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shu) 院的“師道”精神

作者：朱漢民（中國書(shu) 院學會(hui) 會(hui) 長、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教授）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七月廿七日甲寅

          耶穌2021年9月3日

唐宋變革之際，儒家士大夫崛起並進一步強化自己作為(wei) 文化主體(ti) 的自覺意識，他們(men) 不僅(jin) 主導和推動唐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變革，同時還希望在山水之間搭建一個(ge) 以“書(shu) ”為(wei) 中心的院落，以承載自己的師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們(men) 將自己建立起來並苦心經營的新型文化教育機構叫做“書(shu) 院”。

（一）

在創辦書(shu) 院的熱潮中，宋代士大夫群體(ti) 總是特別強調，他們(men) 之所以要在官辦的太學州學縣學之外另辦書(shu) 院，是因為(wei) 書(shu) 院在教育理念、辦學宗旨上不同於(yu) 官學。這就是後來學術界、教育界肯定的“書(shu) 院精神”。其實，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師道精神。從(cong) 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體(ti) 中有一個(ge) 十分強烈的呼喚，就是在批判漢唐經師沉溺章句辭章之學時，強烈呼喚複興(xing) 早期儒家士人的師道精神。“儒”本來就源於(yu) 以教育為(wei) 使命的“師儒”，孔子號召儒士應該“誌於(yu) 道”，其實就是強調士師與(yu) 道結合的“師道”精神。孟子特別強調師道尊嚴(yan) ，肯定儒者承擔的是“堯舜之道”，故而賦予了“師”具有“道”的崇高使命與(yu) 精神權威。唐宋之際儒家士大夫積極倡導複興(xing) 早期儒家“師道”，並希望以師道精神重登曆史舞台。

宋代士大夫複興(xing) 儒學、重建儒學是從(cong) 師道複興(xing) 開始的。歐陽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說：“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孫明複，石守道三人。”歐陽修肯定了胡瑗、孫明複、石守道對推動師道複興(xing) 的重要貢獻，他們(men) 三人開始中止“師道廢久”的曆史而重新開始使“學者有師”，肯定他們(men) 對宋學學統的創建之功。

可以發現，宋儒往往勉勵自己應該“以師道自居”，他們(men) 對於(yu) “師道”的責任意識內(nei) 涵豐(feng) 富：一方麵，宋儒主張“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出對帝王的教育，發展了宋代極有特色的經筵講學；另一方麵，宋儒“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對民間教化，故而大量創辦書(shu) 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積極入世活動中貫穿著一個(ge) 重要思想，就是一種師道精神的為(wei) 政與(yu) 為(wei) 學，而特別體(ti) 現在他們(men) 的書(shu) 院教育中。關(guan) 於(yu) 宋儒的師道複興(xing) 與(yu) 書(shu) 院教育的密切聯係，明清之際王船山曾經有評論，他說：“鹹平四年，詔賜《九經》於(yu) 聚徒講誦之所，與(yu) 州縣學校等，此書(shu) 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複、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xing) ，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他認為(wei) ，宋學由初起走向大盛，與(yu) 師道主導下的書(shu) 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書(shu) 院興(xing) 起，特別是孫明複、胡安定等宋初諸儒的推動，使得師道立而學者興(xing) ，推動了宋學之興(xing) ，最終形成了宋學的“周、程、張、朱之盛”。

（二）

宋代書(shu) 院的師道精神體(ti) 現在許多方麵，而最為(wei) 集中體(ti) 現的是宋儒對書(shu) 院宗旨的確立。有一個(ge) 重要的文化現象：從(cong) 宋代以來，創辦和主持書(shu) 院的儒家士大夫，總是將“道”的承擔作為(wei) 創辦書(shu) 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標。《宋元學案》曾經記載一段重要的對話，文靖（楊時）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程）若庸亦曰：創書(shu) 院而不講明此道，與(yu) 無書(shu) 院等爾。程若庸非常明確地將書(shu) 院的創辦與(yu) 師道的使命緊密聯係在一起。從(cong) 宋初開始，儒家士大夫開始倡導複興(xing) 以“師道”為(wei) 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後來還發展出以標榜“道學”“道統”為(wei) 主流的新儒學思潮。他們(men) 倡導師道精神集中在民間書(shu) 院，他們(men) 主導的書(shu) 院是表達自己師道精神的最佳場所。

所以，一切立誌複興(xing) 儒學、重建儒學的士大夫創辦書(shu) 院，總是會(hui) 將創辦書(shu) 院的宗旨確立為(wei) “道”，弘揚宋代士大夫特別張揚的師道精神。從(cong) 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們(men) 都是通過創辦書(shu) 院而複興(xing) 師道，這正如理學家袁燮所說：“古者學校既設，複有澤宮。今長沙之嶽麓、衡陽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麗(li) 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

（三）

兩(liang) 宋時期那些有師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學術創新成就的宋學學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確“道學”目標的追求，他有著鮮明的傳(chuan) 承和複興(xing) 儒家之道的道統意識，並且將此道統意識與(yu) 書(shu) 院建設結合起來。他在應邀作《泰山書(shu) 院記》中，就將道統承傳(chuan) 與(yu) 書(shu) 院使命統一起來，他說：“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wan) 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學聖人之道，有攻我聖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石介以書(shu) 院教育承擔儒家之道的傳(chuan) 承，就是宋儒的師道精神。另外他還長期主持徂徠書(shu) 院講學，被學者稱為(wei) “徂徠先生”。

特別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閩學、張栻湖湘學、陸氏象山學等主要理學學派，均在創辦書(shu) 院過程中明確以複興(xing) 先秦儒家之道為(wei) 宗旨，其實就是將書(shu) 院建設與(yu) 師道精神結合起來。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間，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創辦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學徒增多而擴建並改名為(wei) 滄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積極創辦書(shu) 院，是與(yu) 其傳(chuan) 道精神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淳熙年間韓元吉撰《武夷精舍記》，表達了朱熹創辦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決(jue) 秦漢以來師道不傳(chuan) 的問題，以“自得”孔子之道。

又如張栻在《潭州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中，明確了修複嶽麓書(shu) 院的辦學宗旨：“豈將使子群居族談，但為(wei) 決(jue) 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xi) 為(wei) 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他強調嶽麓書(shu) 院的宗旨與(yu) 目的是傳(chuan) 道濟民，這也是不同於(yu) 科舉(ju) 利祿、訓詁辭章的師道之學的複興(xing) 。

陸九淵率弟子在江西創建了象山等諸多書(shu) 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書(shu) 院記》中也明確指出：“書(shu) 院之建，為(wei) 明道也。”袁燮在其撰寫(xie) 的《東(dong) 湖書(shu) 院記》中，進一步明確其師道的學派特點，他說：“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於(yu) 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袁燮是陸九淵的著名弟子，他不僅(jin) 僅(jin) 強調書(shu) 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時進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為(wei) 己之學”“自得之學”，他認為(wei) 此學隻能夠源於(yu) “吾心”。

（四）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將書(shu) 院宗旨確立為(wei) “明道”，其實也是為(wei) 了明確書(shu) 院教育的核心、靈魂其實就是“師道”精神，它具體(ti) 體(ti) 現為(wei) 不可分割的兩(liang) 個(ge) 方麵。

書(shu) 院的師道體(ti) 現為(wei) 儒家人文理想的實現。宋儒繼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理念，這樣宋儒的師道就不僅(jin) 僅(jin) 涉及學校師生的授受關(guan) 係，而是緊密聯係家國天下、萬(wan) 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啟動王道理想實現的關(guan) 鍵在“師”。由此帶來書(shu) 院師道精神的一係列特點：士大夫創辦書(shu) 院的根本目標既在於(yu) “道”，他們(men) 堅信最終會(hui) 落實於(yu) “治”；書(shu) 院傳(chuan) 授的最重要內(nei) 容不是知識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製定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價(jia) 值體(ti) 係為(wei) 基本內(nei) 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親(qin) ，君臣有義(yi)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wei) 書(shu) 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wei) 書(shu) 院教學的“為(wei) 學之序”；還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作為(wei) 學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作為(wei) 書(shu) 院生徒的“接物之要”。可見，宋儒之所以會(hui) 藐視辭章訓詁之學，是因為(wei) 他們(men) 堅信師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複了《周禮》關(guan) 於(yu) “師儒”應該是“以賢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責任。宋儒期待的師道精神，就是努力通過書(shu) 院教育，最終實現和諧家國與(yu) 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書(shu) 院精神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在書(shu) 院推崇以道修身的為(wei) 己之學，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過講道、行道以完善社會(hui) 秩序，最終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

書(shu) 院精神還體(ti) 現為(wei) 一種知識理性的學術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種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強調“道”的價(jia) 值信仰、經世實踐必須建立在“學”的知識理性基礎之上。所以，在書(shu) 院的教育宗旨、教學實踐過程中，求道與(yu) 求學應該是統一和相通的。所以，書(shu) 院求道的價(jia) 值關(guan) 懷體(ti) 現出對人格理想和社會(hui) 理想的追求，絕不能夠排斥知識教育。宋代書(shu) 院一直重視《四書(shu) 》教育，而《論語》開篇即強調“學而時習(xi) 之”，《大學》開篇即強調“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別強調“博學之”“道問學”，這些都是書(shu) 院教育具有強烈學術精神的經典依據與(yu) 思想源頭。宋儒包恢在《盱山書(shu) 院記》中說得極為(wei) 透明：“夫以書(shu) 院名是，所主在讀書(shu) 也……然予謂聖賢之書(shu) 所以明道，書(shu) 即道，道即書(shu) ，非道外有書(shu) ，書(shu) 外有道，而為(wei) 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shu) ，而不以實理體(ti) 道，遂致書(shu) 自書(shu) ，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況讀書(shu) 非為(wei) 應舉(ju) 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為(wei) 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為(wei) 貞誌者哉。”宋代書(shu) 院的知識追求十分迫切、學術精神十分強烈，但是書(shu) 院教育也不是為(wei) 知識而知識，學術創新總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價(jia) 值關(guan) 懷為(wei) 目的的。所以書(shu) 院成為(wei) 宋代以後新儒家學者探討知識學問的地方。以闡釋人的意義(yi) 、社會(hui) 的和諧、天下的治理為(wei) 核心的經史之學成為(wei) 古代書(shu) 院的主要學習(xi) 內(nei) 容。宋代新儒學和書(shu) 院的結合不僅(jin) 使宋代學術獲得發展的依托，而且也使書(shu) 院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

宋代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經曆了諸多的轉型和發展，不同學術思潮、不同學派形成都與(yu) 書(shu) 院息息相關(guan) 。書(shu) 院的學術創新精神借助於(yu) 師道精神而不斷開拓和發展，師道精神凝聚成為(wei) 書(shu) 院學術創新的推動力，推動書(shu) 院學術思想的不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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