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士人對王船山聖賢與(yu) 豪傑精神的詮釋

作者：朱漢民

來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提要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他上承屈原，下啟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dong) 。近代湖湘士人通過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而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晚清以來，湖湘士人對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讀，一方麵強調其道德理性與(yu) 楚蠻氣質的結合，承傳(chuan) 了王船山對屈原人格的解讀；另一方麵又特別強調內(nei) 聖與(yu) 外王、聖賢與(yu) 豪傑的結合，體(ti) 現出晚清士人新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人格追求。

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王船山的人格特質”、”湖湘士人對船山德性與(yu) 氣質的詮釋“、"近代湖湘士人對王船山聖賢與(yu) 豪傑精神的詮釋"三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王船山與(yu) 湖湘士人人格建構》論文,以饗讀者。

探討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形成，必須重視湖南地區的鄉(xiang) 賢典範對湖湘士人精神氣質形成的影響。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為(wei) 生於(yu) 斯、長於(yu) 斯、終老於(yu) 斯的湖湘學人，他的精神氣質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別能夠激發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他上承屈原，下啟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dong) 。近代湖湘士人通過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而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詮釋船山人格精神，亦成為(wei) 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個(ge) 突出的文化現象。

3、《王船山與(yu) 湖湘士人人格建構》之《近代湖湘士人對王船山聖賢與(yu) 豪傑精神的詮釋》

晚清以來，湖湘士人對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讀，除了強調其道德理性與(yu) 楚蠻氣質的結合，承傳(chuan) 了王船山對屈原人格的解讀；另外又特別強調內(nei) 聖與(yu) 外王、聖賢與(yu) 豪傑的結合，體(ti) 現出晚清士人新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人格追求。

從(cong) 先秦到宋明，湖湘之地一直處於(yu) 中國政治權力、文化權力的邊緣；從(cong) 屈原到船山，活躍於(yu) 湖湘的士人群體(ti) 主要是一批遭貶謫、隱居、流放的士人，所以他們(men) 往往向往、追求一種合忠義(yi) 與(yu) 剛勇為(wei) 一體(ti) 的精神氣質。自晚清鹹豐(feng) 、同治以來，由於(yu) 湘軍(jun) 勢力的崛起，湖湘士大夫在政界、軍(jun) 界、學界的地位大幅提升，他們(men) 已經由政治權力的邊緣走向核心，實際控製了清朝的大半江山。在湘軍(jun) 得勢的時期，清朝有總督八人，而湘人居其六；有巡撫十五位，而湘人居其八。這樣顯赫的政治、軍(jun) 事權力，使得湖湘士人的人格理想開始發生重大轉變。他們(men) 不滿足於(yu) 內(nei) 聖道德，尤追求外王事功；不滿足於(yu) 聖賢精神，還要求豪傑事業(ye) ！所以，曾國藩等湖湘士人在詮釋船山人格精神時，特別強調將內(nei) 聖與(yu) 外王、聖賢與(yu) 豪傑統一起來，以豪傑精神、外王事業(ye) ，作為(wei)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內(nei) 涵。

其實，從(cong) 屈原到船山，其內(nei) 心也是十分向往外王事功與(yu) 豪傑精神，他們(men) 也都有經邦治國的經曆和成就。王船山還對宋明士林過於(yu) 注重內(nei) 在心性修養(yang) 而體(ti) 現出的內(nei) 斂、柔靡的風習(xi) 十分不滿，從(cong) 而提出“豪傑”精神，他說：“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yu) 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yu) 亂(luan) 世之大權也。”[1]他強調聖賢作為(wei) 理想人格總是包含道豪傑精神在內(nei) 。當然，船山所說“豪傑”一方麵是指一種堅勇、強悍的個(ge) 性意誌，另一方麵則主要是指“救人道於(yu) 亂(luan) 世”的外王事功。

鹹、同以來，以湘軍(jun) 將領為(wei) 代表的湖湘士人認為(wei) 他們(men) 已經在實現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故而他們(men) 特別重視以外王事功、豪傑事業(ye) 來詮釋船山的人格精神。如曾國藩在序《船山遺書(shu) 》時，就是這樣詮釋的：“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wan) 言，注《禮記》數十萬(wan) 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wan) 事，弭世亂(luan) 於(yu) 未形，其於(yu) 古者明體(ti) 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2]曾國藩將船山學說視為(wei) “明體(ti) 達用”之學，故而特別強化其在外王事功、經世致用方麵的功能，肯定它能“綱維萬(wan) 事，弭世亂(luan) 於(yu) 未形。”所以，曾國藩之弟曾國荃在為(wei) 劉毓崧所作《王船山先生年譜》作序時，首先設定的理想人格就是這種“聖賢豪傑”，他在《序》中一開篇就說：“自古聖賢豪傑負環瑋之姿而有康濟之才者，皆思攄其所藏，設施於(yu) 世，亭毒萬(wan) 類，歸於(yu) 太和，”他肯定船山先生的人格與(yu) 學問亦體(ti) 現出“聖賢豪傑之用心”[3]顯然，曾國藩兄弟均以船山先生為(wei) “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的人格典範，希望湖湘後學向他學習(xi) 。

曾氏兄弟對船山人格特質的詮釋，影響了湖湘地區的學界、士林，人們(men) 紛紛以內(nei) 聖外王、聖賢豪傑的典範來學習(xi) 船山先生。如譚嗣同非常推崇船山的人格與(yu) 學問，他亦是將船山先生理解為(wei) 內(nei) 聖外王的典範。他在引證了船山先生關(guan) 於(yu) 道器的理論後說：“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麗(li) 而後見。麗(li) 於(yu) 耳目，有視聽之道；麗(li) 於(yu) 心思，有仁義(yi) 智信之道；麗(li) 於(yu) 倫(lun) 紀，有忠孝友恭之道；麗(li) 於(yu) 禮樂(le) 征伐，有治國平天下之道。”[4]顯然，他推崇的船山之學及其人格精神，是修己治人的內(nei) 聖外王之道。王船山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潛心研究學問，似乎是遠離了外王經世，不能“兼濟天下”，而隻能“獨善其身”，但是譚嗣同則仍然認為(wei) ：“‘達則兼善天下’，不知窮亦能兼善天下，且比達官之力量更大。”[5]他認為(wei) “窮者”的人格精神能影響天下，故而“亦能兼善天下”。民國初著名教育家楊昌濟亦十分推崇王船山“聖賢豪傑”的人格理想，並常常以此勉勵其學生。青年毛澤東(dong) 曾稱“獨服曾文正公”，就是認同曾國藩這種聖賢豪傑的鄉(xiang) 賢典範。青年毛澤東(dong) 的聽課筆記《講堂錄》（1913年10月至12月），就是楊昌濟授課、毛澤東(dong) 記錄的課堂筆記：“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聖賢，德業(ye) 俱全者；豪傑，歉於(yu) 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6]可見，曾國藩所詮釋、推崇的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對近代中國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

以曾國藩為(wei) 首的“中興(xing) 將相”對王船山人格精神的詮釋，其實是一個(ge) 人格建構的互動過程。一方麵，船山先生的合道德理念與(yu) 血性氣質、聖賢與(yu) 豪傑的人格理念在影響、塑造曾國藩等人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麵，與(yu) 王船山具有相同地域文化背景，尤其是取得外王事功、豪傑大業(ye) 的曾國藩等晚清湖湘士大夫，更是用自己的人格理想去塑造船山的人格精神。

注釋
 
[1]【明】王夫之：《俟解》，《船山全書》第12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479頁。
 
[2]《船山遺書序》，《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419頁。
 
[3]《王船山先生年譜·曾序》，《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137－138頁。
 
[4]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報貝元征》，中華書局，1981年，第197頁。
 
[5]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歐陽中鵠》，中華書局，1981年，第461頁。
 
[6]《毛澤東早期文稿·講堂錄》，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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