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中國模式何以可能——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實質及其當代意義(yi)

作者：顏炳罡

來源：《文史哲》2021年第4期

摘    要：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與(yu) 實踐，既是其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又是他對人類文明之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的主觀構想。他一再斷言：中國現代化不能走西方現代化的道路，也不能複製西方文明的模式，隻有認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即儒家的精神，結合西洋文化的優(you) 點，走出自己的路。這個(ge) 路就是以農(nong) 業(ye) 現代化引發工業(ye) 現代化，以鄉(xiang) 村情誼文明滋潤都市文明，再建中國社會(hui) “新禮俗”的路。他力圖以鄉(xiang) 村的現代化撬動整個(ge) 中國的現代化，以“改良”為(wei) 手段實現中國整體(ti) 社會(hui) 結構調整的“革命”之目標。以鄉(xiang) 土喚回“儒魂”的努力雖然失敗了，但它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堅定走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樹立民族文化自信乃至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都具有重要啟發意義(yi) 與(yu) 參考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民族自救；鄉(xiang) 村建設；新禮俗；文明模式；鄉(xiang) 村振興(xing) ；

20世紀20年代後期，麵對“農(nong) 村經濟破產(chan) ”“農(nong) 村崩潰”的客觀現實，在“鄉(xiang) 村建設”“複興(xing) 農(nong) 村”的旗幟下，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傾(qing) 向的中國知識精英、政府官員、社會(hui) 賢達、地方實力派人士，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鄉(xiang) 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實施鄉(xiang) 村改造計劃，一時間形成了席卷大半個(ge) 中國的鄉(xiang) 村改造、鄉(xiang) 村自治的景象。其中典型如黃炎培中華職業(ye) 教育學社在江蘇昆山設立的鄉(xiang) 村改進試驗區、陶行知在蘇州創辦的曉莊鄉(xiang) 村師範學校、趙叔愚創辦的無錫教育學院、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hui) 在河北定縣設立的鄉(xiang) 村平民教育實驗區、盧作孚重慶北碚實驗區、彭禹庭在河南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活動，以及社會(hui) 名流如王鴻一、梁仲華、沈定一等紛紛走向鄉(xiang) 村這一廣闊的社會(hui) 舞台。然而，在20世紀所有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中，理論體(ti) 係最為(wei) 係統、組織最為(wei) 完備、規模最大、影響力最為(wei) 持久者，當屬梁漱溟在山東(dong) 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梁漱溟已經成為(wei) “鄉(xiang) 建派”的代名詞。深入挖掘與(yu) 闡釋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的文化意義(yi) ，分析其利弊得失，對於(yu) 我們(men)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樹立文化自信，不無裨益。

一、以鄉(xiang) 村的現代化撬動整個(ge) 中國的現代化

梁漱溟自稱不是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在他心目中最大、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他為(wei) 這一問題而思考，因思考而行動，而行動的落實體(ti) 現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他說：“我的生命就寄於(yu) 責任一念。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久而久之，我所關(guan) 心，旁人往往不如我關(guan) 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責任集中於(yu) 我一身。既有‘四顧無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誰’之感。像這樣數千年悠久曆史之下，像這樣數萬(wan) 萬(wan) 廣大人群之中，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句話，隻有我一個(ge) 人最親(qin) 切。”【1】梁先生作為(wei) 20世紀現代新儒家的開山，麵對歐風美雨的高歌猛進和中國文化的全麵退敗，以“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的精神，為(wei) 風暴眼中的孔子爭(zheng) 公道，為(wei) 中國文化抱不平，其狂者胸襟與(yu) 勇者擔當坦露無遺。他指出中國與(yu) 西方的差別不是同一條道路上的進化快慢的差別，而是根本精神的差別、根本路向的差別。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走的根本不是一條道，因而自光緒年間以來，中國人拋喪(sang) 自家“祖宗高尚偉(wei) 大精神，跟著人家跑，而不複知恥”。“所謂邯鄲學步，並失故步，匍匐而歸，真為(wei) 善譬。”【2】這些做法，隻能將中國的問題愈弄愈糟，最後禍害釀成，讓社會(hui) 大眾(zhong) 陷入其中。他正告人們(men) ：中華民族必須覺悟，而且是最後覺悟，覺悟到西洋的路走不通，蘇俄發現的路也走不通，必須走出自己的路。他說：

一，我們(men) 政治上的第一個(ge) 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二，我們(men) 政治上的第二個(ge) 不通的路——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發明的路；

三，我們(men) 經濟上的第一個(ge) 不通的路——歐洲近代資本主義(yi) 的路；

四，我們(men) 經濟上的第二個(ge) 不通的路——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要走的路。【3】

誠然，這種理論既是針對醉心西化的自由主義(yi) 者而言，也是有感於(yu) 20年代到30年代共產(chan) 主義(yi) 思潮興(xing) 起而發。他拒斥西方向中國推銷的一切救國方法、建國方案，目的是要求國人反身向己，認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因為(wei) “全盤西化”確然讓國人(學德國好呢？還是學美國抑或學英國好呢？)無所適從(cong) ，而王明等人教條式的硬搬俄國道路的做法同樣有損於(yu) 中國革命進程，由此他提出了中國問題的解決(jue) 要認取自家根本精神的“中國方案”：

嗚呼！數十年間，顛倒迷擾的可憐，亦可憐極矣!時至今日，其可以知返矣！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於(yu) 其根本精神，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如再不趕緊回頭，認取自家精神，尋取自家的路走，則真不知顛倒擾亂(luan) 到何時為(wei) 止矣！【4】

“認取自家精神，尋取自家的路走”，這是梁漱溟向世人發出的最強音。正如景海峰所言：“梁漱溟覺悟到了西方的政治製度、教育方式以及都市化道路都是不適合中國的，都解決(jue) 不了中國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都沒法使中國擺脫麵臨(lin) 的困境。”【5】由於(yu) 中西民族生存方式不同，背後支撐這種生活方式的根本精神迥異，因而中國問題的解決(jue) 之道隻能認取自家精神，尋找到解決(jue) 自己問題的新路徑，這個(ge) 新路徑就是“鄉(xiang) 治”或稱“中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梁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可以解決(jue) 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等種種問題，真正將中國帶入現代化。

鄉(xiang) 村建設又稱鄉(xiang) 治、村治，是20世紀20年代後期一股非常強勁的社會(hui) 思潮，不同知識背景，不同政治取向的社會(hui) 精英都將目光投射到鄉(xiang) 村，置身於(yu) 鄉(xiang) 村教育、鄉(xiang) 村改造、鄉(xiang) 村建設。梁漱溟在山東(dong) 的鄉(xiang) 村建設不同於(yu) 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晏氏的鄉(xiang) 村運動旨在根治鄉(xiang) 民的貧、愚、弱、私，其鄉(xiang) 村運動說到底是平民識字運動；也不同於(yu) 黃炎培的“鄉(xiang) 村改進”計劃，與(yu) 四川北碚盧作孚兄弟的鄉(xiang) 村實驗區也不盡相同。誠如梁漱溟所說：“一切努力於(yu) 鄉(xiang) 村改進事業(ye) ，或解決(jue) 農(nong) 民問題的，都可寬泛渾括地稱之曰‘鄉(xiang) 村運動’，或‘農(nong) 民運動’；-類如鄉(xiang) 村自治運動、鄉(xiang) 村教育運動、鄉(xiang) 村自衛運動、農(nong) 業(ye) 改良運動、農(nong) 民合作運動、農(nong) 佃減租運動等皆是。我們(men) 的‘鄉(xiang) 治’或‘村治’主張，則是有特殊意義(yi) 和整個(ge) 建國計劃的一種鄉(xiang) 村運動。”【6】梁漱溟的鄉(xiang) 治或村治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改造中國的鄉(xiang) 村，而且是改造、建設中國的整體(ti) 方案，是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鄉(xiang) 村隻是梁氏的著力點、切入點，不是問題的全部，他的目的是通過鄉(xiang) 村的現代化推動整個(ge)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梁先生認為(wei) 他所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不是解決(jue) 中國枝節之問題，也不僅(jin) 僅(jin) 是為(wei) 了解決(jue) 鄉(xiang) 村問題，而是“整個(ge) 建國計劃”設計下的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運動。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一向不重視團體(ti) ，中國人缺乏組織性生活，因而，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說到底是社會(hui) 結構整體(ti) 調整與(yu) 組織建設，落實下來就是“新禮俗”建設。他認為(wei) ，新禮俗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ge) 逐步生長、慢慢展開的過程：“從(cong) 萌芽而生長，從(cong) 端倪而開展。其萌芽端倪在鄉(xiang) 村，從(cong) 鄉(xiang) 村慢慢開展成一個(ge) 大的社會(hui) 。”【7】可見，在梁先生看來，鄉(xiang) 村建設是其新社會(hui) 組織萌芽之始，是中國新社會(hui) 組織的端倪，是中國現代化的萌芽，由此萌芽、由此端倪，中國的生產(chan) 技術、經營方法、經濟關(guan) 係漸漸開始進步，才能有一新的社會(hui) 組織的開展。為(wei) 什麽(me) 是從(cong) 鄉(xiang) 村而不是都市開始呢？在他看來，“隻有鄉(xiang) 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隻有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興(xing) 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隻有農(nong) 產(chan) 增加，可以增進國富；隻有鄉(xiang) 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隻有鄉(xiang) 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國社會(hui) 有進步。總之，隻有鄉(xiang) 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都是如此”【8】。原來鄉(xiang) 村是中國的根本，是解決(jue) 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誠然，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鄉(xiang) 村，沒有鄉(xiang) 村的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無從(cong) 談起，而由鄉(xiang) 村的現代化，引發都市的現代化，推動整個(ge) 中國向現代化邁進，這是從(cong) 改良主義(yi) 角度設計的另一類型的“農(nong) 村包圍城市”的現代化之路。這條道路既是基於(yu) 梁漱溟對老中國的認識，也是他對如何“建設新中國”這一問題認真思考與(yu) 探索的結果。

二、以“改良”為(wei) 手段，以達中國社會(hui) 結構根本調整之“革命”目標

在中國近代史上，“改良”與(yu) “革命”隻是改造中國的方式不同、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手段不同而己，就終極目標而言，二者並沒有本質的差異。中國現代史之文化保守主義(yi) ，包括東(dong) 方文化派、學衡派、新儒家乃至一切鄉(xiang) 村建設、鄉(xiang) 村自救、鄉(xiang) 村自治、鄉(xiang) 村教育等運動，都是政治上的改良主義(yi) 運動。梁漱溟是中國現代化史上公認的“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美國著名曆史學家艾愷稱其為(wei) 中國“最後的儒家”，因而他在山東(dong) 所從(cong) 事之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同樣是改良主義(yi) 的運動，但梁本人常常自詡為(wei) “革命”。梁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是革命，還是改良？這裏有必要加以辨析。

“‘中國問題根本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很像是一個(ge) 改良派。但處處又表露革命的口吻，頗若自相矛盾。現在我肯定地說，中國問題之解決(jue) 方式，應當屬於(yu) ‘革命’。”【9】梁漱溟一方麵認為(wei) ，中國沒有革命的對象，因而革命無從(cong) 談起，從(cong) “文化改造，民族自救”意義(yi) 上講，自嘲為(wei) 改良派；另一方麵又說，中國問題的解決(jue) 方式，應當屬於(yu) 革命。梁漱溟是否自相矛盾呢？

“革命”一詞的原意是改變上天之命令，如“湯武革命”，夏桀自認為(wei) 是天子，其權源來自上天之命，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由是就可以任意而為(wei) 。而商湯作為(wei) 夏桀的下屬，起而用武力推翻其暴政，代夏立商，成為(wei) 天子，這是商湯革夏桀之命。商紂王不汲取夏桀失敗的教訓，同樣自認權力源自上天之命，有“天”為(wei) 他作保證，就可以肆意而為(wei) 。周武王作為(wei) 商紂王的下屬，與(yu) 商湯一樣用武力方式起而推翻商紂王，這是武王革紂王之命。“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周易·革卦·彖傳(chuan) 》)這句話是說，如果革命是合理的、恰當的，就不會(hui) 有禍患。正像大自然的不斷變化，才成就了春夏秋冬四時交替，商湯與(yu) 周武王的革命是合理的、恰當的，上順天時，下合人心，因而給天下帶來的是吉祥，而不是災禍。從(cong) “革命”一詞的源頭處說，它有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自下而上，二是暴力活動。

改良，本義(yi) 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礎上被改變得更好一些，它是比革命更廣泛、更普遍的範疇，如種子改良、土壤改良、食材改良等等。近代以來，人們(men) 將其運用於(yu) 政治領域，有了“改良主義(yi) ”或“社會(hui) 改良運動”之說，逐步轉化為(wei) 與(yu) 革命對立的術語。列寧曾對“改良主義(yi) ”下過一個(ge) 經典性定義(yi) ：“改良主義(yi) 就是要人們(men) 隻局限於(yu) 為(wei) 一些不要求鏟除舊有統治階級的主要基礎的變更，即一種同保存這些基礎相容的變更進行鼓勵。”【10】在中國，康有為(wei) 、梁啟超發動的是自上而下的社會(hui) 變革，人們(men) 習(xi) 慣稱他們(men) 為(wei) 改良派，而孫中山、黃興(xing) 等所發動的是自下而上的社會(hui) 變革，人們(men) 習(xi) 慣稱他們(men) 為(wei) 革命派。

革命與(yu) 改良之異，革命是自下而上，改良是自上而下；革命是一個(ge) 階級推翻另一個(ge) 階級的暴力行動，改良是溫和、漸進的；革命是來自體(ti) 製外的力量，打碎舊體(ti) 製再建新秩序，改良是體(ti) 製內(nei) 部的自我調整。近代中國，革命和改良的目標往往是一致的，都是要改變中國社會(hui) 的秩序與(yu) 社會(hui) 結構，隻是改變這一結構與(yu) 秩序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

梁漱溟認為(wei) 他從(cong) 事的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方式應當屬於(yu) “革命”，實質上是對革命方式的誤讀。就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方式言，梁氏方案屬於(yu) 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他為(wei) 什麽(me) 又說屬於(yu) “革命”呢？原來梁對革命還有自己的獨特理解，他認為(wei) “革命是秩序的改造”【11】：

革命是說一社會(hui) 秩序的推翻與(yu) 改建。社會(hui) 秩序包含法律、製度、禮俗、習(xi) 慣而言。一種秩序，即一套社會(hui) 法製禮俗；而其社會(hui) 之如何組織、如何結構，也即安排規定於(yu) 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定一種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結果也就是社會(hui) 結構的一根本變革。【12】

梁先生對革命的理解無疑是深刻的。原來，梁漱溟這裏所說的革命是指革命的目標，而不是方式、手段。其實，革命既有目標意義(yi) ，也有手段意義(yi) 。革命的目標旨在推翻、否定舊有的社會(hui) 結構、社會(hui) 秩序，建立一種新的社會(hui) 秩序，實現社會(hui) 結構的根本變革。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其鄉(xiang) 村運動旨在改變社會(hui) 的結構，建立一種新秩序，屬於(yu) 革命也不無道理。但這一目標是以什麽(me) 樣的方式、方法實現的呢？是漸進，還是突進？是社會(hui) 內(nei) 部的自我調整，還是外力打破？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是漸進的，是在舊體(ti) 製內(nei) 對中國社會(hui) 結構與(yu) 社會(hui) 秩序進行有序調整和改變，因而就手段言，他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無疑屬於(yu) 改良。

既然革命是對秩序的根本改變，因而他認為(wei) 過去中國“隻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亂(luan) 而無革命”。“我們(men) 說中國無革命，就是說中國社會(hui) 結構曆久不變——清代的仍不出明代的那一套；明朝還同宋朝相仿。”【13】在他看來，後朝政權以暴力推翻前朝政權，如果政權的建立沒有實現社會(hui) 結構與(yu) 秩序的根本改變就不是革命，隻是以暴易暴，這種以暴易暴隻能導致一治一亂(luan) 的周期性循環，而無法逃出“話說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曆史定律。

暴力、暴動在方式上屬於(yu) 革命，但如果沒能實現社會(hui) 結構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根本變革，在目標意義(yi) 上，這種暴力、暴動就不屬於(yu) 革命。梁漱溟認為(wei) 有一種非暴力、無聲的革命，使得社會(hui) 結構與(yu) 社會(hui) 秩序在社會(hui) 不受巨大創痛之下靜悄悄地發生了根本變革。梁先生相信，他以及他的同道所倡導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就是這種靜悄悄的革命。鄉(xiang) 村建設就是通過鄉(xiang) 校村學，實現政教合一即行政教育化，教育行政化；通過辦鄉(xiang) 村信用合作社、林業(ye) 與(yu) 蠶絲(si) 合作社、棉花供銷合作社等以及鄉(xiang) 村研究院的示範農(nong) 場，引入優(you) 良品種和先進農(nong) 業(ye) 技術，改變農(nong) 村的生產(chan) 方式以及生產(chan) 關(guan) 係；通過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道德促進會(hui) 的監督，讓農(nong) 民養(yang) 成良好的公共衛生習(xi) 慣以及淨化社會(hui) 風氣等，透過這些努力既可保有中國的固有根本精神，又可融合具有西洋文化長處的新組織即“新禮俗”。艾愷教授指出，山東(dong) 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表明梁漱溟“因其宏偉(wei) 大膽的終極目標——創造一個(ge) 對全世界都將發生影響的新的中國文化與(yu) 社會(hui) ，使它與(yu) 所有其他的鄉(xiang) 建機構區別開來”。“梁漱溟卻並不滿足於(yu) 把眼光僅(jin) 局限在如何改造中國的農(nong) 村問題上：他發現由此將產(chan) 生中國人創造的，農(nong) 民的‘新世界文明’，這種‘新世界文明’最終將取代目前那種‘畸形的’‘變態的’西方文明。”【14】艾愷教授可謂梁先生的知音。梁所關(guan) 注的問題不僅(jin) 僅(jin) 是鄉(xiang) 村問題，而且是中國如何實現結構性調整與(yu) 秩序再建的問題，更是力圖為(wei) 人類文明尋求一種新出路的問題。

不過，梁漱溟的鄉(xiang) 村運動失敗了。在梁先生的鄉(xiang) 建運動失敗之前，他就十分留意對各地鄉(xiang) 村運動情報的收集。1930年6月1日，《村治》第1卷第1期發表的《各地鄉(xiang) 村運動消息匯誌弁言》謂：“江寧村製育才館是失敗了，湖南自治訓練所是失敗了，浙江地方自治專(zhuan) 修學校亦結果不良，江浙兩(liang) 省農(nong) 民銀行及合作社亦辦得不好，而倡導鄉(xiang) 村教育的南京曉莊學校亦因故被封閉。”【15】既然梁先生十分警惕前車之鑒，為(wei) 什麽(me) 他的鄉(xiang) 村運動還會(hui) 重蹈覆轍呢？固然，有日寇入侵這一客觀、外在的原因。假設沒有日寇入侵，梁的試驗就一定能成功嗎？山東(dong) 鄒平、菏澤的鄉(xiang) 村建設一直遊走於(yu) 改良與(yu) 革命之間，或者說想借助於(yu) 改良的方式達到革命的目的，是注定不能成功的。1935年梁漱溟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他告訴參與(yu) 鄉(xiang) 村建設的同仁，他們(men) 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遭遇到兩(liang) 大難處：“頭一點是高談社會(hui) 改造而依附於(yu) 政權；第二點是號稱鄉(xiang) 村運動而鄉(xiang) 村不動。”【16】社會(hui) 改造尤其是社會(hui) 結構與(yu) 社會(hui) 秩序的根本改造是革命，而依附於(yu) 政權則政權不允許，也就不可能革命，隻能是改良。梁既想革命，又不能不依賴現實政權，這種自我矛盾使鄉(xiang) 村運動陷入困境。鄉(xiang) 村建設是“自下而上”，就此而言，多少有幾分革命的意味。然而既是鄉(xiang) 村運動，下麵的鄉(xiang) 村不動，上麵的政權則亂(luan) 動，這是他始料不及的。梁漱溟以“改良”手段力圖收“革命”之功效的鄉(xiang) 村運動，由於(yu) 遊走於(yu) 改良與(yu) 革命之間而種下無可救藥的敗因。

三、從(cong) 鄉(xiang) 土中喚回儒魂，為(wei) 人類文明發展探索中國模式

梁漱溟認為(wei) ，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問題，而中國麵對的最大困局是“文化失調”。主要表現為(wei) 國人一方麵失去固有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麵，近代以來，國人一直向西方學習(xi) ，又總是學而不成，這種東(dong) 不成，西不就，著著挫敗的困局就是“文化失調”。解決(jue) “文化失調”問題，就是要從(cong) 文化根本處下手，而鄉(xiang) 村是中國文化的根本所在，根基所在。“中國原為(wei) 鄉(xiang) 村國家，以鄉(xiang) 村為(wei) 根基，以鄉(xiang) 村為(wei) 主體(ti) ，發育蔚成高度的鄉(xiang) 村文明，而近代西洋文明來了，逼著中國往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路上走。”【17】以農(nong) 為(wei) 本是中國的立國之基，而星羅棋布的鄉(xiang) 村最有利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與(yu) 農(nong) 作物管理。一方麵“食為(wei) 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顏氏家訓·涉務》)，“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顏氏家訓·治家》)；另一方麵，親(qin) 近土地，向往田園是許多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從(cong) 陶淵明的“采菊東(dong) 籬下，悠然見南山”，到陸遊的“舍東(dong) 已種百本桑，舍西仍築百步塘，早茶采盡晚茶出，小麥方秀大麥黃”(《示兒(er) 》)，鄉(xiang) 村文明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不僅(jin) 僅(jin) 是求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種精神寄托和詩意的生存。

近代以來，西洋文明進來，炮彈所至，無堅不摧，電報之速，瞬間千裏，以農(nong) 立國的古老帝國與(yu) 之相遇，隻能一敗再敗。在挫敗中，先進的中國人不辭千辛萬(wan) 苦，開啟向西方學習(xi) 的曆程：從(cong) 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到張之洞的“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再到康有為(wei) “全變”“盡變”的訴求，乃至新文化運動中的“全盤西化”。誠如梁先生所言，中國向西洋學習(xi) 著著挫敗，中國不僅(jin) 沒有因此走向富強，反而加深了國人水深火熱的生活。梁漱溟已經超越了前人向西洋學什麽(me) 、怎樣學的層麵，而是進一步追問西洋文明是人類正常形態的文明嗎？我們(men) 為(wei) 什麽(me) 學不來？怎樣才能學得來？如此，已經由學的探尋轉向價(jia) 值意義(yi) 上的拷問。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文明的弊病顯露無遺。在梁漱溟看來，西洋文明的模式在中國不可複製，西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國走不通：

我們(men) 是在求正常的人類文明，那末，是鄉(xiang) 村入手，由理性求組織，與(yu) 創造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之意正相合。因為(wei) 鄉(xiang) 村是本，都市是末，鄉(xiang) 村原來是人類的家，都市則是人類為(wei) 某種目的而安設的。【18】

西洋文明是通過殖民、掠奪或國家販毒（如鴉片走私）等手段實現國家富強的文明，不是梁漱溟心目中正常形態的文明，而通過犧牲鄉(xiang) 村或致使鄉(xiang) 村破敗、荒蕪而堆砌起來的都市文明，也不是正常形態的文明。正常形態的文明應當是由“根”而生發出來的文明，應當是有“魂”的文明。文明之“根”在哪裏？根在鄉(xiang) 村；魂在何方？魂就是儒家的情誼，孔子的人生態度。由是，他認為(wei) 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是從(cong) 鄉(xiang) 村入手，是由農(nong) 業(ye) 引發工商業(ye) ，由鄉(xiang) 村文明推動都市文明。在他看來，鄉(xiang) 村是人類的原鄉(xiang) ，是都市文明的根，是都市文明的基礎。創造人類正常文明（有別於(yu) 西方畸形文明）切入點恰恰在鄉(xiang) 村文明的再造。

兩(liang) 千多年來，儒學一直作為(wei) 正教而占據中國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中國文明說到底是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從(cong) 都市到鄉(xiang) 村，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然而，西洋文明進來以後，激進知識分子掀起一場又一場的反孔批儒的狂潮，儒家文明的“魂”在都市中“已被摧殘無餘(yu) ”，已是魂不附體(ti) ，而中國的鄉(xiang) 村還保有儒家文明的根與(yu) 魂。他說：“鄉(xiang) 村人對於(yu) 他的街坊鄰裏很親(qin) 切，彼此親(qin) 切才容易成功情誼化的組織。我們(men) 的組織原來是要以倫(lun) 理情誼為(wei) 本原的，所以正好藉鄉(xiang) 村人對於(yu) 街坊鄰裏親(qin) 切的風氣來進行我們(men) 的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hui) 是倫(lun) 理的社會(hui) 、情誼的社會(hui) ；這種風氣、這種意味，在鄉(xiang) 村裏還有一點，不像都市中已被摧殘無餘(yu) !”【19】梁漱溟認為(wei) 都市人受西洋文化個(ge) 人本位風氣的影響較大，人與(yu) 人各不相關(guan) ，容易引起狹小、自私的觀念，而在鄉(xiang) 村儒家的倫(lun) 理情誼沒有完全消失，反而容易引發公共觀念，而結成以倫(lun) 理為(wei) 本原的情誼組織。由此，他特別指出，在鄉(xiang) 村進行地方自治的實踐，他能做得到；如果在當下的都市做自治實踐，形成倫(lun) 理本原的情誼組織，聖人也做不到。

梁氏認為(wei) ，相比西方文化的宗教色彩，中國文化是禮樂(le) 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是以禮樂(le) 代宗教，即周孔之教代宗教。他又稱中國文化是講理的文化，是“理性早啟”的文化。當今人類的一切慘禍尤其是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無不源於(yu) 人類的愚蔽與(yu) 強暴。人類怎樣才能避免慘禍？關(guan) 鍵在於(yu) 化解人類的愚蔽與(yu) 強暴。化解愚蔽與(yu) 強暴的唯一方式即在於(yu) 重新發現儒家的理性，召回儒魂。儒家理性既是文明的，又是和平的；文明就可化解愚蔽，和平就可化解強暴。他說：“古時儒家澈見及此，而深憫生民之禍，乃苦心孤詣，努力一偉(wei) 大運動，想將宗教化為(wei) 禮，將法律、製度化為(wei) 禮，將政治(包括軍(jun) 事、外交、內(nei) 政)化為(wei) 禮，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為(wei) 禮，而言‘禮’必‘本乎人情’。將這些生活裏麵愚蔽的成分、強暴的氣息，陰為(wei) 化除，而使進於(yu) 理性。……禮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為(wei) 中國所特有。”【20】梁漱溟“鄉(xiang) 建思想”與(yu) 20世紀20年代《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脈相承。20世紀20年代初，梁先生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shu) 中大膽預言：現代是西洋文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文化複興(xing) 為(wei) 世界文化的時代。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就是孔子人生態度的複興(xing) ，走孔家路。孔家的路如何走？中國文化複興(xing) 具體(ti) 路線圖在哪裏？落實下來即梁漱溟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dong) 從(cong) 事的鄉(xiang) 村建設。鄉(xiang) 村建設運動說到底就是尋取儒家的根本精神與(yu) 西洋文化的長處，使二者相結合，造就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具體(ti) 行動方案，同樣也是對人類文明中國模式的具體(ti) 探索。

梁漱溟將這一行動方案和人類文明的模式稱之為(wei) “新禮俗”的再建。“新禮俗”就是他主觀構想的人類文明的新模式。這一模式不同於(yu) 西洋的分門別類的分科文明，而是綜合而圓融通達的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在梁漱溟的意識中，禮本身即是綜合、圓融的哲學範疇，不是社會(hui) 學意義(yi) 上單純的生活規則的禮俗觀念。宜將宗教化為(wei) 禮，法律化為(wei) 禮，製度化為(wei) 禮，政治化為(wei) 禮，軍(jun) 事、外交、內(nei) 政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等悉化為(wei) 禮，而禮必“本乎人情”，人情通乎理，所謂通情達理，這就是梁氏詮解下的中國理性。禮在梁漱溟的思想體(ti) 係中如同《西遊記》中的彌勒佛的後天袋一樣，不管你願意與(yu) 否，一切皆囊括其中。不過，回到“前孔子時代”，禮的確又是一綜合的哲學概念，“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yi) 也，民之行也”(《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五年》)。民即人，禮是涵蓋天、地、人的範疇，自然有綜合義(yi) 與(yu) 哲學義(yi) 。梁漱溟的“新禮俗”是回到禮的原始意蘊中去，這一主張其實隱含著他的後輩如唐君毅等所提倡的“返本開新”義(yi) ，隻不過唐氏之“本”是陸王心性之“本”，而梁先生的“本”指向的是周孔之禮。

“新禮俗”建設是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的路標，是他對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和人類文明中國模式的探索。問題是藍圖已經繪就，由誰去實現之或由誰去擔當“新禮俗”建設的責任呢？當然不可能是散漫的、不識字的農(nong) 民，由此他想到了知識分子。在他眼裏，知識分子相當於(yu) 傳(chuan) 統的“士”，“士”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是四民之首，是讀書(shu) 明理之人，士“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維持秩序”。他號召知識分子走出書(shu) 齋，走出中心城市，到鄉(xiang) 村中去，作農(nong) 民之師，擔當起教化之責，盡到時代的責任。如果不能盡其社會(hui) 之責，放棄時代賦予的責任，就不再是“眾(zhong) 人之師”，而是“社會(hui) 之賊”。是作“師”，還是當“賊”，他認為(wei) 知識分子必須作出抉擇：

今之所謂知識分子，便是從(cong) 前所謂念書(shu) 人。如我們(men) 所講，它是代表理性，維持社會(hui) 的。其在社會(hui) 中的地位是眾(zhong) 人之師，負著領導教化之責，很能超然照顧大局，不落一邊。在辟建理想新社會(hui) 的工作上，他是最合條件不過的。……如果不能盡其天職，隻顧自己貪吃便宜飯，而且要吃好飯，那便是社會(hui) 之賊。今之知識分子其將為(wei) 師乎？其將為(wei) 賊乎？於(yu) 此二途，必當有所抉擇。【21】

梁漱溟的“鄉(xiang) 建運動”迫切需要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yu) ，“鄉(xiang) 建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所謂“新禮俗”的再建也無從(cong) 談起，人類正常形態的新文明隻能是空中樓閣。他以“非師即賊”價(jia) 值評判力圖喚醒知識分子的整體(ti) 覺醒，這反映出梁對知識分子的期盼與(yu) 渴求。在他看來，中國問題之所以不得解決(jue) ，根本原因在於(yu) 上層與(yu) 下層互不通氣，即“上氣”不接“下氣”。如果上下一通氣，中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jue) 。如何才能實現上下通氣呢？上下通氣的管道就是知識分子。他號召革命的知識分子到鄉(xiang) 村中去，用鄉(xiang) 間純樸農(nong) 人去磨礪革命的知識分子，而革命的知識分子變化鄉(xiang) 間的農(nong) 人，讓知識分子與(yu) 農(nong) 民打成一片，從(cong) 而實現上下通氣，解決(jue) 中國問題，讓他的“新禮俗”設想取得實效。

作為(wei) 中國20世紀的儒家理論的詮釋者和創造者，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無處不是儒家精神的周流貫注。儒學是梁漱溟“鄉(xiang) 建運動”的根與(yu) 魂，鄉(xiang) 建運動又是儒家精神現代化得以展開的實踐載體(ti) ，是20世紀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儒家方案。

四、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想與(yu) 實踐的現代啟示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結構的不斷崩解，西方各種“主義(yi) ”的大規模進入，這一客觀情勢將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推到了“十字路口”。中國向何處去？怎樣才能真正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中國人怎樣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許許多多的思想家也在努力思索、探尋著，並得出了各種不同的答案，而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與(yu) 實踐是其中一種答案。這一答案在我們(men) 看來至少有四重意義(yi) 。

(一)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正告世人，人類新文明的模式是“多”而不是“一”。西方的現代文明模式不是唯一的模式，西方現代化的道路也不是全人類必由之路，人類有必要在西方文明形態之外探索新的文明形態即理性的、和平的文明形態，即從(cong) 鄉(xiang) 村這個(ge) 人類文明的“原鄉(xiang) ”入手，由鄉(xiang) 村文明引發都市文明、由農(nong) 業(ye) 升級換代引領工業(ye) 發展的文明形態，因而，以“新禮俗”建設為(wei) 目標的人類文明的中國模式具有世界意義(yi) 。

麵對西方的文明模式和現代化道路，稍有思考力的人都會(hui) 問兩(liang) 個(ge) 問題：其一，放眼全世界和縱觀全部人類曆史過程，西方現代化的道路和發展模式是合理的、唯一的嗎？其二，即使西方現代化道理與(yu) 發展模式是合理的，這一模式適應中國國情或能在中國複製嗎？自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發軔起，就伴隨著許多富有良知的思想家的嚴(yan) 肅而尖銳的批判。西方從(cong) 農(nong) 業(ye) 文明轉化為(wei) 以現代大機器為(wei) 代表的工業(ye) 文明，存有三大原罪，即“圈地運動”、殖民掠奪、黑奴販賣。“圈地運動”造成的“羊吃人”，是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第一重原罪。發起於(yu) 英國，席卷大半個(ge) 歐洲大陸、持續三個(ge) 世紀的“圈地運動”發展到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初期達到高潮，僅(jin) 英國“在1714年至1820年間共有超過600萬(wan) 英畝(mu) 的土地被圈占。這一事實意味著嚴(yan) 重的遷居問題，它給底層人們(men) 帶來了深重的苦難”。“英國的自耕農(nong) 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園這一現象使得關(guan) 心社會(hui) 的個(ge) 別人極為(wei) 恐慌，他們(men) 站出來直言不諱地反對。”【22】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方式是通過和藉由鄉(xiang) 村的破敗，大量農(nong) 民失去土地，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走向工業(ye) 社會(hui) 的。托馬斯·莫爾在《烏(wu) 托邦》一書(shu) 中所說“羊吃人”一詞，將西方現代化的醜(chou) 陋典型地揭示出來。至於(yu) 殖民掠奪與(yu) 販賣黑奴是何等悲慘，西人多有描述，這裏不再稱引。馬克思曾引用威·豪伊特的話，指出西方的原始資本積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蠻狀況和罪行，在曆史上的任何時期，在任何其他種族中都未曾有過，野蠻的、殘暴的、冷酷的並且是無恥的”【23】。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後的歐洲一片哀鳴，而哲學家、史學家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適時在德國發行，引起有識之士對西方現代化發展方式的反省。梁啟超1918到1919年遊曆戰後歐洲，返回中國後寫(xie) 下著名的《歐遊心影錄》，要求國人從(cong) 西方科學萬(wan) 能的夢中醒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梁漱溟展開對中西文化乃至人類文化及其命運的思考，展開對中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深度分析，開啟了他對有別於(yu) 西方文明的人類文明新模式及其實現路徑的探索。

與(yu) 西方“羊吃人”的方式即犧牲農(nong) 業(ye) 文明以引發工業(ye) 文明、破壞鄉(xiang) 村而發展城市不同，梁漱溟的人類新文明模式是由農(nong) 業(ye) 的現代化引發工業(ye) 的現代化，由鄉(xiang) 村文明引發都市文明的發展道路。在他看來，這個(ge) 文明形態是人類正常的文明，因為(wei) 人類文明的中國方案是“根於(yu) 人類理性而發育的文化，任何人類遇著都像是尋到了自己的家，如水之歸壑，不求自至”【24】。梁對自己設計的人類文明演進方案自信滿滿。不過，理想很豐(feng) 滿，現實卻很骨感，由於(yu) 種種原因，梁所設計的這一方案最終無疾而終。

(二)梁漱溟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告誡中國一切現代化道路的設計者，中國現代化不能滿足於(yu) 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全盤照搬，生硬模仿，中國要走出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模式。

自工業(ye) 革命以來，人類的發展史由分散的區域化發展的曆史走向了整體(ti) 發展的全球史，鴉片戰爭(zheng) 的炮火硝煙迫使中國不得不麵對西方這個(ge) 從(cong) 未接觸過的異質文明。處在曆史發展交匯處的中國，必須對“中國何處去”作出回答，由此而引發了中西古今之爭(zheng) 。自嚴(yan) 複引入西方進化論以來，“文化線性進化論”一直居於(yu) 中西古今之爭(zheng) 的支配地位。大多數思想家認為(wei) ，中國文化是舊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國社會(hui) 是西方的昨天，而目前的西方社會(hui) 是中國的明天，因而西方化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意味著西方化。

梁漱溟一反嚴(yan) 複以來盛行的“文化線性進化論”，他以獨特的文化視角，重新思考與(yu) 界定中西文化之異。他認為(wei) ，中西文化之異不是時代之異，而是因應對象的不同而造成的根本精神之異、發展路向之異。西方文化因應的是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問題，中國文化因應的是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問題，而印度文化因應的是人與(yu) 自身的關(guan) 係問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wei) 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調和持中為(wei) 根本精神的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wei) 其根本精神的文化。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問題是人類發展的最初階段遇到的問題，而人與(yu) 人、人與(yu) 自身的關(guan) 係問題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而遇到的問題，這是他判斷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化未來發展的根本依循。在他看來，人類世界已經由物質上的不滿足，轉向精神上的不安寧，現在是西洋文化的時代，下去便是中國文化複興(xing) 成為(wei) 世界文化的時代。中國文化成為(wei) 世界文化的時代會(hui) 是什麽(me) 樣子？中國文化作為(wei) 世界文化如何才能到來？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就是因應上述問題的回答。

梁漱溟認為(wei) 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不同，作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高度發達、以“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工”為(wei) 特點的中國社會(hui) ，決(jue) 定了其與(yu) 以階級對立為(wei) 特性的西方社會(hui) 的不同，因而必須根據中國國情，走出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道路。這個(ge) 道路就是立足農(nong) 業(ye) 引發工業(ye) ，以鄉(xiang) 村文明引領都市文明的發展道路。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作為(wei) 外在的、客觀的事業(ye) 的確是失敗了，但作為(wei) 儒學現代化轉型的探索，作為(wei) 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想，尤其是他對於(yu) 中國的現代化應走出自己道路的主張，並沒有失敗，更沒有過時。我們(men) 認為(wei) ，這一理論對於(yu) 強化中國人的“道路自信”有重要的輔翼之功。

(三)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一再告誡人們(men) ，它不僅(jin) 僅(jin) 指向鄉(xiang) 村，而且是基於(yu) 認識舊中國之上的建設新中國的整體(ti) 方案。這一方案充分考慮到了中華文化的特點，也力圖尋找出西洋文化的長處，是中國文化的固有精神與(yu) 西洋文化長處相調和的結果。

我們(men) 認為(wei) ，梁漱溟有關(guan) 鄉(xiang) 村建設的具體(ti) 方案是不成功的，但他的思考路向無疑是正確的。他一再告誡人們(men) ，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認取自家精神，尋取自家的路走”；民族根本精神是一個(ge) 民族“真生命之所寄”，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他的這些提醒，今天沒有過時，也許永遠不會(hui) 過時。梁漱溟先生的鄉(xiang) 村建設方案雖然不同於(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現代化方案，但二者在認取民族精神，強調中國現代化應建立在五千年文明傳(chuan) 承基礎之上，則是一致的。

(四)梁漱溟的鄉(xiang) 村建設理論，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促進鄉(xiang) 村文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梁漱溟出生、成長於(yu) 都市，然而，鄉(xiang) 村是他一生情之所鍾。他認定鄉(xiang) 村是本，都市是末，主張從(cong) 鄉(xiang) 村入手去建設人類的新社會(hui) 、新生活、新禮俗。“中國的經濟建設必從(cong) 複興(xing) 農(nong) 村入手。”【25】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一向重視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與(yu) 農(nong) 民問題，從(cong) “農(nong) 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成功到“十九大”“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提出，見證著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鄉(xiang) 村情懷。而梁漱溟對如何促進鄉(xiang) 村振興(xing) 有一係列的思考，這些思考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jia) 值。如他要求都市知識分子到鄉(xiang) 村去，讓中國上下通氣；強調促進農(nong) 業(ye) 進步有三要素，即流通金融、引入科學技術、促進合作組織，這些思想可以直接為(wei) 今所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在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中強調“加強農(nong) 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梁漱溟認為(wei) 通過對中國傳(chuan) 統“鄉(xiang) 約”的補充與(yu) 改造，可以發揮鄉(xiang) 村自治、德治的作用，而鄉(xiang) 農(nong) 學校既是教化組織，又是自治機關(guan) ，這些思想對於(yu) 實現鄉(xiang) 村自治、德治仍然具有參考價(jia) 值。

梁漱溟在山東(dong) 的鄉(xiang) 村建設運動給後人留下的最大慧果，就是對中華文化和中國獨特發展道路的堅定自信。他相信堅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融合西洋文化的長處，一定會(hui) 探索出有別於(yu) 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態，給人類問題的解決(jue) 提供中國方案。他的這些思考依然不失為(wei) 真知灼見，與(yu) 我們(men) 當下正在走的“中國道路”前後照應。

注釋
 
1梁漱溟；《中國民族之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9-110頁。
 
2梁漱溟：《中國民族之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11頁。
 
3梁漱溟：《中國民族之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9-110頁。
 
4景海峰等著：《梁漱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88頁。
 
5梁漱溟：《各地鄉村運動匯誌弁言》，《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0頁。
 
6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7頁。
 
7梁漱溟：《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25頁
 
8梁漱溟：《中國問題之解決》，《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9頁。
 
9《列寧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頁。
 
10梁漱溟：《中國問題之解決》，《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9頁。
 
11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4頁。
 
12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4頁。
 
13艾愷：《梁漱溟傳》，鄭大華等譯，長沙：湖南出版社，1988年，第250頁。
 
14梁漱溟：《各地鄉村運動消息匯誌弁言》，《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30頁。
 
15梁漱溟：《我們的兩大難處——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講演》，《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73頁。
 
16梁漱溟：《鄉村建設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78頁。
 
17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7頁。
 
18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6頁。
 
19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3-184頁。
 
20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82頁。
 
21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吳象嬰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88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0頁。
 
23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85頁。
 
2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313頁。
 
25梁漱溟：《寄表甥》，《梁漱溟全集》第8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3-3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