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個詞語叫同文同種。同文比同種更重要。文者，文化、文明、道德、信仰也。她們相互有異有同密切相關：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信仰是文化的要旨，文明是文化的結晶。作為中華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集文化、文明、道德、信仰為一體。華夷之辨，主要不是“辨”血統種族而是“辨”文化。華人反儒，可以退而為夷狄；夷狄尊儒，可以進而為華夏。（華夏再分而言之，華為正統，夏為偏統。）
 

異族不可怕。不論什麽種族、血統，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說：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陸九淵說：“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南海、北海、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千百世以上有聖人出焉，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千百世以下有聖人出，其心同也，其理同也。”
 

雖族類不同，各致其良知，心就會趨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種族論、血統論的觀點並不成立。“非我文化，其心必異”的說法才是正確的，不同的文化立場和道德水平，其心必然不同。孔子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道，指的主要就是基本的文化道德立場。
 

二


非我文化，即是異端。異端才可怕。儒家對異端防範特別森嚴、批判特別激烈。孟子將楊墨二家都斥為禽獸。楊墨之學，雖為異端，頗為良性，但“發展”下去，則有可能造就禽獸世界。孟子批之，可謂防患於未然。
 

某些惡性異端就更可怕了。如古代法家和現代馬家。信奉它們的人，無論是否漢族，毫無疑問都屬於夷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進入了相互投毒的時代。同種同族同胞之間，相互坑蒙拐騙以鄰為壑，反而不如某些“異種”、異國值得尊重和信任。
 

這就是馬家造的孽。馬家的文化、馬家的信仰、馬家的“道德”、馬家的政權馬家的一切，都是反文明反道德反人類的，它們給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造成的災難，任何夷狄都望塵莫及。
 

亡於異族不一定亡天下，亡於異端則是雙重的災難、雙重的滅亡：即亡國，又亡天下。亡天下，指的是文化之亡、文明之亡、道德之亡。顧炎武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惡性異端有兩個共同特征：崇尚暴力和權術，容易對人性造成深度牫殘，對政治和社會造成巨大傷害。例如，法家馬家的人物和政治都比較恐怖，或凶殘好鬥，你死我活，或奸詐好“術”，坑蒙拐騙，或合二為一。
 

以假亂真、以醜為美、言善行惡、以惡充善、欺詐背叛、陰謀詭計、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害人為樂、“小利滅親”、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諸如此類的非人“德行”，對於法家馬家的人物和政治來說，都是家常便飯。
 

法家馬家的政治和社會都是高度叢林化的。
 

例如，春秋以前即使兩國交戰，也有一定的規範和底線。五霸之一宋襄公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雖當時已被譏為迂腐，所言卻非空穴來風。
 

春秋時代，宋襄公的做法已經顯得迂腐了，但諸侯之間的用兵詐術仍然有限，秦朝自商鞅變法之後，才將兵不厭詐的做法發揮到極致。而兵不厭詐正是法家的主張，《韓非子•難一》：“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
 

此後兵不厭詐就成了常態，政治也逐漸多詐起來，但即使是亂華的五胡、異族的元清，還是講究一定的誠信、多少有底線有局限。象“解放”以來的政不厭詐（其實某黨在野期間就已經大詐特詐了）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商不厭詐，屬於當代中國的特色。
 

三


把桀紂當作堯舜來讚美、把罪惡當作功德來歌頌的無恥作風，也是法馬兩家的特產，由法家始作俑者，由馬家發揚光大。注意，儒家也歌功頌德，但歌頌的必須是真正的功德，是聖賢人物王道政治，對於暴君惡主如桀紂，或死諫，或逃避，或革命，絕不附和，更不作倀；對於亂臣賊子的罪惡，勇於貶退、聲討、批判、抨擊，絕不鄉願，更不吹捧。
 

在把陰謀吹噓為陽謀、把假惡醜粉飾為偉光正、把背信棄義顛倒為大仁大義、把禍國殃民打扮為建功立業等等方麵，在認賊作父或斥父為賊方麵，馬家可謂後來居上。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與梁惠王這一段對話，仍然富有“現實意義”。“殺人以梃與刃”與“殺人以政”，二者還是“有以異”的，殺人以政，受害者更廣泛普遍。何謂“率獸而食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即國富民貧、官富民貧。現在就是率獸食人之“行政”、之時代，而且，官與民共同在禽獸化的道路上狂奔。
 

四


需要說明一下，隻要不“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主流信仰，異端就不可怕；如果有良製的製約或儒家的導向，其危害性就能夠得到有效的限製。易言之，在儒化的國度裏或自由的平台上，無論什麽異端，都會無弊化，並且有助於文化、社會的豐富多彩。
 

在儒家社會，沒有任何異端擁有獨尊地位，但它們的言論權應該得到基本保障。這方麵君主時代的儒家盡管相對寬容（中國自古沒有因文化、信仰之異而發生的宗教戰爭，尊崇儒家的政權都相對開明。），仍然做得不夠，民主時代的儒家應該做得更好。
 

央視主持人魯健於21日發布微博稱：“昨夜，孔子像從天安門廣場搬離。建議搬到新址後和百家諸子一起亮相，孟子荀子，老莊孫子，鬼穀子，傳統文化的精髓不在儒家，而在百家，在爭鳴。不獨尊一家而取百家之精華，不阻塞言路而倡爭鳴之大勢，才是文化進步的必由之路。”
 

這一段話似是而非。文化的多元化、多樣性不是在國家意識形態、政治指導思想層麵講的，在這個層麵，“獨尊”在所難免。秦朝獨尊法家，共黨獨尊馬家，當然惡劣，但不能因此說“獨尊”自由主義、“獨尊”儒家也是惡。
 

“獨尊”儒家就是“獨尊”道德啊，而儒家道德以仁為本，特別具有寬容性開放性，且又兼具文明性、政治性（製度性）、宗教性、真理性等等特征。仁本主義體現於政治，就是民本---與民主自由既不同又相通，在目前這一曆史階段，民主又是民本的製度最佳保障。
 

儒家毫無疑問是傳統文化的精髓和正統，最有代表性，為太陽；老莊屬於偏統，為月亮；其它諸子百家則是星星。在中國，隻有儒家當道，政治王道（民主自由可以視為王道的初級階段），百家才能獲得爭鳴的自由。
 

在儒眼看來，不僅馬家政治不好，很惡，西方政治也不夠好，較“小”，隻有儒家才能架起大中至正的政治正軌、社會常道，才有摧唯物主義之邪、糾自由主義之偏及“取百家之精華”的智慧水平道德能力文化資格。201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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