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蘊含的政治智慧

作者：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教授、曆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人民論壇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七月廿九日丙辰

          耶穌2021年9月5日

“和而不同”是獨特而重要的中國政治智慧，可見於(yu) 傳(chuan) 統中國處理各種問題的做法中。上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對此展開相關(guan) 理論和應用性研究。然而，現有的理論研究較空泛，並且受西方多元主義(yi) 、相對主義(yi) 思潮影響，多強調“不同”。這在理論上是偏頗的，在實踐上也會(hui) 帶來誤導。筆者認為(wei) ，“和”是在尊重其成員的基礎上的組織、協調、領導活動，包括進行必要的鬥爭(zheng) ，因此是一種積極有為(wei) 的、向善的政治技藝。

比較政治哲學視野中的“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一詞出自《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人們(men) 常將此理解為(wei) 人生處世之道，實則本文所論者乃作為(wei) 社會(hui) 領導—治理者的君子組織社會(hui) 、治理國家之道，屬於(yu) 政治哲學範疇。為(wei) 加深對其理解，筆者擬將其置於(yu) 更為(wei) 廣泛的思想世界中進行比較性分析，引入墨家、法家、莊子的相關(guan) 論述作為(wei) 參照，因為(wei) 他們(men) 都從(cong) 政治哲學角度談論了“不同”與(yu) “同”。

和而不同的前提是“不同”的內(nei) 在性和普遍性，如孟子所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生萬(wan) 物與(yu) 人，各不相同，故“不同”是人、事、物內(nei) 在固有的狀態。對思考政治秩序的哲人來說，起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人之間內(nei) 在的、普遍的“不同”。墨子的國家起源理論以“不同”作為(wei) 自然狀態之根本屬性：“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yi) ’。是以一人則一義(yi) ，二人則二義(yi) ，十人則十義(yi) ，其人茲(zi) 眾(zhong) ，其所謂義(yi) 者亦茲(zi) 眾(zhong) 。”義(yi) 者，宜也，“人異義(yi) ”意即人人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對國家起源理論而言，此可謂之初始的、自然的“不同”狀態。

墨子所謂初始的“不同”狀態類似於(yu) 霍布斯描述的每個(ge) 人與(yu) 所有人處在相互戰爭(zheng) 狀態的“叢(cong) 林狀態”：“是以人是其義(yi) ，以非人之義(yi) ，故交相非也。是以內(nei) 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kui) 害，至有餘(yu) 力不能以相勞，腐臭餘(yu) 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luan) ，若禽獸(shou) 然。”因此，人必須走出初始的“不同”狀態。怎麽(me) 走出？墨子的構想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wei) 天子。”然後，天子任命三公、諸侯國君，在基層立正長，而後墨子提出國家治理的根本原理，即“尚同”。“尚同”有兩(liang) 層含義(yi) ：一是崇尚“同”的價(jia) 值，二是“尚”通“上”，“尚同”即同於(yu) 上，所有在下位者與(yu) 在上位者保持同一。兩(liang) 層含義(yi) 密切相關(guan) ，墨子認為(wei) ，民眾(zhong) 、官員應逐層向上看齊，所有人齊同於(yu) 天子之義(yi) 。他還主張天子上同於(yu) 天，這就對其權力有所限製。

法家必然同意墨家這一取向，《商君書(shu) 》中反複出現一個(ge) 詞：“作壹”，君王引導、強製所有國民僅(jin) 從(cong) 事耕與(yu) 戰。為(wei) 確保這一點，政府取消私人學術，嚴(yan) 格限製商業(ye) 活動，甚至不鼓勵人們(men) 有仁孝之類的道德。法家取消了人在價(jia) 值、觀念、職業(ye) 等各維度的不同，把所有人構造成為(wei) 實現君王確立的單一目標的工具。

諸子百家處在大轉型時代，均在思考好的政治秩序是什麽(me) ，如何達到。但當時社會(hui) 情形是利益分化、製度多樣、意見分歧等，被抽象為(wei) 哲學上的“不同”。墨家、法家都認定“不同”是惡的，其所構想的走出“不同”狀態的路徑是，設立單一絕對權威，統製所有人，取消一切“不同”，達到“同”即整齊劃一狀態。孔子批評其為(wei) “小人同而不和”。從(cong) 實踐上看，秦國基本做到了這一點，結果很快覆亡，證明這種政治思想是不可取的。

有些哲人反抗這種絕對的同，農(nong) 家有此傾(qing) 向，莊子亦然，《莊子·齊物論》中通過各種瑰麗(li) 的譬喻和嚴(yan) 密的推理，賦予“不同”以形而上學正當性，以此論證其所謂“逍遙遊”式自然的自由狀態之正當性。問題是，人保持絕對的“不同”，沒有合作、組織，何以改善其生存狀況？文明何以可能？用孔子的話來評價(jia) ，麵對“不同”，墨子、法家強求絕對的同，屬於(yu) “過”；莊子則把“不同”絕對化，屬於(yu) “不及”；“過猶不及”，均不可取。史伯、晏子所代表的中國古典思想主流與(yu) 繼承這一主流並予以發展的儒家則堅持“無過、無不及”的中道，此即“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建立在對“不同”的中道態度上：一方麵承認不同的內(nei) 在性、普遍性。墨子、法家之弊在於(yu) 隻見量的不同而未見質的不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年齡、性別、氣質、稟賦、偏好等自然屬性，有不同的價(jia) 值、生活方式等社會(hui) 屬性；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地理環境，有不同的宗教、習(xi) 慣、政治製度等。凡此種種“不同”是其構成要素，若予消滅，則失其本性，哪怕有秩序，對其亦無意義(yi) 。塑造良好組織、秩序的前提是，承認“不同”的內(nei) 在性。另一方麵，也不可放任“不同”，那樣就沒有社會(hui) 、沒有文明。墨家、法家認識到了把“不同”的人組織起來、塑造秩序的必要性、重要性，儒家對此沒有異議，荀子的國家起源理論的基礎命題正是：人之所以異於(yu) 禽獸(shou) 者，在於(yu) “人能群”，“人生不能無群”。人必須組織起來，以形成群內(nei) 秩序。隻是儒家的人群組織之道不同於(yu) 墨家、法家，不是強製求同，而是“和而不同”。

通過以上比較性分析可見，和而不同是各人內(nei) 在“不同”得到尊重基礎上的人群組織與(yu) 秩序生成之道，由此形成普遍的合作秩序，各人在其中可保有其構成性的“不同”。“和而不同”一詞的重心是作為(wei) 動詞的“和”，它是一種善的組織、協調、領導行動，可以實現秩序與(yu) “不同”的兼容。“和”是行動策略，“和而不同”是作為(wei) 其結果的良好秩序。

“和而不同”的關(guan) 鍵環節是作為(wei) 善的政治技藝之“和”

作為(wei) 一種組織、協調、領導行為(wei) ，“和”必然由某個(ge) 人或某個(ge) 緊湊型團體(ti) 作為(wei) 主體(ti) 實施。關(guan) 於(yu) 和而不同的既有討論之最大盲區在於(yu) 似乎彼此不同的要素隻要自行運轉、自發互動，即可形成良好秩序。但經濟學早已揭示，天下沒有免費的秩序，不可能存在沒有治理的良好秩序。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即已明示，君子是“和”的主體(ti) ：君子是積極行動的人或團體(ti) ，君子是有德且有能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比較性命題說明，隻有君子的積極有為(wei) ，才可以形成兼容秩序與(yu) “不同”的“和而不同”。

君子、小人之別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議題，其最大區別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以現代政治哲學詞匯言之，這是兩(liang) 類政治家或政治團體(ti) ，小人按個(ge) 人利益最大化邏輯行動，君子則有政治道德自覺，並按公共利益邏輯行動。君子的政治道德首先表現為(wei) “仁民”，尊重群體(ti) 成員的內(nei) 在不同。在此前提下，綜合運用各種機製組織、協調、領導其成員展開穩定的合作性互動，從(cong) 而同時實現個(ge) 體(ti) 的發展和群體(ti) 的繁榮。顯然，相比於(yu) 法家的強製求同，君子之“和”要付出更大努力：前者隻要簡單運用暴力進行強製即可，後者卻需要進行複雜的引導、塑造、協調等努力。治理國家不能僅(jin) 用政、刑，當先用德、禮。

可見，塑造和維護“和而不同”的秩序，至少要在四個(ge) 方麵努力：第一，“同民心”，這是“和而不同”的精神基礎，類似於(yu) 羅爾斯所說的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從(cong) 治理者到被治理者均有“和”的強烈意願。為(wei) 此要進行廣泛的人文道德教化，以正人心、美風俗。第二，建立完善的倫(lun) 理、法律規則體(ti) 係。禮是習(xi) 慣形成的規範，引導人們(men) 相互協調，方可達到“和而不同”的狀態。第三，建立有助於(yu) 社會(hui) 成員進行穩定的合作性互動的組織和機製，這就是“政”，比如基層自治、民主協商、全國統一大市場等。第四，對破壞秩序的極端“不同”，予以懲罰。

總之，“和而不同”作為(wei) 一種人群組織、秩序生成之道，始於(yu) “不同”，終於(yu) “不同”，關(guan) 鍵環節則是作為(wei) 善的政治技藝之“和”。沒有“和”的積極有為(wei) ，就沒有“和而不同”的良好秩序。“和”的獨特之處在於(yu) ，承認“不同”，因而審慎地綜合運用德、禮、政、刑等機製，塑造、維護秩序而又兼容“不同”。此時之“不同”，已非初始的自然的“不同”，而是合作秩序中的“不同”，前者把人禁錮於(yu) 必然王國，後者則已在自由狀態，人們(men) 可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構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

當今世界正處於(yu)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作為(wei) 這一變局中最重要的自變量，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理念，學界對其已有所討論，普遍以“和而不同”作為(wei) 其基本原則。構建和維護“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是一項艱巨的事業(ye) ，需要在道義(yi) 的基礎上積極有為(wei) ，進行“和”的努力。

反對霸權主義(yi) 。霸道就是“小人同而不和”，一國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其所謂“普世價(jia) 值”，服從(cong) 其利益。有霸權主義(yi) ，就不可能有“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構建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必須反對霸道。這個(ge) 鬥爭(zheng) 是長期的，因為(wei) 始終會(hui) 有國家搞大大小小的霸權主義(yi) ，因此，鬥爭(zheng) 會(hui) 貫穿於(yu) 建立和維護世界新秩序的全過程。從(cong) 理論上說，“和”不排斥鬥爭(zheng) ，相反，《周易》哲學認為(wei) ，鬥爭(zheng) 是“和”的構成部分。宋儒張載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wei)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仁者、王道、天下主義(yi) 絕不是不進行必要的鬥爭(zheng) ，而是不以消滅對方為(wei) 目的，促其轉化，最終走向“和而不同”。

以文教為(wei) 基礎，凝聚、構建基本“世界倫(lun) 理”。宗教分立是世界緊張、衝(chong) 突的根源之一，故有學者致力於(yu) 宗教對話、兼容，形成如下認知：“沒有一種共同的倫(lun) 理價(jia) 值與(yu) 標準就沒有宗教間的對話。”致力於(yu) 建立“和合學”的張立文先生提議：為(wei) 建立更好的世界新秩序，需努力建立超越各個(ge) 國家、民族、宗教的倫(lun) 理道德機製，建立與(yu) 全球化相適應的新的信仰體(ti) 係。中國文教恰足以作為(wei) 構建世界倫(lun) 理的基礎，因為(wei) 文教隻是教人做人，從(cong) 而避免了宗教的“諸神”之爭(zheng) ，可以提供人之為(wei) 人的普遍倫(lun) 理、價(jia) 值。

建立各文明、國家進行“和”的機製，如政治協調機製、經濟合作機製、文化交流機製等。經由這些機製，使各文明、各國家進行常態化的交流、交往、交易，加深相互理解，找到並持續創造合作契機。由此構建並擴大利益、價(jia) 值的交疊區域，逐漸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ti) 。

總之，人、民族、國家的“不同”是普遍的，而且內(nei) 在地有離散傾(qing) 向。因此，人世間“和而不同”的秩序，不論國內(nei) 的、世界的，不論宗教的、政治的，均不可能自然地、自發地實現，而需要具有道德自覺和政治能力的人、團體(ti) 積極地“和”，即組織、協調、領導，包括必要的鬥爭(zheng) 。惟有持續進行“和”，才能塑造和維護和而不同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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