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大洗牌"，下一步不隻是"防衛"

作者：田飛龍

來源：觀察者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八月十六日癸酉

          耶穌2021年9月22日

2021年9月的香港，社會(hui) 氛圍有些煩躁不安：

疫情閉關(guan) 帶來經濟民生和兩(liang) 地互通的諸多障礙，美國製裁和新BNO移民帶來對香港未來的某些憂慮，而香港國安法深入社會(hui) 治理縱深麵以及新選舉(ju) 法造成的政治生態“大洗牌”，也對香港的“民主文化”和相應勢力形成前所未有的打擊、衝(chong) 擊與(yu) 改造效應。

此外，大灣區以及近期的“前海方案”雖好，但香港社會(hui) 並未準備好，耽誤的時光及削弱的優(you) 勢可否找補回來，在與(yu) 包括深圳在內(nei) 的強大的內(nei) 地現代化城市的競爭(zheng) 中是否一定占優(you) ，前景並非完全明朗，信心也不是完全充足。

理解和適應這一切的巨變因素，香港社會(hui) 有點懵，香港人心有點浮動，香港民主的方向感和共識根基進入重塑和改造的結構波動期。

對新選製的整體(ti) 理解和認同，在香港社會(hui) 仍然是一個(ge) 嚴(yan) 峻的、結構性的精神難題和政治難題，但新選製的權威性無可置疑，新選製的來由與(yu) 香港民主的異化密切相關(guan) ，新選製的程序決(jue) 定性展開，而新選製對“一國兩(liang) 製”完整法理的承載以及對香港民主生態的結構改造意義(yi) 無可回避。

香港反對派泛泛地與(yu) 外部勢力勾結唱衰香港民主和香港未來，以及“孤狼式的恐怖主義(yi) ”零星出現，甚至對新選製的原則性“杯葛”與(yu) “攬炒”，這些都不是香港民主文化應有的規範品性和理性特質。但新製度對香港民主文化與(yu) 民主生態的矯正和塑造，也不可能短期奏效，需要長期引導、智慧動員及有序調整。

選舉(ju) 委員會(hui) 選舉(ju) 投票現場（資料圖/央視新聞客戶端）

一

香港新選製下的第一場選舉(ju) ——即選舉(ju) 委員會(hui) 選舉(ju) ——在9月19日塵埃落定，波瀾不驚，毫無懸念，完全達成了“愛國者治港，反中亂(luan) 港者出局”的民主改造目標。

新選製的最大特點，香港本地的觀察人士是敏感和理解的，如蔡子強早就認定是“安全係數最高”的選舉(ju) 製度。

選舉(ju) ，作為(wei) 近代啟蒙民主主義(yi) 的核心製度成果之一，曆來與(yu) “自由”價(jia) 值緊密結合，而香港民主的製度改革以“安全”為(wei) 內(nei) 核展開，選舉(ju) 組織與(yu) 保障的核心工作也是“安全”。

選舉(ju) 安全被認為(wei) 是建立健全香港“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及維護國家安全法製的關(guan) 鍵一環，因選舉(ju) 事關(guan) 源頭性的“愛國者治港”，新製度的最主要目標是確保香港民主嚴(yan) 格屬於(yu) “愛國者”範疇的政治遊戲，而“反中亂(luan) 港勢力”隻能出局。

新選製從(cong) 立法理性上具有強烈的“防衛型民主”的充分自覺和嚴(yan) 格的製度防護網。這一防護網的關(guan) 鍵不是司法，而是“行政主導”，是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hui) 。

新選製的防衛性原理是有條不紊展開的：

其一，高舉(ju) “愛國者治港”的憲製根本原則大旗，充分挖掘這一原則在“一國兩(liang) 製”初心與(yu) 小平論述中的規範性地位和作用，並從(cong) 製度檢討的層麵對香港原有選舉(ju) 製度加以批判和改造，這構成此次選舉(ju) 製度改革的根本法理依據；

其二，建立更為(wei) 成形、完整的“兩(liang) 層”選舉(ju) 製度架構，即以選舉(ju) 委員會(hui) 的擴容和新賦權為(wei) “底層”基礎，以立法會(hui) 和特首選舉(ju) 為(wei) “上層”架構，將選舉(ju) 委員會(hui) 設定為(wei) 最具政治代表性的基礎性選舉(ju) 權力機構，將其選舉(ju) 性權力從(cong) 選舉(ju) 特首拓展為(wei) 提名及選舉(ju) 立法會(hui) 議員，實現了立法會(hui) 和特首之合法性來源的“交集”，結構性改良困擾香港已久的行政立法關(guan) 係，這在憲法工程意義(yi) 上可謂用心良苦；

其三，設立強大且具獨立性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hui) ，這是香港選舉(ju) 製度體(ti) 係中的新機構，負責對所有候選人範疇的全覆蓋式的審查，其審查重點不再是候選人的個(ge) 人形式性信息與(yu) 條件，而是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的實質性條件，且審查流程上引入了香港國安委的“深度審查”，相關(guan) 審查決(jue) 定不受司法複核。這一特別審查機製首次取得了行政權在選舉(ju) 資格審查上的主導性和排他性，也就基本排除了反對派濫用司法複核阻撓合理的資格審查乃至於(yu) 脅迫選舉(ju) 行政機構實質性放棄審查責任的可能性。

與(yu)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理性類似，新選舉(ju) 法的製度改造基本是循著香港選舉(ju) 之亂(luan) 的主要風險點和顛覆性手法做逆向的製度修補。

香港是一個(ge) 高度西方化且由西方勢力持續滲透控製的國際化大都市，其自由而繁榮的外表下潛藏著錯綜複雜的本地權力網絡及外聯的利益網絡，並非一部基本法和一個(ge) 基本忠誠的特首可以有效治理。“不設防的城市”一度成為(wei) 香港自由的名片和驕傲，但也是一切製度性風險和政治鬥爭(zheng) 風險的來源。

歲月靜好的“不設防的城市”，取決(jue) 於(yu) 兩(liang) 個(ge) 基本條件：

其一，國家的功利主義(yi) 政策可以繼續為(wei) 了現代化而包容香港的政治反對性甚至一定強度的破壞性，透支國家安全利益以“補貼”國家的初期現代化經濟利益，這一階段是和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是“悶聲發大財”的，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香港紅利”持續釋放及香港平台的內(nei) 地來源腐敗因素和本地政治反動因素複雜勾連的過程；

其二，“一國兩(liang) 製”所依賴的外部政治條件及合作係統保持基本穩定，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國承認並維持香港的“自治”地位，確保美國的“長臂管轄”不對香港造成原則性損害，美元體(ti) 係和美國的自由霸權體(ti) 係將香港識別為(wei) “自由民主”的獨立單元，甚至利用香港滲透和誘導中國內(nei) 地的市場化和民主化，故香港地位之維係及“一國兩(liang) 製”的運行安全，最根本的保障條件來自1979年以來的中美戰略性和解及在全球經濟體(ti) 係內(nei) 的多層次合作，但中美貿易戰和美國試圖發動中美“新冷戰”打破了“1979平衡”，蓬佩奧離任前在尼克鬆圖書(shu) 館的“準鐵幕演講”解釋和暴露了一切。

2012年十八大以來，一方麵是全麵依法治國與(yu) “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法理的真正自覺和國家管治理性的實質性展開，中國自信而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也包括獨立思考和改造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

另一方麵是美國決(jue) 定性喪(sang) 失對中國“顏色革命”與(yu) “民主改造”的基本信心和期望，從(cong) 全球戰略上重新定位“中國威脅”和對華政策基準，采取了“新冷戰”的基本路線，將中國視為(wei) “第二個(ge) 蘇聯”——一個(ge) 極具威脅、不可改造但最終“崩潰”的社會(hui) 主義(yi) “帝國”。在蓬佩奧的鐵幕演講中，香港本來是中國民主化的“特洛伊木馬”，卻最終被社會(hui) 主義(yi) 的中國成功改造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生力軍(jun) 和動力引擎。

蓬佩奧（資料圖/美國政府網站）

香港屬於(yu) “西方”還是“東(dong) 方”，在中美關(guan) 係質變之際不再是“無問西東(dong) ”，而是歸屬性壓力逐步抵達臨(lin) 界點。香港社會(hui) 對於(yu) 中美拉鋸對自身的曆史命運和價(jia) 值體(ti) 係的雙向刺穿效應異常敏感，潛伏及活躍於(yu) 香港平台的各方利益（包括內(nei) 地利益）也在中美大局波動之際蠢蠢欲動，工於(yu) 心計，將香港民主化利用來作為(wei) 維護各自複雜既得利益的工具。

這些來自宏觀的中美鬥爭(zheng) 、中微觀的兩(liang) 製張力與(yu) 國家製度大變革中的“變法”與(yu) “保守”的複雜矛盾，以及一種存續於(yu) 香港本地的、抽象的“民主終結論”式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對“香港民主”的道德熱情，以及香港本土主義(yi) 的青年運動的激進化，共同卷入了2010—2020這十年間的香港民主激變洪流之中。

這就造成了“一國兩(liang) 製”在觀念共識與(yu) 製度穩定性上的巨大波動和風險：

其一，特區政府有自治之外形，無自治之能力，“愛國者治港”被虛置；

其二，香港選舉(ju) 輪替和本土激進主義(yi) 互為(wei) 配合，顛覆性奪權威脅不斷上升；

其三，香港法治與(yu) 司法標榜的“普通法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可以維護商業(ye) 利益、個(ge) 人權利甚至民主激進權利，唯獨喪(sang) 失對國家主權、安全與(yu) 發展利益的有效忠誠和製度維護能力，修例風波中香港司法成為(wei) 最薄弱的法治環節；

其四，經曆非法占中和修例風波，“違法達義(yi) ”成為(wei) 民主運動新倫(lun) 理，“光複香港，時代革命”成為(wei) 民主運動新綱領，勇武暴力成為(wei) 民主運動新方法，香港的自治體(ti) 係對此完全無能為(wei) 力；

其五，香港反對派無節製、無操守、無底線地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追求“港版顏色革命”，已完全不可能在“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秩序內(nei) 展開民主政治遊戲。

這些風險因素不僅(jin) 對香港繁榮穩定造成嚴(yan) 重威脅，而且危及中國改革開放與(yu) 民族複興(xing) 在新時代的根本利益和發展大局。“必要性”創造法，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ju) 法應運受命而生，不僅(jin) 是為(wei) 了“止血”，也是為(wei) 了“再出發”。

這些新製度沒有采取既往的“釋法”路徑，而是從(cong) 憲法與(yu) 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憲製秩序的高度，從(cong) 立法者直接的憲法權限和政治決(jue) 斷層麵，對香港的“一國兩(liang) 製”製度體(ti) 係進行嚴(yan) 肅診斷和修補。

新製度是國家的垂直立法，是飽滿的國家政治意誌和國家理性的製度性回歸，其所填充的正是“一國兩(liang) 製”初期實踐中最為(wei) 匱乏及製度赤字最為(wei) 嚴(yan) 重的“一國”之法權空間。

國家權力在“一國兩(liang) 製”的具體(ti) 實踐時段或許並不顯山露水，但在國家根本利益嚴(yan) 重受損時必然“觸發”行動動機和條件。“一國兩(liang) 製”在國家權力具體(ti) 建構上或許較為(wei) “粗疏”，放任香港高度自治，甚至“井水不犯河水”，但“一國兩(liang) 製”的“一國”本身在法理上和政治意誌上從(cong) 來都是道德充沛與(yu) 行動邏輯強大的。

“釋法”是小修小補，是原則性信任香港自治體(ti) 係能夠解決(jue) 問題，隻是需要中央“提個(ge) 醒”，但垂直立法不是小修小補，不是僅(jin) 僅(jin) “提個(ge) 醒”，而是大刀闊斧，是結構性的製度改造。

這種從(cong) 嚴(yan) 格國家利益出發的製度改造，當然不符合香港反對派的政治利益和民主路線圖，更不符合外部幹預勢力的霸權利益和顛覆中國的“民主全球化”路線圖。但新選製就是要進行香港的民主改造，矯正香港民主的民粹化和分離主義(yi) 歧路，確保香港在中國真正自主性的新時代改革道路上“不掉鏈子”，“不使絆子”，而繼續發揮其聯通中國與(yu) 發達世界體(ti) 係的正麵功能。

因此，我們(men) 必須看懂中央治港的辯證政治邏輯：一方麵是全麵管治權邏輯下的製度性撥亂(luan) 反正，堅決(jue) 堵死香港“顏色革命”的任何通道及對國家主體(ti) 製度的威脅性；另一方麵繼續保障和加持香港的國際地位，推動香港新發展動能的聚集和釋放，比如近期“前海方案”的強力助推和引導。

“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一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治理辯證法，在“一國兩(liang) 製”的香港同樣適用。

二

新選製下的選委會(hui) 已經產(chan) 生，有關(guan) “愛國者治港”的選舉(ju) 操作標準也基本清晰化，對接下來的立法會(hui) 選舉(ju) 和特首選舉(ju) 做了積極的製度探路和社會(hui) 宣教工作，對香港民主的結構性改革意義(yi) 是深遠的：

其一，香港反對派整體(ti) 上的一代人“政治青春”已逝，他們(men) 在中國改革開放與(yu) 國家發展最關(guan) 鍵的轉型時期未能滿足“忠誠反對派”的底線標準，反而以“民主”為(wei) 武器煽動本土抗爭(zheng) ，勾結外部勢力，因而不適合在新時代的“一國兩(liang) 製”範疇繼續獲得政治權力及引導香港民主方向；

其二，香港民主運動的話語、綱領和組織力量將發生結構性裂變和重組，激進派和兩(liang) 麵派從(cong) 此永久性出局，溫和派及中間派有望嚐試性參選以及逐步與(yu) 新體(ti) 製之間磨合出新的資格認可條件與(yu) 理性互動法則，“狄誌遠現象”具有代表性，複數的“狄誌遠”會(hui)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他們(men) 是聰明的，也是有責任感的；

前民主黨(dang) 副主席、新思維主席狄誌遠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泛民”應該繼續參選，而候選人爭(zheng) 取任何提名時都應該要謙卑。（圖/大公報）

其三，香港的愛國建製派將一改既往的本地選舉(ju) 和話語權頹勢，占據香港管治體(ti) 係的大部分職位和資源，其主要政治使命不再是以選舉(ju) 為(wei) 中心維護“愛國者治港”基本盤，而是如何自我改造為(wei) “堅定愛國者”服務香港，服務國家，同時贏得香港民眾(zhong) 和中央的持續穩定的信任，“賢能政治”成為(wei) 香港愛國建製派永久性的政治課業(ye) ，其內(nei) 部競爭(zheng) 法則將確定為(wei) “賢能者”上，“非賢能者”下，而其判斷和問責標準及其實現將由中央監督權和香港民眾(zhong) 監督權合作完成，一種全新的香港民主問責製將會(hui) 逐步形成並展現其強大效力；

其四，民生正義(yi) 和融入發展成為(wei) 香港民主政治的顯性話語和主題，無論是參選人還是當政者，都不再使用以往的“激進民主”話語或者“積極不幹預”的消極管治話語，必須打起“十二分”的精氣神，擼起袖子加油幹，真正下大力氣解決(jue) 香港社會(hui) 深層次的民生正義(yi) 問題以及從(cong) 戰略和實際參與(yu) 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展現“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新時代解決(jue) 方案及其獨特貢獻力。

總之，香港民主不再是中國民主發展的“西式示範”，也不再受西方民主的“示範”和控製。

香港民主是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共同建構的中國民主政治體(ti) 係的一個(ge) 特殊單元，一種與(yu) 西方民主進行對話、溝通與(yu) 競爭(zheng) 的實驗性民主。香港民主的發展不是僅(jin) 僅(jin) 展現西方民主之“美”，不是單純的蓬佩奧式的“顏色革命”棋子，而是客觀應對和解決(jue) 香港社會(hui) 自身的問題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美國民主不可能“示範”中國，因中國的文明傳(chuan) 統、政治體(ti) 製、實踐體(ti) 量以及天下理想，決(jue) 定了美式民主無法容納和承載。香港民主是中國民主政治的一環，是中國大一統政治秩序下的地方單元，是中國與(yu) 外部世界製度性溝通的獨特橋梁，其所承載的不是西方“民主全球化”的自由帝國霸業(ye) 使命，而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與(yu)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東(dong) 方文明再興(xing) 的製度新命。

而香港國安法與(yu) 新選舉(ju) 法是確認和保障香港承受此新命的最關(guan) 鍵製度“柱樁”。新的選舉(ju) 委員會(hui) 及其未來的選舉(ju) 憲製功能和相關(guan) 的監督功能，以及“愛國者治港”在香港所有的選舉(ju) 與(yu) 管治環節的全麵準確落實，都意味著香港民主改造的強大國家背景與(yu) 國家理性，也意味著正在發生改變的絕對不僅(jin) 僅(jin) 是“新憲製秩序”的製度麵，而是與(yu) 整個(ge) 中華文明體(ti) 係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緊密相關(guan) 的“新秩序”的文明規範麵。

“愛國者治港”解決(jue) 了香港政治身份的精確歸屬問題，而新選製及其選舉(ju) 過程的展開則構成了香港民主文化與(yu) 民主運動的一個(ge) “新啟蒙”過程，一個(ge) 嚴(yan) 格依據中國文明及國家體(ti) 製來理解“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全球化的精神轉型和新生的過程。

這一過程陣痛難免，但前景光明！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