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冶 著《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研究》出版暨結語

書(shu) 名：《元明朱子學的遞嬗：<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研究》

作者：朱冶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09月01日

【作者簡介】

朱冶，河南南陽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現任教於(yu) 華中科技大學曆史研究所，碩士生導師，香港孔子學院中國曆史文化中心兼任協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元明清思想文化史、曆史文獻學。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與(yu) 元明儒學傳(chuan) 承研究”等課題。在《史林》《史學史研究》《安徽史學》等期刊發表多篇論文。

【內(nei) 容簡介】

程朱理學經典《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構成了明代思想的底色，亦承載著宋元明朱子學遞嬗中承上啟下的重要職責。本書(shu) 深入明人文集、方誌和理學著述，係統論述《大全》的編纂過程及實際影響，以見十十五世紀的政治文化、學術思想與(yu) 士人個(ge) 體(ti) 的互動關(guan) 係，進而呈現元明朱子學的傳(chuan) 承、流衍及自我更新的過程。以《大全》為(wei) 切入點，實可檢討並重估明代思想史的應有價(jia) 值。明代士人旨在完善和修訂《大全》的經世行動，構成了與(yu) 陽明學興(xing) 起並行的思想史脈絡，又與(yu) 土木之後出現的“經世之學”共同構成了十五世紀思想史更加完整圖像的一部分。

【目錄】

緒論

一、元代朱子學研究

二、明代中前期的思想、政治與(yu) 文化

第一章  多元並競：元代南方朱子學的地域流傳(chuan)

第一節  嫡傳(chuan) 與(yu) 正學：金華朱子學的自任

一、“金華四先生”的確立

二、師友淵源與(yu) 學術傳(chuan) 統

三、金華理學在元廷的推廣

四、“獨得其宗”的自認與(yu) 推重

第二節  道統與(yu) 自得：崇仁之學的麵向

一、吳澄的學術麵向與(yu) 道學承創

二、虞集的理學身份與(yu) 學問歸趨

三、崇仁與(yu) 金華：誰是正學？

第三節  羽翼與(yu) 開新：新安理學的求索

一、新安理學的多重特色

二、汪克寬的挫折與(yu) 執著

三、元末新安理學的反思與(yu) 救弊

第二章  君師治教：明初帝王的理學敕撰書(shu)

第一節  學以輔政：太祖《書(shu) 傳(chuan) 會(hui) 選》的編纂及用意

一、修纂緣起

二、編纂經過與(yu) 內(nei) 容特色

三、影響及意義(yi)

第二節  道治天下：敕撰書(shu) 與(yu) 成祖治國理念的演進

一、成祖“聖王”之學的形成

二、《聖學心法》的內(nei) 容與(yu) 結構

三、三部《大全》的出台

第三章  垂世立教：《大全》纂修過程及內(nei) 容特點

第一節  纂修地安排及用意

一、纂修地點考

二、背景及意義(yi)

第二節  纂修官構成及任用特點

第三節  內(nei) 容特色與(yu) 取材成因

一、取材底本及其特點

二、敕撰要求與(yu) 編纂傳(chuan) 統的契合

三、纂修分工與(yu) 《大全》取材

四、日常理學閱讀與(yu) 《大全》取材

第四章  頒行天下：《大全》在明代的推行與(yu) 流布

第一節  刊行曆史概說

一、官刻與(yu) 坊刻的結合

二、校正本與(yu) “權威”讀本

三、增補本、節略本及合刊本

第二節  儒學教育中的推行

一、“盡心講明”與(yu) “不可泥也”

二、地方學官的最初反應

第三節  明中前期學者的閱讀與(yu) 實踐

一、山西大儒薛瑄的《大全》閱讀

二、《讀書(shu) 錄》對《四書(shu) 五經大全》的具體(ti) 意見

三、河東(dong) 學者王鴻儒的承繼與(yu) 發展

第五章  經世致用：時代變革下的《大全》修正

第一節  時代背景與(yu) 思想趨向

第二節  理事之道：《私抄》的啟示

一、經濟之才與(yu) 心學傳(chuan) 統

二、“吾心之理與(yu) 經遇”

第三節  朱子忠臣：《疑辨錄》的示範

一、生平及經世言行

二、獻書(shu) 及意義(yi)

三、辨疑特點與(yu) 思想指向

第四節  以心考之：《石渠意見》的嚐試

一、人生“三部曲”

二、以心代理與(yu) 經典考辨

第五節  輔翼世教：《蒙引》的“成功”

一、學從(cong) 多師與(yu) 編撰緣起

二、經學與(yu) 舉(ju) 業(ye) 之間：成書(shu) 及意義(yi)

三、修正方法及特點

結語

一、元明儒學的傳(chuan) 承與(yu) 轉折：《大全》承繼的思想遺產(chan)

二、政治理念的微妙轉變：《大全》承載的治教理想

三、時空、分工與(yu) 取材：《大全》纂修的來龍去脈

四、思想底色：長時段、多方位的《大全》傳(chuan) 衍

五、陽明學興(xing) 起之前：時代變革與(yu) 《大全》修訂

六、反思與(yu) 展望：世界視野中的《大全》影響

附錄：《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明代版本

參考文獻

【結語】

元明朱子學的遞嬗過程中，官定《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有著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它實際構成了明代思想史的底色。永樂(le) 朝《大全》的頒布，不僅(jin) 對宋元明初朱子學作出總結，還開啟了士人研習(xi) 、踐履、體(ti) 驗程朱義(yi) 理的新時代。《大全》不獨在十五世紀的時代變革中別具意義(yi) ，隨著陽明學的興(xing) 起、科舉(ju) 之弊的累積，它在中晚明曾出現過低潮，然卻始終未被時代所拋棄，晚明還出現了一股重回《大全》思想潮流，並深刻影響清初學術的發展方向。

以東(dong) 林書(shu) 院講學聞名的晚明學者吳桂森（1565-1632），曾對《大全》在明代的價(jia) 值和影響有如下解讀，不啻為(wei) 成祖敕諭在數百年後的回響。吳氏稱：

觀此，則聖祖之珍重是書(shu) 而嘉惠學者之意，極篤切矣。然其至意在“盡心講明，無徒視為(wei) 虛文”，則知所以裨益天下者，全在體(ti) 貼身心、躬行實踐，此所以為(wei) 學者根本。今之習(xi) 舉(ju) 業(ye) 者，視此書(shu) 不啻土苴塵垢，皆因所尚者浮華之詞，忘其根本，且不知身心躬行何物，何知此書(shu) 之味。揆其自來，皆在上取士之人謂舉(ju) 業(ye) 自有心訣，一切聖賢道理置而不問。此風既開，使士子靡然忘返，盡失聖祖美意至教，所以士風日下，至館閣之地亦虛無人，舉(ju) 世終日所讀所學，皆為(wei) 敗壞人心之具而已，舉(ju) 業(ye) 之弊至今日尚可言哉。

百年之後，吳氏尚能體(ti) 會(hui) 成祖敕諭中盡心講明《大全》的旨意，理解明初所奠定旨在一道德同風俗的治教思想。然《大全》與(yu) 科舉(ju) 考試的緊密聯係，也為(wei) 其日益凋敝的宿命埋下伏筆。以故，有明一代有識之士持續對《大全》展開修正，或批評針砭，或積極完善，以令《大全》源源不斷的注入新血。換言之，修正和反對《大全》的呼聲，不僅(jin) 不意味著《大全》影響的減弱，反而是《大全》在社會(hui) 運行中深層影響的外在表現。官定程朱經典《大全》隻有在明代與(yu) 時俱進，才能令它所承載的程朱義(yi) 理深入人心，富有新的生命力。

（一）元明儒學的傳(chuan) 承與(yu) 轉折：《大全》承繼的思想遺產(chan)

《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是宋元儒學的總結之書(shu) 。元代儒學並非“宋明理學”概念中若有似無的存在，元代程朱理學在各地繁榮發展，並呈現出係譜化和差異化的特點，這是《大全》首要麵對的思想遺產(chan) 。元代儒學多元而開放，其從(cong) 各地的鄉(xiang) 裏傳(chuan) 統中發展出頗具地域色彩的學術傳(chuan) 承脈絡。在各地儒學的交流和磨礪之中，成熟的經典詮釋作品逐漸湧現，形成《大全》足以憑籍的主要底本。元明朱子學的遞嬗，並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止，《大全》正是元明思想承上啟下的關(guan) 鍵環節。

元代程朱理學除在北方由趙複、許衡等人傳(chuan) 承推廣，南方亦出現學術交融與(yu) 爭(zheng) 鳴並存的繁盛發展局麵。尤其在文教發達的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其程朱學說呈現出譜係化、差別化的發展模式。金華學術以典章考證、名物訓詁為(wei) 治學特色，當地學者致力於(yu) 構建以“金華四先生”為(wei) 標識的道學傳(chuan) 承係譜，期望借助官方力量推廣金華之學。崇仁之學立意於(yu) 救正程朱理學末流之弊，其地學者以承續朱熹所傳(chuan) “道統”為(wei) 己任，有誌於(yu) 拓寬朱子學的內(nei) 容。代表人物吳澄等人撰著《五經纂言》以承創道學，還利用對元廷文教的影響和廣泛的學術交往，推廣其“自得之學”的學問旨趣。號稱“程朱闕裏”的新安儒者，學問一宗朱子，旨在增益和詮釋朱子之言，令讀者由此掌握程朱精義(yi) 。這種關(guan) 懷也令倪士毅、朱升、趙汸等新安後學不斷反思，發展出旁通諸經、合會(hui) 朱陸的學問特色，以及兼顧經學研修和科舉(ju) 考試的“纂釋體(ti) ”著述。正是在元代儒學的多元並競發展中，《大全》的取材底本漸次形成。

（二）政治理念的微妙轉變：《大全》承載的治教理想

《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亦是明代政治思想發展階段的集中體(ti) 現。明初洪武、永樂(le) 兩(liang) 朝的治國理念與(yu) 國家構想，對明清政治體(ti) 製發展和政治理念的演進意義(yi) 重大。永樂(le) 朝的治國理念，在大體(ti) 延續和繼承洪武朝的前提下，實則產(chan) 生微妙卻重大轉折。明成祖將君主理論與(yu) 儒家倫(lun) 理高度結合，最終確立以宋儒理學治國的政治原則。《大全》正是明成祖治國理念成熟並獨立於(yu) 太祖的集中體(ti) 現。

明太祖與(yu) 明成祖都相信程朱理學可以治國，也同樣以君師自任。然太祖僅(jin) 重視將“有用”的理學運用於(yu) 治國實踐，成祖卻表現出占據儒家話語權乃至道統的野心。洪武朝敕修《書(shu) 傳(chuan) 會(hui) 選》，起因於(yu) 太祖熱心修訂蔡沈《書(shu) 集傳(chuan) 》，背後卻是明初治國理念與(yu) 宋儒解經傳(chuan) 統之間的張力，最終編成的《書(shu) 傳(chuan) 會(hui) 選》內(nei) 容亦不拘泥門戶之見，以“求學術之真”為(wei) 主要原則。永樂(le) 二年、永樂(le) 七年明成祖兩(liang) 修帝學用書(shu) ，從(cong) 《文華寶鑒》到《聖學心法》，宣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轉型，其將程朱理學作為(wei) 政權依據並正式予以確立。與(yu) 唐太宗先編《帝範》，後修《五經正義(yi) 》的文教舉(ju) 措類似，明成祖在編修《聖學心法》五年後亦統合六經，編纂三部《大全》。其中的《四書(shu) 、五經大全》匯總宋元經典的研究，《性理大全》則集合程朱關(guan) 於(yu) 天理、人性方麵理論體(ti) 係的語錄文字，這兩(liang) 類性質和層次上有所分別的《大全》共同構成了明成祖對宋儒理學完整體(ti) 係的繼承和確認，是他政治理念漸趨成熟並最終確定的寫(xie) 照。成祖要求編纂的三部《大全》，既為(wei) 實現其“一道德同風俗”的治教理想，也是要代言學術並成為(wei) 道統集大成者的體(ti) 現。《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在明初政治文化的轉型中應運而生。

（三）時空、分工與(yu) 取材：《大全》纂修的來龍去脈

《大全》並非抄襲一過的功利之書(shu) ，其價(jia) 值和意義(yi) 需作重新評估。《大全》在明清至近代的汙名化現象是曆史敘述中選擇性的體(ti) 現。《大全》的體(ti) 例、內(nei) 容特點、纂修意圖、編纂過程等均被扭曲或加以抨擊，形成了固化、單一化的刻板印象，對其支持或肯定的聲音卻被曆史悄然湮沒。《大全》的產(chan) 生、編纂過程、內(nei) 容取材皆顯示，它承載著明成祖賦予“一道德同風俗”的政治願景，其纂修地點、人員任用和分工的安排皆謹慎用心。其取材來源的選擇也兼顧敕撰要求、政策導向等因素，並符合纂修官的學養(yang) 特點及元末明初理學書(shu) 籍的實際流行情況。

《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編纂過程及內(nei) 容特色，以往研究中較少涉及，因此相關(guan) 批評與(yu) 誤解較多。從(cong) 明人文集、方誌等材料中考索《大全》編纂者的相關(guan) 信息，將其串聯起來，逐漸勾勒出《大全》纂修之時空、分工及取材等纂修過程的完整圖像，從(cong) 中可見明初政治與(yu) 學術的複雜互動。

永樂(le) 十二年《大全》在北京纂修，其纂修地選定，在明代兩(liang) 京製的發展曆程中有重要意義(yi) 。《大全》纂修地，與(yu) 次年三月會(hui) 試地點的首度變動相配合，是成祖在朝野的遷都阻力下，用文教先行以輔助政治遷都的明確表態，其政治意涵大於(yu) 文教意涵。這既是《大全》修纂的重要時空背景，亦可見明成祖重要的政治考慮。《大全》纂修官員的構成，顯示永樂(le) 朝有別於(yu) 洪武時期的任官特點和政治文化。《大全》編修傾(qing) 向於(yu) 重用本朝官員、新晉進士，以及地方教官中學識、經驗等較為(wei) 優(you) 異者。纂修官籍貫亦集中於(yu) 江西、福建、浙江等文教發達的省份。有別於(yu) 洪武朝重用“老”儒的用人政策，《大全》纂修人員的構成及分布特點背後，是成祖有意起用新培養(yang) 官員的用心，及其積極掌握士大夫文化話語權的努力。

《大全》主要取材於(yu) 元儒著作的內(nei) 容特點，多為(wei) 明清至近代學者所詬病。然學界鮮少注意的是，《大全》編選內(nei) 容雖有鮮明的繼承性，卻更具地域色彩。其專(zhuan) 選新安、江西一帶元儒著述的取材底本特色，符合明成祖對該書(shu) 內(nei) 容與(yu) 體(ti) 裁的要求，也受江西學者主事的纂修人事所影響，最終再現了元末明初南方理學研習(xi) 的真實情形。這既是元明儒學傳(chuan) 承的整體(ti) 特點的體(ti) 現，亦是政治、思想等多種因素作用下儒學內(nei) 部“優(you) 勝劣汰”的發展結果。

（四）思想底色：長時段、多方位的《大全》傳(chuan) 衍

《大全》對明朝士大夫具有多元功用，它構成了明代思想史的底色。除作為(wei) 明代讀書(shu) 人參加科舉(ju) 考試的主要經典來源，《大全》亦是儒者修身踐履的重要憑籍。朝廷之上，經筵講官用《大全》為(wei) 皇帝進行係統儒家教育的首要教材，朝臣向君主上疏諫諍時也以《大全》為(wei) 重要引據。甚至從(cong) 祀真儒的重大議題中，其著作是否曾經被《大全》所征引，也可作為(wei) 請以從(cong) 祀的關(guan) 鍵憑證和條件。

從(cong) 明代長時段看待《大全》的影響，首先就體(ti) 現在它的出版刊刻曆史上。《大全》在明代官私刻印的情形顯示，它始終占據學術主流，並未隨著時代思潮的變化而退出曆史舞台。宋元興(xing) 起的福建書(shu) 坊業(ye) 成為(wei) 《大全》在全國範圍內(nei) 廣泛傳(chuan) 播的有力保障。《大全》中晚明商業(ye) 出版的勃興(xing) ，更推動了士人需要與(yu) 《大全》“權威”版本的有效結合。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官方同樣尊奉程朱理學思想，坊間掀起了刊刻《禦製性理精義(yi) 》及《四書(shu) 大全》衍生性著作的熱潮。

明代儒學教育係統中《大全》的貫徹和推行，是《大全》在明代社會(hui) 深入影響的體(ti) 現。明代各地方誌的藏書(shu) 記錄顯示，旨在“一道德同風俗”的《大全》確實在全國各主要府、州、縣級學校得以推廣。然士人亦在閱讀《大全》中出現拘泥辭章訓詁，不求甚解的現象。彭勗、陳璲、朱應吉為(wei) 代表的各級教官不斷改進，通過引導研經方法、編纂專(zhuan) 門書(shu) 籍、修正經典疏釋等方式，積極探索《大全》在明代士人讀書(shu) 和生活中的應用。

《大全》在河東(dong) 學派成學中所起的作用，則體(ti) 現了《大全》在閱讀和傳(chuan) 播過程中被體(ti) 認和實踐的具體(ti) 情形，此為(wei) 《大全》對明代思想史深層影響的反映。河東(dong) 學派薛瑄、王鴻儒的案例顯示，《大全》能夠肩負學者體(ti) 悟聖賢之道的重要載體(ti) 之職責。薛瑄等人通過“筆語”、“雜錄”與(yu) “讀書(shu) 錄”等劄記體(ti) 文字，體(ti) 悟並踐行《大全》所載的宋儒精義(yi) ，最終形成河東(dong) 理學“篤實近理”的為(wei) 學特質，並代代相承。《大全》對於(yu) 河東(dong) 學派的思想史意義(yi) ，體(ti) 現了理學文本與(yu) 學派建構的複雜關(guan) 係。

從(cong) 有明一代的宏觀角度上來看，《大全》不僅(jin) 流布於(yu) 全國學校，且成為(wei) 讀書(shu) 人研經悟道的主要憑籍。教官用《大全》培養(yang) 士子，讀書(shu) 人用《大全》謀求功名，學者從(cong) 《大全》中致知實踐，書(shu) 坊還利用《大全》作為(wei) 商業(ye) 出版中有利可圖的公共文化資源。一如明成祖的期望所及，明代理學經典《大全》成為(wei) 士人學習(xi) 程朱理學的必讀之書(shu) ，並確實塑造著明代讀書(shu) 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框架乃至行事依據，並對清人學術思想產(chan) 生深遠影響。至此，實有必要以《大全》為(wei) 切入點，深入檢討並重估明代思想史的應有價(jia) 值。

（五）陽明學興(xing) 起之前：時代變革與(yu) 《大全》修訂

明代士人旨在完善和修訂《大全》的經世行動，構成了與(yu) 陽明學並行的思想史脈絡。明代思想史不是，也不應是個(ge) 別著名學者及其學派學說的單線敘述，圍繞著《大全》展開的閱讀、體(ti) 悟、實踐乃至修訂官方經典的曆史，亦是其中的重要內(nei) 容與(yu) 麵向。《大全》及其相關(guan) 的思想改造與(yu) 經世行動，構成了明代思想史更加完整圖像的一部分。明代學者以《大全》為(wei) 載體(ti) 應對時代變革的思想和行動，實際拓寬了明代思想史研究的內(nei) 容和範疇。這正反映了陽明學之外的明代思想史，並非乏善可陳，亦非對宋代理學的簡單因襲。時代轉折與(yu) 變革中的修正國家經典的係列行動，正展現思想史一條重要卻未曾“著色”的發展趨勢，有助於(yu) 打破中晚明陽明學派的單一化曆史敘述，重回曆史的真實複雜場景。《大全》修正行動的重要意義(yi) ，是經世之學知識的弘揚和“一道德同風俗”治教理想的認真貫徹，諸如此類的行動和誌願已構成一種獨立發展的思想潮流。

“轉折”與(yu) “變革”，是《大全》所見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主線。《大全》在其傳(chuan) 播過程中，更見證、塑造並參與(yu) 著明代思想文化的劇變。此四字既是《大全》產(chan) 生背景中的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詞，也是《大全》傳(chuan) 播和影響曆史的精煉總結。

《大全》在其接受與(yu) 傳(chuan) 播曆史中，對讀者具有內(nei) 外兼備的施用和影響。它不僅(jin) 能夠內(nei) 化為(wei) 學者的個(ge) 人修養(yang) ，在時代變革的主線之下，經世官員又以《大全》為(wei) 武器，將其外化為(wei) 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略。此為(wei) 《大全》對明代思想史、社會(hui) 史乃至政治史的深層次意義(yi) 所在。十五世紀中葉土木堡事件及其後續影響力，是明中期時代變革的導火索。對於(yu) 正處於(yu) “全盛之天下”的明朝而言，土木之變的意義(yi) 不止是一場失敗的軍(jun) 事戰役，甚或後續的係列政治事變。它對接下來的明蒙關(guan) 係、明廷內(nei) 部的政治格局調整、景泰天順政局等都有深刻影響。作為(wei) 明代全盛時期的轉折點，土木之變對思想文化的衝(chong) 擊更是巨大而深遠。它激發了明代士大夫強烈的危機意識和經世趨向，此後士人的所思所想皆被賦予新的時代意涵。為(wei) 避免重蹈宋朝滅亡的覆轍，華夷之辨以及夷夏大防等思想理念被空前凸顯和加強，元代的正統地位在曆史敘述中被顛覆和瓦解。與(yu) 此同時，以往研究未曾著墨的一條重要線索，就是時代變革中修正官方經典的相應行動。對《大全》所代表的程朱理學經典進行修訂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其行動呈現出密集化和指向性特點，如前所述十六世紀初修正《大全》的理學著作已有十幾種之多。明中期經世官員從(cong) 務實和救世出發，反思在治國人材塑造和培養(yang) 機製中占據核心位置的官方經典，檢視它能否達成統一道德風俗的願景。他們(men) 修正士人必讀的程朱理學經典的集體(ti) 行動背後，旨在引導全國讀書(shu) 人誌向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並掌握切實可用的知識和能力。

在上述思想背景之下，《大全》閱讀中出現的空洞化、程式化傾(qing) 向成為(wei) 眾(zhong) 矢之的。翰林官員楊守陳，用畢生精力撰著九經《私抄》，他通過重編經典、更正《大全》謬誤、刪削《大全》疏解，旨在令程朱經典符合實用之需。其從(cong) “吾心”出發的研究旨趣，更對中晚明重要學者及思想有啟發意義(yi) 。禮部官員周洪謨，他專(zhuan) 為(wei) 辨誤《四書(shu) 五經大全》而作《疑辨錄》。周氏對《大全》中有害、有誤、不協、發明經旨的先儒訓釋詳加辨析，並將務實求用的治學取向，和他對時務和禮製問題的關(guan) 心融入著述。他進獻《疑辨錄》並期望集官方之力重修《大全》，以實際行動闡明何謂新時代背景中的“朱子忠臣”。身處此時代潮流中的國家重臣王恕，亦撰成考辨程朱經典的《石渠意見》諸書(shu) ，他從(cong) 中發展出“以心考之”的研經方法，對官定《大全》甚至程朱傳(chuan) 注均有意見。王氏的政治影響力更推動其為(wei) 學主張和考辨方法的廣泛傳(chuan) 播。受丘濬、王恕等前輩學者的直接鼓勵和相互啟發，中晚明學者蔡清、林希元完成了輔翼《大全》行世的《蒙引》《存疑》諸書(shu) 。《蒙引》《存疑》等書(shu) 成為(wei) 明中後期程朱學者共享的資源，使《大全》因之完善並煥發生機。雖然書(shu) 中內(nei) 容已與(yu) 《大全》及程朱經傳(chuan) 有所差異，但這並不妨礙《蒙引》《存疑》等書(shu) 受到官方及讀者的認可，進而廣泛流衍。

十五世紀學者閱讀、體(ti) 悟及批評、質疑、修正《大全》的相關(guan) 實踐，具體(ti) 呈現了他們(men) 在時代危機和朱子學官定化後的困境中實現朱子學內(nei) 部的自我更新和重振，進而改造士人的思想格局並實現善政的情形。這既是《大全》在明代思想文化領域裏的真切影響所在，又與(yu) 土木之變後出現的“經世之學”共同構成了十五世紀思想史更加完整圖像的一部分。至於(yu) 在王學興(xing) 起以後的十六世紀，思想界又是如何思考和反思《大全》以及呈現何種麵貌，便應是另一個(ge) 主題研究的開始。

（六）反思與(yu) 展望：世界視野中的《大全》影響

《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的傳(chuan) 播和影響具有世界意義(yi) 。自15世紀《大全》頒布以來，它不僅(jin) 在明清中國，更在世界文明交匯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作為(wei) 宋代新儒學的思想結晶，《大全》在域外中國的影響更為(wei) 深遠廣大。它既是近世東(dong) 西方文明深入交流的重要窗口，也是東(dong) 亞(ya) 儒學形成與(yu) 發展的主要載體(ti) 和媒介。在朝鮮、日本、越南等東(dong) 亞(ya) 漢文化圈諸國，《大全》的影響持續而深遠。《大全》作為(wei) 17、18世紀西方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其地位亦是毋庸置疑。

15世紀以來朝鮮、日本、越南等的君主教育、治教理念，儒家士大夫的思維結構、行事方式等均深受《大全》的影響，其中尤以朝鮮王朝為(wei) 甚。《大全》既是東(dong) 亞(ya) 諸國儒學思想的重要經典來源，也在長期施行科舉(ju) 製度的朝鮮李朝、越南黎朝是其讀書(shu) 人的必備書(shu) 籍。朝鮮李朝受中國宋代新儒家文化影響甚深。自《大全》傳(chuan) 入後的近五百年裏，《大全》成為(wei) 朝鮮王朝讀書(shu) 人的必讀之書(shu) ，曆經多次翻印。尤其是三部《大全》中的《性理大全》，對韓國儒學的塑造之功尤大。《大全》在越南，也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必讀教材，進而影響深遠。越南還出現了《五經大全節要》《性理大全節要》等《大全》的節略本，以便越南人士研習(xi) 。

17世紀的歐洲，《大全》隨著龍華民（1559-1654）、柏應理（1622-1693）等傳(chuan) 教士傳(chuan) 至法國等地，作為(wei) 其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渠道。柏應理神父等人編譯《中國哲學家孔子》，其開篇長達106頁的序言性說明中，對永樂(le) 皇帝編纂三部《大全》所代表的宋代以來新儒學有了詳盡說明和介紹。而龍華民神父則在其著名的《論中國人宗教的幾個(ge) 問題》中，以《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為(wei) 例，細致闡明中國儒學典籍的經文和評注之關(guan) 係。

世界視野之中的《四書(shu) 五經性理大全》，長期被視為(wei) 中國宋代以來儒家文化的代表作品。無論是對《大全》的譯介、翻印、節要，均體(ti) 現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思想的域外傳(chuan) 播與(yu) 影響。反觀近世明清中國，《大全》的評價(jia) 卻一波三折。受製於(yu) 其明末清初之際的負麵評價(jia) ，近代以來的《大全》研究方興(xing) 未艾，有待補益和展開之處尚多，本書(shu) 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的一種探索和嚐試。由域外看中國，正可反思《大全》的汙名化現象。從(cong) 顧炎武“《大全》出而經說亡”的論說，直至《四庫全書(shu) 》館臣等的《大全》“抄襲說”長期占據曆史舞台，以致其他聲音在曆史敘述中隱而不顯，從(cong) 中體(ti) 現了曆史敘述的多麵性和價(jia) 值導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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