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化成了反文化

作者：亞(ya) 當·柯什 著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譯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在高雅文化受到推崇的時代，與(yu) 反文化沆瀣一氣意味著拋棄自己的價(jia) 值觀。但是，如今高雅文化就是反文化。

80年前，1941年的秋天音樂(le) 劇《眾(zhong) 星拱月》在百老匯上演。該劇由休·馬丁（Hugh Martin）和拉爾夫·布蘭(lan) （Ralph Blane）撰寫(xie) ，他們(men) 幾年後又為(wei) 經典電影《相逢聖路易斯》譜寫(xie) 了歌曲。《眾(zhong) 星拱月》不是經典---是一個(ge) 沒多大意義(yi) 的娛樂(le) 節目，說的是一群預備學校男孩子在畢業(ye) 舞會(hui) 上邀請好萊塢女演員做舞伴，得罪了實際女朋友的故事。但是，它在百老匯上演了將近一年，隨後又被改編成電影，由當時尚未成名的年輕女演員露西爾·鮑爾（Lucille Ball）擔任主角，至今仍然值得看一看。

一個(ge) 非常出彩的數字是“3個(ge) B”，三位高中女生告訴哈裏·詹姆斯（Harry James）的大樂(le) 隊不要演奏的樂(le) 曲：“我根本就不想聽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我不願意聽貝多芬（Ludwig Beethoven）/我不想聽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相反，她們(men) 要求的3個(ge) B是“爵士樂(le) 廉價(jia) 小酒館（barrelhouse）、20世紀20年代節奏搖滾（Blues Rock）的重要支流布基伍基（boogie-woogie）和“藍調”（the blues 源於(yu) 美國南部黑人，節奏感強、緩慢憂鬱---譯注）”，它們(men) 都是當時歌曲中流行的音樂(le) 風格。

除了好玩兒(er) 之外，這首歌也抓住了美國文化中有趣的轉型時刻。1941年，流行文化已經取代經典成為(wei) 音樂(le) 界的通用語，成為(wei) 人人都喜歡聽的聲音。當時十多歲的年輕人沒有一個(ge) 需要告訴樂(le) 隊在畢業(ye) 舞會(hui) 上演奏流行音樂(le) ，而非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但是，對於(yu) 休馬丁和拉爾夫布蘭(lan) 來說，對於(yu) 他們(men) 旨在娛樂(le) 的百老匯觀眾(zhong) 來說，偉(wei) 大的德國作曲家仍然代表一種文化超我。它們(men) 是你應該追求的目標，即使你實際上喜歡的是能跟著跳舞的大樂(le) 隊音樂(le) 。因此，當溫索吉（Winsocki）軍(jun) 校的十多歲年輕人對3B嗤之以鼻時，這種姿態至少在觀念上是有些淘氣的。

從(cong) 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從(cong) 爵士樂(le) 到藍調到搖滾，襲擊經典成為(wei) 流行音樂(le) 吸引力的組成部分---是歌詞作者最喜歡的工具。

從(cong) 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從(cong) 爵士樂(le) 到藍調到搖滾，襲擊經典成為(wei) 流行音樂(le) 吸引力的組成部分---是歌詞作者最喜歡的工具。艾拉·費茲(zi) 傑拉（Ella Fitzgerald）和薩姆·科斯勞（Sam Coslow）有個(ge) 招牌熱門“（如果你不會(hui) 唱）你將不得不擺動它（帕格尼尼先生（Mr. Paganini）艾拉·費茲(zi) 傑拉演唱的一首歌曲---譯注）”貝蒂·康登（Betty Comden）和阿道夫·格林（Adolph Green）寫(xie) 了抒情歌曲“這是簡單的小係統”，它來自音樂(le) 劇《電話皇後》，其中書(shu) 呆子使用作曲家的名字作為(wei) 代碼指代賽馬場：“貝多芬是貝爾蒙特公園（Belmont Park）/柴可夫斯基是邱吉爾園馬場（Churchill Downs）”。搖滾音樂(le) 之父查克·貝裏（Chuck Berry）在“超越貝多芬”中攻擊了同樣的目標。“我的心在拍打節奏/我的靈魂持續哼唱藍調/超越貝多芬/告訴柴可夫斯基新聞。”

但是，最近幾十年，這種對經典音樂(le) 的間接致敬之舉(ju) 也在流行音樂(le) 中徹底消失了。最後一個(ge) 例子或許是“搖滾我，阿瑪迪斯”（Rock Me, Amadeus），這是1985年德國的流行音樂(le) 單曲，與(yu) 其說受到莫紮特的《魔笛》的影響倒不如說因為(wei) 1984年電影《阿瑪迪斯》的靈感激發，作曲家在歌曲的話中被描述為(wei) “朋克”（ein Punker）和“搖滾偶像”（ein Rockidol）。今天的流行歌曲歌詞作者並不拿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開玩笑，因為(wei) 年輕聽眾(zhong) 即便知道這些人是誰，也已經不再覺得這些名字擁有任何道德權威或名望地位。寫(xie) 一首被稱為(wei) “超越帕萊斯特裏納（Palestrina）”或“搖滾我，聖希爾德加德·馮(feng) ·賓根（Hildegard von Bingen）”的流行歌曲或許更合理些，因為(wei) 所有作曲家對大眾(zhong) 來說都同樣是不熟悉的陌生名字。

就像某些種類的青蛙和昆蟲消失一樣，這是傳(chuan) 遞出氣候大變的微小變化，這裏當然指文化氣候。自從(cong) 大眾(zhong) 文化在20世紀初崛起以來，從(cong) 前所說的高雅文化已經在穩定地喪(sang) 失其權威地位，這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事實。1939年，藝術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其文章“先鋒藝術與(yu) 刻奇（Kitsch）”中注意到，渴望喬(qiao) 伊斯或畢加索等現代主義(yi) 者作品的觀眾(zhong) 和癡迷“旨在為(wei) 那些對真正文化的價(jia) 值缺乏敏感性卻又渴望某一特定文化提供的娛樂(le) ---人造文化和刻奇”的胃口相比就相形見絀了。格林伯格寫(xie) 到，刻奇“已經在世界上大放異彩，風風光光走了一遭，在一個(ge) 又一個(ge) 殖民地將本土文化擠出去，現在已經成為(wei) 普遍性文化，所有人都擁有的普遍文化。”

幾年後，馬克思主義(yi) 文化批評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1947年的《啟蒙辯證法》中對“文化產(chan) 業(ye) ”做出影響很大的分析，認為(wei) 雖然真正的藝術允許自由的、個(ge) 別的回應，但好萊塢電影和流行歌曲將觀眾(zhong) 和聽眾(zhong) 變成消極被動和順從(cong) 的消費者。1960年，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大眾(zhong) 文化與(yu) 中庸之道”中將這個(ge) 觀點普及給大眾(zhong) ，其中大眾(zhong) 文化是“反藝術”的“標準化產(chan) 品，其謙卑的目標不是娛樂(le) ，因為(wei) 這也意味著生命和努力，而不過是轉移注意力的東(dong) 西罷了。”

高雅文化在名義(yi) 上仍然是社會(hui) 的超我，相信藝術價(jia) 值觀如天才、獨創性、美和複雜性。

對刻奇和大眾(zhong) 文化的這些著名攻擊出現在與(yu) “3個(ge) B”和“超越貝多芬”同時的世紀中期並非巧合。高雅文化在名義(yi) 上仍然是社會(hui) 的超我，相信藝術價(jia) 值觀如天才、獨創性、美和複雜性。同樣，對格林伯格、阿多諾、麥克唐納來說，高雅文化以不同的方式維持了標準，以此來評價(jia) 文化產(chan) 業(ye) 的低劣產(chan) 品並發現其不夠份量。雖然他們(men) 的文章似乎是分析產(chan) 品，但他們(men) 真正的呼籲是：閱讀喬(qiao) 伊斯的詩歌而不是詹姆斯·古德·科森斯（James Gould Cozzens），觀看畢加索的繪畫而不是諾曼·洛克威爾（Norman Rockwell），聽貝多芬的音樂(le) 而不是查克·貝瑞（Chuck Berry）。

如果這些批評家並不相信普通大眾(zhong) 即便有選擇的機會(hui) ，也未必更喜歡更好的東(dong) 西，提出這樣的呼籲就沒有道理。麥克唐納寫(xie) 到，“恰恰因為(wei) 我真的相信普通人的潛力，我才批判大眾(zhong) 文化。”在1963年的文章“文化產(chan) 業(ye) 再思考”中，阿多諾堅持大眾(zhong) 文化的消費者實際上蔑視大眾(zhong) 文化，甚至對其感到憤怒：“他們(men) 強迫自己閉上眼睛，以一種自我憎恨和討厭的方式表達對送給他們(men) 的東(dong) 西的讚同，他們(men) 明明知道其目的是被故意製造出來的。”

對任何渴望在承諾藝術卓越和承諾民主之間達成和解的思想家來說，這種假設都是必要的。它與(yu) 馬克思主義(yi) 的虛假意識概念平行，在政治領域做了同樣的事。如果工人階級應該是革命性的，為(wei) 什麽(me) 牢牢抓住國家和宗教的反動依賴不放手呢？因為(wei) 它受到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欺騙。為(wei) 什麽(me) 公眾(zhong) 更喜歡大眾(zhong) 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呢？因為(wei) 它們(men) 是文化產(chan) 業(ye) 灌輸的受害者。在阿多諾看來，產(chan) 業(ye) 是資本主義(yi) 的分支，但麥克唐納注意到，蘇維埃文化產(chan) 業(ye) 的操作模式也同樣如此：“就像我們(men) 的文化一樣是自上而下強加的，利用了大眾(zhong) 的需要而不是滿足大眾(zhong) 的需要。”

文化虛假意識的觀念將20世紀的想法強加到維多利亞(ya) 時代的觀念上：現代社會(hui) 的毛病能通過適當的文化來糾正。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其1829年的書(shu) 《論教會(hui) 與(yu) 國家的憲法》中提議將這個(ge) 任務委托給知識分子階級，他稱為(wei) “知識階層”，就像英國教會(hui) 資助神職人員一樣，通過國家撥款的形式為(wei) 其提供報酬。知識階層將“被安置在整個(ge) 領域，各自分配適當的位置，作為(wei) 即刻的代理人或工具從(cong) 事偉(wei) 大的、不可缺少的工作，負責維持、推廣和擴展國家的文明。”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經典著作1958年的《文化與(yu) 社會(hui) 》中顯示的那樣，文化作為(wei) 社會(hui) 靈丹妙藥的觀念對維多利亞(ya) 時代思想家有很大的吸引力，卻因為(wei) 民主的到來而陷入到麻煩之中。社會(hui) 批評家如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約翰·斯圖亞(ya) 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相信，文化傳(chuan) 播將提升民眾(zhong) 的心智水平，創造聰明的主體(ti) 而不是熱衷暴力充滿複仇衝(chong) 動的主體(ti)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其1869年的書(shu) 《文化與(yu) 無政府主義(yi) 》中提出民主社會(hui) 的兩(liang) 種可能未來，毫無疑問地表現出他的偏愛。

阿諾德看到的並不僅(jin) 僅(jin) 是工人階級需要文化。“甜蜜和光明”在被阿諾德稱為(wei) “野蠻人”的貴族和被他稱為(wei) “非利士人”的中產(chan) 階級中同樣缺乏。每個(ge) 階級都遭受走向“無政府”傾(qing) 向的痛苦，因為(wei) 他們(men) 都相信“英國人能做他們(men) 想做之事的權利；他有權想怎麽(me) 走就怎麽(me) 走，想見什麽(me) 人就見什麽(me) 人，想去什麽(me) 地方就去什麽(me) 地方，想怎麽(me) 喊叫就怎麽(me) 喊叫，想威脅誰就威脅誰，想打誰就打誰。”

阿諾德求助於(yu) 文化的影響來抗拒這種自由意誌論的虛無主義(yi) ，他對文化的著名定義(yi) 是“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見識最優(you) 秀的遺產(chan) 將教導英國人擁抱“對我們(men) 完美理想的追求”，阿諾德認為(wei) 這是文化的目標，是改善社會(hui) 風貌的關(guan) 鍵。他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為(wei) 此事業(ye) 服務，擔任學校巡視員，創造部分新官僚體(ti) 係將教育擴展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其1988年的書(shu) 《高眉/低眉：美國文化等級體(ti) 係的出現》中，曆史學家勞倫(lun) 斯·勒文（Lawrence Levine）顯示，阿諾德對“美國的影響特別巨大”，他渴望一代知識分子群體(ti) 來改善高雅文化標準。正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84年寫(xie) 的那樣，“我不願意走到阿諾德創造“文化概念”那麽(me) 遠的地步，但他使其變得比從(cong) 前更加確定無疑，他令文化更加栩栩如生和更加光亮了。”

阿諾德期待一種民主變得更有文化教養(yang) 的未來。到了格倫(lun) 伯格和阿多諾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撰文時，發生了正好相反的事情，這已經變得很清楚了：在大眾(zhong) 社會(hui) 和大眾(zhong) 媒體(ti) 的壓力下，文化已經被民主化了。20世紀中期，美國和英國大部分人沒有機會(hui) 接觸“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已經不再可能了。多虧(kui) 了公立教育、公共圖書(shu) 館、公共博物館---甚至諸如留聲機和輪轉影印之類新技術---過去的思想寶庫已經向更多人開放，無論他們(men) 的出生背景如何。有些人如來自布朗克斯的猶太移民的孩子克萊蒙特·格倫(lun) 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20世紀之前是從(cong) 來不可能成為(wei) 西方文化的騎士。他根本不可能有機會(hui) 了解圖畫和文獻（更不要說阻礙他獲得權威地位的宗教和階級偏見了。）

但是，結果是文化問題更多與(yu) 需求有關(guan) 而不是與(yu) 供應有關(guan) 。使得高雅文化通俗易懂的同樣力量也創造了大眾(zhong) 文化，它比高雅文化更受歡迎，更有利可圖和影響力更大一千倍。正如格林伯格注意到的那樣，“因為(wei) 它能夠被機械化地批量生產(chan) ，刻奇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生產(chan) 體(ti) 係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是真正的文化根本做不到的，除非偶爾為(wei) 之。”在當今數字量化的時代，這個(ge) 事實從(cong) 來不像現在這樣不可避免。亞(ya) 馬遜（Amazon）設計和銷售的電子閱讀器（Kindle）和正版流媒體(ti) 音樂(le) 服務平台聲田（Spotify）給我們(men) 一定程度的機會(hui) 閱讀“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這是佛羅倫(lun) 薩15世紀至18世紀中期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美第奇家族（Medici）或洛克菲勒家族無論以任何價(jia) 格都買(mai) 不起的東(dong) 西，同時提醒我們(men) ，幾乎沒有人稀罕或在乎這些東(dong) 西。

比如，你在聲田上搜索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古典音樂(le) 類別中最流行樂(le) 曲的最流行記錄是在1984年赫伯特·馮(feng) ·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在柏林愛樂(le) 樂(le) 團演奏的。第一樂(le) 章點擊150萬(wan) 次，第3樂(le) 章大概50萬(wan) 次（這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相反，十多歲的流行歌星奧利維亞(ya) ·羅德裏戈（Olivia Rodrigo）的熱門歌曲“駕駛執照”2021年1月發行，到了5月底已經點擊了8億(yi) 次。這些數字很難與(yu) 阿多諾的理論融合起來，該理論認為(wei) 流行音樂(le) 粉絲(si) “強迫自己閉上眼睛，以一種自我憎恨和討厭的方式說出讚同的聲音。”

至於(yu) 說到書(shu) 籍，最近瀏覽亞(ya) 馬遜“文學和虛構作品”類別，發現最暢銷的書(shu) 是尼古拉斯·斯帕克斯（Nicholas Sparks）的愛情小說和安迪·威爾（Andy Weir）的科幻小說。與(yu) 之相比，被格林伯格作為(wei) 20世紀最優(you) 秀先鋒小說例子的《尤利西斯》在長期標準加布勒版本（Gabler edition）下載大約81000次（雖然因為(wei) 現在絕版，還有一些版本可供選擇。）

當然，聲田（Spotify）和Kindle閱讀器並非任何著作的真正價(jia) 值的完美衡量標準。但是，它們(men) 確認了那些熱衷高雅文化的人肯定有的印象：他們(men) 是數量很小的群體(ti) 成員。至於(yu) 究竟有多小，現在還不可能充滿信心地說出。有多少美國人關(guan) 注嚴(yan) 肅的當代文學、藝術、音樂(le) ？有一種預測是人口百分之一的一半---大約160萬(wan) 人---這肯定是高點。

大部分人對“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不感興(xing) 趣的事實真的並沒有任何新鮮之處。

大部分人對“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不感興(xing) 趣的事實真的並沒有任何新鮮之處。同樣真實的是在1869年---那是阿諾德寫(xie) 他的書(shu) 的理由。新鮮之處是現在不僅(jin) 在理論上拒絕而且在實踐中也拒絕高雅文化。自從(cong) 1960年代以來，傳(chuan) 統的“高雅”形式和價(jia) 值已經喪(sang) 失了要求廣大民眾(zhong) 哪怕名義(yi) 上的尊重非威力---甚至像通過諷刺性地反向致敬如“超越貝多芬”都沒有。

在同一階段，高雅文化也在其傳(chuan) 統監護人中喪(sang) 失了權威。這種發展的前兆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66年的文集《反對闡釋》，裏麵包括桑塔格對她所說的“新敏感性”的稱讚，其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yi) ”。她歡迎“對待快樂(le) 的新態度”，“一種看待世界和世界事物的新的更開放的方式”---尤其是大眾(zhong) 文化產(chan) 品如“甲殼蟲樂(le) 隊的性格和音樂(le) 。”

在呼籲終結充滿勢利眼色彩的拒絕大眾(zhong) 文化中，桑塔格相信，她是大膽的進步派。但在她為(wei) 1996年該書(shu) 的重新發行而寫(xie) 的悲傷(shang) 的和說明問題的後記中，她意識到，她踢倒了一扇已經搖搖欲墜的大門。桑塔格承認“在寫(xie) 我的發現時，我假設過去的經典寶庫占有優(you) 勢地位。沒有等級差別？當然有等級差別。如果我必須在大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做出選擇，當然，我會(hui) 選擇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必須做出選擇嗎？”

1960年之後，沒有人必須做出選擇了。 詩人約翰·貝裏曼（John Berryman）在“夢歌 #53”中引用艾略特（T. S. Eliot）---“我很少去看電影。他們(men) 太激動人心，/可敬的負鼠說”---但那種純粹主義(yi) 早在艾略特本人之前很久就死掉了，當今沒有人懷念它。桑塔格說大眾(zhong) 文化提供了自己合理的快樂(le) ，這是正確的，如果沒有這些，我們(men) 的處境可能更糟糕。她在1966年承認，“我並不明白的是，嚴(yan) 肅性本身在龐大文化中處於(yu) 喪(sang) 失其可靠性的早期階段，某些我很喜歡的更大膽越軌的藝術將強化無聊輕佻的單純消費主義(yi) 的大膽越軌。”

但是，到了此時已經來不及了。那些身份和生計都依靠“嚴(yan) 肅性”名望的文科教授、藝術管理者、博物館館長很快看到，現在有可能放棄出力不討好的使命了，那就是告訴公眾(zhong) 喜歡他們(men) 並不喜歡的東(dong) 西。相反，他們(men) 可以告訴公眾(zhong) ，他們(men) 不喜歡這些東(dong) 西為(wei) 什麽(me) 是正確的。

勞倫(lun) 斯·勒文的《高眉/低眉：美國文化等級體(ti) 係的出現》是很好的例子。這位曆史學家認為(wei) ，當19世紀的某些美國人在集中營的氛圍開始想看瓦格納歌劇全場而不是一段威爾第歌劇詠歎調，穿插著愛國歌曲和滑稽可笑的局麵，那是因為(wei) 他們(men) 在鞏固自己的階級特權。勒文寫(xie) 到，阿諾德式的文化觀念求助於(yu) “新專(zhuan) 業(ye) 階級和中產(chan) 階級群體(ti) ，他們(men) 缺乏任何安全可靠的基礎，需要在文化上與(yu) 社會(hui) 經濟地位上低於(yu) 自己的群體(ti) 區分開來。文化外衣---獲得認可、批準、顯著的文化----有望成為(wei) 一種保護殼來抵禦來自上麵和下麵的攻擊。”

對文化的這樣一種民粹主義(yi) 解釋在20世紀後半葉變得難以抗拒，基本上讚同阿諾德在《文化與(yu) 無政府狀態》中對19世紀美國公眾(zhong) 的描述。“這讓國家大部分人都變成了非利士人（Philistines指不喜歡或不了解嚴(yan) 肅藝術、文學和音樂(le) 的庸俗市儈(kuai) ）---比我們(men) 自己更有活力的一種非利士人，因為(wei) 壓力和我們(men) 野蠻人的虛假理想被扔掉，剩下更多隻有自己，能任性地放飛自我。”隻不過將正負標簽完全顛倒了過來：非利士人因為(wei) 粗魯野蠻的文化和健康而受到讚揚，而崇尚甜蜜與(yu) 光明的信徒則被譴責為(wei) 欺負人的勢利小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今的文化監護人仍然相信改善文明程度的阿諾德式文化使命。不同在於(yu) 對多數人來說，“世界上想過和說過的最優(you) 秀遺產(chan) ”作為(wei) 文化的定義(yi) 現在似乎阻礙而不是推動了這個(ge) 使命的實現。相反，時髦非話語是包容。正如丹佛藝術博物館去年夏天在其“行動承諾”中所說“博物館將致力於(yu) 成為(wei) 包容性的空間，一切都得到承認和傾(qing) 聽。”

很多文化機構去年針對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做出回應時都提出了類似聲明。但是，雖然政治背景是新的，包容和反精英主義(yi) 的命令卻一點兒(er) 都不新鮮。早在1998年，古根海姆博物館展覽的在完全無政治的“摩托車修理藝術”展現在已經發揮作用，博物館館長托馬斯·克倫(lun) 斯（Thomas Krens）的辯護理由是“我們(men) 不能將焦點太多地集中在莫奈（Monet）和極簡主義(yi) 。”莫奈（所有畫家）太精英主義(yi) 了，現在他也顯得過於(yu) 歐洲中心主義(yi) 了，但問題的核心是一樣的：依靠公眾(zhong) 支持的文化機構竟然要告訴民眾(zhong) 應該喜歡什麽(me) 不喜歡什麽(me) ，這怎麽(me) 得了？

高雅文化現在的功能類似於(yu) 反文化，意味著有意識地與(yu) 主流保持距離。

高雅文化應該挑戰民主社會(hui) 的價(jia) 值觀，作為(wei) 勝利者出現的觀點從(cong) 一開始就是一廂情願。大約200年前，大詩人雪萊在“為(wei) 詩歌辯護”中隱蔽地承認，他稱詩人“是未被公開承認的人類立法者。”維多利亞(ya) 時代的聖人希望將詩人----小說家、哲學家、畫家和作曲家---變成得到公開承認的立法者，一段時間裏，社會(hui) 大部分似乎對此觀念在口頭上表示認可。但是，壓倒性的公眾(zhong) 對高雅文化的漠不關(guan) 心的現實則一直都顯而易見，不久之後，文化上的黨(dang) 派競爭(zheng) 者也喪(sang) 失了為(wei) 之奮鬥的欲望。

今天，阿諾德的夢想被徹底顛倒過來：那些認為(wei) 有文化的人越來越想為(wei) 自己沒文化辯護，而不是相反。另外一種說法是，高雅文化現在的功能類似於(yu) 反文化，意味著有意識地與(yu) 主流保持距離。大眾(zhong) 文化---電視節目、流行歌曲、memes視頻平台---是每個(ge) 美國人的第一語言，無論喜歡與(yu) 否都習(xi) 得的語言。學習(xi) 理解和欣賞高雅文化就像學習(xi) 另一門語言，這是要求刻意努力的（美國人回避這些事則是天下聞名。）

當高雅文化受到官方的稱讚，加入反文化就意味著拒絕其價(jia) 值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搖滾青年和嬉皮士拒絕現代主義(yi) 理想如諷刺、複雜性、傳(chuan) 統意識，更喜歡真誠、親(qin) 切---艾倫(lun) ·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名言“第一思想，最好思想”。今天的情況正好顛倒了過來，類似美學主義(yi) 、悲觀主義(yi) 和擁抱困難等成為(wei) 高度反文化的東(dong) 西。實際上，它們(men) 比60年代的反文化有更大顛覆性，因為(wei) 後者---正如桑塔格後來認識到的那樣---推動了美國人性情中的享樂(le) 主義(yi) ，這證明了很容易被同化進入從(cong) 前的消費主義(yi) 。但是，從(cong) 來沒有太多支持者喜歡倔強的、勒令限製的東(dong) 西----隻要看看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和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坎坷的世俗職業(ye) 生涯就明白了。 

最後，在其攜帶更多風險而不是獎勵的意義(yi) 上，文化成為(wei) 反文化。更喜歡古老的、遙遠的、困難的東(dong) 西對那些利用即刻的和無所不在的手段讓自己與(yu) 所在共同體(ti) 疏遠的人，在有些情況下甚至與(yu) 自己的家人疏遠。從(cong) 最好處說，這是一種無法解釋的怪癖，從(cong) 最壞處說是一種反社會(hui) 的傲慢自大。美國電影中的惡棍無賴往往以喜歡古典音樂(le) 而臭名昭著---如《現代啟示錄》中的基爾格中校（Sgt. Kilgore）根據“女武神的騎行”（Ride of the Valkyries）理查·華格納創作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第二部《女武神》第三幕開首的歌曲---譯注）是旋律屠殺越南平民，懸疑小說《沉默的羔羊》係列中的虛構人物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一邊聽巴赫的名曲“哥德堡變奏曲”（the Goldberg Variations），一邊吃監獄守衛的肉。在21世紀，甚至在最有可能覺得自在舒服的狹隘區域裏，文化並不是資產(chan) 。就像為(wei) 瀕危野生動物劃定的自然保護區一樣，學界是我們(men) 擁有的最接近保護文化的地方，但是，人文學科的招生即便在名牌大學也大幅下跌，而選修英語或藝術史的學生通常帶著有限的、怪異的知識，還有一種對高雅文化的強烈敵對情緒。

詩人蘭(lan) 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曾經開玩笑說，英語係隻是在監獄生產(chan) 偽(wei) 造貨幣的意義(yi) 上生產(chan) 文學批評，因為(wei) 有些監獄囚犯有私人使命在追求。同樣真實的是文化。學界學術研究的要點尤其是在研究生層次是培養(yang) 其在學界取得職業(ye) 晉升方麵的技能。即使有成為(wei) 有文化的人的願望，那也出現在你的業(ye) 餘(yu) 時間內(nei) 。

所有這些聽起來都有些令人哀歎。但是，如果承認文化是反文化意味著放棄古老的人文夢想，當文化被設想為(wei) 教化能力時，它也終止了必然出現的回避和妥協。那種認為(wei) 參與(yu) 藝術和思想的古典作品能帶來甜蜜與(yu) 光明的觀點，從(cong) 最好處說也是半真半假的說法。至少可以舉(ju) 出很好的例子證明，高雅文化是一種反社會(hui) 的力量，鼓勵人們(men) 內(nei) 向和逃離社會(hui) ，產(chan) 生困惑和思維紊亂(luan) 。阿諾德自己的詩歌“多佛爾海灘”（Dover Beach）根本就沒有什麽(me) 甜蜜與(yu) 光明，它呼應了自己所說的“送來永恒的悲哀的聲音。”

多佛爾海灘（馬修·阿諾德 著）

今宵大海寧靜，

潮水正滿，月亮端端

照在海峽；——法蘭(lan) 西海岸

燈火忽現忽隱；英格蘭(lan) 曠蕩的峭壁

微光閃爍，伸延進寧靜的海灣。

請到窗邊來吧，晚風清新甘甜！

可是，從(cong) 浪花湧動的長長海岸

從(cong) 月光照白的陸地與(yu) 大海相接處，

你聽！你能聽見刺耳的喧囂，

那是海浪卷走卵石，當浪花回湧，

又把卵石拋上高高的海灘，

湧動，停息，再重新湧動，

大海以顫動的緩慢的節奏

送來永恒的悲哀的聲音。

很久以前，索福克勒斯

曾在愛琴海邊聽見過這聲音，

這聲音使他心中湧起

人類苦難的渾濁的潮汐；

我們(men) 在這遙遠的北方的海濱

也聽到了這聲音裏的一縷思緒。

信仰的海洋

也曾一度滿潮，環繞大地之岸

像一條卷曲的閃光的腰帶。

可如今我隻聽見

它那憂傷(shang) 的長長的退潮的聲音，

退縮，退向晚風的呼吸，

退過大地那廣漠淒涼的邊緣，

留給世界一灘赤裸的卵石。

哦，親(qin) 愛的，讓我們(men) 彼此真誠！

因為(wei) 這個(ge) 世界，這個(ge) 似乎

如夢境般展現在我們(men) 眼前的世界，

這個(ge) 如此多彩、美麗(li) 而新鮮的世界

其實並沒有歡樂(le) 、光明和愛，

也沒有確信、安寧和對苦難的拯救；

我們(men) 在世，猶如在一片昏暗的荒原，

紛爭(zheng) 和潰逃的驚恐在荒原上交織，

愚昧的軍(jun) 隊於(yu) 昏暗中在荒原上爭(zheng) 鬥。

（1867）請參閱曹明倫(lun) 譯的“多佛爾海灘”---譯注)

在21世紀的美國，當然，高雅文化似乎具有深刻的顛覆性。柏拉圖的《理想國》教導我們(men) 蔑視民主，正如《李爾王》教導我們(men) 蔑視人性一樣。巴赫的名曲“哥德堡變奏曲”在嚴(yan) 格的意義(yi) 上毫無用途---不能被用來做任何事，也不能讓聽眾(zhong) 成為(wei) 更好的、更有效率的公民。事實上，高雅文化最令人擔憂之處是它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而成為(wei) 目標本身---這使其成為(wei) 金錢的對立麵，而我們(men) 通常是以金錢作為(wei) 衡量是否有價(jia) 值的標準。

難怪那些在死後成為(wei) 文化英雄的人在生前通常被視為(wei) 無用的廢物甚至更糟。正如曆史學家歐內(nei) 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所寫(xie) ，“反對派總是成為(wei) 國家的榮耀。”如果高雅文化必須在21世紀的美國成為(wei) 反對派，至少它應該發揮特權，這是知識分子不可避免的特權，但總在積累反文化色彩----帶有某種風格的反叛的快樂(le) 。

作者簡介：

亞(ya) 當·柯什（Adam Kirsch），文學批評家，最新著作《誰想當猶太作家？》。

譯自： Culture as counterculture by Adam Kirsch,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New Criterion, Volume 40 Number 1, on page 74.

https://thescotfree.com/humanity/when-high-culture-was-in-high-regard-joining-the-counterculture-meant-rejecting-its-values-now-high-culture-is-the-counter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