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孝經》學述論

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兼古籍所所長、教授）

來源：《孔子學刊》第二輯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ge) 由農(nong) 民起義(yi) 成功建立的正統王朝，朱元璋也是一個(ge) 由中國農(nong) 民自己扶植起來和塑造出來的皇帝。應當說，朱元璋在思想感情上還是一直保持著與(yu) 民同其憂樂(le) 情感的，他對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學也並不反感。為(wei) 爭(zheng) 取更多的反元力量，他一改蒙元時期尚武輕文、“九儒十丐”的局麵，從(cong) 舉(ju) 義(yi) 伊始即重視收羅儒生和利用儒教。《明史·儒林傳(chuan) 序》稱：“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幹戈搶攘之時，所至征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xing) 起敎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為(wei) 無助也。”如朱升、宋濂、劉基諸人，都早早地被他羅至帳下，為(wei) 他出謀劃策。這些儒生也不辜負知遇之恩，為(wei) 朱元璋最終奪取天下貢獻了智慧和奇謀。

至正十六年（1356）七月朱元璋被“諸將擁立”為(wei) 吳國公；九月“如鎮江，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nong) 桑”，表現出對儒家聖賢的禮敬和對儒學之士的重用。奪取天下之後，又恢複科舉(ju) 考試，“製科取士，一以經義(yi) 為(wei) 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敎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特別是元朝後期綱常失度，孝悌不振，出現“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鴆兄。至於(yu) 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xi) ，恬不為(wei) 怪”等現象，“至於(yu) 閨闥之間，每多無別……其於(yu)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lun) ，瀆亂(luan) 甚矣”！朱元璋立國之後，特別注意綱常倫(lun) 理的重振和建設。於(yu) 是，儒學在經曆了蒙元衰微之後，在明代又得到複蘇和發展，儒家“孝悌”之道也走出元朝的低穀期，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提倡和強調。

一、朱元璋對孝悌的提倡

無論是出於(yu) 農(nong) 民階級樸素的親(qin) 親(qin) 情感，還是出於(yu) 永保萬(wan) 世一統大明江山的政治需要，朱元璋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儒家“孝悌之道”來作為(wei) 維係社會(hui) 穩定、促進家族和諧的道德力量。洪武元年（1368）即帝位後，立即“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wei) 皇帝、皇後，立太社、太稷於(yu) 京師，布告天下”，實現了《孝經》所謂“嚴(yan) 父配天”、“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的“大孝”之極至。

自己光顯了父母，也要天下讀書(shu) 人樹立此種意識。洪武十七年（1384）二月，李昂奉命將科舉(ju) 考試的法規頒行於(yu) 天下：凡三年舉(ju) 行大考一次，逢子、午、卯、酉年由省城舉(ju) 行“鄉(xiang) 試”，辰、戌、醜(chou) 、未年朝廷舉(ju) 行“會(hui) 試”。這年九月，在京城鄉(xiang) 試中，許多國子監生中舉(ju) 。朱元璋以為(wei) ：“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於(yu) 是下令禮部發布紅榜，到考生的原籍張掛，使他的鄉(xiang) 親(qin) 裏人普遍知道，以彰顯其光宗耀祖的效果。從(cong) 此之後，科舉(ju) 之途始重，而在舉(ju) 人家鄉(xiang) 張榜表彰，也就形成製度。

朱元璋作為(wei) 一個(ge) 布衣起家的皇帝，對貧賤父母養(yang) 育子女之不易有特別深刻的感受，從(cong) 而對子女應該報答父母養(yang) 育之恩的孝悌之道更有自己獨特的體(ti) 悟。一天，他看到在後苑庭中的一棵樹上一對老烏(wu) 哺子將雛的殷勤景象，使他頓生惻仁之心，大起孝悌之思。於(yu) 是寫(xie) 下一首語淺情深的《思親(qin) 歌》：

苑中髙樹枝葉雲(yun) ，上有慈烏(wu) 乳雛勤。

雛翎少幹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yu) 昏。

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內(nei) 存。

呼來呼去羽翎硬，萬(wan) 裏長風兩(liang) 翼振。

父母雙飛緊相隨，雛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烏(wu) 慟惻仁，人而不如鳥乎，將何伸？將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qin) 有似，不如鳥之至孝精。

歔欷，歔欷，夢寐心不泯！

你看那庭中樹上，一對老烏(wu) 為(wei) 哺育小鳥兒(er) ，辛勤捕食，朝夕不息；等小鳥羽毛稍幹，羽翼稍豐(feng) ，鳥媽媽、鳥爸爸又幫助小鳥兒(er) 練習(xi) 飛翔，不辭辛苦。而小鳥兒(er) 也頗知報恩，捕到食物後，竟然知道反哺於(yu) 鳥媽、鳥爸。這真是一幅老鳥將雛、小鳥反哺的真情圖景嗬！

烏(wu) 知慈幼，鳥知反哺，難道人類連鳥獸(shou) 都不如，竟然不知道孝親(qin) 敬長麽(me) ！他回想起自己那早死的父母，辛苦一輩子，最後竟落得凍餓而死，沒有享受到他當皇帝後的一天清福，真是令他夢寐難安，傷(shang) 悼不已！

也許正是對貧賤父母悲慘遭遇的哀憫和歉疚，朱元璋立國後，對孝悌之道特別強調和提倡。在洪武初年所發的許多詔書(shu) 中，他常常強調“孝親(qin) 忠君”，藉以重樹“忠孝”的社會(hui) 風尚和士君子人格。

在朱元璋看來，前代名臣之所以成功、名垂青史，也就在於(yu) 他們(men) 能夠以“忠孝”自勉，以做忠臣、做孝子為(wei) 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在諭布政使詔中說：“朕每觀前代名臣傳(chuan) 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為(wei) 務，然後孝於(yu) 親(qin) 而忠於(yu) 君。”他於(yu) 是要求地方官員，首要任務就是宣揚“孝親(qin) 忠君之道”：“其布政司官當方麵，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偽(wei) ，豈慮孝親(qin) 忠君之道不致哉？”

出於(yu) 對“忠孝”的強調，朱元璋對以“忠孝”教子的人，十分稱讚，並予以重賞。洪武四年（1371），禦史台管局官員宇文桂因事被拘問，發現他的囊中書(shu) 信多至百封，這些書(shu) 信不談政事，不講孝悌，“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

可難得的是，其中有一封家書(shu) 卻不一般，乃是平涼縣尹王軫之父托宇文桂轉交給兒(er) 子的家書(shu) ，這封家書(shu) 與(yu) 其它“皆欲禍人”的信件不一樣，王父在信中諄諄告誡兒(er) 子說：

凡事須淸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jian) ，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wei) 念……治民以仁慈為(wei) 心，報國以忠勤為(wei) 本，處己當以謙敬，學業(ye) 更須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shu) 及群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雲(yun) 雲(yun) 。

這封教兒(er) 子“清心潔己”、“以廉自守”的家書(shu) ，令朱元璋龍顏大悅，因為(wei) 他不是教兒(er) 子如何去鑽營、謀利，而是教他“以仁慈”治民，“以忠勤”報國，“以謙敬”處己，多多瀏覽“群經”、“熟讀新律”，這些都是這位剛剛建國、百廢待舉(ju) 的開國皇帝所迫切需要的。於(yu) 是朱元璋對之大為(wei) 稱賞，立即頒令天下予以褒獎，還賜以銀、絹、良藥等物，以示鼓勵。

雖說朱元璋自幼沒有讀過什麽(me) 書(shu) ，但卻對《孝經》非常熟悉，不僅(jin) 耳熟能詳，而且還順口成誦，隨文稱引。他在《翰林承旨誥》別出心裁地將今之“翰林院官”比附為(wei) 古之“五經博士”，說“於(yu) 斯之職，非博通今古，己身已修，己家已齊，善惡之人善惡，口無擇言，行無頹跡”不能為(wei) ，這裏就化用了《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等內(nei) 容。

又有詔敕說：“朕聞古之為(wei) 士者，誌在匡君濟民、立身揚名，崇父母、彰祖宗，必欲為(wei) 世之傑者也。”也化用了《孝經》“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的文句。

朱元璋還遠師《周官》“教治政令”之遺意，作《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裏；還禦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較，宣揚勸耕睦民、親(qin) 親(qin) 敬長等道德教條。

他甚至認為(wei) ，就是像孔子那樣的聖賢，也是因為(wei) 他們(men) 能夠“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所以才能“流今皆經而書(shu) ，曆代崇其德而先師焉”。

他悲歎前代“不才者眾(zhong) ，忠孝者寡”。勸導士子文人，無論是居家事學，還是出仕為(wei) 宦，都要以“患不能忠君”、“患不能盡孝”為(wei) 念，隻要常存“忠孝”之念，唯恐不能為(wei) 不能精，就會(hui) 成為(wei) 一個(ge) 永遠沒有憂患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聰明人：“昔智人患此，而豁然無患矣，此其所以智也。”

為(wei) 加強“忠孝”教育，朱元璋下令將曆代孝子、忠臣事跡輯錄出來，親(qin) 自作序，揭其“父母之親(qin) 天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的真理；還將奸臣傳(chuan) 也輯錄出來，編為(wei) 《相鑒奸臣傳(chuan) 》，以為(wei) 天下後世之警示。

朱元璋判定人好壞的標準，不是他的品德和操守如何高尚，而在於(yu) 他是否“盡忠盡孝”。他對漢代高隱嚴(yan) 光就持批評態度，說“當國家中興(xing) 之初”，嚴(yan) 光卻“棲岩濱水，以為(wei) 自樂(le) ”，而不是象名臣耿弇、鄧禹那樣：“生稟天地之正氣，孝於(yu) 家而尊於(yu) 師，忠於(yu) 君而理於(yu) 務”。在他看來，耿、鄧能行“忠”、“孝”，那才是真正的“濟人利物”之“正大之賢”。

對於(yu) 不忠之人，他自然要嚴(yan) 懲不貸，誅及九族；對於(yu) 不孝之人，他也是痛加責罰，決(jue) 不寬貸的。曾經有執法官問他，能否答應“捶父淩母”犯人的親(qin) 屬用“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方式為(wei) 之贖免呢？朱元璋堅決(jue) 地說：“《經》雲(yun)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yu) 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

從(cong) 以上引述中，我們(men) 不難發現，朱元璋重視“孝悌之道”，幾乎到了用“孝悌”來衡量一切善惡美醜(chou) 的程度。

同時我們(men) 還會(hui) 發現，朱元璋講孝悌時常常是“忠孝”連言，而且“忠”在“孝”先、“孝”由“忠”顯。“孝悌之道”已經不再是通過強調父子之親(qin) 、骨肉之愛等血緣親(qin) 情，進而推及忠君愛民的善良情感，而是甚至主要是以“忠君敬長”為(wei) 主導的政治隸屬關(guan) 係。

《孝經》提倡“事親(qin) 孝故忠可移於(yu) 君”的“移孝為(wei) 忠”的順序，在朱元璋這裏已經被顛倒過來――成為(wei) “先忠君乃能孝親(qin) ”了。“父子之道天性”、“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的原始親(qin) 親(qin) 倫(lun) 理，在朱元璋的詞典中，實際變成了“君臣之道天性”、“孝莫大於(yu) 忠君”的政治守則了。

這裏我們(men) 必須指出的是，由於(yu) 朱元璋對“忠大於(yu) 孝”、“下盡心於(yu) 上”的過分強調，孝悌這種本來具有“上行下效”對等情懷的倫(lun) 理，在明代卻被片麵地扭曲，成為(wei) 單方麵的子對於(yu) 父、臣對於(yu) 君的奴隸道德，因而一本帶有濃厚愚忠愚孝氣息的《二十四孝》，在此時便得到廣泛的傳(chuan) 播，其普及程度甚至超過了《孝經》本身。

二、明代後繼君王對孝悌的力行

當然，作為(wei) 開國之君的大明太祖如此宣揚“忠孝”，自然也會(hui) 產(chan) 生一些正麵影響，即使是威嚴(yan) 幽邃的禁宮和高高在上的皇族，也不能不在孝悌上有所表現。朱元璋的馬皇後率先積極響應，親(qin) 撰《勸世書(shu) 》，在《嘉言篇》中多引《孝經》之言，皇太子、漢王、趙王皆再拜恭受，退而焚香啟誦，惕然悚敬，鹹稱“母儀(yi) 萬(wan) 方，化行四海”。

從(cong) 此之後，“列聖繼承，有隆勿替”。明朝對皇後德行，首先考察的就是孝行，她們(men) 死後立諡法，都要冠以一個(ge) “孝”字，如太祖高皇後“孝慈”，成祖徐皇後“仁孝”，仁宗張惶後“誠孝”，宣宗孫皇後“孝恭”，英宗錢皇後“孝莊”、周太後“孝肅”，等。試想，一個(ge) 兒(er) 媳無論她多麽(me) 漂亮，多麽(me) 能幹，如果她對父母、公婆不能孝順，對兄弟姊妹不能友愛，那還算個(ge) 好兒(er) 媳麽(me) ？特別是一個(ge) 身居皇後、皇妃位子的後妃們(men) ，如果她們(men) 不能孝親(qin) 睦族，那還能夠母儀(yi) 天下、化民成俗麽(me) ？無怪明朝要一絲(si) 不苟地考察後妃們(men) 是否仁孝了。

明朝曆代皇帝、各位親(qin) 王，都要以孝道相勖勉。永樂(le) 帝除委人編纂儒家修身要樞、政治典範的《四書(shu) 五經大全》，以為(wei) 士子讀書(shu) 的標準外，還命令文學侍從(cong) 們(men) 編纂“《傳(chuan) 心要語》一卷、《孝順事實》十卷、《為(wei) 善陰騭》十卷”，用以勸孝勸悌、教仁教忠，這些書(shu) 在明代一朝遵用。

《明史·選舉(ju) 誌一》載：“萬(wan) 曆中，定宗室子十歲以上俱入宗學。……令學生誦習(xi)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為(wei) 善陰騭》諸書(shu) ，而《四書(shu) 》《五經》《通鑒》、性理，亦相兼誦讀。”

朱鴻說：“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首以六事為(wei) 訓。成祖文皇帝繼統，刊行《孝順事實》，頒示天下。列聖相傳(chuan) ，益隆孝治。”所謂“六事”，即《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要求對親(qin) 人孝悌，對朋輩友愛，對鄰裏和睦，對親(qin) 戚親(qin) 和，遇事有擔待，遇弱能仁恤，這是朱元璋首先告誡天下之人應當做到的。他兒(er) 子朱棣當皇帝後，又特別將古今賢達之人的孝悌事跡類編起來，以為(wei) 天下人之榜樣。由於(yu) 這兩(liang) 位為(wei) 大明定立製度、確立傳(chuan) 統的皇帝的提倡，後來繼世之君都轉相傳(chuan) 承，使大明的“孝治”越發突出。

分封在外的藩王們(men) ，也多能以忠孝相表率，明代諸王中，有“性孝友恭謹”、“以孝聞”（《明史·諸王列傳(chuan) 》“秦湣王樉傳(chuan) ”）之稱的不乏其人。這些藩王及其後繼者，或“以賢孝聞”、“孝友好文學”、“以節孝旌”、“以仁孝聞”（《明史·晉恭王棡傳(chuan) 》）；或“以孝行聞於(yu) 朝”、獲“賜祠額曰‘崇孝’”、“事其父以孝聞”（《明史·周定王橚傳(chuan) 》）；或“事母至孝”、“以仁孝著稱，武宗表曰‘彰孝之坊’”（《明史·楚昭王楨傳(chuan) 》）。

特別是洪武十一年獲封於(yu) 蜀的獻王朱椿，更是諸王中恭行忠孝的模範。蜀獻王椿喜好讀書(shu) 、能做學問，“博綜典籍，容止都雅”，有“蜀秀才”之稱；他就封於(yu) 蜀之後，聘請當代大儒方孝孺為(wei) 其師傅，興(xing) 辦郡學，資助清貧學者，倡行教化，史稱“以禮教守西陲”，“蜀人由此安樂(le) 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明史·蜀獻王傳(chuan) 》）。

蜀獻王還“以孝率民”，“摹印《孝經》，頒於(yu) 境內(nei) ”。又有人以元鄒鉉的《壽親(qin) 養(yang) 老新書(shu) 》來獻，蜀獻王“覽之終卷”，見其中“扶衰防患之具、道誌怡神之說，鹹備載而無遺”，甚有功於(yu) 民眾(zhong) 增孝繼誌，於(yu) 是再度刻行此書(shu) ，以廣其傳(chuan) 。

三、明代《孝經》的普及

上有所倡，下必隨之。有皇帝號召於(yu) 上，就必有臣工回應於(yu) 下，於(yu) 是“忠孝”在明代得到空前提倡，父之教子，婦之勖夫，皆以“忠孝”為(wei) 本。嘉靖時議禮名臣楊爵“家書(shu) 二十五則，諄諄以忠孝勖其子孫，未嚐一言及私”。

《孝經》這部言孝教孝的經典，在明代也被推崇到無所不能、無所不驗的神聖甚至神秘的地步，被推為(wei) “不可思議”的“極靈極變之書(shu) ”，似乎一提倡《孝經》，就自然會(hui) 出現祥光瑞景，可以消災彌難，異端邪說自然而息。

一代名儒陳繼儒說：

餘(yu) 嚐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鬥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xi) 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ju) ，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wu) 鵲同巢、盜賊弛兵過而不敢犯孝子鄉(xiang) 。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極靈極變之書(shu) 。何至令浮屠、老子旁行禍福之說於(yu) 天下？經正則庶民興(xing) ，其惟《孝經》乎！

明代推崇“四書(shu) ”，有以《四書(shu) 》代替《五經》的傾(qing) 向，但是對《孝經》卻並不忽視和放棄。不僅(jin) 沒有放棄，而且還認為(wei) 《孝經》是《四書(shu) 》的根本、是《六經》之總會(hui) ，故於(yu) 教學最宜擺在優(you) 先的地位。

餘(yu) 時英《孝經集義(yi) 自序》就分析《四書(shu) 》說：昔者，夫子與(yu) 群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可是《論語》的首篇卻歸結為(wei) “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孟子》七篇，所討論的無非“仁義(yi) ”，可是孟子在解釋什麽(me) 是仁義(yi) 本質特征時，卻總歸於(yu) “事親(qin) ”（孝）和“從(cong) 兄”（悌）。《大學》也強調“孝”是“事君”的前提，是“治國平天下”的關(guan) 鍵。《中庸》也認為(wei) “為(wei) 政”在於(yu) “修身”，最終也歸結到“親(qin) 親(qin) 為(wei) 大”。於(yu) 是他總結說：“由是而觀，則知《四書(shu) 》固道德之藴奧，若《孝經》一書(shu) ，又所以立其本而養(yang) 正焉者也。”從(cong) 而證明《孝經》是《四書(shu) 》原理的根本，是立身行道首先應當培養(yang) 的正道所在。

曹端撰《孝經述要自序》，又從(cong) “孝悌”與(yu) “仁德”關(guan) 係的角度進行了論證：“性有五常，而仁為(wei) 首；仁兼萬(wan) 善，而孝為(wei) 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為(wei) 仁，為(wei) 仁莫大乎行孝。行孝之至，則推無不準，感無不通。……‘孝’雲(yun) 者，至德要道之總名也；‘經’雲(yun) 者，持世立教之大典也。然則《孝經》者，其《六經》之精義(yi) 奧旨歟？”

《六經》是講五常之性（即仁、義(yi) 、禮、智、信）的，而五常中又以仁德最為(wei) 首要。仁是各種善德的總合，而孝又是仁的發端。仁是從(cong) 親(qin) 親(qin) 這種基礎的德行推廣開來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悌就是行仁的最先途徑。君子就是要懂得推廣自己的本性，而推廣本性就是要體(ti) 悟到仁德，而行仁最關(guan) 鍵的就是孝悌。同理可推，孝悌就是仁義(yi) 的核心精神，而《孝經》就是《六經》精義(yi) 和奧旨所在。

既然《孝經》涵攝了《六經》“精義(yi) 奧旨”，是“立本”“養(yang) 正”之書(shu) ，那麽(me) 隻要《孝經》推廣了、流行了，《六經》之義(yi) 、《四書(shu) 》之蘊也就盡在其中了。從(cong) 前漢儒強調“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朱子強調“為(wei) 學先須從(cong) 《四書(shu) 》始”，現在看來，隻要通過熟讀《孝經》，這些深奧的大道理就能迎刃而解了。

於(yu) 是王禕《孝經集說序》雲(yun) ：“孝者，天之經，地之義(yi) ，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yu) 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yu) 為(wei) 孝，曷有間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學必以《孝經》為(wei) 先，則以聖言雖眾(zhong) ，而《孝經》者實總會(hui) 之也。是書(shu) 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guan) 於(yu) 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當時藏書(shu) 之家也想仿照南朝人的做法，想將《孝經》列居群書(shu) 之首。嘉靖九年（1530）崔汲“作小樓於(yu) 家塾之尾”，請問其父銑應該“貯何書(shu) ”？崔銑對他說，隻要藏“數卷”有用之書(shu) 即可矣，遂作《數卷樓記》：“取《孝經》《四書(shu) 》《易》《書(shu) 》《詩》《春秋》《儀(yi) 禮》《小戴禮》《周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氏三書(shu) 《易傳(chuan) 》《程誌》《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氏傳(chuan) 》、溫公《通鑒》《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選詩》，曰此支言也。”這裏就是將《孝經》置於(yu) 眾(zhong) 經之首、群籍之端的地位。陸德明《經典釋文》曾說：“王儉(jian) 《七誌》，《孝經》為(wei) 初”，崔氏此說即其翻版。

針對宋人以《孟子》代替《孝經》的做法，祝允明覺得應當予以糾正，提出科舉(ju) 考試應以《孝經》取代《孟子》，與(yu) 《論語》共同處於(yu) 必讀必考的地位：“《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yu) 《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shu) 》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國初亦嚐欲廢罷。故愚以為(wei) ，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並引《孝經》同升以為(wei) 一經，《孟子》隻散諸論場為(wei) 便。”

明人對於(yu) 民間教化，也是首以《孝經》為(wei) 教。隆慶中，葉春及《惠安政書(shu) 》所舉(ju) 《明倫(lun) 五條》，第一條說：“一、孝順父母，乃高皇帝口授吾民第一義(yi) ，欲盡斯道，宜如《孝經》。《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yang) 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蓋分之能為(wei) 者如此。嗟夫，父母之德，豈有極哉！”

葉氏在其書(shu) 《社學篇》中，製定教學之規時，也是以《孝經》為(wei) 首的：“年小者隻教一二句而止，或教《孝經》《三字經》，不許用《千字文》《千家姓》《幼學詩》等書(shu) 。以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然後治經。”

可見，由於(yu) “高皇帝”朱元璋的提倡，明代社會(hui) 無論是正風俗、明人倫(lun) ，還是幼兒(er) 啟蒙昧、學詩禮，《孝經》都在首先必讀必講之列。

更有進士王立道著論，欲將《孝經》與(yu) 《尚書(shu) 》《論語》並為(wei) “三經”：“紀言專(zhuan) 乎右史，六經莫古於(yu) 《尚書(shu) 》；立教昉於(yu) 素王，四子獨尊夫《論語》。暨《孝經》垂訓於(yu) 千古，由曾參請益於(yu) 一時。誦其言，莫非洋洋之聖謨；資其理，足成蕩蕩之王道”雲(yun) 雲(yun) 。以為(wei) 《尚書(shu) 》是六經中最古老的，《論語》是四書(shu) 中最首要的，而《孝經》則是儒者垂訓立極最切緊的。隻要讀此三經，就可以知道聖人的深謀遠慮，實現普天同慶的王道政治。

在明代，隻要《孝經》不丟(diu) ，勤加研習(xi) ，也就會(hui) 有進身出仕的機會(hui) 。謝應芳於(yu) 元末避亂(luan) 於(yu) 新鄭，顛沛流離之中耽誤了對兒(er) 孫的九經教育，但他卻憑借自己的記憶，向兒(er) 輩教習(xi) 了《論語》《孟子》《孝經》諸書(shu) 。他有詩記其事曰：“阿翁眠食龜頭舍，兒(er) 子耕耘犢鼻裩。記得《孝經刋誤》本，尚能口授教曾孫。”

他於(yu) 戰亂(luan) 之中，堅持校勘經典、研習(xi) 儒籍，當時有人不理解，勸他“勿自苦”，他卻堅信《孝經》乃“聖教”所在，是“顯親(qin) 揚父母”的資本，於(yu) 是又有詩記道：“龍鍾去年冬，修書(shu) 辨魚魯。吾兒(er) 念吾衰，勸我勿自苦。吾嚐責吾兒(er) ，曾讀《孝經》否？聖人教斯民，揚名顯父母。窮達固有命，劬勞何敢負？芟夷兔園冊(ce) ，於(yu) 道或小補。方誦《蓼莪》篇，安知又初度？存順沒吾寧，全歸冀朝暮。”

洪武初，正是這種看似淺薄、簡單的教育，幫助謝應芳的子孫謀得了功名。當地方官以“通經”推薦其孫謝塏時，塏以未通《六經》欲辭，應芳乃作詩勉之：“猗歟古聖賢，遺言存簡編。《孝經》及《論語》，《孟子》書(shu) 七篇。載道繼六籍，煌煌日星懸。斯文覺斯民，千有五百年。汝生家避兵，《九經》失青氈。借書(shu) 二三策，教汝朝暮間。大哉孔孟學，曾如管窺天。還鄉(xiang) 願卒業(ye) ，奈汝多迍邅。……天朝恩惠寛，茅拔茹或連。立身報君親(qin) ，慎勿違至言。”殊不知謝塏深通《孝經》《論語》，正好迎合了朱元璋強調“忠孝”的聖懷，果然一舉(ju) 而中。

謝應芳高興(xing) 之餘(yu) ，又寫(xie) 一詩給孫兒(er) ，要他學習(xi) 趙普盡忠效主，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龍門一躍去年秋，徑著青袍赴遠遊。半部《魯論》堪輔世，政須忠藎繼前修。”得意之中，他沒有忘記將這一經驗傳(chuan) 授給他的朋友們(men) ：“西北風高寒露零，牽蘿補屋揵柴荊。看雲(yun) 長日烏(wu) 皮幾，夜夜教兒(er) 讀《孝經》。”

與(yu) 此一情形相同的，還有東(dong) 阿儒學訓導黃玨。玨“生於(yu) 元季兵亂(luan) 之際，稍長而端重喜學，時舉(ju) 家竄匿岩穀中，山長公愛之，取瓦石書(shu) 《孝經》《論語》授之，手捧瓦石誦不輟口”。

《孝經》既可以勸善，又可以助人發身入仕，還可自娛，故一些安貧樂(le) 道之士，也就以講授《孝經》為(wei) 樂(le) ，明代著名書(shu) 畫鑒賞家長洲人朱存理即其人也。朱氏自記說：弘治二年（1489），避暑於(yu) “溪南東(dong) 郭主人”之二鬆下，“攜書(shu) 一束、琴一張、酒一壺，竹床石鼎”居焉。溪上之人知有博學之人在其鬆下，於(yu) 是“有童冠數人來，以予講《孝經》《論語》之書(shu) ”。朱氏為(wei) 之講授，自謂“予得以孔子之說導夫人，而吾樂(le) 在於(yu) 斯焉”！

至於(yu) 鄉(xiang) 裏塾師，亦多以《孝經》為(wei) 教學之本。葛昕回憶說：“餘(yu) 為(wei) 諸生時，猶及見蒙少必讀《小學》，而《孝經》一書(shu) ，即窮鄉(xiang) 塾師，亦知令其徒童而習(xi) 之。”

朱鴻也說：“或疑《孝經》乃童蒙習(xi) 讀之書(shu) ，世有以淺近忽之者。殊不知童蒙雖未曉道理，然良知良能固自在也。開蒙而先授以《孝經》，則四德之本、百行之原，教從(cong) 此生、道從(cong) 此達，由是而為(wei) 賢為(wei) 聖，胥此焉出矣。若舍《孝經》而遽讀他書(shu) ，何能進步？此《孝經》所以為(wei) 徹上徹下之書(shu) ，所當先務者也。”

由於(yu) 科舉(ju) 以《四書(shu) 集注》發題，故士子非《四書(shu) 》不讀；而製行又以《孝經》為(wei) 準，故儒者亦舍《孝經》而無觀。泰州王艮“七歲受書(shu) 鄉(xiang) 塾，貧不能竟學，父灶丁冬晨犯寒役於(yu) 官，艮哭曰：‘為(wei) 人子，令父至此，得為(wei) 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謹”，這無疑是一個(ge) 知道孝順的青年。可是“艮讀書(shu) 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後因師從(cong) 王守仁，乃稍稍改變這一習(xi) 氣。王艮、王畿是王守仁兩(liang) 大弟子，王艮早年學習(xi) 尚且局限到“止讀《孝經》《論語》《大學》”三書(shu) 的地步，其它尋常儒士之唯《孝經》《四書(shu) 》是守，亦可知矣！

上層士大夫推重聖化《孝經》，下層民眾(zhong) 就進一步迷信神化《孝經》，就像當時普遍盛行的佛、道二教誦經、念佛一樣，一些人也將《孝經》作為(wei) 祈福禳禍乃至超度親(qin) 人亡靈的經典。

永樂(le) 初，高涼梁惟正新婚初別，留在家中的夫人就夜夜為(wei) 之念誦《孝經》為(wei) 之祝禱，王恭有詩記其事說：“清門女大初嫁夫，射中金屏與(yu) 夢符。勉郎也似樂(le) 羊婦，懷節偏同曹大家。郎騎驄馬西台客，妾向空閨侍姑側(ce) 。朝吟劉向《列女》篇，夜誦曾參《孝經》策。願為(wei) 王雎不顧情，願夫天路受恩榮。銅魚山崩海水竭，世上應磨賢婦名。”

洪武時期，侯官處士林德“自恨曠學”，臨(lin) 死之際，“切切囑其諸子”，不要和尚、道士念經，而要諸子“日誦《孝經》《論語》於(yu) 靈座側(ce) ”，以便自己的亡靈能夠安然升入天國。

與(yu) 宋代一樣，明代無論是皇室、親(qin) 王，還是民間草野；無論是大人君子，還是女子婦人，隻要稍有條件，莫不以《孝經》《論語》為(wei) 發蒙的幼學教材。明清時期的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幼習(xi) 《孝經》，少年立誌，遂致有所成立。

如王冕之“六歲通《論語》《孝經》大義(yi) ”；金幼牧弟幼孚“方髫齓時”其父“教以《孝經》《論語》，不數過輒能背誦”；向寶“五歲能誦《孝經》，七歲通《四書(shu) 章句》”；宋禮“自幼聰敏，母曾氏教以《孝經》《小學》”；國子祭酒李懋“七歲，《孝經》《小學》《四書(shu) 》皆已成誦”；蔡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shu) 何為(wei) ，對曰：欲為(wei) 聖賢耳。”

都禦史陳智“自幼岐嶷異常兒(er) ……嚐讀《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於(yu) 後世，以顯父母’，師為(wei) 釋其義(yi) ，即拱手曰：‘智敢不勉。’”

朱用純“晨起謁家祠退，即莊誦《孝經》數遍，手書(shu) 其文教學者。置義(yi) 田，修墓祭，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間”，等，不勝枚舉(ju) 。

用儒家經典來教育小兒(er) ，用傳(chuan) 統孝道來激勵士氣，許多地方、許多家族已經相沿成俗，形成一時風氣，雖高陽酒徒、閨門弱女也不例外，這大大地改善了地方風俗和社會(hui) 治安。

泰和人張源春，性“酷嗜酒，然甚愛其女”，稍一停杯息盞，“輒呼其女而教之，《孝經》《論語》，皆其口授也”。

明初“三楊”之一的楊士奇也是泰和人，他在《石岡(gang) 書(shu) 院記》記載故鄉(xiang) 風俗說：“吾嚐竊謂吾郡之俗，所為(wei) 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yi) 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shu) 》不習(xi) ；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yi) 。凡城郭閭巷、山溪林穀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儒生－引者），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茍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yu) 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xiang) 之俗如此。”

“雖至貧，不肯棄《詩》《書(shu) 》不習(xi) ；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而曉其大義(yi) ”這是多麽(me) 珍貴的樂(le) 學尊教的傳(chuan) 統嗬！有了《詩》《書(shu) 》之仁義(yi) 、《孝》《論》之德行，何愁而不治？用於(yu) 家則家理，移於(yu) 鄉(xiang) 則鄉(xiang) 安，治於(yu) 國則天下太平。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yu) 樂(le) ；安上治民，莫善於(yu) 禮。”又說：“教民親(qin) 愛，莫善於(yu) 孝；教民禮順，莫善於(yu) 悌。”泰和一方之善風美俗之形成，不能不說與(yu) 崇儒貴孝有莫大關(guan) 係。

經開國之君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明代後繼之君的身體(ti) 力行，儒家的“孝悌”之道在明代又得到大力複蘇和推廣，《孝經》也在明代得到更大範圍的普及。但是，也是由於(yu) 朱元璋對“孝悌”之道的片麵理解和強調，使孝悌這一親(qin) 親(qin) 情感，向忠君報主方麵嚴(yan) 重傾(qing) 斜，導致了明清以來愚忠愚孝思潮的產(chan) 生和盛行。明代，無疑是孝悌文化在經曆了元代破壞後的複蘇時期，但也可視為(wei) 儒家孝悌觀念被專(zhuan) 製君主利用和誤導，因而產(chan) 生消極影響的重要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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