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民與(yu) 國家——康有為(wei) 、章太炎關(guan) 於(yu) 建立現代國家的分歧

作者：幹春鬆

來源：《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為(wei) 、章太炎針對如何建立現代國家的問題，產(chan) 生了一番交鋒：首先，在民族問題上，康有為(wei) 采用“文化民族”觀，主張滿漢融合，為(wei) 新國家提供堅實的民族力量；章太炎堅持“曆史民族”觀，強調滿漢在曆史中的差異性，漢族應當是新國家的主體(ti) 。其次，在革命問題上，康有為(wei) 從(cong) 公羊學的三世說出發，認為(wei) 革命民主是未來社會(hui) 的狀態，中國的時情隻適合君主立憲；章太炎借用公羊學的複仇理論，論證排滿革命才是建立國家的最佳方式。康章論戰後，章太炎因言獲罪。在獄中，他完成了“轉俗成真”的思想轉化，在革命建國的現實策略之上，加入了更具超越性的價(jia) 值思考。在探索理想社會(hui) 的層麵上，章太炎超越民族主義(yi) 的五無論，與(yu) 論敵康有為(wei) 的大同說，有著目的上的一致性。

關(guan) 鍵詞：康有為(wei) ;章太炎;大同;五無論;

作者簡介：幹春鬆，男，1965年生，浙江紹興(xing) 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近現代思想文化等。

一、從(cong) “客帝”到排滿：章太炎與(yu) 維新派的決(jue) 裂

章太炎自述自己從(cong) 小就樹立了仇滿的思想，但一直到19世紀末他都沒有擺脫維新思想的影響，比如他承認“客帝”的合理性。維新運動的失敗和隨後清政府的荒蠻表現，使他埋在心底的仇滿意識又得到激發。這種轉變的標誌是1900年他參與(yu) 唐才常於(yu) 7月26日和29日召集的“國會(hui) ”。這個(ge) 會(hui) 議推舉(ju) 容閎為(wei) 會(hui) 長，嚴(yan) 複為(wei) 副會(hui) 長，唐才常任總幹事。這個(ge) “國會(hui) ”的宗旨充滿著互相衝(chong) 突的主張，比如強調保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不承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的權力，可是又要請光緒皇帝複辟等。這些矛盾也反映出維新思想家在新秩序與(yu) 舊皇帝之間的取舍困境。章太炎憤而退出了這個(ge) 組織，並剪掉了自己的辮子，表示了他“不臣滿洲”的立場，從(cong) 而與(yu) 康有為(wei) 的保皇黨(dang) 之間實現了決(jue) 裂。身處維新陣營的梁啟超在這個(ge) 時期立場幾度遊移【1】，有一部分激進的康有為(wei) 弟子則直接投入革命派的陣營。對此，康有為(wei) 試圖通過控製梁啟超、歐榘甲等人來平息康門內(nei) 部的立場紛爭(zheng) 。他警告梁啟超等人說，如果我們(men) 背棄光緒，就是不義(yi) ；你們(men) 若背叛我，也是不義(yi) 。你們(men) 若要投奔革命派，他隻能發表公開宣言與(yu) 弟子們(men) 決(jue) 裂。為(wei) 此，梁啟超又轉回保皇立場，他在自己主持的《清議報》上發表了《中國積弱溯源論》，重複了康有為(wei) 把矛頭指向慈禧的策略，認為(wei) 中國的落後主要是因為(wei) 慈禧等人的專(zhuan) 權，若能把權力還給光緒皇帝的話，便可轉弱為(wei) 強。章太炎認為(wei) 梁啟超屈服於(yu) 老師而不明事理。針對《中國積弱溯源論》，章太炎撰寫(xie) 《正仇滿論》（1901年8月10日，刊於(yu) 《國民報》）予以批駁，從(cong) 內(nei) 容和具體(ti) 的理由看，都可以視為(wei) 1903年康有為(wei) 和章太炎關(guan) 於(yu) 革命的爭(zheng) 論之前奏，在《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一文中，章太炎大量引用了《正仇滿論》中的文字。

在《正仇滿論》中，章太炎指出自己之所以主張革命，是由於(yu) “理勢所趣”。他強調：排滿，並非是為(wei) 了報與(yu) 滿洲的私仇，而是順應曆史潮流。他說，滿族人在漫長的清朝時期對漢族人進行屠劊、焚掠、鉗束，而義(yi) 和團等事件則表明滿族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統領這個(ge) 國家走出困境，所以就應該通過革命來推翻。革命乃社會(hui) 之公理而非為(wei) 漢族之複“私仇”。

章太炎對梁啟超的論證做了反駁，他說光緒並非梁啟超所描述的那種聖主，光緒所進行的改革亦非真正為(wei) 了國民的利益，隻是為(wei) 了鞏固滿族統治而已。自清朝建立以來，滿漢之間並沒有一體(ti) 化。若不排斥滿族，要讓國家有凝聚力是不可能的。他尤其反對梁啟超以歐洲各國君統乏嗣、迎立異國公族為(wei) 例來說明異族統治的合理性的做法，盡管在《客帝》篇中，他自己也引述過類似的例子。這個(ge) 時候，他開始反思一度主張的“客帝”論。他從(cong) 庚子事變中百姓不支持滿清政府的現象推論說：“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不可得也。”【2】故而在《訄書(shu) 》的新版中刪去了《客帝》這篇文章。

章太炎進一步說，排滿是讓滿族人回到他們(men) 原來生活的東(dong) 北，而將中原恢複為(wei) 漢族的國家。他將之概括為(wei) “保生命不保權位”，這個(ge) 說法所針對的是戊戌前康有為(wei) 創立保國會(hui) 時所提出的“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說法。章太炎說，康梁既然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的態度，說明他們(men) 與(yu) 滿清皇權也有裂隙。章太炎最後說，立憲與(yu) 否在於(yu) 是否能確立民權，不能把立憲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君主立憲是一個(ge) 互相衝(chong) 突的目標，康梁的真實意圖並非是要立憲，隻是要“忠君”而已【3】。

總而言之，章太炎認為(wei) 既然滿清政府無力抵禦外敵，又難以成為(wei) 凝聚民氣之核心，所以必須以逐滿作為(wei) 革命的手段，否則國家終將成為(wei) 歐美的奴隸。

《正仇滿論》是近代革命派對改良派進行理論批駁的第一篇文獻。在這個(ge) 階段，康有為(wei) 發表了《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等文章，繼續闡發他的改良立場、民族觀念和對未來中國的設想。章太炎則寫(xie) 下了《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來係統回擊康有為(wei) 的政治立場。章太炎主張革命、反對保皇，並以曆史民族來對治康有為(wei) 的文化民族觀念。在国际1946伟德層麵，繼續對作為(wei) 改良派的思想基礎的今文經學進行批判。文章的發表及隨後的係獄，使章氏如此艱深的文章得到廣泛的傳(chuan) 播，擴大了革命派的影響力。

二、“文化民族”與(yu) “曆史民族”視野下的民族國家圖景

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中，康有為(wei) 著力於(yu) 解決(jue) 排滿所帶來的“民族”問題。此問題在近代中國至關(guan) 緊要，當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傳(chuan) 入中國，如何促成多民族的王朝國家轉型為(wei) 現代民族國家，與(yu) 人們(men) 對於(yu) “民族”的認知密切相關(guan) 。在這方麵，康有為(wei) 采用具有明顯公羊學色彩的夷夏觀念，即民族的身份並不來自於(yu) 種族而是取決(jue) 於(yu) “文化認同”，也即“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民族觀念。這樣的觀念強調民族的融合，而反對種族的對立。在《不能行革命書(shu) 》中，他說，生活在中國疆域上的不同種族在曆史演進過程中不斷融合，構成了一個(ge) 多民族共存的國家。“當時中國民數，僅(jin) 二三千萬(wan) ，計今四萬(wan) 萬(wan) 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為(wei) 夷裔夏裔乎？若必並此而攘之，恐無從(cong) 檢姓譜而行之也。”【4】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可能再區分種族而驅逐異類。康有為(wei) 說：“夫夷夏之別，出於(yu) 春秋。然孔子《春秋》之義(yi) ，中國而為(wei) 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yi) 則中國之。……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夷狄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夷狄無常辭，從(cong) 變而移。當其有德，則夷狄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夷狄。將為(wei) 進化計，非為(wei) 人種計也。”【4】滿族人在入主中原之後，接受了儒家教化，所以，事實上已進於(yu) 中國，不能再視之為(wei) 異族而排斥他們(men) 。

對此，章太炎也是從(cong) 史實入手進行反駁。他認為(wei) 滿洲在中國曆史上屬於(yu) 東(dong) 胡，而非北狄，按西方的說法是“通古斯”種，滿族跟中華不是同一種族。

章太炎還引入西方的種族觀念指出：“近世種族之辨，以曆史民族為(wei) 界，不以天然民族為(wei) 界。”【5】“曆史民族”概念對於(yu) 理解章太炎的民族觀念十分重要，他所要強調的是共同生活的曆史對於(yu) 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對此，他在寫(xie) 於(yu) 1904年的《序種姓》一文中進行了更為(wei) 深入的闡述：“然自大古生民，近者二十萬(wan) 歲，亟有雜殽，則民種羯羠不均。古者民知漁獵，其次畜牧，逐水草而無封畛；重以部族戰爭(zheng) ，更相俘虜，羼處互效，各失其本。燥濕滄熱之異而理色變，牝牡接構之異而顱骨變，社會(hui) 階級之異而風教變，號令契約之異而語言變。故今世種同者，古或異；種異者，古或同。要以有史為(wei) 限斷，則謂之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6】在他看來，即使在起源上是同一種族，基於(yu) 不同的曆史和地理環境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風俗習(xi) 慣，這樣，也就自然變成不同的民族了。看上去“曆史民族”的觀念與(yu) 公羊學“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有類似的地方，但仔細分析，其區別甚為(wei) 關(guan) 鍵。章太炎所強調的曆史民族更強調主體(ti) 民族的共同生活經曆，這其實也回應了日本和韓國在明代之後，認為(wei) 他們(men) 更能夠代表中國的論調。從(cong) 近代日本侵華理論的發展看，日本對於(yu) 文明意義(yi) 上的“中國”的自認容易成為(wei) 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侵略中國的理論先導。

康有為(wei) 提倡民族融合論、反對排滿革命自有其現實考量。在他看來，接受滿洲所開拓之疆土是推動現代中國國家建立的前提。而且，國家之強大，必須“旁納諸種”：“國朝之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wan) 裏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俄羅斯所以為(wei) 大國者，豈不以旁納諸種之故？然則滿洲之合於(yu) 漢者，乃大有益於(yu) 中國者也。”【7】在外敵環伺的情形下，唯有團結國內(nei) 各民族，才能增強抵抗外侮的實力。

或許是認為(wei) 民族問題牽纏引發的糾葛過多，梁啟超吸收“國民”【8】的觀念以取代“族民”的觀念。梁啟超接受了伯倫(lun) 知理的國家學說，結合日本人對於(yu) citizen一詞由“公民”向“國民”的轉換，從(cong) 而理解“國民”與(yu) “族民”或種族之間的不同。這個(ge) 問題域的轉換十分重要，即可以發展為(wei) 討論未來的“國民”應包含哪些人來化解簡單的民族對立。然而對於(yu) 這個(ge) 問題，章太炎要到1906年前後才進行係統的討論。其在1903年的《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中，主要強調的是驅逐滿族的種族革命，對於(yu) 如何對待境內(nei) 其他民族的問題則並沒有仔細考慮。在民族和國家凝聚力的問題上，章與(yu) 康的看法迥異。章太炎認為(wei) 正是因為(wei) 滿族長期排斥漢族，養(yang) 尊處優(you) ，適成為(wei) 其自我毀滅的禍根。而統治者的無能正是中國失去凝聚力、缺乏抵抗力的元凶，因此，非逐滿無以成新國，要建立富強的國家，就必須驅逐滿族人。

章太炎的思想整體(ti) 上是種族主義(yi) 還是民族主義(yi) ，學術界存有很大的爭(zheng) 議【9】，但是，如果從(cong) 不同階段的思想特征而言，章太炎在1903年前後激烈的種族主義(yi) 色彩是十分明顯的。他自己在1906年前後對這種種族主義(yi) 立場進行了解釋。有人做如是問：晚清的民族矛盾的核心應該是對外敵，確切地說是西方的殖民侵略，而滿族已經積弱，所以“反對強種可也，何取以排滿為(wei) 幟耶？”章太炎的回答是：“民族主義(yi) 非遍為(wei) 人群說法，顧專(zhuan) 為(wei) 漢人說法耳。夫排滿即排強種矣，排清主即排王權矣。”【10】章太炎指出，排滿乃是當時最為(wei) 合宜的策略，排滿或許不是一個(ge) “高尚”的主張，但卻是當時最為(wei) 有效的革命動員手段，似乎承認排滿是革命“策略”。

沿著這個(ge) 思路，章太炎並不避諱他之提倡民族主義(yi) 主要是關(guan) 切漢人的利益，並非考究所有人的利益，因此他的思想的立場也是從(cong) 漢人的立場出發。他對康有為(wei) 的普遍主義(yi) 立場提出了尖銳批評。他在《學隱》篇中就對以大同為(wei) 理想而模糊民族邊界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wei) 這樣的學說無異是在為(wei) “漢奸”【11】張目。

章太炎與(yu) 康有為(wei) 對於(yu) 滿漢關(guan) 係的另一個(ge) 爭(zheng) 論點在於(yu) 如何理解滿族統治之下滿漢是否平等，漢人在清朝時期是否是滿族人的奴隸。

康有為(wei) 在《不能行革命書(shu) 》中認為(wei) ，清朝在價(jia) 值觀上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即已經“漢化”了，而隻是在服裝和發辮上以滿洲為(wei) 準，這個(ge) 做法被康稱之為(wei) “化漢”。而且清朝還廢除了明朝的一係列苛政，並推行納丁於(yu) 地的一條鞭法，這樣的製度使得造成人們(men) 妻離子散的徭役永久廢除，稱得上是“古今之最仁政”【12】。因此革命黨(dang) 對於(yu) 清朝統治的批評，也不應上升為(wei) 種族排斥。

康有為(wei) 進一步認為(wei) ，漢族人在清朝並沒有受到歧視，漢人有才者，也可以為(wei) 宰相，而在晚清，實際的政治控製權更是已經在漢族人手中。康甚至認為(wei) 滿漢並設，是有利於(yu) 漢人的做法。不過對於(yu) 八旗之設，康有為(wei) 並沒有為(wei) 之辯護，而是指出一直以來就有人提出改變的方案，以除其弊端。比如讓八旗子弟改業(ye) 農(nong) 工商賈，自謀生計，或是采取屯田的辦法。總之，如果光緒帝複辟的話，一定會(hui) “妥籌良法安置而改之”【12】。

對於(yu) 康有為(wei) 的上述言論，章太炎反駁說滿族人刻意維護他們(men) 的特權，清政府所采取的接受儒家之教化的策略隻是“愚民之計”而已。在章太炎看來，漢人在滿族統治的幾百年內(nei) 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平等對待，即使是晚近曾國藩、左宗棠等雖然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也隻是供滿族統治者驅使而已，正好說明漢族人是滿族人的奴隸。“夫所謂奴隸者，豈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諸將，倚畀雖重，位在藩鎮，蕞爾彈丸，未參內(nei) 政。”【13】清政府對於(yu) 漢族人始終存有防範之心，在章太炎看來，康有為(wei) 百般為(wei) 滿族統治者辯護，是要讓滿族統治永遠延續，而使漢族人永為(wei) 奴隸。

康有為(wei) 一直以保皇為(wei) 職誌，所以在他筆下，光緒皇帝是一個(ge) 英明勇武之君主，甚至認為(wei) 光緒那種“公天下而無少私，視天位如敝屣”【12】的境界，不僅(jin) 歐洲各國所未有，而且也是中國數千年所未聞。在他看來，晚清的政治失敗完全在於(yu) 慈禧和榮祿，是他們(men) 割地喪(sang) 權、推翻新政、串通義(yi) 和團，造成了中國的失敗。因此，湯、武式的革命，是要殺無道之桀紂，而不是有道且試圖改革的光緒。因此，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勤王討賊”，也就是救出皇帝而討伐慈禧、榮祿。

在章太炎看來，光緒皇帝連自己的權力都保不住，怎能擔得勇武之名。光緒皇帝即使想推行新政，其目的也並非真是為(wei) 了立憲，而隻是為(wei) 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力而已。相信滿洲貴族是為(wei) 國家之利益而著想就好比想象大海之水變成酒一樣，是徹底的幻想。康有為(wei) 之所以依然相信光緒，完全是為(wei) 了自己的私人前途，即希望在這個(ge) 機緣中獲得機會(hui) ，且從(cong) 此成為(wei) “彼固終日屈心忍誌以處奴隸之地者爾”【14】。

三、經學觀念影響下的政治手段差異

康、章之間政治立場的差異，與(yu) 他們(men) 在經學立場上的古今之異關(guan) 係密切【15】。

有學者通過對《訄書(shu) 》初刻本的研究認為(wei) ，章太炎在這個(ge) 時期的經學觀念依然深受康有為(wei) 的影響，而1904年《訄書(shu) 》重訂本的出版，“反映了章氏經學觀念上的激變，他將古文經學改造為(wei) 史學的基本傾(qing) 向大致奠定，與(yu) 康有為(wei) 分道揚鑣的獨立的新古文經學的基本觀念也做了初步的規劃。”【16】而這個(ge) 時間，已然是他寫(xie) 完《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之後了。

康有為(wei) 的經學立場同樣複雜。如果說康有為(wei) 在1890年代刊行的《新學偽(wei) 經考》和《孔子改製考》主要是發揮公羊學的“托古改製”思想的話，那麽(me) 1898年後康在流亡期間，他更為(wei) 看重如何使公羊學能夠麵對萬(wan) 國競逐的“新世界”。

康有為(wei) 十分注重三世說所內(nei) 含的“時”的觀念，認為(wei) 以當時中國人心未化之狀態，不應妄想立刻出現一個(ge) 華盛頓。這也是孔子之所以並未倡導大同之天下，而西方也沒有立刻推行大同之原因。他說：“今革命民主之方，適與(yu) 中國時地未宜，可為(wei) 理想之空言，不能為(wei) 施行之實事也。不然，中國之人，創言民權者仆也，創言公理者仆也，創言大同者仆也，創言平等者仆也；然皆仆講學著書(shu) 之時，預立至仁之理，以待後世之行耳，非謂今日即可全行也。”【17】康有為(wei) 舉(ju) 例說，他雖然主張天下大同，但是在這個(ge) 列強交爭(zheng) 的時代，他必然會(hui) 先愛自己的國家，這符合據亂(luan) 世要先內(nei) 其國外諸夏的原則。同樣，雖然主張天下為(wei) 公，但是在這個(ge) 家族主義(yi) 的時代，必然要先愛護自己的家人，總不會(hui) 先去關(guan) 心路人。“仆生平言民權、言公議、言國為(wei) 民公共之產(chan) ，而君為(wei) 民所請代理之人，而不願革命民主之事，以時地相反，妄易之則生大害，故孔子所以有三世三統之異也。”【17】在康有為(wei) 看來，中國既然是由據亂(luan) 到升平，那麽(me) 所應采用的自然隻有君主立憲，因此，他必反對以革命的方式走向共和，無論從(cong) 民眾(zhong) 的素質和對共和的了解諸方麵看，當時還不是革命之“時”。

章太炎《駁康有為(wei) 論革命書(shu) 》采用的是借力打力的手法，經常用康有為(wei) 自己的立論來指出其內(nei) 在的矛盾之處。

其一，駁斥康有為(wei) 的天命說。康有為(wei) 反對社會(hui) 上普遍流行的清朝天命已絕的說法，認為(wei) 光緒曆經患難而複出的經曆，均是天命所歸的表征。章太炎嘲笑康有為(wei) 拿天命說來為(wei) 光緒甚至清王朝的命運背書(shu) ，類似於(yu) 王莽麵對劉秀的軍(jun) 隊時所說過的“天生德於(yu) 予，漢兵其如予何”那種誑語。事實上，王莽最終被綠林軍(jun) 所殺。章太炎之所以用王莽來比擬光緒，是因為(wei) 康有為(wei) 在《新學偽(wei) 經考》中說劉歆偽(wei) 造《左傳(chuan) 》是為(wei) 了助王莽篡漢，在這裏是拿王莽來比喻康有為(wei) 著力維護的光緒帝，認為(wei) 光緒身上並無“天命”。

章太炎還玩起了文字遊戲，他說《中庸》書(shu) 中以“天命”為(wei) 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而光緒的名字是“載湉”，恰好帶有“載”，所以意味著努爾哈赤皇朝命運的終止，共288年。他說“往時魏源、宋翔鳳輩，皆嚐附之三統三世，謂可以前知未來，雖長素亦或竺信者也。”【18】這裏便是借公羊家之三世說來預示清朝的命運到光緒帝就該終結了。

其二，康有為(wei) 認為(wei) 對於(yu) 境內(nei) 的少數民族，應該采用公羊中“內(nei) 其國”的策略來融攝，而未來的太平世，各種族必然平等。章太炎說據亂(luan) 世和升平世依然處於(yu) 民族主義(yi) 的時代，在這個(ge) 時代宣傳(chuan) 滿漢一家的民族融合論，則是自悖其三世說的。“長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則今日固為(wei) 民族主義(yi) 之時代，而可溷殽滿、漢，以同薰蕕於(yu) 一器哉！時方據亂(luan) ，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說也？”【19】在章太炎看來，既然當下非大同之世，那麽(me) ，康提倡大同時代才可能的種族平等也屬於(yu) 躐等。

公羊學主複仇，這點卻為(wei) 康有為(wei) 所反對，因此也反對章太炎所主張的仇滿觀念。對此，章太炎認為(wei) 康有為(wei) 違背了公羊義(yi) 例。他諷刺康有為(wei) 說：“向之崇拜《公羊》，誦法《繁露》，以為(wei) 一字一句皆神聖不可侵犯者，今則並其所為(wei) 複九世之仇而亦議之。”【19】章太炎揶揄說：康有為(wei) 如果是一個(ge) 真誠的公羊學家，就應該主張向滿族複仇。

公羊學是儒家“革命”理論之大宗，但康有為(wei) 卻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康有為(wei) 擔心中國像法國一樣，由暴力革命而導致國家處於(yu) 混亂(luan) 的局麵。“夫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夫今誌士仁人之發憤舍身命而倡大變者，其初豈非為(wei) 救國民哉？乃必自殺數萬(wan) 萬(wan) 人，去中國人類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wei) ，況於(yu) 屠戮同種數萬(wan) 萬(wan) 人哉？且殺子而救其孫，既不為(wei) 智，況並孫而不能救，終於(yu) 相持而贈他人。試問中國同胞何仇於(yu) 彼，而造此無量之苦海惡孽乎？”【20】

因此，康有為(wei) 設想了一種社會(hui) 發展的路線圖，他認為(wei) 無君和均產(chan) 的社會(hui) 屬於(yu) 未來理想社會(hui) ，“歐洲須由立憲君主，乃可漸致立憲民主；中國則由君主專(zhuan) 製，必須曆立憲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20】他比較了歐洲各國的憲政曆程，認為(wei) 英國是看到了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社會(hui) 混亂(luan) 和生靈塗炭的後果，故而采取了君主立憲製，而最值得讚賞的則是德國用“專(zhuan) 製之權以變法，乃今最適時之靈藥、曾效之驗方，吾親(qin) 服之而致效。今德國驟強，亦天下所共見也。亦願抄此驗方，與(yu) 諸君共服之。”【20】

康有為(wei) 伸張王權的主張還有一個(ge) 重要的考慮是反對革命派所主張的自立主張，他並專(zhuan) 有一封信21致梁啟超和其他康門弟子，專(zhuan) 門討論印度自立而導致印度被英國所吞沒的教訓。他認為(wei) 在中國麵臨(lin) 強敵的情勢下，唯統一而成一大國，才有可能抵抗外敵，否則力量分散，更有可能被各國所滅亡。“今真能自立，則必各省相爭(zheng) ；即令不爭(zheng) ，而十八省分為(wei) 十八國。……則國勢不過為(wei) 埃及、高麗(li) 而已，更受大國之控製奴隸而已，如印度之各省獨立而授之外人而已。……夫今地球競爭(zheng) ，為(wei) 何時乎？自吾身所見，弱小之邦，歲月被滅，不可勝數。”【20】反之，德國和意大利，則因為(wei) 將國內(nei) 各小國合而為(wei) 大國，所以一躍而成為(wei) 歐洲之強國。“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hui) ，卒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為(wei) 德國，稱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權者，而必立薩諦尼為(wei) 共主，備力設法，而合十一邦為(wei) 意國，故能列於(yu) 眾(zhong) 大，為(wei) 歐洲之強國。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則日爾曼、羅馬紛亂(luan) 數十年，必永為(wei) 法、奧、俄所分割隸屬而已，豈能為(wei) 強霸之國哉！”【20】這或許是康有為(wei) 在印度流亡的直接體(ti) 驗所帶給他的啟示。

對於(yu) 康有為(wei) 主張立憲、反對革命的論說，章太炎的反駁則主要集中於(yu) 三點：

第一，革命和立憲都必然要經曆暴力的階段。章太炎認為(wei) 暴力階段並不能避免，任何社會(hui) 變革必要經過漫長的鬥爭(zheng) 才可獲得，並不能指望滿洲政府自動放棄他們(men) 的利益。“長素以為(wei) 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奧、德、意諸國，數經民變，始得自由議政之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旝變也？近觀日本，立憲之始，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此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wei) 立憲所無可幸免者。”【22】章太炎亦以世界各國的曆史特別是日本的曆史為(wei) 例來論證暴力的必然性。

章太炎進而認為(wei) 康有為(wei) 所主張的有君主主導的立憲並非真正意義(yi) 上的立憲，而依然是專(zhuan) 製。因為(wei) 立憲要依賴於(yu) 民權而非君權，那種祈求君主發仁心來立憲是於(yu) 理不通而可笑的。所謂革命，就是推翻阻礙變革的人，而不是去請求其同意。

第二，民智要待革命來開啟。章太炎認為(wei) 康有為(wei) 對“革命者”提出了過高的智力和道德的要求。進而言之，革命是培育人的智慧和勇氣的最佳方式，“人心之智慧，自競爭(zheng) 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22】革命是掃除舊俗、啟發公理的良藥。

章太炎進一步將革命的合理性訴諸於(yu) 民意。他說，從(cong) 太平天國的起義(yi) 和義(yi) 和團起義(yi) 來看，清朝已經失去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因此，清朝就應該是被革命的對象，為(wei) 了實現革命目標，甚至於(yu) 借助外力乃至割據自立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一部分人的自由也比所有人均遭受奴役要好一些。

第三，章太炎認為(wei) 君主立憲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他看來，君主立憲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安置滿洲貴族的問題，如果議院中的議員多是滿洲貴族的話，會(hui) 導致漢人在議會(hui) 政治中難以主張自己的權力，君主立憲依然會(hui) 是有君主而無立憲。的確，1905年之後的預備立憲過程中皇族內(nei) 閣的出現，也證明了章太炎的預見性。

從(cong) 革命派日漸壯大的趨勢看，這次圍繞著“革命”的康章論戰，章太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章太炎也因為(wei) 直接攻擊皇族而獲罪下獄。

尾聲：超越國家的“五無”與(yu) “大同”

鐵窗生涯促成了章太炎思想的一個(ge) 重大轉折，他在獄中閱讀了《瑜伽師地論》等大量佛教作品，完成了他的“轉俗成真”的思想轉化。盡管反滿革命的立場並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在《民報》時期，他對於(yu) 平等、國家、人類的前景等有了係統的思考，撰寫(xie) 了《齊物論釋》《俱分進化論》《國家論》和《五無論》等作品。而流亡初期的康有為(wei) ，則在重新注釋《論語》《孟子》《中庸》等作品的過程中，豐(feng) 富他的三世說，並在這個(ge) 階段完成了他影響巨大的《大同書(shu) 》。

有研究者指出，康有為(wei) 的大同理想具有一種強烈的普遍主義(yi) 傾(qing) 向，因此他並不認為(wei) 特殊的曆史是重要的。而章太炎則主張“一事一理”，所以，會(hui) 偏向於(yu) 民族主義(yi) ，並強調民族主義(yi) 的核心力量建立於(yu) 特殊的曆史之上。章太炎在給鐵錚的信中，開始比較明確地表明這種差別。“仆以為(wei) 民族主義(yi) ，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製度、地理風俗之類，為(wei) 之灌溉，則蔚然以興(xing) 矣。不然，徒知主義(yi) 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曆史為(wei) 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幹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曆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shu) 》，以至曆代書(shu) 誌、紀傳(chuan) ，亦孔氏曆史之學也。若局於(yu) 《公羊》取義(yi) 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曆史為(wei) 芻狗，則違於(yu) 孔氏遠矣！”【23】這封信可以解釋章太炎所一貫堅持的曆史民族主義(yi) 特色，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ge) 時期的章太炎始終存在著行動上的堅決(jue) 性和理論上的超越性之間的緊張。比如革命派的共和理念以實現平等的社會(hui) 秩序和國際秩序為(wei) 目標，但他的《齊物論釋》卻要告訴人們(men) “平等”本身所可能造成的悖論，即對於(yu) 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忽視會(hui) 犧牲個(ge) 體(ti) 的禮儀(yi) 。排滿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個(ge) 新的國家，但章太炎卻看到了國家對於(yu) “個(ge) 體(ti) ”的可能壓製。他說：“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ye) ，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24】出於(yu) 對三世說中所包含的進化主義(yi) 因素的不滿，章太炎在《俱分進化論》中提出了善惡互為(wei) 助力的可能性，這都構成了章太炎所特有的多層次的思考能力，也體(ti) 現出在排滿和反對殖民主義(yi) 的多重目標下，革命理論本身所需要的多重麵向，盡管這樣的思考對於(yu) 革命實踐本身也構成了自我解構。

在章太炎如此複合層次的思想層麵，我們(men) 卻也可以看到他與(yu) 康有為(wei) 在社會(hui) 理想上的“一致性”。在《五無論》中，章太炎說，現代人不敢突破自然的局限，所以會(hui) 接受國家和政府，而民族主義(yi) 則是這些社會(hui) 建製的價(jia) 值基礎。因此他向往一種超越民族主義(yi) 的“五無”境界，即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zhong) 生、無世界【25】。這會(hui) 令我們(men) 想起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中所設想破除了所有“邊界”的未來社會(hui) 。康有為(wei) 之佛學積累雖不若章太炎，但他的《大同書(shu) 》亦是從(cong) 眾(zhong) 生皆苦出發，來分析人類苦難的來源，並尋求解脫這些苦難的可能性。他認為(wei) 個(ge) 體(ti) 存在、家、國、種族這些因素都是人類利己心和互相爭(zheng) 奪的原因，由此，他主張要破除這些製約人類幸福的“界”而直奔大同理想。不過，康有為(wei) 認為(wei) 大同理想乃是他對未來社會(hui) 的設想，密藏而不發表，也沒有記錄表明章太炎讀過《大同書(shu) 》。但從(cong) 《五無論》和《大同書(shu) 》中，我們(men) 卻可以看到他們(men) 分歧背後的一致性，這就是對人間苦難的憐憫不忍之心。所差別在於(yu) 章太炎是以“無”來解構“有”，而康有為(wei) 則是存“有”體(ti) “無”。

注釋
 
1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現在是民族主義時代，非此難以立國，並轉告康有為，歐榘甲等人在文章中已經直接用“滿賊”等詞匯。見張榮華編:《康有為來往書信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93頁。
 
2章太炎:《客帝匡謬》，載《章太炎全集·訄書重訂本前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 頁。
 
3章太炎:《正仇滿論》（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補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2—227頁。
 
4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載《康有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327，327頁。
 
5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頁。
 
6 章太炎:《序種姓上第十七》，載《章太炎全集·訄書重訂本》，第169頁。
 
7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載《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28頁。
 
8 1899年梁啟超作《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一文，即從民與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來使用國民概念，從而使“國民”有了新的現代政治學上的含義。
 
9 汪榮祖認為章太炎之排滿是出於政治目的的宣傳策略，並非是一種信念，因此，不能將章太炎歸入“種族主義者”（racist）。見《章太炎對現代性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載氏著:《學人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7頁。
 
10 章太炎:《複仇是非論》，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282頁。
 
11 章太炎:《學隱》，載《章太炎全集·檢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1頁。
 
12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載《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27，328，315 頁。
 
13 章太炎:《答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79頁。
 
14 章太炎說:“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長素乘之，投間抵隙，其言獲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書於盤盂，勒於鍾鼎，其跡則公，而其心則隻以保吾權位也。”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0頁。
 
15 汪榮祖說:“今古文經學豈能作為變法與革命思潮的分野?嚴夷夏之防的春秋大義，恰恰是今文經學的發明。何以主今文經的康有為不排滿革命呢?……惟獨主古文經的章炳麟要大力排滿呢?所以，純從經學的師承來說明政治動向，是講不通的。長素倡導變法維新，非全賴今文經學;太炎宣講種族革命，更非寄托於古文經學。傳統的經今古文門戶之爭原不能涵容康、章兩氏的政治思想。”見汪榮祖:《康章合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
 
16 劉巍:《從援今文義說古文經到鑄古文經學為史學—對章太炎早期經學思想發展軌跡的探討》，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80頁。
 
17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載《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21，321 頁。
 
18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3頁。
 
19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77，178頁。
 
20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 316—317，325，320—321，323，324 頁。
 
21 康有為:《與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康有為全集》第六集，第334—349頁。
 
22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載《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182，184頁。
 
23 章太炎:《答鐵錚》（一通），載《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256 頁。
 
24 章太炎:《國家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484頁。林少陽指出:“章太炎《國家論》對‘國家’和‘政府’的關係處理似乎比較含糊。章太炎在高揚個體價值上與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相近，而對代議製與金權等關係應如何處理上又與自由主義對憲政的理想化有距離。章太炎主張法治，並不反對憲政本身，隻是對主權、國家權力的問題有著更為複雜的思考。在認為國家是壓抑個人的裝置方麵——因為在理論上根本否定國家——他更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色彩的無政府主義者相近。”（林少陽:《鼎革以文——清季革命與章太炎“複古”的新文化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301頁）的確，林少陽看到了這些矛盾的存在，但這並不是“含糊”，而是複合層次的呈現，體現出自相矛盾的樣子。
 
25 章太炎:《五無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第455—4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