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視野下的民族與(yu) 國家（上）——楊度《金鐵主義(yi) 說》中的民族觀與(yu) 國家觀

作者：幹春鬆

來源：《現代哲學》2021年第3期

摘    要：楊度一生的政治思想複雜多變，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受福澤諭吉等人的文明觀的影響，認識到西方文明論所具有的對內(nei) 和對外的不同麵貌，從(cong) 而認為(wei) 要從(cong) 中國的實際出發，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國家觀念，他所提倡的開國會(hui) 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觀念，深刻影響了當時及以後的中國思想界，也是革命派與(yu) 改良派在辛亥前論爭(zheng) 的重要主題。

關(guan) 鍵詞：文明；家族；民族；國家；

在晚清到民國急劇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形成了複雜的政治譜係。其中，有三種基本的力量：第一種是為(wei) 西方和內(nei) 部的雙重壓力所迫，宣布“要”實行新政的清政府。在辛醜(chou) 條約所造成的統治合法性危機下，清政府不情願地實行政治體(ti) 製變革，主要目的還是以拖延和形式上的讓步作為(wei) 手段來爭(zheng) 取民意，抵消革命派暴力方式的革命運動。當然，無論在滿清皇族群體(ti) 還是新崛起的地方官員群體(ti) 中，也有試圖通過立憲提升國家實力、擴展個(ge) 人政治空間的人士，比如端方、袁世凱等。第二種力量是立憲派，這個(ge) 群體(ti) 的構成十分龐雜。主要有兩(liang) 種力量【1】：一是康梁為(wei) 代表的維新派。他們(men) 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流亡海外，以保皇為(wei) 旗號，主張君主立憲。還有受他們(men) 影響，不同意種族革命的政治力量，比如楊度等，他們(men) 在清政府預備立憲的背景下，積極組織政黨(dang) 、團體(ti) ，以推動立憲目標的實現。二是國內(nei) 新形成的紳商群體(ti) ，他們(men) 掌握了一定的經濟力量，試圖在政治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角色，比如當時棄官從(cong) 商的狀元張謇，就是這個(ge) 群體(ti) 最為(wei) 突出的代表。第三種力量是以孫中山為(wei) 代表的革命派，對清政府的自改革不抱希望，試圖通過政治革命乃至武裝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統治。

這三種力量對於(yu) 未來中國的前景有不同的期許。如果說清政府新政的目標是日本的天皇製和內(nei) 閣模式，立憲派的理想模式是英國的虛君共和製，議會(hui) 及議會(hui) 中多數黨(dang) 組成的內(nei) 閣在政治活動中占據很大的話語權。而革命派的理想則是法國和美國式的民主政治，但主張通過種族矛盾來激發民眾(zhong) 的革命意識，以排滿為(wei) 口號，並不惜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皇權。

在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中，楊度始終是一個(ge) 獨特的存在。他與(yu) 晚清政治角力中最有影響的兩(liang) 個(ge) 派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領袖都有密切交流。從(cong) 總體(ti) 看，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康梁一派，但他並不願意歸屬於(yu) 某一方。1905年日俄戰爭(zheng) 之後，立憲已成為(wei) 國人之共識，所區別者乃在於(yu) “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2】，以康梁為(wei) 代表的維新保皇黨(dang) 堅持“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wei) 代表的革命派則持“民主立憲”。楊度也認為(wei) “立憲”乃是萬(wan) 事之本，他之所取者為(wei) 兩(liang) 黨(dang) 之公約數而已。

楊度在東(dong) 京留學生中的巨大影響力引起孫中山和梁啟超的注意。章士釗和劉成禺都記錄了1905年楊度和孫中山見麵的情況3，都稱楊度沒有接受孫中山參與(yu) 革命的邀請，而是堅持他的君主立憲主張。當然孫中山也並非一無所獲，在見麵過程中，楊度將黃興(xing) 推薦給孫中山。相比之下，楊度和梁啟超之間有更多共同語言，這種交誼可以上溯到1903年前後楊度在《新民叢(cong) 報》所發表的一係列文字，比如《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以及同日發表的給梁啟超的信中對康有為(wei) 和梁啟超的肯定。的確，當時青年人鮮有不受康梁影響的，本文所要重點涉及的章太炎是如此，楊度更是如此。

一、楊度在《金鐵主義(yi) 說》之前的國家和民族觀

在近代湖南保守和激進劇烈衝(chong) 突的社會(hui) 環境下，楊度接受的信息是多層麵的。一方麵，他跟隨王闓運學“帝王術”，又受到梁啟超所創辦的時務學堂及其引發的巨大爭(zheng) 議的影響。他顯然更為(wei) 期待獲得新知以理解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於(yu) 1902年東(dong) 渡日本，在弘文書(shu) 院速成師範班學習(xi) 。1903年，他為(wei) 所創辦的雜誌《遊學譯編》籌款而回國，被張之洞推薦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獲得初試第二名。但因為(wei) 有人向慈禧誣告當時的第一名梁士詒名字中包含有梁啟超和康有為(wei) （祖詒）的因素，楊度也一並被牽連而除名，故他再度返回日本。

在弘文書(shu) 院讀書(shu) 期間，受當時盛行的亞(ya) 洲團結以抵抗歐洲的思想影響。1902年前後，楊度曾經是一個(ge) 亞(ya) 洲主義(yi) 者，這是深受白種民族的侵略而自然產(chan) 生的對抗態度。1902年，在《支那教育問題》一文中，他對當時清政府的教育顧問、弘文書(shu) 院的創辦人嘉納治五世提出：“日本、滿洲、支那皆為(wei) 同種，皆為(wei) 同胞，而必相愛相護相提攜相聯絡，以各成其獨立，使同列於(yu) 平等之地，而後可與(yu) 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4】嘉納治受當時的種族主義(yi) 的影響，認為(wei) 漢族人慣於(yu) 服從(cong) 、而滿洲人好勇尚武，所以不應該激發革命的意識。而在楊度看來，這樣的種族習(xi) 性說並無根據，現在亞(ya) 洲的問題是共同對付西方人的侵略。他指出，如日本以後日益強盛，能與(yu) 西方的軍(jun) 事強權相抗衡，理想的亞(ya) 洲格局應該是“滿洲複能收回東(dong) 三省主權，支那本部亦得地方獨立自治之製，成東(dong) 亞(ya) 之奧匈合邦一大帝國，鎮撫蒙古、回部、西藏，種族雄厚，藩籬堅固，中日二國者鼎足而立，雄峙於(yu) 東(dong) 方，豈特朝鮮、暹羅皆吾兄弟，即中亞(ya) 西亞(ya) 及印度等國，亦誰不應聯絡肘臂，使之振興(xing) ，以爭(zheng) 雄與(yu) 世界者！”【5】

顯然，這個(ge) 時期的楊度對於(yu) 現代國家的觀念還了解不多，更多是出於(yu) 對西方殖民主義(yi) 的抗爭(zheng) ，而希望東(dong) 亞(ya) 成為(wei) 一個(ge) 大的邦聯體(ti) 係。亞(ya) 洲大聯合的想法更多是受日本思想中“亞(ya) 洲主義(yi) ”觀念的影響6，這篇討論亞(ya) 洲的文章甚至把“滿洲”和“支那本部”分列，與(yu) 楊度後來“大中國”的觀點嚴(yan) 重不符。可見，他1902年初到日本之後，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國家觀念和對中國未來形態的思考。

這個(ge) 時期，楊度也有文章批評中國思想界的兩(liang) 極化傾(qing) 向。他認為(wei) 當時中國思想界有兩(liang) 種極端化的思想，一是歐化論，一是國粹論。一般而言，歐化論傾(qing) 向於(yu) 強調物質生產(chan) 的重要性，認為(wei) 要謀富國強兵，非歐化別無它途。而強調倫(lun) 理道德者則認為(wei) ，中國自有其存在於(yu) 世界的獨特資源，發揚國粹即是強本之舉(ju) 。在楊度看來，在國家還處於(yu) 閉關(guan) 鎖國狀態的時候，如果強調國粹，會(hui) 導致國民盲目的自尊心；這種心理狀態下，人們(men) 所保守的並不一定是國粹，隻不過是頑固之心；在萬(wan) 國競爭(zheng) 之世，存頑固之心的國家實難以自存。與(yu) 國粹主義(yi) 相對應的歐化論，楊度也不認同，認為(wei) 在國家積弱的情形下，人民的愛國心並不發達，需要用一種精神來凝聚。如果一國之人隻知崇拜他國，那麽(me) 即使生活在一國之內(nei) ，也並不將自己視為(wei) 該國之國民，所以理想的狀況是“庶乎不以偏於(yu) 歐化之弊至有國而無民，亦不以終於(yu) 鎖攘之弊至有民而無國”【7】。

“有國而無民”“有民而無國”是一種很有深意的比喻。當時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剛剛影響到國人，國人對國家的性質、國家與(yu) 國民的關(guan) 係等的認識並不清晰。中國最早對“現代國家”進行係統介紹的要屬梁啟超，比如他寫(xie) 於(yu) 1901年10月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就比較係統地介紹了伯倫(lun) 知理的《國家學》，並由此認為(wei) 麵對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國人需要用“民族主義(yi) ”來激發愛國之心，因為(wei) 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並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8】，並化用孟子的話來概括當下世界的國家思想變成“社稷為(wei) 貴，民次之，君為(wei) 輕”【9】。也就是說，國家之存亡乃是頭等重要的事。梁啟超還意識到帝國主義(yi) 滅人之國，已不單純是使用武力，而是利用商業(ye) 和科技上的優(you) 勢，來攫取弱小國家的資源和財富。

這個(ge) 時期，楊度也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不能過於(yu) “道德化”地去評判。所以，國家的富強是領導者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從(cong) 中確立起“國民”的責任意識，是國家意識的重要內(nei) 容。楊度指出，“國民”一詞是對“外族”的人而言的。他認為(wei) 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國家的領導者不僅(jin) 要讓每個(ge) 人意識到自己作為(wei) “國民”的身份，更需要有“軍(jun) 國民”的意識。在這個(ge) 基礎上，軍(jun) 隊要認識到自己的職責是對外競爭(zheng) ，而非對內(nei) 用力。他引用俾士麥對李鴻章的話說，如果“以兵自鋤其同種而引以為(wei) 功”，這不值得誇耀。因此，楊度認為(wei) 現在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主要是“學戰”和“商戰”，軍(jun) 隊的作用是保護“學戰”和“商戰”能夠順利進行【10】。這都可以看出他所受到的梁啟超思想的影響。

楊度還認為(wei) ，許多國家的滅亡並不單純是因為(wei) 外敵入侵，而是因為(wei) 內(nei) 部的財政和教育問題。對於(yu) 民族國家的特性，楊度有清晰的認識：“夫各國政府，孰不思奪他國國民之利以自利其國民？我國民若以此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至我國政府之甘為(wei) 人所用，或為(wei) 人所愚，吾以為(wei) 皆不必論之。何也？我國民若又一次而咎之，謂其不為(wei) 國民謀利，而轉奪其利以利他國國民，為(wei) 不足受國民之付托，是則是矣，然而何責之之高也。況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損失其國民之資格，放棄其所謂為(wei) 國民之天職。”【11】也就是說，既然國家之間之競爭(zheng) 是“公理”，與(yu) 其抱怨別國的欺淩，不如思考如何為(wei) 本國的國民尋求福利。

在《遊學譯篇》中，楊度有兩(liang) 處提到國家的“原理”，可見他當時對於(yu) 國家的認識。他說：“有人民、有土地、有生產(chan) 而後成國。人民者，所以利用此土地生產(chan) 以自供奉者也。文明之國，人人習(xi) 職業(ye) ，人人謀實利，下之為(wei) 兒(er) 童之實業(ye) ，上之為(wei) 農(nong) 工商各專(zhuan) 門之學，程度雖殊，其欲聚一群之人力，以發其天然之美富則其意一也。”【12】所以在民族相爭(zheng) 的時代，政府需要凝聚國民，將民眾(zhong) 的力量轉化為(wei) 國家競爭(zheng) 力，各以其“實利主義(yi) ”的原則，與(yu) 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相抗衡，然後才能同享世界之利益，而不至被人傾(qing) 奪。

楊度又從(cong) 國家形態的曆史演變討論說：“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國家，至成國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為(wei) 國民謀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權利者也；故各國之政府，無不以國民利益之所在，而為(wei) 舉(ju) 動之方針。”【13】這說明楊度已經了解國家的“對內(nei) ”責任和“對外”責任的差異，即對內(nei) 要對國民的利益負有責任，對外則要保衛國家主權和國民的權利。這就引出了梁啟超和楊度當時一致強調的主張，即建立負責任之政府。楊度認為(wei) ，建立負責任的政府的關(guan) 鍵在於(yu) 國民能參與(yu) 到政治活動中。國民之負責任的前提，是有一個(ge) 負責任的政府。他還指出，現在的國家已經進化到軍(jun) 國民社會(hui) ，之所以以軍(jun) 事立國，是因為(wei) 經濟競爭(zheng) 需要國家的保護和推動。所以，軍(jun) 國民國家的最顯著特點是“經濟戰爭(zheng) 國”或“經濟的軍(jun) 國”，“然欲成一經濟的軍(jun) 國，則不可不采世界各軍(jun) 國之製度，而變吾專(zhuan) 製國家為(wei) 立憲國家，變吾放任政府為(wei) 責任政府”【14】。

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思考，楊度對“國家”“政府”和“民族”問題有了更為(wei) 係統的思考，並形成相對穩定的國家觀念、民族觀念，由此確立了他對於(yu) 君主立憲政治體(ti) 製的堅持。

二、《金鐵主義(yi) 說》中的“民族”“國家”和“世界觀”

1907年，楊度創辦了《中國新報》，係統宣傳(chuan) 他以“開國會(hui) ”為(wei) 目標的君主立憲思想。而《中國新報》發表的重頭文章，就是楊度的《金鐵主義(yi) 說》。在此文中，楊度認為(wei) 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必須立足於(yu) 經濟和軍(jun) 事。若沒有經濟支撐，軍(jun) 事實力也難以提升，以保衛國家之主權。另一方麵，若隻有軍(jun) 事之發展，不能有效地組織經濟，那麽(me) ，國家也會(hui) 被經濟競爭(zheng) 這種“滅國新法”所摧垮。他以“金”來表示貨幣，指稱國家發展中的經濟因素；還借用俾斯麥的“黑鐵主義(yi) ”的名稱，以“鐵”來指稱武器；因而，他將自己的國家發展戰略構想定名為(wei) “金鐵主義(yi) ”，以此來展開他對於(yu) 國家、民族和政治組織的係統論述。

（一）何謂“文明”與(yu) “野蠻”

如果說鴉片戰爭(zheng) 的爆發，迫使中國人要“開眼看世界”，那麽(me) 我們(men) 所看到的實質上是一個(ge) 歐美中心主義(yi) 的世界。如果說晚清的知識群體(ti) 還存留有華夏中心主義(yi) 的觀念，那麽(me) 我們(men) 所麵對的世界是一個(ge) 以歐洲的“文明”和“進步”為(wei) 衡準所建立起來的新世界秩序15。然在20世紀初，大量國人出國留學以及嚴(yan) 複等人開始係統翻譯西方的社會(hui) 政治著作之後，中國人一方麵逐漸被“歐化”的情緒牽引，另一方麵也開始反思所麵對的世界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世界，那些我們(men) 引之為(wei) 榜樣的“文明”國度是一種什麽(me) 樣的“文明”。這是《金鐵主義(yi) 說》最能體(ti) 現楊度思想之層次性的價(jia) 值預設。

楊度說，自從(cong) 達爾文和赫胥黎以生物進化為(wei) 基礎，提出優(you) 勝劣敗的思想之後，進化論的影響延伸到社會(hui) 政治領域，也改變了人們(men) 對“文明”的評判標準。在他看來，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當數瑞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但因處於(yu) 列國競爭(zheng) 之交匯點，以條約確定其為(wei) 永久中立國。不過，“夫居此野蠻之世界，而無兵力以護國權”，那麽(me) 對外擴展就不可能，由此，瑞士仍是“非自力之生存，而他力之生存”【16】。故他對瑞士是否可以永久作為(wei) “中立國”而存續表示懷疑。在生存競爭(zheng) 麵前，所有國家都必須不斷壯大自己，即使文明國也會(hui) 帶“野蠻之性質”。他以美國為(wei) 例，指出其已逐漸放棄均衡性的門羅主義(yi) 而改行帝國主義(yi) ，把菲律賓和夏威夷納入其版圖。

楊度在論述中，將歐美的經濟發達國家稱之為(wei) “文明國”，而欠發達的國家則為(wei) “野蠻國”。文明和野蠻的區分標準並非是秩序和道德之高低，而是經濟和軍(jun) 事實力的強弱。這種經濟和軍(jun) 事競爭(zheng) 不僅(jin) 發生在文明國之間，亦存在於(yu) 文明國和野蠻國之間。具體(ti) 到中國，又被動地卷入這些不同層次的競爭(zheng) 之中。“而中國之所處，則正在各文明國相互為(wei) 經濟戰爭(zheng) 之渦中，又正在各文明國與(yu) 中國相對為(wei) 經濟戰爭(zheng) 之渦中。蓋彼等之所謂文明國者，其實質蓋無一而非經濟國，又無一而非軍(jun) 事國，合言之即經濟戰爭(zheng) 國也。”【17】與(yu) 章太炎不一樣，即從(cong) 善之進化、惡亦隨之發展的“俱分進化論”來解構進化論曆史觀的“公理性”；楊度是從(cong) 國家的對內(nei) 和對外的雙重功能，來揭示國家因對於(yu) 國民的責任，而內(nei) 在的對其他國家的“野蠻”特征。也就是說，不能從(cong) 道德的善惡維度這樣單一的標準來理解國家的特征，判定其“文明”與(yu) “野蠻”，而是要從(cong) 其不同的功能性特征來分析“國家之間競爭(zheng) ”所需要的多重麵向，要從(cong) 能否承擔給國民的義(yi) 務的角度來判定國家能力。因而，在由傳(chuan) 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唯道德主義(yi) 是過於(yu) 理想化的，並沒有理解現代國家的本質特性。

楊度指出，要對國家的“文明”性進行判斷，取決(jue) 於(yu) 國家的對內(nei) 和對外職能這兩(liang) 個(ge) 維度。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歐美諸國，無論是實業(ye) 的發展，還是法製的完備，稱其為(wei) 文明國亦無大錯。然而，由文明國而構成的世界是否就是文明世界，則有疑問。楊度的結論是，我們(men) 生活的世界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自吾論之，則今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今世界各國對於(yu) 內(nei) 則皆文明，對於(yu) 外則皆野蠻，對於(yu) 內(nei) 則惟理是言，對於(yu) 外則惟力是視。故自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何以見之，則即其國內(nei) 法、國際法之區別而見之。”【18】在楊度看來，這些文明國的國內(nei) 法都秉持自由、平等的原則，不依靠強力去壓製別人；但一涉及國際交往則完全是另一種行為(wei) 準則，是以軍(jun) 事實力和經濟能力去獲得利益。

當時部分人對國家間的交往準則抱有幻想，因此對丁韙良組織翻譯的《萬(wan) 國公法》持肯定態度，認為(wei) 可以利用這些平等國家之間的權益和義(yi) 務的約束體(ti) 製，來保護飽受西方侵略的中國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梁啟超和楊度等人都不相信國際法能體(ti) 現出一視同仁的“正義(yi) ”性，甚至認為(wei) 那隻是強權的一種自我辯護機製。況且，對於(yu) 國際法之法律地位至今仍有很大爭(zheng) 議。有人認為(wei) 是法律，因為(wei) 皆是由主權者所製定的。也有人認為(wei) 國際法不屬於(yu) 法律，主要原因在於(yu) 國際上最後是非的判定者取決(jue) 於(yu) 戰爭(zheng) 的勝負、而不是裁判；既然沒有一個(ge) 高於(yu) 國家的統治權之存在，那麽(me) 國際法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中國與(yu) 世界諸國所簽訂的條約，都是權利屬人、義(yi) 務歸我，雖然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責任，但這就是強國對待弱國的方式。要改變中國在“新文明體(ti) 係”的處境，唯有自強一途，既不能成為(wei) 西方的附庸，也不能再閉關(guan) 鎖國，要在與(yu) 西方的競爭(zheng) 中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

楊度稱這個(ge) 方略為(wei) 世界的國家主義(yi) （也稱經濟的軍(jun) 國主義(yi) 、金鐵主義(yi) ）。楊度認為(wei) ，俾斯麥等曾經采取的以加強軍(jun) 事實力為(wei) 核心的鐵血主義(yi) ，已不適合於(yu) 當時的世界格局，因為(wei) 僅(jin) 僅(jin) 依靠軍(jun) 事力量，既偏於(yu) 野蠻，也必然會(hui) 使國民遭受犧牲。經濟競爭(zheng) 已是未來競爭(zheng) 的主要手段，要通過發展經濟實力、發達國民之能力，剛柔並濟。所以，仿其名曰“金鐵主義(yi) ”：金為(wei) 黃金，引申為(wei) 貨幣、經濟；鐵謂鐵炮，引申為(wei) 軍(jun) 事；這兩(liang) 者並無主輔關(guan) 係，而是互相支撐、互相成就。在競爭(zheng) 性的國際格局之下，已經不能簡單地采用閉關(guan) 鎖國的策略，也不能犧牲國內(nei) 以謀求對外，因此必須采取金鐵主義(yi) 。具體(ti) 的方案就是，對內(nei) 和對外兼濟、自由和責任雙行：一、對內(nei) 的-富民-工商立國-擴張民權-有自由人民；二、對外的-強國-軍(jun) 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政府【19】。

（二） “擴張民權”與(yu) “鞏固國權”

梁啟超在1899年10月就寫(xie) 過《國權與(yu) 民權》一文，其中最重要的觀點是，國家之所以任人宰割，是因為(wei) 國民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權，因此，保護國權的關(guan) 鍵在於(yu) 國民要有責任心。“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20】後來，在接受伯倫(lun) 知理的有機國家論思想之後，他認為(wei) 將國家等同於(yu) 君主一家之私產(chan) 是悖謬不通的。但若是如盧梭、孟德斯鳩等人所論，認為(wei) 國家為(wei) 人民之公產(chan) ，亦不盡準確。他指出，國家有兩(liang) 大目標：一是國家本身的利益，即國家作為(wei) 一個(ge) 有機整體(ti) 有其獨特的價(jia) 值；二是構成國家的國民的利益。這說明他逐漸放棄了盧梭式個(ge) 體(ti) 至上論，而從(cong) 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強大的國家對於(yu) 保護國民利益的重要性【21】。

雖然我們(men) 很難從(cong) 文字材料找到楊度接受梁啟超思想影響的線索，也沒有楊度接受日本學者觀點的相關(guan) 研究，但從(cong) 《金鐵主義(yi) 說》對國家和國民關(guan) 係的分析中，我們(men) 能看到楊度與(yu) 梁啟超思想的共同點22。楊度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人並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因此，“中國”之名稱並非純粹的“國名”，而是一種“王者無外”的存在，即使存在著夷夏之別，但亦隻是一個(ge) 文明體(ti) 的不同圈層【23】。所以楊度說：“中國之名稱，不能求一國名與(yu) 之對待，即有之，非終為(wei) 其並吞之領土，即其臣服朝貢之屬國，亦決(jue) 無與(yu) 之頡頏者。故中國數千年曆史上，無國際之名詞，而中國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觀念，而無國家觀念。此無他，以為(wei) 中國以外，無所謂世界，中國以外，亦無所謂國家。蓋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一而二二而一也。”【24】既然沒有國家的概念，那也無所謂“世界觀”，因為(wei) “世界”和“中國”隻是一個(ge) 事物的兩(liang) 個(ge) 稱呼。而沒有現代國家觀念，也就無所謂國民權利，所有人隻是皇帝的臣民。既然中國要由專(zhuan) 製國家演化到軍(jun) 國民社會(hui) ，也要從(cong) 內(nei) 外兩(liang) 個(ge) 維度雙管齊下：對內(nei) 為(wei) “擴張民權”，對外是“鞏固國權”。

楊度認為(wei) ，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yu) 保障公民的財產(chan) 權，一個(ge) 國家的財產(chan) 權的保障程度和該國的經濟發展成正比。比如，英國之民權最發達穩固，其經濟力也最強；俄國無民權，經濟力薄弱，但俄羅斯至少還有地方自治。中國則既無民權，又無地方自治，其經濟力最弱。為(wei) 何民權不彰會(hui) 遏製經濟增長，是因為(wei) 專(zhuan) 製政府沒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chan) 的意願，即使嘴上說要保護，也是虛偽(wei) 欺人之論。楊度舉(ju) 例說，清政府曾許諾不加賦，但實際上各種苛捐雜稅不斷以各種名目推出。而缺乏個(ge) 人自由權力的國民，亦沒有哪種機製來抵製來自政治權力的盤剝。

與(yu) 擴張民權相關(guan) 的是鞏固國權，國權是對國際而言。清政府沒有為(wei) 民謀利的想法，所以對外國之不合理要求則不知拒絕。“今日之政府，對於(yu) 內(nei) 而為(wei) 偷錢之政府，於(yu) 外而為(wei) 送禮之政府。”【25】這樣說來，國權之散落是因為(wei) 政府缺乏為(wei) 民謀利的思想，那麽(me) 隻有擴張民權才能鞏固國權。民權就是國民所具有的個(ge) 人自由和私有產(chan) 物不受傾(qing) 奪。這裏，楊度辨析了當時中國人對於(yu) “自由”的種種誤解。具體(ti) 地說，他將傳(chuan) 統中國人所理解的自己做主的“自由”，稱之為(wei) “哲理上的自由”。比如，中國人在專(zhuan) 製政府下，似乎享有更多的自由，許多在自由國度裏被法律禁止的事，在中國則可以安然行之。他說：“中國不然，社會(hui) 上人與(yu) 人之相接，有時施者可以任意恣睢，而受者無如之何，在外國為(wei) 不法之行為(wei) ，而在中國則安然行之，而無所於(yu) 懼。即以民權而論，各國有為(wei) 政府所理之事，而在中國則政府除苛取租稅以外，固一切不理也。人民自理之，政府亦不禁；人民不自理，政府亦不勸。若是者謂之不自由人民可乎？……雖然如是類者，可以謂之哲理上之自由，而不可以謂之政治上之自由。”【26】

楊度認為(wei) ，要建立一種有責任的政府，也就是政府通過製定合宜的法律，保護人民的財產(chan) 和其他權益。所以，他反對無政府主義(yi) ，認為(wei) 要去掉惡政府而代之以良政府，要去掉哲理上的自由而代之以政治上的自由。正是因為(wei) 政府沒有擔負起保持社會(hui) 公平的責任，所以弱肉強食，人人之生命財產(chan) 不得安全。而政治自由雖然自由的範圍較窄，但能平等，因此，我們(men) 需要的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不是哲理上的自由。楊度所謂的政治上的自由是什麽(me) 意思呢？“夫言政治上之所謂自由，實即所謂自治也。何以言之？人民之有政治上自由者，則必能以人民之自由意誌組織政府，編撰法律，以保護各個(ge) 人之生命財產(chan) ，而政府即以此法律，而實行於(yu) 人民之間。在形式上雖若政府為(wei) 治者，而人民為(wei) 被治者，然政府者人民之所立，法律者人民之所定，政府乃以此而治人民，斯與(yu) 人民自治何異焉？”【27】

楊度引用嚴(yan) 複的觀念，認為(wei) 國家之形成雖是天演之必然，然而有的國家可能是因為(wei) 外力的壓迫，比如日本。所以，內(nei) 外兼修是一個(ge) 現代國家所必須具備的。我們(men) 所處的世界兼具“文明”和“野蠻”雙重屬性，中國既要力求“文明”，是因為(wei) 我們(men) 處在一個(ge) “文明”的世界；但也不能不“野蠻”，否則難以在這個(ge) “野蠻”的世界自存。那麽(me) 內(nei) 外應如何呢？楊度認為(wei) ，就分量而言，對內(nei) 與(yu) 對外不能有輕重，但就次第而言，則有先後。“以分量言，強國不能輕於(yu) 富民，軍(jun) 事立國不能輕於(yu) 工商立國，鞏固國權不能輕於(yu) 擴張民權，有責任政府不能輕於(yu) 有自由人民。以次第言，則非富民何由強國，非工商立國何取軍(jun) 事立國，非擴張民權何由鞏固國權，非有自由人民，何由有責任政府。”【28】

（三）政府與(yu) 國民之“責任”

前麵已述，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清政府權衡各種可能性所作出的決(jue) 斷，其實就是康梁戊戌變法時以日本為(wei) 榜樣所確立的政治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梁進入流亡時期。在這個(ge) 階段，康有為(wei) 試圖從(cong) 公羊三世說出發，將君主立憲作為(wei) 由據亂(luan) 世向升平世過渡階段最為(wei) 適合中國的政治體(ti) 製。梁啟超則是由《清議報》到《新民叢(cong) 報》，雜糅西方和日本學者的政治論說，介紹各種政治觀念，來論證中國隻可行立憲而不可行革命的思想。

在1901年6月刊載於(yu) 《清議報》的《立憲法議》中，梁啟超將世界上的政治體(ti) 製分為(wei) 三種，即君主專(zhuan) 製政體(ti) 、君主立憲政體(ti) 、民主立憲政體(ti) 。他認為(wei) 君主專(zhuan) 製是與(yu) 百姓為(wei) 敵，防民製民，故是一種惡的政治體(ti) 製；而民主立憲因為(wei) 領導者經常更換，政策變化頻繁；因此，君主立憲是“政體(ti) 之最良者”【29】。但1903年革命派興(xing) 起的時候，梁啟超一度傾(qing) 向於(yu) 民主立憲政體(ti) ，旋即又回歸君主立憲的目標。1905年，載澤和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考察立憲，其中1906年8月26日由端方所上之《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據考證是在梁啟超的文本基礎上改定的【30】，基本是梁啟超其他文章思路的總結。比如，它認為(wei) 立憲與(yu) 專(zhuan) 製政體(ti) 的區別在於(yu) “專(zhuan) 製之國，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國易危；立憲之國，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國易安”【3】1；奏折中，特別提出專(zhuan) 製國家，隻有君主對人民負其責任，所以一旦政事不遂，就隻能獨任其咎；故而要設立責任內(nei) 閣和議會(hui) ，使其“代君主而對於(yu) 人民負責任矣”【32】。梁啟超還代筆了《請改定官製以為(wei) 立憲預備折》，以建立符合立憲政體(ti) 的行政係統。但現實是舊體(ti) 製積重難返，官製改革在各種勢力的掣肘下舉(ju) 步維艱。麵對此情形，梁啟超失望至極。於(yu) 是，他受國家是一有機體(ti) 【33】的思想影響，1906年底又提出“開明專(zhuan) 製”說，認為(wei) 中國的國民程度並非有可以為(wei) 共和國民之資格，亦未能有實行君主立憲之程度，加上施政機關(guan) 並未完備，所以隻能期待大權歸於(yu) 元首的開明專(zhuan) 製【34】。

從(cong) 《金鐵主義(yi) 說》的內(nei) 容展開而言，其基本立論乃是針對端方的《請定國是折》和梁啟超之《開明專(zhuan) 製論》而展開的，雖然看上去這兩(liang) 份同為(wei) 梁啟超所作之文章的內(nei) 容甚至是立場相反的，但這恰好是在立憲過程中所需爭(zheng) 論的核心問題。

楊度質疑梁啟超所提出的“開明專(zhuan) 製”說：“吾友新會(hui) 梁氏曾言：中國政府若能開明專(zhuan) 製，當能使人民程度進步。予則謂與(yu) 其求有開明之政府，而人民賴之以開明，何如求有開明之人民，而政府不得不開明乎？”【35】更何況清政府並不開明。在《金鐵主義(yi) 說》中，有許多篇幅是從(cong) “責任”入手來揭示晚清政治體(ti) 製之腐敗，並認為(wei) 這種責任意識的缺乏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的後果之一。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輕民貴的立國精神，和君主對天負責之仁民愛物的思想，並不是一種“政治上”的責任，而是一種“道德上”的責任。由此，在君主一方，有仁民之責；對臣下而言，要常格君心之非，期待君仁而莫不仁。這樣的政治哲學在價(jia) 值觀上導致君主放言天下為(wei) 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敢竊之以為(wei) 自己的權利；而臣下之責任亦隻是規勸君主，至於(yu) 天下之興(xing) 衰，亦因未嚐擁有權力，而無需擔任責任。加上中國幅員遼闊，晚清政府又在外力壓迫下而進退失據，因此，權力既不在君主，也不在政府，也不在各省督撫，卻又互相牽製。這就造成中國之專(zhuan) 製政體(ti) 的獨特性，即既不是“開明專(zhuan) 製”，也不是“以強力而行所謂不仁民之事”的“野蠻專(zhuan) 製”，而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放任專(zhuan) 製”。楊度說：“中國政府者，蒙昧之政府也，惟其蒙昧，故不開明。中國政府者，消極之政府也，惟其消極，故不野蠻。彼因蒙昧而益消極，又因消極而益蒙昧，合之以成一放任之現象，此中國之所獨有，而他國之所皆無者。一言以蔽之：不負責任之政府也。”【36】

不過楊度認為(wei) ，政府之放任是因為(wei) 國民之放任。所謂立憲，其關(guan) 鍵是人民與(yu) 政府爭(zheng) 權，政府和人民各自主張自己的權利。但中國以道德為(wei) 本的政治學說，政府和人民都主張“讓”而不敢言爭(zheng) 權。在自由基礎上的自治，不能借故於(yu) 政府之壓製，而應責之於(yu) 人民自己之放棄權利。“夫自治者，自由人民所有事。而自由雲(yun) 者，與(yu) 責任相對待，盡一分之責任，斯得一分之自由，即得一分之自治。”【37】自由的範圍和自治的程度，全賴人民自己之爭(zheng) 取。

楊度對國粹派對秩序和道德的呼籲不以為(wei) 然，認為(wei) “苟非有文明國家責任政府之後，所謂秩序，必非真秩序”【38】。至於(yu) 道德，楊度認為(wei) 舍我其誰的責任意識和知行合一的價(jia) 值，才是真道德。所以，真正的愛國心與(yu) 仁民愛物之心、人民對國家的責任心，三者異名而同實。這樣，楊度就將立憲問題具體(ti) 為(wei) 政府和國民的責任心的問題。由此，立憲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加強政府的責任心和行政能力，提升國民的素質和參政議政的參與(yu) 意識。而國民之責任心與(yu) 能力又是其基礎。

在當時，中國社會(hui) 發展階段的定位，關(guan) 係到現代國家的目標和組織結構，因而是革命派和立憲派爭(zheng) 論的焦點。按照當時的“公理”觀念，認為(wei) 不同的社會(hui) 發展階段應該有不同的政治製度和社會(hui) 價(jia) 值觀念。此點亦為(wei) 康有為(wei) 自戊戌變法時借助公羊三世說而闡揚過。嚴(yan) 複亦是從(cong) 甄克思的《社會(hui) 通詮》出發，認為(wei) 中國已經從(cong) 宗法社會(hui) 轉向軍(jun) 國民社會(hui) ，因此，不能再熱衷於(yu) 種族革命，因而遭到章太炎等人的批駁【39】。楊度也接受了這一對中國社會(hui) 發展階段的定位。在他看來，中國社會(hui) 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沒有分立這點而言，並沒有進入軍(jun) 國民社會(hui) ；而在軍(jun) 隊的獨立性、領土觀念、多民族融合、封建宗法的消解和普遍宗教的信奉等問題上，則比較接近軍(jun) 國民社會(hui) 的一些特征。因此，屬於(yu) 是趨向軍(jun) 國民社會(hui) 而未完成的狀態。

但楊度認為(wei) ，中國存在著阻礙國家和社會(hui) 進步的因素，其中最嚴(yan) 重的是家族主義(yi) 。家族社會(hui) 的特征影響個(ge) 人作為(wei) 最終的責任主體(ti) 。中國始終難以建立真正的責任國家，就是因為(wei) 責任主體(ti) 的不明。若個(ge) 人本位難以確立，則三權分立製度也難以建立，代表製度、選舉(ju) 製度、政黨(dang) 製度也不能確立，所以中國目前進化的關(guan) 鍵是破除家族主義(yi) 。“今中國社會(hui) 上權利義(yi) 務之主體(ti) ，尚是家族而非個(ge) 人。權利者，一家之權利而非個(ge) 人之權利；義(yi) 務者，一家之義(yi) 務而非個(ge) 人之義(yi) 務。所謂以家族為(wei) 本位而個(ge) 人之人權無有也……故自國家觀之，則不能取社會(hui) 上之人，為(wei) 若幹人若幹人之計算，但能取社會(hui) 上之家，為(wei) 若幹家若幹家之計算。是故謂之以家族為(wei) 本位，而非以個(ge) 人為(wei) 本位。此其阻礙社會(hui) 之進步，即以影響於(yu) 國家者為(wei) 何如乎！夫有此等家族製度之社會(hui) ，其在本國固以統於(yu) 一尊而不為(wei) 物競；然一與(yu) 外人遇，仍當循天然之公例，以自然之淘汰而歸於(yu) 劣敗。”【40】楊度認為(wei) ，中國正是從(cong) 民族主義(yi) 發展到國家主義(yi) 的階段，這就需要確立個(ge) 人權利觀念，破除家族主義(yi) ，因為(wei) “欲軍(jun) 國社會(hui) 之發達，則必采三權分立製度，而非以個(ge) 人為(wei) 單位，則代表、從(cong) 眾(zhong) 、政黨(dang) 之製皆無由生也。故家族製度與(yu) 三權分立製度，於(yu) 實施上頗有衝(chong) 突，而代表、從(cong) 眾(zhong) 、政黨(dang) 三物，乃所以實行個(ge) 人本位，破壞家族本位，完成法權，以監督行政者也。今日中國國家之程度，正宜進化於(yu) 此。”【41】

楊度說，中國國家程度的發達要依賴國民程度，而國民程度可以分為(wei) 軍(jun) 事能力、經濟能力、政治能力與(yu) 責任心之程度。前三者相對容易培育，而責任心比較難。那麽(me) ，責任心如何培育呢？首先，要拋棄民族主義(yi) 思想，這是宗法社會(hui) 的觀點，民族之觀念深，則國家之觀念淺。“惟軍(jun) 國之國民，皆民族主義(yi) 立國，進化而為(wei) 國家主義(yi) 立國，以國家為(wei) 國民之國家，而非君主之國家，則國家之事為(wei) 各人民自有之事，而政治責任心乃生矣。”【42】其次，要推進地方自治。楊度批評說，政府以人民程度不足為(wei) 借口，不願意讓渡給地方以自治權。這實質上與(yu) 立憲的目標相違背，人們(men) 從(cong) 地方自治中得到政治能力的鍛煉，才能參與(yu) 更高層次的政治活動，最終使國民的能力得到提升。

同時，楊度也反對那種借由人民程度不足，而需先經由地方自治的訓練再實行議會(hui) 製度的說法。按他的說法，隻有英國是先有地方自治、後確定議會(hui) 製度的，但世界上其他國家並非如此，因此不能以英國之曆史作為(wei) 標準。而且，楊度認為(wei)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才削藩，封建製之破壞遠遠晚於(yu) 中國，但日本選議員、開國會(hui) ，使日本的發展甚速，故這些都隻能說明清政府沒有實行立憲的誠意。

（四）“中華民族”與(yu) 中國國內(nei) 各民族之分析

在近代中國複雜的民族話語中，楊度呼應梁啟超的“中華民族”主張，並對康梁的保全中國說進行闡發，是最具前瞻性的貢獻，深刻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所采取的“五族共和”的大民族國家思想。

楊度接受了甄克思的社會(hui) 發展階段論，這一點告別了康有為(wei) 基於(yu) 三世說和進化主義(yi) 的混合社會(hui) 發展觀，使得他對於(yu) 中國國內(nei) 的各民族得出一種更清晰的多層次民族融合理論。他以軍(jun) 事、政治和經濟三個(ge) 維度的發展程度，斷定漢人已進入軍(jun) 國社會(hui) ，滿族和回族進入宗法族人社會(hui) ，藏族則進入宗法種人和族人之間，而隻有蒙古族還處於(yu) 宗法種人社會(hui) 。這樣的劃分雖然並不一定準確，不過，他由此要得出的結論是各個(ge) 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chuan) 統和生活方式，在多民族國家的體(ti) 係中，不同的民族要盡量賦予其地方自治的權力，並在文化和語言等方麵進行“同化”。

從(cong) 戰略安全角度考慮，楊度認為(wei) 蒙古對於(yu) 中國的存亡有極大的關(guan) 係。理由是，俄國是世界上唯一對中國領土有貪婪的國家，而蒙古族當時的組織能力還比較弱。所以，一旦蒙古族脫離中國而謀求種族的獨立，則決(jue) 無能力組織國家以立於(yu) 世界，一定為(wei) 俄人所有。一旦俄國人占有蒙古，那麽(me) 列強在中國互相製約的戰略平衡被打破，這樣，英國就會(hui) 占領西藏，法國會(hui) 占領廣西、雲(yun) 南，德國會(hui) 占領膠州半島，日本則劍指東(dong) 北。“故蒙古之得失，即為(wei) 中國之存亡。其關(guan) 係之密切如此，而蒙古人之程度又如彼。若發達其軍(jun) 事能力乎，則以其無國家思想，僅(jin) 有種族思想之故，將對於(yu) 內(nei) 而謀脫離；若不發達其軍(jun) 事能力乎，則僅(jin) 以漢滿等人之兵力，猶不足以對於(yu) 外而安極北之邊境。故中國今日領土之問題，人種之問題，實以蒙古為(wei) 第一之重要者矣。”【43】

楊度認為(wei) ，回族與(yu) 漢族的關(guan) 係，自漢以後就一直分分合合。回族其宗教信仰有很強的凝聚力，國家觀念反而不甚。回族從(cong) 清代開始建立了與(yu) 內(nei) 地類似的行政製度，才逐漸有了國家認同。楊度認為(wei) 回族情況與(yu) 蒙古相似，伊犁一帶也被俄國覬覦。若其發展軍(jun) 事力量就會(hui) 要求獨立，若其不發展則無力拒外，其兩(liang) 難的境地隻是略好於(yu) 蒙古而已。

對於(yu) 西藏，楊度最擔心的是因為(wei) 英國直接與(yu) 西藏立約通商，長此以往，會(hui) 逐漸由英國的保護地而獨立成國。

當然麵對晚清這樣一個(ge) 特殊的時期，最關(guan) 鍵的還是滿族的問題。對此，楊度的討論是從(cong) 國家角度，將清代明看作是以前的朝代更替的翻版，而非滿族人自己所認為(wei) 的，是一個(ge) 滿族的國家消滅了“明國”這樣一個(ge) 虛構的國家名稱。在滿族生活的區域，明代是設建州衛來治理，所以楊度認為(wei) 晚清所謂“亡國”“光複”之論並無法理上的依據，完全是被滿族人所宣稱的“中國滅亡論”所迷惑。楊度說：“漢人之諛滿者亦效之而呼曰：亡國亡國。其恥之者則呼曰：光複光複，其實中國國家未亡，無可光複，遂使社會(hui) 上有光複朱家天子之笑柄，亦可謂惡作劇矣。”【44】這既反對基於(yu) 滿洲統治者立場的國家觀，也反對革命派的國家觀念。

楊度說傳(chuan) 統中國的儒生將君主的統治權等同於(yu) 國家，論曆史也是以君主為(wei) 正統，這樣易主為(wei) 易國家、易姓為(wei) 亡國。而滿洲的統治者亦以此說作為(wei) 自己是正統的依據。然而，早期革命派的漢人國家主義(yi) ，將明朝的滅亡視為(wei) 漢族國家的消滅，並主張反清複明，楊度稱其為(wei)  “種主即國”論，指出這事實上是“利用儒家君臣大義(yi) 說以為(wei) 幹柴，利用史家一姓正統說以為(wei) 之煤油，利用俗學君主國家說以為(wei) 火引，夾入滿人之種族國家說以為(wei) 之大風，以此四元素合成一種主即國論”【45】。楊度采用現代國家的學說，指出國家是土地、人民、統治權三者的統一體(ti) ，而不是由君主或種族決(jue) 定的。“故今國家仍為(wei) 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今國家既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則今政府自亦仍為(wei) 中國政府，而非滿洲政府。惟其中國不能無政府而有國家，滿洲又不能無國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滿洲非國，所以中國不亡。”【46】

楊度認為(wei) 滿族人的一個(ge) 誤區是將種族視為(wei) 國家，所以采取的是種族主義(yi) 的策略，即在政治製度、經濟製度和種族製度等方麵采取了特殊主義(yi) 的政策，以保證滿族的特殊利益。事實證明，這些策略是錯誤的，因為(wei) 其結果是導致政治、經濟上的失敗。因此，對於(yu) 滿族人而言，他們(men) 要做的是放棄種族主義(yi) 而上升至國家主義(yi) 。

楊度認為(wei) ，漢族的情況則比較複雜，與(yu) 西方社會(hui) 比，漢族人脫離封建製度比較早，很快進入國家主義(yi) 。但為(wei) 何國家之責任意識反而沒有建立起來？這主要在於(yu) 西洋的家族製度，破於(yu) 封建製度之前，因而個(ge) 人觀念得以發達。而中國在家族製度上始終未獲破解，因此，人們(men) 重視家庭利益而忽視國家利益，對待君主也是以家長的態度，而不是對待政治人物的態度。因此，在中國，個(ge) 人的權利和義(yi) 務觀念難以得到體(ti) 現，即使是追求立憲這樣的政體(ti) ，所能聽到的經常是責備政府，而不知道自己才是立憲的主體(ti) 。“立憲之肯不肯，在我國民；立憲之能不能，亦在我國民，舍所以自謀者而不言，日研究人之肯不肯、能與(yu) 不能，而己身若為(wei) 無責任之人也者，嗚呼！何其可歎也。論此意所由來，吾欲一言以蔽之曰：家族思想之餘(yu) 聲而已。”【47】所以漢族人的政治任務是真正確立國家意識和個(ge) 人的權利意識，以保全領土獲得自存。“責任心者何？去宗法社會(hui) 所餘(yu) 之家族思想，以完全其國家思想是也。人人有家長之責任，則家族主義(yi) 破；人人有國民之責任，則國家主義(yi) 興(xing) 。”【48】

有人以種族主義(yi) 或各種族的發展程度不一而主張單一民族立國之說，楊度堅斥之。他說：“五族分立說，乃亡國之政策，決(jue) 不可行者也。何也？今日中國之土地，乃合五族之土地為(wei) 其土地；今日中國之人民，乃和五族之人民為(wei) 其人民，而同集於(yu) 一統治權之下，一成為(wei) 一國者也。”【49】五族分立，是自我瓜分，反讓欲瓜分我領土而不得的西方列強欣喜不已。所以，楊度提供的政治變革策略是“國形不可變，國體(ti) 不可變，惟政體(ti) 可變”。“何謂國形不可變？即土地、人民、統治權之範圍，不可忽使縮小是也。何謂國體(ti) 不可變？即仍當為(wei) 君主國體(ti) ，而不能即為(wei) 民主國體(ti) 是也……何謂惟政體(ti) 可變？即惟將專(zhuan) 製政體(ti) 改為(wei) 立憲政體(ti) ，斯對於(yu) 內(nei) 對於(yu) 外，皆為(wei) 自立求存之良法也。”【50】

既然土地、人民和統治權不可變，那麽(me) 就要保持領土上的完整，並聯合各個(ge) 民族為(wei) 一體(ti) ，而不是分裂。在具體(ti) 策略上有兩(liang) 個(ge) 步驟，首先是滿漢平等，其次是蒙回同化。滿漢平等，在漢族方麵是要獲得政權上的平等，在滿族方麵則是生計自由，也就是讓滿族人有生存的能力。至於(yu) 同化，首要的是“文化之同一”，若非文化相等，讓每一個(ge) 國民都能參與(yu) 到對外競爭(zheng) 中，國家就難以自立於(yu) 目前這個(ge) 優(you) 勝劣汰的世界中。按楊度的話來說，是要讓滿、蒙、回、藏等還沒有進入國家主義(yi) 階段的民族也進化到國家主義(yi) 的階段，一起擔負起自己對於(yu) 國家的責任。

楊度批評革命派試圖以民族主義(yi) 為(wei) 手段以建立“中華民國”，既然名之曰“中華民國”，實質上就不是以血統為(wei) 基礎的種族主義(yi) 而是文化民族主義(yi) 。楊度認為(wei) ，中國向來並沒有“民族”這個(ge) 概念。“中華”是一個(ge) 文化概念，而非民族概念，“不僅(jin) 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wei) 一文化之族名”【51】。因《春秋》夷狄進退之論，經數千年混雜數百千人種，而依然稱“中華”。即使以西方人類學家的說法，“華”乃“花”之原字，以形容文化之美，亦不是以血統來定義(yi) 民族。所以，楊度接受梁啟超的命名，用“中華民族”作為(wei) 以漢族為(wei) 主體(ti) 的多民族統一體(ti) 的名稱。雖然楊度也承認蒙、回、藏與(yu) 漢、滿的文化有所差異，但應以文化民族主義(yi) 的方式來解決(jue) ，而不應以血統民族主義(yi) 的方式來排斥之。對於(yu) 文化、語言有差異的民族，既不能武力壓製，也不能任其分立，而是應采取聯合的方式，讓各民族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以逐漸實現民族一體(ti) 化。楊度說，革命派所采取的民主立憲手段，很難保全領土和民族一體(ti) ，這也是他之所以堅持“君主立憲”製作為(wei) 未來中國政治體(ti) 製的原因。楊度推斷，當時中國人之所以認同國家者，君主乃一關(guan) 鍵因素。所以，“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則立憲但可言君主立憲，而不可言民主立憲”【52】。在這些問題上，楊度與(yu) 康梁之間接近，與(yu) 革命派的理論和目標構成衝(chong) 突，從(cong) 而引發了章太炎、汪東(dong) 等革命派人士的批駁。

在辛亥革命前改良派與(yu) 革命派的爭(zheng) 論中，楊度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的輿論場域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對於(yu) 楊度觀點與(yu) 同為(wei) 改良派陣營的梁啟超的觀念的同異，以及身為(wei) 革命派的理論巨子的章太炎如何從(cong) 《中華民國解》和《代議然否論》等文章，對楊度的觀念進行駁斥，這將在下文詳述。

注釋
 
1李細珠：《新政、立憲與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轉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頁。
 
2關於“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的說法，一個記錄來自當時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載澤問日本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指出，各國立憲有兩種類型——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中國數千年是君主國，所以適合參照日本政體，實行君主立憲。主權集中於君主，有類於日本憲法對天皇權力的規定。所以在清政府而言，他們之所以接受預備立憲有一個預設，即日本的君主立憲模式。（參見[清]載澤：《考察政治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579頁。）
 
3楊度：《與孫中山的談話》，《楊度集（一）》，劉晴波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8頁。
 
4同上，第64頁。
 
5同上，第64頁。
 
6“亞洲主義與歐洲對亞洲的侵略相關聯，那它根本上必然包含著與歐洲相對抗這樣一種思想的‘對立’構造，且其中一極應該與亞洲地緣、文化的同質性連動。為了避免被侵略和滅亡，亞洲必須引進歐洲的先進性（富強），即亞洲一方必須在與歐洲形成地理和空間性的對抗關係基礎上，走追求歐洲式富強的路線，亞洲主義必須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二重關係中形成。”固然亞洲主義者包含有對中國的親善的因素，但20世紀之後，亞洲主義逐漸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依據。（[日]狹間直樹：《早期日本的亞洲主義》，張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頁。）
 
7楊度；《日本學製大綱·後序》，《楊度集（一）》，第73頁。
 
8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梁啟超全集》第2集，湯誌鈞等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5頁。
 
9同上，第326頁。
 
10楊度：《遊學譯篇·序》，《楊度集（一）》，第78頁。
 
11同上，第81—82頁。
 
12同上，第79頁。
 
13楊度：《遊學譯篇·序》，《楊度集（一）》，第81頁。
 
14楊度：《中國新報·敘》，《楊度集（一）》，第208頁。
 
15章永樂引述施密特的觀點並發揮說，直到1890年，國際法實際上是歐洲國家之間的協議。“文明”“人性”“進步”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的方式得以界定的。（參見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係的衰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1頁。）
 
16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19—220頁。
 
17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21頁。
 
18同上，第217頁。
 
19同上，第224頁。
 
20梁啟超：《國權與民權》，《梁啟超全集》第2集，第70頁。
 
21關於梁啟超1903年前後國家觀念的轉變及其所受日本思想的影響，參見鄭匡民：《梁啟超思想的東學背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36—337頁。
 
22梁啟超在編入《新民說》的《論國家思想》一文中說，中國人缺乏現代國家觀念，“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參見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集，第546頁。）
 
23對於中國是否是一個“國家”的名稱，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在與革命派的論戰中，為了批駁革命派認為滿洲入主中原是“亡國”的說法，梁啟超和楊度都堅持認為中國並沒有亡國，隻是一個朝代更迭而已。比如梁啟超認為，滿洲本為中國之臣民，非由他國之吞並，所以不能說是“亡國”。這就有意模糊了“國家”與“王朝”的界線。（參見梁啟超：《中國不亡論》，《梁啟超全集》第6集，第125頁。）
 
24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13頁。
 
25同上，第231頁。
 
26同上，第232頁。
 
27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33頁。
 
28同上，第234頁。
 
29梁啟超：《立憲法議》，《梁啟超全集》第2集，第278頁。
 
30[日]狹間直樹：《“預備立憲”時代的梁啟超》，《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高瑩瑩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5頁。
 
31[清]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夏新華、胡旭晟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曆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3頁。
 
32同上，第45頁。
 
33梁啟超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機體，不能隻憑好惡而隨意選擇政治體製。（參見梁啟超：《開明專製論》，《梁啟超全集》第5集，第338頁。
 
34同上，第297—357頁。
 
35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40頁。
 
36同上，第240頁。
 
37同上，第242頁。
 
38同上，第243頁。
 
39參見幹春鬆：《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的政治秩序——章太炎與嚴複圍繞〈社會通詮〉的爭論》，《開放時代》2014年第6期。
 
4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55—256頁。
 
41同上，第257頁。
 
42同上，第258頁
 
43同上，第260—261頁
 
44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64頁。
 
45同上，第268頁。
 
46同上，第265頁。
 
47同上，第299頁。
 
48同上，第299頁。
 
49同上，第301頁。
 
5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02—303頁。
 
51同上，第372頁。
 
52同上，第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