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執拗的永嘉學派

作者：何俊（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七月廿八日乙卯

          耶穌2021年9月4日

在宋明理學的研究視域中，永嘉學派基本上處於(yu) 一個(ge) 非主流，但卻又不得不認真麵對的位置。所謂非主流，自然是眾(zhong) 所周知，大凡講宋明理學，總是以程朱與(yu) 陸王為(wei) 主流。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不待贅述。不得不認真麵對，則因為(wei) 即在朱熹（1130-1200年）當時，不管他指責永嘉學問是“沒頭沒尾”“渙無統紀”，還是“偏考究其小小者”“鬥湊零碎”，但永嘉的“新巧之說”已足以令他深以為(wei) 慮，其頭疼程度在某種意義(yi) 上甚至超過了陸九淵（1139-1193年）的心學。所謂“江西之學隻是禪，浙學卻專(zhuan) 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下，無可摸索，自會(hui) 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xi) 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這是思想上的根原；“（陳）君舉(ju) 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張栻）門人”，則是現實中的佐證。至於(yu) 今人，褒者如侯外廬學派，將永嘉學派歸於(yu) 唯物主義(yi) ，貶者如牟宗三，辟專(zhuan) 章“衡定”葉適（1150-1223年）的講學宗旨，都必須麵對永嘉學派。

平實而言，朱熹指責永嘉學派時，永嘉學術仍在發展中。雖然早在南宋紹興(xing) 末至淳熙終的道學興(xing) 起時，朱熹與(yu) 南宋永嘉學派的主要開創者鄭伯熊與(yu) 薛季宣已成為(wei) 政治上與(yu) 精神上的同誌，後來與(yu) 陳傅良、葉適也同朝為(wei) 官，政治上與(yu) 精神上也是同誌，彼此呼應，而且朱熹對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的思想也有所耳聞，並且希望展開對話。由於(yu) 葉適小朱熹20歲，有長幼輩份的差距，葉適又是很收斂的性格，不像象山那樣鋒芒畢露，加之思想尚未係統整理；更重要的是，葉適忙著現實的政務，他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有極強行動力的思想家，不僅(jin) 策動和主導宮廷政變，而且在阻止開邊不成，戰事驟起之時，敢於(yu) 並能夠挑起重擔，出任長江防線的軍(jun) 政長官，重新穩定戰局，所以一直沒有正麵回應朱熹的思想挑戰。直到前線戰局穩定後，被迫致仕，退隱家鄉(xiang) 溫州水心村十六年到去世，才得以徹底靜心，整理幾十年來抄錄的讀書(shu) 筆記，進行分析論述，完成他的代表作五十卷《習(xi) 學記言序目》，對自己思想作出最終確立與(yu) 係統表達。當《習(xi) 學記言序目》完成時，朱熹已葉適還沒隱退前的1200年逝世了，因此，朱熹對永嘉之學並沒有真正深入而係統的了解。事實上，不僅(jin) 朱熹沒有看到《習(xi) 學記言序目》，即便是後來博覽群書(shu) 的朱子學重要學者黃震，在他的《黃氏日抄》中也隻讀了葉適的《水心文集》與(yu) 《外集》，而未涉及《習(xi) 學記言序目》。

由於(yu) 朱熹的學術思想地位，以及宋季以後朱子學的主流化乃至官學化，朱熹對包括永嘉學派在內(nei) 的整個(ge) 浙學的批評極大地左右著後世對永嘉之學的認知。元明學術思想界也基本陷入朱陸的門戶之爭(zheng) 而沒完沒了。對永嘉學派真正作出表彰的是《宋元學案》。《宋元學案》不僅(jin) 為(wei) 薛季宣、陳傅良專(zhuan) 立學案，而且關(guan) 於(yu) 葉適的《水心學案》分了上下兩(liang) 卷，與(yu) 朱熹的學案等量。《宋元學案》極大地糾正了朱熹對永嘉學派的負麵影響，將永嘉學派確立為(wei) 與(yu) 朱、陸鼎足而三的地位；尤其獨具隻眼的是，《習(xi) 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九《皇朝文覽三》中的“總述講學大旨”被全文抄錄，置於(yu) 《水心學案》所輯資料首條，《習(xi) 學記言序目》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性獲得標示。前述牟宗三對葉適“總述講學大旨”的“衡定”，也正是因《宋元學案》的標示而進行的。隻是，清中期考據學對整個(ge) 宋明理學的反動，導致永嘉學術也一並湮沒無聞。清季永嘉學術曾一度再獲重視，但在西風狂卷之下，也終究沒有得到彰顯。

晚近四十年來，隨著整個(ge) 宋明理學研究的重啟，永嘉學派也重獲關(guan) 注。雖然這一關(guan) 注，一如永嘉學派在宋代的境遇一樣，主要是浙學中人的努力，仿佛充滿著地方性，但因其學術思想的獨特性，其學術影響終究難以被主流的程朱與(yu) 陸王研究所遮蔽，始終執拗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為(wei) 整個(ge) 宋明理學研究增添著極具意義(yi) 的豐(feng) 富性。四十年來，現代浙學中的幾代學人，接蹤前賢，從(cong) 文獻整理到學術思想分析，對永嘉學派的研究都取得了深入而豐(feng) 富的成果，有待於(yu) 作一個(ge) 比較係統的梳理，為(wei) 新時代浙學對永嘉學術作進一步的創新性繼承與(yu) 創造性轉化提供基礎。王宇這部《永嘉學派研究》就是這樣一部著作。王宇自2000年攻讀碩士研究生起，即以永嘉學派為(wei) 研究對象。二十年來，雖然研究視域不斷拓寬，但永嘉學派始終是他的學術聚焦，他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在一線展開，就對永嘉學派的一手文獻與(yu) 二手研究的熟知深廣度，我深信無人出其右。在這部《永嘉學派研究》中，他從(cong) 永嘉學派的學術研究史梳理入手，繼而從(cong) 縱橫兩(liang) 個(ge) 維度對永嘉學派進行了深入係統的研究，不僅(jin) 很好地總結了已有的永嘉學派研究，而且也把永嘉學派的研究極大地向前作了推進。

前文言及，朱熹對永嘉學派缺乏真正的認識，蓋因為(wei) 在他生前，葉適的代表著作《習(xi) 學記言序目》尚沒有完成。即便在此書(shu) 刊布以後，由於(yu) 葉適學術思想的表達很不同於(yu) 宋代理學的主流形式，故他最後所闡揚的永嘉學術思想仍在極大程度上沒有被時人與(yu) 後人理解。《習(xi) 學記言序目》與(yu) 宋代理學主流的不同，不僅(jin) 表現在學術思想的概念係統上，更顯性地表現於(yu) 它的著述形式上。這部劄記體(ti) 著作不僅(jin) 廣涉葉適所處時代的整個(ge) 知識係統，以及對葉適而言的現當代，即北宋與(yu) 宋室南渡以來的學術思想，而且其形式也絕不同於(yu) 宋儒廣泛采用的語錄、書(shu) 信、注經、經說等文體(ti) ，而是基於(yu) 文獻研讀所作筆記之後的深思與(yu) 論述，充分彰顯了永嘉之學經史並重而好文的風格。現代研究從(cong) 現代學術的學科分類出發，以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哲學思想、史學思想這樣的類型化方式解讀葉適的學術思想，雖有分析推進之功，但亦往往難以真正體(ti) 會(hui) 到他的學術思想的風格與(yu) 氣象。事實上，這也是長期以來永嘉學派，甚至包括晚清孫詒讓、宋恕等永嘉學者對永嘉學術的闡揚，未能完全獲得足夠深入理解的原因之一。

茲(zi) 請就《習(xi) 學記言序目》所論經史子集，各例舉(ju) 一二，以見葉適的學術氣象與(yu) 風格。

先看論經，以論《易》與(yu) 《禮》為(wei) 例。《易》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傳(chuan) 統知識係統中居群經之首，在知識內(nei) 涵上又被認為(wei) 是所有知識的源頭，宋代理學對它高度重視，葉適也是如此。《習(xi) 學記言序目》論經共九卷，首四卷都是關(guan) 於(yu) 《易》，不僅(jin) 對於(yu) 六十四卦一一討論，而且在此基礎上，專(zhuan) 門寫(xie) 了“上下經總論”，闡明自己的總看法。針對曆來解《易》的辭、象、占、變四種維度，葉適主張取象是解《易》的正道，每一卦象代表了人類實踐的一種典型經驗，以及隱涵於(yu) 這一經驗中的道理。他摘錄《象傳(chuan) 》對每卦的解釋，指出這些解釋都是“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其內(nei) 涵與(yu) 《論語》所記載孔子問答弟子們(men) 的內(nei) 容相吻合。但是，葉適質疑整個(ge) 《易傳(chuan) 》是孔子所撰的傳(chuan) 統觀點，他以為(wei) 隻有《彖傳(chuan) 》與(yu) 《象傳(chuan) 》可能是孔子寫(xie) 的，而《象傳(chuan) 》尤其反映了孔子的精神。《象傳(chuan) 》不僅(jin) 在思想上如上所講，與(yu) 《論語》的內(nei) 容相吻合，而且言語風格也相一致。孔子以後，《象傳(chuan) 》與(yu) 《論語》這種簡明親(qin) 切、明確易行的道理與(yu) 風格漸趨消失，所謂的義(yi) 理看似千端萬(wan) 緒，其實隻是繁雜空洞。與(yu) 《象傳(chuan) 》重視因象明理相區別，《彖傳(chuan) 》重在揭明卦義(yi) 理。葉適指出，卦所隱含的義(yi) 理，有些很明白，有些則需要通過解釋才能說明，而且當時的卦義(yi) 在後代也未必適用，因此，對卦義(yi) 不必太拘執，全部卦義(yi) 無不在後來的仁義(yi) 禮智信中。總之，葉適解易，由卦象而明德，由卦名以通義(yi) 。

永嘉學派以經製言學。所謂經，是根柢《六經》，以《六經》為(wei) 思想基礎；所謂製，是重視周製，以周禮為(wei) 曆史基礎。因此，重視《禮》學在宋代永嘉學派即已形成，至晚清民初永嘉學重振時依然繼承。作為(wei) 周代政治製度的記載與(yu) 說明，《周禮》晚出於(yu) 秦漢之際，故真偽(wei) 一直難定。葉適既不認為(wei) 是周公所作，也不認同完全是劉歆偽(wei) 造。他對《周禮》作了總評論，總體(ti) 上認為(wei) 此經是由類似周公這樣的人物所設想的政治理想，即所謂“周、召之徒，因天下已定，集成其書(shu) ，章明一代之典法”。葉適在對此書(shu) 的論證與(yu) 闡釋時，參用《詩》《書(shu) 》，證諸曆史，這是葉適治學的重要特征。參用《詩》《書(shu) 》，這是以經證經的方法；證諸曆史，則是以史證經的方法。

由於(yu) 《周官》是基於(yu) 一定政治實踐的政治理想，因此後世懷抱政治野心與(yu) 政治追求者，多有死搬硬套《周官》來進行政治改革，前者如漢之王莽，後者如宋之王安石。這在葉適看來，都是極成問題的，因為(wei) 曆史已發生變化，不可能讓基於(yu) 曆史中的經驗而設想的政治製度來施治於(yu) 變化了的後世。但是，葉適對《周官》的基本精神還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舜典》以人任官，而《周官》以官任人爾”。以官任人，才能以職責設崗任人，從(cong) 而“知官有職業(ye) ，則道可行；知人有職業(ye) ，則材可成”。

對於(yu) 作為(wei) 《儀(yi) 禮》附屬的《禮記》，雖是戰國秦漢時期儒家有關(guan) 禮的論述，至東(dong) 漢鄭玄選輯作注而定編為(wei) 四十九篇，從(cong) 而由附屬而獨立，逐漸成為(wei) 經典，但其思想的豐(feng) 富與(yu) 影響的深遠要超勝於(yu) 《儀(yi) 禮》與(yu) 《周禮》。葉適《習(xi) 學記言序目》論《禮》三卷，也以《禮記》的討論最多。在論《曲禮》的劄記中，葉適對《曲禮》上下篇給予高度評價(jia) ，以為(wei) 所記的三百餘(yu) 條禮，“人情物理，的然不違”，不僅(jin) “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而且“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葉適以為(wei) ，孔子教人為(wei) 仁，克己複禮是根本路徑，“必欲此身常行於(yu) 度數折旋之中”。然而，曾子將廣泛的生活實踐壓縮為(wei) “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件事，使克己複禮嚴(yan) 重窄化。後世對於(yu) 傳(chuan) 統的各種禮規已難以知曉，在這樣的背景下，曾子三事固然也可以遵用，但必須在生活實踐中作進一步的打開，“有致於(yu) 中，有格於(yu) 外”，才能真正把握與(yu) 踐行儒家之道。此劄不僅(jin) 反映了葉適內(nei) 外交相成的思想，而且也重在否定程朱確認的曾子對孔子思想的壟斷性繼承。

再看論史。《習(xi) 學記言序目》的論史劄記非常完整詳盡，從(cong) 卷十九至卷四十三，占五十卷全書(shu) 的一半，充分彰顯了葉適以史證經的學術特征。葉適指出，自司馬遷《史記》起，上古時期的曆史記載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班固《漢書(shu) 》以下不得不別自為(wei) 法，這便是包舉(ju) 一代的斷代史體(ti) 例。葉適對《漢書(shu) 》、《後漢書(shu) 》都比較重視，分別有三卷劄記。在《漢書(shu) 》的開篇劄記中，葉適承認了班固的“別自為(wei) 法”，並為(wei) “漢以來為(wei) 準點”，但又指出因此而使得“唐、虞三代姑泛焉而已”。葉適比較了作為(wei) 史書(shu) 的《六經》與(yu) 後世的史書(shu) ，指出：“古人以德為(wei) 言，以義(yi) 為(wei) 事，言與(yu) 事至簡，而猶不勝德義(yi) 之多，此《詩》《書(shu) 》諸經所以雖約而能該貫二千年也。”換言之，班固以下的史書(shu) 詳於(yu) 言與(yu) 事，即所謂“世次日月，地名年號，文字工拙，本末纖悉，皆古人所略，而為(wei) 後世所詳”，至於(yu) 德與(yu) 義(yi) ，則反而淹沒了。對人類的曆史而言，真正的意義(yi) 在於(yu) “德與(yu) 義(yi) ”所表征的人類價(jia) 值係統的確立與(yu) 發展，“言與(yu) 事”隻不過是曆史的陳跡而已。至於(yu) 《漢書(shu) 》的編纂體(ti) 例，大體(ti) 根據《史記》而小有改變，其中最突顯的是改“書(shu) ”為(wei) “誌”。《漢書(shu) 》的“誌”不僅(jin) 比《史記》的“書(shu) ”更為(wei) 係統，而且內(nei) 容也遠為(wei) 擴大，有些完全是獨創，如食貨、刑法、地理、藝文等誌。

在論史的劄記中，葉適多從(cong) 治道闡發思想。比如在《唐書(shu) ·列傳(chuan) 》的劄記中，葉適對佛老持堅決(jue) 的否定態度，所據立場主要就是在治道的層麵。在他看來，佛老各自有一套自圓其說的理論，但與(yu) 以治道為(wei) 本的儒家思想風牛馬不相及。因此，對於(yu) 宋儒念念不忘辟佛斥老，葉適以為(wei) 完全是多餘(yu) 的事；甚至表麵上在辟佛斥老，實質上是援佛老以亂(luan) 儒。又如在《唐書(shu) ·南蠻》條劄記中，葉適以治道為(wei) 儒家學術思想的中心，其內(nei) 涵是強調寬民致利、遷善遠罪的社會(hui) 繁榮，即“古人勤心苦力為(wei) 民除患致利，遷之善而遠其罪，所以成民也，堯、舜、文、武所傳(chuan) 以為(wei) 治也”。如果社會(hui) 治理隻是追求簡單粗暴的整齊劃一，則雖不難達到，但對於(yu) 人民而言卻不過是桎梏而已。葉適強調，戰國至秦，儒家的治道遭到敗壞，後世雜霸王而用之，以至往往把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術視為(wei) 有效的治道，這是對儒家治道的錯誤認識。

然後看論諸子。這部分雖不是很多，但卻是葉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習(xi) 學記言序目》的編定者，葉適的學生孫之弘在論子書(shu) 部分的“附記”，大抵知道，葉適雖熟讀《莊子》《列子》等道家名著，但沒有專(zhuan) 門討論，一則是所涉甚廣，難以簡單處理，晚年精力恐亦不濟，再則也是覺得不值得去處理，即所謂“因思向前有多少聰明豪傑之士，向渠虀甕裏淹殺，可鄰！可鄰！”可鄰，便是可憐之意。這與(yu) 葉適對待佛學的態度相似。葉適曾專(zhuan) 門研讀佛經數千卷，但卻廖廖數語而過，以為(wei) 與(yu) 治道無關(guan) ，不足以議。不過，葉適對《老子》有詳盡的劄記，但是編在《孟子》劄記之後，似乎作為(wei) 理解孔孟思想的延伸或背景。

葉適研讀子書(shu) ，集中在荀子、揚雄、管子，以及《武經七書(shu) 》。這裏僅(jin) 略舉(ju) 葉適論《武經七書(shu) 》為(wei) 例。在《武經七書(shu) 》中，葉適最認可的是吳起，認為(wei) 吳起的軍(jun) 事思想切近而簡直明白。在《尉繚子·製談》的劄記中，葉適引述吳起語，“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葉適指出，兵家著作喜歡在謀略上動腦筋，但“世固自有常勢，士已無特出之智，所恃者以前代成敗自考質，或能警省爾”。如果不能從(cong) 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認清世之常勢，那麽(me) 曆史隻是徒增眩惑；至於(yu) 專(zhuan) 談權謀計略的兵書(shu) ，“則腐陋不足采聽尤甚矣”。

最後看論《皇朝文鑒》。對於(yu) 呂祖謙編的這部書(shu) ，葉適高度重視，他在《總論》的劄記中，首先說明《皇朝文覽》足以表征北宋一朝的治道，即所謂“蓋一代之統紀略具焉”，同時以為(wei) 由此可以理解呂祖謙的學術思想，即“欲明呂氏之學者，宜於(yu) 此求之矣”。然後借陳亮祭文，對孔子儒學的後世傳(chuan) 承作出評判，推尊呂祖謙。北宋學術思想大略可分二程性理、三蘇文章、荊公新學，呂祖謙的學術思想有合北宋三派於(yu) 一體(ti) 的氣象，隻可惜年未滿五十而逝。葉適最後還專(zhuan) 門追記，呂祖謙辭世後，當時浙學中人以為(wei) 葉適足以嗣呂學。

上述諸條，實為(wei) 窺斑，冀能得見葉適學術思想的風格、氣象、旨趣，即他的學術思想是呈現於(yu) 從(cong) 《六經》至《皇朝文鑒》的整個(ge) 經史子集的研讀分析與(yu) 論述中的，而決(jue) 非托之空言。“習(xi) 學”正是其全部精神的概括。葉適以《皇朝文覽·總論》殿後，表征他的學術思想之視野已超越呂氏婺學以《皇朝文鑒》所涵蓋的北宋一代之中原文獻之傳(chuan) ，而《習(xi) 學記言序目》整個(ge) 論述的識見論斷則足以表征作為(wei) 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晚年的學術思想以其卓絕獨特而自成係統。

王宇這部著作將付商務印書(shu) 館刊印，囑撰序言，我借此就《習(xi) 學記言序目》略作申言，權作王宇這部新書(shu) 的一個(ge) 小引。

王宇著《永嘉學派研究》即將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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