻也從(cong) 公共性事件向個(ge) 體(ti) 性事件的轉變，婚姻當事人也無法通過婚姻儀(yi) 式來獲得或強化婚姻的神聖性、責任感、使命感和道義(yi) 感，維係婚姻的動機也隨之減弱。《禮記·經解》有言：“夫禮，禁亂(luan) 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7](p730-731)如果良好風俗禮儀(yi) 不存，則夫妻之間的道義(yi) 就會(hui) 日漸衰敗，相處不睦甚至痛苦，邪惡不正的事就會(hui) 多起來。

三、婚姻製度的純粹世俗化及其負麵效應 

當神聖性消解之後，婚姻所承載的生命意義(yi) 就完全被婚姻所承載的生活功能所取代，人們(men) 進入婚姻也由原來的尋求自我存在轉向尋求自我愉快，“人們(men) 越來越多地關(guan) 注自己的需求與(yu) 感受，在婚姻中是否能夠獲得快樂(le) 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20](p3-18)由此，婚姻也由子孫繁衍和傳(chuan) 遞香火的核心功能轉變為(wei) 情感的需要和生活的互助。當婚姻變為(wei) 純粹世俗化行為(wei) 的時，人們(men) 從(cong) 婚姻中所獲得的東(dong) 西也會(hui) 越來越少，或者說是變幻不定的，進而影響人們(men) 對婚姻的信心和態度。特別是把婚姻製度完全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更是為(wei) 婚姻的不穩定埋下隱患。這不是說情感在婚姻中不重要，缺少情感的婚姻也是痛苦的，而是說情感是易變的，其強度和對象很容易發生變化，追求新鮮的愛情與(yu) 追求穩定的婚姻在很多情況下是存在張力的。如果以易變的情感作為(wei) 婚姻製度的根基，“隻要配偶一方有這種離異的想法或念頭，就可以說這個(ge) 婚姻處於(yu) 不穩定狀態，隨時都有可能走向終結”。[21](p63)更為(wei) 重要的是, 夫妻雙方要承擔贍養(yang) 父母和撫育子女的責任與(yu) 義(yi) 務, 這並非自由浪漫的愛情所能承載得起的。就生育製度來講，生育本身是社會(hui) 家庭義(yi) 務，生育子女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無論是時間、精力或者金錢。對人而言，生育與(yu) 其說是本能，更不如說是神聖性壓迫下或者誘導下的一種理性選擇行為(wei) 。從(cong) 世俗方麵來講，生育子女還有一個(ge) “養(yang) 兒(er) 防老”的問題，也就是說生育子女是為(wei) 了自己將來老有所依。而隨著現代社會(hui) 養(yang) 老的發展，家庭養(yang) 老逐步走向社會(hui) 養(yang) 老，生育子女逐步演變成一種“利他性”行為(wei) 。在婚姻製度的神聖性消解之後，婚姻日益成為(wei) 以個(ge) 體(ti) 為(wei) 中心的生活體(ti) 驗，成為(wei) 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種，可以選擇或放棄；婚姻的穩定性呈現下降趨勢，婚姻解體(ti) 日益突出；生育意願下降，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等。

（一）婚姻穩定性的下降，婚姻解體(ti) 日益突出。

從(cong) 1978年至2019年，我國的離婚數量（包括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由28.5萬(wan) 對上升到470.1萬(wan) 對，離婚率也由0.2‰上升至3.4‰。[2](p141)

表1：1978—2019年全國離婚數量和離婚率統計表

數據來源：2020中國民政統計年鑒。

圖1：1978—2019年全國離婚數量分布圖（單位：萬(wan) 對）

數據來源：2020中國民政統計年鑒。

而據2019年全國離婚數據分析，20～24歲的離婚人數占比為(wei) 2.3%，25～29歲的占比為(wei) 15.3%，30～34歲的占比為(wei) 26.5%，35～29歲的占比為(wei) 19.2%，40歲以上的占比為(wei) 36.7%。[3](p464)而考慮到中國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都接近30歲，從(cong) 中可以看出有很多人的婚姻存續時間比較短。以北京市2004—2011年離婚登記數據為(wei) 例，婚姻維係在1年以內(nei) 的占離婚總量的9.1%。[3](p192)據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發布的離婚糾紛司法大數據專(zhuan) 題報告顯示，2016年至2017年，77.51%的夫妻因感情不和進行訴訟離婚。[22]在民政部門登記的協議離婚中，“感情不和”也是曆年所有離婚原因中最主要的因素。這也說明經過長期的思想洗禮，婚姻的意義(yi) 和目的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婚姻的牢固性也不再成為(wei) 一種追求，婚姻製度也由責任邏輯向情感邏輯或自由邏輯的轉變。

（二）婚姻成為(wei) 可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婚主義(yi) 者逐步增多。

當婚姻的神聖性消減之後，婚姻日益演變成個(ge) 人一種生活方式，崇尚自我和個(ge) 性化生活方式成為(wei) 越來越多人的追求，不再認為(wei) 進入婚姻是一種必然。2019年，我國結婚人群中，20～24歲的結婚人數占結婚總人數比例為(wei) 19.7%，25～29歲的結婚人數占結婚總人數的比例為(wei) 34.6%，且男女初婚平均年齡都已接近30歲。[2](p462-463)2013年中國的結婚率達到1981年以來的峰值，為(wei) 9.9‰；其後逐年下降，2014年9.6‰，2015年為(wei) 9.0‰，2016年為(wei) 8.3‰，2017年為(wei) 7.7‰，2018年為(wei) 7.3‰，2019年下降到6.6‰。[2](p140)據團中央“青年之聲”發布《青年群體(ti) 婚戀觀調查報告》顯示，以“19～35歲”人群為(wei) 主進行了抽樣調查，其中單身青年占比達51.52%，而35.61%的女性青年認為(wei) “單身也很幸福”，僅(jin) 有50%的男性青年表示對婚姻“很有安全感”，另有10.35%的女青年表示對婚姻“沒有安全感”。[23]從(cong) 這些數據不難看出, 不婚主義(yi) 越來越為(wei) 社會(hui) 所接受，加入不婚族行列的人也會(hui) 越來越多，這也成為(wei) 我國結婚率下降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三）人口出生育率持續走低。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88年至2019年，我國的人口出生率由22.37‰下降到10.48‰；自然增長率也由1987年的16.61‰下降到2019年的3.34‰。[24]

圖1：1978年－2019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統計圖[24]

2012年至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統計公報》統計，2012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635萬(wan) 人，2013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640萬(wan) 人，2014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687萬(wan) 人，2015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655萬(wan) 人，2016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786萬(wan) 人，2017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723萬(wan) 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為(wei) 1523萬(wan) 人，2019年的出生人口為(wei) 1465萬(wan) 人。[25]另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萬(wan) 。雖然在2013年國家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開始實施“全麵二孩”政策，造就了2016年和2017年生育水平短暫回升，分別達到1786萬(wan) 人和1723萬(wan) 人，但從(cong) 2018年開始生育水平迅速回落，降幅非常明顯，這也表明全麵二孩的堆積效應基本結束。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由1965年6.38下降到2020年的1.3的，且持續下降的趨勢短期內(nei) 難以逆轉。中國0～14歲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也由1982年的33.6%，下降至2019年的16.8%，[24]我國即將邁進中度老齡化社會(hui) ，未來人口負增長很有可能發生。總體(ti) 看來，中國的低孩次生育已成為(wei) 主流選擇，群眾(zhong) 的生育意願持續下降，少生或不生將成為(wei) 許多人的意向，少子化、老齡化的結構性危機即將呈現。

四、結論和展望

婚姻製度是人類原生性製度之一，婚姻製度的產(chan) 生主要是基於(yu) 兩(liang) 性關(guan) 係的穩定和人口的有效繁衍，而兩(liang) 性關(guan) 係的穩定一定意義(yi) 上也是保證了人口的持續繁衍，所以人口的生育繁衍或許是婚姻製度更為(wei) 核心的目的和意義(yi) 。除人類之外的物種都不以婚姻作為(wei) 繁衍的先決(jue) 條件，即使是人類從(cong) 生殖意義(yi) 上看也不需要婚姻，但“人類就屬於(yu) 這種動物，人類的嬰兒(er) 所需的哺乳期特別長，而能獨立直接利用別種食料來營養(yang) 的時期又特別晚。即在斷乳之後，生理上雖則可以說已經長成獨立的個(ge) 體(ti) ，但是還需要一個(ge) 更長的時期去學習(xi) 在社會(hui) 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為(wei) 方式。這是人類所特具的需要。”[26](p106)對絕大多數物種來說，繁衍是一種本能，而對人類而言則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人類生育是神聖性壓迫下或者誘導下的一種理性選擇行為(wei) 。因此，促進婚姻的穩定，進而保證人類的生育繁衍是一切文明關(guan) 注的核心命題。世界各大文明都通過賦予婚姻製度的神聖性來為(wei) 人類進入婚姻、維係婚姻、繁衍後代注入動力，消解婚姻給人帶來的煩惱和生育給人帶來的勞苦。比如，基督教把結婚視為(wei) 上帝選民的天職，《舊經聖經·創世紀》稱：“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men) ，又對他們(men) 說：‘要生養(yang) 眾(zhong) 多，遍滿地麵，治理這地。’”[27](p27)比如，伊斯蘭(lan) 教的《古蘭(lan) 經》把結婚作為(wei) 教徒應盡的義(yi) 務，穆罕默德說:“真主從(cong) 你們(men) 的同類上為(wei) 你們(men) 結為(wei) 配偶，並從(cong) 你們(men) 的配偶上為(wei) 你們(men) 傳(chuan) 宗接代。”[28] (p55-76)中華傳(chuan) 統文明更是通過賦予婚姻生命安頓的意義(yi) 來激發人們(men) 進入婚姻、維護婚姻、繁衍生育的動力，從(cong) 而保證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隨著現代性的深刻影響，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抑或中國等後發國家的傳(chuan) 統文明都受到了衝(chong) 擊，對中國而言更是文明的斷裂，隨之而來的就是神聖性的消解或者稱之為(wei) “意義(yi) ”的失落。當婚姻製度的神聖性消失殆盡之後，結婚生子的動力也隨之減弱，婚姻製度的純粹世俗化必然帶來婚姻解體(ti) 、不婚者增多、生育率降低，這也成為(wei) 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許多國家麵臨(lin) 的問題和危機。

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曆史唯物主義(yi) 的高度認為(wei) ，曆史中的決(jue) 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生活資料的生產(chan) 和人口的生產(chan) ，而婚姻和家庭是人類自身生產(chan) 的社會(hui) 組織形式。人口再生產(chan) 是一個(ge) 人類社會(hui) 社會(hui) 存在與(yu) 發展的基礎，沒有人口就無法談及社會(hui) 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生產(chan) 力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經濟基礎決(jue) 策上層建築。婚姻製度無疑屬於(yu) 上層建築的範圍，它必然隨著經濟基礎和生產(chan) 力水平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而隨著中國人口結構和社會(hui) 發展階段的變化，逐步完善對婚姻觀及其相關(guan) 問題的正確認識，對促進社會(hui) 和諧穩定，促進人口均衡發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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