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人士對船山德性與(yu) 氣質的詮釋

作者：朱漢民

來源：《求索》2014年第1期

提要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他上承屈原，下啟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dong) 。近代湖湘士人通過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而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晚清以來，湖湘士人對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讀，一方麵強調其道德理性與(yu) 楚蠻氣質的結合，承傳(chuan) 了王船山對屈原人格的解讀；另一方麵又特別強調內(nei) 聖與(yu) 外王、聖賢與(yu) 豪傑的結合，體(ti) 現出晚清士人新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人格追求。本公眾(zhong) 號將從(cong) ”王船山的人格特質”、”湖湘士人對船山德性與(yu) 氣質的詮釋“、"近代湖湘士人對王船山聖賢與(yu) 豪傑精神的詮釋"三個(ge) 篇章依次推出朱漢民教授的《王船山與(yu) 湖湘士人人格建構》論文,以饗讀者。

探討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形成，必須重視湖南地區的鄉(xiang) 賢典範對湖湘士人精神氣質形成的影響。在湖湘文化史上，王船山作為(wei) 生於(yu) 斯、長於(yu) 斯、終老於(yu) 斯的湖湘學人，他的精神氣質更加具有湖湘地域文化的根基，特別能夠激發湖湘人士的桑梓之情，故而王船山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船山的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有著十分密切的聯係，他上承屈原，下啟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毛澤東(dong) 。近代湖湘士人通過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而對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建構產(chan) 生重大影響。詮釋船山人格精神，亦成為(wei) 近代湖湘文化史上一個(ge) 突出的文化現象。

2、《王船山與(yu) 湖湘士人人格建構》之《湖湘人士對船山德性與(yu) 氣質的詮釋》

王船山作為(wei) 一位受到後世普遍敬仰的鄉(xiang) 賢，更加深入地感染、激勵、影響著湖湘士人群體(ti) ，對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王船山對湖湘士人群體(ti) 的影響，也是通過湖湘士人對王船山的人格精神的不斷詮釋中建構起來的。

王船山的學術與(yu) 人格引起士林的普遍關(guan) 注，其人格精神引起湖湘士人的敬仰與(yu) 仿效，主要是在嘉慶、道光以後，特別是經湘軍(jun) 首領曾國藩、郭嵩燾等人大力推崇之後。正像屈原對湖湘士人精神氣質的塑造和影響是通過一代代士人對他的不斷詮釋而產(chan) 生一樣，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也是在後學的不斷解讀、詮釋過程中而建構起來的。船山是屈原人格精神的詮釋者，其精神氣質深受屈原影響，而船山的人格精神又得到曾國藩、郭嵩燾、譚嗣同等人的詮釋，故而又影響、塑造了這些湖湘士人的精神氣質。可見，船山人格精神與(yu) 近代湖湘士人之間的關(guan) 係也是一個(ge) 相互主體(ti) 性的過程。從(cong) 船山人格精神對近代湖湘士人的影響力來說，王船山是影響、塑造近代湖湘士人的主體(ti) ；但從(cong) 近代湖湘士人對船山人格精神的理解、詮釋過程來說，近代湖湘士人則是塑造、建構船山人格精神的主體(ti) ，而且，這個(ge) 互為(wei) 主體(ti) 、相互影響的過程往往是同時發生的。船山人格精神的曆史影響，正是通過後世的湖湘士人對船山精神的理解、詮釋而發揮影響作用。所以，考察後人對船山人格的解讀，一方麵能夠理解船山人格精神內(nei) 涵的曆史演進，另一方麵又能夠深入把握船山對湖湘士人精神氣質建構的影響力。

王船山的學術與(yu) 人格引起士林的普遍關(guan) 注，其人格精神廣泛地引起湖湘士人的敬仰與(yu) 仿效，則是經湘軍(jun) 首領曾國藩、郭嵩燾等人大力推崇之後。曾國藩很早就注意到王船山具有合忠義(yi) 道德與(yu) 剛直血性的人格精神，他所詮釋的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就是從(cong) 道德精神與(yu) 剛直氣質兩(liang) 個(ge) 方麵來談的。他在為(wei) 《船山遺書(shu) 》作序時，首先強調船山思想及其人格精神是以孔孟仁道為(wei) 內(nei) 核的。他說：“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他認為(wei) 船山先生留下的著述與(yu) 一生的曆程，恰恰就是孔孟仁禮精神的體(ti) 現，即所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1]另一方麵，曾國藩對船山先生的“剛直之性”特別推崇，他眼中的“賢人”就具有這種楚蠻氣質，“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保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尚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他認為(wei) 船山先生就是“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wan) 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嶽震而不可奪。”[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注意到精神氣質的內(nei) 在統一，他自己的奮鬥目標和人才選拔都是特別強調要將二者結合起來。

郭嵩燾也十分推崇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創建船山祠於(yu) 城南書(shu) 院，多次上奏朝廷請求將船山供祀於(yu) 文廟，他的理由亦首先是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他理解的船山人格是：

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luan) 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yu) 剛嚴(yan) ，閎深肅括，紀綱秩然。[3]

如果對郭嵩燾關(guan) 於(yu) 船山人格精神的解讀作一解構，亦可以發現有兩(liang) 個(ge) 層麵：一個(ge) 是“抗節不仕”、“一出於(yu) 剛嚴(yan) ”的血性氣質；一個(ge) 是“既誠以明”、“紀綱秩然”的道德理性，這兩(liang) 個(ge) 層麵不可分割地融合在船山的精神氣質中。郭嵩燾對船山人格中的儒家道德理性十分肯定，將船山列入儒家道統係列之中，認為(wei) 其人格精神內(nei) 核就是周孔之教、濂洛之學；但另一方麵他又強調其剛烈氣質，反複講船山“其立身行大節，皭然不滓”、“船山苦節，當時無及者”。郭嵩燾還借用王船山先生的“性氣”、“習(xi) 氣”的觀念強調二者的結合。船山先生關(guan) 於(yu) 人的精神氣質方麵曾提出一個(ge) 重要觀念，即要注意分別“性氣”與(yu) “習(xi) 氣”，所謂“性氣”就是將道德理性的“性”與(yu) 生理氣質的“氣”結合起來，而“習(xi) 氣”則是不受道德理性製約的習(xi) 俗氣質。郭嵩燾十分讚同這一說法，並在其日記中反複引證這一觀點，對於(yu) 湖南一些地方以盲目驅逐洋人為(wei) “士氣”十分不滿，認為(wei) 這些人對“理之是非得失，茫然莫能知也”[4]這顯然是“習(xi) 氣”而非“性氣”。

曾國藩、郭嵩燾等對船山人格精神的詮釋，一方麵是對屈原、船山一脈精神氣質內(nei) 涵的挖掘與(yu) 肯定，另一方麵又是對這種精神氣質內(nei) 涵的學習(xi) 與(yu) 汲收。曾國藩個(ge) 人的精神氣質就完全具有他所詮釋的船山人格精神的特點，他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聖賢，一方麵具有道德理性的精神，“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鹹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5]另一方麵，聖賢又具有剛強血性的氣質，認為(wei) “豪俠(xia) 之質，可與(yu) 入聖人之道者。”[6]曾國藩常常以“血誠”、“明強”等理念作為(wei) 自己和身邊弟子的努力奮鬥目標，其實它們(men) 表現的是“明”、“誠”的道德理性與(yu) “血”、“強”的血性氣質的統一，這正體(ti) 現了船山人格精神對曾國藩精神氣質的影響。曾國藩曾將道德理性的“明”與(yu) 剛強氣質的“強”結合，即“強字須從(cong) 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無道德理性的所謂“強”，則會(hui) 成為(wei) “全不明白，一味橫蠻”的“瞎鬧者也”[7]可見，他的“明強”理念就是中原儒家文化與(yu) 南方楚蠻文化的統一。另外，他提出的“血誠”也體(ti) 現出中原儒家文化與(yu) 南方楚蠻文化的融合，即是將儒家的“誠”德與(yu) 南蠻的“血性”二者緊密結合。同樣郭嵩燾在詮釋船山人格精神時，也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學習(xi) 、仿效王船山，他和王船山的精神氣質表現出十分鮮明的同質性。這一點亦被許多後學所認同，如曾經受學於(yu) 郭嵩燾的易翰鼎在《書(shu) 船山遺書(shu) 後》中說道：“因仰見船山氣質剛毅，勇於(yu) 造道，精思力踐，曆劫不磨。……湘陰郭養(yang) 知先生嵩燾，忠誠篤實，剛健沉雄，質性與(yu) 船山相似，實湘中近今豪傑也。……又適與(yu) 船山同趣。是以一生於(yu) 船山最為(wei) 傾(qing) 心，非徒桑梓之恭而已矣。”[8]可見，由於(yu) 郭嵩燾對船山“傾(qing) 心”，故而他們(men) 的“忠誠”、“造道”方麵的道德理性與(yu) “剛毅”、“沉雄”的個(ge) 性氣質兩(liang) 方麵結合形成了一種同構，即郭嵩燾與(yu) 船山的“同趣”。其實，這正體(ti) 現了他們(men) 的精神氣質是中原儒家文化與(yu) 南方楚蠻氣質的統一。

注釋：
 
[1]《船山遺書序》，《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419頁。
[2]《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555頁。
[3]《船山祠碑記》，《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584頁。
[4]《郭嵩燾日記》，《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598頁。
[5]【清】曾國藩：《詩文·書學案小識後》，《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165頁。
[6]【清】曾國藩：《詩文·勸學篇示直錄士子》，《曾國藩全集》第14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442頁。
[7]【清】曾國藩：《家書二·致沅弟》，《曾國藩全集》第20冊，嶽麓書社，1995年，第1010頁。
[8]《書船山遺書後》，《船山全書》第16冊，嶽麓書社，2011年，第696頁。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