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代告密成風，宋朝卻立法禁止告密

作者：吳鉤

來演：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七月十二日己亥

          耶穌2021年8月19日

有一段時間，網上許多人都在討論中國的“告密文化”，論者言之鑿鑿說，“告密”屬於(yu) 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傳(chuan) 統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聽得我的心都碎了，難不成“告密”就是我們(men) 與(yu) 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則是我們(men) 擺脫不掉的曆史宿命？但細一想，又覺得不對。以我這麽(me) 多年讀史的印象，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告密行為(wei) 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國的主流文明以其說是“告密文化”，不如說是“反告密文化”。

過去處於(yu) 主流、正統地位的儒家文明，對告密行為(wei) 可謂深惡痛絕。孔夫子曾問他的弟子子貢：你最討厭哪些行為(wei) ？子貢說：“惡徼以為(wei) 智者，惡不遜以為(wei) 勇者，惡訐以為(wei) 直者。”這裏的“訐”，即告密。將告密當成正直的表現，是子貢最厭惡的行為(wei) 之一。

發生在親(qin) 人、朋友之間的告密行為(wei) ，由於(yu) 直接破壞了小共同體(ti) 最基本的人際信任，挑戰了人倫(lun) 底線，更是受儒家抵製。曾有一個(ge) 人告訴孔子：我們(men) 那裏有個(ge) 正直的人，發現父親(qin) 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舉(ju) 報了。孔子說：“吾黨(dang) 之直者異於(yu) 是。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直在其中矣。”親(qin) 親(qin) 得相隱匿，社會(hui) 的人倫(lun) 底線才不會(hui) 被突破。用漢宣帝的話來說，“父子之親(qin) ，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yu) 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親(qin) 親(qin) 相隱”的原則自此列入中華法係，並曆代相沿。

——不要認為(wei) “親(qin) 親(qin) 相隱”是陳腐、過時的觀念，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同樣非常明確地承認公民不給親(qin) 人證罪的“親(qin) 親(qin) 相隱”權利。

當然，我也不否認，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競相告密的風氣。但我們(men) 需要知道，告密行為(wei) 的鼓吹者是邊緣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張治國要任用熱愛告密的奸民：“用善，則民親(qin) 其親(qin) ；任奸，則民親(qin) 其製。合而複之者，善也；別而規之者，奸也。章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商鞅認為(wei) ，善民重視親(qin) 情，會(hui) 相互包庇；奸民則相信“爹親(qin) 娘親(qin) 不如秦王親(qin) ”，會(hui) 相互告奸。人民熱衷於(yu) 告奸，罪惡便無處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勵告密，卻不能不將習(xi) 慣於(yu) 告密的人命名為(wei) “奸民”。可見在當時的道德評價(jia) 體(ti) 係中，告密行為(wei) 是為(wei) 人所不齒的。商鞅本人可能對這種道德評價(jia) 很不以為(wei) 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質卻是商鞅無法否認的。

曆史上，但凡申韓法術大行其道的時期，告密之風便會(hui) 盛行一時，比如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漢武帝時代、武則天時代、朱元璋時代以及所謂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價(jia) 值觀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風則大為(wei) 收斂。我不是說宋朝就沒有告密，而是說告密的行為(wei) 在宋朝並不受鼓勵，士大夫群體(ti) 乃至君主都自覺抵製告密，以告密為(wei) 恥。

宋真宗時，李沆任宰相。一日宋真宗問李沆：“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密啟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報告。李沆對打小報告非常反感，說：“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李沆認為(wei) ，隻有那些品德敗壞的人才會(hui) 喜歡打小報告。

真宗的兒(er) 子仁宗當皇帝時，有一回，諫官韓絳收到同僚林獻可送來的一封書(shu) 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過失”。韓絳身為(wei) 諫官，覺得應該向皇帝報告。便將這封私信交給宋仁宗：“林獻可遣其子取書(shu) 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宋仁宗卻說：“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叫他將書(shu) 信帶回去燒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過失、借以整飭吏治嗎？當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為(wei) 了掌握臣下動向而縱容告密，對政治品質的敗壞將遠甚於(yu) “中外大臣過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覺抑製告密政治的時期。皇祐元年（1049），台諫官李兌(dui) 、何郯、陳旭等人上書(shu) ：“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qin) 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於(yu) 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

意思是說，最近有些臣僚將私人書(shu) 信上交朝廷，朝廷則憑書(shu) 信私議調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風大盛。自今之後，除非事關(guan) 謀逆，臣僚不得交納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繳臣僚私信。宋仁宗批準了這一建議。這大概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確申明政府不得繳納私人信件、據書(shu) 信私議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時代，監察係統非常活躍，台諫官可以風聞奏事，這固然對執政的政府係統構成強有力的製衡，但也產(chan) 生了一些負作用——台諫官動輒上章告訐人罪，甚至根據道聽途說“暴揚（他人）曖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態，浸以成風”。禦史呂誨於(yu) 是上書(shu) “請懲革之”。仁宗皇帝從(cong) 善如流，下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員打小報告揭發人罪。執政官若有過失、罪錯，可以公開彈劾，但不應告密，不能揭人陰私。

後來的宋神宗、哲宗時代，當變法派（他們(men) 受申韓法術影響較深）執政時，告密風氣大有複熾之勢，因為(wei) 一部分變法派官員認為(wei) ，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寧七年（1074），參知政事（副宰相）呂惠卿推行“手實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報不動產(chan) ，政府再按其不動產(chan) 征稅。這本非惡政，但呂惠卿為(wei) 防止有人隱瞞財產(chan) ，又“許人糾告”，鼓勵告密。結果在民間大開告密之風，“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實法”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識之士的強烈抵製。未久，宋神宗隻好下詔廢止了“手實法”。在宋朝士大夫看來，如果一項政策導致民間告密成風，社會(hui) 便會(hui) 進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風俗就會(hui) 被破壞殆盡，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稅錢又有什麽(me) 意義(yi) ？

被現在許多人視為(wei) 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歡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實際上並不討厭告密，隻是因為(wei) 主流士風對告密行為(wei) 不待見，不得不表態拒絕告密。紹興(xing) 初年，高宗下詔求言，有些官員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訐同僚。高宗說：“自今上書(shu) 言事，毋有所諱。惟不許因書(shu) 告訐他人過失。”給告密者當頭撥下一盆冷水。

紹興(xing) 二十五年（1155），三省與(yu) 樞密院給高宗打了一個(ge) 報告，說：“頃者輕儇之子，輒發親(qin) 戚箱篋私書(shu) ，訟於(yu) 朝廷，遂興(xing) 大獄，因得美官。緣是之後，告訐成風。考簡牘於(yu) 往來之間，錄戲語於(yu) 醉飽之後，雖朋舊骨肉，實相傾(qing) 陷，薄惡之風，莫甚於(yu) 此。”一些輕佻的官員出於(yu) 政治投機之心，將親(qin) 戚朋友私信上的談論揭發出來，自己則因檢舉(ju) 有功而獲得美差。結果，告訐之風大興(xing) ，私人通信、茶餘(yu) 酒後的議論，都有人打小報告揭發；即便是親(qin) 兄弟，也可能被出賣。再沒有比這種賣友求榮的風氣更薄惡的了。

因此，三省與(yu) 樞密院提出建議：“乞令有司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即提議朝廷將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員列入黑名單，“議加黜罰”。宋高宗同意這個(ge) 建議，“詔令刑部開具取旨”。這大概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係統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汙點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檜，比如他冤殺嶽飛。但他對告密行為(wei) 的打擊，卻表明他至少明白一個(ge) 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優(you) 良的治理秩序，因為(wei) 告密直接敗壞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們(men) 曆史上存在過鼓勵告密的時期，也擁有過一個(ge) 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時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說的是，拒絕告密、抵製告密，其實也是華夏文明的傳(chuan) 統哩。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